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四治”思想對和諧社會建設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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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創立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只有正確認識評價，才能在構建“和諧中國、和諧世界”中提供有益借鑒

孔子創立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沿襲2500多年的歷史上，對中國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文化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孔子“四治”思想，作為儒學的核心和精髓，不僅是中國寶貴的優秀文化，也是世界人類文化遺產。只有正確認識評價孔子的“四治”思想，才能在構建“和諧中國、和諧世界”中提供有益的借鑒。

孔子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

提倡“仁治”。“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論語》一書中講到“仁”有104處，君子107處。人與仁的概念，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的。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提倡“德治”。就是主張用“德治愛民”的思想治理國家。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意指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環繞北極星那樣，心悅誠服的接受統治。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是要求統治者必須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削減苛捐雜稅，使人民得到“寬、惠”。二是注重犯罪的經濟原因，認為盜竊的發生在于統治者的貪得無厭，百姓得不到好處而為，主張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對“不教而殺”。

孔子的這種對庶民也要“齊之以禮”的思想，實際上是對周禮“禮不下庶人”和“折民惟刑”舊傳統的重大修改和突破。三是“寬猛相濟、德主刑輔”。孔子雖主張“德治”但從不否定刑罰等暴力作用，每當教化無效時，他也主張訴諸刑罰強制力。如“鄭國多盜”，統治者出兵鎮壓，孔子稱贊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提倡“禮治”。就是主張用“禮”的方式治理國家。孔子認為立身治國非有禮不可，在《論語》一書中有74處記載論禮。孔子說“為國以禮，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意思是禮是治理國家的法則，就像秤、繩墨、規矩一樣的重要；不以“禮”治國就如沒有耜（古代的農具，用于鋤地）而要耕地一樣。

孔子主張“禮治”，但不排斥“法治”，他認為“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治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這就是說，禮則重于教化勸善，“防患于未然”，而法則懲戒于后，測重于罰惡，兩者各有不同的作用。

提倡人治。在治國的問題上，孔子很重視統治者個人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提出“為政在人”，這是從“德治、禮治”的結合中得出的必然邏輯。孔子認為，在“禮治”下，各級貴族都有相對獨立的統治權，個人的作用比較突出；而要實行“德治”，又必須以有德者能居高位為前提，否則便不能發揮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別強調統治者以身作則的重要性，他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認為，統治者能否以身作則關系到國家“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禮記.中庸》）的興衰問題，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禮的“親親”原則，要求“舉賢才”，主張讓非貴族出身的“賢才”也能參與國政。因此，提出了“為政在人”和“先有司，郝小過，舉賢才”的主張。后人把這種主張叫做“人治”或“賢人政治”。

關于“人治”和“法治”問題

孔子雖主張“人治”，但他并不否定“法治”作用。一是對社會犯罪，他主張“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反思歷史，筆者認為，“人治”與“法治”，是兩個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只有“人治”沒有法治，國家的統治秩序就沒有保障；只有“法治”沒有“人治”，“法治”就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正確的“人治”是奠定“法治”的政治基礎，“法治”是“人治”的具體體現，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依存。這就是說要想通過法治實現統治，必須有一個嚴格的守法、執法隊伍即“人治”。而真正的法治是與政治的民主相聯系的，沒有民主政治，法治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總書記提出要建設“民主法治”，實行“依法治國”，防止社會不正常情況下的“人治”即“以人定法、以權壓法”的歷史悲劇重演是非常必要的。

綜上所述，孔子提倡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在歷經古代、近代血脈承繼和修改完善后，已對中國的政治、倫理道德、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時隔2500年后的當代，仍保留著其它文化無法替代的作用，這是不容置疑的客觀事實。

孔子“四治”思想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創立的人類優秀傳統文化，在歷史上產生了長久而深遠影響，但卻經受了歷代不休的爭議，褒貶不一。尊孔者將其奉為金科玉律，反對者視為繩索桎梏，時而捧上云端，時而打入地獄。譽者自譽，毀者自毀，分歧擾攘，史不絕書。他在歷史上的美名和罵名是罕見的。在封建制度誕生初期，孔子思想以其保守迂闊之特點，見惡于諸侯，斥逐于新貴，非議于諸子，焚禁于秦皇，其政治厄運，無以復加。然而奇怪的是，秦始皇以殘酷暴政由西向東統一了中國的政治，而孔子卻以儒教“四治”自東向西統一了中國的思想。試想，一個能讓歷代中國人極力推崇、頂禮膜拜，讓歷代帝王不斷加封追謚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不會聲名狼藉的，是經得起考驗的。不論是秦朝的“焚書坑儒”，還是“十年浩劫”中“批林批孔批大儒”，在歷盡滄桑和洗禮之后，其思想繼續閃爍著光芒。

當然，孔子學說是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不可能視為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是因為，孔子創立“四治”思想的政治背景，是在諸侯爭霸的西周末期，當時面臨晉、齊、魯交惡于北，楚、吳、越爭雄于南，秦、晉、楚相逐于西，吳、楚合謀魯于東的亂世更替社會中，距今2550多年；孔子攻讀和整理“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時的生活環境，單說照明設備，何談電燈電器，恐怕有否蠟燭油燈，亦不可得知。即使在如此簡陋原始條件下“創辦儒學”，孔子仍然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而用25個世紀后的現代科技文化包括手機電腦、宇宙飛船探究孔子思想，無異有著落后時代和消極的一面。

解放后，極左思潮特別是“”時期對傳統文化一概排斥，對孔學更是曲解謬釋，以至于一些人用成見定勢去看遠遠沒有理解的文化遺產。歷史是無情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放在歷史的山巒丘壑中看，非但平民學者，就是、魯迅這些思想巨人，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這些文化偉人曾是傳統文化的批判者，又是繼承者。例如，從小學過《論語》的革命領袖，對孔子思想的研究是很透徹的。他在1964年8月18日《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我讀過孔夫子的《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還寫過文章”。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對于孔子思想中一切好的東西，都要很好的繼承學習，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孔子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合時宜的東西。總之，對孔子思想，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教育我們的后代很好地發楊民族優良傳統。

2006年9月28日，是孔子誕辰2557周年紀念日，來自日本、朝鮮、法國、美國等近20個國家和港澳臺的中外學者與祖國大陸各界代表在山東濟寧和曲阜等地分別舉行了隆重的國際孔子文化節和祭孔尊儒活動。并根據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大政方針，積極共建“與時偕進、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為實現“和諧中國、和諧世界”而努力。

因此，我們只有運用科學的歷史唯物史觀，才能對孔子思想給予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全面系統地承繼這份民族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