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融共進 服務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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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法國地理學者簡•戈特曼在他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世界上存在六大城市群。他所說的第六個，便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群。

以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的狀況，戈特曼的斷言更像預言。

而今，幾乎沒有人會懷疑“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說法，只是它又有了一個新的名字：長三角。

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以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崛起為標志，東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特征日益顯著。

“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中央對率先發展的東部提出更高要求。

提升綜合實力，參與國際競爭，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責無旁貸，重任在肩。

加速經濟融合，闊步邁向一體，東部地區擔當起帶動區域發展、輻射服務全國的新使命。

集聚與輻射——“三駕馬車”引領發展，三大城市群經濟能量在集聚，輻射能力在提升

濱海新區距天津市區，近一小時車程。這里，曾是一片望不到邊的鹽堿地，如今已成希望的熱土。

2006年5月26日，國務院下發《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指出：“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天津濱海新區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服務功能進一步完善，是繼深圳經濟特區、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帶動區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極。”

推進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成為繼深圳、浦東開發開放之后，又一項新的國家戰略。

如今，環渤海地區開始思考如何搶抓“濱海機遇”。

與濱海新區毗鄰的河北省曹妃甸港口和工業區建設，已被列為全省的“一號工程”。到2010年，曹妃甸每年新增工業增加值2000億元，將成為拉動河北和環渤海地區的重要增長極。

山東正緊鑼密鼓完善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規劃。黃三角經濟區，將成為山東與濱海新區產業對接與合作交流的前沿陣地。

“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要繼續發揮對內地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加強區內城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三大城市群被寄予厚望。

在長三角，這幾年講得最多的就是“接軌上海”、“融入上海”。

在浙江，省市都有“接軌辦”，一些杭州人開始暢想“白天在上海金茂大廈上班，晚上在西湖邊喝茶”的“磁浮生活”；不動聲色的江蘇人，也早已“在大樹下種好碧螺春”，靠上海這棵“大樹”，打造出一個個“臺資高地”、“日資高地”、“韓資高地”。

最近幾年，尤其是2003年浙江臺州加入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后，不斷有城市叩擊長三角的大門，這其中，包括蘇北、浙南乃至安徽的城市。

上海的姿態同樣積極：“只有先服務好長三角，才能有條件服務長江流域、服務全國，才能更好地發揮城市群的倍增效應和集聚、輻射、帶動作用。”

如今，談到珠三角時，更多時候需要加個“泛”。

2004年6月1日至3日，首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在香港、澳門、廣州三地舉行，一個“9＋2”的區域合作框架誕生。

“泛珠”已經走過4個年頭，各方面合作穩步推進。目前，“泛珠”已成功搭建論壇和洽談會兩大合作平臺，同時，《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及交通、能源、科技、信息化、環保等專項規劃也在全面推進。

區劃與區域——打破行政區劃壁壘，強化區域整體意識，在聯動發展中共贏

靖江和江陰，長江下游隔江而立的江蘇兩座縣級城市。數百年前，它們也曾是一家；一次次行政區劃沿革之后，如今分屬泰州和無錫市。

就在一二十年前，兩座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還難分伯仲。然而，在經歷上世紀90年代國際資本轉移大潮之后，兩個城市的發展差距漸漸拉開。

不過，經過10余年高速發展之后的江陰，遇到了一個最大的問題：發展空間不夠了，尤其是作為港口城市，長江岸線資源基本告罄。而對岸的靖江，52公里的長江岸線，剛剛開發了1/3。

跨過江去，聯動開發——一個強烈愿望在江陰人腦際萌生！

2003年2月15日，江陰靖江簽訂協議，合作建設江陰經濟開發區靖江園區。10年內，江陰不從園區分取投資收益，投資公司收益含稅收留成，全部留在園區滾動開發。靖江也承諾，10年內不向園區收取任何規費。

沒有改變行政區劃，這兩座“幾百年前是一家”的城市，又一次巧妙融合了。

不打破行政區劃，如何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這考量著東部地區決策者的智慧和想象力。

2005年，廣東省作出決定，山區及東西兩翼與珠江三角洲聯手推進產業轉移。其形式是，山區及東西兩翼地區政府劃出一定面積的土地，設立產業轉移園區，由珠三角地區政府負責組織規劃、投資、開發、建設等，并按商定比例在一定時期內進行利益分成。

簡而言之，就是在珠三角以外的地區設立“經濟飛地”，承接珠三角的產業轉移，并帶動欠發達地區的發展。

“淡化區劃，強化區域”，正成為東部地區的廣泛共識。

山東，地處長三角和京津冀兩大都市圈之間。這樣的區位，既可能接受“雙輻射”，但也可能被“邊緣化”。

山東人沒有坐等，一張新的區域發展藍圖漸次展開：向東，打造山東半島城市群；中部，構建濟南省會城市圈；向南，突破魯南經濟帶。

“我們不能滿足于為長三角、京津冀提供一些原材料和農副產品，而必須在產業、金融、港口等方面與他們對接。”

而處于長三角與珠三角之間的福建，作為兩大三角洲經濟發展區間的相對腹地，也曾有過“邊緣化”的擔心。在經歷近10年的探索和醞釀之后，“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構想，終于在2004年初出臺。

“海西”面對臺灣，鄰近港澳，北承長三角，南接珠三角，西連內陸，涵蓋周邊。打通“海西”，就可以把福建的對臺優勢和作為兩岸三地、兩大三角洲聯結點的區位優勢合而為一，“腹地”就可以變成“福地”。

如今，“海峽西岸經濟區”已寫入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上升為國家戰略。

政府與市場——厘清政府和市場的各自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漸入佳境

上海漢口路740號，一幢歐式風格的建筑，始建于上世紀30年代。

1982年12月，國務院已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次年3月，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正式成立，辦公地點就設在這幢歐式建筑內。

其后的5年多時間，“規劃辦”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進行了艱辛探索。

然而，1988年6月，國家計委發出文件，通知“撤消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

有趣的是，這個“國”字號的區域協調機構，在其運行的5年多時間中，始終沒有正式掛牌。這，或許也反映出“規劃辦”當時的微妙處境。

有人說，當“經濟區”理想遭遇強大的“行政區”壁壘，當年上海經濟區的命運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直到今天，“由國家出面成立區域協調機構”的呼聲仍不絕于耳。但是，出乎人們意料的是，這些年，無論是長三角，還是珠三角、京津冀，經濟一體化進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進。它們的背后，似乎有一種巨大而無形的力量。

這個力量來自市場。

換句話說，沒有市場的一體化，單靠政府間的一廂情愿，所謂的城市群只能是“拉郎配”。

以長三角為例。

早在一二十年前，在江浙一帶的鄉鎮企業，常常能看到操上海口音的“星期六工程師”，成為早期長三角合作的一段佳話。如今，江浙的企業家們更是“洗腳進城”，把企業總部搬到大上海。目前，江蘇、浙江兩省在上海投資的企業數超過7萬戶。

明確了企業是區域合作的主體，地方政府也漸漸明確自身該做些什么。概括起來，一是清障，二是搭臺。

清障，就是打破行政壁壘，讓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動。

搭臺，內容就更豐富了。長三角形成4個層面的政府間合作機制：蘇浙滬兩省一市主要領導出席的定期磋商機制；兩省一市常務副省（市）長主持的“滬蘇浙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機制；長三角16城市市長參加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機制；兩省一市職能部門參加的專題合作機制。

厘清政府和市場的角色，找到共同利益所在，東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漸入佳境。

使命與責任——更加關注中西部的發展，“帶動”和“服務”成為共同戰略取向

今年8月，深圳迎來貴州省黨政代表團。他們此行目的，是向深圳和港澳臺推介貴州的旅游資源。

“泛珠”“9＋2”框架設立后，類似走動明顯增加。

泛珠中的“9”，除廣東、福建、海南外，其他均為中西部省份，因而“泛珠”的使命與生俱來，那就是：積極推動優勢互補、互聯互動，促進東中西部的協調發展。

目前，粵港澳正積極推進與中西部省（區）在產業對接、資源開發、現代流通業等方面的合作，促進區域形成優勢互補、協作配套的產業格局。僅在第四屆“泛珠”洽談會上，廣東就簽約產業轉移項目233個、投資總額246.55億元。

天津保稅區有家亞洲最大的小包裝番茄醬生產企業：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目前的年生產能力達到10萬噸，產品占國際小罐裝番茄制品交易量的50％以上，年出口創匯超過1億美元。

在大企業林立的保稅區，這些數字并不耀眼，真正讓人刮目相看的是“中辰”的身世，它是天津與新疆經濟合作的一個結晶。

“中辰”的母公司，是新疆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責任公司，而番茄則來自天山南北。“中辰”的成立，帶動了當地10萬農戶種植番茄致富。

世居云南哀牢山深處的苦聰人，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被視為“野人”。如今，上海在苦聰人聚居的云南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建成了7個“白玉蘭村”，數千苦聰人住上了瓦房、喝上了自來水、看上了電視，開始過上了好日子。

白玉蘭，上海的市花。而今，一朵朵盛開的“白玉蘭”綻放在祖國邊陲。目前，上海已在對口地區實施整村推進1500個，建成“白玉蘭村”370余個。

輸血更造血。為鼓勵更多上海企業到對口地區投資，上海每年安排專項資金5000萬元，用作企業發展補貼，只要企業在對口地區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給予固定資產投資20％的補貼。去年，上海企業在豐都、宜昌、萬州等三峽庫區投資項目10多個，總投資逾10億元，解決了大批移民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