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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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報告指出：“理順分配關系，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我們結合對***報告有關理順分配關系論述的學習，在20*年開展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研究，并于當年11月23日－12月12日，對瑞典和德國的中產階級狀況及其形成原因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先后拜訪了瑞典社會保障部和斯德哥爾摩省社會保障局，柏林議會和德國工會杜塞爾多夫地區分部。現在，將有關調研收獲匯報如下：

一、瑞典和德國是中產階級隊伍相當龐大的國家

1，瑞典的中產階級

瑞典現有人口887.8萬(截至20*年7月)，人口增長率為0.01%，幾乎是零增長。勞動年齡人口占65.0%，有570萬人，其中450萬為就業人口，120萬為不在業人口.雇員每周工作5天，全年累計工作1.5萬小時；每年享受5周的法定有薪假期，在晝長夜短的夏季，大家紛紛到國內外去旅游。女性平均壽命為82.78歲，男性平均壽命為77.31歲，平均每個家庭有1.8個孩子。20*年瑞典人均GDP為2.54萬美元，經濟增長率為1.8％，通貨膨脹率為2.2％，失業率為4.0％，人口城市化率90%。實行9年一貫制義務免費教育，國民識字率為100%，目前瑞典的大學生入學率為60%。顯然，瑞典是一個人類發展指數很高的國家。

瑞典王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保持中立，因此并未受戰火破壞，這是瑞典的鮮明個性。這種“中庸之道”的文化個性與其中產階級隊伍的形成不無關系，目前瑞典中產階級的比重占55%（主觀認同率高達80%），是世界上中產階級隊伍最龐大的國家之一。瑞典實行發達的私營工商業與比較完善的國營公共服務部門相結合的“混合經濟”，素以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著稱。農業較發達，以畜牧業為主，其糧食和畜產品自給有余。耕地只占國土面積的9％，僅有3％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瑞典工業高度發達。森林、鐵礦和水力是瑞典的三大自然資源，在此基礎上發展并形成了采礦冶金、林業造紙、電力和機械制造四大傳統工業體系。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瑞典不斷加大研發（R&D）的投入力度，高科技產業得以迅速發展，交通、通訊、醫藥保健、信息、環保等在世界上都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目前，擁有愛立信電訊公司、ABB電氣公司、沃爾沃汽車公司、伊萊克斯家電公司等大型跨國企業。工業總產值中，機械占45％、林業加工占21％、化工占11％、食品占10％、礦產占7％、其它占6％。這些構成了瑞典龐大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

20*年，瑞典婦女平均年收入(稅前，個人所得稅大約平均為30%)為23.5萬瑞典克朗(下同)，男性平均年收入為30.5萬克朗，婦女為男人收入的77%，原因是一些婦女從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瑞典人均年消費11.08萬克朗，85%的家庭擁有小轎車，75%的家庭有電腦，50%的家庭有郊外私人別墅，70%的家庭每年出國度假和旅游。普通瑞典市民心目中的中產階級是一對父母，一對孩子，人均住房面積80平方米。在瑞典，由于工資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高，家里只要有一人正式就業(擁有全日制工作)就可以達到中產階級的水平。瑞典雇主稅的稅率是33%，這是支撐瑞典福利水平的重要財源。

總之，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沒有很窮的人，也沒有很富的人。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沒有多少世界級富豪，至于街上偶爾有乞討者，大多是吸毒成癮者。

2，德國的中產階級

德國目前有人口8240萬（截至20*年底），其中有750萬外籍人，占人口總數的9％。20*年，德國失業人口為400萬；城市化率為80%。德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其經濟實力為歐洲魁首。德國34%的就業人員從事出口行業的工作。政府奉行整頓國家財政、減少預算赤字、進行稅制改革、刺激個人投資、進一步實行非國有化、減少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等政策，使德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同時積極采取措施，推動信息技術的發展并調整經濟結構。德國中小企業眾多，工業結構布局均衡；農業發達；旅游業、交通運輸業繁榮。德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2萬美元，其中中產階級大約占50%(主觀認同率為75%)，富人占10%，窮人40%。德國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育與政黨運動有關。目前德國的主要政黨有：社會、綠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自由、民主社會主義黨、德國的共產黨、共和黨等。大力發展高等教育是德國促進中產階級形成的重要措施.德國的教育由聯邦和各州共同負責，聯邦政府主要負責教育規劃和職業教育，并通過各州文教部長聯席會議協調全國的教育工作，在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和進修方面，主要立法和行政管理權歸屬于各州。大、中、小學和職業教育發達，實行12年制的義務教育，公立學校學費全免，教科書等學習用品部分減免。小學學制4-6年，中學學制5-9年。高等學校享有一定自主權，原則上實行自由入學，對部分學科采取名額限制。職業教育實行“雙元制”，即職業學校書本知識學習和企業中的實踐相結合，成人教育和業余教育普及。教師為終身公職人員，必須受過高等教育。目前德國的大學生入學率為55%。

二，瑞典和德國中產階級形成的重要因素

1，有培育中產階級的思想。從歷史上來看，德國哲學團體的作用非常重要。由于這個群體既無力推翻他們的社會，又無經濟資源去進行一場工業革命，于是他們傾向于集中精力構造社會的思想體系。在德國中上層階級知識分子中間，他們對社會進步的必然性和對科學以及經濟進步的好處充滿信心，并能與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層社會的責任意識相互結合。他們的這種態度非常普遍，很適合一個有著如此眾多文官的德國政府。德國中產階級思想家的思想，是世界中產階級產生的火種。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歐的社會人受這種哲學思想的啟示，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找到一條既不同于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前蘇聯式的共產主義的獨特道路，他們把這條道路稱之為“第三條道路”。其主要特點，就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根基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

其實，“第三條道路”也有一套縝密的思想體系，它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的等諸方面。在這套縝密的思想體系中，的確有一些新穎、有趣的東西，看起來非左非右，實際上是左右逢源。后來，“第三條道路”還提出了“無責任即無權利”、“無民主即無權威”這樣一些當今社會新規則，力求在權利與義務之間保持新的平衡。它還提出要為新時代再造政府，要使政府與公民社會（社區、私人、自愿部門）結成合作伙伴關系，要培育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這些都對于推動中產階級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瑞典社會人為社民黨的“第三條道路”注入了新的內容，實行把市場與社會公正結合起來的政策，并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建立起了令世人稱羨的福利國家，成為社民黨走“第三條道路”的一個成功樣板。可以說，“第三條道路”是瑞典和德國中產階級崛起的思想基礎。

2，有擴大中產階級的運動。要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光有思想還不夠，還得有相應的運動。首先，是工人運動，特別是白領的運動，向雇主索取部分剩余價值，使得分配相對合理。其次，是政黨運動.在爭取執政的過程中，不同的政黨都會部分地采取工人運動的某些主張，瑞典和德國的工人運動是有效和溫和的。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他們的基本要求得到滿足，工人運動才開始進入低潮。“第三條道路”的實踐，核心就是要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建立一個更加融洽的社會。

在當今國際社會中，歐洲社會黨是一支引人矚目的政治力量。是目前能與右翼政黨抗衡的最主要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代表。**年，一度出現社會黨在歐盟15國中的13國成為領導或參與執政的情形，目前則有6個社會黨成為領導或參與執政。**年以來，瑞典社民黨通過的現行綱領主張“革新”民主社會主義，用在自由平等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民伙伴關系的社會，取代在階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主張以和平的手段對社會進行變革。實現民主自治管理，反對中央過度集權。實行議會制民主，為發展經濟愿意同中間黨派進行合作。該黨主張消除經濟權力集中，通過資本積累實行部分集體所有制，將自然資源、信貸機構和個別企業歸社會所有或置于社會的控制之下，由全體人民掌握生產的決定權和分配權。瑞典搞了個人投資基金，用法律的形式規定，資本家每一年的利潤必須拿出一塊交到工人集體的基金會，工人集體的基金會拿這個錢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假如資本家每年有利潤，那么工人集體的這個基金會的錢就越來越多，那么購買的股份也就越來越多，到了一定的年限工人集體擁有本企業的股份就會超過第一大資本家，屆時工人就可以選一個代表來當董事長，因為這個企業已經是工人集體控股了，這個就叫基金社會主義。現階段，瑞典加強稅收手段，增加國家財政，努力降低預算赤字和國家債務。在社會政策方面，主張實現充分就業，收入公正分配，人人富裕，人人價值平等，每個公民有權民主地影響社會的發展。

3，有鑄造中產階級的制度。首先，“第三條道路”最引人注目的一項內容，便是它實行的“截富濟貧”的福利制度。近年來，對頗讓西方政治家感到頭疼的福利制度改革，“第三條道路”開出的藥方也是“折衷”的。他們接受了新右派對福利國家的某些批評，贊同對社會福利制度進行改革。其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在人力資本上投資，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經濟資助。為了更好地體現“不勞動者不得食”，克服由福利制度帶來的道德風險，他們提出了使社會保障制度與促進就業結合起來的途徑，通過減少不利于工作及創造就業機會的稅收及罰款，使勞有所得，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準。在提供福利服務上更多地發揮地方和第三部門的作用。社會福利開支也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與其他機構一起通過合作來提供，從而實現由“福利國家”到“福利社會”的轉變。目前德國的大部分民眾屬于中產階級，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為人民提供了一般性的醫療服務、失業保障以及其他社會需要。其次，在經濟方面，“第三條道路”的觀點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也不采取國家干預的政策。政府的任務是提高宏觀經濟的穩定性，發展一種鼓勵人們自立而不是依賴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使人們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大力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在以科技知識為基礎的高新技術產業。

4、中產階級有教養。“教育，教育，再教育”。瑞典和德國都非常重視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教育和培訓是“第三條道路”政治家優先考慮的重中之重。他們把教育投資看成是政府的一項勢在必行的任務，是社會再分配的一個重要基礎。德國擁有世界上最頂尖的技術、最好的教育體系以及最有成效的經濟體系。二戰結束以后，進入大學的德國青年人數成長了三倍，而德國的商學院和技術學校則是全球頂尖。瑞典和德國通過普及高等教育造就了中產階級的后備軍，因而，由此產生的中產階級是非常有教養的，沒有那些富而不貴的現象和毛病。

三，當前瑞典和德國的中產階級現在也面臨一些問題

1、能人反映稅負太重。據瑞典中間黨派人士介紹，瑞典很有可能減免財產稅，禮品稅和繼承稅，以便鼓勵富有居民將存在國外的資金調回瑞典銀行。瑞典首相佩爾松表示，政府會在20*年4月春天的預算中，考慮是否廢除這些稅收。報告顯示瑞典目前滯留在國外的流動資金大約有5000億瑞典克朗，合560億歐元，占瑞典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0%，其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避稅。目前德國經濟不景氣，社會問題百出，朝野上下怨聲載道。隨便翻開一份德國報紙，對各類危機的報道充斥版面，除了失業問題、國家債臺高筑問題之外，還有教育水平問題、企業破產問題，以及公務員工資待遇問題等等。不少德國人又重新動起移民美、加的舊念。

2、奢侈的社會保障福利待遇進一步降低。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與挑戰，瑞典和德國既要保存已有的基本福利保障，維護勞工利益，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又要滿足資本的要求，防止資本外逃，保持生產的增長和國內就業的增長。這種”兩難”的處境迫使政黨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理論和政策。他們深感自己的高稅收、高福利國家制度破壞自由、影響生產和社會效率，成了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此，他們在政策制定上也不得不偏向自由主義并日益重視市場這只看不見手的作用。德國施羅德目前準備推行的社會保障福利改革，被視為近10年來規模最大的社會改革。當局已經批準了幾項改革措施，包括減少建房補貼、提高對領取養老金者的要求和向醫生增收商業稅等。在這場改革中，德國中產階級的利益受損，但社會福利享受者(低收入者)卻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實際上，他們的某些福利反而增加了。在德國，如果承擔養家責任者每月的純收入低于300歐元，這個家庭就可以申請福利救濟。這個數字也根據家庭的規模等因素而變化，對單身母親和殘疾者設置的門檻要低一點。如果救濟申請得到批準，申請者還得證明自己已經用光積蓄并且賣掉了比較值錢的物品（比如汽車），然后，政府就會負責你的全部房租、部分電話費以及大部分交通費。目前德國人的救濟品仍然包括：所租房子的重新裝修費，新游泳褲，慢跑服，避孕套，結婚戒指，每年一件新胸罩，熨斗，橡膠鞋，避孕藥，洗衣機，新手表，涼鞋，電視機，足球鞋，睡衣，組織孩子生日聚會的費用，有音樂天才的孩子使用的樂器，拖鞋……甚至還有“偉哥”。即使從這些救濟品來看，德國的窮人仍然可以過著浪漫的生活。中產階級的“奢侈”生活就可想而知。

3，緩解高失業對中產階級的沖擊。

目前，德國中產階級越來越受到失業隊伍擴大的負面此，人們現在還是把緩解失業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總理施羅德20*年年初召集的一個“哈茨委員會”提出的《哈茨方案》上。這一方案的核心任務是把聯邦勞工署改建成一個現代化的服務性機構。該方案指出，聯邦勞工署的戰略任務是使勞動力市場和經濟政策在各個地區實現有效的結合。勞工署的首要目標是盡快和持續性地使勞動者重新找到工作并預防失業。當前的三項核心任務是協助勞動者尋找工作、為此提供支持、為失業者的生活提供保障。《哈茨方案》是在從原則上承認無法改變目前“勞工貴”、“勞工質量低”現實的前提下，通過改善聯邦勞工署的內部運作和組織結構，克服“雇工難”的一種努力。《哈茨方案》的主要內容從20*年1月起得到正式實施。究竟這一方案是否能像最樂觀的鼓吹者所描述的那樣降低失業人數200萬之多，目前朝野各界仍多持懷疑態度。也許正是出于這一原因，哈茨委員會強烈號召“全國各界的專業人士”聯合行動起來，共同為克服失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從而挽救德國中產階級規模開始縮小的頹勢。

四，給我們的啟示

黨的***報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藍圖的提出讓理論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說，未來中國社會如何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則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很有必要。特別是通過對瑞典和德國中產階級的調研，我們對中國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以下幾點新的認識:

1，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是相應于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而講的，它是國內的相對水平，而不是國際的相對水平和絕對水平。目前，國內一部分社會精英群體在這個認識上有明顯的誤解。

2，中國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在農村人口占61%的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是難以想象的。

3，中等收入群體主要不是看消費水平，比如德國的中產階級其貸款規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不是主要看財產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續的收入能力。

4，雖然中等收入群體結果表現在收入水平上，但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決定因素在于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

5，在企業內部，應該鼓勵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價值，通過三方(政府、工會、雇主協會)協商機制，實現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伙伴關系。德國在20世紀70年代，就是雇主協會逐漸讓步，使得中產階級規模迅速擴大。

6，稅收制度對做大中等收入群體有重要的導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

7，加強財富轉移支付，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有利于社會穩定，而且有利于鞏固中等收入群體的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