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文明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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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發展模式的反思，是對傳統工業文明局限性的批評,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超越。要落實這個科學發展觀，實現由非持續性發展社會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社會轉型，重要的文明保證或文化支撐，就是要在全社會樹立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新文明觀。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傳統工業文明；新文明觀

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現代化事業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發展戰略思想。這個科學發展觀，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也吸取了世界上其它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如果進一步對這個科學發展觀進行文化思考，那么可以說，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也內涵著一種新文明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發展模式的一種反思，是對傳統工業文明局限性的一種批評，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超越。因此，落實這個科學發展觀，需要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新文明觀的支撐。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具有新的世界文明的普遍意義；但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具體落實到各個國家和民族，又必然要和各自國情和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形成具有各個國家和民族特色的新的發展觀和文明觀。本文擬主要分析中國在由“非持續性發展”社會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社會轉型過程中，在全社會樹立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符合中國情的新文明觀的必要性。

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基本國策

在現代化建設中，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中國不但簽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通過的《21世紀議程》和《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而且忠實履行會議承諾。1994年中國政府頒布實施《中國21世紀議程》，制定出了2000年環境污染得到控制，重點城市環境質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態惡化的趨勢有所減慢的具體目標。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領，明確要求經濟發展要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通過“兩個轉變”，達到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實現由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率向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高效率的轉變，減少資源消耗量，降低單位產品能源耗量，減輕對環境的污染，增強環境保護的能力和手段，逐步實現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3年《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又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就將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向了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高度，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有了一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戰略和前景目標，令人鼓舞。但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國大陸實現可持續發展，在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方面所面對的困難的挑戰，冷靜地承認中國大陸剛剛邁上由“非持續性發展”社會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社會轉型的艱難歷程。

二、中國大陸亟需從“非持續性發展”社會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社會轉型

應該看到，中國大陸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還存在不少制約因素，其中突出的是人口膨脹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消費壓力、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這就不能不使中國大陸還面對著如何徹底走出“非持續性發展”社會的艱難課題。

第一，人口膨脹與資源短缺的矛盾突出。現在中國大陸人口已超過13億，而且每年仍以1300萬?1400萬人的速度增長，每年新增國家財政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耗。我國自然資源總量比較豐富，但人均資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日益下降。自然資源總量供給與需求的矛盾越來越大。如我國可耕地面積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耕地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可耕地還在以每年平均30萬公頃的速度遞減。）卻要供給占世界24%人口食物。尤其是總體資源的結構性短缺嚴重，如在重要金屬和非金屬礦藏中，像石油、天然氣、鉛、金等礦產儲量不足，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需要。而且中國大陸人口對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不僅僅來自數量上的日益龐大，還來自每個人消耗資源、能量快速的增長，在人均資源減少過程中表現出很強的“分母的加權效應”。

第二，資源短缺與資源浪費的矛盾嚴重。對中國大陸資源短缺與資源浪費矛盾的嚴重狀況，及其對中國大陸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和影響，不少學者都做了分析。本文不再贅述。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估算資源消耗時，必須區分資源消耗和資源浪費兩個概念，這對于人口多、資源短缺的中國大陸，以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環保的方式運用自然資源，解決資源短缺與資源浪費的矛盾，實現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三，現代農業型污染、傳統工業型污染、城市型污染與環境的矛盾日趨緊張，在一定程度上已超過了生態圈的同化能力和負荷能力。中國人口列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始于1973年，大力強調環境保護也始于1973年。由加強“三廢”治理，到逐步將環境保護納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取得了一定成績。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高速持續增長中基本上沒有造成總體上大的環境惡化。但是由于中國的環境破壞由來以久，尤其是經濟增長方式一直以粗放型為主，新老問題交織在一起，環境污染問題對中國大陸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和影響不能低估。

一是現代農業型污染突出。目前中國傳統農業型環境問題減弱，現代農業型環境問題日趨強化。表現為當前我國在農業生產上化肥、農藥、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污染加劇。中國大陸每公頃耕地所施的化肥量已是美國的三倍，印度的四倍。而且無論化肥施用總量，還是就分項考察其增長速度均超過糧食等農產品增長速度。這種化肥施用上的高投入，造成土壤板結，土壤質量下降；更為嚴重的是，大量施用化肥的農田用水特別是稻田用水排入河湖，成為一些水系水質下降、污染嚴重的一個直接的重要原因。

二是傳統工業型污染仍然嚴重。在我國現階段發展中，傳統工業在一定意義上本身便是污染產業。因為這些傳統工業的能源多來自煤炭，而且煤炭主導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短期內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特別是中國農村迅速崛起的鄉鎮企業，絕大多數為傳統工業，且設備簡陋，技術落后，經營管理不善，資源和能源消耗高，絕大多數沒有防治污染設施，嚴重污染問題已經構成一部分鄉鎮企業能否繼續生存和發展下去的關鍵性問題。

三是城市型污染也在加重。城市的環境污染不限于工業生產，還有居民生活、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高速發展，生活消費型污染越來越突出。城市的空氣污染，尤其是汽車尾氣污染、水質污染、垃圾污染、噪音污染嚴重。而且許多城市河段也受到嚴重的污染，大量垃圾堆積在城市郊區或投入江河湖海，成為新的污染源。這種狀況已經在威脅著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難題。

總之，中國大陸人口、資源、環境的現實矛盾狀況表明，中國亟需從“非持續性發展”社會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社會轉型。

三、中國要實現由非持續性發展社會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社會轉型，需要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符合國情的新文明觀

中國在現有的人口、資源和環境條件下，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如何實現由非持續性發展社會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社會轉型？筆者認為，重要的文明保證或文化支撐，就是要在全社會樹立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新文明觀。

資源是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而自然資源取決于地理和生態環境。非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正是由環境惡化引起，而環境惡化又同人口及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密切相關。因為使環境惡化的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的人或人群，是他們的具體的歷史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而任何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內含著一種文化觀念和價值追求，或者說，都是一種特定的文明觀。當前全球性資源、生態、環境問題，說到底是由傳統工業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造成的，或者說，傳統的工業文明本質上是一種不可持續性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中國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發展，不僅不能重復西方工業化國家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重演傳統工業文明的整個歷史；而是亟需自覺適應時代潮流，在全社會樹立一種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又適應中國國情的、并和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相結合的新文明觀。

這種新文明觀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社會文明各部分之間的關系之中，體現在人的價值觀念、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之中。

第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求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

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人與自然關系的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是建立在“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要征服自然”的觀念上的，強調只有不斷擴大和加強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開發利用，人類生活才能更加富裕和幸福。因而逐漸形成了以無限度、無休止攫取自然為前提，以單純追求經濟效益為核心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本質上是反自然的，是以“惡”的方式對待自然界。然而，地球上可供人類生活的非再生資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可再生資源的再生速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然環境對人類給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也不是無限度的。結果是“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大自然正在對人類進行著報復，污染了的環境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和生存，資源和能源危機制約著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大陸從50年代開始“向大自然開戰”而逐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正是傳統工業文明發展觀的產物。因此要實現由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的增長方式的轉變，就要摒棄傳統工業文明發展觀把人類和自然界對立起來的觀念和作法，建立新的生態文明觀，即認識到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不是征服被征服的關系、純消費關系，而是互利共生、和諧共存的有機整體；人類保護自然就是保護自身，破壞自然就是破壞自身；人類的發展有賴于自然的和諧發展，自然的發展有賴于人類的科學發展；從而自覺以自然界的生態平衡規律來規范人與自然之間的合理關系，把生產、消費方式置于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維護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維護人??自然系統的平衡。

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也為在當代中國社會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提供了思想養料。特別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倫理道德基礎上的。孔子講“仁”，其內涵是“愛人”，同時又講“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孟子明確地主張把愛心從家庭擴展到社會，再從社會擴展到自然萬物，使仁愛具有了生態道德的含義。宋學家張載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把宇宙比為一個大家庭，萬物和人都是大家庭的成員，民眾是我的兄弟姐妹，萬物與我通。明代的王守仁在《大學問》中講到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時，主張凡有生命的事物，凡勞動成果和天生之物，都要盡力加以愛護，這是道理情操問題，關系到人性的改良。這表明，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道德領域來思考，已經提出了人類對自然要承擔道德責任的問題。這就為在當代中國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的、富有倫理內涵的生態文明提供了傳統文化基礎。或者說，在當代中國把倫理關系作為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方面，把生態道德作為生態文明的重要內容，既符合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實踐需要，又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優秀成果的繼承和發揚。

第二，在人與人關系上，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求建立新的公平觀。

非可持續性發展問題的產生，是由人與自然關系發生危機引起，但非可持續性發展問題的解決，卻不能局限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前者的展開程度必然影響到后者，而后者的發育程度亦必然制約著前者。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危機，諸如生態平衡的破壞，資源的浪費和短缺，環境的污染等，從表面上看，是由于人對自然無限度、無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壞性的攫取引起的；而從本質上看，人與自然的危機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文化之危機。因為大量的環境、資源和生態問題，并不只簡單地發生在人與自然之間，其間尖銳的沖突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人群與人群之間；而表現出來的是人們涉及環境、資源和生態問題的利益之爭，是受害者對公正的渴望。有些人和集團為什么對自然無限度、無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壞性的攫取，根源在于一定的社會的利益分裂和利益矛盾，在于一定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在于由一定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所產生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已經基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社會條件下人與人、人與社會利益的分裂和對立，以及由此導致的個人、集團利益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和對自然索取和占有的無政府狀態。但是在社會中還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的矛盾，存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團體利益之間以及團體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矛盾，眼前、暫時利益與長遠、根本利益的矛盾。中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有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政治壓力，有來自內部迅速膨脹的人口壓力和消費壓力，并集中表現為生存和發展的壓力。在這些壓力下，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上述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利益矛盾，就很容易使各利益主體在資源和環境方面選擇下策，即導致從50年代開始向“大自然開戰”而逐步形成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說是接受了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而在現實社會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有的廠商更是更大規模地開采能源，拼命占有可見資源，以最粗放的方式掠奪資源，又對廢水、廢氣、廢渣不作凈化處理而大量排放，大大加劇了資源緊缺、生態失衡和環境污染的態勢。于是，面對共同的生存環境和資源，有的人大量獲利，有的人卻受害。假如受害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么環境就會受到更大的破壞；而假如受害者有生態文明的觀念，那就無法再采用同樣手段討回公正。于是人們發現，人與自然關系危機的背后是人與人關系的危機；自然資源和環境向人們的“報復”，呼喚的是社會公正。因此，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既需要建立人與自然的新的文明關系，也需要確立人與人的新的文明關系。

首先，要求確立代內公平原則。因為在環境和資源都有限的中國，任何無政府主義和利己主義的經濟行為，都要給周圍地區和人們帶來利益損害；任何過度的消費即浪費都是對他人的剝奪。在經濟相對落后、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國情下，中國發展的最基本目標，應該是不斷滿足絕大多數人的基本需求，因此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生存需求應當優先于富有者的奢侈需求，先富起來的地區要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所以中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是整體的持續發展，它要求在全社會普遍建立任何利益主體的發展都不能損害其他利益主體的發展的原則，資源環境公正配置的原則，所有公民享受自然賦予上的公平原則，保護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是所有公民的義務的原則。這種人與人關系上的新的文明，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觀念上，就是要在全社會樹立保護環境意識，人均資源意識，全面、協調發展意識，整體發展意識，團結互助意識，共同富裕意識。

其次，中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還要求把代內公平延伸到代際公平，即強調對后展的足夠公平，確立代際公平原則。在自然資源上，我們現在多消耗每一單位非再生資源，就意味著我們的后代將要少消耗同樣多的非再生資源，我們現在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如果超過其再生速度，就破壞了其再生性，就意味著我們的后代不能再開發利用了。這就要求，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既要滿足當代人的基本需求，同時這種發展又不能以損害后代人的發展能力為代價，要給后代人留下更多的自然財富，以滿足后代人能進一步發展的環境資源等自然條件。中國社會持續發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這種代際公平，更是中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觀念上，就是要在全社會樹立為子孫后代負責意識，著眼于民族未來的發展意識，中華民族文明世代相傳意識。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中國全面、協凋、可持續發展要求在全社會建立可持續的消費方式。

可持續的消費方式是一種新型的消費文明，它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消費觀的超越。與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相適應的消費方式，實質上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消費方式，而作為對這種消費方式的反映的消費觀則是一種“浪費型”的消費觀。這種“浪費型”的消費觀，追求的是“一次性”消費或者“類一次性”消費，結果是迫使大量仍具有使用價值的可消費對象退出消費過程，作為廢棄物被拋棄。這種“浪費型”的消費，還過度追求所謂“深加工產品”。當然，有些“深加工產品”在生活上必要的，但過度追求，既浪費了大量能源，又污染了環境。工業發達國家的這種高消費，使人均消耗資源量急劇增加。美國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卻消費掉了占全球25%的商業能源，排放出了25%的溫室氣體。也正是工業發達國家的這種高消費，使得人類的資源總消耗量按幾何級數增長，給地球造成了無法承受的巨大壓力。這種以資源的高浪費和環境污染為代價的不可持續的消費方式的危害已經越來越大。

當前，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正在向工業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標準看齊。而按照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方式和消費模式謀求現代化，人類要達到美國的消費水平，得需要20個地球。因此，從根本上說，美國式的消費方式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和傳統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盲目追求美國式的消費方式，不僅要導致個人物質欲望的無限膨脹，而且要使中國可持續發展陷入困境。就是按照當前的生產發展對能源需求的增長估算，我國能源的供需缺口還會繼續擴大。而未來50年中國要面對的，則是三大人口高峰一齊出現的人口壓力：總人口超過16億，老齡人口超過3億，過剩人口超過3億。如何保證大多數人的就業和基本生活，都不能不說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因此，中國要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選擇一條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資源組合方式，建立一個低度消耗資源的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降低資源消耗，杜絕資源的浪費，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以緩解資源的供需矛盾。與此相適應，中國從現在起就應當建立勤儉、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反對盲目追求西方發達國家那種高消費、高浪費、高污染的物質生活方式，倡儉崇實、形成人人適度的節糧、節能、節錢的物質生活方式。所謂：“適度消費”并不是低消費，而是一種與現實國情、資源狀況、可持續發展方式、中華民族傳統的勤儉美德相適應的消費文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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