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村下公共文化空間的再造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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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數字鄉村戰略下，5G、VR、大數據、AI等技術蓬勃發展，為提升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和構建鄉村文化空間格局提供了新契機。依據空間生產理論，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形成于政府、社會、村民三方主體作用之下，涵蓋物理空間、制度空間和虛擬空間三個維度。村民是文化生產主體，政府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治理主體，社會資本是構建虛擬空間的參與者。目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存在基礎設施不健全、制度空間不完善、數字鄉村開發滯后等問題。應從優化空間布局、加強頂層設計、融合虛擬與現實體驗等方面著力，實現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再造。

關鍵詞：數字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空間再造

數字鄉村是以數字化為主要特點的新型鄉村建設模式，充分依靠互聯網將大數據、云技術、物聯網等各項技術融入鄉村的各個領域。數字鄉村戰略是實現鄉村信息化和現代化的重要舉措，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再造也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了內在精神動力。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指出：“加快鄉村文化資源數字化，讓農民共享城鄉優質文化資源。”這對于豐富鄉村公共文化內涵、加快文化與數字化的融合以及促進鄉村文化服務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從形態上看，公共文化空間分為線下的物理空間和線上的虛擬空間，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包括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圖書館、廟宇、祠堂、禮堂等。在數字鄉村戰略實施背景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內涵發生變化，有聲圖書館、公共電子閱覽室、數字博物館等數字化公共文化空間走進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逐漸成為鄉村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在數字鄉村戰略的影響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生了深刻改變。以往關于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研究大多從傳統物理空間角度出發，對公共文化活動場所進行解讀，不符合當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多元化特征。本文從物理空間、制度空間和虛擬空間三個維度分析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構成，并探索數字鄉村戰略背景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再造路徑，以求創新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模式。

一、鄉村公共文化的多元空間

空間是各種意識形態和社會生產關系的復雜產物，經濟、政治、文化等要素均對空間重塑產生了影響。因此，空間生產理論可用于分析當今各類社會現象及其機制機理。法國著名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最早提到“文化空間”的概念。他認為空間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質或者是外在于人類活動的靜止的“平臺”，它產生于有目的的社會實踐，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從物質性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化和再現性空間三個維度詮釋空間生產，糾正了傳統理論將空間劃分為物質和精神的單一認識。物質性空間實踐包含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實踐，強調空間的客觀性和物質性感知，在本文中可以理解為行動主體對空間的物質性改造。空間表象化趨向于語言性的符號體系，是科學家、城市學家、技術官構想出來的空間。再現性空間是一個象征性的空間，運用意象、象征和經驗等非語言性的符號系統建構的空間。本文依據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框架，設定了物理空間、制度空間和虛擬空間三個維度。如圖1所示，物理空間主要指文化設施和場所，包括文化活動中心、圖書館等；制度空間主要指文化事業財政投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政策和制度；虛擬空間更加關注村民在虛擬公共文化空間的體驗感和虛擬空間的建設。

二、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構成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形成于政府、社會、村民三方主體作用之下，物理空間聚焦村民在建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中的實際行動，制度空間關注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內部組織的管理邏輯，虛擬空間分析社會資本對于公共文化虛擬空間建構的作用。

（一）物理空間：村民是文化生產主體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是一個長期且宏偉的文化工程，村民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再造的重要參與主體，因此，物理空間建設應集中村民的智慧和力量。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從鄉村文化中生長出來的，村民通過建設固定的文化空間，并召集具有相同喜好的村民進行文化表演。在固定的地點匯聚多種形式的文化表演，為村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臺，這一場所的建設和文化表演體現了村民在鄉村文化生產中的自主性。村民積極參與到鄉村文化空間的建設中，由先前的旁觀者變成參與者。鄉村文化活動集中民智，自創自辦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如玩旱船、舞獅、排社火、排秧歌、排大戲等。村民的參與是鄉村文化生產主體性的體現，也是鄉村文化覺醒的標志。

（二）制度空間：政府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治理主體

近年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發布了一系列政策，著力推進重點鄉村文化工程建設，積極改善鄉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環境，鄉村公共文化建設持續保持生機勃發的良好勢頭。2017年3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指出，要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效能。其中，均等性的要求體現了公民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務資源的精神。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發布《“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提出推動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化的建設要求，縮小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的差距，促進城鄉協同均衡化發展。這些政策成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重要保障。基礎設施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和發展的基礎，也是重要傳播載體，如今正逐步完善。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現有行政村已全面實現“村村通寬帶”，貧困地區通信難等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我國農村網民規模已達2.84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7.6%，城鄉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差異較2020年12月縮小0.2個百分點。鄉村信息化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讓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受到深刻影響，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線上線下的服務能力也不斷提升。

（三）虛擬空間：社會資本是構建虛擬空間的參與者

公共文化空間的最大特點是開放性，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可持續發展就要建立共建共享的運營模式，引導社會資本投資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活動舉辦、文化資源分配。我國鄉村文化資源豐富，文化底蘊深厚，可在數字鄉村戰略下發掘鄉村數字化的巨大潛力，用數字技術創新鄉村文化內核，積極推動鄉村與優秀企業合作，利用5G、云計算、VR、AR、大數據等技術對鄉村活動中心、鄉村圖書館、史料館等進行數字化的改造，將不可移動的場館資源轉化為線上資源，探索有聲圖書館、文化互動體驗館、VR展覽館等新型文化服務方式，充分滿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鄉村文化場館的經營上，積極推進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古跡展覽館等開展法人治理結構改革，逐步推進基層文化場館的社會化運營。與此同時，政府要對社會化運營的項目進行嚴格的監管和評估，防止企業一味追逐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效益。

三、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及財政投入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物質性基礎，但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依舊存在基礎設施不健全、制度空間不完善、數字鄉村開發滯后等問題，亟須解決。

（一）基礎設施不健全，跟蹤服務不到位

鄉村地理位置偏遠，經濟發展落后。在“城市中心論”“工業優先發展”的邏輯之下，公共文化建設的重心在城市，城鄉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主要表現為物理空間基礎設施落后且跟蹤服務不到位，資金和鄉村勞動力流向城市使這一現象更加明顯。2022年2月9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務司司長李宏公布了一組數據。數據顯示，全國建成了村、社區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超過57萬個，基本實現了全覆蓋。全國約有94%的縣（市、區）建成了文化館的總分館制，分館數量達3.2萬個；93%的縣（市、區）建成圖書館的總分館制，分館數量達4.9萬個。城市書房、文化驛站、文化禮堂等一大批特色的文化空間遍布城鄉社區。雖然總體向好，但中國的一些鄉村依舊面臨著文化基礎設施不健全的難題，既沒有綜合文化站，又沒有文化活動中心，甚至個別公共文化設施破損嚴重，根本無法投入使用。村民茶余飯后的娛樂生活基本停留在打麻將和跳廣場舞的層面。建好的基礎設施缺少后續的服務和管理，處于閑置狀態，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價值。以鄉村圖書館為例，書籍種類少且內容不貼近村民生活，更新換代速度慢，缺少管理。很多鄉村圖書館內部設施陳舊，或者長期不開放，淪為應對上級檢查的形式主義道具，不能真正為村民豐富文化生活提供有效服務。

（二）制度空間建設不完善

政府和管理部門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十分重視，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在運行中依舊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缺少專業的管理者，基層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機制不完善，鄉村文化人才老齡化現象突出，并且大多數文化空間的管理者身兼數職，專業性不突出。在鄉村文化活動策劃上生搬硬套其他鄉村優秀案例，沒有聯系鄉村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開發鄉村特色文化活動，導致文化活動形式雷同，缺乏新鮮感和鄉村特色。二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內容與村民需求不匹配，其供給機制是“自上而下”的粗放式的供給模式。政府主導下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大多是鄉村文化站、活動室、鄉村書屋等，而村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務為組織歌舞活動、文藝演出、農業技能培訓，可見政府供給和村民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三是部分基層政府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規劃不清晰，脫離鄉村發展的實際情況，缺少系統性和整體性。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存在同質化的現象，不能對地方特色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導致資源流失和浪費。

（三）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數字化開發滯后

隨著數字鄉村戰略的實施，網絡虛擬空間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并成為鄉村文化傳播的重要窗口。目前來看，我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數字化建設緩慢、數字化水平發展不充分、文化供給不充足的問題突出，文化資源的數字化開發仍處于初級階段。數字化平臺建設和文化資源開發需要技術、人才、資金的支持和維護，但鄉村經濟發展缺少相應的條件對優秀的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開發。鄉村數字化開發多為數字村務管理、數字圖書館、數字廣播的初級階段，服務的內容多模仿城市數字化平臺內容，無法滿足農民的文化偏好，對于村民的有效公共數字文化內容供給不足。數字化資源開發缺少聯動，省、市、縣、村各級虛擬文化空間的建設和使用各自獨立，缺少聯動共享，導致文化資源和設施重復開發。鄉村處于公共文化服務的末梢，無法連接上級優秀的文化數字資源，致使鄉村虛擬文化空間資源匱乏。由此可見，鄉村公共文化虛擬空間的建設任重而道遠。

四、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再造路徑

數字鄉村戰略下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將是一套自下而上、上下貫通的鄉村現代化的重構思路和邏輯。有效平衡各方利益主體是實現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布局優化、制定科學文化管理機制以及融合虛擬和現實空間的重要途徑。通過對鄉村文化空間中社會、國家、村民三個行為主體行動邏輯的梳理，本文總結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再造路徑。

（一）優化空間布局，推進長效的跟蹤服務

在數字鄉村戰略下優化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布局，不僅要考慮差異性和針對性，還要重視空間利用的靈活性。要注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功能與鄉村規模的相適性。可以運用GPS定位技術、GIS地理信息系統、地理空間分析等手段對鄉村規模差異進行功能配置。對規模較大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配置應該更加多樣，可設置活動廣場、鄉村公園、健身場、老年活動中心、棋牌室、村史館等，而規模小的鄉村主要以活動廣場和健身場所為主。扎實推進鄉村公共文化長效跟蹤服務，以圖書館、活動館、美術館為引領，逐步拓展公共文化跟蹤服務的領域，采取公益性服務、信息化服務、數字文化資源配送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發揮公共文化服務場所的社會作用，讓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更加持久。同時，應建立互通互聯的服務空間，通過打造公共文化的網絡系統，推動圖書館、放映室、美術館、文化活動室等數字資源流通共享，打破城鄉壁壘，實現公共文化空間的城鄉一體化。

（二）加強頂層設計，制定科學管理機制

在政府層面加強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再造的重視程度。政府要發揮宏觀指導的作用。我國的文化建設實踐證明，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成功離不開地方政府的統籌規劃。地方政府在宏觀層面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進行調節和管理，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具體運作權力下放到基層組織，激發鄉村基層組織文化空間建設的積極性。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再造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以村民文化需求為導向，形成社會共同參與的協同機制。通過文化服務外包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投資模式引導社會資本流向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探索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公益性和市場化運作有效結合的方式，定制更多符合鄉村文化需求的文化項目。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再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建立長效的管理機制，在服務管理、場館運行、設施維護、文化活動開展等方面建立規范化的管理辦法，實現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良性運轉和可持續發展。

（三）融合虛擬與現實體驗，重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

虛擬空間已成為人類社會活動的空間之一，從現實文化空間向虛擬文化空間轉化是不可逆的，要開發利用好數字技術，滿足村民對網絡優秀文化的需求，構建虛擬文化空間，突破現實時空因素的限制。蘇州市錦塘社區的有聲圖書館將線上有聲圖書館與線下實體聽書墻相結合，通過圖書智能化、移動化的呈現，打破傳統線下的閱讀方式，不僅掃碼即聽，還可以分享至朋友圈，把“書”推薦給朋友。網絡虛擬空間的公共生活將分散在不同空間的村民個體聚集起來，加強了社會交往。同時，村民通過網絡虛擬空間參與公共生活，重建鄉土輿論，重構鄉約民規，重興鄉土精神。應加強虛擬公共文化空間與現實公共文化空間的融合互動與創新。虛擬空間源于現實生活。在信息技術的作用下，空間發生了延伸和嬗變，虛擬與現實之間相互滲透、影響、塑造。虛擬公共文化空間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也是我國公共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的關鍵。政府既要做好對虛擬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指導和規范工作，又要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良性發展態勢。探索虛擬公共文化空間和現實文化空間的有效協同模式，構建二者之間的新秩序，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創新提供良好條件。

五、結語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鄉村開展文化活動的載體，數字鄉村戰略必將打破現有的空間格局，并形成新的空間格局。因此，當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再造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秉持共享共建的理念，培育村民的文化自主性和自覺性，創新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運營模式，使其成為傳承優秀鄉村文化、保障村民文化權益和建設美麗鄉村的重要平臺。

作者：張夢悅 單位：新疆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