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作品知識產權法律風險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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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短視頻已經逐漸成為社會信息傳播的重要形式，其制作傳播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是許多學者和法律工作者正在關注的焦點。站在短視頻創作和傳播者的立場上，需要解決由于缺乏知識產權法律意識，在短視頻創作過程中無法感知和獲取所使用素材的權利，就需要從自身屬性、素材來源以及傳播方式等角度對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做好相應的應對預案。

關鍵詞：短視頻；著作權法；法律風險；風險管理

一、短視頻作品中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

所謂短視頻，是指利用視頻素材制作形成的短時長（30分鐘以內）視頻作品。近年來，短視頻已經逐漸成為社會信息傳播的重要形式。大量公司和個人通過制作短視頻表達觀點、發布需求、宣傳產品。由于短視頻制作成本較低，技術要求不高，使得大量的相關主體尤其是個人參與到短視頻作品的創作中來。短視頻創作群體規模的快速膨脹，在催生更多短視頻作品的同時，也使得短視頻相關法律問題急劇增多。由于部分短視頻創作以已有視頻為主要創作素材，而這種素材本身就有可能受到《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相關法律的保護。因此，在短視頻的創作和傳播過程中，就有可能因侵犯他人知識產權，進而引發相應的法律風險。首先，關于侵犯作品修改權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由于短視頻作品主要以已經制作完成的視頻作為主要制作素材，而大多數短視頻的創作主題不可能與其使用的素材完全契合，這就使短視頻制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對素材進行修改。［1］這種改變作品原有形式及其包含思想觀點或情感傾向的行為，可能涉嫌侵犯素材著作權人的修改權。其次，關于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即便是在完全不改變原有作品的形式和內涵的情況下，只要短視頻創作者并非完整引用作品而使作品及其內涵受到歪曲或篡改，那就有可能被視為對著作權人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害。最后，關于侵犯作品獲利權①的行為。雖然說有相當一部分短視頻創作者的創作行為并不以獲益為主要目的，然而其在通過互聯網短視頻平臺發布和傳播短視頻作品的行為仍有可能獲得經濟收益。從理論上來說，此類收益與素材作品著作權人的獲利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合。雖然《著作權法》并未對作品獲利權作出明確規定，但這種帶有明顯財產屬性的權益仍然可能會獲得法院的認可和支持。

二、短視頻作品相關知識產權法律規定及實際案例

要準確了解短視頻作品創作傳播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就必須首先對有關法律體系有所了解。究其本質而言，短視頻制作傳播過程中產生的法律風險就是由于觸及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主要是著作權法而產生的法律責任。我國著作權法保護體系采用侵權行為規制模式，即“明確權利類型—界定侵權行為—配置法律責任”的結構。因此，要對短視頻制作傳播相關知識產權法律風險進行評估，就必須了解主要由我國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規范構建的著作權保護體系。首先，是與短視頻創作傳播相關的具體著作權，包括著作權的客體和著作權的內容。根據《著作權法》第二條第3、4、6、7項規定，“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藝術作品；美術、建筑作品；視聽作品；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等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獨屬于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同時，根據《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權人就其作品享有“發表、署名、修改、保護作品完整、復制、發行、出租、展覽、表演、放映、廣播、信息網絡傳播、攝制、改編、翻譯、匯編等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權利”。其次，在短視頻創作傳播中可能出現的著作權侵權行為，主要涉及對著作權侵權行為的認定問題。《著作權法》第五十二、五十三條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和需要承擔的責任進行了羅列，其中如第五十二條第6項規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展覽、攝制視聽作品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編、翻譯、注釋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此外，《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第11項還以兜底條款的形式，“其他侵犯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行為”，將其他雖然并未被《著作權法》明確規定為著作權案侵權，但涉嫌侵害侵犯著作權和著作權有關權利的行為納入《著作權法》的規制范疇。最后，由于短視頻創作傳播中的著作權侵權行為產生的法律責任。根據《民法典》《著作權法》《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短視頻創作傳播中的著作權侵權行為產生的法律責任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等不同領域。民事責任方面，如《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方面，如《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民事責任；侵權行為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權的部門責令停止侵權行為，予以警告，沒收違法所得，沒收、無害化銷毀處理侵權復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權復制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違法經營額五萬元以上的，可以并處違法經營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經營額、違法經營額難以計算或者不足五萬元的，可以并處二十五萬元以下的罰款”；刑事責任方面，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情形之一，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2019年9月，被媒體稱為“短視頻MCN商用音樂侵權第一案”的VFineMusic、Lullatone訴papitube著作權侵權糾紛案在北京互聯網法院第五次開庭并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定被告方制作的短視頻配樂未經授權使用了涉案音樂構成侵權，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版權方及音樂人經濟損失4000元及合理支出3000元，共計7000元。［2］雖然原告方表示獲賠金額遠不足以覆蓋維權成本，但這個判決卻代表著法院可能已經將在短視頻中使用其他受著作權保護作品的行為認定為著作權侵權。

三、短視頻作品中知識產權法律風險產生原因分析

通過短視頻創作傳播過程中的知識產權風險分析可以了解到，在我國現行的著作權法體系下，短視頻這種創作和傳播模式可能會涉嫌侵犯其他著作權，而這種侵權行為所產生的侵權責任已經在司法實務中得到過司法機關的確認。為避免由于侵權行為產生的法律責任，短視頻創作者在創作和傳播短視頻過程中應當關注其中產生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要對短視頻創作和傳播過程中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進行評估，首先必須了解侵權法律責任產生的模式。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違法行為、損害結果、因果關系和主觀過錯。而根據通說，主觀過錯在侵權責任構成中起決定性作用。［3］因此，對主觀狀態的評估在對短視頻創作傳播過程中的知識產權風險分析中至關重要。與一般侵權行為不同，短視頻創作和傳播過程中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人對侵害結果的發生并非保持故意，尤其是直接故意態度。一般來說，短視頻創作者在短視頻創作和傳播過程中的主要關注點在于作品的完成情況和受關注度，而作品本身是否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并非其主要關注點。結合資料梳理和對相關實際案例的分析，可以發現短視頻創作和傳播過程中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發生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被侵權素材往往不帶有足夠明確和可感知的權利標識。短視頻主要以音視頻、圖片為主要制作素材，而部分短視頻創作者則主要通過互聯網搜索引擎獲取相關資源。但目前主流的幾個搜索引擎都無法較好地實現對所搜索到資源版權的追訴，這就從源頭阻礙了短視頻創作者對其素材包含權利的感知。二是被侵權素材往往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授權獲取途徑。除了素材本身的權利標識問題外，即便是那些帶有明確權利標識的素材，傳統的商業化版權獲取模式對于大部分短視頻創作者來說也缺乏足夠的可操作性。傳統的商業化版權獲取模式主要適用于那些具備一定資金、專業人員和實操經驗的團體，通過商業談判明確權利方和素材使用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對于大部分短視頻創作者來說，僅僅是如何與權利方取得聯系都不是一個能夠較為輕松解決的問題。三是短視頻制作者本身往往缺乏較為明確的著作權意識以及相關的風險評估能力。與傳統的長視頻創作群體不同，短視頻制作的低門檻也使得創作群體中的大部分人無法具備與長視頻創作群體相似的配套專業技術能力，尤其是法律風險防控方面的能力。缺乏知識產權意識，短視頻創作素材的知識產權問題，即便是對于專門研究或者從事知識產權相關事務的人員來說也是一個較為前沿的問題，更遑論并不一定具備著作權相關法律知識乃至知識產權相關法律知識的一般人。［4］四是社會有關各方在普及相關知識和預防相關風險方面缺乏足夠重視。一方面，代表國家權力的司法機關和知識產權行政主管部門，對此領域的侵權行為打擊力度較小，在筆者目前搜集到的案例中，短視頻制作者因為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權的素材而被迫承擔法律責任的案件并不多見；相反，將短視頻作為一種作品進行保護的案例倒是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另一方面，作為短視頻創作和發布端口的短視頻平臺，針對此類問題也未見采取較為有效的措施。當然，這種態勢并不意味著這種風險不是一種值得注意的風險。相反，VFineMusic、Lullatone訴papitube著作權侵權糾紛案等此類案件的出現，說明隨著短視頻行業的發展，此類權屬糾紛已經不僅是我國著作權保護法律體系乃至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內部的問題，還涉及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乃至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對接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5］

四、關于構建短視頻作品知識產權法律風險管理機制的設想

本文無意于討論國家乃至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這樣宏大的主題，只是立足短視頻創作者角色，討論為短視頻創作者，尤其是不具備相當物質和專業技術支持的創作者如何在短視頻創作傳播過程中，有效且便捷地對短視頻創作傳播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做好相應的預案。結合上文對我國現行著作權法體系下短視頻制作和傳播法律風險的分析，可以考慮參照以下流程對短視頻制作傳播過程中風險進行評估。一是基于短視頻創造者身份的判斷進行的風險評估。傳統長視頻的創作和傳播需要相當數量的資金和人員基礎。因此，其創作群體主要以團體為主。而其中相當部分是公司等商事活動主體，基于自己的商業活動需求進行長視頻的創作活動。而在短視頻的創作和傳播中，相對低廉的制作成本使得其對制作者的要求同樣不高。在這種情況下，其創作群體的主要構成就不再是公司等團體，而是數量更為龐大的個人。與團體尤其是公司等商業團體不同，個人短視頻制作傳播者在制作傳播短視頻過程中的主觀目的更為多元化，并非一定以營利為目的。而在我國著作權法相關法律法規中，對營利性行為的管控力度要遠大于對非營利性行為的管控力度。而制作傳播主體是否帶有營利屬性是評估行為是否帶有營利性質的重要參考因素。二是基于短視頻素材來源進行的風險評估。在完成創作主體自身屬性的評估后，按照時間邏輯，下一個評估的對象就是短視頻的制作素材。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短視頻創作者的素材主要來源于搜索引擎和資源平臺。素材權利標識的不明確性也是造成短視頻創作傳播中知識產權法律風險的重要原因。反過來說，所使用素材權利標識的明確程度將會對短視頻創作和傳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法律風險產生影響。一般來說，素材權利標識越明確，在沒有獲得授權情況下使用該素材的風險就越大。由于通過搜索引擎獲取的素材一般缺乏明確的權利標識，而資源平臺上素材的權利標識則可能相對明確。因此，在沒有獲得授權情況下使用通過搜索引擎獲取素材的風險，小于使用通過資源平臺獲取素材的風險。三是基于作品傳播方式進行的風險評估。當短視頻的創作完成后，其創作者將會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通過何種渠道發布和傳播該作品，而不同發布途徑的法律風險也存在明顯差異。如不在公開平臺發布該段視頻作品可能面臨的知識產權風險，就小于通過公開平臺發布該視頻；再如基于非營利目的發布該作品可能面臨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也要遠小于基于營利目的發布該視頻。概而言之，短視頻的傳播范圍越廣、營利意圖越明顯，其創作傳播者面臨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也就越大。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短視頻創作者要做好短視頻創作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律風險應對工作。首先，必須明確自己究竟應當以何種名義參與短視頻的創作和傳播；其次，要對不同素材可能存在的知識產權法律風險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能力，盡量不要在未獲得授權的前提下，使用權利標識明確的素材；最后，是根據短視頻作品不同的傳播方式和傳播目的做好相應的法律風險防控方案。

參考文獻

［1］陳紹玲．短視頻版權糾紛解決的制度困境及突破［J］．知識產權，2021（9）：17-30．

［2］中華網．短視頻MCN侵權第一案勝訴僅獲賠七千音樂人維權難在哪？［EB/OL］．（2019-09-11）［2022-01-28］．

［3］楊立新．侵權責任法［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99．

［4］許春明．行業共治視角下短視頻版權保護規則分析［J］．中國出版，2021（17）：5-9．

［5］張琛．國內短視頻應用在海外發展的版權保護和內容監管困境［J］．出版廣角，2021（21）：80-83．

作者：謝瓊芳 單位：寧波財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