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稅時代鄉村新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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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農業稅，對種糧農民直補和實行良種補貼等方針政策，是黨中央和國務院重視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之舉。免征農業稅給加強農村基層執政能力建設提出了哪些新課題？基層干部又面臨著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吉林省在農業的“免稅時代”推動了鄉村新政。

吉林省是取消農業稅試點的農業大省。中共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王儒林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指出，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對農村基層組織執政能力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挑戰。比如，有些鄉村干部不適應新形勢下的工作需要，尤其是一些村黨支部書記，不收費也不收稅了，在一段時期內產生了失落感、盲目感，對農業稅取消后自己該干什么心里沒底。有的感到工作能力不夠用，搞服務力不從心。還有的干部感到放松了，不用收稅了，工作好干了，缺乏進取意識和責任意識。所以，加強農村基層執政能力建設，特別是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發展力、號召力、聚合力、控制力和創造力，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過去，，我們有不少鄉村干部對自身職能的認識是“錯位”的，總認為自己要“管”住農村，把稅費收上來才是政績，這種認識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實際上，農村基層干部本來就不應該是“收稅干部”，這種定位就是“錯位”的。帶領農民致富、發展農村經濟、服務廣大農民才是鄉村干部真正的職責所在，現在農村干部不是無事可做了，而是應該大有作為。免征農業稅，等于給廣大農村干部減輕了負擔，現在許多干部可以從過去繁重的收費收稅工作中騰出手來，全身心地從事本來應該從事的工作，這應該是一種工作職能的“回歸”。而加強基層執政能力建設，正面臨著一個大好機遇。

農村干部走出過去“要錢”、“要糧”的舊的工作狀態與模式，威信自然就上來了。長春市的主要做法就是把著力點放在村黨支部書記身上。村黨支部書記需要從過去的“管”、“要”向服務、“雙帶”轉變。這就要求我們基層黨員干部在新形式下努力提高自身素質，不僅要自己帶頭致富，還要帶領鄉親們致富。今年中央提出要努力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在長春市一些農村，出現了不少新的經濟組織。比如德惠市的黨員合作社、農安縣的“支部+公司”，都是村一級黨組織通過黨員干部帶頭創辦這些經濟組織，村黨支部書記兼職農村經濟組織負責人，兼職村辦公司的經理，再把農民吸收到經濟組織中來。

為此，我們對農村干部進行了培訓。不單辦短期班，也辦長期班，依托農業大學、農業特產學校等培訓村黨支部書記，培訓農村后備干部和經濟能人。他們回去后，有的養牛，有的養豬，有的搞苗木花卉，農民群眾看到后，馬上跟著學。此外，我們還在基層黨組織的設置上大膽創新。黨的建設與一些農村新型經濟組織的設立同步，由過去以村為單位設置，逐步轉變到以產業鏈為單位設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設置從“塊”到“條”的轉變，可以讓農村黨員干部始終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在技術上是骨干力量，在工作上為群眾服務，在發展中成為帶著農民闖市場的領頭人。

減免農業稅也促進了農村上層建筑的變革，推動了鄉鎮機構和村級組織的改革。比如，長春市在雙陽區開展了鄉鎮機構改革試點，全區鄉鎮總數由13個減少到8個，調減比例為38.5%；核定鄉鎮領導職數51名，精簡41名，精簡比例為44.6%；全區鄉鎮行政編制核定242名，精簡1**人，精簡30.3%。在行政機構設置上，只設“三室一所”，即黨政辦公室、經濟辦公室、社會管理辦公室和財政所，全區各鄉鎮事業編制減少151名，精簡比例為29.8%，極大地降低了鄉鎮機構和村級組織的運行成本。

當然，“免稅時代”推動鄉村新政，并不僅僅這些。要通過基層執政能力的提高，讓減免農業稅后的公共財政的陽光照到農村每一個角落。稅免了，農村的社會公共產品供給由誰來負責呢？這個問題對于經濟實力強的地區來說，可以在內部進行協調解決，而不發達或者欠發達的地區光靠中央的轉移支付是不夠的，中央的轉移支付不可能年年調整，而農村的社會發展是不斷變化的。要解決農村的社會公共產品供給問題，就必須想方設法把縣域經濟搞上去，縣一級財政能力增強了，才能為加強基層執政能力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