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建設考驗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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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型時期，歷史發展的轉折或轉型過程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沖擊是急劇而強烈的，解決貧富懸殊、收入差距等問題不僅是解決窮人的問題，也是解決全局性的社會經濟問題

10月11日，青海省海西州天峻縣縣委書記劉文鵬和來自新疆、青海、湖南等地的100余位縣委書記正在中央黨校接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專題培訓。是日，為期4天的十六屆六中全會落下帷幕。

當記者與劉文鵬等學員談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在新世紀新階段“被擺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特別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將逐步扭轉，來自西部地區的縣委書記們對和諧社會建設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中國社會存在“五失”

大凡和諧社會建設相對成功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大多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動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社會矛盾的運動變化，在執政理念上進行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而引起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

“東西部差距有歷史的、自然的諸多因素。西部大開發對西部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劉文鵬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說，“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西部地區人口素質、教育水平都不高，整個發展還有一些制約因素，所以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西部地區還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這樣，西部基礎設施才能夠得到改善，教育才能得到發展，人口素質才能得到提高。”

改革開放28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長。2005年,GDP已達2萬億美元，人均GDP也由改革開放前的幾百美元增長到現在的1700美元，發展的潛力巨大。但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嚴重失衡。國家統計局的最新監測結果顯示，2005年全國農村全面建設小康實現程度達到28.2%，比上年提高6.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東部地區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的實現程度為47.6%，而西部僅為1.3%，兩者差距懸殊。

從結構上看，西部與東部地區農村全面建設小康實現程度差距較大的是經濟發展、人口素質和生活質量等方面。在經濟發展方面，西部與東部地區農村的發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質方面，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質量方面，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

青海省治多縣縣委書記吳春慶告訴記者，以長江源頭第一縣治多縣為例，其財政收入幾乎為零。“當前迫切要解決的是人民最基本、最初級的生活保障問題，例如看病難、學生食雜費和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在中國經濟的版圖上，一邊是東部地區快速發展，另一邊是西部貧困地區部分人群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

“我們希望通過和諧社會的提出，能真正解決西部偏遠農村地區基本的生產、生活條件”，吳春慶說。

曾深入全國1300多個市縣調查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的三農專家、中央黨校研究室曾業松教授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說：“解決城鄉、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解決八九億農民這個巨大群體與城市四五億市民群體利益、權力的失衡，是中國和諧社會建設最突出的關鍵環節。”

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國際經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處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可能會出現貧富加大、兩極分化加劇、失業人口激增、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經濟問題，處理不當將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蕩與倒退。

中國是在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5年達到人均1700美元。中國也從一個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國家，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一些不和諧現象已有所顯現，如環境問題、就業問題、分配問題、公共服務問題、社會公平問題等等。

曾業松教授將中國的社會問題概括為“五失”，即城鄉、區域之間發展的“失衡”；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失調”；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等司法的“失準”，道德觀念混亂，是非榮辱混淆等道德的“失范”；貧富差距拉大與社會不公、社會腐敗導致人們心理的“失落”。

中國身處轉型時期，歷史發展的轉折或轉型過程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沖擊是急劇而強烈的，解決貧富懸殊、收入差距等問題不僅是解決窮人的問題，也是解決全局性的社會經濟問題。在一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如東亞新興工業體比較順利地度過了這一關鍵期，使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出現了質的提升，和平、穩定、順利地實現了社會轉型；一些拉美國家就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未能及時采取正確的方法和手段化解各種矛盾，因而被這些社會矛盾所糾纏，從此止步不前，使社會陷入動蕩甚至出現倒退。

北京的政情觀察家認為，大凡和諧社會建設相對成功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大多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動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社會矛盾的運動變化，在執政理念上進行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現社會矛盾激化引起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今天，中國的執政黨居安思危，并順理成章地把和諧社會建設當作當務之急，開辟了執政理念的新境界。“和諧社會建設是整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曾業松說。

在中央黨校經濟部主任王東京看來，政府關注建設和諧社會與公平問題有三方面的考慮：首先，政府的目標要追求穩定最大化，“小平同志講，穩定壓倒一切，從這一點考慮，政府要關注公平問題”；其次，建設小康社會，要追求整個經濟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第三，中國經濟要持續發展，至少到2020年要保持高增長，前提條件就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兩種途徑中其一是刺激投資，其二是擴大消費。對中國來說，擴大內需必須擴大消費，因為只有消費才是終極的需求。而刺激消費就要有購買力，這需要提高人們的收入。提高收入在多與少、有與無之間如何進行選擇，“首先應優先解決年老的、病弱的、生活無自理能力的弱勢群體，然后再解決收入少的群體。”

“政府追求穩定、社會福利最大化、經濟持續發展這三個目標是環環相扣的，緊密聯系在一起，解決這三個目標關鍵要實現公平。”王東京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說。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響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

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歷史過程，只有加速發展才能夠較快地越過這種痛苦

“在經濟領域，當前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分配不公的問題，所以中央多次講，效率優先要更加注重公平，公平問題是當前經濟工作中一個突出的問題。”王東京認為，分配不公主要反映在行業、地區、城鄉之間，尤其是通過腐敗、尋租造成的收入差距，制假販假、以非法收入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

正如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所言，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以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從查處轟動全國的鄭州非法批地案到最近浮出水面的上海社保基金案，表現了執政黨懲治腐敗、實現公平、構建和諧社會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