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應當首先解放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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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是一個宏大命題，是一項系統工程，表達則是這項系統工程中的頭道工序。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思想主要通過語言來表現，真知灼見，只有說出來，才能為人所知，付諸實踐，發揮效能。反之，再好的主意，如果像茶壺里的餃子——倒不出來，無論如何也發揮不了作用。因此，解放思想應當首先解放表達，解放“話語權”。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華民族自古就酷愛民主，崇尚自由表達。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周南·關雎·序》中就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至理名言，春秋時期《國語·周語上》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訓，初唐盛世時便有“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治國經典，宋朝蘇洵在《衡論·遠慮》中提出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的箴言。孫中山先生也指出過：“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善從惡改，古人常以為師”、“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卻是國民公仆。”同志特別注重“話語權”的解放，他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還為思想文化戰線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從而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推動了當時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實踐證明，解放表達歷來是解放思想、推動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強大助推器。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發揚民主和解放表達。1978年12月13日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說：“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現在敢出來說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一點，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不是那么敢講話。好的意見不那么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么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代化怎么化法？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鄧小平同志的這些理論，在改革之始，無疑為解放表達，推動思想的大解放，推動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新世紀、新階段，同志尤其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他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幾年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經常深入基層群眾和困難群體中去，聽民聲，解民情，匯民智，勵精圖治，促進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社會，使社會和經濟發展逐漸走上了又好又快的軌道。

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在一定范圍內解放表達并非易事。而今在公開場合，說四平八穩的套話，講滴水不漏的官話，已經成了一些人的“話語邏輯”，他們習慣于泛泛空談，說套話、空話甚至假話，講真話在一定氛圍內反而被認為“不識時務”。7月7日新華網理論頻道的一篇《空話、大話、套話、假話何以成為痼疾？》讓筆者深有同感，在我們的工作匯報、講話報告里，有很多空話、大話、套話，一些所謂“正式”場合的領導報告、工作匯報，很多人發表講話、撰寫文章，假話、空話、大話、套話屢見不鮮。文中指出：假話、空話、大話、套話”之所以成為痼疾，說到底是由于我們的那些“領導者”、“作者”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識。有些同志在發表講話、撰寫文章的時候，常常是以人民群眾的教育者自居，以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教育人民群眾、訓導人民群眾，這樣，就必然要顛倒自己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

廣東省委書記曾大聲疾呼，要講真話不講套話，講實話不講空話，講有感而發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就必須允許講不準確的話，或者是允許講錯話。“繼續解放思想”，是十七大確立的重要主題，也是推進中國航船破浪前行的不竭動力，而解放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解放思想的前提。筆者以為，只有解放表達，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每一個個體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從而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發揮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把人們強大的精神力量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