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管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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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領導、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有機會和**區的各位領導和朋友共同學習，我非常高興，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正像我們**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非常好一樣，我們整個國家的改革開放形勢和經濟發展形勢總體上是健康的。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不錯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我們經濟保持連續29年的快速增長，最近10年更是每年保持兩位數字以上的增長。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我們今年的GDP恐怕要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這里面當然也包括我們**區的貢獻。

對我們的快速發展，當然會有些不同的看法，譬如很多人批評我們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約型的。什么叫粗放？粗放就是靠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取得經濟的發展，而不是靠資源的優化配置、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知識技術的運用、現代管理的投入來取得經濟增長。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呢？有，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也正因為這樣，我們的中央政府提出來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把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的增長轉變到集約型的軌道上來，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好中求快。

很多人批評我們，說我們增長很快，但增長的背后付出了環境的代價、生態的代價、勞動者利益的犧牲。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呢？有，也正因為這一點，我們現在提出來要提高我們環保意識，甚至提出環保一票否決制，提出來要關注我們的民主問題，要讓更多的中國人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要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很多人批評我們，說我們增長很快，但是別忘了我們的增長是靠出口拉動的，我們國家出口的往往是高物耗的、高能耗的、勞動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呢？有，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要建立創新型國家，要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要改變我們國家出口貿易的產品結構。

我們承認在我們國家經濟快增長的這29年中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這些問題就否定我們國家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否定中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道理非常簡單，你不能簡單地用一個人平均GDP幾萬美元的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來要求和評價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不能用美國的、丹麥的、瑞典的發展模式來衡量、要求中國的發展模式。因為不同的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所處的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它們要解決的問題、要達到的目標、要完成的任務是不一樣的。北歐的國家人家要享受的是陽光、海灘、高品質的生活，而我們中國需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生存問題、就業問題、財政問題。也正好像我們國內，你不能簡單地用深圳的、香港的、北京的發展模式來評價、衡量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模式，這樣比較是不公平的，是不科學的，不能簡單的把好和壞對立起來，我講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它關系到我們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問題。

總而言之，我們應當看到這29年成就是主流，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曾經一度困繞我們的通貨膨脹問題也解決了。

1988年的通貨膨脹我們現在還記憶猶新，當時官方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是18.3%，但據當時沒有回歸的香港公布的統計結果是40%。1988年社會上出現了搶購風、擠兌銀行存款風，社會出現了不穩定。還有一次是1993到1994年，在1992年我們召開了十四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在傳統觀念上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階段。中國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之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改革形勢，出現了炒股熱、期貨熱、房地產熱，經濟呈兩位數字增長，但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再次達到兩數字，經濟出現了波動。當時的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朱镕基提出來要把通貨膨脹壓下來，話音還沒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通貨膨脹一下子達到21%，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水平，但從1995年開始通貨膨脹降下來了，隨著中央宏觀調控利率的加強，1995年通貨膨脹率為14.8%，1996年是9.8%，1997年是3.8%，從1998年開始通貨膨脹出現了負增長、零增長、低增長，大致延續到了今天。2003、2004年新的一輪經濟增長開始之后通貨膨脹一度有所反彈，中央于是加強了宏觀調控力度，甚至不惜以增加銀行壞帳為代價，到**年通貨膨脹率降到了1.8%，2006年是1.5%，今年上半年通貨膨脹率又有所反彈，現在物價消費指數CPI開始反彈，今年上半年CPI是4.4%，七月份剛剛公布的數字已經超過5.2%。

談到這里，我順便說一下，我們目前面臨的通脹壓力是相當大的，對此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正像我們中央政治局開會講的，要防止我們的經濟從偏快到過熱。除了我們現在投資增幅過快、貨市投放過快。經濟增長過快之外還有幾個因素在起作用，一個因素就是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我國目前農村市場沒有得到真正的啟動，如果占人口57%的8、9億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是個什么樣的力量啊，所以我們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僅僅依靠農民本身是遠遠不夠的，需要中央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我們測算了一下，至少需要投入20萬億人民幣，相當于去年的GDP總量，所以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努力的目標。那么怎么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呢，當然不可避免的要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在市場的作用下農副產品的價格將會上揚，這將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當然短期內漲幅太快，像豬肉一樣一下子上漲60%、80%可能會影響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但從長期來看，中國的農副產品的價格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將呈現上升的趨勢。農副產品的價格上去了，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品的價格能不上去嗎，勞動力的成本提高了，它的價格能不上升嗎，其它產品的價格能不上升嗎？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這些年能源的價格居高不下，煤炭從幾十塊錢一噸漲到幾百錢一噸，石油從15美元一桶漲到80美元一桶，所以工業品的成本提高了，它的價格也提高了，這里面也包括公共服務用品：水、電、汽等都有一個價格上調的壓力，這是市場經濟規律的體現。我們這屆中央政府的指導思想是構建和諧社會，要以人為本，關注民生問題，要讓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我們的溫總理講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核心價值觀念是什么？是公平與正義，讓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經濟學有個基本原理，叫收入不可逆、消費不可逆，就是說收入水平、消費水平達到一定高度后它不能往下降的，只能往上升。因此全社會的總收入水平上升了，總需求上升了，物價水平能沒有反彈的壓力嗎？

還有一個因素，經過改革開放29年的努力，我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一萬三千二百億美元，世界第一。如此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是我們用人民幣通過各種途徑買來的、換來的。比如國際貿易順差、國際收支順差、外國投資者用人民幣的方式進行的投資。市場上的人民幣增加了，也就是說流動性加強了，需求能不上升嗎，價格水平能不反彈嗎。由于中國很多行業是國家壟斷，私人無法投資，因此大量的資金被迫集中投入到房地產業，加上中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土地和建筑物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房地產業迅速發展起來，再加上經濟的發展對支柱產業——房地產的需求越來越旺盛，所以房地產的價格居高不下，這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把資本投入到房地產業，形成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房地產業的產品是貨真價實的實體產品，它不同于股票市場上虛擬的股票，那是虛擬資本，只是一張紙，它的實際價值和它的市價那是兩回事情，那是想像中的產品，用馬克思的話來講，那只是個紙制的憑證。而房屋有雙重功能，一個功能是自住，誰離得開房子?。涣硪粋€功能是它具有投資功能，可以轉讓、出租，從中獲得收益，而且它的使用周期又長，幾乎是無限的。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戶籍制度的改革，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界限被淡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將改變身份，變成城市居民，他們必然也將對房地產市場構成巨大的壓力，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價格這些年突飛猛進，居高不下，并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波及。但短期內房地產價格上升得太快不利于社會穩定，尤其對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產生壓力，中央看到了這些問題，采取了一些宏觀調控措施，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中央的調控變成了“空調”，成效有限，越調控有的地區房價漲得越厲害。

當然，中央宏觀調控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不可避免會造成一部分資金向另外的投資領域轉移，恰好從去年以來中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牛氣沖天，回報豐厚，吸引了大量資本，再加上大量的新進股民帶來了大量的資金，股票市場的資本被迅速擴大，股票價格迅速上揚，結果很有可能形成泡沫，造成價格偏離價值，目前中國股票市場的平均市盈率已經達到50～60倍了，而發達國家成熟的股票市場一般只有15～20倍。當然中國有中國的特點，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市盈率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風險實在是太大了，我炒股票有非常好的條件，無論是資金面、消息面、政策面，但我從來不炒股票。炒股票要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心理，能夠贏得起，也能夠輸得起，用自己10%—30%的資金在股市上尋找一種快樂，那是可以的，否則你不要去玩。中國的股票市場、資本市場從總體上來講還不是很健全。

我們剛才分析了幾個因素，造成了中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是相當大的，對此我們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但是控制在4%—4.5%是沒有問題的，需求固然在上升，但中國經濟發展的形勢也是很好的，供給也在不斷增加，所以供需矛盾還不會尖銳到通脹大幅度反彈，4%—4.5%的通貨膨脹率相對于我們兩位數字的經濟增長率，相對于我們人均2000美元的GDP水平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沒有必要驚惶失措。這一點也很重要，關系到我們宏觀調控的科學性、有效性的問題。

總而言之，我們在29年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事情。光就高增長低通脹而言，世界上其它國家也曾有過，如美國、日本，但我們所取得的是在雙重轉軌情況下的高增長低通脹，這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了不起的，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的智慧結晶，努力的結果。

雙重轉軌的第一個轉軌是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即發展模式的轉軌，第二個轉軌是指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的轉軌。

一般來講，一個僵化的、封閉的、短缺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僵化，同世界經濟隔離，物資供應短缺，像這樣一個計劃經濟向放開的、競爭的、利益驅動的市場經濟轉軌通常是伴隨著高通脹的，比如說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也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我們29年經濟持續增長，通貨膨脹被控制住了，很重要的一個標志就是人民幣的幣率穩定。

談到這里，我要順便說一下，我們國家的人民幣存在著升值壓力，這就是最近我們一直在講的人民幣升值問題。我簡單的分析了一下，中國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是毫無疑問的事情，是一個客觀的經濟過程，因為存在著對人民幣需求上升的壓力。貨幣也是商品，是特殊的商品，它的價格就是你使用貨幣的代價，這就是利息，利息就是貨幣的價格，用相對數表示就是利率，同外幣發生關系就叫匯率，利息、利率、匯率就是貨幣的價格，當然也是人民幣貨幣的價格。中國經濟持續29年快速增長而且前景看好，因此始終存在著對人民幣投資需求上升的壓力、消費需求上升的壓力。

第二個方面始終存在著來自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強大壓力，而且這個壓力與時俱增，是一個現實的壓力。

第三個因素是經過29年的努力對外開放，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突破一萬億了，我們對外匯的需求相對下降，因此對人民幣需求相對上升，而且由于在國際上美元一直在貶值，所以對人民幣需求也在上升，。

還有一個原因，是從管理角度來講的，我們確實需要主動的、自覺的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進行調整，對金融體制進行改革，從中積累經驗，從中吸取教訓，從而為將來的市場放開、人民幣自由兌換、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做一個事先的準備。

正因為這四個因素的存在造成了人民幣的升值，當然人民幣的升值有好處，好處就是使中國人民的消費水平提高了。但是人民幣升值有它的弊端和局限性，最大害處就是人民幣升值直接沖擊了中國的出口，它會使我國的出口產品成本上升，影響出口就意味著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影響就業、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中國的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占了30%—40%，甚至更高，這就是人民幣升值最大的威脅。還有一個影響就是可能沖擊中國的金融市場，影響中國的經濟安全，可能會沖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油品市場。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我們對于這樣一個后果還缺乏事先的、準確的、理性的判斷，我們胸中無數，風險很大。人民幣升值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辛辛苦苦攢起來的外匯儲備在不斷縮水，我們的外匯儲備中美元占的比重太大，隨著人民幣對美元比值的不斷升高，我國的外匯儲備正在一步一步地縮水。

另外一種轉軌我們簡單地幾句話就帶過了，那就是發展中的國家向工業化的國家轉軌，一般地來講，在這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隨著經濟的增長，通常都是高通脹的，如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魯等，他們在80代年創造了經濟迅速增長的奇跡，但它們也出現了三位數字的通貨膨脹，到現在它們還在為此付出代價。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雙重轉軌下的高增長低通脹，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這場改革成功了，主流是健康的，成績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確的，我們不能對此說三道四的，動不動就對中國的改革評頭論足，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能這樣，這是不嚴肅的，我們北大也有這樣的教授，但只是少數，主流是健康的。我國對外開放取得突破了吧，我們加入WTO了吧，成為了世貿組織的一員，和國際經濟接軌了，這在29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當然代價也很大。由于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比例太高，達到了60—70%，而發達國家只有20%，所以對國際市場依賴度太高，國際市場一旦風吹草動，我們就要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問題，但短期內改變不了。

剛才講的這些內容非常重要，我們要把我們取得的成就說夠、說透、說足，當然我本人對我剛才所講的這些東西固然很看重，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另外兩外領域，這兩個領域也許用同期指標不能衡量，但這是在更本質的領域發生的更深刻的變化，因為這些變化是制度性的變化，是人們的思想、觀念、理念的變化，它更重要。這兩個領域一個是指經濟基礎，另一個就是指上層建筑包括政治體制。

我們國家經過這29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基礎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且不可逆轉，走回頭路已經不可能了，這是制度的變化，比如說所有制結構變了吧，29年前是公有制一統天下，其中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非公有制經濟是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的，現在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相互競爭、共同發展，國有企業從當初的43萬家降到了現在的不足3200家，而且數量還在繼續下降，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包括民營經濟在迅速發展，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民營經濟已經在朝著“四分天下有其三”的目標在進行了。中國民營經濟已經開始進入理性成熟階段，從過去中小資金規模、中小類型企業、中低技術含量向大規模資本、大中型企業、高尖技術含量的方向在演變，如中國鞋王奧康的老板、八寶粥的老板等都是從過去的中小規模開始發展起來的。在管理的方式上，中國的民營經濟已經從過去的非常典型的帶有血緣性、地緣性的家族式的古典管理向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專業管理演進。經濟基礎里面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在由計劃配置向市場配置的方式轉變。流通領域、分配領域、消費領域、人們的經濟觀念也都在不斷的發生變化，總而言之，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且在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還在繼續發生變化。

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能不變嗎？上層領域更加寬廣，各種領域關系更復雜，更敏感，但是也都在不同程度地發生變化，有些變化是革命性的，有些領域的變化還需要時間，不能操之過急，比如說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改革現在處在關鍵的時候，關鍵就關鍵在政治體制改革能不能從根本上啟動，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能不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英名，這就要看他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沒有作為。我們不能不看到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政治體制，甚至在延安革命戰爭時期就已經形成的政治體制，它又怎么能夠和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相適應、成為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而不是最終成為它的障礙呢？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是資源的配置，是根據國家制定的、自上而下的、經過層層分解的、具有約束力的計劃指標來進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僵化、高度集中、而且排斥市場，而市場經濟的特點是主體獨立、主體分散、主體多元、利益驅動，每個主體都有各自的利益。所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除非不搞市場經濟，而問題的嚴重性和挑戰性在于中國的國情又決定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安排模式，政治制度的改革又不能照搬西方具有成熟市場經濟的國家的現有模式。西方擁有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模式不一定相同，但它們的本質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經濟私有化的基礎上政治多元化，其集中體現就是多黨制。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不可能采取多黨制、政治多元化的模式；也不能搞議會民主化，因為議會民主化的前提是三權分立，即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開，而中國不可能采取三權分立制；我們也不能搞輿論自由化、軍隊國家化、國家聯邦化，但是我們又必須堅定不移地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我們只能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度發展產生的動力和壓力來促使我們政治體制改革一步一步地進行，這是漸進式的改革。要靠對外開放促進政府職能改變，靠我們黨的干部群眾的認識能力、適應能力不斷提高來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靠主觀、客觀條件的不斷成熟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漸進式的發展，這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

總而言之，我對中國的政治前途充滿了信心，當然不可能指望一次代表大會就取得根本突破，不能操之不急，只要我們今后不再發生像2003年的SARS這樣全國范圍內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1989年的六四事件這樣的全國性的動亂，依靠我們13億人口形成的規模巨大的、不斷發展的市場，依靠我們勤勞勇敢、價格低廉的勞動者隊伍，依靠我們對黨忠誠、忠于職守的干部公務員隊伍，依靠我們富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隊伍，依靠我們國家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依靠我們已經被實踐證明成功了的改革開放之路，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中國的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平穩的增長應當是沒有問題的，至少在2020年以前中國的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8%是沒有問題的，對此我充滿了信心，我們要充分抓住這十幾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的機會。與此相聯系的作為中國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也還有十幾年的快速增長時期，它的價格也會繼續上升，對此我們也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理性的判斷。

當然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問題，如果看不到問題我們就會陷入盲目性，尤其是我國選擇的是漸進式的改革道路，至少還有幾個大的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這幾個問題是我們在21世紀面臨的挑戰，是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問題，也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如何深化改革的問題，包括怎么看現在改制過程中國資流失的問題；第二個問題三農問題，現在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第三個問題市場經濟下的勞動者充分就業問題；第四個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拉大的問題，特別是東部、中部、西部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的問題，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間利益協調的問題；還有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腐敗成本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社會治安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當然除了這幾大問題還有幾個最近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幾個民生問題，也就是我們說的“三座大山”的問題，即房價高、醫藥費高、教育費用高的問題，還有新的問題就是防止經濟從偏快到過熱的問題，但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還是我前面說的那幾個問題是主要的，基本的問題，將長期困擾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