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農村基礎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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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農村基礎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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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

近日上網，看到新華網有篇焦點報道，名為《河北某初中輟學率近90％新“讀書無用論”抬頭》。看過之后心情十分沉重。在鄉鎮工作六年，知道農村教育差：基礎設備除了幾間破舊的教室外基本上沒有其他的東西，師資隊伍總體水平不高，升學率很低。但是，輟學率高達90％，這個數字對我的沖擊還是我所無法承受的難過。

文中報道，大批孩子輟學的原因是“厭學”，而家長不反對孩子輟學的原因是認為“讀書無用”。實際情況如此。但記者進一步深究，還發現在“厭學”和“讀書無用”背后隱含著巨大的辛酸和無奈。那就是“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著工作”。這可能才是家長“讀書無用”觀念的真正意思。2005年河北威縣中考時，在35所鄉鎮中學中，只有一所學校的上線率超過20％，但也只有26％。有25所學校的上線率在10％以下，其中有三所的上線率為零，有18所學校經過中考得以升學的幸運學生，每校只有1名到3名。如此低的升學率，對許多孩子來說，在考試之前就注定了要被淘汰的命運。升學無望，這是許多孩子厭學的原因。高中三年的費用是農村家庭較大的開支，不少家庭可能還開支不了。高中畢業考不上大學，這三年的投資就白費了。有聰明又努力的孩子考上了大學，大學三、四年的費用基本上可以把一個小日子過得比較舒服的農村家庭變成一個貧困戶。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事實更加讓孩子和家長覺得讀書無用。所有的原因堆積起來，就有了某初中輟學率高達90％的結果。

我非常佩服父親對孩子教育的執著。因為敬畏父親對教育的執著，我不敢成為輟學者，一直強迫自己好好待在學校，才得以完成從初中到大學的全部課程。但是，我知道，其實，像我父親這樣對待孩子教育的人在當父母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小。我能夠理解河北以及其他地方的孩子輟學的理由：老師不好，學習困難，家庭經濟困難，人際關系處理不好，升學無望等等。可是，我不敢簡單地把問題推到這些孩子的父母身上去，就像記者告訴我們的一樣，實在是所有的現象都表明了一個唯一的結果，那就是：讀書無用。

二、問題分析

1、經費問題與公共物品

一說起農村教育問題，經費總是排在第一位。過去我們的政策是“分級辦學”，宣傳口號是“人民教育人民辦”，任務層層分解，政策落實靠基層政府，在農村，也就是鄉鎮政府。但是，自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后，鄉鎮政府除了發工資基本沒有財力做其他事情，很多鄉鎮甚至連發工資的財力也沒有，所以實際上在農村就是“人民教育農民辦”。為了“兩基”達標,收了十多年的教育附加費。教學樓是多了，可是，農民的負擔也多了，因家庭經濟困難的失學兒童也多起來了，農村教育出現了很多問題。這幾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將農村義務教育教職工工資管理、人事管理權限由鄉鎮級收至縣級；二是中央政府每年向農村義務教育，尤其是中西部貧困地區義務教育投入巨資，吹響了“保工資、保安全、保運轉”的農村“普九”攻堅的進軍號；三是推出“兩免一補”措施，即免除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的書本費、雜費，并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總理在十屆三次人代會上鄭重承諾，這些措施要于2007年前在全國農村全面實施。所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因家庭經濟困難上不起學的兒童的失學問題。但就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就在離北京很近的河北某初中居然輟學率高達90％，這不得不讓人深思：是不是除了經費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出了問題？

關于教育我們的政府似乎一貫重視，在政府有關文件和政府官員的正式講話中我們總能找到“教育是重中之重”之類的字眼，但實際上好像并沒有在資金和人才配備、績效考核等日常工作中體現出來。

讓我們用公共財政的理論來討論一下教育經費問題。教育具有“外部效應”。所謂“外部效應”(externaleffects)，是指“經濟人”個體活動的外部影響。通俗地說，當一種經濟活動的結果對參與者之外的其他人發生了影響，而該人又未參加該項活動時，即存在著外部效應現象。進而言之，當一種活動具有完全(100％)的外部效應時，即為純粹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反之，當其外部效應為零時，則為純粹的“私人物品”(privategoods)。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職能分工是：凡屬私人物品，都應交由市場機制，通過自由競爭方式高效率地來供給；政府的主要職能，則在于制定市場規則，維持和調控市場運行，并通過提取國民賦稅，提供市場機制難以有效供給的公共物品。而且，多數學者早已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和國防等活動，對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故它們都屬于典型的公共物品，理應由政府完全免費提供給所有的社會成員。

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是：“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各地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民教育農民辦”的弊病，但是，農村尤其是西部的農村縣級財政也是“吃飯財政”，根本沒有財力做其他事情，所以“以縣為主”等于聽天由命。既然教育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是我們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中央政府集權體制下的中國，教育經費就應該主要由中央政府負擔。

2、教學目的與升學率

長期以來，我們的農村教育目的似乎只有一個：讓學生升上更高一級學校學習深造。因為教學質量低下、除了升學沒有其他教育出口，許多農村初中畢業生面臨“升學無望、就業無門、致富無術”的尷尬。。這也是河北某初中輟學率高達90％的最主要的原因。

3、師資配備與擇校費

目前農村師資隊伍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一是80年代初的一批中師生，他們通過函授或自考取得大專文憑，現已人到中年，知識更新與現代教育改革和創新要求有落差；二是占一定比例的"民轉公"教師和"代課教師"，他們的教齡不短，年齡偏大，有一定教學實踐經驗，但大部分沒有接受過正規師范教育，素質參差不齊；三是近年來畢業的一批具有本、專科學歷的新教師，教學經驗尚有待積累。由于農村辦學條件較差，加上教師工資偏低，普遍存在吸引高素質教師難的問題，高水平的師資不足，導致農村教育質量難以保證。在農民對優質教育需求提高的形勢下，有些家長就把孩子送到師資強的縣城學校，造成農村學校生源不足，而一些縣城小學則出現大班化，一個班的學生數額普遍在70人左右，最高班學生數額竟達110多人。這也是擇校費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解決農村教育問題的建議

1、把農村教育問題放到關系國家興衰的戰略高度上考慮，以教育作為發展的戰略目標來制定政策、配置國家資源。

21世紀是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在知識社會中，人力資源的地位凸現，人力資源已取代工業時代的資本，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人力資源和其他資源一樣，既具有量的屬性，也有質的屬性。而人力資源質量是比人力資源數量更為重要的一個指標。人力資源的質量是一個國家、地區和組織的勞動者健康狀況、知識與技能水平、價值與態度、行為能力等綜合因素的反映。一個國家和組織真正擁有了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才真正地擁有了競爭的實力。今年10月18日世界經濟論壇公布全球競爭力最新排名，中國排在第46位，比去年下降了2個位置。保羅•羅默，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加拿大皇家銀行高級研究所研究員。保羅•羅默的新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推動力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提高；知識和技術的增長和人力資本的提高，可以通過持續投資于研究與開發（R&D）活動和教育事業，以及通過在生產中學習而獲得；由于技術進步等可通過投資活動獲得，因此它們不再是令經濟學家們難以打開的“黑箱”，技術進步在生產函數中被內生化了，因此新經濟增長理論又稱為內生增長理論；富國由于具有更多的知識技術和高水平人力資本積累而會更富，窮國則會更窮；由于知識技術的外溢特性國際貿易可以加速知識在全球的傳播及人力資本的流動，國際貿易的原則不僅是自然資源稟賦的“比較成本優勢”原則，而且是“技術和人力資本優勢”原則。新經濟理論的核心內容是知識和人力資本。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的標準。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調查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5，而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則為0.46，這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非常大，更具體的說是城鄉貧富差距非常大。用保羅•羅默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城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已經成為財富和權力的來源，在城鄉教育的二元結構制度下，唯一的結果只能是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我們總是說“知識改變命運，科技成就未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非常嚴峻，國家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城鄉統一的教育體系，確保教育投資盡快改變中國的人力資源結構，提高知識技術人員在總人數中的比例，為經濟發展增加推動力，縮小城鄉貧富差距，增強全球經濟競爭力。

2、制定制度明確中央政府承擔80％以上的教育經費，明確地方政府的教育責任，鼓勵地方政府增加對教育的經濟投入。

教育作為純粹的公共物品理應由政府完全免費提供給所有的社會成員。政府應該按照城鄉統一的標準建造教學樓，配備教學設備(包括電腦和寬帶網)，撥付教師工資和日常教學辦公經費，確保城鄉的教育在基礎設備、技術支持等方面基本平等。同時鼓勵經濟發達的地方政府增加對教育的經濟投入，讓教育與經濟同步發展，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趕超國際先進的教育水平。有差距才有改進、提高的理由。

3、樹立大教育觀念，建立教師培訓制度，讓農村教育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

“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70多年前發出的呼喊，至今聽起來仍振聾發聵。這也是河北某初中輟學率高達90％的原因之一。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轉變教育觀念，由小教育轉變為大教育，樹立教育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思想，“辦好一校，致富一鄉”。對教師進行現代教育方法、技術培訓，讓教師的知識結構適應現代教育的需求、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我們的基礎教育目的主要在于給學生基本的讀、寫、說、計算能力，提高人民的整體文化素質。但在農村，應該”農科教結合”，給每一個學生加上一兩門實用勞動技術課程，作為必修課，而且，實踐要占40％以上的考核比例；教師不單純教書，還應該運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和學校的寬帶網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信息幫助，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智囊”；讓經濟發展和教育發展同步規劃、同步運行。

4、實行全國統一的教師工資制度，提高教師工資，吸引優秀的人才加入到教師隊伍中來。大力宣傳教師資格考試制度，讓優秀的人才有途徑加入到教師隊伍中來。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今天的中國，高工資絕對是個吸引優秀人才的好手段。財政狀況決定中國不可能把教師工資提到很高，但是，財政統一撥付教師人均年基礎工資達到全國城鎮人均年收入同等水平，就完全有可能吸引到大批的優秀人才加入到教師隊伍中來，看看我們的公務員考試情況就知道結果。為什么這么多人報考公務員?為什么一個月500－600元的工資還有這么多大學畢業生愿意呆在教師隊伍？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穩定。只要絕對有保障的工資――也就是財政撥付的工資達到全國城鎮人均收入，肯定能夠擁有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吸引不到全國的優秀人才，至少能把當地的優秀人才吸引到教師隊伍中來。

教師資格考試跟全國統一司法考試相比，可以毫不夸張的說，除了教師，沒有人知道。我們應該大力宣傳教師資格考試制度，規范教師資格考試制度，讓愿意當老師的非師范專業的優秀人才有途徑加入到教師隊伍中來。

5、實行教育券制度，引進競爭機制，提高教育水平，消除擇校收費現象。

“政府有責任投資教育，但卻沒有必要經營學校。”這是197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二戰后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得曼的一貫主張。在弗里德曼看來，政府壟斷和競爭不充分是學校辦學質量低下的首要原因。他在1955年一篇名為《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的論文里提出了學券制——教育券制度，建議把競爭引入公立學校體系，在“學券”的流動中實現優勝劣汰，醫治公立學校的“集權過度癥”，適當遏制教育官僚主義的滋長。

什么是教育券？教育券是指政府把教育經費折算成一定數額的有價證券發給每位學生。家長和學生可自主選擇收費標準不同的學校就讀，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不再受學區或學校類別的限制，而學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兌換現金，用以支付辦學費用。于是，學校間為爭取學生而互相競爭，爭取學生就意味著爭取了更多的政府教育經費，就必須努力改善教育質量。開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場必然提高學校的效率和效能。從而使整個教育制度更具活力，更趨于公平性。

政府出面辦的事情，總是吃力不討好，因為政府辦事總是一刀切，而群眾的需求是多元的。在農村教育問題上，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農村小學并校辦學。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并減少辦公經費的開支，前幾年我們實行了并校辦學的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相應地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一是山區的很多孩子必須走很遠的路到新學校上學；二是出現了不少沒有任何辦學資格證、質量很差的私立學校。這兩部分的孩子和家長對政府非常有意見。另一個問題就是擇校收費問題。家長一邊埋怨擇校費太高，增加了經濟負擔，一邊不遺余力地將自己的孩子送到要交擇校費的學校去以便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不管政府怎么三申五令，擇校收費問題總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存在。實行教育券制度，給學生家長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給教師一個努力提高教育水平的競爭機制，可以減少出現吃力不討好的政府行為，減少家長的教育經濟負擔，提高教育資源的有效利用率。

網絡上有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生動地描述了一個農民子弟通過怎樣的艱苦努力才和城市白領坐在星巴克咖啡館一起喝咖啡的經歷。事實上，對農家子弟來講，能否和白領階層一起喝咖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每個人都有成功的希望和公平的機會。此言說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