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導語：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文章從經濟基本面、生態環境、教育水平、就業質量、醫療水平、城市建設和城鄉協調發展7個維度選取反映美好生活需要的19個代表性指標，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分別用均值法和熵值法實證分析了2018年中國31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結果表明，兩種方法的計算結果高度相關，但均值法優于熵值法。分區域來看，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呈東、中、西部地區依次遞減分布，不同省份之間差異較大。分維度來看，各省份在經濟基本面、生態環境兩個維度的差異性相對較大。從具體指標看，各省份的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差異最大。

關鍵詞：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均值法；熵值法

0引言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研究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人們通常用GDP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但GDP偏重經濟數量的增長，而高質量發展涵蓋經濟社會方方面面，除了關注“量”的增長，更加注重“質”的提升，不能簡單地用一兩個指標來衡量。因此，研究如何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對經濟發展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與機理的研究，多數學者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來研究經濟“質”的問題。金碚（2018）[1]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結構和動力狀態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真實需要，并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多維性和豐富性；也就是當下的生產力水平能夠為最廣大的勞動人民提供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料[2]；體現在質量與效率的統一、創新驅動的發展、以人民為中心這三個方面[3]。經濟高質量發展首先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并且需要以經濟增長為根本出發點[4]。關于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多數學者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框架構建指標體系[5,6]，張俠和高文武（2020）[7]構建了經濟動力、創新效率、綠色發展、美好生活、和諧社會共五個維度、34個具體指標的指標體系，張震和劉雪夢（2019）[8]從經濟發展動力、新型產業結構、交通信息基礎設施、經濟發展開放性、協調性、綠色發展等維度構建指標體系，李坤（2019）[9]從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經濟穩定性、創新能力、社會福利、文化繁榮、資源環境這7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本文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圍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以經濟增長為基礎、以反映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幾個重要方面為維度構建指標體系，以期通過分析這些代表性因素得出評價結果，明晰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從而針對性地施策。

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1.1指標體系設置原則

（1）覆蓋范圍的全面性。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不是經濟社會某個方面的突飛猛進，構建評價指標體系也必須著眼于此，需要全面而廣泛地體現現階段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2）評價維度的代表性。評價指標的選取既要兼顧全面性，也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選擇最能代表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幾個維度，在每個維度選取最能充分體現該維度特征的1~3個指標作為衡量標準。（3）指標數據的可得性。選取指標時要充分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參考各地區統計年鑒等官方資料科學設置評價指標。

1.2指標體系內容

本文從經濟基本面、生態環境、教育水平等7個與美好生活密切相關的維度來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見下頁表1。（1）經濟基本面。經濟基本面衡量了當地經濟增長質量，本文借鑒已有文獻[10]，從經濟增長的強度、穩定性、產業結構合理性這三個方面進行衡量。①用人均GDP衡量經濟增長的強度，人均GDP越高，表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越大。②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與社會環境的公平性相關，經濟發展越穩定的地區，社會環境越公平[10]。穩定性可以用GDP增長率變異系數來衡量，變異系數越高說明經濟發展越不穩定。為平滑短期波動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本文中GDP增長率變異系數的測算采用3年期滾動窗口數據。③產業結構的合理性一般用泰爾指數（TL）衡量。根據古典經濟學的假設，當經濟達到均衡狀態時，即各要素在產業間的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時，各產業部門的要素邊際生產率相等，此時有Yi/Li=Y/L，即TL=0，所以TL越小表明產業結構越合理。（2）生態環境。本文主要從與人們生活直接相關的空氣質量、水污染和固體廢棄物處理三個方面選取指標。用空氣質量良好天數（全年空氣質量好于二級以上天數的占比）衡量當地的空氣質量，用單位廢水排放量和一般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衡量經濟綠色發展情況。（3）教育水平。用每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衡量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教育質量應該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師比、普通高等學校專職教師學歷水平衡量，而鑒于教師的學歷水平數據難以獲取，故只選取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師比這一指標。（4）就業質量。高質量發展下的就業質量除了關注收入水平外，還要考慮失業率、職工參保率等情況。用城鎮登記失業率衡量失業率，用參保職工比例（職工醫療保險、職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中的最低參保人數與從業人員之比）衡量就業保障，用在崗職工平均工資衡量收入水平。（5）醫療水平。用每萬人執業醫師數衡量就醫時面臨高水平醫生的概率，用每萬人醫院床位數衡量住院時等待床位的可能性。（6）城市建設。用等級公路里程比衡量出行的便利度，用人均公園綠地面積衡量城市綠化情況，用互聯網用戶接入戶數除以總戶數衡量信息化水平。（7）城鄉協調發展。用城鄉居民收入泰爾指數衡量城鄉收入差距，用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與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衡量城鄉消費差距。泰爾指數計算公式為：TL=?i=1n(Yi/Y)ln[(Y]i/Li)/(Y/L)計算產業泰爾指數時，Y表示當地GDP，L表示從業人員；Yi表示i產業增加值，Li表示第i產業從業人員；i=1代表第一產業，i=2代表第二產業，i=3代表第三產業，n=3。計算城鄉居民收入泰爾指數時，Y表示當地居民可支配收入，L表示當地常住人口；Y1表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Y2表示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L1表示城鎮常住人口，L2表示農村常住人口；n=2。

1.3權重計算經濟

高質量發展不是經濟某一方面的快速發展，它關心的是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均衡發展，所以等權重賦值法更能體現這一點。對本文中7個維度賦予相同的權重，以顯示各維度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同等重要。但為了避免該方法的權重比較隨意的缺陷，本文采用了熵值法對比測算結果。

2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

2.1數據說明

（1）數據來源。選取我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2018年的相關數據，所有數據來自各省份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缺失數據用全國平均值代替。（2）數據歸一化處理。本文采用極值法處理原始數據，對正向指標用公式（1）進行處理，對逆向指標用公式（2）進行處理。（3）指標間相關性分析。經濟數據之間一般存在較強的相關性，本文定義正相關指標的相關系數在0.8及以上為重復性指標，必要時加以合并。通過R軟件計算得出的指標相關系數矩陣表明，指標之間的獨立性較好，符合測算要求。

2.2結果分析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得分只用來表示現階段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高低和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僅作為判斷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滿足的參考依據，并不代表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實現情況。

2.2.1等權重賦值法

由下頁表2可知，2018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為3.6084，接近一半的省份低于這一水平。東部地區除河北、海南、廣西外，其余省份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綜合得分前10名的地區中有8位隸屬東部地區；北京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西藏最低，前者是后者的2.5倍。這說明了東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優于中西部地區，與現實情況基本一致。以四分位數3.3616、5.2019為兩個分界點，可將31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劃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為綜合得分大于5.2019的省份，稱為高水平型，目前只有北京位于該水平之上；第二梯隊為綜合得分在3.3616至5.2019之間的省份，稱為中等水平型，包括上海、江蘇、浙江等18個省份；第三梯隊為綜合得分在3.3616以下的省份，稱為低水平型，包括山西、河南、安徽、西藏等12個省份。表2結果顯示，目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呈中等偏上分布。

2.2.2熵值法

熵值法計算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具體公式為：其中，w表示權重，S表示綜合得分，i表示省份，j表示具體指標；m=31，n=19。由表3可知，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均值為0.4371，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有三分之二，多于等權重法；北京綜合得分最高，云南最低，前者是后者的3倍，差距比等權重法大；綜合得分前10名的省份中依然有8個均為東部地區，與等權重法計算結果較為一致。可見，在熵值法下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與等權重賦值法類似，依舊以四分位數將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分為三個梯隊，綜合得分大于0.7406的省份稱為高水平型的第一梯隊，只有北京符合，與等權重賦值法結果一致；綜合得分在0.4430至0.7406之間的省份稱為中等水平型的第二梯隊，包括上海、江蘇、浙江等10個省份；綜合得分在0.4430以下的省份是低水平型的第三梯隊，包括吉林、陜西、重慶等20個省份。與等權重賦值法相比，熵值法下多數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不高。

2.2.3兩種測量結果的一致性檢驗

用R程序進行斯皮爾曼等級相關檢驗，測量兩種評級結果的一致性。從表4可以看出，兩種方式的測量結果除經濟基本面和生態環境方面的排名相關性略有偏低以外，其余指標的排名結果高度一致。可以看出，在經濟基本面指標排名中，天津、重慶、吉林在熵值法下的排名明顯優于均值法。均值法下天津的經濟基本面指標得分排第12、重慶第28、吉林第27；熵值法下，天津第5、重慶第19、吉林第20。在生態環境指標排名中，西藏和內蒙古在熵值法下的排名明顯優于均值法。均值法下西藏的生態環境指標得分排第10、內蒙古第20；熵值法下，西藏第2、內蒙古第11。通過分析具體數據發現，上述省份在熵值法下的排名明顯優于均值法的原因在于，熵值法賦予權重低的指標得分低，賦予權重高的指標得分高。熵值法的權重與指標值的離散程度相關，指標值離散程度越大，則權重越大，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經濟社會各個維度均衡發展的理念不太相符。因此，在測度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均值法的測量結果要優于熵值法。

3結論

本文從經濟基本面、生態環境、教育水平、就業質量、醫療水平、城市建設和城鄉協調這7個維度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分別用等權重賦值法和熵值法測算了2018年我國31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結果表明：（1）兩種方法的測度結果之間高度相關，但均值法優于熵值法。（2）東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優于中西部地區。總體上看，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呈東、中、西部地區依次遞減分布，不同省份間的差異較大。具體而言，北京、上海、江蘇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排全國前三位，廣西、云南、西藏排最后三位。（3）分維度來看，各省在經濟基本面、生態環境兩個維度的差異與其他五個維度要大。（4）從具體指標看，各省份的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人均GDP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著不平衡問題。

作者：任海軍 崔婧 單位：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