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的奮斗目標：建設先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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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七一”講話之后，各界掀起了學習熱潮。他在講話中深刻闡述的關于“三個代表”的思想，把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同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升為同一層次，確立了建設先進文化在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中的位置，指明了建設先進文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重要地位。就此，記者采訪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聶震寧。

談起學書記“七一”講話的感受，聶震寧社長說：“江總書記‘七一’講話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對全黨全國各行各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三個代表’是貫穿‘七一’講話的重要思想，我們學習‘七一’講話，著重要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學習好、理解透。毫無疑問，‘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對我們出版行業同樣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首先，社會主義的出版業應當是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關于文學藝術、道德建設，還是關于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我們的出版過程中，都應該體現先進文化的特性。另外，出版業要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再有，出版業的評價標準來自最廣大人民群眾，它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是黨性和人民利益的統一。所以，我們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緊密結合世界的發展、時代的發展，深入學習研究江總書記講話中提出的重大時代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課題。”

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出版圖書總印張達391.4億，銷售圖書73.3億冊，比1995年增長23.5％。可以看出，圖書出版業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產業。但如何處理好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聶震寧這樣說：“的確，從產業層面上看，中國出版業蘊涵著巨大的商機，而從精神文明層面上看，出版業同時也肩負著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的重要使命，是物質產品生產力與精神產品生產力的結合體。學講話，我們進一步體會到作為出版工作者的責任之重，如何爭取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我們面臨的一大課題。‘三個代表’的思想直接指導出版界的改革，給出版界加快發展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堅持社會效益第一是建設先進文化的必然要求，新聞出版業在進行產業經營和市場運作時首先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出版產業的市場行為選擇應在新聞出版管理宏觀調控下進行，其任務是以加快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深化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為動力，以精品工程為突破點，從而帶動出版產業整體上向集約化經營的方向發展。

聶震寧進一步分析，目前出版業的整體經營管理水平還處于比較粗放的層次，出版機構內部的企業化管理程度不高，整個出版業的信息化程度不高，由此可見今后出版業改革的任務還很重。傳統的出版模式有其優點，出版物的文化含量高，專業化水平高。但是也有其不足，不能很好的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不能滿足讀者多層次的文化消費要求，不能主動地多角度做選題，生產經營流程不科學不嚴謹，致使許多暢銷書成了滯銷書。經過多年來的改革、發展，應當說我們出版業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傳統的出版模式的許多不足之處正在被改變，出版業出現了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然而，實事求是的說，改革發展的任務還很重。出版業的目的是以發展自身的生產力，生產出優秀的出版物，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推動社會的進步，出版工作中如何把握好選題、編輯、制作、營銷各個環節的生產經營能力至關重要。雖然出版物的價值很難進行量化的界定，但是作為一名合格的出版工作者要有敏銳的判斷力，讓出版物真正體現時代主旋律和人民的要求。聶震寧說：“出版業的規律應當是好書好賣，我們要做到的是書既要好賣，但也要認識到好賣的未必是好書。又要服務于社會的真正需要。衡量出版物的好壞決不能單純以發行量界定，而應該著眼于長遠，看其是否符合人民根本的長遠的整體的利益，能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黨領導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應當為此作出貢獻，履行職責，承擔任務。這也是學講話的一點體會。”

正如聶震寧所說，從1951年成立至今五十年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直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追求高精尖的發展。目前已出版了8000余種7億多冊圖書，年發行1.6億萬碼洋。其中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世界文學名著文庫”、“茅盾文學獎獲獎書系”、“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叢書”等已成為影響深遠的品牌書。但是談起今后的發展，聶震寧顯得并不輕松，他說：“隨著傳播技術的進步，媒介形態日新月異，從紙質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網絡媒介，使出版業面臨更多、更新、更深的問題。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級出版社，要緊跟時代的發展，如何把傳統的和現代的出版手段相結合，如何利用先進的技術發展出版業，以及如何應對WTO的挑戰，都是目前我們面臨的課題。

從根本上說，發展我國文化產業，努力提高文化商品的質量和市場競爭能力，是抵御外來文化的消極影響，發展先進生產力、建設先進文化的有力保障。根據加入世貿總協議，中國將在“入世”后的頭一年開放圖書零售市場，三年后開放圖書批發業務。這次“狼”是真來了，它會給我國圖書出版發行業帶來什么，我們又如何應對？聶震寧說，發展我國的出版業，要努力利用先進的生產手段，領先的傳播手段，科學的經營方式發展出版業。與其它行業相比，目前我們出版業的弱點是綜合生產力水平低。美國一些出版集團的年銷售額達50億美元左右，德國的貝塔斯曼出版集團全年銷售約為300億馬克，這個數字甚至比我國全國出版社的純銷售額370億元人民幣還要多。這與綜合國力有關，與國民消費水平有關，也與出版業的經營水平和經營規模有關。一些發達國家的出版業與市場經濟融合的較早，在策劃、制作、營銷、合同、會計、統計、審計、法制、管理等多方面，建立了完整、健全的市場運作規則，而我國出版業還正處于轉型期，有待于改革、發展、壯大。聶震寧同時強調：“隨著競爭日益激烈，市場運作日益完善，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誰能掌握信息、洞察商機、利用好先進的生產手段，誰就能占據市場和發展的先機。的確，面對‘入世’，喊‘狼來了’這個話題已經很久了，但是WTO同樣也能給我們帶來發展機遇。就拿我們從國外引進的《哈利·波特》來說，從去年10月份發行以來，已創下170萬冊的紀錄。可見，只要用心去做，成功會離我們越來越近。”

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政治相適應，社會主義的出版業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就要求新聞出版工作堅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榮，在管理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這是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文化發展中指導地位的必然要求，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業所獨具的特色，同時也是出版業發揮其在建設民主、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作用的指導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