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局產業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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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綜合科技競爭力的國際比較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科技事業蒸蒸日上，特別是"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和深入實施，使我國科技事業有了長足發展，一大批重要成果涌現出來，科技創新和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科技競爭力不斷增強。近年來，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世界銀行的《知識評價矩陣和記分卡》、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等對世界主要國家科技實力進行了評價。對這些報告進行綜合研究后可以看出，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居中游水平，處于發展中國家前列，但與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當然，由于這些報告指標考慮的視角各不相同，具體指標體系也時有變化，對其結論也要作全面分析。為此，我從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科技投入以及人才狀況等幾個方面與國外進行一些比較，對中國整體國際科技競爭力作進一步分析。

1、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國際比較。

近年來，我國在科學知識生產數量方面增長很快。從我國科學論文在國際三大權威索引---科學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獻索引（EI）和國際科技會議論文索引（ISTP）所占總數的世界排序來看，九十年代前五年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穩步上升，到20*年已躍居第6名。從國內專利申請受理量和授權量來看，20*年分別達到16萬余件和近10萬件，分別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來，一批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的原始性創新成果相繼涌現，如水稻基因組精細圖繪制成功、13.1萬億次并行機研制成功，TD－SCDMA被確立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之一、10兆瓦高溫氣冷核反應堆并網發電成功等。這些成就表明，我國在當今國際許多科學前沿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部分重點和關鍵領域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盡管中國近年來科研產出數量增加很快，但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科學論文產出比較，占世界科學知識生產數量的比重仍然較小。從占世界SCI論文數量的比例上看，美國基本穩定在30％左右，英國、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中國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從衡量科學知識生產質量的論文引用率來看，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科學論文的引用次數與美英德日等國相比距離較大，只與我國臺灣和韓國接近。按照自然科學、工程科學與生物醫學的不同領域分析各國科學論文的影響力，得出的結論類似。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的科學研究還沒有走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基礎研究所共同存在問題，即模仿跟蹤多，創新突破少。在關鍵領域原始性創新能力不足，已成為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突出矛盾。

技術知識生產的最重要指標是專利數目及其類型。專利是由各個國家自主授予的，很難進行全世界范圍的比較。但我們可以從中國國內和美國國內專利申請和授予情況進行比較分析。隨著近年來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和專利戰略的實施，我國國內專利申請量從*年起大幅增加，20*年比1999年增長51％，從1999年的近11萬件猛增到20*年的16萬余件，在高技術領域內國內機構和個人發明專利的申請尤其活躍。但從總體上看，我們的發明專利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不能令人滿意。據有關資料顯示，自1985年中國實施專利法以來，中國企業發明專利累計申請量約為2.2萬件，而外國企業申請了14萬件，是國內申請量的6.4倍。在目前近5萬件中國授權的發明專利中，國外公司占了60％。20*年，外國人在華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占總數的52.5％和66.9％。特別是在信息、生物、醫藥等產業領域的核心專利上，我國基本上受制于人。

美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市場，歷來是商家必爭之地，因此在美國獲得專利授權數就變成衡量技術知識生產能力的重要指標。有數據顯示：美國的機構和個人在本國內獲得的專利數目從1971年到1990年末的近30年間沒有大的變動，每年接近10萬件；日本與德國在1970年代相似，每年獲近1萬件，從1980年代開始，日本迅速增長，開始接近美國；韓國從1980年代初開始直線上升，目前已接近德國每年近1萬件的數量，十分引人注目；而中國每年在美獲得專利數量僅在百件左右。

近年來，我國科技進步在推動農業增產增效、工業技術升級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成績顯著。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當前產業技術發展中的隱患。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內正在形成強烈的對外技術依賴。這一問題集中表現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裝備制造業上，如航空設備、精密儀器、醫療設備、工程機械等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主要都是依賴進口。近些年，我國每年形成固定資產的上萬億元設備投資中，60％以上用于進口。有數據表明，中國光纖制造裝備的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和石油化工裝備的80％以上、轎車制造、數控機床、紡織機械等的70％被國外產品占領。這不僅使我國在工業化進程中付出過高的經濟成本，更嚴重的是迫使我國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中受制于人，甚至有可能被長期鎖定在國際產業分工的末端。

2、中國科技投入的國際比較。

首先，從研究開發（R＆D）投入規模看，中國屬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國研究開發經費投入在國際上的地位低于其經濟產出的地位。20*年，中國研究開發投入總額為125.6億美元，不及韓國的一半，是美國二十五分之一。美國在上個世紀60年代研究開發投入就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2％。日本和德國對研究開發的投資也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就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德國、韓國、新加坡的研究開發投入都有一個持續增長的階段。分析國際經驗可以發現，在一個國家經濟處于發展初期，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般在0.5％－0.7％左右；在經濟起飛階段，該比例應當上升到1.5％左右；進入穩定發展期，該比例應當保持在2.0％以上。而在前兩個階段，政府科技投入應當占主導地位。事實上，德國和日本從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開始持續投資。韓國在20年以前，新加坡在10年以前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就已經和中國目前水平相當。但它們仍然持續保持對研究開發投資增加，現在已達到或超過一般發達國家水平。這些經驗表明：必須堅持持續對科技投入不斷增加，才能為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足夠的知識積累。

其次，在科技研發投入中，政府財政投入情況是科技政策的重要表現。從近些年情況來看，中國國家財政和中央財政在科技投入方面缺乏穩定的增長機制，從90年代中期后支出比例呈下降趨勢，國家財政科技撥款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從1996年的4.36％降到20*年的3.72％。在發達國家中，企業投入已成為研究開發資金主要來源。但其政府研究開發資金投入仍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5－0.8％左右。相比之下，我國政府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偏低。

第三，從研究開發投入資金來源和研究開發執行機構來看，發達國家的企業是研究開發活動投入和執行的主體。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企業還沒有擔負起研究開發主力軍的重擔。20*年，中國全部國有企業和有一定規模的非國有工業企業研究開發經費的總和，還不如福特一個汽車公司當年研究開發經費的一半多。統計數據表明，從1991年到20*年，我國大中型企業數量從近1.5萬個增加到2.3萬個，但同期這些企業中有科技機構的數量卻從1991年的53％降到20*年的26％。

第四，從經費使用的情況來說，美國、德國、日本有著高度的一致，三個國家的基礎研究經費都在15－20％之間，而試驗與開發活動又都在50％以上，其余為應用研究。在美國，整個90年代聯邦科研經費投入下降了9％，期間基礎研究的投入反而猛增了42％。*年全美國用于基礎性研究的經費是479億美元，占當年全部科研經費的大約1／4,其中聯邦政府投入占了將近一半。同時，政府投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投入醫療衛生，環境資源，技術標準等公益性研究領域。美國國家衛生基金和環保局兩個部門的研究開發支出占非國防研究開發支出的比重，從1998年的38.86％增加到2003年的50.86％，即聯邦政府非國防研究開發支出的一半以上投向了衛生和環保兩個部門。與此相比，中國基礎研究占研究開發經費比例僅為5.2％，公益性研究投入更少。根據瑞士的競爭力報告，中國健康公共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3％，在參評49個國家中居第45位，而美國為12.9％，德國、瑞士等國都超過10％。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當然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國家的科技投入政策，但也不能忽視其他國家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和教訓。對基礎研究和對公益性研究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資于未來，投資于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持續競爭力。

3、中國科技人才狀況與國際人才競爭態勢。

我國R＆D人力資源在絕對數值的比較上，居于世界前列，與發達國家的數量相當；但在相對量的比較上，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20*年，中國研究與開發總人數為89.3萬人，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居第一位，為91.9萬人；但若按每萬人中從事研究開發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來算，中國遠遠落后于美日德法等國。更為重要的是，從人均占有經費看，中國遠遠落后于其它國家。按當年匯率折算，*年中國從事研究與開發人員的年平均經費為1.2萬美元，而韓國是8.9萬美元，日本是15.8萬美元，中國分別是韓國的1／7不到和日本的1／13。由于我們投入過低，從事研究與開發人員的潛力無法充分發揮，大大影響了我國研究與開發活動的效率。

人才競爭還突出表現在當前全球范圍內新一輪高科技人才爭奪上。歐盟的一項報告指出，西歐地區*年僅信息技術人才就缺員123萬。歐盟國家的失業率雖然高達10％左右，但專業人才卻嚴重供不應求。為了滿足自己對高技術人才的需要，發達國家憑借雄厚的國家財力、財團資本和優越的科研條件，誘使發展中國家的人才資源向發達國家流動?？鐕疽惨詢灪竦墓べY待遇、住房、出國旅游和培訓為誘餌，吸引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在國內"出國"，成為外國公司的本土雇員。據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國，在全美從事科學和工程項目工作的人員中有72％出生在發展中國家，目前僅在硅谷地區供職的中國科技人才就已超過10萬人。人才流向發達國家的趨勢增強了發達國家的競爭力，也嚴重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潛力，成為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推進現代化建設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但也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重點爭奪對象。我國出國留學人員已有近50萬，而學成回國的不到1／3,特別是尖子人才更少。"九五"期間，我國超導領域的一個重點項目獲得了一批國際先進成果，但這個項目所培養的博士生90％去了國外，這意味著我國公共投入所形成的核心競爭力白白奉獻給了他人。與此同時，近年來眾多跨國公司紛紛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匯聚了中國一大批最優秀的科技精英，帶來了重要的技術和人才溢出效應，但同時，也對國內許多研究機構和企業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溢出效應，如何避免頂尖人才的單向流出，已經成為我們必須思考的重大戰略問題。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教育投入的加大，尤其是在高校擴招之后，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從1990年的3.7％猛增到*年的11％。但同時我國高等教育體制與國外的差距也愈加明顯。如前所述，當代科技發展的重要趨勢就是學科交叉與融合，尤其在IT，BT，NT這些前沿領域中更是如此。但是，中國目前的學科設置基本按照傳統的學科體系設置，與當代科技發展融合交叉的趨勢有較大的差距。若干年一次的博士點、碩士點設置的評議已經成為一種辦學行政資源的爭奪，大多數高校很難根據當代科技發展的趨勢，學科發展的前沿，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設置新的專業，培養創新人才。

與此相比，國外大學在學科設置方面有較大的自主權。以美國為例，大學專業設置，學位設置的自主權主要在學校自身。當1882年第一臺發電機誕生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當年就開出了第一門電機工程課，三年后康奈爾大學就培養出了世界第一位電機工程博士。正是這種敢于創新的精神和寬松的環境，使得美國成為當代科技前沿不斷開拓的中心。

二、提高中國科技競爭力的若干政策建議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是讓全國人民振奮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科技工作應當緊緊圍繞"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基本實現工業化，大力推進信息化，加快建設現代化"的重要任務，緊緊抓住新世紀頭20年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集中力量，加快發展。當前科技工作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國家創新體系宏觀構造和創新環境建設所面臨的問題。在基本上解決了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體制問題后，科技工作應當更加注重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提供更有效的條件支撐，創造更寬松的環境，進一步提高科技競爭力。根據對當代科技發展趨勢及我國科技發展國際比較的分析，結合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參考國際先進科技體制和政策的經驗，現對建設我國國家創新體系、提高科技競爭力提出以下幾點政策性建議。

1、完善國家科技決策咨詢體系，強化政府在科技進步中的戰略決策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

當代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已經滲透到各個方面。提高政府對于科技的宏觀決策層次，強化政府的科技決策能力，是各主要國家的共同選擇。美國的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和總統科技顧問，印度的內閣科學顧問委員會，英國的科學技術委員會，韓國的國家科學技術咨問會議等等，都體現了各國政府對科技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關注和重視，體現了科技進步在國家最高決策層次上的重要地位。參照國際經驗，建議設立國家科技顧問委員會，吸收大學、研究機構、企業等社會各個方面的學者和管理者參與，在國家重大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問題方面向國家提供咨詢建議。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國通過這些年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市場在配置科技資源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強，但無論是在產學研之間、部門之間和軍民之間，還是在科技系統內部，體制分割、各自為政的局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分散重復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我國的科技資源本來就十分有限，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頂層設計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不能做好各種優勢資源的集成和共享，就很難趕上和超越世界先進水平。為此建議國家下定決心，加強行政主管部門的宏觀調控職能和綜合協調能力，充分體現國家戰略意志。

2、建立政府科技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實現政府科技投入方向和方式的轉變。

首先是在投入規模上，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科技投入的突出矛盾之一是國家財政缺乏穩定的投入增長機制。為此建議：在國家財政科目中設立科技研發一級科目，這將有利于《科技進步法》的執行；明確保證科技研發經費在國家財政投入中的地位，確保國家財政用于科技經費的增長幅度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速度；爭取到2*0年國家財政科技撥款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達到8％。

其次是在投入方向上，國家對科技的投入，形成的是國家發展所必須的公共知識資源，必須最大限度地服務于公共需求和公眾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公共財政科技投入應當主要投入到基礎研究、戰略技術以及衛生與健康、資源與環境、農業等公共領域，為公眾創造最大價值。中外科技與社會發展史表明，單純以短期經濟發展目標作為科技發展指針，在事關公共利益的領域缺乏創新成果與力量儲備，必然會積累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隱憂。

第三是在投入方式上，政府科技投入應當從支持項目為主逐漸轉移到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既支持項目、也支持基地和研究者個人。目前，我國財政研發投入80％以上經費都是以項目的形式支持的。這種過分依賴項目制的后果，是科研人員難以獲得穩定持續的支持，難以按照科學研究自身的規律來開展科研工作。而對知識生產基礎平臺的建設，不但會提高企業整體研發效率，促進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高，也會對全社會的知識傳播及應用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對基礎條件平臺、研究基地以及支持研究者個人加大支持力度，是當前廣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基礎研究領域科研人員的呼聲。

3、強化國家創新系統薄弱環節的建設力度。

學習借鑒國外經驗，利用中國科學院多年的雄厚積累，利用大學在基礎研究和交叉學科所獨有的體制優勢，在若干科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整合現有科研力量和基地，重點支持，使一批像英國劍橋大學的卡文迪什實驗室那樣有自己獨特風格和文化的，面向世界的先進與開放的研究基地能夠脫穎而出。在科學史上，卡文迪什實驗室無疑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科研機構之一，開辟了許多重要研究領域，先后有25位該實驗室的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對20世紀物理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也應著力培養這樣的知識生產搖籃。

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我國在社會公益領域方面的科技研究與服務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這次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在中國迅速的傳播流行，與我國各種疾病傳播控制機構能力薄弱，公共醫療衛生體系不夠健全有著密切關系。在環境資源保護等其它公共領域內，中國同樣面臨著許多潛在的危機。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公益型科技研究與服務機構能力建設，確保這些機構在中國下一步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的地位。

科技基礎條件平臺也是制約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正是由于我國科研基礎條件的相對薄弱，許多科技人員在與國際同行的競爭中往往輸在了起跑線上。同時，由于部門分割、體制封閉，我們在科研投入方面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的問題也很突出，甚至有個別機構和專家學者壟斷把持由國家財政投入所獲得的科研設施和數據資源。建議國家大幅度增加投入，支持有關部門以整合現有資源為重點，以建立共享機制為核心，加速建立一個服務于全社會的科技條件公共平臺。

4、促進軍民創新體系的融合，實現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戰略方針。

軍民結合、寓軍于民，把軍事裝備發展建立在國家整體經濟和科技基礎之上，這是世界上主要國家共同的政策取向。由蘭德公司管理的美國科技政策研究所20*年9月的一份報告表明，幾乎所有美國國防部的武器開發研究都是由企業通過合同形式進行的。在尖端技術領域，美國早已形成了軍民共享的技術研發體制。正是由于美國國防部給予斯坦福大學、Fairchild半導體公司及惠普公司的巨額研究合同，才使硅谷得以發展；也正是計算機工作站、數據庫軟件和網絡等商用信息技術的廣泛滲入，才形成了"數字戰"的概念。這次伊拉克戰爭中美軍使用的很多高技術裝備，如高技術通訊器材、計算機軟件、防毒軟件及衛星照片分析技術等，有相當一部分都來自硅谷。經過嚴格的招投標，硅谷有600家公司與美國國防部簽訂了生產產品與提供技術服務的合同，共獲250億美元的訂單。其中一家專門制造通信耳機的公司，在4周內趕制出600萬美元合同產品；一家專營衛星圖像分析設備的公司，為美軍提供詳細的伊拉克全境空中照片，使美軍對伊拉克地標、軍事設施甚至城市特殊建筑等一覽無遺。

多年來，我國國防科技工業形成了強大的研究開發能力，積累了大量可以轉為民用的科技成果。在民用科研領域，我國也已具備了雄厚的基礎，許多民用的高科技實力甚至已經超過傳統軍工部門。但是，由于軍民分割的總體格局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突破，軍事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并沒有考慮民用的前景，也很少考慮利用民用技術的可能；民用科研和產業領域很難顧及到軍事用途，缺乏軍品市場的應有牽動。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國都將面臨發展國民經濟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雙重戰略性任務。面對21世紀高新技術發展的嚴峻挑戰，我國必須貫徹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方針，一方面擴展軍事裝備發展的途徑和基礎；另一方面加大通過軍事裝備發展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使軍民結合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當前應重點推進以下工作：一是對民用和軍品研發中的項目進行有效整合，充分集成和利用國家優勢科研資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分散；二是改革和完善軍民采購體制，除特殊需求外，大多數軍事裝備和民品都應實行全社會公開招標，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社會科技能力及產業基礎。

5、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加大對若干關鍵性領域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支持力度。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實施了"兩彈一星"等重大科技工程，對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發展都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對直接關系國家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及戰略產品發展加強干預。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選擇少數重大戰略產品作為突破口，積極促進戰略技術及產業發展，保持戰略技術及產業領域的相對完整性和獨立性，是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為此建議在保持和加強對長期性、連續性和基礎性科技活動支持的同時，加大對若干關鍵性領域實施重大科技專項的支持力度，促進重大技術成果的集成創新，帶動相關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和發展。同時，國家應通過積極有效的政府采購政策，有效地減輕一些高新技術產品投放市場的前期風險，為新興產業創造可預期的市場。事實上，這是許多國家普遍采用的促進技術發展的有效政策手段，它往往比直接投資更為有效。

根據當前世界科技發展的總體趨勢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建議在信息、生物、能源和材料四大領域中，堅持以產品為主要導向，集中優勢力量，加大投入力度，力爭盡快取得突破和產業化。在信息技術領域，重點支持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操作系統、新一代移動通信、信息安全技術等的研究開發；在生物技術領域，重點支持功能基因、生物芯片的研發和生物制藥的產業化；在能源技術領域，重點支持清潔煤技術、高溫氣冷堆技術、燃料電池電動汽車的產業化，積極參與國際核聚變大科學工程；在納米技術領域，重點支持基礎研究以及納米加工、納米材料等方面的研發。

6、改革現行學科評審體制，營造培養創新人才的寬松環境。

改革現行學科設置體系，可以從給若干研究型大學在學科設置方面的自主權為突破口，使這些學校能夠按照當代科技發展的潮流和社會需求，自主設置相應學科，培養中國科技發展和經濟建設所需要的高層次人才。同時通過專業學會定期對不同學校的相關專業進行評審，將結果向社會公布，從而形成優勝劣汰的良性循環機制。政府應引導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跟隨當代科技發展的前沿，營造創新人才培養的環境，為中國科技事業的跨越發展培養新一代的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