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先進事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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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聞河南省文史研究館確定今年將首次為該館館員出版一套文史叢書，和我一起共同為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奮斗了半個多世紀的文物考古與古建筑著名專家楊寶順同志的《文物考古與古建筑文集》已被列入其中，不勝之喜。

寶順同志自1951年參加工作以后，半個多世紀來一直奮戰在文物考古與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線，先是參加了文物調查和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后來又以畢生的精力從事古建筑的勘察測繪和保護維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受到省和國家的表彰與獎勵。如由他負責主持保護修繕的具有重大歷史藝術價值的唐代古塔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陽修定寺塔，其藝術價值之高在全國古塔之中十分罕見，塔身遍布精美華麗的磚石雕刻，而且均為唐代原構，全國絕無僅有。寶順同志在接受了這一任務之后，首先對塔的現狀和殘壞情況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勘查測繪，然后擬制出科學的保護維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與其他同志一起參加施工工作。我記得在此塔的年代問題發生爭論的時候，他多方進行實物研究和文獻查考，向有關專家請教，費盡了千辛萬苦，不僅把這座“中國第一華塔修定寺塔”修繕完工而且還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實名份。為此以該塔“飾面花磚的復制研究及補砌鋃嵌工藝的兩項研究成果”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級科技成果獎。

又如由他負責領隊、深入到太行山區對素有“神秘的萬佛溝”之稱的寶山靈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進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該寺院地處深山峽谷中曾長期遭受山洪泥沙沖擊，自清末以來其寺院建筑遺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蓋和堵塞。因而要查清這處千年古剎的本來面貌是十分困難的。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務，寶順同志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持食宿在這處人煙稀少的山溝里，長達半年之久，從未離開崗位一步。最后終于克服種種困難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現場研究任務。不僅將這處全國現存時代最早、數量最多、雕刻藝術精美、風格獨特并多數刻有塔銘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齊雙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現出來。而且還完成了附近三處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憑開創的東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齊著名高僧僧稠供養像及碑銘的北齊“善應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靈裕開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從而揭開了這處鮮為人知的“神秘的萬佛溝”之謎。大量實物史料表明，寶山靈寺及其石窟塔林，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宋數個朝代。為我國佛教大發展的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產物。不論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還是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都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因此，我對寶順同志這次擔任領隊克服多種困難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務，所獲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稱贊。寶山靈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務完成后，寶順同志又及時將材料進行整理并撰寫成書出版。受到上級領導部門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曾被授予河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省級獎。寶山靈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寶順同志還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過許多古遺址和古墓葬等的調查、發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其中比較突出的如：1954年在鶴壁市首次勘查發現了宋、元時期，具有地方風格和巨大規模的瓷窯遺址。還曾應邀參加由中科院組織的黃河水庫考古隊，擔任河南地區領隊，按時完成了對黃河水庫湮沒區內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級領導表彰。還負責主持完成了澠池西河南村仰韶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獲。他曾于1959年勘查發現了鶴壁市一處宋代的大型煤礦遺址。當時他曾在這處距地表50米深的古礦井下，堅持涉水勘查達30多小時之久，終于查清了這一古煤礦的原貌。除發現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硯外，更重要的是發現了古礦的4條巷道及當時的井口，照明用的燈龕、排水井、條筐及生產工具、運輸工具，以及空間巨大的采煤區10處。經研究新發現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狀、質地和釉色均與當地宋代瓷窯遺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硯也是宋代遺物。從而表明古煤礦的時代，應為宋、元時期。為我國現今發現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煤礦遺址。對研究我國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史證價值。此外，他還在安陽的洹河之濱，首次調查發掘了一處規模較大的隋代瓷窯遺址。過去有些研究中國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種“南青北白”的定論，但都被北方經常出土的青瓷所質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燒造的窯址究竟在何處？卻未曾見到。所以，多年來人們對此問題一直猜測不一。因此，寶順同志對安陽隋代相州瓷窯遺址的調查發掘成果，確鑿的證實了相州窯（安陽隋代時稱相州）的地點。這對研究我國陶瓷史是一突出貢獻。另外，他還主持過對安陽北齊范粹墓、溫縣唐代楊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鄒復畫像石墓等多處重要古墓和古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獲。

寶順同志除了主持和參加了許多文物考古與古建筑保護維修、勘查測繪的實際工作之外，他還潛心學習，刻苦鉆研，把取得的經驗和成果總結歸納，寫作論文，編輯成書，以廣流傳和交流經驗。除《安陽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國文物出版社出版）、《溫縣慈勝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寶山靈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與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等專著之外，他幾十年來所寫的文物調查、考古發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時代特征考證，年代鑒別，保護維修工程等的報告、介紹、論文等一百多篇，分別發表在國家、省各級報刊上，是一筆珍貴的當代歷史文化財富，如不將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將是河南乃至全國文物考古和古建筑歷史文獻的損失。為此，我非常贊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館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視。在省文史館建館50周年之際，在已出版了由館員們撰寫的《中原文史萃編》一書之后，又將出版一套館員叢書，以展示館員的科研成果，豐富科學文化的內容，是屬一件功在當今，利及后代的盛舉。

在楊寶順同志此次出版的《文物考古與古建筑文集》中，所選出的50余篇，只是他一百多篇中的一部分。從這50余篇文章之中不僅可以看出他近半個世紀來在文物考古與古建筑工作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而且我認為同時也是他把畢生心力奉獻給祖國文物考古與古建筑事業的歷史見證，至為可貴。

我一直認為，文物古建筑的保護與考古工作（過去曾稱之為地上地下），雖然在工作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又非常的密切。許多古建筑的調查研究以至保護維修要靠考古來幫助或解決。而許多古遺址、古墓葬等也都是古建筑的遺存遺跡，兩者確實難以分割。因此，我也曾多次呼吁古建筑和考古工作專業人員的密切合作。寶順同志則是身兼二技的人才，甚為難得。我記得曾經寫文回憶被稱之為新中國文物考古人才“黃埔一期”的1952年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由文化部、北京大學、中科院共同合辦的全國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員專業訓練班時，就舉了寶順同志當時既是學考古，后來又專門學古建筑的例子。因而，在他的50余篇文章中，也正反映了這一特點。

當文集即將付梓之際，寶順同志將此喜訊告我，并寄來有關資料，內容和目錄等。要我為之作序，既是半個世紀以來志同道合的老戰友，又是半個世紀來共同把畢生心力奉獻給了文物古建筑事業的老同志，而且他的許多工作我都參與或支持過，他的文章也大多閱讀過，焉好推辭。于是寫了以上感想和意見，聊以當序，并借此表示對文集出版之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