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農民收入狀況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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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區農民的收入、生活和保障情況究竟如何？影響我區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切實有效地增加我區大多數農民的收入？帶著這些問題，區政協組成調研組，重點對農民增收問題開展調研。

調研組選擇我區東、西、南、北、中（華新、金澤、練塘、趙屯、盈浦街道）五個點為情況采集點，共發放《問卷調查表》913份（回收568份，回收率為62.2%）；召開了由區、鎮職能部門，村干部和村民參加的座談會7次；考察了上海鶴園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通過調查和分析，掌握了較多的信息，形成了如下基本看法：

1、我區農民近幾年的收入總體上呈緩增趨勢。據統計資料反映，2000年我區農民人均收入增長2.6%，2001年增長4.7%，2002年增長6.2%，2003年增長7.3%。

2、我區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2003年我區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已達到19091元，是農民人均收入6602元的2.89倍。

3、農民收入的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據對回收的調查問卷統計，農民人均收入為4911元，在調查中，對6602元這個平均數，有相當多的農民反映：“實際達不到這個水平。”

4、我區農民的收入差異很大。既有青東和青西之間的地區差異，也有同一地區之間的個體差異。高的年收入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低的收入幾千元甚至只有幾百元。

5、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已不靠農業。除趙屯和練塘部分農民在農業上的收入占較大比例外，全區農民在農業上的收入比例平均已不到20%。

6、農民的保障水平普遍較低。全區參加農保的農民（退休老人）每月領取的保障金，每人平均為61.6元，最低的鎮每人平均不到41元（練塘鎮），最高的鎮每人平均也僅有123元（徐涇鎮）。

此外，隱性失業的農民（富余勞動力）約有4萬人；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不高；相當部分的農民生活質量較低。

一、當前我區部分農民的收支、生活、保障和生產現狀

1、收入、支出。據五個點的問卷調查獲知，平均每個家庭為3.4人，勞動力2.4個，承包土地2.22畝（有的只承包土地，有的既承包土地又承包魚塘），2003年家庭平均收入1.67萬元（其中農業收入不到20%）,人均4911元；2003年家庭平均支出1.27萬元（生活費4422元，學雜費4016元，醫療費686元,其他費用3576元），結余4000元。被調查農戶中有5.7%的農民認為近幾年收入“增加”；有32.4%的農民認為收入“略有增加”；有35.7%的農民認為收入“不增加”；有26.2%的農民認為收入“減少”了；有83.6%的農戶表示，沒有計劃（能力）買商品房；有30%的家庭對孩子的學雜費無法承受。

2、家庭生活。被調查農戶中，有57.8%的家庭安裝了有線電視；有84.2%的家庭安裝了電話；有89.8%的家庭用上了液化氣；有7.6%的家庭購置了電腦；有62.3%的家庭購買了電冰箱；有19%的家庭安裝了空調；生活用水主要以自來水為主的占92.6%；以河水為主的占2.1%；以井水為主的占5.3%。據我們了解，與子女分居的老人，很少有人安裝有線電視。他們收入來源少，一年到頭省吃儉用，最怕生病花錢。特別是缺少子女關心的部分老人，生活質量很低，有的甚至十分可憐。

3、社會保障。被調查農戶中有90%的人參加了“農保”。在醫療保障方面，雖然絕大部分農民都參加了“醫保”，但由于保障水平較低，機制不盡完善，只能保小病，對患大病的家庭來說，不能起到保障作用。許多家庭由于經濟原因而無法正常就醫。在調查中，有12.6%的家庭在家人生病后不上醫院，農民普遍反映看不起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醫生“小病大藥方，看病當體檢”的治療方式，對貧困的農民來說，實在是難以承受。

4、生產狀況。由于土地分散承包經營，因而農民的生產規模普遍較小，致使多數農民對農業科技態度比較冷漠，不重視采用優良種苗，不了解使用有機肥對農業生態的修復作用，不知道農業措施對有害生物的控制作用。在生產過程中，有20.4%的農戶使用的種苗都是自產自用的，只有19%的農戶表示愿意參加農業行業協會。

另外，農民普遍對居住地的村干部不太滿意，問卷統計的滿意率僅為42.1%；對村級財務情況，有68.2%的農民表示不了解；有39.6%的農戶認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是增加非農就業。

二、影響我區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社會的、歷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因素，更與當地及周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農民的科技文化等綜合因素有直接的關系。我們認為，影響我區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高效農業沒有形成規模，設施農業難于廣泛應用。農業盡管是一個弱質產業，但相對來說也有高效益的產品。如荷蘭農業就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在我區，趙屯草莓加西紅柿的耕作方式每畝也可產出萬元以上的效益，如果用控溫、控濕的菇房種植白靈菇，其產出更為可觀，每年畝產值可達一、二十萬元。然而，高效農業多具“高投入、高風險、高科技”的特點，這三高就是橫在高效設施農業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是高效設施農業難于廣泛應用的關鍵。政府應引導和幫助農民下大力氣抓投入、闖市場、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

2、農民科技文化水平偏低，先進農業技術難于接受。青浦在歷史上曾是以第一產業為主的地區，目前的農村人口仍然占70%，他們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統計，青浦總人口的文盲比例仍高達10.4%，文盲率列全市各區縣的第二位；高中以上本科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僅有16.9%，本科以上的僅有1%，分別在上海郊區9個區縣中排第七、第八位。可想而知，農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更低。在本次被調查的537份有效問卷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占39.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9.7%，大專文化程度的僅有1人，占0.2%。不提高這些人的科技文化素質，他們將難于接受日新月異的農業科技知識。調查中，多數農民反映對采用優良種苗不重視，有20.4%的農戶用的種苗都是自產自用、以糧代種的，對科技部門推廣的新技術接受和掌握較慢，即使將來農業的組織化程度提高了，農業企業發達了，他們也無法適應新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對他們的新要求。他們將被“邊緣化”，本來應該是他們的工作崗位也可能被外來有知識、能吃苦、不計崗位鄙賤的人員所占領。

3、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信息不靈。農業，既有自然風險，又有市場風險。在當前農產品大流通格局下，只有搞產業化經營，不斷擴展和延伸農業產業鏈，才有可能從土地上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然而，我區目前的農業產業化程度并不高。據有關部門統計，具有一定產業規模的農業企業在青浦只有100余個，2003年經青浦區農業產業化領導小組認定的農業龍頭企業僅有13家（其中年產值上億元的龍頭企業僅有3家），帶動的當地農戶數僅有17000戶，不足20%。而我們這次調查的農戶中，也僅有19%的農戶表示愿意參加農業行業協會。可見，青浦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遠遠不如江浙一帶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高。自產自食仍然是我區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主流，自產自銷仍然是我區農民的主要經營方式。這樣千家萬戶的“提藍小賣”如何去應對千變萬化的市場呢？不是為了產品進市場交換而進行生產和信息不靈通是我區農民的通病，組織化程度不高導致標準化程度低是我區的農產品缺少競爭力的根源，互相排斥、競相壓價是我區農產品效益低下的必然結果。

4、農民占有的資源所形成的產出與農業人口不成比例。從表面上看，農民占有著大量最寶貴的資源---土地。但他們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而且只能使用于生產農產品，其附加值是不可能高的。2003年，我區的農業增加值僅占全區國內生產總值的4.7%，但農業人口卻占70%，這么少的農業GDP怎么能滿足這么多農業人口的分配需要呢？正如商榻一位農民所說“人均守著一畝田，我們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在我們的調查中，有39.6%的農戶認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是增加非農就業。由此可見，解決“三農”問題要跳出“三農”圈子，增加農民收入不能光在“農”字上找出路。

5、農村富余勞動力難以向二三產業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最根本途徑。但現實情況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全國有不少農民工在向我區流動，而我區的大量農民工卻在向農村“回流”。據我區國民經濟統計報表的數據顯示，1997年我區外出農民工有26026人，1999年剩16359人，2002年僅剩7546人，不到1997年的1/3。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原先大量的鄉鎮企業經過市場經濟的檢驗，許多被淘汰出局，剩下的也轉制成民營中小企業，使大量的農民工失去了就業崗位；二是我區近幾年涌入了大量的既年輕能吃苦又對工錢要價較低的外來民工，從而使我區農民工在上崗就業方面明顯缺乏競爭力，不少農民只好“打道回府”，返回農村；三是這幾年發展工業和市政道路建設等占去了大量的農村土地，使本來人均土地占有量不多的我區農民，滯留在越來越少的土地上而無法從農村轉移出去。

6、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力度小且不穩定，農民吃不到定心丸。農業是弱質產業，是無法與二三產業比直接經濟效益的產業。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因此，凡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國家，都會逐步加大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力度。我國發展到今天，應該說有一定能力對農民實現直接補貼，但實際上工業反哺農業已講了很多年了，卻仍然是政策力度小且不穩定。青浦的情況也是如此。一是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不能及時送到農民手中。二是當農業連年減產糧食面臨危機時，各級政府都大抓農業，對農業和農民的補貼落實得比較好；而當糧食出現剩余，糧價一路下跌時，農業被撂到了一邊，不但不給補貼，連有效的扶持措施都沒有。難怪從今年年初開始，各級政府大力扶持糧食生產并出臺多項補貼政策后，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但幾乎緊接而來的就是農民的詢問：“明年還補不補？”可見農民吃不到定心丸，心里還是不踏實的。

7、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造成農民貧困的體制性障礙。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在教育、就業、居住、醫療等各個方面享有完全不同的待遇。農民除了當兵提干或上學就業能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外，幾乎很少再有其他能改變“農民”這個特殊身份的機會。這不僅使大量的人口因滯留在農村而減緩城市化進程，并且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這個“弱勢群體”因得不到國家政策的保障而長期處于被歧視、受貧困的狀態。目前，我區農民因大病、長病致貧，因天災人禍致貧，因年邁體弱致貧，因子女上學致貧的現象比較突出，其根本原因就是由社會保障制度的二元結構造成的。可見，造成農民增收緩慢和生活貧困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其中人為的戶籍制度是二元結構的重要特征。目前，上海的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在物質基礎上對改革城鄉二元結構，“率先在全國推進城鄉一體化”具備了一定的條件。我們為此應積極作些探索，以利于從制度上、從根本上維護農民的長久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