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戰略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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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十六大報告對三農問題給與了特別的關注。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幾年來，中央逐年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支持力度，特別是農業稅的減免，使中國農民進入了一個無稅時代。但是，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的落后面貌遠沒有根本改變。根據有關資料，我國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農村，有占近5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只占15％。從進出口來看，2004年農產品進出口額為514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總額11548億美元的比重為4.5%，而其凈出口額為-46億美元，對農村GDP的貢獻率為負數。經濟的落后導致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問題更加嚴重，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問題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經提出過“以農業為基礎”的口號，并把發展的次序規定為“農輕重”，也就是說，要把農業的發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一方針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是從農村開始的，但農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二十多年來沒有大的進展。家庭聯產承包制度雖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無法實現規模化的經營，作用極其有限。所以農村的發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際上是把發展的重點放在了城市。無論是國家的財政投入，還是社會投資，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農村和城市的差別不但沒有縮小，而且有擴大之勢。統計資料表明，1978年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農村改革開始后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點1．82：1，隨后城鄉收入差距又有擴大，到1990年城鄉收入比為2．2：1，1995年為2．71：1，2004年，則達到3.2：1的歷史最高水平。我國城鄉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數國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發展農村，迅速改變我國農村和農業的落后面貌，已經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而且成了一個必須盡快迅速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如果不能迅速扭轉這種情況，不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將受到影響，而且有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的這一著名論斷至今仍然沒有過時。今天我們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三農問題。沒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業和農村的崛起，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崛起。

二

解決三農問題涉及許多方面,如體制的改革問題、農業的規模化和產業化問題、農村的城鎮化問題等等。但是，最關鍵的是錢的問題。沒有錢，什么事情也辦不成，而農村由于貧窮落后，缺乏自身發展的能力，所以必須從外部注入大的資金。單靠一般的政策性傾斜，或國家逐年加大財政投入的力度，很難從根本上迅速改變三農面貌。要把發展的戰略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必須在財政支出、社會投資和銀行信貸三個方面下手，三管齊下。就是說，應該將政府的財政支出、社會投資和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頭轉向農村和農業。

以2004年為例，在國家空前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財政支出的情況下，全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總支出共2626億元，而當年中央財政總支出18274.39億元，用于三農的財政支出不到總支出的15%。2004年全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70072億元，其中農村11452億元，城鎮58620億元，農村投資不到城市投資的1/5。銀行信貸資金農村得到的更是少得可憐，2005年6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本外幣余額為19.9萬億元，農業貸款余額僅為10299億元，僅為5%多一點。

這種情況必須迅速加以改變。應該使用于發展農村和農業的國家財政、社會投資、銀行信貸的規模起碼與農村人口所占比重相適應，即分別達到63%或者以上，則中國農業和農村應該得到的份額將分別達到11386億、44145億和12.5萬億或者以上。這對中國農村來說，簡直都是天文數字。如果這樣，中國農村和農業將會在三、五年內發生巨大變化，不用十年就有可能根本改變其落后面貌。

除中央財政外，地方財政也應做相應的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用于農村地區，主要應該用于加強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主要是“五通”，即路通、電通、水通、汽通、網通。爭取用幾年的時間，使農村鄉、鎮以上地區做到高速路或準高速路連接，電、水、汽基礎設施完備，通訊網絡覆蓋，以便為吸引大量投資做好準備。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除一般基礎教育以外，還應大規模地開展對農村富裕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就業能力，為使他們從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創造條件。農村教育有一個師資問題。所以解決農村教育問題，首先應從培訓農村教師開始，建議規定有條件的大專院校都要承擔定向為農村培訓教師的任務，財政上可以由國家給予全額或部分補貼。另外，國家應該鼓勵和以優惠的政策吸引城里的退休教師去農村從教或辦學。第三個方面，就是用于農村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農村的社會保障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應該改變這種狀況，使農民享受和城里職工同等的待遇。

社會投資應轉向以農村地區為主。國家應該像當年建設經濟特區那樣，制定優惠政策（如三年免稅）鼓勵投資商到農村地區投資，特別是鼓勵大中型項目到農村地區去建設，以項目建設帶動農村的城鎮化建設。一個大項目，就可以帶動一個城市的崛起。以2004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的63%，即44145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可以在農村地區建設億元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44000多個。根據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截至2003年底，全國鄉鎮總數38290個，其中鎮20226個，鄉18064個，平均每年每個鄉和鎮都可以獲得一個以上的億元投資項目。有人擔心農村投資的效益問題。實際是，農村地價便宜、勞動力便宜。只要能夠實現“五通”，投資成本可以大大低于城市，而隨著農村的發展和農村購買力的提高，農村地區市場的發展，可以肯定，在農村地區的投資效益會大大高于現有城市。

信貸和金融方面也應該做相應調整，不僅使銀行信貸的規模與財政和社會投資的規模相適應，而且應該多方面為農村發展開辟財源。中國現在的金融政策，不利于錢往農村流動，反而使農村的錢流入了城市。應該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形成錢往農村流動的金融體制。例如規定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農村項目優先的原則，以及利率方面的優惠政策。同時，可以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專門用于農村交通和其它公共設施建設的債券。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關鍵是要加強監管，防止貪污挪用等腐敗現象的發生。在嚴格管理和監督的條件下，還可考慮放開農村金融市場，允許農村多渠道進行集資，利率可以自由浮動。在農村市場利率高于城市的情況下，城里人也會愿意把錢投入農村。此外，也可以考慮發行三農彩票，設立國家三農發展基金等。公務員之家

上述三個方面如果一時做不到,那么也應該爭取三到五年內做到。

194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把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經過了五十多年的發展，現在是應該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的時候了。

三

有人擔心把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和農業，會影響城市和工業發展。這種擔心是多余的。農村和農業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不但不會影響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反而會進一步促進城市和工業的繁榮。在長期嚴重落后的農村和農業環境中，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必然受到限制。農村和農業的崛起，所改變的只是人口和經濟的布局。現在的情況是，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大批農民盲目流入城市，使原有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規模迅速擴大，已經給城市帶來了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如空氣污染、交通擁堵、公用設施的不足以及由于人口、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過于密集而帶來的各種問題，包括一旦發生戰爭并且遭受襲擊，必然造成重大損失。所以，筆者認為，中國現有大中城市的規模應該加以控制，使現有大中城市的發展由規模擴張型轉向提高城市生存環境的質量方面。所以，把發展的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不僅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也是緩解大中城市的壓力，改變大中城市人口過于密集、我國經濟和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布局過于集中的需要。60-70年代，中國曾經用了十幾年的時間進行三線建設。在短短的十幾年里，國家在中西部13個省和自治區投入了2052.68億元巨資，建起了1100多個星羅棋布的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其中包括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鋼鐵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衛星發射中心，葛洲壩、劉家峽等水電站，六盤水、渭北煤炭基地，成昆、襄渝、川黔、陽安、青藏（西格段）等10條鐵路干線，貴州、漢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業基地，長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漢、長慶、中原等油氣田，重慶、豫西、鄂西、湘西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湖北中國第二汽車廠、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制造基地，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等科研機構，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帶動了中國內地和邊疆地區農村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三線建設主要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戰備需要。現在的形勢雖然沒有必要像當年那樣把戰備作為首要任務，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喪失警惕。三線建設中雖然存在一些問題，對三線建設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它在邊遠落后的地方，甚至一些深山和不毛之地建起了一批新興城市，對于改變中西部地區的落后面貌起了重大作用。現在，國家的實力已遠非當年可比。如果能夠以當年搞三線建設那樣的決心和氣魄搞三農建設，則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脫困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