20世紀漢語新詞語研究

導語：20世紀漢語新詞語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變革，新詞語大量涌現，與新詞語相關的研究也隨之興起。本文將對新詞語的研究按照時間順序分為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新世紀以來三個時期，試圖厘清對新詞語研究的脈絡，為今后的新詞語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新詞語；詞典編纂；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新事物和新理念層出不窮，隨之而來的是新詞語的大量涌現。新時期對新詞語的研究是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并逐步發展起來的，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飛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在新世紀，對新詞語的研究也有了質和量的突破，具體表現如下：

一、20世紀80年代的新詞語研究

這一階段對漢語新詞新語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點：（一）20世紀80年代社會語言學角度下的漢語新詞研究。所謂社會語言學，即研究社會跟語言之間的相互關系。在1980年和1983年，陳原相繼出版了《語言與社會生活》[1]和《社會語言學》[2]，前者通過列舉一些語言實例，論證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對語言詞匯產生的重大影響；后者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觀察語言的變化，通過語言探索社會生活的圖景。兩者都涉及到了新時期社會語言事實的收集和整理，其中不乏對新詞語個案進行描寫和剖析的嘗試。隨后，陳原先生在《關于新語條的出現及其社會意義——一個社會語言學者在北京街頭所見所感》（1984）一文中進一步提出：“社會語言學家對新語條的出現應當給予極大的關心。即使出現了將來肯定被淘汰的新語條，社會語言學家仍然要付出足夠的精力去完集、比較和分析，并評定它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意義。”[3]作為一個語言學者，他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挖掘這些新語條的社會價值，闡述其社會意義，并將社會語言學的調查研究方法運用到新詞語的研究中來。在陳原等學者的呼吁下，人們對新詞語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對新詞語各個方面的解說，逐漸成為詞匯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為后世研究新詞語積累了經驗，開辟了道路。但是，也存在著過度強調新詞語的社會作用和文化意義而忽視了語言本體研究的問題。（二）20世紀80年代漢語新詞語的本體研究。所謂本體研究，即從語言本體出發，研究新詞語在來源、構成方式等方面的特點。在呂叔湘、陳原等學者的呼吁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新詞語，對新詞語的研究也逐漸聚集到詞匯本身。在新詞語概貌的早期研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沈孟瓔。她在《新詞語詞義之概貌》（1986）[4]一文中總結了新詞語的特點，同時分析了新等義詞義形成的原因以及新義對整個新義系統產生的影響。在1987年沈孟瓔又發表了《新詞語構成特點縱覽》[5]一文，論述了新詞語的構成特點。其新詞語詞義和語素義具有同一性，三音化新詞語日益增多等觀點對后世學者研究新詞語詞義具有引導作用。（三）20世紀80年代新詞語的規范研究。新詞語的規范問題研究是伴隨著新詞語的產生而產生的。陳原（1987）[6]認為新詞語的規范問題是新詞語研究的緊要任務。顧設（1987）[7]提出，對待新詞新語，應該多點寬容精神，要尊重語言發展的規律。顧設先生的觀點后來被許多語言工作者所采納，成為新詞語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標準。（四）20世紀80年代漢語新詞語詞典編纂研究。王德春（1980）[8]最早提出編寫新詞語詞典的想法。呂叔湘于1984年發表《大家來關心新詞新義》[9]一文，指出現有的詞典、字典對新詞語的收錄不夠重視。對于詞典編纂中新詞語的收錄，呂叔湘為新詞語詞典編纂工作的收詞范圍樹立了一個明確的標桿。在詞典編纂上，沈孟瓔先生的《新詞·新語·新義》[10]收錄了331條新詞新語，并注明結構類型、詞性、語法功能。這本書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詞語詞典，但它的出版不僅是對現有詞典收錄詞語的查漏補缺，也為新詞語詞典編纂工作起了引領作用。不足之處是收詞范圍不夠廣泛，在幾個新詞語的詞源探究上做得不夠詳細。由閔家驥等人編寫的《漢語新詞詞典》（1987）[11]是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新詞語詞典。在體例上，它使用漢語拼音注音，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列成典，每個詞語標注詞性，每條詞目下有兩到三條例證。《漢語新詞詞典》的出版，為后來新詞語編纂工作的日益繁榮奠定了基礎，具有開創性的貢獻。總之，這一時期的新詞語研究不重視語言本體，即使觸及到新詞語本身也大多停留在概貌式的分析。語料多為個別研究者少量新詞的個別經驗和個體體驗，一般采用總結、歸納的研究方法，整體上仍屬于新詞語的初創階段，但其研究成果為后人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20世紀90年代的新詞語研究

改革開放使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伴隨著新事物、新概念的涌現，對新詞語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個高峰。另外，經過上一時期許多學者的研究積淀，對于新詞語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相關論文研究及新詞語詞典的編纂工作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一）20世紀90年代新詞語的本體研究。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對于新詞語的概貌式研究，學者們將重心轉向了對于新詞語的專項化探討，研究層次更加深入，研究視角更加多樣。在研究內容上，對新詞語的構詞法、語音、語義等都有涉及。比如，關于在新詞語構詞法上，王海棻（1990）[12]對《漢語新詞詞典》中所收新詞語的結構方式進行了全面地分類。有的語言學者重視探索詞義和語素義之間的關系，如沈孟瓔（1995）[13]從不同方面進行觀察，分析新詞語詞義表面化傾向的問題以及造成這種現象原因。還有的學者從詞義色彩的角度研究新詞語。如姚漢銘（1992）[14]摘錄了二百多個具有個感情色彩的新稱說語，并總結這些情感新稱說語背后的成因。在語音研究上，對四音節詞的研究成為一個新的熱點。沈孟瓔（1995）中著重考察了新四字格的特點，即結構的凝固性弱，實際含義與字面義基本一致等。楊曉黎《四音節新詞語及其成因》（1996）[15]中通過統計指出四音節詞語在新詞語中已成為最重要的部分。這些學者或從詞匯學的角度出發，或運用修辭學的相關理論，對新詞語本體做了更細致的考察。（二）20世紀90年代宏觀視角下的新詞語研究。20世紀90年代關于新詞語的研究已經開始跳出20世紀80年代關于語言演變“共變論”的藩籬，轉而從宏觀視角探索新詞語的顯現、推廣、預測、隱退、品位等等。如周洪波（1994）[16]從新詞和新義兩方面入手，對潛在的可能出現的新詞語進行預測，根據已經顯現的詞語來反推那些尚未出現的新詞語。這種從動態的角度研究語言的方法，對新詞語研究的進一步科學化具有重要的意義。王鐵琨（1999）[17]從不同角度出發歸納了新詞語隱退的五種原因，并呼吁語言學者多關注新詞語的退隱問題，根據新詞語是隱退的原因，總結新詞語隱退的規律，彌補了新詞語隱退問題研究的空缺。（三）20世紀90年代新詞語詞典編纂研究。詞典是詞匯研究成果匯總的一個重要體現。隨著新詞語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多種不同規模的新詞典應運而生，新詞語編纂工作進入一個繁榮發展的局面。具體體現在：第一，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語委成立了新詞新語研究課題組，對新詞語進行搜集整理研究，連續出版了四本編年本詞典、多本多年本詞典，為新詞語的研究及新詞語詞典的編纂起到了引領的作用。因此，這一時期，新詞語詞典的出版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的局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詞典有：《漢語新詞新義詞典》（1991），《現代漢語新詞詞典》（1994）等。第二，論述新詞語詞典編纂的論文蜂擁而出。王鐵琨的《新詞語的判定標準與新詞新語詞典編纂的原則》（1992）[18]提出了新詞語判定的四條標準和新詞語詞典具體編纂過程中需要遵循的四個原則，對新詞語詞典編纂的實際運作起了規范和引領作用。李建國在《新詞新語研究與辭書編纂》（1996）[19]一文中批評了新詞語詞典編纂工作中存在的詞典質量多而不優，選詞標準和實際操作認識不清，編寫詞典急功近利等現象。第三，出現了編年體的詞典，如《1991漢語新詞語》（于根元，1992）[20]成為建立年鑒式新詞語檔案的有益嘗試，填補了我國新詞語詞典編纂的一項空白。第四，出現了各種流行語詞典。如《上海話流行語詞典》（阮恒輝、吳繼平，1995）[21]，廣泛收錄了當時社會上海話中活躍的流行語。（四）20世紀90年代字母詞的整理與研究。1994年劉涌泉在《談談字母詞》[22]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字母詞的概念：“漢語中帶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達的詞，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它是一種新形式的外來詞”。他按照字母的數量將字母詞分為單字母的字母詞、雙字母的字母詞、多字母的字母詞三種類型，建議詞典編纂者應該把字母詞收錄進來，為后來的字母詞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關于字母詞的詞典收錄問題，齊魯書社早在1987年出版的《現代漢語新詞詞典》[23]就收錄了15條字母詞，在字母詞入典方面做了可貴的較早的探索。《現代漢語詞典》[24]修訂本1996年版正文后附有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共39條。這是字母詞第一次進入國家級語言文字權威部門編纂的漢語詞典。總之，這一時期新詞語的研究視角更加深入，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都有涉及，新詞語詞典的編纂工作開始受到普遍關注，各種類型的新詞語詞典為后世積累了一大批寶貴的語言材料。不足之處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方法還是以感性地舉例和歸納為主，缺少理論和數據支撐。

三、21世紀的新詞語研究

進入新世紀，國外語言學先進的理論方法被引進，新詞語的研究視野進一步拓寬，在國內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新詞語的研究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呈現出繁榮局面。（一）21世紀研究方法的轉變。盡管我國的新詞語研究工作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還存在主觀判斷性強、語料選取不充分、缺少整體的詞匯研究觀等問題。在21世紀，許多學者開始嘗試在新詞語的研究方法上進行創新，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思想被運用到新詞語的研究中來。上世紀對新詞語研究方法主要以簡單枚舉法為主，到了21世紀，蘇新春先生提出只有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才能更加清晰地揭示詞匯本來的面貌，例如他在《新詞語的成熟與規范詞典的選錄標準——談現代漢語詞典年增補本的“附錄新詞”》（2003）一文中，為了檢測《現代漢語詞典》2002版增補本中所收新詞語的科學性，采用建立大型新詞語語料庫并兩相對照的方法，指出了增補本在新詞語收錄的實際操作上與理論原則存在出入的問題。（二）21世紀新詞語詞典編纂研究。21世紀的新詞語詞典編纂在內容與體例上基本上還是沿襲了上世紀的模式。例如商務印書館在2003年出版的《新華新詞語詞典》，彌補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詞語詞典編纂的空缺，而且客觀地記錄和反映社會生活變化和語言的變遷，有較大的意義和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者開始借助現代網絡技術開發大規模新詞語語料庫，將新詞語詞典編纂與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如亢世勇在2004年主持完成了《現代漢語新詞語信息（電子）詞典》的開發，這些語料庫不僅可以用于“人讀”，而且可以用于“機讀”，實現了新詞語整理記錄的高效化、便捷化，為新詞語詞典編纂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被譽為詞語詞典編纂的分水嶺。在此基礎上又編纂并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新詞語大詞典》（2003）、《學生新詞語詞典》（2006）、《現代漢語新詞語詞典》（2009）等一系列詞典。（三）21世紀字母詞的研究。字母詞的研究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為熱點問題。研究的視角涉及到有關字母詞的態度、分類、規范、入典等方方面面。關于對待字母詞的態度，上個時期各家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在新世紀字母詞已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例如，沈孟瓔在《淺談字母詞的入典問題》（2001）[25]一文中明確了字母詞在詞匯中的積極作用，認為人們應該承認字母詞存在的合理性，詞典編纂者在接納字母詞時應該考慮好字母詞的條目排列，讀音和釋義等問題。（四）21世紀流行語、網絡用語的研究。隨著計算機網絡的發展和普及，豐富多彩的網絡文化興起，流行語、網絡語言應運而生，在網絡世界中迅速傳播、普及。流行語和網絡用語是新詞語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教育部語言資源監測中心對流行語、網絡用語等進行監測，每年都以《中國語言生活狀況》藍皮書的形式向社會公布年度流行語、網絡用語的情況。總之，在這一時期，新詞語研究與信息技術手段相結合，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在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上實現了創新和突破。隨著新詞語研究不斷深入，對其分類更細致，內容更豐富，涉及領域更開闊，研究角度也更立體化。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詞語研究，發展歷程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孕育期，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期和新世紀以來的繁榮期。既有對語言社會文化視角分析，又有語言本體的研究；既有定量的調查研究，又有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充足的理論支撐；既有對新詞語標準的討論及對新詞語顯隱的推測，又身體力行地對新詞語進行詞典編纂，制定語言規范策略。

作者：房體慧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