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紅包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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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包是指包著錢的紅布包或紅紙包，多用于感謝、饋贈，從傳統文化而言，它是人們“禮尚往來”的產物，婚喪嫁娶、紅白喜事，一般都會封個紅包作客赴宴，密切關系，增強感情，加深友誼，成為一種傳統美德。不知從何時起，紅包變了味，紅包不紅了，成了反腐敗的對象，成了專項治理的目標。掀開“紅包”的蓋頭來，不難發現：紅包，是一種腐敗現象。前不久，省紀委監察廳發出通知，堅決治理黨政領導干部違反規定接受和贈送“紅包”問題，這是我省反腐倡廉又一重大舉措，全省上下齊動，一個專項治理的活動正在全面展開。

《通知》所指的紅包是指“現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從現實中，我們撕開紅包往里看，紅包是一個個酬金、獎金、禮金、賄金的大雜燴。既有經濟生活中的回扣、酬金、獎金，又有政治生活中的賄金，人情往來的禮金。從法紀的角度看，紅包大致上有三種：一是合法的，比如那些報酬性的、獎勵性的紅包；二是非法的，就是那些具有賄賂或變相賄賂性的紅包；三是“似是而非”的紅包，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通常被歸入“不正之風”名下。

多年來，治理“紅包”工作常抓不懈，取得了成效，但是“地下紅包”有增無減，仍在泛濫：

第一，紅包滲透的范圍越來越廣。領導干部收紅包、醫生收紅包、交警收紅包……要官送紅包、貸款送紅包、求情送紅包、辦事送紅包……群眾說：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紅包。

第二，紅包的形式越來越多。現金有人民幣、港幣、外幣、存折，有價證券有股票、購物券、支付憑證、手機充值卡等等。

第三，紅包的份量越來越重。小則幾十上百，多則成千上萬，根據其謀利的多少、難易的程度和權力含量的大小，紅包的份量也隨行就市，待價而送。原廣東省民政廳副廳長蘇鳳娟在任徐聞縣縣委書記四年多時間，光收受紅包就高達60萬元，大多數是春節給拜年送的，其中93年春節，所送紅包20多萬元。

第四，送紅包的方式越來越巧。紅包剛興起的時候，送紅包的盲目性較大，“狂轟濫炸”，現在送紅包的針對性強，善于瞄準關鍵環節、關鍵人物，搞“定向爆破”了。

總之，紅包在現實生活中已成為一股暗流，一種流行病，在一些地方和領域，簡直時尚化了。

紅包之所以流行，有其賴以滋生的土壤：

第一，紅包的作用多功能。有人說，紅包有眼、紅包有路、紅包有情、紅包有效。紅包是“跑官要官”的重要手段，紅包是“權力尋租”的重要謀介，在一些地方，紅包簡直成了各種錢權交易的共同謀體，成了各種腐敗現象的共同“娼妓”。

第二，紅包的外衣很漂亮。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禮尚往來”給紅包披上了漂亮的衣服。正是以“傳統美德”作掩護，給紅包貼上合理的標簽，冠以合法的名義“化腐敗為神奇”。現在滲透到公務活動和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帶有賄賂、準賄賂性質的紅包，正是這種“禮儀”的推陳出新、借尸還魂。另外，紅包最直觀、最大方、最體面，稍有機會便可“成交”，送的很瀟灑，收的也不尷尬。

第三，紅包問題難查處。送收紅包，“一對一”，“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對這類案件，紀檢監察機關查處時很難突破，往往是“掛一漏萬”；對于單位或集體送紅包，往往量紀過寬、查處不嚴。

紅包不紅，紅包很黑，它腐蝕和侵擾的是黨和國家的某些領導干部，使權力資本化，公共權力私有化，損害的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紅包泛濫，使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水準下降，導致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盛行，毒化社會風氣，造成人們價值觀念的混亂。紅包是腐敗的閘門，陰謀的開關，公平的虧蝕，道德的墮落，人性的染缸，葬送人才的陷阱，公有財產流失的黑洞，經濟秩序的腐蝕劑。

治理紅包問題必須標本兼治。治標主要是各級黨委政府要綜合治理，齊抓共管；各級財政、審計部門和行業管理部門要嚴格財政管理，嚴肅財經紀律，加強財政、審計監督；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加大監督檢查和查處力度。治本主要是從教育、體制、法制三管齊下，加大源頭治腐的力度，使紅包這種消極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得到有效治理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