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增收新思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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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增收面臨諸多困難

靠政策補貼拉動增收難。去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支持力度是歷年來最大的，“兩減免、三補貼”對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產生了重大影響。今年，由于受中央和地方財力的限制，在上年較高基數的基礎上，財政支持農民收入繼續保持大幅度增長，難度很大。

靠價格上漲拉動增收難。去年，由于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民純收入人均增加165元，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達52．5％。今年以來，主產區糧價跌勢明顯，6月份山東、河南、安徽小麥收購價格每百斤同比分別下降14％、9．9％和14．9％。從國際上看，去年世界谷物產量增長8．4％，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將下跌，這勢必對我國農產品貿易和國內市場價格產生影響。因此，今年農產品價格上漲對農民增收的拉動作用將明顯下降，有的地方、有些糧食品種甚至可能出現增產而減收的現象。

靠糧食增產拉動增收難。**年糧食增產，播種面積增加因素的作用占25％，單產提高因素的作用占75％，而適宜的氣候是單產提高的重要因素。今年沒有再現去年的氣候條件，加之播種面積也很難繼續大幅度增加，所以，今年糧食產量無法在去年的水平上繼續大幅度提高。

靠降低成本拉動增收難。據有關部門測算，去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平均上漲10．6％，其中化肥上漲12．8％，使種糧農民人均減收50多元，“兩減免、三補貼”帶給農民的好處大部分被抵消了。今年上半年化肥、種子價格繼續上漲，漲幅全國平均達10％以上，明顯影響了農民特別是糧食主產區農民的增收。

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促進農民增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政策固然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靠提高農業的素質、效益和競爭力。當前，根本出路在于穩定“一個基礎”、做好“三篇文章”。

（一）穩定“一個基礎”

糧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確保糧食安全，不僅是我國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也是一項事關全局的重要基礎工作，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為此，應把握好以下幾點：

堅持立足國內為主、進口為輔解決糧食供給。根據我國國情和國際糧食貿易情況，我國糧食播種面積應保持在16億畝左右，口糧供應要立足全部自給，飼料和工業用糧以自給為主、進口為輔。

堅持不斷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一方面，要保護好基本農田，增加農業投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機械化水平，實施“沃土工程”，提高土地產出率，增強抗災能力；另一方面，要靠科技進步，努力在糧食新品種培育、動植物病蟲害防治、資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和突破，提高單產，提高復種指數，提高糧食品質。

堅持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糧食具有一般商品的屬性，其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主要由市場調節糧食購銷。但糧食又是特殊商品，具有公共產品屬性，需要國家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因此，既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尊重農民經營自主權，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又應加強政府對糧食市場和價格的宏觀調控，通過儲備糧吞吐、進出口等調節機制解決“賣糧難”和糧源緊缺的矛盾，通過采取支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

堅持“走出去”發展戰略。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國糧食安全問題與國際糧食市場緊密相關。我國糧食安全一定要立足國內生產和儲備來保證，同時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進口和開發我國短缺或生產成本高的農產品來彌補國內生產的不足。適當進口糧食，就等于進口我國稀缺的耕地和水等資源。應培育“走出去”的農業大型企業，通過興辦、承包、租賃農場和合資合作辦農場等形式，到境外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農業開發。

堅持節本增效“兩條腿”走路。發展糧食生產，一方面要提高產出率，提高產出效益；另一方面要努力降低成本，實現節本增效。為此，既要引導農戶節約使用生產要素，又要借鑒國外經驗，對糧食生產影響較大的投入品給予財政補貼，穩定種糧農民的收益。

（二）做好“三篇文章”

大力發展設施農業。設施農業包括設施蔬菜、水果、水產、特色農產品以及畜禽養殖小區和設施種養業等。實踐證明，設施農業是高效農業，是解決“靠天吃飯”、避免自然風險的根本途徑，是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它既適合分散經營，又適合規模經營，有利于提高農業綜合素質。目前全國有各類畜牧小區4萬多個，以工廠化養殖、網箱養殖為主的設施漁業養殖水體近5000萬立方米，產量和效益比傳統生產方式明顯提高。遼寧省標準化日光溫室畝均收益相當于大田作物的18倍，比大水漫灌的水澆地節水38％，還能避免水、旱、蟲、雹、風等自然災害。

統籌城鄉就業。國內外經驗表明，只有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出去，農民才能富裕，農村才能繁榮。統籌城鄉勞動就業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也是農民增收新的增長點。吉林省采取統籌城鄉就業和非正規就業等多種形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增加農民收入上取得了顯著效果。其具體做法：一是建立管理體系，完善優惠政策。把農民進城就業和城鎮居民就業都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為農民就業創造寬松環境和均等機會。二是強化基地建設，健全信息網絡。各市縣建立勞務輸出橫向服務網絡，形成了包括就業信息、咨詢、職業介紹和社會保障等在內的社會化勞務輸出體系。同時，系統建立農村勞動力檔案，做好發展農村勞務經濟的基礎工作。三是實施“陽光工程”，提高就業能力。構建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就業、服務、管理“四位一體”的新格局。四是發展非正規就業，拓展轉移渠道。非正規部門具有經營方式靈活、對勞動技能要求相對不高、資金投入相對較少的特點，依靠市場發展多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就業模式。五是加快城鎮建設，帶動三產發展。把發展小城鎮作為加快農村城鎮化的戰略重點，統一規劃，積極引導鄉鎮企業向工業小區、商貿小區集中，通過“集聚效應”帶動第三產業發展，創造更多的非農產業就業機會。

全面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民增收緩慢，一個重要原因是城鄉分割、工農分離，一、二、三產業脫節，農業鏈條短、附加值低。實踐證明，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尤其是股份合作制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類型的產業化經營，是解決農民與企業利益聯結機制的重要形式，能夠讓農民真正分享到農產品加工、銷售增值的利益。目前，這兩種類型的產業化經營已占農業產業化組織的26％，應繼續推廣。調查表明，遼寧、吉林、四川三省農業產業化發展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龍頭企業數量多、規模大、帶動能力強。吉林省去年農業產業化經營直接帶動農戶238．8萬戶，使農民增收28億元，戶均增收1173元，比2000年增加近一倍。遼寧省今年龍頭企業帶動農戶預計可達320萬戶，比上年增長12．3％；農民從農業產業鏈中獲得的純收入人均可達737元，比上年增長6％。二是組織方式不斷創新，利益聯結機制日益完善。在“公司＋農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了“公司＋合作社＋農戶”、“公司＋協會＋農戶”等模式，培育農民經紀人隊伍和農民專業運銷大戶，通過產銷訂單、股份合作、委托協議等，使公司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更加體現自愿、平等、互惠原則。三是注重科技聯合攻關，龍頭企業的產品科技含量較高。四是實施名牌戰略，推動了農業產業化快速發展。

促進農民增收應處理好四個關系

產業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的關系。促進農民增收，必須大力調整產業結構，這必然帶來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和糧食種植面積減少。解決這一矛盾，可參照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確定合理的糧食安全儲備水平，劃定國家專用商品糧基地，國家加大對專用商品糧基地農民的直補，全面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使種糧純收入不低于當地種植經濟作物的純收入。這樣，既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又可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

實施惠農政策與調動基層政府和農民兩個積極性的關系。國家在實行“兩減免、三補貼”等惠農政策時，對因減免稅收造成的縣鄉財政短缺，本應全部由中央、省市轉移支付彌補，但有的地方中央、省市只部分支付，不足部分由縣級財政負擔。我們看到，糧食主產區二、三產業普遍不發達，財政困難，縣級政府感到負擔較重。因此，對糧食主產區，國家應當提高農產品加工增值稅地方留成比例，對財政困難的糧食大縣應當實行100％的轉移支付，以調動基層政府和農民兩方面的積極性。

建立畜禽養殖小區與保護耕地的關系。大力發展集中連片、規模化、標準化的畜禽養殖小區，是加快農民增收、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重要途徑。在調查中我們看到，三個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畜禽養殖小區用地與保護耕地的矛盾。畜牧業也是農業，畜禽養殖小區用地并未改變用地方向，國家在實行耕地保護政策、穩定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同時，應當將畜禽養殖小區用地按農業用地管理，并列入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發展基礎設施與減輕農民負擔的關系。在一些財政比較困難的農業大縣，地方財力不足，國家轉移支付資金有限，如果沒有義務工的投入，難以完成農村道路維護、植樹造林、抗旱防汛等公益性事業。基層反映，要解決這一矛盾，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費用應由國家財政承擔，否則，在財政困難的地區應適當減緩取消義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