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下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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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經濟呈快速攀升態勢，其規模在全球僅次于美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要有時代性，不僅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而且要涵蓋技術經濟的時代性。經濟發展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必然會產生具有顛覆性的經濟理論問題，研究數字經濟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

數字經濟優化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效率，具體表現有四。一是，數字技術通過優化供需匹配度，協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從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消費者和企業等經濟主體的行為在不確定性前提下，局部資源配置低效與全局性資源配置潛在高效之間始終存在矛盾，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借助技術創新來不斷優化整體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二是，借助數字技術手段，在交換環節能夠顯著縮短流通時間、擴大流通范圍、加速資本循環和積累。三是，數字平臺的統一調配使共享經濟成為可能，共享出行、共享物品、共享空間等共享經濟的產物，能夠顯著提升閑置資源的利用效率。四是，借助大數據模型和算法經濟能夠精準預測市場需求的動態趨勢和變動規律，提升即時交易的履約效率。

（二）數字經濟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數字經濟帶來生產方式變革的同時，從數字化趨勢和普惠性方面促使收入分配格局進行調整。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關鍵性生產要素，占有數字化生產要素越多，在財富創造和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高。數字行業的專業門檻高、規模經濟等特點，使數字經濟為數字創新者帶來了財富，但同時，智能化生產替代社會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且區域、城鄉和行業間存在的數字鴻溝會導致收入分配的惡化。數字經濟通過勞動技能和技術的匹配關系影響就業作用于分配結構，簡單勞動力逐漸被智能化和自動化機器替代。在短期，被替代勞動力無法調整技能，獲取新工作崗位的難度較大；但在長期，數字經濟卻會創造新任務而間接增加對科學家、工程師以及熟練技工等高端人力資本的需求，其報酬遠高于簡單勞動力的工資。此外，數字連通、數據共享、產業數字化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使得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實現了共建共享，充分體現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原則。數據參與分配也存在一定的挑戰，尤其是在數據權屬界定、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安全保護、數據的科學分類與交易流通機制等方面。

（三）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影響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特征，要以人民為中心，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兼顧增長的效率與公平。數字經濟通過經濟活動、經濟主體權利和制度安排作用于城鄉結構轉換，進而產生收入雙重分配效應。一方面，數字經濟使農村居民能夠充分利用數字技術驅動農村產業轉型升級和土地、勞動、資本的重新組合，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縮小城鄉產局。另一方面，“數字鴻溝”的存在也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數字經濟尤其是數字金融因兼具普惠性和創新性的特征，而有利于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數字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支持服務程度也均對創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數字經濟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提升經濟運行效率

在數字資本的生產關系和功能屬性的作用下，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變革，各種生產組織的商品生產效率、商品周轉速度和貨幣流通速度隨之提高，傳統勞動、知識勞動和新納入的社會勞動得到重組。新知識的引入，在實踐層面體現為經過數據的智能化改造，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具體分工協作模型較傳統生產組織方式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以智能化技術為基礎的機器體系摧毀了傳統生產車間內部基于零配件和流水線的生產組織方式，基于信息物理系統的“虛擬車間”主導新的勞動組織方式，使得大規模多樣化生產成為可能。基于此，經濟運行效率得以提升。數字經濟的核心數字技術作為通用技術具有高技術性和平臺性特征，數據作為關鍵性生產要素具有融合性和協同性特征，數字經濟的零復制成本決定了其會釋放空間外溢效應。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會提升本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還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有助于提升鄰近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數字經濟作為基于互聯網及相應新興技術產生的新型經濟形態，創造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數字經濟影響傳統市場秩序

數字技術引發更低的搜尋成本，進而影響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及其離散程度，這會作用于產品的種類和媒體的可用性，并改變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匹配程度，最終驅動平臺的業務快速增長以及平臺企業的迅速崛起。隨著平臺經濟的擴張，壟斷問題以及相關的市場秩序監管成為重要問題。平臺經濟具有強競爭和強壟斷的雙強特征。平臺競爭的“馬太效應”使得領先企業能夠率先達到用戶規模臨界值，形成壟斷市場、實現“贏者通吃”。但平臺經濟也是自由進入的，開放性強，技術和產品更新速度快，市場高度競爭。由于雙強特征，壟斷性平臺企業會通過集中數據來建立市場支配地位，進而抑制中小企業創新，造成科技創新帶來的社會福利增長被平臺占有。數字經濟、平臺組織的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經濟效率、增進社會福祉的同時，在市場秩序治理層面也引發新的挑戰。傳統的反壟斷判定標準、執法方式及監管體系在平臺壟斷監管層面都將失靈，為順應數字經濟與平臺經濟的發展規律，最大限度地激勵創新，并有效保護消費者，需要遵循包容審慎、開放透明、靈活有序的監管原則，多措并舉完善反壟斷規制體系，建設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升現代化能力。

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驅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數字經濟將孕育新動能。數字經濟由于其高成長性，成為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推動力量。數字經濟具有顛覆性創新不斷涌現、平臺經濟與超速成長、網絡效應與“贏家通吃”、“蒲公英效應”與生態競爭等新特征，這些新特征蘊含著數字經濟新動能的形成和發展機制，即創新效應、規模效應、學習效應和外溢效應等。新動能另一方面也體現為產生新要素。在數字經濟下，數據是驅動經濟運行的生產要素。數據成為生產要素需要通過數字化讓數據轉換為信息并讓信息向價值轉換。數據的數字化在于一個國家數字化處理能力、國民數字素質以及數據開放和共享的程度。數據開放、數據免費使用、數據為公共品是數字經濟產權的主要形式。在數字經濟時代，財產所有權已全面弱化，數據所有權開始全面轉向個人和企業。相應地，用大數據、數字化、智能化、生物技術等方式來確立新的數字信用關系，在降低經濟交易成本的同時，能夠顯著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數字經濟在宏觀層面造就了新的經濟形態。技術革命直接引發經濟變革，技術革命通過規則革命間接誘導經濟變革，歸納演繹出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十大經濟新形態，包括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尾部經濟、體驗經濟、共享經濟、零工經濟、全時經濟、空間經濟、平臺經濟、生態經濟。雖然十大經濟新形態的理論內涵有所差異，但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彼此交叉融合，呈現為復合疊加狀態。同時，新型經濟形態不是對傳統經濟形態的揚棄，而是在此基礎上的延展與創新，是“數字化技術”影響“傳統經濟”，對其進行系統性改造與優化，強化了經濟形態的動態更新特征。

（二）數字經濟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首先，數字經濟促進了產業轉型升級。第一，數字技術使產業內部以及產業間協同方式改變，決策過程中數據分析的支持得以強化、信息處理變得定制化和智能化，提升了產業效率；第二，通過激活閑置資產、降低企業間信息不對稱、實現信息實施獲取而降低交易成本，構建能夠凸顯長尾效應和提高用戶黏性的數字化生態，從而驅動產業跨界融合；第三，通過構造具有競爭性的多元數字化生態、生態內部企業優勝劣汰競爭機制，打破傳統產業邊界，降低了進入壁壘，重構了基于產業組織的競爭模式；第四，通過追求以用戶價值為導向、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產品附加值、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數字化轉型賦能產業組織升級。其次，數字經濟驅動了數字產業與傳統產業的融合。數字經濟爆發式增長并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然而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還缺乏絕對競爭優勢和核心競爭力，呈現出“三二一”產業逆向滲透的特征，數字產業創新能力和核心技術不夠強，行業壁壘和市場分割使得數據和信息難以自由流動、充分共享，即存在“數據孤島”和“數據煙囪”現象。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雙輪驅動，需著力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困境，建設數字經濟重大戰略平臺，打造世界級數字產業集群，優化數字技術對實體經濟的融合度與滲透力。

（三）數字經濟擴大開放發展

數字經濟演進到一定水平，為電子商務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電子商務發展所依托的技術和平臺又為數字貿易的拓展以及擴大開放提供了契機。電子商務借助互聯網進行貨物和服務貿易；而數字經濟則側重于數字化交付內容和服務的流動，其核心是數據的流動。數字貿易產品涵蓋了數字產品、服務貿易和實體貨物，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的涌現，數字貿易的內容也在逐漸更新與升級。數字貿易依靠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技術創新引發的生產組織方式的深度變革，緩解信息非對稱從而提高供求匹配度，以智能互聯的生態系統縮減貿易中間環節，最終有效降低貿易成本、提升貿易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和商業版圖重構。數字貿易中的數字產品是一種在國際貿易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中間產品，因而數字產品的不斷更新與創新所引起的數字貿易的不斷發展會對全球價值鏈中各國各產業的生產與利益產生很重要的影響。數字經濟背景下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出現了數字化、服務化、去中介化以及定制化新態勢。跨國公司全球投資模式及路徑因此深刻變革，出現了輕海外資產、低就業、區位決定因素變化、服務業投資比重上升、非股權投資增多以及跨國公司全球布局更為靈活等六個特征。

研究展望

在新發展階段，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服務共同富裕和新發展格局，是深化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重點關注四方面問題：一是在總體層面，需要深刻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迎接數字經濟帶來的挑戰。探討如何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推動政治經濟學的財富理論創新、價值理論創新、競爭與壟斷理論創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理論創新，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解釋力。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需要從多維視角分析數字經濟能夠釋放的積極效應。新時代的現代化要求新型工業現代化、信息化、城鎮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其中信息化作為技術手段在經濟社會運行層面就體現為數字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跟蹤和探討數字經濟推動工業化跨越式發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農業現代化的效果，研究其理論邏輯、作用機理和影響效應。二是經濟行為主體層面，研究如何提升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的數字素養和能力，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的活力。企業數字化轉型要經歷自動化、數字化和智能化三個階段，企業應提升搜集、加工和利用海量數據的意識與能力，在采購、研發、生產和營銷等環節實現智能化決策管理的策略選擇。解決數字鴻溝問題的核心是提升消費者的數字素養，在數字經濟背景下需要探討怎樣合理配置各類教育資源，提高全民的數字獲取、數字交流、數字創建、數字消費、數字安全、數字倫理、數字規范和數字健康等技能。研究政府如何強化管理、使用和共享公共數據信息，完善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升現代化治理能力，研究數字經濟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協調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三是產業發展層面，研究如何建設高質量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體系。探索完善新一代移動互聯網、智能電網、智能交通、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融資體系以及科技創新體系，以提升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效率。在此基礎上以新型基礎設施為核心架構，以信息流促進上下游、產供銷協同聯動，實現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和數據鏈的五鏈融合，打通實體經濟發展的堵點、攻克產業發展的技術痛點。進一步，基于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考察以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為抓手，加快推動我國實體經濟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戰略選擇。四是制度設計層面，一方面研究借助數字經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探討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制度設計。首先，利用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完善商品和要素的定價機制、交易機制、信用機制以及信息傳遞機制，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優化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作用。同時深化研究平臺經濟的反壟斷問題，在數據產權不確定的背景下，破除市場勢力濫用和不公平競爭，探尋克服市場缺陷的制度性安排。其次，圍繞平臺企業、數字金融和貿易監管制度以及數字隱私保護制度、公共數據開放與共享制度，不斷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解放、發展和保護數據作為關鍵性生產要素的生產力。

作者：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