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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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國家競爭性的選舉環境中，如何有效地與公眾溝通以最大程度獲取其選舉支持，一直是西方政黨極其重要的一項任務。目前，西方政黨與公眾的溝通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大眾傳媒成為最重要的溝通渠道。由于大眾傳媒在二戰后的迅速發展及其巨大的影響力，西方政黨已將其作為溝通民眾最重要的工具。一方面，政黨重視透過媒體向公眾傳遞信息。另一方面，鑒于媒體是反映公眾輿論的重要平臺，政黨重視從媒體收集公眾信息，以便及時應對民意輿論。目前，西方政黨一般有一套媒體應對機制，如英國工黨有專門應對危機的新聞危機協調制度，并有24小時監控小組探察媒體動態，以便第一時間對事態做出反應。

二、傳統的人力溝通仍然存在，但重要性已降低。人力溝通包括政黨利用黨員或志愿者與民眾直接交流，政黨領袖召開集會發表演講并回答問題等形式。人力溝通是二戰前西方政黨政治溝通的主要形式，但因接觸的受眾有限，在戰后媒體迅速發展的擠壓下其生存空間已經縮小。

三、政黨以流動選民為重點溝通對象。伴隨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會流動性的增加以及跨越傳統社會分野的性別、多元文化等問題的出現，選民的忠誠出現交叉，如在經濟領域支持左翼政黨而在政治領域支持右翼政黨，左與右、自由與保守等傳統分野已不如以往清晰，選民的流動性與選舉易變性增加。對此，西方政黨普遍的做法是在維持原有支持基礎之外，將流動選民尤其勢均力敵選區的流動選民作為溝通重點，政黨也由此出現向心競爭等趨勢。

四、政黨溝通戰略導向發生變化。為盡可能多地吸引分散化、流動性的選民支持，西方政黨在與公眾的雙向溝通中越來越關注民意與媒體輿論。很多政黨開始迎合公眾輿論，一種“政治營銷式”的溝通模式逐漸出現。

西方政黨在與公眾溝通中表現出的上述特點，是它對社會變遷做出的反應，這種反應對政黨、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首先，政黨的財政壓力加大。政黨在以傳媒作為溝通主渠道時需要資金支持，比如購買電視時段做廣告，購買報刊版面做宣傳都需要資金，財力是否雄厚已成為政黨成敗的關鍵。如****年美國大選總統候選人克里因資金不足在選前的8月份暫停大部分的媒體宣傳，相形之下，資金充足的小布什陣營僅在選前最后兩星期的廣告宣傳支出就高達15**萬美元。“金錢政治”成為西方政治的一大特點，這不僅使政黨竭力籌集資金，利益集團因此滲透政治，導致政黨執政后運用政策或官職進行回報，權錢交易、黑金丑聞頻生，而且政黨間競爭也因財力差異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

其次，政黨權力結構發生變化。為適應媒體運作邏輯，很多政黨選擇有較強媒體應對能力的人物做領袖，以領袖個人魅力提升政黨整體形象；同時運用各類政治咨詢公司、競選民調和策略研究公司，廣泛雇傭深諳傳媒規律的公關專家、民調分析家等，以爭取在與對手的媒體戰中占據優勢。這些發展導致領袖個人作用日漸突出，政治個人化發展趨勢明顯，媒體專家的地位上升，權力出現上移和外移現象；同時，基層黨組織的作用日漸下降，黨員參與黨內活動的熱情降低，黨組織從整體上受到削弱，黨的綱領政策也往往按照傳媒規律以最佳方式進行傳播為準則進行刪減與增加，這無疑會影響政黨原有的黨派特色。

再次，“政治營銷式”的溝通模式對政治發展產生復雜的影響。一方面，政黨對民意輿論的日漸關注一定程度反映了公民地位的上升及力量的壯大，這一力量使政黨不可忽視，政黨在決策中會反映公民某些利益要求，在實踐中政黨高層言行則會表現出某種親民作風。當然，政黨所做這些改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自身執政前途。

另一方面，西方政黨對公眾輿論的迎合甚至以輿論為基礎設計政綱，從短期效應看確實有助于贏得廣泛支持，但從長遠看，無論對西方政治的發展還是對政黨發展都有不少消極影響。作為有著特定黨性傳統的政治組織，政黨對公眾輿論的迎合不僅會淡化自身的政治特性與意識形態色彩，使各黨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使選民在面對各黨時因面目的相似難以做出選擇，從而使西方多黨民主競爭的意義大打折扣，民主的作用難以發揮；而且，民眾并非都是理性的，其觀點看法不乏簡單、偏頗甚至極端的成分，若不加以甄別而緊隨之，勢必會反映其中非理性的內容，若政黨處于執政地位，則會出現內政外交極端化與簡單化的危險。目前，這種政治的非理性化、“反智主義”傾向在某些國家已經出現，如西歐的極右翼政黨迎合民眾的反移民主義等極端情緒崛起。這不僅會對國內民主政治造成威脅，而且會影響國際政治的和平穩定。

因此，西方政黨在與民眾的溝通中，其日漸加強的實用主義傾向雖然增加了執政機會，但在強烈的執政沖動下，在對媒體邏輯及民眾情緒的迎合下，政黨的黨派意識不斷減弱，其獨立思考、獨立行動的能力，其對社會應承擔的批判、引導和塑造功能不斷弱化。從長遠看，這不僅關系政黨自身的生存發展，而且影響社會和國家能否理性、健康地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