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普法教材發行的思考
時間:2022-11-13 1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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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普法即將拉下帷幕,“五五”普法的號角又將吹響,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實施第五個五年法制宣傳教育是擺在各級各部門面前需要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展“五五”普法,毫無疑問,在其方式方法上要大膽實踐,勇于創新,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但是,普法的方式不管怎么變,教材作為普法的重要工具不可少,因為普法教材在法制宣傳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是歷史的經驗。所謂法制宣傳教育,是統治階級為貫徹實施法律,使人民遵守國家法律,維護國家統治秩序所進行的一項教育實踐活動。縱觀中國歷史,一些具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十分重視法律的宣傳工作,特別關注教材在法制宣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為了提高其權威,維護國家的統一,他幾度大規模出巡,在出巡途中,令人把秦朝的法令刻在石碑上昭示百姓。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既重視立法,也非常重視法制宣傳的封建帝王,他為明朝訂立三十鄭,共四百六十條的《明律》,他主編的《大誥》,內容是嚴懲官民犯罪的具體案例匯編,實際上就是當時的法制宣傳教材,并規定天下各塾師必須講授此書,對宣傳《大誥》成績突出者,可破格進京朝見,獎勵財物,以此樹立善惡、福禍的標準,使人“趨吉避兇”,以預防和減少犯罪。同時,太祖帝還把《大誥》、《大明律》作為“國子監”的必修課和考試內容,要求欲入仕途者,必須通曉法律。這些措施在當時為維護封建的統治,鞏固封建的專制政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現在我們考察歷史的目的,是為了借鑒歷史經驗,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第二,是實踐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并莊嚴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憲法。憲法頒布后,各地編寫印發了大量的宣傳、學習憲法的輔導材料,特別是通過上大課、作報告的形式系統宣講憲法,使廣大公民初步樹立了憲法觀念,激發其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積極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和司法部聯合制定的《關于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從此我國民主與法制教育掀開了新的一頁。恩施市的普法工作經過了從“一五”至“四五”系統而宏大的全民普法教育的過程。對此,筆者不提及其他方面,僅就普法教材來說,它在普法中是立了頭功的。據統計,全市在“一五”普法期間征訂發行省編教材二萬冊,州編普法教材四萬冊,各級各部門發行專業法宣傳資料八萬九千二百份;征訂發行省編“二五”普法教材六萬冊,各類宣傳資料一十五萬六千七百份;征訂發行省編“三五”普法教材五萬五千冊,州編“三五”普法教育三萬五千冊,其他相關輔導資料一十九萬六千份;征訂發行省編“四五”普法考核四萬冊,州編“四五”普法教材三萬冊,《便民實用普法手冊》十萬冊,各類配套宣傳資料二十五萬三千八百份。總共發行省、州編普法教材二十七萬冊,各類宣傳資料近百萬份,直接作用于公民普法中的自學、面授、復習、考試考核的各個環節。實踐證明,教材的大量發行為全市二十年的普法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全面提高廣大公民的法制意識和法律素質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
第三,是現時的需要。在“五五”普法即將實施之際,隨著《反分裂國家法》、《公務員法》、《物權法》等若干新法律法規的陸續出臺,統編普法教材大量出版發行,既是“五五”普法啟動階段的當務之急,也是使“五五”普法不走過場的重要基礎。
第四,是處理好基礎與創新,繼承與發展關系的要求。“五五”普法既要開拓創新,又要加強基礎,既要求發展又要繼承過去普法的優秀成果及其成功經驗。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任何新事物都和舊事物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新事物對舊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舊事物內部的一切積極因素全盤拋棄,而是否定舊事物中那些過了時的、失去了存在條件的消極因素,至于舊事物中一切積極的因素,則應作為新事物發展的條件,加以吸收成為新事物的有機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大量發行普法教材是過去的成功經驗,同時也是今后普法教育所必需,把“五五”普法教材繼續發放到廣大干部職工、企業員工、農村村民、街道社區居民、個體工商戶和學校師生中去,使教材成為廣大公民參與普法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否則,“五五”普法無從談起。組織好“五五”普法教材的編印發行是進一步擴大法制宣傳教育戰果,擴展創新普法方式方法的重要條件。只有基礎牢,才會帶來方法新、工作實、效果好。也只有落實了教材才能使“五五”普法避免形式主義。所以,教材的發行仍然是“五五”普法的重頭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