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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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數據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了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變化以及鄉村治理技術的突破性變革。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場域是科技發展的資源前提、人口流動的場域空置、智能數據的技術支撐。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約束有數字鴻溝與技術主義的技術約束、數據短板與“數據煙囪”的工具約束、數據挑戰與思維局限的嵌入困境、人才缺口與制度滯后的治理局限。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路徑在于范式轉變與政策設計的治理更新、數字生存與網絡協商的治理完善、網絡平臺與網絡素養的建設提升、網絡民主與人技共治的措施創新。

關鍵詞:鄉村振興;全過程民主;社會治理現代化;智慧路徑

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重大理論創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治理創新的重要方向。大數據通過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給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帶來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變化，還推動了鄉村治理技術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變革。深入研究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場域、現實問題和智慧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場域

技術場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孕育于、生長于新時代鄉村社會的技術前提，是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技術壤土。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認知前提和優化路徑，只能在也必須在既有的現實技術環境中進行。大數據使各級政府能夠更快捷、更便利、更精準地指導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優化鄉村民主過程，從而真正實現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有效化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面臨的問題。

(一)科技發展成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資源前提

當今世界，民主技術風潮迭起，迭代核心技術嵌入鄉村治理，大大提高了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效度。互聯網物聯網的領先站位、大數據云計算的生活嵌入，引發了鄉村民主方式變革。伴隨著民主政治技術革命的突飛猛進，人們高度重視高新技術和關鍵技術在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的應用與創新。新時代是鄉村進入數字社會、科技先導型治理和智慧民主的時代，新技術革命正在改變著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成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主要推動力量。近年來，傳統鄉村的社會結構、人口結構、階層結構等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突飛猛進，鄉村民主技術數字化迅猛發展，我國信息產業迭代升級，撬動了傳統鄉村民主手段與方式的內生性巨變。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創新模式層出不窮，智能化技術在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發揮的作用日益顯著。數字鄉村的興起與發展、智力資本的嵌入與擴張、民主技術的智能化走向等已成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場域。鄉村治理的大數據融合、意見表達的數字模板、鄉村輿情的超時空涌動是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依托。生活偏好的數據化展現、微時代的微平臺微空間日益彌散、價值引領與群眾監督的字節跳動也成為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資源前提。綜合國力競爭和社會治理現代化將更加倚重科技進步、知識創新和社會治理。亟待通過大數據創新鄉村治理，推進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現代化。

(二)人口流動造成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場域空置

鄉村人口流動是農民融入工業化、城鎮化和城市文明的重要途徑，它帶有空間轉移和地位轉變的雙重動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規模經歷了快速增長，2015年達到2.47億人，其后開始緩慢下降。2022年，全國流動人口又攀升到3.85億人，農民工總量達2.9億人，外出農民工1.7億人，本地農民工1.2億人［2］。“城鄉流動”依然是人口流動的主要形態，鄉村人口流動的實質是農村勞動力在市場經濟中的自主選擇與趨利行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帶動的鄉村人口流動是當前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的現實境遇。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交往是基于交換規則的市場行為，是缺乏深度交流的工具性交往，農民工與市民時常停留于“沒有互動的共存”狀態，鄉村流動人口是一個孤立化的相互隔離的封閉性的社會群體，他們在“回不去的農村”與“留不下的城市”［3］之間如“候鳥”一樣徘徊。伴隨智能技術的深度應用，鄉村流動人口“就業極化”［4］，處于技能分配底層的就業人數相對于技能分配頂端的就業人數持續下降。急速流動的鄉村人口使鄉村社會不再是靜態的鄉土社會，相對獨立的“世外桃源”洋溢著市場經濟的利益腥膻，傳統鄉村社會的封閉性和穩定性為市場經濟的流動性和交易性所顛覆，開放、平等、民主、自由等鮮活而充滿變革性的時代價值被注入注重血緣、親緣、地緣與業緣的鄉村社會之中，變動成為鄉村社會轉型的重要變革性力量和未知因子。千百年來農耕生產方式所生發的鄉土文化正在經歷著最為深刻而劇烈的歷史變遷，它帶來的治理困境，即“法制懸浮、功利下沉、信任流失”等是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要破解的深層現實問題。

(三)智能數據成就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技術支撐

信息技術是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支撐。新一輪科技革命孕育興起，世界已進入新一輪科技創新周期，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正面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引領的社會治理革命。人工智能成功跨越“不能用、不好用”的拐點，進入“很好用”的爆發式增長黃金時期，成為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創新的“超級支撐”。新技術引發新業態并進而提出新的民主需求，是伴隨區塊鏈技術發展及社會治理應用過程中出現的新議題。同時作為一種顛覆性技術，區塊鏈“具有共識性、可信性、共享性和自發性”［5］等特點，區塊鏈本身的復雜性對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提出新挑戰。“記錄”“交易”“組織”構成了區塊鏈分析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問題的技術邏輯，針對激勵條件、約束條件的選擇則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設計的重要考量。從“互聯網+”轉向“區塊鏈+”，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不斷迭代升級。從“信息互聯”邁向“價值互聯”，強化了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期許。人類社會已邁入智慧社會，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日益數據化，人工智能推動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創新要求民主全鏈條更加完善、民主議題更全覆蓋。從社會治理創新和提高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現代化水平的角度來看，大數據技術可用于收集關于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各種最新的海量數據，實時進行數據更新，對潛在問題進行分類、組織、分析和預測，有利于提高鄉村黨組織和基層政府客觀、準確、及時地作出決策的能力，從而應對鄉村治理中的緊急情況，滿足村民的利益訴求，提高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服務村民的精準化和個性化水平。

二、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約束

習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1］大數據云計算可使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鄉村主體突破猜想的不確定性，使鄉村支部提議更有前瞻性，民主過程更有時效性，民主結果和執行力更有高效性，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更加精細化和精準化，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具體模式和政策建議。與此同時，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也面臨著諸多技術難題。

(一)技術約束:數字鴻溝與技術主義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數字鴻溝是指全過程人民民主中，民主數字富有的鄉村主體與民主數字短缺的鄉村主體之間的巨大差異，它是鄉村主

體對數字化民主認知、掌控和運用能力上的懸殊差距。數字鴻溝意味著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中的主體能力貧困，障礙著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合法性。“數據資源已經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性資源，數字化技術正在推動社會治理體系的變革”［6］。“數字化生存”是智能時代鄉村主體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民主場景，民主數字化創新了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時空場景。數字化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意愿不強、原子化狀態生活的農民提供了聚合行動力量的介質，也為現有利益格局中原本處于權力遠端、游離于故鄉之外且長期失語的農民工提供了表達利益訴求的工具和非制度化參與的民主平臺。因此，政府應勇于承擔縮小和消弭城鄉“數字鴻溝”的社會責任。數字時代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技術主義傾向時常凸顯。在鄉村民主的全過程中，數據技術的進路表現為剛性機制，人民民主實質的人民性時常被遮蔽，民主鏈條中的人文關懷亟須回歸。智慧民主的核心應是“技術”與“民主”的雙向賦能，目的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但當前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后端的云部署往往成為重點，而村民的民主訴求成為輔助部分，技術手段與民主訴求未能很好地融為一體，民主效能不盡如人意。“算法至上”的技術主義往往注重邏輯的自洽，在鄉村民主全過程中過于追求算法的客觀、現實性，而把民主主體的“人”淪為數據的工具，這與全過程人民民主中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產生沖突。數據技術畢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現工具，不能把工具理性延伸為權力控制。如果智能化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過于側重權力管控而非民主參與，網絡民主目的在于強化權力意志而非提升民主效能，那么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技術就難免會出現手段與目的互換、權力與權利的倒置。憑借數據技術建構的鄉村熟人信任網絡，會使鄉村民主主體過分依賴數據交流與技術性溝通，使行鄉村主體間的社會性交流消解，鄉村民主主體的主體性地位和活力減弱。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數據技術越發展，民主主體對數據技術的依賴性越強，數據技術很容易削減鄉村民主主體的決策和執行的自主性，從而形成“靠數據說話”的技術思維慣性，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權力完全由“人”交付給“技術”，背離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旨。

(二)工具約束:數據短板與“數據煙囪”

在歷史的各個階段，鄉村民主理念和民主實踐都取決于當代的治理技術和社會資源。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由制度、程序、分析以及邏輯構成的治理體系，它能夠實現對鄉村個體的引領、激勵、制約。“區塊鏈是一種顛覆性技術革新”［7］，它從技術底層上解決了傳統互聯網面臨的“數據孤島”“數據確權”和信任構建問題，重塑了大數據時代的民主結構。落后的鄉村民主技術限制了村民的政治參與，它表征于制度技術碎片化和民主參與技術的代差。制度技術碎片化體現在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缺乏約束力和激勵機制;民主參與技術代差主要體現在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一些地方仍然停滯在五大民主鏈條缺環，自由平和的民主討論困難重重，與新時代的民主要求之間存在迭代差距。因時空阻隔、技術落后、參會者素質局限，鄉村會議整體參與率不高，公平性和有效性一直存疑，有時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往往因技術滯后難以取得有效進展。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的“數據煙囪”表征為數據條塊分割、內外部數據壁壘堅固、數據獲取樊籬圍堵，它帶來治理成本的增加、信息化的作用無法充分體現等問題，是障礙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效性的重要因素。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數據亟待融合，“數據煙囪”亟待改變。近些年，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網絡平臺日益完善，但因技術因素與行政區劃所限，鄉村民主的數據共享問題依然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的難點和堵點。鄉村民主數字化伴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快速發展，但也存在“縱強橫弱”的問題，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涉及方方面面，各種信息系統因部門區隔互不融通，數據標準各自設限，平臺之間的信息因利益沖突互不開放，共建共享的目標亟待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鄉村數據亟待融合。因經濟利益的局限性，鄉村數據技術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間存在代差，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數字化覆蓋和數字化程度的提升空間很大，治理效能不彰。基于權力控制的考量，一些鄉村干部對民主過程中的數字化建設齟齬頗多，曾出現以雙重臺賬規避數字化監管，以虛假鏈條或環節應付村民的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等情況。有些地方的智能化數據采集手段落伍于時代，拍照留存、手工填報、電話問詢等方式仍很普遍，技術手段滯后導致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程序缺環、過程不全等問題亟待消除。

(三)嵌入困境:數據挑戰與思維局限

大數據時代的鄉村技術治理“更多的是現代技術信息、組織體制、內部組織文化等非信息技術因素的介入”［8］。行政、理性和技術構成了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在邏輯，國家在場的行政維度表征為“權力邏輯”，農民在場的理性維度表征為“話語邏輯”，工具在場的技術維度表征為“時代邏輯”。讓鄉村成員發揮主人翁作用，積極參與鄉村事務，在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擁有確定問題、爭論證據和形成議程的同等機會，自由、平等和理性地參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確保民主結果落地生根，是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的當務之急。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存在數據挑戰，“數據與人”的互洽、“多元共治”的和諧、“價值歸宿”的指向等亟待理順。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嵌入困境，包括數據思維的建構、多元合作的共治、信息安全的確保等亟待完善。應對數據挑戰必須解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存在的數據意識缺乏、數據人才短缺、信息安全凸顯等問題，化解嵌入困境的則須解決數字鴻溝、數據崇拜、信息孤島、權力尋租等現實難題。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很多地方僅是把數據技術作為一種民主技巧和治理手段，數字化的民主平臺只是民主過程的技術外化、空間拓展和權力延伸，意圖通過信息采集、技術監控實現社會控制，達到縮短過程、減少程序、節約時間的行政目的。這種思維仍然滯留在傳統社會的單一物理空間，還沒有進入新時代信息社會的物理(現實)—電子(虛擬)雙重空間。對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新方式、新途徑和新策略的吸納、融合和運用很不適應，尤其是對村民的網絡表達、虛擬空間監督、網絡民主參與等重視不夠。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應立足雙重空間，運用民主思維，及時把網絡民意、網絡監督和網絡參與吸納到民主過程中。數字時代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鄉村數字化建設發展迅速，海量信息高度集中，巨量數據涉及鄉村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份信息、指紋信息甚至人臉識別信息等個人隱私信息，數據庫的建立與共享使得每個人的詳細數據都暴露在網絡中，“每個人的隱私信息在數據技術面前成為公開的秘密”［9］。有學者提出數據遺忘理論，目的就是隱私保護和信息安全，構建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慧化中應有的數據信息保護思維。

(四)治理局限:人才缺口與制度滯后

鄉村數字人才建設迫切而任重，數字人才規模亟待擴充，數字人才結構亟待優化。網絡平臺是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依托，檢測和維護人員不僅需要具備相應的網絡技術，還要按照行政層級依規而行。現實中這部分人員往往是臨時雇傭的編外人員，很少具有保障和運營平臺的技術能力與權限。近年來鄉村行政人員學歷不斷提升，新任村官有年輕化表征，但其工作能力尤其是數字技術和數據應用能力與網絡平臺要求還有差距。他們習慣于傳統的服務職能，在線下的糾紛調解、政策執行中游刃有余，但在線上的智能服務方面卻缺乏互聯網思維，往往因數字技術缺乏而陷入被動。這源于基層政府在公務員培訓時缺失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與實務的內容，更缺失數字民主思想和智能治理技術的訓練。另外，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數字化人才增量的吸納能力嚴重不足。因基層事務往往細小煩瑣、榮譽感缺乏，加之就業環境簡陋、待遇微薄、上升空間狹窄，技術型人才的招聘入職和扎根基層呈現“雙難”。事實上，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施中一直面臨著數字治理技術人員匱乏、復合型專業能力不足等人才難題，抑制數字技術與鄉村民主的互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新形態。制度化的智能建設是提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效能的關鍵。目前，關于鄉村治理、村民自治和智慧治理等方面的政策文件頻頻出臺，相關制度的頂層設計也不斷完善，實踐效果有目共睹，但是關于全過程人民民主尤其是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相關制度建設仍然滯后，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智能化制度規范更顯不足。受行政區劃影響，各地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依托的網絡平臺或系統各自為政，規則和參數互不融通，信息采集和數據存儲各自獨立，重復建設問題非常突出，導致本就緊張的鄉村經費資源愈發不足，且治理效能不彰。究其根源在于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的制度建設滯后，頂層設計不足，制度間不自洽，存在結構性矛盾。各地民主程序設置在覆蓋面和關節點上差異顯著，更高層面的設計和規劃一直缺位。民主制度碎片化現象加劇了數據共享的難度，民主數據的滯后性有使民主過程空轉的風險，鄉村信息的動態更新有待機制建構的完善。

三、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路徑

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技術路徑在于通過技術變革實現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變革，“是一種將技術主導轉向政府主導的多元社會治理的復合性、整體性治理思路”［10］，其目的在于建構具有包容性、整合性以及可持續性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

(一)范式轉變與政策設計的治理更新

鄉村“技術治理”可以理解為基于技術進步使鄉村現代化能力由低向高發展的過程。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革性影響不僅意味著需要對現有制度或政策進行調整，其更意味著要打破現有制度或政策框架”［11］。實現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數據化，應界定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大數據的科學內涵、時代特點、治理功能和價值指向，梳理大數據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強關系，剖析大數據對鄉村民主現代化的重要價值，并深入分析基于大數據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現狀和特點，即鄉村民主更加公開細化、大數據促進社會公平公正、政府績效管理“被量化”。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數據化應厘清大數據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關系以及大數據對民主效能提升的重要性，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大數據理論的內涵。應構建基于大數據背景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政策體系，踐行并深化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協商民主理論、市民社會理論、社會治理理論等。應深入研究大數據帶來的新技術、新理念以及國內各地在全過程人民民主方面的探索，豐富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推動大數據場域中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范式的轉變，包括全過程民主行動的“技術—預測”前瞻性策略、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精細化的“技術—服務”應然導向、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價值偏好的“技術—協作”整體性趨向，從而體現大數據對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現實價值，為巨量人口流動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技術支撐，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法治化提供現實依據，為鄉村數據民主提供科技方法，為鄉村源頭治理提供民主平臺。大數據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正相關。通過國內各鄉村間同類大數據的實時動態比對，可準確把握民主議題的鄉村偏好，從而完善鄉村民主機制，使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斷走向精細化。基于鄉村大數據民主議題整合，可做到信息透明、平臺開放，使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走向協作共享。通過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互聯網提供的海量輿情信息，可實現全新的鄉村輿情治理方式、方法和路徑，拓寬社會民主治理的范圍。實現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數據化，應基于實地調研，立足新時代中國國情，從地方政府、民間組織、政府政策、社會主體、社會資本等方面進行政策設計。政策建議應包括鄉村組織創新、民主制度創新、治理平臺建設、技術人才培養、辯證思維培育等，并正確處理數據決策與傳統決策之間的內在關系。應加快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頂層設計，不同鄉村主體的數據開放，解決好大數據的信息風險問題。應樹立數據思維，推動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主體多元化;開展鄉村數據分析，創新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實現鄉村決策科學化;規范鄉村數據隱私，完善全過程民主機制，推動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理性化;應對數據沖擊，轉變治理結構，實現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現代化。

(二)數字生存與網絡協商的治理完善

鄉村數字鴻溝的削減有賴于智能化鄉村建設。政府首先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完善數字鄉村設施，“積極建立集農村寬帶、互聯網、5G等在內的數字化基礎設施”［12］，夯實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慧化基礎。加大對信息貧窮鄉村的資金支持額度，加快數字鄉村的智慧升級，提高數字化政務水平，推進鄉村數字化普及和應用進程。其次，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競爭政策是通過允許更多優秀企業參與到鄉村數字化建設領域，通過同行業有序競爭選擇質優價廉的服務，降低鄉村網絡設施建設的采購和使用成本。繼續改革電信管理體制，讓市場在鄉村電信服務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升鄉村數字化工程普及率。普遍服務政策是一種合理的融資方式，旨在促進落后鄉村的數字化設施建設，在一定的透明度和公平條件下，企業以適當方式承擔相應的義務。“村村通”工程是政府啟動普遍服務政策和運營模式的典型案例，由政府相關部門和電信管理企業共同推進數字鄉村工程建設。最后，強化農民數字化智能培訓，保障農民數字化參政議政的權利。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鄉村數字化建設，建立多種多樣的農技數字化服務中心，開展“鄉村數字化教育工程”等。通過大力推進鄉村網絡知識培訓，提升農民網絡協商能力，使農民無論在本村或者遠在千里都能夠廉價便捷地接觸和學習數字化技術，從而提高鄉村網絡信息資源的利用效能，促進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現代化。大數據打破了過程民主的時空阻隔，一部智能手機就能完成煩瑣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活動。中國網民規模為9.89億人，移動互聯網用戶總數超過16億;5G網絡用戶數超過1.6億，約占全球5G總用戶數的89%［13］。在新增網民中，農民工占據相當數量。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是民主選舉的自由表達，更意味著民主參與、民主監督和民主協商，大數據的廣泛普及與大眾化運用為村民遠程參與鄉村事務增添了新的時代因素。它不僅為“激進”農民提供了超常規的民主工具，也為保守農民構建起親情互動和民主參與的便捷手段。即時性、虛擬性尤其是互聯性的數字化網絡對于原子狀態的農民具有內在黏合力，智能手機普及使得農民中的網民數量逐年攀升，這一切促使農民參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熱情和能力高漲，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奠定了良好的技術基礎。

(三)網絡平臺與網絡素養的建設提升

信息技術催生了一個全新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借助于網絡實現了超時空的民主表達與信息共享，時空分離鑿通了鄉村民主活動與在場情境的關節點，去空間化和無界化為鄉村群體理性表達提供了載體，也展現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無限延伸和不斷拓展的鄉村場域。“政黨贏得政權、鞏固政權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要贏得人民群眾廣泛的認同”［14］。網絡民主關系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能力，必須把它作為一項民心工程和政治工程穩步進行。要積極推進鄉村政府門戶網站建設，扎扎實實做好鄉村電子政務，增加鄉村信息工程投資，保障網站運作資金。提高鄉村網站的技術性能指標，成立網站維護團隊，確保網絡安全和持續運營。提高鄉村網站的實用性和吸引力，增強村民參與鄉村網絡民主的意向。整合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數據資源，推動數據信息資源無障礙共享。提高鄉村工作人員開展鄉村網絡民主的政治意識和業務能力，確保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相關信息的可靠性和權威性，與此同時，要防止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中責任滑落、自我陶醉和網絡寡頭，注意民意表達的非理性、“偽民意”和離散問題。數字時代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要用“數字治理鄉村，要對數字化技術本身進行規整，還要借用數字技術發展推進整體治理變革”［15］。首先，應組建一支保障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安全有序運行的技術隊伍。加強對大數據人才的招聘力度，加大人才下鄉的政策力度，推動技術人才回流鄉村。建立科學的數據技術人才激勵機制，在鄉村干部中普及大數據知識，在干部培訓中增加大數據情景模擬課程，提升鄉村干部運用大數據分析問題、精準決策、智慧治理的能力，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智力支持。其次，線上線下協同，提升農民的民主素養，提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效能，讓農民在實踐中累積民主經驗，切身體會政治參與、理性表達的現實價值。在農民和農民工聚集的地區，政府和企業應提供免費上網場所，定期提供網絡培訓服務和免費在線服務，培訓他們使用在線語言，填補農民網絡民主能力鴻溝。最后，設置相關議題，激發農民參與網絡協商的動機，“平臺議題的設置與公民訴求的匹配程度決定了公眾參與的獲得感”［16］，如建立民工專用網絡專屬頻道，免費發布就業、子女教育、權益維護、技能培訓等相關信息。

(四)網絡民主與人技共治的措施創新

在大數據時代，網絡民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常態。長期以來，人們總認為農民的民主素養不足，農民往往在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網絡形態中被邊緣化，在鄉村民主協商、民主管理中等鄉村公共事務參與中角色微小。部分農民尤其是留守婦女、老人往往是基于“臣民”心態被動參與，或礙于全過程、全鏈條的程序煩瑣，疏于發揮主人翁作用。現代民主精神是村民參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網絡形態的基本素養，它使農民能夠理性表達自己的合法權益，基于合理合法的途徑解決利益沖突，達致鄉村善治。鄉村網絡民主可確保所有農民真正參與到鄉村事務中，農民通過網絡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對話中表達立場、在無限的時空中交換意見，不受時空阻隔發言，完全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外在地表達出他們想什么、要做什么。村民智能化技術提升，既要包括民主數字化的知識和技術，更應注重其作為鄉村民主主體的政治需求。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網絡形態的持久發展必將改造新時代農民的數字能力和民主素養，提高農民的數字民主認知，促進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創新，從而造就一批懂技術、能參與、有格局、愿擔當的現代化農民。而大批數字化農民的涌現，又會成為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導力量，為鄉村振興戰略落實造就現代化的生力軍。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以“完善的制度安排與廣泛的民主實踐”“提高了國家治理效能”［17］。構建人技共治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迫在眉睫。在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中，以“人民為中心”是根本，數據技術是手段。構建“人技共生”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生態，要科學界定數據技術的工具性，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信念滲透到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中，充分體現“人技共治”民主理念，實現技術文化與鄉村文化的內洽，提升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人文關懷，推動和諧融洽的鄉村民主穩定有序發展。在鄉村場域中，全過程人民民主借助多元鄉村主體與民主技術的融合，推進了價值同構的鄉村秩序重建。應在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激發鄉村民主主體的參與興趣，通過數據技術的無界性延展鄉村民主治理的時空場域，打造具有濃郁鄉土氣息和現代民主精神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鄉村共同體。為規避技術主義，應完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數據復核制度，使民主的人文情懷與技術智能理性深度融合，在提升數據技術的智能性的同時，消解技術霸權和信息形式主義。完善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資源數字化的規則和流程，強化法治權威，細化懲處機制，嚴懲篡改數據的違法行為，建構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數據運用機制，堵住數據泄露的制度和處罰的漏洞，加強鄉村數據信息管理者和使用者的保密教育，從源頭上規范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數據保存和使用問題。人民民主智能化正在成為新時代中國鄉村最具特色的一種民主形態。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謀求的是鄉村善治。鄉村全過程人民民主智能化以其直接性、便捷性、廉價性的優勢，有效消除了鄉村傳統政治參與的時空困境，推進了鄉村數字民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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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國獻 李燕 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創新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