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醫改惠民行動:調整利益分配降低群眾醫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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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行動

在1月8日召開的2007年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部長高強表示，醫改要建立四項基本制度：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制度、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和進行公立醫療改革。

被稱為“新醫改方案”的這一計劃，一經推出便引起了爭議，除了專家、業內人士對其可行性的質疑，勞動保障部、財政部等相關部委也相繼被卷入輿論漩渦。

而就在各方為新醫改方案進行激烈爭議的時候，一套民間版醫改方案—“惠民中國醫療行動”(下稱“惠民行動”)卻在重慶市悄悄進行著。

近年來，各地對醫改的探索也一直沒有停止過。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市場化為主導的“宿遷醫改革模式”，及以政府主導型的上海“松江模式”和云南“宣威模式”都曾經引發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論。

與以往政府主導的由上而下的醫改模式不同，“惠民行動”是一場由行業主導的民間“革新”，它試圖對于現有的藥品流通模式和醫療服務資源進行一次重新的整合。

“惠民行動”的贏利模式：“1122分享法則”

1月20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2006第二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高峰論壇”上，重慶長龍集團董事長(下稱“長龍集團”)劉群入選2006年度“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十大杰出企業家”。

劉群的獲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去年在重慶發起的“惠民行動”。

2006年3月1日，長龍集團聯合全國1000余家制藥廠及流通企業、重慶多家醫院、太平洋保險公司共同構建的“惠民中國醫療行動”聯盟正式成立實施，并選擇位于重慶萬州的三峽中心醫院開始“試航”。

“惠民行動”推出后被媒體稱為“民間版醫改方案”，其最大的特點是用“藥費反向直補”的模式，通過調整利益分配來直接降低群眾的醫療費用。

“‘惠民行動’是互助式、開放性、管理式的醫療福利制度，它通過構建獨立的藥品供應體系，規范的醫療服務體系，開放的醫療保障制度來建立一個由民間管理、按市場運行的、能讓民眾充分享受健康的醫療保障補充體系，與政府醫療保障制度的相互融合，徹底解決困擾老百姓多年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劉群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惠民行動”的具體操作模式是，無論有無醫保，只要花20元購買一張會員卡即可成為惠民行動的會員。會員在定點醫院就診后，憑相關手續到設在定點醫院的惠民醫療服務中心可以獲得藥費總額13.6%比例的現金報銷。比如會員在醫院的藥品支付費用為100元，憑看病的藥費發票，可以直接到聯盟設在醫院的辦事處獲得現金13.6元。

“這13.6%的直補現金體現出了‘惠民行動’特有的經營方式，我是把以前給醫生、醫藥代表和用于醫藥招投標環節中的費用拿出來還給了患者。”劉群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除此之外，會員還可以直接享受醫院檢驗檢查費用10%的優惠，以及保險公司提供的1萬—7萬元不等的意外醫療住院費用報銷。

患者獲得了讓利。但如此一來，作為經營者的長龍集團及其團隊又是否能贏利呢？

“我們的贏利模式為‘1122分享法則’。”據劉群介紹，這一新的利益分配機制讓長龍集團作為主配送企業可獲取5-10%利益，利潤很薄但效益可觀，其具體內容為：一是嚴格測算制藥廠家成本，通過開放、限價的采購平臺，與廠家建立友好合作的供應關系，將廠家費用和利潤控制在10%以內；第二是減少流通環節，把商業運行費用和利潤控制在10%以內；三是給醫院留存20%的費用和利潤比例，確保醫院正常運轉；四是直補人民群眾20%(包括稅收)，讓群眾得到實惠。

如何避免醫生開“大處方”

但作為長期生存在“潛規則”之中的劉群，本應是“既有秩序”的維護者，又是什么讓他產生了“革新”的念頭？

“我推出‘惠民行動’，其實是既有公心又有私心。”劉群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所謂私心是，由于把現在醫療費用高的原因歸咎于高藥價，全部推給了醫藥企業，醫療企業的生存現狀十分艱難，作為一個多年從事醫藥企業的局中人，為維護自己的利益我要改變這種現狀；所謂公心是，現在醫療費用不斷上漲，持續走高，民眾就醫越來越貴越來越難，同時，國家的財政壓力也很大，作為一個普通百姓出身的企業家，我覺得有責任來改變這個現狀，幫助國家分憂，為民眾降低醫療費用。”

為此，劉群提出了“醫療費用虛高理論”，并判斷出“看病貴、看病難”是不規范的醫療行為帶來的。“比如，現在醫生為了拿回扣，肆意給患者開大處方，做不必要的大檢查，最終不但使醫療費用虛高，還浪費了寶貴的醫療資源，并且造成藥物濫用的危害。”

“‘惠民行動’就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據劉群介紹，為避免醫生開大處方，“惠民行動”中規定，醫生在處方里只能寫藥品的化學名稱而不能寫商品名，比如“皮炎平”只能寫成“地塞米松軟膏”，“地塞米松軟膏”這一化學名稱的藥品由多家藥企提供，電腦會自動選擇品牌。

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一辦法確實達到了目的。據加入“惠民行動”的南川人民醫院院長李劍平介紹，2006年與2005年相比，藥品收入占醫院收入的比例由48%降到了33%。

據劉群介紹，截至2006年12月底，“惠民行動”已經有7家醫院和1900家醫藥企業加入，擁有6.9萬名會員，覆蓋了重慶市的四個區的近500萬人口；為會員提供了醫療費用補貼220萬元以及特別救助33萬元，為民眾降低了醫療費用支出約2000萬元。

但是，作為“惠民行動”發起者的長龍集團到目前為止卻還沒有得到實惠。“現在‘惠民行動’還處于起步階段。”劉群解釋說，去年長龍集團投入了1000萬元，今年準備再投入1000萬元。

“‘惠民行動’得到了廣大患者、醫院、藥企的支持，是一件惠及民眾、為政府解憂的好事。只要合作醫院的病員增長達到一定數量之后，最后通過巨量的會員就診而獲得利潤。”劉群對前景表示樂觀，他表示，目前很多外省市的醫院對“惠民行動”很感興趣，有的來重慶調研，有的還申請加盟。

“我預計在兩年內加盟‘惠民行動’的醫療機構將覆蓋全國大部分城市，加入聯盟的民眾將超過2億人。”劉群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如何兼顧病人、醫院及醫生各方利益

這套看上去對患者近乎完美的模式，自身證面臨多種風險，它的前途依舊未卜。

首先，政府支持與否很重要。“惠民行動”興起于企業、民間，雖然實行的是市場化操作，但沒有政府主管部門的認可和支持，難有作為。

到目前為止，政府對“惠民行動”還沒有明確表過態。此前，重慶市醫療改革辦公室官員龔懿曾對媒體表示：政府對“惠民行動”很關注，希望“惠民行動”能真正落到實處。除此之外，政府方面沒有發表任何評價。

“‘惠民行動’涉及到醫療體制問題，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的重大問題，政府在這個問題持審慎態度，我是理解的。我認為現在政府的不表態也是一種形式的支持。”劉群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其次，有專家認為“惠民行動”或多或少地帶有公共產品色彩，同在政府主導下的醫改模式存在著重疊現象。提供公共產品是政府的職責，是民間機構無法取代的。

“重疊有什么不好呢？在醫療服務這個問題上，如果民間機構能夠做好，就不要政府再花納稅人的錢來做了，這不是件好事嗎？如果一個民間機構都能把政府管的事情做好，那就證明了政府在這個領域沒有干預的必要。”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劉國恩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真正讓劉國恩擔心的倒是‘惠民行動’在進一步發展中的可持續性問題。他表示，“惠民行動”的基本理念類似于美國的HMO醫療模式(健康維護組織)，但“惠民行動”專業化、組織化程度太低。

“‘惠民行動’現在只是一個松散的聯合體，在其規模擴大后，會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它的資金管理問題，在美國的HMO其資金是按基金等金融產品的管理模式來運作的。以‘惠民行動’目前的組織形式是無法做到的。”劉國恩認為。

另外，醫生收入問題也至關重要。“在這個行動中，醫生個人收入明顯降低，醫院收入補貼醫生極其有限，影響了部分醫生的積極性，而長龍集團作為企業，假如去補貼醫生，既非其責，也難以持久，而且面臨‘商業賄賂’的質疑。在政府沒有真正承擔起保障公立醫院醫生收入的責任之前，‘惠民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是難以有所作為的。”重慶社會科學院應用心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藝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劉群表示，目前他們和院方設計了一套方案，按處方次數和按病種支付勞務費用。對醫生提供一定數額的補貼，增加醫生的勞務收入，以此來保證醫生的積極性。

“我提供的補貼不屬于‘商業賄賂’，進行商業賄賂的目的是讓醫生多開藥提高醫藥費從中牟利，我提供補貼是對醫療服務收入機制進行轉換的嘗試，是為了降低醫療費用，你見過這樣的商業賄賂嗎？”劉群說。

觀點

“民間醫改”能走多遠？

主持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許浩

嘉賓：

劉國恩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

朱藝重慶社會科學院應用心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研究》課題主研人員

張意龍重慶醫藥行業協會會長

李劍平重慶市南川人民醫院院長

《中國經濟周刊》：近期，我國出現了很多各具特色的醫藥產業改制方式，比如以產權改革為核心、市場化為主導的“宿遷模式”，政府主導型的上海“松江模式”和云南“宣威模式”和行業主導的“惠民行動”。你認為這些改制方式有什么樣的共同點？他們有哪些積極的意義？

朱藝：其他地區的醫改模式，我們沒做實地調查和深入的研究，不便評論。但“惠民行動”與其他地區的模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屬于對醫改的有益探索，是在政府各種醫改措施長期以來收效甚微的情況下，民間和地方的必然反應。

“

醫療改革”應該是政府的職能和責任，但卻不應該是政府的“專利”或“專權”。當然，局部的探索無法代替國家從全局出發的整體改革措施，而且國家應在公共醫療服務上不斷增加投入，這是其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民間醫改無法替代的。但沒有來自民間、基層和地方、局部的豐富資訊與實踐經驗，醫改這項綜合性極強的整體改革，其有效性將是值得懷疑的。

張意龍：來自基層民間的“惠民行動”當然不能完全等同于醫改，但它確實是對醫改的一種積極有益的探索，觸及了醫改的幾個方面，總體來說與醫療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不矛盾的。

劉國恩：“惠民行動”只是對醫療體制的局部進行了某些改革，不是對整個醫療體制進行改革，而其他的醫改則對醫療體制進行了本質性的改變。

“惠民行動”同國家層面的醫療體制改革還是不同的，因為現在醫改涉及到的幾個方面是它無法做到的，比如：對于公共醫療的投資問題，對于醫療服務資源的縱向配置問題，為低收入者提供醫療補貼等是民間機構難以獨立完成的。

李劍平：江蘇、上海、云南模式的興起體現的是當地政府對解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的態度和決心，都表現為政府主導，積極推動。據我了解，“惠民行動”與上述模式比較，帶給百姓的實惠更多，在行動開展地區的影響也很深遠。新的醫改政策還沒有出臺，“惠民行動”與醫改存在什么樣的本質區別還不便于評論，但就目前的現狀來說，“惠民行動”建立的實際上是一種對藥品流通、醫療服務行為同時實施管理的機制，是對醫改的有效補充或探索。

《中國經濟周刊》：為何目前類似“惠民行動”這種民間版的改制多發生在醫藥流通環節？

朱藝：因為雖然醫生的大處方，就其性質主要由于醫療服務管理問題造成，但其與藥品推銷手段也是密不可分的。藥品流通領域的問題不解決，醫改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流通中的問題不僅與藥品生產流通體制，還與醫療衛生體制、醫療保險體制、政府投入和管理體制等各個方面密切相關。因此，僅僅著手流通領域也不可能解決問題。

劉國恩：作為民間資本，目前只有在這個環節發揮的作用比較大。但整個醫療體制改革中有三大部分，分別是：如何在國家層面上進行衛生服務籌措問題，如何更有效的組織醫療服務，以什么樣的方式來支付醫療服務。“惠民行動”涉及的主要是底端醫療服務的流通環節問題，其他方面的提高，沒有政府和社會其他機構的總體配合將無法實現。

《中國經濟周刊》：在政府主導型的醫改模式下，像“惠民行動”這樣的民間版醫改，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體現什么價值？

張意龍：我認為“惠民行動”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它的“反向直補”機制可以讓老百姓直接受益，直接感受到它的惠民好處，因此容易為群眾所接受；二是有利于規范醫療行為和合理用藥，為探索醫藥分開提供了啟示；三是相對于招標采購而言，它直接涉及和觸動了醫療服務和藥品流通兩個環節，并在一定意義上補充了醫療保險，也就是說它觸及了醫療體制的三項聯動改革。

朱藝：“民間醫改”具有顯著的民間創新價值。該行動是由民營企業發起、組織和操作的，完全是民間性質的，其全新的運作模式對傳統的藥品流通領域的沖擊是巨大的，對附著其上的灰色利益生態鏈具有顛覆性的作用，其模式的多方共贏特點，也有利于促進產、銷、醫、患的利益生態平衡，其創新性顯而易見。

李劍平：“惠民行動”是通過市場機制調整利益分配格局，減輕了政府的負擔和公共財政的壓力，對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建立醫藥衛生事業的新體制是有現實意義的。

劉國恩：我認為，這類民間改制最大的價值是向我們傳遞了這樣一個重要訊息：醫療服務資源在真正透明、公平、有序的機制規范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資源配置會更有效，市場機制通過管理下的有序競爭，可以更好地提高衛生服務提供的組織效率，從而減輕民眾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