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黨的領導干部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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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能否順應市場經濟的規律，促進全社會的協調發展，站在時代潮流前列，是對全黨的新的重大考驗。基于這種現實緊迫性，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都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并把它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政黨政治的角度看，提高黨的領導干部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從下述方面著手：

首先，學習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深刻認識市場經濟的規律。無論在什么社會制度下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都有自己的共同規律。比如，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遵循公平競爭、法治的規則，等等。規律是客觀的，人是無法改變的，所謂駕馭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把執政黨的政策通過法定程序，轉變為國家法規，使市場經濟向“好的市場經濟”方向發展，而不是向“壞的市場經濟”方向發展。我們現在存在的很多問題，恰恰是由不恰當地干預市場的運行、不自覺地試圖改變其規律引起的。比如，有的地方黨組織以行政權力干預微觀經濟的運行，不但妨礙了市場秩序，還為權錢交易提供了機會；有的黨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無所適從，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管理市場經濟，導致決策失誤，等等。這都是在市場經濟中力不從心的表現。解決這些問題，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需要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知識。可以斷言，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領導干部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越深，在市場經濟中違背客觀規律的行為就會越少。因此，不斷學習新知識、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是各級領導干部提高駕馭市場經濟能力的重要途徑。

第二，適應政府職能轉換的新情況，在市場經濟中準確地為黨的職能定位。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不僅僅是由領導者個人素質決定的，而且還是由體制性因素決定的。如果把黨的職能定位于黨“管”一切，延續計劃經濟時代的體制，那么，無論領導者對于市場經濟有多么深刻的理解，都不得不延續計劃經濟時代通行的領導方法、手段、形式。這里的關鍵在于怎樣理解黨對市場經濟的領導。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黨確立的，黨通過政府的行政權力在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發揮了中國的其他組織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黨可以利用的政府權力本身發生了變化。所謂執政黨，一般是指掌握了行政權力、具有組閣權的黨。在現代市場體系中，政府行政權力的行使范圍、行使力度都發生了變化。政府的職能更多地限定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在政府的職能尚且要轉換的情況下，黨利用行政權力手段體現自己作用的空間就大大縮小了。這并不是說，在政府退出的空間政黨不能進行活動，相反，由于政黨不是政府，它恰恰可以在政府退出的空間進行政治活動，只是不可能再用傳統的手段和方式表現自己的領導作用，而必須以新的形象出現，也就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所說的“謀全局、把方向、管大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黨的職能應當以此為依據而定位，定位于不干預市場經濟，通過制定事關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大政方針，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定位于表達民意、社會整合等方面。在這種大的政治格局下，各級領導者的個人行為將受到體制的制約、規范。

第三，按照權力與責任對等的精神，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市場經濟通行的是法治的規則，黨在領導市場經濟時，必須有法治的意識，確立權力與責任對等的現代法治觀念。在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或自治組織各有其權力的邊界，權力與責任都是十分明晰的。在中央層面，執政黨可以利用現有的各種權力去承擔政治上的全部責任。但是，如果黨組織在基層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中都以權力運用者的姿態出現，那么，對于決策失誤造成的經濟損失，黨組織能否以“黨”的名義承擔經濟的責任？如果不能以黨的名義承擔經濟損失，那么黨的領導方式只能以其他途徑來實現。這就是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不得不調整、改革的主要原因。現在，在實行了現代企業制度的經濟組織中，在村民自治的農村，人們普遍以“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等各種辦法來解決黨組織和企業、黨組織和村委會及農村經濟聯合體的關系。這在本質上是以人格化的方式解決問題。這種方式，即對黨組織負責人社會“身份”或社會“角色”的確認，在中國的國情之下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種辦法。但是，從研究問題的角度出發，應當認識到，這不是從整體上、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出路。當一個黨組織負責人兼任村委會主任、經濟聯合體負責人時，他獲得了最大的權力資源。但是當權力運作出現問題時，究竟是黨組織來擔負責任，還是該負責人自己承擔責任，或是村委會等組織來承擔責任？在權力沒有邊界時，不出問題什么都好辦，出了問題則沒有任何組織承擔責任。某些地方黨組織與政府聯名文件，但一旦出現法律糾紛只能由政府承擔法律責任，因為黨不是行政主體，不能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這實際上是權力與責任不對稱。黨組織與經濟組織的關系亦同理。并且，領導者個人的兼職，并不代表他所在的組織從整體上解決了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基層大量的黨員在常態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感受不到作為一個黨員的權利與責任，只是在非常時期才有機會發揮作用，這與基層黨組織的功能定位、黨的領導方式有很大關系。

第四，圍繞中心工作，以服務的姿態實現黨對市場經濟的領導。黨的中心工作，黨的第一要務，就是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歸根結底，也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為了這個中心工作，黨在市場經濟中，要以服務的姿態出現。這里所說的服務是廣義上的服務：其一，是指要有發展思路，而這個發展思路不至于扭曲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其二，對社會各種不同因素的矛盾、沖突進行溝通、協調、整合，使之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為創造社會財富的資源；其三，從黨的組織建設的角度講，應搞好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培育適應市場經濟需求的人才，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組織的保障；其四，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維護社會公正，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黨的政策的受惠者，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支持者。如此，在市場經濟前面才能冠以社會主義四個字，黨的服務的形象就能真正樹立起來了。當然，也有一些同志提出，如此強調黨組織的服務功能是否降低了黨的領導地位？或者有割裂權力與服務之嫌？實際上，黨的領導作用怎樣體現出來，是以權力的方式還是其他方式體現出來，不是由黨單方面因素所能決定的，它取決于時代所能提供的條件。在可以合法地運用權力的范圍和領域當然利用權力，但在權力本身已經不再起支配作用的范圍和領域，黨只能以非權力的方式起作用，而最能讓人接受的非權力方式就是服務。這不是降低了黨的領導地位，而是真正體現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現代社會，黨的組織只有充分發揮自己的服務功能，才能在權力所能達到的范圍和權力不能達到的范圍都保持自己的凝聚力。鄧小平有一句名言：領導就是服務。這句話同樣可以應用于黨對市場經濟的領導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