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政治學在中國發展中的作為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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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過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政治學發展歷程的全面反思，為中國政治學的健康、順利發展指明了出路：回歸自身，回歸中國。在深刻分析新世紀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變化為中國政治學發展提供的廣闊舞臺之后，也指出未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基本立足點：順應現代政治文明，符合國家建設的邏輯，適合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礎上實現中國政治學與中國發展的良性互動，也即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為中國發展提供理論依據，而中國發展為中國政治學的豐富提供經驗材料。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現代意義的政治學幾乎是與改革開放同時出現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開放整30年的時候，中國政治學恢復和發展也差不多30年了。經過30年發展，中國政治學也算是達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話語、有了自己的體系、有了自己的抱負，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風格。多年前，我曾撰文總結中國政治學的20年發展，基本觀點是：中國政治學與中國政治發展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相互促進關系，承擔起了這門學科應該承擔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2]今天，我依然堅持這個觀點，并為30年中國政治學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發揮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應該是事業大展宏圖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還是有責任思考這個學科的事業與前途。這種思考，固然需要總結過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過去，只有通過反思，才有整體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從而更好地認清和把握未來。

一迷茫與沖動：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體生活與動物的群體生活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人在群體生活基礎上創造了政治共同體，即國家，并力圖通過政治共同體來創造優良的社會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國家是社會創造的，但同時又超越社會，并駕馭社會。所以，如何組織國家，并且使國家能夠最大限度地適應社會發展，滿足社會要求，就成為人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時刻思考的問題。

政治學就是由此產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組織好國家，創造好的社會生活，一句話，就是如何創造有序的公共生活。這種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與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規范人，人運行制度，兩者協調，相互滿足，自然能夠產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學主要考慮兩大主體：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從人出發，探究人與政治生活的關系，政治學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智慧之學而存在的，關乎人的終極關懷或者從終極關懷來思考現實的人與政治生活。

這種政治學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與善的治理。如果從制度出發，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態及其存在與作用方式，政治學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經世致用之學而存在的，關乎給具體的社會和國家以什么樣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種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會扎根、成長并產生積極作用。這種政治學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構、保全與完善。政治學的這種分野，在古希臘就已經涇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后者的代表是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體》與《政治學》。當然，對于政治學來說，這種邏輯起點與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導致政治學分化為兩種學問，不論是作為價值取向，還是作為方法形態，它們都共存于政治學之中。這就使得人們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從不同的角度開發政治學，研究政治學。中國政治學的這30年發展，就經歷了從前一種形態向后一種形態轉變的發展過程。

政治學作為一門現代科學在新中國的正式出現，是在“”結束之后。鄧小平是在總結“”深刻教訓之后，充分認識到三大社會學科對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盡快恢復。這三個學科就是政治學、法學和社會學。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思想解放”為內在驅動力的，所以，政治學的恢復一開始就與強烈的民主需要聯系起來，因為，民主是“”結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時也是改革開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鄧小平看來，改革開放關鍵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場景與行動邏輯一開始就賦予了政治學一個明確的使命：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來透視中國的政治，并集中關注直接邁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體系改革，這種努力背負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當時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應該說，不論是當時小平提出的要求，還是政治學所進行的努力，都是符合當時發展要求的，其積極作用和歷史貢獻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是，也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即當把民主置于絕對地位的時候，并沒有很好思考過三個基本問題：在中國現代化發展中，民主的歷史使命是什么？我們要的民主應該是什么形態的民主？中國這樣的大型國家如何實現民主？沒有回答這些問題的意識，也就沒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結果政治學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樣，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繞圈，以至于任何對民主的“不敬”都會被視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權威主義”就受到過這樣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體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鄧小平最后都認為，中國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這種氛圍下，剛剛誕生的中國政治學，一開始就與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地綁在一起，把政治體制改革視為自身存在與發展的核心舞臺。在這個過程中，政治學比較系統地研究了當代民主政治體系，并通過一系列的論文、論著和譯著，將現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論，引入中國政治生活，描繪出一幅又一幅政治體制改革的圖景。這些努力為中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規劃做出了政治學的貢獻。

崇高的價值目標和緊迫的國家使命，全面刺激著剛剛誕生的中國政治學成長。今天看來，這種成長雖有活力，但缺乏穩健，從而直接影響了一個學科成長所應有的積累。實際上，80年代的政治學，不論是學科體系，還是學術體系都是相當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認識都還很欠缺；與此同時，盡管國家有明確的政治發展任務，但是改革政治體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則，內容相當模糊。鄧小平自身當時就面臨這種困惑：“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現在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包括什么內容，應該議一下，理出個頭緒。”學科上的稚嫩，必然帶來戰略和行動的茫然；而緊迫的行動要求，必然給稚嫩的學科帶來異樣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沖動。政治學因此而全面活躍、穿梭于國家戰略問題和學科前沿理論之間，暢抒心懷，出謀劃策，描繪理想，并走上“學以致用”的學科發展道路。但是，由于現實把政治學與民主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緊緊綁在一起，所以，政治學幾乎變成了“政治體制改革學”，對學科基礎的投入相對有限，拿來主義比較盛行，理論的積累和創造形不成氛圍。結果，建構起了學科的形，但沒有形成學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沒有自我，就無法在發展中真正自立自強。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學，但同時政治學也被政治體制改革所“綁架”，命懸于政治體制改革。1989年之后，雖然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字都不能動”，但十三大前后所激發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從改革的排頭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這個變化的實質，并不是要放棄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要調整政治體制改革方略：即從社會動員型的改革轉化為制度建設型的改革，把政治體制改革置于國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過立法、制度開發、機制創新等手段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然而，在社會看來，這種變化卻是巨大的轉折，因為，在社會動員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民主發展的核心路徑：民主化引領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化。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人們對中國民主化有著異乎尋常的、超越中國實際的期待，所以，當政治體制改革轉化為制度建設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體無意識”中形成了這樣的觀念：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被擱置了，被中止了。這種意識和觀念直接沖擊著中國政治學，使其一下子從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這個時候，質疑政治學存在必要性的聲音也悄然出現，使其在茫然的同時，又多了一份緊張和危機感。

正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改革形態轉型之后堅持了下來一樣，中國政治學也在茫然、緊張和危機中，堅持了下來。雖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頑強地成長。9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中國政治學也在沉寂之中開始反思和轉型，其最大變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國。

二理性與現實：反思中發展

亞里士多德說過：“我們對于任何一門學術論題進行學術研究時，不能僅僅以現實概況為滿足，應當闡明每一個別事例真相而無所遺漏。”這個道理也適用于一個學科的發展。要探明現實背后的真相，學科就必須有基礎、有理論，有自己的研究體系。

80年代的中國政治學，多少滿足于“現實概況”的分析、解構和拼裝，所以，當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突然隱沒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國政治學猶如失去風力的風箏，飄然落地，好在這根線依然在政治學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風箏收拾起來，以待風再起。應該看到，中國政治學界還是有理想、有韌勁的，在經歷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們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學科建設和基本理論建設上來。他們深知雖然時代躍進激活了中國政治學，但是中國政治學要獲得真正的確立和成長還需要自身扎實的根底。為此，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政治學主要在三個方面加強自身的建設：一是基礎理論；二是比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礎理論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實學科的理論體系、概念體系和邏輯體系，逐漸使政治學與其他的學科，尤其是與科學社會主義區分開來；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將公共行政學從政治學中逐漸剝離出去，從而形成更加純粹的政治學學科。

(二)比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較研究的視野。對于后發國家來說，比較研究的現實使命就是從他國的經驗中，尋找本國建設和發展的路徑，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直接關系到對本國問題的分析和把握。應該說，在80年代，政治學科和其他一些學科一樣，多少都是現炒現賣的。實踐證明，對他國認識的膚淺，必然帶來對本國把握的簡單。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為政治學建設和發展的必然，這種研究所形成的學術儲備，也是根本性的，決定著學科的視野、能力和拓展空間。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指導下，逐步超越傳統的研究程式，開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學、也更加生動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從而在中國政治學中啟動現代“政治科學”的成長。為此，政治學自覺地從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相關學科引入新的方法論，同時，還努力將現代政治科學研究方法引進來。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國政治學的經驗研究，從而打破了傳統的規范研究獨霸天下的局面。

這三方面的發展使政治學發展積蓄了必要的基礎和力量。中國政治學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躍，就得益于這些積累。

這個時期的政治學發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學術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現實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因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躍的政治學少了一份躁動，多了一份冷靜，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對學科，也對現實。對學科的反思，感到學科的發展必須根植于自身的理論與體系，必須有自主的學術體系和學術力量。對現實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認識民主，從抽象回到具體，從一般回到個別，從寬泛回到細節。東亞的經驗、中國的實踐和蘇東的教訓，都為這種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從中逐漸認識到：民主建設不是一個制度模式對另一個制度模式的簡單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間的一場革命所能完成的，對后發現代化國家來說，民主是外來的，但其建設是自己的，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須有自己的方向、過程、步驟和節奏。這種反思是比較深刻的，其動力不僅來自歷史的變幻，而且也來自現實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現實的發展。

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給中國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變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變化和發展。這種革命性的變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國政治的建設和發展，并逐步改變其內在的邏輯：即將政治的邏輯起點從國家逐步地移向社會，從而使政治運行和發展的形態從革命形態轉向建設形態。這個變化在使政治學回到學科本身的同時，也回到中國社會本身，開始從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邏輯，來思考中國的民主道路和政治發展路徑。于是，宏大敘事逐漸讓位于實證研究；未來取向的空泛設計逐漸讓位于歷史與現實的把握；粗糙的他國研究逐漸讓位于深入的本國研究；制度替代的沖動逐漸讓位于制度開發的探索；盲目的悲觀和無奈逐漸讓位于負責任的自信和憂慮；線形的政治思考逐漸讓位于立體化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綜合思考。正是在這樣的變換和發展中，中國政治學開始回到中國的邏輯，研究中國真實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國政治的實際發展和邏輯必然，逐漸擺脫傳統的先驗性思考和研究，開始更多地從中國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般的普世價值出發，來演繹中國政治發展之道。

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國政治學發展，明顯要扎實許多，而且日益走上學術化、科學化和本土化的軌道。但是，與其他學科相比，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相對還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政治學尚不明確其在中國現代化發展中承擔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學者至今依然期待著新一輪轟轟烈烈的政治體制改革，認為只要政治體制改革全面興起，中國政治學的春天就來了。使命不明確，自然也就難以產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強，學術與理論創造的激情也就必然減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國政治現實，而在于政治學對中國政治的認識、把握和理解還沒有形成比較明確的定見。把握不了中國政治建設和發展的方向，也就無法把握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動力。因此，未來有效推進政治學發展的關鍵，就是政治學界必須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主題有比較切合中國實際、同時也比較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定見。但是，還是應該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政治學工作者，還是有闖勁的，他們在比較規范的學科體制中把握政治學，思考和研究中國政治。他們的視野比較多地集中在兩大領域：政治哲學和中國政治實踐，而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與互動，都將積極推動未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三理論與實踐：挑戰中騰飛

政治是人類創造的。人類之所以創造政治，就是為了創造有序的公共生活，從而滿足人們對秩序、安全和自給自足的內在需求。政治學的使命，就是為創造這種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務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圍繞著人與制度的有機統一而展開：為特定社會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為特定的制度配備合適的人。人是主體，在人及其所組成的社會確定的條件下，制度問題自然也就成為政治學的核心問題。在政治學中，制度問題就是政體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主與專制、人治與法制的選擇問題。那么政治學者應該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呢？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政治(政體)研究[既為各種實用學術的一門]，這一門顯然也該力求完備：第一應該考慮，何者為最優良的政體，如果沒有外因的妨礙，則最切合于理想的政體要具備并發展哪些素質。第二，政治學術應該考慮適合于不同公民團體的各種不同政體。最良好的政體不是一般現存城邦可實現的，優良的立法家和真實的政治家不應一心想望絕對至善的政體，他還須注意到本邦現實條件而尋求同它相適應的最良好政體。第三，政治學術還該考慮，在某些假設的情況中，應以哪種政體為相宜；并研究這種政體怎樣才能創制，在構成以后又怎樣可使它垂于久遠。？？第四，政治學術還應該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體的通用形式。政治學方面大多數的作家雖然在理論上各具某些卓見，但等到涉及有關應用(實踐)的事項，卻往往錯誤很多。我們不僅應該研究理想的最優良(模范)政體，也須研究可能實現的政體，而且由此更設想到最適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實行的政體。

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學應該研究什么的同時，也指出政治學要得以有用的關鍵點，不在于告訴人們最優良的政體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實際、最可能實現、最易于實行的政體是什么，及其與最優良政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建設和發展來說，政治學研究必須回答三個重大問題：其一，現時代最優良的政體是什么政體；其二，最符合實際、最可能實現、最易于實行的政體是什么政體；其三，這個政體如何創制以及如何鞏固。如果用這樣的政治學學術議程來指導中國的政治學建設和發展，那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政治學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問題，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回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國社會得以全面創制，并獲得長久的鞏固。因而，中國政治學對第一、二問題的回答，也必須集中于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上。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首先，對于第一個問題，中國的歷史與現實都有明確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劉少奇在關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說明中，就明確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原則下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開創的民主共和。其次，對于第二個問題，新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經歷都證明，現有的政治制度體系對中國的發展在整體上是有效的，尤其是這30年的發展，其中不少創造性的制度體系已經深深地嵌入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之中，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客觀地說，中國的現實發展對于第一、二問題所做出的回答，只會更加堅定、更加明確，因為，這個堅定而明確的答案，保障了中國發展；而中國的發展所創造的國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應，必然更加堅定現有的政治選擇與制度選擇。

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發展使得前面這兩個問題有了相當明確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國政治學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個問題。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這個問題，而應該與中國現代化發展所面臨的基本使命有機結合起來，就是應該與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回答第三個問題，來探究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之路；反過來，通過探索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來研究第三個問題的解決。所以，在現代國家建設的取向下研究第三個問題，就不能為制度創制而研究創制，為制度鞏固而研究鞏固，必須在理論上說清、說透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的內在機理、基本原則和合法性來源；就必須在制度建設上研究需要什么樣的機制和手段能夠充分地開發現有的制度資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須在國家建設的框架中，研究使這個制度得以鞏固的現實社會基礎、公民基礎和文化基礎；就必須在大國治理與大國崛起的歷史過程中，研究這個制度的可能演進形態及其合理性依據；就必須在比較與發展的研究中，研究這個制度在當代政治文明的地位、發展路徑以及可能的制度貢獻，使其隨著國家的崛起而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一種有效制度模式。

顯然，面對這些問題，任何一個中國政治學者都會感到任重道遠。事實上，中國政治建設中的許多重大問題，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還沒有獲得很好解決。并不是解決這些問題有政治禁區，而是我們沒有正視這些問題，也尚未形成足夠的理論儲備和現實觀察。過去30年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們依然對這些問題沒有做出實質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國政治學對中國政治就很難有發言權了。中國政治學在未來的發展中，要研究和回答這些問題，必須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必須在現代政治文明，即現代政治的邏輯中，把握中國的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應該承認，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屬于民主制度范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其獲得充分展開的基礎與空間。關鍵是我們要研究現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開的內在機理和行動議程。

第二，必須在中國國家建設的邏輯中，把握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中國的國家建設，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創造成熟的現代國家體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從而真正給中國一個持久穩定、民主法治的現代化國家；二是以積極有效的國家建設，全面推動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實現民族的復興與國家的崛起。所以，中國的國家建設不僅賦予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明確的發展取向，而且也賦予其艱巨的現實使命。這就要求中國的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不能超越中國的現實與發展進程，時刻保持與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的良性互動。為此，中國的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必須形成合理的戰略規劃和策略步驟。

第三，必須在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中，把握中國政治與政治制度建設。在市場經濟深刻改變中國政治邏輯的大趨勢下，政治建設直接受制于現實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及其共同決定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我們對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的把握要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整體關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現象研究政治現象。

第四，必須在規范研究與經驗研究的有機結合中，以及對其他學科資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亞里士多德把政治學定位為“實用學術”，這種“實用學術”的“實用”主要強調了政治學研究對現實要有用。所以，政治學研究要立足現實、關注現實、研究現實。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規范的，也可以是經驗的，也可以兩者有機統一。當然，從中國政治學要承擔的研究任務來看，規范研究和經驗研究的有機統一更為可取：規范的研究，必須有充分的經驗體驗和經驗材料；同樣，經驗的研究必須有很好的規范把握和理論追求。為此，政治學者在未來的研究中，必須有更廣的知識面，從而能夠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來把握復雜而特殊的中國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設。公務員之家:

四結論

中國政治學30年的發展歷程，說明了這樣的道理：中國需要政治學，政治學需要研究中國。這種相互需要隨著中國的進步和發展是與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強，也就同時意味著雙方相互給予的能力要加強。在30年的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中，中國政治學在其中的貢獻是積極的，也產生了實際效用。但是，面對中國社會深刻變化所創造出來的新的政治邏輯和巨大的政治發展空間，中國政治學要能夠把握這種變化，引領未來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還需要有更大的進步與發展。換句話說，面對國家進步與發展所給予的豐富政治研究資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間，中國政治學必須有積極的響應，并給予社會和國家以積極的學術和理論回報。為此，中國的政治學要全面加強和深化對中國政治的研究：關注國家建設和制度開發；關注大眾民主實踐與民主成長；關注中國各種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全新政治景象；關注大國治理中的政治難題與制度應對；關注中國政治形態的演進與創新。

作為一門嚴謹而有現實使命感的社會科學，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空間和有效作為，是隨著國家的進步與發展而不斷擴大的；相應的，國家的發展對政治學的需求不是減少了，而是不斷增加。所以，中國政治學未來的發展，關鍵在于政治學本身，在于政治學者的奮斗與努力。國家與社會在努力進步，中國政治學必須靠自身的努力趕上這種進步，適應這種進步，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