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中老板文化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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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往往有這樣的現象：“老板的喜好就是企業文化，老板喜歡的一定是企業倡導的，老板厭惡的一定是企業禁止的”。然而，培養健康的企業文化并不是老板隨心所欲就能造就的，按照儒家“人君猶盂”的說法，那并非是按照老板之“盂”去打造企業文化之“水”，而是反過來要求管理者按照以人為本的精神檢點自己。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的幾個小故事受到這樣的啟示。

“無心插柳”

據《西京雜記》記載，漢武帝有一次到他寵愛的李夫人那里，順便把李夫人的玉簪拿過來，盤住了自己的發髻。李夫人身邊細心的宮女們發現后就開始模仿。別人問起來，她們就講起了武帝與李夫人的故事，頗引以為榮。于是宮女們口口相傳，大家都用玉簪綰定發髻，使得“玉價倍貴焉”。玉簪搔頭，玉價倍貴，可以說是漢武帝“無心插柳”形成的。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企業文化形成的秘密，它就是管理者的偏好不經意間的流露所形成的慣性。管理者偏好的流露是不經意的，但是經旁觀者解讀，將它被認定為成功的相關環節時，這種行為便被賦予了文化的意義。在員工眼里，管理者往往就是成功者；員工也渴望成功，取得像管理者那樣的地位，于是當管理者的行為被認定為成功的相關環節時，那就是他取得成功可以做到的第一步。即使自己暫時沒有獲得成功，但是“玉簪搔頭”總可以成為被管理者肯定的一種表示。管理者擁有重要資源，掌控著資源的分配，別人要想獲得這種資源，取得管理者的中意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不能違背管理者中意的行為模式，于是這種行為模式的流行便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

一般說來，一種行為成為時尚，是人們在可能情況下的自覺選擇。簪作為古人用來綰定發髻的長針，有金屬、骨頭、玉石等不同的材料，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做出隨機選擇。既然玉簪被賦予了特殊的文化意義，人們就不能不加以特別的考慮。但是當這種選擇成為一種刻意的追求時，那就會成為一種負擔。比如同是漢武帝，在他使用了以“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的豪華馬鞍后，京都長安便興起了豪華馬鞍的裝飾攀比之風。有錢人對自己的坐騎“皆以南海白蜃為珂(馬籠頭上的裝飾)，紫金為萼，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以鈴鑷。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葆。”稍有些條件的家庭對馬匹的飾品也是“競加雕鏤”，使得“一馬之飾直百金”。漢武帝不甘落后，又“以玟□石為鞍，鏤以金銀□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自己被自己造成的奢靡之風束縛住了。

應當承認，管理者的“無心插柳”往往是一種非職務行為，如果產生了一種文化現象，那不是他在有意倡導。相反，他有意倡導的文化理念有時可能很難奏效，甚至上升為一種制度也難以“落地”，“有心栽花花不成”。這是因為，當兩者有沖突的情況下，人們更重視管理者實際倡導和踐行的東西。員工往往認為老板的言行背后所隱含著的價值指向更實在和更可靠，把它稱之為潛規則。如此說來，管理者要想在企業中形成一種健康的企業文化，就需要在自己的非職務行為中為自己的職務責任負責。比如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在公眾面前曝光“天價煙”，在遭到媒體的質疑后被免職。基層局長抽“天價煙”當然與公仆形象不符，更重要的是抽“天價煙”遠遠超出了他合理收入的支付能力，背后隱含著某種潛規則。作為負責任的組織如果對此熟視無睹，腐敗文化的沉淀就成了“無心插柳”。

受之泰然？

知道了企業文化形成的“秘密”之后，也就不難從反面找到不健康文化的源頭，那也與管理者的個人偏好有關。

劉邦當上皇帝之后，就把自己的老爹尊為太上皇，將其從老家接到京都長安皇宮。太上皇本可以從此養尊處優，不料日子長了，竟整天凄愴不樂起來。劉邦很納悶，問老爹身邊的人這是怎么回事。原來，這位太上皇的出身并不高貴，一直和屠販少年、酤酒賣餅的人物廝混，一起“斗雞蹴踘”。皇宮里沒有這些，他就感到很失落。劉邦為了讓老爹高興，就根據其愛好，按照老家的樣子打造了一個小城，叫新豐，將老爹的那些狐朋狗友都遷了過來。有這么多故人陪著玩，太上皇是高興了，卻弄得新豐城里多是些無賴之徒，“斗雞蹴踘”成風。

劉邦投太上皇所好，太上皇受之泰然，結果搞亂了一方民風。更嚴重的是，別人也會對劉邦投其所好，上行下效。劉邦小時候常在鄉間的社日活動中參與社祭，樂此不疲。大臣們知道了這一點，就把他鄉間的舊社整體搬遷到新豐城。經過一番經營，不僅社樹下祭祀社神的供臺像模像樣，而且連周遭的街道、樓房、宅院都保持了原貌。據說那些被搬遷過來的人們“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于通涂，亦競識其家。”為了能讓劉邦重溫舊夢，大臣們下足了功夫，勞民傷財。

應當承認，管理者無論如何位高權重，也需要正常的生活空間，包括對自己偏好的滿足。問題在于，管理者對“太上皇”投其所好，別人也會對自己曲意逢迎，受之泰然，都有可能導致不健康文化的形成。在左右逢源中，我們很難分得清這是個人交往還是想對自己的職位行為施加影響，自己感性的當期滿足很容易放松應有的警惕。由于受到時空的限制，如果自己的偏好很容易就能夠得到滿足，那一定有潛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很容易導致副作用的產生，給另有所圖者留下作弊的空間，對以后的發展造成隱患。如果說以后的發展是一種“潛績”，投其所好造成的是一種“顯績”，那么，“顯績”的出現往往會以失去“潛績”為代價。于私，留下的隱患將證明得不償失；于公，那留有隱患的“顯績”就是一種“虛績”。

其實，“虛績”不虛，有人會在其中“務實”。比如在劉邦作新豐，移舊社的時候，就有一個叫吳寬的匠人大發其財，他在整體搬遷的時候為了使“衢巷棟宇物色惟舊”而索賄受賄，一個月就“致累百金”。管理者自己以“虛績”代替業績，當然可以證明自己的某種誠意或者能力，在營造“虛績”時付出的代價也許是有限的；但是由此造成的弄虛作假、長官意志等不健康文化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不健康文化的滋生將嚴重侵蝕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管理者對個人偏好不能不有所節制，既不能借此迎合上級，也不能對別人的迎合受之泰然。

修元正本！

管理者的言行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孔子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然而歷史發展到今天，需要我們反過來加以解讀，所謂企業文化就是老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