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一把手主動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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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黨政“一把手”違法違紀的案件在領導干部犯罪中所占比例居高不下。“一把手”“翻船”給黨和國家都帶來巨大的損失，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工作不但是探索市場經濟下反腐倡廉的重要課題，也是貫徹從嚴治黨的重要環節和內容。

不少工作在反腐敗斗爭一線的同志感到，監督“一把手”非常困難。由于“一把手”權大位重，同級很難監督。原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大言不慚地說：“在泰安，我說了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對“一把手”的監督難除了“權”的因素外，還有許多深層次的原因。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首長負責制”，使“一把手”的權威泛化。日常工作中，了解情況、解決問題惟“一把手”的意見是聽，把“一把手”看作是單位的象征，是正確意見的化身，以“支持工作”替代必要的監督管理；對反映“一把手”的問題群眾來信來訪，重視不夠，處理不力，有的不聞不問。怕監督會束縛“一把手”的手腳，怕批評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戚火貴在任海南省東方市委書記時，劣跡昭彰，每年斂財富200多萬元，但卻頻頻升遷，其中原因不能不令人們認真反思。

基層“一把手”上任前，多是單位中出類拔萃的人物。既是群眾公認的“能人”，又是上級領導眼中的“紅人”。這使有的“一把手”自恃高明，工作中唯我獨尊。有的“一把手”把管轄的區域作為自己的“領地”，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指揮和監督別人。因此，喜聽贊美之辭，厭聽逆耳之言；把班子內部監督看成是“拆臺”，把不同意見一概視為“雜音”。有的“一把手”借助權力，排斥異己，對不同意見者，必欲去之而后快，在班子中，搞“一言堂”、“一條腔”。廣東省原人大常委副主任歐陽德就是一例。他在擔任東莞市委“一把手”期間，大賣特賣國有土地，從中漁利。當紀檢部門干預時，他竟聲言要摘掉紀委的牌子，解散紀委的班子。

“一把手”作為單位的“當家人”，身邊的助手和周圍的群眾免不了有求于他。因此對監督“一把手”心存余悸，自覺不自覺地放棄對“一把手”的監督。有的干部為了謀求政治上的進步，和“一把手”之間建立了人身的依附關系。

從監督范圍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擴大了“一把手”的生活空間，因此，對“一把手”監督領域應該隨之拓展。但現行的監督內容基本停留在經濟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等方面。給那些素質不高的“一把手”提供了可乘之機，導致權力失控，運行失范，監督失靈。從監督體系看，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法紀監督、組織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等構架，但孤軍作戰的現象依然存在，嚴重地影響了監督的實際效果。

在監督機制還不健全的條件下，必須十分謹慎地把好選拔任用關。

要嚴格考察環節。在堅持德才兼備原則的前提下，通過群眾舉薦，領導班子集體推薦，確定后備人選；利用考試、考察、考核等綜合措施，全面了解預選對象的德才學識和群眾基礎。并通過任前公示等有效形式，讓“一把手”的預選對象站到臺前亮相，經過多層次的過濾和篩選，把真正優秀者推上“一把手”的崗位。從而在源頭上消除隱患，減少監督的難度。

要把加強理論學習作為“一把手”修身的奠基工程。喚醒和強化“一把手”科學評價自我，正確看待權力，強化自律意識，提高內控能力，逐步養成“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的良好習慣和見賢思齊，從善如流的道德操守。

要特別重視“一把手”的合理交流。新環境對人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交流的“一把手”到一個新單位后，要打開局面，建立威信，就需要潔身自好，遠離腐敗。這種強烈的自尊意識和自律行為，一方面，可以促進“一把手”良好操守的形成和鞏固，另一方面可以對新單位的環境產生一定的凈化作用。

所謂“腐敗”，說到底就是公共權力被異化，被私化。監督“一把手”的根本目的就是控制“一把手”手中權力的運行方向，使權力運作與監督制約之間始終保持一種強有力的制衡關系。

要加強對用人權的監督。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干部管理體制的改革，通過民主選舉、競爭上崗、認標上崗、任前公示等形式，讓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走向“陽光操作”，以此減少任命制可能產生的負效應。另一方面，要全面貫徹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向社會公開干部的推薦程序，選拔條件和任用政策，堅持黨組織集體推薦干部的原則。同時要建立舉薦干部錯誤追究制，約束和糾正“一把手”在用人上的濫用權力行為。

要完善適度分解權力的制衡機制。在不影響“一把手”正確行使其領導權的前提下，根據黨委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將“一把手”擁有的過分集中的權力適當分散，堅持重大問題集體討論，形成決議后由分工領導組織實施。要建立工作流程和結果通報制度。通過合理分權，減少“暗箱操作”的發生率，改變“一把手”一把抓的狀況，使“一把手”騰出更多的精力抓大事。

要通過組織領導干部公開述職，開展民主測評和走訪座談，公布舉報電話等形式，收集群眾的意見和反映，切實提高群眾的參與程度和監督質量。同時要注意整合社會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的綜合優勢，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督網絡，使“一把手”事事、處處感受到監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