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色還是好國色

導語：好女色還是好國色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世上男人終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兩種，一種是死于好色，另一種死于不好色。如此二分在邏輯大概可以說通。不久前寫關于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時，我隱約覺得“好色”而死亦可分為兩種：一則好“女色”，二則好“國色”。

死于“女色”，中文世界里有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尋芳客們的口頭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小學歷史入門課的第一個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紂王那樣好色，為了那個叫妲己的妖姬，最后被“雙丟”（丟了天下、丟了腦袋）。但是本文所說的“國色”，并非代指妲己、楊貴妃等傾城傾國、沉魚落雁的麗質佳人，而是說一個國家被賦予的虛妄前途。所謂好“國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國家當作絕世美女去愛戴，愛到如癡如醉，愛到死去活來，愛到不知什么時候丟掉自己的人格終于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丟失了自己的性命，我們就謂之為“死于國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險就是使人失去常識。去年在德國引起廣泛爭議的電影《毀滅》極好地復述了希特勒當年如何迷戀“國色”。曾記否，這位落魄畫家一旦大權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強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義。國家是畫布，人民是畫筆，而在戰場上，士兵就是被顏料包裹的筆尖。所謂生靈涂炭，其時不過是生靈涂上專制的五顏六色。自古以來讓人景仰的政治韜略從此不得不讓位于這位拙劣畫家的行為藝術。俗話說，各行其是，各司其職。誠然，搞政治的人去搞藝術，是對藝術的褻瀆;然而搞藝術的人去搞政治，又何嘗不會將政治推向險境？藝術的詩性思維，因為對完美的崇拜和追求，可能會將政治推向另一種極端。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強力推動下，理性終于讓路于荒誕。所以，當蘇軍將柏林炸得地動山搖時，躲在地下室里的阿道夫甚至露出一絲微笑。他對站在新柏林沙盤旁的建設師說，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時我們重建柏林就省力了。

在我看來，歷史上一些因為惡政孽生出來的大災大難，大多都是因為詩性思維壓倒理性思維所致。因為前者重意境、重審美（當知在人的潛意識里悲劇是美的極致）、重概念而輕邏輯。改天換地、推倒重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等“壞事變好事”式的辯證法就是典型的詩性思維。在啟蒙運動和詩性思維這兩股巨浪的推動下，終于釀成了綿延于上一世紀的災難。它包括那些以為只要花上短短一二十年便可以建立人間天堂的極端烏托邦運動以及持續六年席卷亞、歐、非三大洲的世界大戰。這種好“國色”的理想主義可以簡述為“鳳凰涅槃”式的孤注一擲。其不幸在于探尋至瑧至美時，卻無視另外一些尷尬，比如鳳凰一旦自焚而死永遠不會復活或即使復活它有可能變成一只雞或一只鵪鶉。

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的國家，斷然是不會尊重自己的鄰國。在好“國色”時代，它的掌舵者和追隨者所能想到的，只是這個國家美艷如花、美侖美奐的未來。以虛妄的未來透支現在。他們不是自私的，卻會因為“國色”而幾近瘋癲。恰恰是這種大公無私的瘋癲最為可怕，因為能量無窮。在利他外衣的掩飾與自我暗示之下，一切惡都是“必要的惡”，都有了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德、日兩國的法西斯分子，并非人人生來就有惡狼的習性，他們背井離鄉、餐風露宿，扛著機槍去殺戮鄰邦異族，有的是被政治脅迫的，然而更多的人卻是為了國家或民族的遠大前程甘當炮灰與剖腹者。他們心甘情愿地聽從了超越于人性之上的偉大“道德”的感召。深受納粹之苦的法國著名精神科醫生鮑里斯·西魯爾尼克曾經撰文感慨，那些殺人無數的軍警一定相信自己是“帶來毀滅的天使”。所有的惡行似乎都是對“時代道德”的服從。當“服從”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劊子手不會因為殺人再有任何罪惡感。對于他們來說，服從就是“去責任化”，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在社會體制里盡職盡責，就像小說《悲慘世界》里的警察局長一樣兢兢業業。當軍隊、“人神”或哲學家們設計出奇妙的清洗計劃時，服從者便會以人類之名去參與反人類的罪行。支持他們的道義與理由是“殺死個耗子當然不算犯罪”。從本質上說，這種服從已經掏空了人成其為人的一切真實意義。（見拙文《良心沒有替罪羊》）。

由此可見，在歷史上，同樣是好色，貪戀“國色”者要比愛好“女色”的市井之徒、平民百姓更有道德優越性。因為他們好的不是人人喊捉（奸）的藩金蓮，而是可以光宗耀祖的“國色”，擲地有聲的崇高概念。他們“因好色而縱欲”常常可以感天動地，不但可以將別人勸進自己的戰車，甚至將自己的一輩子也騙個精光。路易·斯博洛爾曾說：“政治使人變得罪惡。”然而，政治并不足以使罪惡轉變成毀滅性的大災大難，它的另一個前提是“意識形態使人變得愚蠢”。同樣是在電影《毀滅》結尾，在蘇軍攻陷柏林之際，戈培爾夫人之所以毅然將自己的六個孩子一一毒死，只是因為她心存信念——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而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后現代思潮本質上是一次關于“好色”的轉向，即從好“國色”轉向好“女色”，從“國家萬歲”轉向“國民萬歲”，從“領袖萬歲”轉向“生活萬歲”。這是在經過二十世紀諸多大災大難之后，人類獲得的一個寶貴經驗。近年來，在法、美至少有兩件事可以佐證這一點。一是不久前法國評選本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縱橫沙場謀求大國霸業的拿破侖皇帝跌出前十名，領先于他的是眾多慈善家和那些給他們生活增添樂趣的人。另一件事涉及美國的兩位總統，一位是好“女色”的比爾·克林頓，另一位是好“國色”的喬治·布什。如今地球上大多數居民之所以認為小布什時代較克林頓時代危險，是因為人們發現這位牛仔總統試圖將這個舊傷未癒的世界重新拉回到好“國色”不好“女色”、要政治不要生活的舊時代。

當然，好“國色”不必完全貶抑，好“女色”亦不必無條件稱頌。畢竟，死于好“女色”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今日世界的現實是如何徹底從死于“國色”的困境中走出來，卻又不致跌進死于“女色”的深淵。

如王爾德所說，人生因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劇。從啟蒙時代正午灼眼的陽光到后現代溫香軟玉的沉沉暮氣，男人能否逃出死于“好色”的宿命？如果誠如開篇所言，什么樣的男人不死于好色？在他未死亦未好色之際，究竟為何而生？

世上男人終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兩種，一種是死于好色，另一種死于不好色。如此二分在邏輯大概可以說通。不久前寫關于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時，我隱約覺得“好色”而死亦可分為兩種：一則好“女色”，二則好“國色”。

死于“女色”，中文世界里有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尋芳客們的口頭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小學歷史入門課的第一個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紂王那樣好色，為了那個叫妲己的妖姬，最后被“雙丟”（丟了天下、丟了腦袋）。但是本文所說的“國色”，并非代指妲己、楊貴妃等傾城傾國、沉魚落雁的麗質佳人，而是說一個國家被賦予的虛妄前途。所謂好“國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國家當作絕世美女去愛戴，愛到如癡如醉，愛到死去活來，愛到不知什么時候丟掉自己的人格終于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丟失了自己的性命，我們就謂之為“死于國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險就是使人失去常識。去年在德國引起廣泛爭議的電影《毀滅》極好地復述了希特勒當年如何迷戀“國色”。曾記否，這位落魄畫家一旦大權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強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義。國家是畫布，人民是畫筆，而在戰場上，士兵就是被顏料包裹的筆尖。所謂生靈涂炭，其時不過是生靈涂上專制的五顏六色。自古以來讓人景仰的政治韜略從此不得不讓位于這位拙劣畫家的行為藝術。俗話說，各行其是，各司其職。誠然，搞政治的人去搞藝術，是對藝術的褻瀆;然而搞藝術的人去搞政治，又何嘗不會將政治推向險境？藝術的詩性思維，因為對完美的崇拜和追求，可能會將政治推向另一種極端。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強力推動下，理性終于讓路于荒誕。所以，當蘇軍將柏林炸得地動山搖時，躲在地下室里的阿道夫甚至露出一絲微笑。他對站在新柏林沙盤旁的建設師說，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時我們重建柏林就省力了。

在我看來，歷史上一些因為惡政孽生出來的大災大難，大多都是因為詩性思維壓倒理性思維所致。因為前者重意境、重審美（當知在人的潛意識里悲劇是美的極致）、重概念而輕邏輯。改天換地、推倒重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等“壞事變好事”式的辯證法就是典型的詩性思維。在啟蒙運動和詩性思維這兩股巨浪的推動下，終于釀成了綿延于上一世紀的災難。它包括那些以為只要花上短短一二十年便可以建立人間天堂的極端烏托邦運動以及持續六年席卷亞、歐、非三大洲的世界大戰。這種好“國色”的理想主義可以簡述為“鳳凰涅槃”式的孤注一擲。其不幸在于探尋至瑧至美時，卻無視另外一些尷尬，比如鳳凰一旦自焚而死永遠不會復活或即使復活它有可能變成一只雞或一只鵪鶉。

一個不尊重自己歷史的國家，斷然是不會尊重自己的鄰國。在好“國色”時代，它的掌舵者和追隨者所能想到的，只是這個國家美艷如花、美侖美奐的未來。以虛妄的未來透支現在。他們不是自私的，卻會因為“國色”而幾近瘋癲。恰恰是這種大公無私的瘋癲最為可怕，因為能量無窮。在利他外衣的掩飾與自我暗示之下，一切惡都是“必要的惡”，都有了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德、日兩國的法西斯分子，并非人人生來就有惡狼的習性，他們背井離鄉、餐風露宿，扛著機槍去殺戮鄰邦異族，有的是被政治脅迫的，然而更多的人卻是為了國家或民族的遠大前程甘當炮灰與剖腹者。他們心甘情愿地聽從了超越于人性之上的偉大“道德”的感召。深受納粹之苦的法國著名精神科醫生鮑里斯·西魯爾尼克曾經撰文感慨，那些殺人無數的軍警一定相信自己是“帶來毀滅的天使”。所有的惡行似乎都是對“時代道德”的服從。當“服從”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劊子手不會因為殺人再有任何罪惡感。對于他們來說，服從就是“去責任化”，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在社會體制里盡職盡責，就像小說《悲慘世界》里的警察局長一樣兢兢業業。當軍隊、“人神”或哲學家們設計出奇妙的清洗計劃時，服從者便會以人類之名去參與反人類的罪行。支持他們的道義與理由是“殺死個耗子當然不算犯罪”。從本質上說，這種服從已經掏空了人成其為人的一切真實意義。（見拙文《良心沒有替罪羊》）。

由此可見，在歷史上，同樣是好色，貪戀“國色”者要比愛好“女色”的市井之徒、平民百姓更有道德優越性。因為他們好的不是人人喊捉（奸）的藩金蓮，而是可以光宗耀祖的“國色”，擲地有聲的崇高概念。他們“因好色而縱欲”常常可以感天動地，不但可以將別人勸進自己的戰車，甚至將自己的一輩子也騙個精光。路易·斯博洛爾曾說：“政治使人變得罪惡。”然而，政治并不足以使罪惡轉變成毀滅性的大災大難，它的另一個前提是“意識形態使人變得愚蠢”。同樣是在電影《毀滅》結尾，在蘇軍攻陷柏林之際，戈培爾夫人之所以毅然將自己的六個孩子一一毒死，只是因為她心存信念——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而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后現代思潮本質上是一次關于“好色”的轉向，即從好“國色”轉向好“女色”，從“國家萬歲”轉向“國民萬歲”，從“領袖萬歲”轉向“生活萬歲”。這是在經過二十世紀諸多大災大難之后，人類獲得的一個寶貴經驗。近年來，在法、美至少有兩件事可以佐證這一點。一是不久前法國評選本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縱橫沙場謀求大國霸業的拿破侖皇帝跌出前十名，領先于他的是眾多慈善家和那些給他們生活增添樂趣的人。另一件事涉及美國的兩位總統，一位是好“女色”的比爾·克林頓，另一位是好“國色”的喬治·布什。如今地球上大多數居民之所以認為小布什時代較克林頓時代危險，是因為人們發現這位牛仔總統試圖將這個舊傷未癒的世界重新拉回到好“國色”不好“女色”、要政治不要生活的舊時代。

當然，好“國色”不必完全貶抑，好“女色”亦不必無條件稱頌。畢竟，死于好“女色”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今日世界的現實是如何徹底從死于“國色”的困境中走出來，卻又不致跌進死于“女色”的深淵。

如王爾德所說，人生因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劇。從啟蒙時代正午灼眼的陽光到后現代溫香軟玉的沉沉暮氣，男人能否逃出死于“好色”的宿命？如果誠如開篇所言，什么樣的男人不死于好色？在他未死亦未好色之際，究竟為何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