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化邏輯主導下土地流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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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鄉村振興背景下，以土地集約化、規模化發展旅游業成為中西部地區眾多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發展的主要路徑。在旅游經濟差異化邏輯主導下，地處“大桂林旅游圈”的廣西龍勝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歷經從傳統水稻種植到現代花海景觀生產的土地流轉實踐。這一空間生產的轉向引發了生產方式的轉變、生產關系的疏離、生產效應的輻射等結構性變遷以及土地自然風險加劇、土地倫理關系失序、土地空間公平與正義的失衡等一系列的影響與挑戰。基于地方土地安全和休閑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雙重角度，文章嘗試從旅游土地流轉實踐的利益相關方出發，構建規避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的雙向交互機制，即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風險管控機制與文化主體自下而上的風險自覺機制，以消解旅游土地流轉的風險與影響。

關鍵詞：旅游差異化；土地流轉；結構性變遷；風險；規避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２００５年，隨著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的出臺，農村土地集約化利用與旅游經濟規模化開發成為農村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從農村土地流轉與旅游經濟發展關系[1]到土地流轉績效[2]、特點和模式[3]以及土地流轉中產生的問題[4]、風險[5]和生態危機[6]，從土地流轉中各利益相關主體的博弈[7]到農民決策行為分析[8]，學界從宏觀經濟學、農村社會學、環境生態學等不同學科層面給予了不同層次的關注與研究。總體而言，既有研究多駐足于宏觀層面、經驗性分析與探討，呈現出多數研究議題重合與交疊的現象。然而，由于地理區位、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以及文化的復雜性，以土地流轉為核心而衍生的農村發展問題亟待更為深入而細致的個案研究，以緩解當前多數旅游土地流轉研究針對性與適用性稍顯不足之虞。特別是在土地流轉影響與風險管控以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上，學界大多立足區域層面，探討土地流轉的治理，對于具體的土地流轉狀況風險管控甚少提及，特別是對于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中土地流轉的實踐影響及其風險規避鮮有關注。基于此，文章擬以地處“大桂林旅游圈”的龍勝各族自治縣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為中心，立足傳統梯田耕作生態的歷時性視野，從當前旅游市場差異化趨勢中，探討在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村寨土地流轉后的結構性變遷、風險與影響，并提出相應的規避機制，以期為地方旅游經濟發展中土地流轉政策的制定與評估提供參考與借鑒。廣西桂林龍勝各族自治縣因少數民族成分多樣、梯田景觀壯觀而聞名。著名的龍脊梯田景觀則位于龍脊鎮平安村龍脊山，覆蓋平安北壯梯田、金坑紅瑤梯田和古壯寨梯田三個景區，是我國三大最美梯田之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廣西桂林龍勝龍脊梯田系統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文章的調查區域以白面瑤寨為中心，輻射周邊的三舍界、半界等其他瑤寨。該區域位于廣西桂林龍勝各族自治縣縣城至龍勝溫泉國家森林公園的旅游線路上，分別距離縣城２６公里、溫泉核心區３公里，是典型的紅瑤村寨。需要說明的是，以下田野調查資料來源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和１０月、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２０年７月筆者對白面瑤寨及其周邊瑤寨土地流轉后持續性參與觀察和深入訪談的結果。

二、從稻田到花海：差異化邏輯主導下旅游土地流轉與景觀生產

隨著全球化與地方性的雙向增長，“空間”在緊縮和同質化的同時，各地也在醞釀著各自“空間”的特色。[9]特別是在民族地區旅游差異化發展趨向的推動下，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通過旅游土地流轉，構建了從稻田到花海景觀的旅游空間生產實踐，引發了村寨空間生產的結構性變遷。與龍脊核心梯田景觀的壯美相比，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的梯田地勢平緩、景觀略遜一籌。加之，遠離梯田景觀核心區域４０多公里，難以形成旅游規模化發展效應。直到20世紀90年代，白面瑤寨得益于當地熱門景區———龍勝溫泉的地緣優勢，與ＧＬ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依附發展成為該旅游線路上以體驗紅瑤文化為主的旅游節點。據當地村民介紹，當時村寨旅游經濟以民族風情表演、出售香包、繡球和銀手鐲等旅游商品以及租借民族服飾給游客拍照等粗放式發展方式為主，平均每天可接待４－５個旅游團，全年下來村寨人均旅游收入可達２０００多元。①２００２年，由于雙方利益訴求不一，ＧＬ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突然中斷了與村寨的合作。隨即，白面瑤寨旅游發展陷入寒冬期，每天只能零星接待１－２個旅游團，旅游收入頓時銳減。期間，白面瑤寨通過各級政府部門對口資金的援助，相繼完善了村寨旅游基礎設施，強化了當地旅游經營環境。特別在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陸續投入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試點項目資金１００多萬元，修建了進出寨公路、旅游公廁、民族文化長廊、紅瑤生態博物館、民族文化活動廣場等村寨公共文化服務活動場所與旅游基礎設施。２０１４年，為了提速白面瑤寨旅游經濟，凸顯與當地聞名遐邇的稻田景觀的差異性，白面瑤寨打破了祖輩耕作稻田的習俗，與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合作，采用公司獨立經營、農戶自愿參與的方式，流轉了村寨７００多畝梯田作為皇金菊的種植基地，與油菜花、蓮花、月季、三角梅等經濟與觀賞植物花卉一道，打造村寨四季花海，構建差異化景觀。當然，除了觀賞價值，皇金菊還具有清熱去火、明目養神、殺菌消炎等醫用保健的經濟附加值。完備的旅游基礎設施、多彩的四季花海景觀和異域的少數民族文化，吸引了眾多游客前來觀賞花海、品嘗農家飯、體驗民俗風情。２０１６年，白面瑤寨游客接待量達１０萬人次左右，旅游收入５００多萬元。與此同時，受白面瑤寨花海經濟帶動的影響，周邊的三舍界與半界紛紛加入花海景觀生產的行列，以擴大規模化發展效應。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于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經營理念與發展策略的轉向，白面瑤寨、三舍界與半界的花海景觀生產戛然而止，旅游土地相繼拋荒，村寨旅游經濟嚴重受損，村民收入銳減。簡言之，從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白面瑤寨、三舍界與半界從稻田到花海景觀轉變過程中，歷經了旅游土地流轉、旅游經濟向好到急轉而下的過程，其背后所引發的旅游經濟土地生產結構的系列變遷，不僅直接影響當地寨民的農業生計發展與社會關系結構，也引發了區域土地安全的風險，觸及龍脊梯田這一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問題。

三、空間生產視域下旅游土地流轉的結構性變遷及其影響

（一）生產方式的轉變

在空間生產方式上，白面瑤寨、三舍界與半界歷經了從水稻種植的生產到花海景觀的營造。這一轉變，一方面改變了祖輩長期耕作梯田的生產對象和生產方式，以土地使用費補償的方式獲得了原耕作稻田的收入；另一方面，寨民通過家戶組合，輪流承擔游客接待或受雇于龍勝溫泉景區的方式，獲得了額外的勞動收入，空間生產整體經濟效益提升。然而，這種旅游經濟主導下的土地流轉引致的生產方式轉變，引發了當地勞動生產周期的分化、生產投入的集約化和復耕成本增加等諸多變化與影響。

１．生產周期的分化

在生產周期上，水稻耕種包含了耕田、耙田、除草、扶田基、種植、殺蟲、收割等工序，而皇金菊種植則涵蓋了耕田、分廂、灌溉、施肥、鋪地膜、種植、維護（除草、噴藥）等工序。兩者分屬不同的勞動生產知識系統與實踐。在勞動生產時間上，種植皇金菊所花費的勞動時間相對較長。以灌溉為例。當地人依靠祖輩傳承的農耕知識，種植水稻時，只需引用山頂生態林的水源，在耕田內開挖對角水溝，逐級灌溉，實屬“靠天吃飯”；而皇金菊灌溉則需固守土壤水分相對平衡的原則，即土壤既不能干旱，也不能水澇。在水量控制上完全依靠修建人工蓄水池，通過人工控制水量方式進行噴灌。為此，村民們先后在梯田地勢高低的不同位置修建了三個蓄水池，通過水管相接，依次將水引入耕田。同時，依照梯田的坡度，沿級而下，直線開挖排水渠。并且，通過人工管控花田蓄水池開關和排水渠的方式，構建皇金菊日常灌溉體系。

２．生產投入的集約化

從勞動生產投入與產出上，瑤寨種植皇金菊后，每位寨民通過土地流轉、勞動力支付轉移可獲得１萬元左右的收入，但其資金、技術與勞力完全依靠外來資本的投入。譬如２０１８年，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因皇金菊市場銷量不佳，一度中斷了皇金菊種植的資金投入，田地大面積拋荒。部分村民僅靠零星栽種蔬菜、羅漢果等經濟作物，以減少土地撂荒的損失。而對于水稻種植，按照當地人的說法：“種植水稻，完全依賴我們自己。只要按照老祖宗傳下來的種植規矩，可以完全保證每年糧食開支。吃飯是不成問題的。”①顯然，從稻田到花田，由于生產對象的改變，勞動生產投入從世代依靠祖輩種植經驗的家庭化生產向資本主導下的集約化生產轉變，生產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因素逐漸增多，土地生產風險陡增。

３．復耕成本的增加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于花田種植擱置，白面、三舍界、半界等瑤寨的田地幾乎全部荒蕪（如圖１所示）。村民們紛紛提出復耕的想法，而種植皇金菊所引發的土地形態、土壤成分和種植方式的改變等一系列延滯影響對復耕提出了相應的修復要求，極大地提高了復耕勞動的時間成本。首先，修補土地縫隙。由于種植皇金菊對土地灌溉的特殊要求，導致田地縫隙增大。所以，一旦將種植皇金菊的花田重新平整為稻田，修復田地縫隙不可或缺。其次，穩固田埂。種植皇金菊時，由于土壤縫隙增大，極易引發田地塌方。倘若復種水稻，則需用石頭修葺，以穩固田埂。再次，修整土地。種植皇金菊時，以田地分廂方式種植，田間與田埂的高度基本持平；而水稻種植，則需平整土地，水田與田埂大約保持１０厘米的高度差。一旦復耕水稻，土地形態恢復必不可少。最后，土壤成分的涵養。為了確保皇金菊的長勢與美觀，噴灑除草劑與殺蟲劑不可避免，由此改變了土壤成分中重金屬含量（如圖２所示）。一旦復耕水稻，土壤成分的涵養將是漫長的等待過程。其滯后性影響程度完全取決于種植皇金菊時間的長短。一旦時間過長，復耕后土壤成分的修復將相應延長。

（二）生產關系的疏離

由于村寨土地流轉及其外來資本技術的嵌入，村寨空間原有的社會結構體系和話語權逐漸發生位移。在這一過程中，村民暫時失去了土地使用權、管理權、支配權以及旅游空間景觀生產的話語權；而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則通過土地流轉不僅獲得了土地使用與管理權，還通過資本與技術的嵌入，改變了村寨以往空間生產關系，具體表現為寨民與土地失去以往的黏性，由此導致鄉土社會交互關系的淡化，呈現出本地寨民和主導花田耕作與花海景觀生產的外來公司之間內、外有別的二元社會生產關系結構。顯然，由于差異化景觀引致的鄉土景觀改造，全然改變了傳統農耕方式下人地捆綁關系，由此引發了寨民生產生活方式的結構性變遷，農耕社會業已形成的節日與儀式習俗在旅游雙重凝視下，統一打包、壓縮至旅游消費空間，逐一展演，并不斷地進行生產與再生產。本質上，從傳統耕作生產空間到旅游景觀生產空間的轉變中，土地流轉費用和外出打工收入提高了寨民的經濟收入，也不可避免地磨蝕了鄉土社會寨民與土地之間的依存關系，使得村民逐漸游離于傳統農耕生產體系之外。繼而，以土地為紐帶的社會生產關系逐漸疏離，并潛藏著侵蝕農耕社會結構根基的危機，并不時干擾基層社會關系的和諧與穩定。

（三）生產效應的輻射

除了土地流轉直接導致村寨生產結構的轉變與生產關系的疏離外，其空間生產效應的輻射影響也不容小覷。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依托地理區位以及旅游先期發展的優勢，白面瑤寨通過半工半耕的生產方式，游離于農業經濟與旅游經濟發展中，一直成為鄰近的三舍界與半界村民艷羨的對象。盡管白面瑤寨此前與旅游公司旅游利益分配不均，導致旅游接待收入一度衰落，但在龍勝以種植水稻為景觀的旅游市場中，突出花海景觀差異性的發展策略為其重新挽回了曾經失落的旅游市場。這種先致發展優勢下旅游經濟效益的優先增長使得白面瑤寨的周邊村寨躍躍欲試，逐漸形成了差異化發展策略下旅游景觀營造的羊群效應。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營造規模化景觀的雙向需求下，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擴大種植花田面積的發展策略與三社界、半界村民欲發展旅游經濟的愿望一拍即合，兩個村寨共計２５戶１４０多畝種植水稻的梯田隨即流轉為花田（如圖３所示）。２０１７年３月，三舍界和半界的村民棄種水稻，改種皇金菊。根據雙方簽訂的土地流轉合同，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每年支付村民每畝土地流轉費用７００元。同時，該公司以每畝１０００元費用返聘當地農民承包種植皇金菊。如此一來，三舍界和半界村民改變了原先固守土地、自給自足的勞作方式，成為集約化生產方式下土地勞作的雇傭者。他們無須為勞作的生產投入與產出精致計算，只需支付自己的勞動時間便可輕松獲得收入。從經濟理性的角度而言，相比原有的稻作生產方式，三舍界與半界村民無疑在花田種植中獲得的勞動收入明顯增加。基于旅游差異性發展策略，白面瑤寨花海景觀的羊群經濟效應不僅直接觸發了三舍界和半界生產方式的轉變，也逐漸波及周邊的巖洲寨、李家寨和毛寨等其他瑤寨梯田（合稱布尼梯田，如圖４所示）的轉型。經過桂林ＬＱ旅游公司近兩年的策劃與運營，布尼梯田近千畝的雞冠花、金雞花、醉蝶花、海棠花、魯冰花、鳳仙花等四時花海景觀初具規模，并投資興建了全長１１１８米、海拔落差３２２米的景區觀光索道，初步形成了以白面瑤寨為中心，輻射三舍界、半界、巖洲寨、李家寨和毛寨的規模化花海景觀，逐漸勾勒出與龍勝稻田景觀相分殊的四季花海景觀。

四、空間生產視域下旅游土地流轉風險及其消解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作為中國南方亞熱帶地區梯田系統之一，廣西桂林龍勝梯田系統被聯合國聯農組織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對照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遴選的五項標準，即糧食與生計安全性；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知識體系與適用技術；文化、價值體系和社會組織（農業文化）；農業景觀及土地和水資源管理功能，可以發現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從稻田向花海景觀的轉變過程中，涵蓋了生態系統及其相關知識、技術以及文化體系的轉化。在視覺表象處于中心地位的旅游休閑時代，差異化策略具有絕對性地位。因為，只有制造“他者”景觀才能進行表征文化、權力和差異。[10]盡管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并不隸屬于龍勝梯田世界農業文化遺產的核心區域，但隨著以旅游經濟為主導發展策略的推進，尋求差異化市場邏輯具有將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龍勝梯田系統推向花海景觀的趨向。特別是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外來資本大舉進駐旅游資源豐富的中西部地區，紛紛試水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等多種旅游發展模式。在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作為農耕文化的根本，用于糧食生產的農用地流轉為鄉村旅游用地后，陸續導致了土地功用轉變后土地自然風險的加劇、土地倫理關系的失序以及土地空間公平與正義的失衡等相關問題。因此，有必要從文化主體發展的角度對旅游經濟發展主導下土地流轉帶來的諸多結構性變遷予以過程性評估，以規避旅游土地流轉風險與影響。

（一）旅游土地流轉連鎖反應及其風險

１．土地自然風險的加劇

關于土地對于鄉土中國的重要性，著名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精辟指出，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土”是鄉土社會的命根，是建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基礎。鄉土社會秩序依賴于土地，又被土地所束縛。[11]隨著國家農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以土地流轉的農地經營制度變遷成為農業發展方式轉型的主導方向之一。其中，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便從功能與形態上實現了土地流轉經營的轉變，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旅游經濟發展歷程即是典型。在我國土地制度管理上，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即農民集體擁有農地農用時的土地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土地流轉為鄉村旅游用地后，農民土地權利在獲得土地用途轉讓補償后即宣告喪失，出現了土地“非糧化”現象。所謂非糧化，是指“出于經濟利益驅動，流轉后的土地多用于發展旅游觀光等高附加值農業，很少用于糧食種植”。[12]以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非糧化”現象為例，盡管土地流轉后，家庭經濟收入略高于稻田種植收入，但實際上業已遺棄了經過數輩先民積淀且已默守千百年的“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度同構、良性循環的農業生態系統，土地自然風險加劇。申言之，為實現規模經濟的“短、平、快”效益，村寨改種經濟附加值高、景觀視覺效果好的其他經濟作物，變相地改變了土壤的耕種方式，從而連帶地改變了土壤成分和灌溉體系，最終導致土地肥力下降、復耕修整成本加大。相關學者研究表明，在現代性發展背景下，地方以自我需要為目的的內源型（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經濟發展模式向外源型需求導向的依賴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存在區域資源破壞的風險。[13]隨著土地流轉周期的延長，“非糧化”所帶來的土地自然風險不斷加劇。這種延時滯后風險為農戶即時的土地補償所掩蓋，遮蔽了后續土地流轉所引發的自然風險及其系列問題，影響甚為深遠而隱秘。唯有與土地存在依附關系的當地寨民才能深切體會。盡管寨民在土地流轉后獲得了較種植水稻更高的收入，但面對土地流轉后土壤安全問題表現出極大的隱憂：“土地流轉后，種植花田與水稻是兩碼事。為了保證花田長勢和好看，長期使用除草劑、殺蟲劑，土壤板結厲害，重金屬含量增多。一旦復耕，可能需要兩年甚至更長時間進行土壤修復，才能復種水稻。”①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于氣候異常，皇金菊市場銷量反響平平，花田種植逐漸失落。土地流轉后的白面瑤寨、三舍界、半界相繼出現了田地拋荒的景象，進一步加劇了寨民對隨之而來的復耕成本增加的擔憂，亦導致寨民與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關系膠著甚至對立。

２．土地倫理關系的失序

除了土地流轉所引發延滯的自然風險外，其社會風險集中體現于土地倫理的失序。眾所周知，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梯田種植水稻成為龍勝各族民眾在勞動實踐中創造與發展的一種適應性生產方式。其適應性體現于當地人充分利用自然生態環境特點，通過農業生產要素和方式的長期磨合與經驗總結，構建出一套自循環的生產生活平衡系統，從而形成了“四度同構”的稻作自然生態系統及其文化生態系統相互交織的技術體系，主導了當地人四季輪替的生產生活秩序。在稻作生產方式上，由于耕田狹長，形成了以人力代替耕牛拉犁的“耦耕”方式。同時，為了促進勞動協作、相互支持，村寨各家戶之間形成了互相“打背工”①的習俗，有效改善了當地生計發展和人際交往的需要；在居住方式上，除了與稻作生產相適應的房屋附屬設施———曬排和田寮以外，干欄式建筑內部構造予以了適應性的改造，譬如火塘上方架設了盛放稻谷的長方形吊筐，便于陰雨潮濕天氣干燥稻谷。在飲食習俗上，寨民們形成了以米粥為主食、油茶為輔食的日常飲食習慣，以及制作五色糯米飯或米花為主的節日與儀式飲食習俗和糍粑、米酒為主的贈饋物品。在瑤寨，與稻作文化相契合的節日貫穿于寨民日常生活中。譬如春節的“抬狗巡游”習俗，銘記狗為族群繁衍帶來的基本生存物質———稻谷的歷史；農歷四月初八的牛王節，清潔牛棚、用五色糯米飯和米酒給家中牛喂食，以回饋牛整年的辛勤勞作；農歷六月初六的供田節，祈求田神護佑，稻田長勢良好且豐產。在人際交往的禮物饋贈習俗中，谷子、米、米酒、糍粑等作為禮物頻繁流動于主客之間，成為瑤寨人際交往的重要意象之物。由于土地流轉后，土地生產與經營方式的改變，使得原本固守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瑤寨村民將土地視為生存根本的信念逐漸動搖，土地倫理價值悄然發生改變，即土地不再是村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僅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工具或手段。繼而，原本村民與土地的緊密關系逐漸疏離，由土地連接而成的地方社會關系隨之松散。“離土不離鄉”的寨民圍繞農耕勞作而形成的“耦耕”方式、“打背工”習俗、饋贈耕牛食物、清潔牛棚儀式、供田儀式不再是個人與自然、社會以及群體關系交互的介質，村民與土地黏合度隨之驟減，以土地為鏈接的人地關系及其日常生產生活秩序逐漸磨蝕與消解。事實上，在空間生產過程上，土地流轉可視為“空間生產技術介入－空間生產結構的轉變－空間生產關系失序”的連鎖性反應過程，根源在于外來資本與技術對以土地為根基的農村社會秩序的侵蝕與滲透，村民逐漸失卻了農村社會倫理依附的載體———土地。在象征的維度上，“失去土地便等于失去身份，而現代化、資本積累和空間整合的過程將極大地破壞這種特殊的文化身份標記”。[14]

３．土地空間公平與正義的失衡

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圍繞土地－空間的市場流轉與資本介入，空間的社會權益自發地向資本擁有者傾斜，從而導致土地空間公平與正義的失衡。其緣由在于，空間的社會屬性和資本屬性天然對立，“由市場經濟及資本運作帶來的空間公平與正義的缺失，靠市場經濟本身自發調節是斷然無法實現的”。[15]繼而，出現了旅游土地流轉過程中資本主導空間話語與實踐的現象，空間社會風險叢生。以白面瑤寨及其周邊的三舍界、半界土地流轉實踐為例。由于寨民與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簽訂的土地流轉合同缺乏自然風險、社會風險與經濟風險的評估及其后續補償機制，而是用土地租金即時性補償方式一次性買斷替代，從而資本擁有者接管了土地使用權與管理權，完全掌控了空間生產話語權。盡管寨民對于土地種植對象及其衍生的風險頗為擔憂，但鑒于契約的規約性，只能處于失語狀態。期間，由于花田經濟附加值市場反應不佳，基于成本的考慮，ＨＷ生態農林科技貿易有限公司突然中斷花海種植，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白面瑤寨及其周邊三舍界和半界相繼出現了田地拋荒的現象，村民們只能望而興嘆。簡言之，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由于空間資本屬性的主導，引致了土地自然風險加劇、土地傳統倫理關系失序、空間公平與正義的失衡等一系列風險。如何管控空間自然、社會與經濟風險對土地秩序、價值與倫理的侵蝕，規避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筆者以為，基于空間生產關系的角度，構建公平、合理而有序的管控與自覺雙向機制，對于減少土地自然風險、重塑土地倫理關系、維持土地空間公平正義尤為必要。

（二）規避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的雙向交互機制：風險管控與風險自覺

１．強化地方政府的風險管控

在旅游經濟發展中，鑒于旅游景觀集約化、規模化和產業化效應，土地流轉不可避免，繼而形成了地方以地謀發展的經濟模式。在以地謀發展的風險機制演繹中，土地經濟問題專家劉守英曾隱喻式地闡述了政府、土地與項目三者之間的關系糾葛，即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讓招商引資項目盡快落地，便充當了操盤手的角色，而土地便是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工具。[16]申言之，由于土地流轉導致使用權的暫時性轉讓，隨即切斷了土地與所屬主體的關聯性。土地失去了與人的黏合性，僅淪為追求經濟效益的發展工具與手段，空間生產風險陡增。在旅游經濟差異化邏輯生產中，圍繞特色化景觀而進行的土地流轉，構建了由當地農民、旅游公司、地方政府等多方參與的旅游發展實踐。由于我國土地權屬國家和集體的特殊性，作為國家地方治理的代理人，地方政府理應立足地方土地安全、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等層面，轉變一味追求經濟優先發展的思路，在土地流轉風險控制與轉移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譬如調控與監督土地旅游化過程，形成村民、旅游公司與地方政府三者相互協商與制衡的關系機制；強化土地旅游化供給的市場引導與預警，避免同質化、無序競爭；厘定旅游空間與農業空間之間生態紅線，強化旅游化流轉風險評估與跟蹤督查，確保地方土地生計安全與旅游可持續發展；建立旅游土地流轉修復機制，實施農民再就業保障的政策，維持地方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等等。簡言之，在旅游土地流轉過程中，確立地方政府主導調控的角色，依據旅游市場預測和引導，通過管理體制的合理調控，形成杠桿機制，保障土地流轉后當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同時，設立生態環境保護屏障及其修復機制，維護地方糧食生產安全與旅游發展的可持續性。

２．激發地方文化主體的風險自覺

除了通過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發揮地方政府對于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的管控外，激發地方文化主體的自覺性，消解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的作用與效果不可或缺。如前所述，文化主體是土地耕作及其所構建的地方文化與社會結構的構成要素與踐行者，與土地的依附關系及其情感積淀深厚，并積累了相當豐厚的土地知識實踐經驗，對于防范旅游土地流轉所引發的風險具有前瞻性意識。因此，基于地方糧食安全與旅游可持續性發展的雙重維度，強化地方文化主體的風險預估自覺、風險過程監督自覺、空間生產關系自覺尤為必要。具言之，一是鑒于地方文化主體日積月累的土地知識實踐與經驗，在土地流轉及其旅游化發展過程中，應構建地方政府、旅游公司與村民三方共同參與、協商土地流轉以及旅游化發展協同工作機制，充分尊重村民文化主體的自覺性與自主性，主動邀請他們參與旅游土地流轉協商，評估土地流轉引致的自然、社會與經濟風險，厘定旅游空間與農業空間的生態紅線，設置土地保護屏障及其修復機制，有效保障土地流轉后村民的合法權益，維持村寨空間建構與旅游發展的可持續性。二是積極吸納地方文化主體參與土地流轉后旅游景觀生產與經營，強化其在生產與經營過程中把控、監督與轉移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的自覺性。譬如通過股份合作型的利益聯盟形式，地方文化主體可將土地、勞力與技術等生產要素以入股方式參與到旅游企業的生產經營中，構建兩者利益聯結的發展共同體。通過地方文化主體的過程性參與，激發地方文化主體基于利益共同體的把控、監督與轉移風險的自覺性。三是在構建地方政府、文化主體和旅游企業三者相互制衡、動態的空間生產關系機制下，有效利用傳統鄉土社會業已形成的社會契約性，重塑以旅游業為生計的鄉土社會新型倫理關系，并反哺于地方旅游業生產與經營，整飭由于利益競爭而有可能引發的旅游目的地無序競爭，構筑與時俱進、良性有序的旅游空間生產關系。誠如人類學家阿爾貝托·希門尼斯（ＡｌｂｅｒｔｏＣｏｒｓíｎＪｉｍéｎｅｚ）所言，“空間不具有固定的本體論特征，而是具有生成性、即時性社會關系的特性，是社會性手段與維度的空間”[17]。在旅游土地流轉中，重塑地方政府、文化主體與旅游企業三者共同協商、權衡的旅游空間生產關系，構建地方政府自上而下風險管控與文化主體自下而上風險自覺的雙向交互機制是多重社會關系參與、協商與制衡下共同消解旅游土地流轉影響與風險的過程，而不是瞬時、固化的結果。

五、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作為旅游吸引物的稻田承載了積淀已久的農耕生產經驗與文化實踐體系。廣西桂林龍勝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從稻田向花海景觀轉變中，引發了土地旅游化連鎖反應。在旅游差異化市場邏輯下，稻田景觀向花海景觀的轉向，表層上引發了土地流轉后空間生產方式的改變、生產關系的疏離及其生產效應的輻射，深層上誘發了自然風險的加劇、土地倫理的失序及其空間公平與正義的失衡等諸多鄉土社會的系列危機。筆者以為，作為土地權屬的代理人，地方政府理應從土地安全、旅游可持續發展和農民生存發展的角度，加強農業、文化旅游、國土等政府部門的協同管理，強化土地流轉風險管控與轉移，控制與減少土地旅游化所帶來的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風險與管理壁壘。此外，在保持地方政府管控的同時，有效發揮地方文化主體的自覺性與能動性，積極引導他們參與旅游土地流轉和旅游空間生產與經營，強化其風險預估自覺、風險過程監督自覺、空間生產關系自覺，從而構建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風險管控機制與文化主體自下而上的風險自覺機制，以維持旅游空間生產多向、長期、有效對話，規避旅游土地流轉的影響與風險。在鄉村振興背景下，以土地集約化、規模化發展旅游業成為眾多中西部地區自然稟賦良好、人文資源豐沛的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發展的主要路徑，而差異化策略迎合了“他者”景觀主導旅游休閑時代的發展趨向。文章關于白面瑤寨及其周邊村寨從傳統水稻種植到現代花海景觀生產的土地流轉影響研究，是基于地方土地安全和休閑農業可持續發展雙重層面，從過程性與關系性視角，探討其結構性變遷及其風險。繼而，從影響地方生計安全和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系統要素出發，探尋規避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的關系與機制，深化旅游土地流轉系統化研究的廣度和豐度，拓展規避旅游土地流轉風險研究的深度，以此拋磚引玉，引發學界對差異化邏輯主導下旅游土地流轉影響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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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菲 楊慧敏 單位:桂林旅游學院 文化與傳播學院 桂林旅游學院 黨政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