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危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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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這次大規模官員下訪，客觀上來說還是一種應急之舉。要徹底解決信訪難題，還要從源頭抓起

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學的哲學博士論文答辯后，返回鄭州的當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來，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樣迫切:一件“難纏”的上訪案件正等著他和下訪工作組解決。

49歲的XXX是XX省委宣傳部的正處級干部，目前，他還有另一重身份:平頂山市下訪工作組小組長。和他同時成為下訪隊員的還有XX省直機關的723位干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省直機關的官員要下訪，2004年9月15日，XX省、市、縣3級下訪干部共42664人走出機關，下到鄉村、工廠、社區，逐門逐戶排查矛盾和問題。

“工作組”──這個多少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名詞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續成為XX省各級官員和老百姓口中的熱詞，同樣成為熱詞的還有“下訪”二字。

和2004年初高調下派工作組進駐艾滋病村不同的是，這場涉及XX省、市、縣3級干部、4萬多名官員的“下訪”工作，媒體鮮有報道。

4萬多下訪官員身負3項重任:一是調查處理尚未解決的信訪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訪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訪工作長效機制。

當地政府部門人士是這么介紹的:此次大規模下訪使XX官員群體真實地體會到了上訪者的訴求與痛苦,并深刻反思了問題的癥結,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

2005年1月12日，《瞭望東方周刊》獲悉XX4萬官員下訪第一階段工作暫告一段落，即飛赴鄭州采訪。

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出在哪兒

“人要回去，事要解決”──總體要求只有這一句話。

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國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

會議召開4天后,前省委書記便作出批示,要在解決突出問題方面有切實舉措,力爭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顯成效。

9月5日，有關實施方案獲得通過;9月10日省委作出動員;9月15日，4萬多官員全部到位，奔赴下訪地。

“從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開常委會，從決定組織3級官員下訪，到9月15日，4萬多下訪官員下到農村、廠礦，僅用12天時間。”

XX省政府副秘書長、XX省解決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辦公室(以下簡稱省聯席辦)副主任朱孟洲,向記者介紹了4萬官員下訪決策的出臺過程。

因此，XX組織4萬官員下訪的決定，是在中央高層下決心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

2004年前，XX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在省信訪局副局長這個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華說，這10年，可能是全國所有從事信訪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

“從全國來看,從總理到省委書記都在親自批閱群眾來信，從中央到省委對信訪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體、批評之嚴厲、責任追究之堅決也應該說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盡管我們下了這么大的力氣，全國的信訪總量還是有增無減。因此，我們必須冷靜反思了:問題到底出在哪兒?這也是促使省委決策4萬官員走下去，把矛盾解決在基層的動因之一。”

李新華認為，信訪絕不是XX的特產。國家信訪局公布的全國信訪總量的連年遞增是現實的。XX作為一個農業大省，確實存在大量改革“欠賬”，而類似的問題每年都在積累，這是XX信訪量增多的大背景。

“事實上，作出4萬官員下訪的決策對XX省委、省政府來說是一次挑戰，省委面臨的壓力也是巨大的。因為，官員下訪很可能造成信訪量的繼續上升和反彈。”李新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決策過程中,前省委書記請常委們首先討論,能不能組織下去?會不會產生什么反應?當時便有常委表示，下訪，如果問題不能解決好，會帶來更多的難題。

李新華說，“特別是在省、市、縣這3級，很可能會‘按下葫蘆起了瓢’。省委常委會在討論時，對此也有過爭論。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評價。”

2004年12月，新任省委書記徐光春一到XX，就聽取了省聯席會議的工作匯報，并對官員下訪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

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的危害

3個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書記支樹平為省直機關700多名下訪干部做了出發總動員。

“今年(2004)7月以來，全省信訪量持續攀升，省縣級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共受理群眾來信來訪40.8萬件(人)次，上升25.9%，這么多的信訪案件，反映了這么多的問題，涉及這么多的人，不抽調大批干部下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嗎?”

“一些地方官僚主義形形色色，關系網重重疊疊，群眾反映問題常有阻力和困難，不組織上級機關干部下去明察暗訪、督辦督查，能打得開局面嗎?”

支樹平對參加動員會的官員發問，“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多數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這些問題大都是基層應該解決也有能力解決的，但是，為什么群眾常常為一個問題反復上訪呢?”

這也是4萬下訪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

“為什么群眾要向上反映呢?這是因為我們的一些干部沒有負起責任來。老百姓有了問題，鄉里解決不了，當然他就會把希望寄托在縣里甚至省城和北京。”XX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安東在駐馬店市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作出如此表述。

在這次下訪行動中，安東擔任駐馬店下訪工作大組的組長。1月12日中午，安東在省城開完第一階段下訪總結會，立即趕回駐馬店市研究督辦沒有辦結的4件上訪案件。

安東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截至目前，省聯席辦向駐馬店市下訪工作組交辦的赴京到省上訪案件131件，已經圓滿辦結了127件。

“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這次就能解決問題呢?解決上訪的關鍵是什么?是每一級官員都要負起責任!官員不作為，才是最大的危害。”

安東正在思考撰寫一篇論文,主題是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他說,制約是一種機制,就像一輪扣一輪的齒輪,你動,他也動;影響群眾解決問題的原因,實質上是官員的權力制約和監督的空間太大,可松可緊。

“我們確有愧對百姓的地方”

XX省高院副院長安東的腰扭傷了。

“確切地說，安副院長的腰是在給老百姓鞠躬時，一下子彎得太猛了，就扭傷了。”駐馬店市下訪工作組聯絡員荊偉告訴記者。

“什么是下訪?一要下去，二要見到當事人。不是簡單地對案件下結論。關鍵在有沒有查清事實真相。”安東不留情面地批評干部。安東坦言，老百姓的淳樸情懷令他感動。

“我要給老百姓鞠這個躬，我們確有愧對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機關辦案時發現抓錯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還去送錦旗，去感謝，我們的干部也還收下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事實上應該做的是檢討，不是收錦旗。”

從2004年9月15日下派到駐馬店市擔任下訪工作組組長，3個多月來，安東過問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辦的案件。他在聽匯報時常常出其不意地提問題，他擔心自己會被騙。

“事不解決，人不能回去。”安東在審簽報結案件時，要求“暫緩結案、進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

原籍XX新蔡縣、現居新疆的王會臣1957年因為砍了自家墳地里的4棵樹,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會臣被改判無罪后,開始上訪要求給予經濟補償。但按照當時國家的有關規定,王不屬于國家經濟賠償對象。下訪組在未與王見面的情況下,認為其為無理訴訟,準備報簽結案。

安東在審簽時提出，處理這個案子，不能簡單地拘泥于以前的規定和結論，而是要考慮到王會臣確實被錯判并服刑，并為此背井離鄉這一事實。他幾次到新蔡縣與縣委縣政府領導協商，要求縣有關部門一定派人到新疆與王見面，并從實際出發給王適當的補助。

在安東的督促下，新蔡縣籌集資金派人千里迢迢趕赴新疆，給王會臣做解釋工作，送去了5000元補助金，并在王的XX老家給其正名，還其清白。

70多歲的王會臣為“爭一口氣”上訪幾十年，當新蔡縣領導奔波千里代表當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來救助金時，他老淚縱橫，表示以后決不再上訪。

安東對此評價:下訪工作組督辦案件，解決問題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一點一滴地重樹黨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過程。

“上訪農民不是洪水猛獸”

XX省委宣傳部法規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頂山市下訪工作小組組長XXX是一個認真的人。

在汝州市處理一起案件時，他要見當事人，鄉里勸他不要見，見了就會出不來，會被圍上。XXX堅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負”的保證后，鄉里卻給他安排了一個假當事人見面。

談了不到5分鐘，XXX將其當場拆穿。汝州市委書記聞聽后公開點名批評了這位鄉領導，第二天，村干部陪著XXX終于見到了上訪戶孫寶金。

“我們完全沒必要把上訪農民想成洪水猛獸，實際上他們是講理的，有時就為了二厘地、幾塊磚，甚至鄰里孩子打架上訪，但如果沒人理，可能會造成流血沖突。各級官員常常把農民反映的事當成‘小事’，可是為了這些‘小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費了多少人力、財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問題也就解決了。”XXX說。

洛陽下訪工作大組組長、XX省人民檢察院常務副院長楊柏林已經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2002年4月12日到2003年4月13日，楊柏林曾在XX新鄉市輝縣市高莊鄉火叉村駐村扶貧一年。

“9月15日工作組到洛陽。一周后，就有群眾找上門了。很多人點名要見楊柏林副檢察長。”洛陽市下訪工作組聯絡員李劍偉告訴記者。

有人對組長接訪提出異議。楊柏林表示,上訪者更多的時候,是沒有人聽他說話,我們的干部已經習慣了聽領導做報告，現在，是老百姓給我們“做報告”，必須聽。

洛陽市孟津縣的王秀蘭，因為宅基地問題上訪多年，楊柏林靜靜地聽她講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規，逐條給她解釋:哪兒占理，哪些要求沒理。

王秀蘭聽完痛哭流涕:“我上訪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沒聽我好好講過5分鐘，更沒有人給我解釋法律，不是推就是攆。沒想到你這么大的官還能這樣聽老百姓說心里話，要是干部都像您這樣，我早就不上訪了!”

“楊檢在洛陽下訪期間，發過3次火。都是因為干部推諉拖沓扯皮，不解決問題，‘踢皮球’。”聯絡員李劍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經濟賬和政治賬

歷史上“汝人善訴”，汝州在2000年之前的上訪量一直排在XX省前10名，在省城、北京都掛了號。2000年之前，汝州市委、政府幾乎推不開門，每天都有上訪者圍堵，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

“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幾乎把一多半的精力都放在解決信訪問題上了，還是上面批，下面罵，汝州的官不好當。市里最初把解決問題放在千方百計降低進京進省上訪量上，在省城、北京都派駐了信訪工作組，常年駐扎，主要任務就是攔、接上訪群眾。”樊占營對此并不諱言。

樊告訴記者，從汝州到北京接回一個上訪者，平均要花費1000元人民幣，每年，汝州用于接訪的費用支出就達十幾萬人民幣。這還不包括群眾上訪所花費用。

事實上，此次XX4萬干部走下去，在下訪成本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議。

4萬干部走下去，吃、住、行、通信加起來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這些費用基本由地方財政負擔。《瞭望東方周刊》從XX省聯席辦了解到，僅生活補助一項，由省直機關干部由原工作單位補助，標準為生活補助每天10元，通訊補助每天10元。

每天20元的補助顯然是杯水車薪,但省直機關723名干部下訪3個月的數加一起算賬則不可小視,至少需要130萬元人民幣。

按照省委指示，各市、縣抽調的下訪干部的補助，原則上參照過去駐村工作和艾滋病查訪工作隊員的標準執行。但即使按最低每天10元的補助標準，這4萬多人下訪3個月的支出也是令人咋舌的。

“這種成本付出是值得的。”XX省委副秘書長李新華對此評價道。

“改革開放25年來，巨大的改革成本并非是全部由政府承擔的，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群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黨和政府實際上對此是‘欠賬’的。”

李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改革中對弱勢群體的利益損害問題，必須正視。在利益調整過程中，最苦的還是弱勢群體。XX省委的做法也是為中央減輕壓力，從維護穩定大局和贏得民心角度來說，很難用金錢和數字來衡量。”

信訪難題難靠一次下訪徹底解決

1月14日，《瞭望東方周刊》在XX省聯席辦了解到，3個多月來，XX4萬官員下訪，多年信訪積案和疑難問題得到了處理，大量的社會矛盾得到化解。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截至2004年12月底，中央交辦和省排查出的16148起信訪案件，已結案12783起，結案率79.2%。其中，中央聯席辦向省交辦的1143(扣除重復交辦)起，目前已經審定結案1048起，結案率為91.7%;

省向各省轄市交辦案件1664起,已結案1514起，結案率為91%;各省轄市排查出的4146起案件中，已結案2840起，結案率為68.5%，縣(市、區)排查出的9195起案件，已結案7381起，結案率為80.3%。

XX省委副書記支樹平認為，更重要的收獲是，通過干部下訪，解決了一批涉及信訪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

4萬官員下訪,的確不是一次常態的執政樣本,對此,采訪中各級官員們并不諱言。

XX省聯席辦在總結下訪第一階段工作時建議,中央有關部門應加快信訪立法工作,加強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研究,以及信訪部門權責不一致,權力弱化的問題。

“信訪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不是靠一次下訪就能徹底解決的，XX這次大規模官員下訪，客觀上來說還是一種應急之舉。”1月16日，李新華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