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醫學文化范文10篇

媒介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溝通社會信息、記錄科技發展、促進社會進步、提供娛樂休閑的社會功能。人類科技發展的推動，以及各階層、組織間信息交流的需要，以及市民娛樂休閑的需要，才促進了各種媒介類型的產生和不斷發展。期刊在媒介史上是最后出現的紙媒，繼承和結合了圖書、報紙二者的優點，形成了獨特的媒介特征。在整個期刊群體中，既有為科技類期刊承載最為高端、前沿的科技信息，也有大量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為社會進步提供理論支持，各行業、各領域、各地域也均有各種期刊充分進行信息交流，更有大量綜合類期刊為社會提供休閑娛樂，這些功能使得期刊成為相當受重視的各種媒介類型中重要的一種。文化發展與歷史息息相關，而期刊正是文化傳播的載體。期刊是在具體的歷史時代中對人民大眾需求的全面滿足的體現。期刊的發展不僅與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有關，也與社會發展及政府的指導方針有關。我國醫學期刊在時代的浪潮中隨波逐流，其發展已歷經百年。從醫學期刊創立以來，醫學發展史中的所有重大變化都與期刊緊密聯系在一起。醫學期刊可以反映出中國近代醫學的實際狀況以及其對社會文化、醫學格局的影響。通過對醫學期刊史的發掘和整理，不僅可以反映我國的醫學傳播過程，也有助于研究期刊在傳播中的角色和作用。現有研究對期刊進行整體上的史料梳理研究較為匱乏，而該類研究最能體現作為媒介的期刊如何反映時代特色。故本文對近代醫學期刊史進行梳理，縱觀時代需求對期刊定位的影響。

一、醫學期刊近展史

（一）晚清時期。晚清時期是醫學期刊的萌芽期，在此期間共創辦了醫學期刊26種[1-3]。我國醫學期刊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792年。清代名醫唐大烈受到當時的講學之風的影響，創辦了我國第一本醫學期刊——《吳醫匯講》，自此開創了我國醫學期刊史的先河。由于印刷技術的發展與興盛，以及時代與社會的需求，醫學期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此時期的中醫期刊尚不多，以西醫藥學期刊為主，并且此時還未對醫學科目進行細分，以綜合類期刊為主。其中，中醫期刊6種，西醫期刊15種，中西醫綜合期刊5種。傳教士在近代中西醫文化交流活動中發揮了媒介和橋梁作用，這種活動對中國醫學和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傳教士來到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傳教，傳教士試圖通過輸入現代科技知識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識推動基督教的傳播，即通過廣義的西學來改造中國。19世紀初，羅伯特•馬禮遜以傳教士的身份進入國中，開啟了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歷史。由于傳教收效甚微，傳教士轉而利用教育、醫學和辦報等途徑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把國外的科學文化和知識傳入國內，其中比較有名的傳教士有利瑪竇、龍華民、艾儒略、湯望若等。在嘗試過各種手段后，傳教士們發現“醫學傳教（MedicalMissionary）”的效果較好。通過向當地居民治病施藥，民族間的藩籬逐漸被消除，傳教士得以接近中國各個階層。特別是1805年葡萄牙商人將牛痘活苗帶到澳門，開展了牛痘接種。英國醫生皮爾遜編譯了牛痘接種的相關書籍《牛痘奇法》，使牛痘法在華迅速傳播，加速了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1817年牛痘接種經驗被總結為《引痘略》，在國內被相繼翻刻刊行。183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郭雷樞首次呼吁歐美教會雇傭傳教士醫生來華服務，自此大量的傳教士醫生進入國內，將西方醫學大規模傳入。鴉片戰爭導致中國戰亂不斷，人民飽受疫病傷痛折磨，而西醫見效快、痛苦少，加之當時的傳教士開辦了西醫院、翻譯醫書等，使中國民眾對西醫的逆反心理逐漸減弱，日益接受了西醫在治療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1880年由廣州博濟醫局發行《西醫新報》(Western Healing Gazette)是我國第一份西醫中文醫學期刊，由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擔任主編。但《西醫新報》因當時的文獻匱乏以及具體執行中產生的問題，導致其僅維持了兩年即告停刊。自17世紀下半葉起，西歐相繼出現了柏林皇家醫學會、巴黎外科學會、愛丁堡和倫敦醫學會等醫學團體，他們通過舉辦會議、編輯期刊，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歐洲醫學的進步[4]。1886年以美國醫學傳教士文恒理為代表的在華的醫學傳教士借鑒西方的醫學社團制度，在上海成立了國內首個醫學社團——“中國教會醫學會”(The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即博醫會。博醫會于1887年出版發行《博醫會報》(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然而，《博醫會報》是一份英文期刊，在辦刊時曾預想每期“附列中文醫論一則或二則，以備參考”，希望“中國有學西醫之士，相與有成。無論內外各科，務抉精義著為宏文，以光簡冊”，但直至《博醫會報》與《中華醫學雜志》合并也未能實現轉變為中文期刊的計劃。其后這些傳教士又在國內創辦了西醫報刊，如《海關醫報》《西醫新報》等[5]，至此西醫開始大規模傳入我國。傳教士拉開了“西醫東漸”的帷幕，并且通過報刊這種現代性傳播工具把西醫帶入國內。他們的目的無非是為傳教，但也以此為契機為西醫學打下了基礎，并促進了西醫學在中國的立足與發展。期刊的出現改變了中國傳統的醫學傳承方式，顛覆了中國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將新型大眾傳播工具和傳播模式引入國內，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期刊史的序幕。與此同時，清政府也因辦“洋務”的需要，開始成批派遣學生出國留學。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后，清朝統治幾乎傾覆。為維護垂危的統治，清政府開始向日本廣派留學生，培養“新政”人材，而日本政府也企圖通過留學生來增強其在中國的勢力。一時間留學生如水赴壑，紛紛至日本留學。受到日本文化、政治的影響，在留日學生中出現了“科學救國”、“從醫學開始改變中國的落后局面”的思潮。留日學生組織了名目繁多的學術團體，并創立了幾十種介紹西方學術文化、宣傳君主立憲或反清革命的期刊，其中醫學期刊以《衛生世界》為代表。這些由國人創辦的啟蒙報刊打破了外國對西醫傳播權的控制局面，進一步加速了西醫傳播的本土化進程。在當時，這為啟迪民族精神、謀求救國良策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6]。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期出現的以“著述醫”自稱的陳垣。與多數愛國志士一樣，陳垣以筆為槍，以報刊為陣地，先后創辦了《醫學衛生報》及《光華醫事衛生雜志》，利用報刊的宣傳教育功能開辟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醫學救國之路，即以“醫人醫國為其宗旨，醫學新知為其內容，報刊傳播為其形式[7]。”這兩方面的原因使醫學的發展較其他學科更早、更快。而期刊作為記載、傳承、傳播學術成果的載體正好反映了這一歷史過程。（二）民國時期。民國時期（1912—1949）是“中國社會逐步實現由舊到新的轉變時期”，也是我國醫學發生重大變革的特殊時期。受近代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西醫和中醫體系在這一時期產生了激烈地碰撞[8]。政府實行扶植西醫、壓制中醫的政策，使兩種醫學體系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態——西醫獲得長足發展，中醫卻舉步維艱[9]，但無論是中醫藥期刊還是西醫期刊在此期間都曾得到迅猛的發展，其數量、品種均達到了歷史上的空前水平。據《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記載，1980—1949年國內創辦的中醫藥期刊約260種；1912—1937年出版西醫藥期刊共237種，但多數出版時間不長，影響不大；1938—1949年出版西醫學期刊約有百種，但至1948年底僅存30余種[10]。民國時期的中醫藥期刊主要由中醫社團、中醫學校和中醫藥界知名人士承辦，以“發揚國醫國藥”、“謀國學之復興，作知識之交換”為主旨。1920年前創辦的中醫藥期刊約20余種，以《和濟醫學衛生報》及《醫藥衛生通俗報》為代表。1920—1937年是中醫藥期刊出版的活躍期。由于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及中醫的興廢爭議，中醫學界各單位與知名人士聯合發聲，先后出版了中醫藥期刊逾200種，多集中于經濟、文化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如上海、江蘇、浙江、廣州等。出版數量以上海最多，其次為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北京、天津等。其中以《中醫雜志》、《醫學雜志》、《醫界春秋》《杏林醫學月報》等為代表。1938—1949年，由于抗日戰爭爆發、政府對中醫打壓以及期刊的經費和人員不足等問題，導致多數期刊被迫停刊。此時，中醫藥學界為中醫生存問題還在不斷努力，仍創辦約80余種刊物，但大多刊行年代不長，缺乏影響力。而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西南轉移，四川、廣西等地也相繼創辦中醫藥刊物，其中以《中和醫刊》、《國醫月刊》、《復興醫藥雜志》為代表。在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由于內戰全面爆發，社會經濟蕭條，導致期刊業也隨之蕭條，中醫藥期刊一度沉寂，僅少量期刊進行復刊，新刊物也很少，以《新中醫》、《杏林報》、《華西醫藥雜志》為代表。在西醫藥期刊方面，其歷史演變與民國時期政治斗爭的變化軌跡本質上一致。由于當時列強入侵以及工業文明的興起和發展，中國的舊式教育制度已不能適應當代社會的要求，政府曾多次頒布法令推行學制改革，包括以日本學制為圭臬的壬子癸丑學制和以美國學制為圭臬的六三三學制。在政府的支持下，自辦醫學院校迅速發展，逐漸取代教會醫學校成為了當時主要的西醫人才培養基地，為西醫發展提供了大量后備人才，預示著西醫傳播已經實現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的本土化。醫學學校、醫學團體、政府、本土西醫以及各大報刊紛紛開始創辦醫學期刊，使西醫藥學傳播事業在多主體傳播格局下的繁榮發展。西醫期刊在此時期的傳播進程呈現出階段性和地域性差異，但是其數量飛速增長，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到1949年共創辦期刊500余種。期刊發展總體趨勢為逐步增加，幾乎每年都有新刊創立，共經歷了四個辦刊高峰，分別為1920年、1930年、1940年和1947年，均處于民國社會政治經濟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有研究[6]對近代西醫藥學報刊進行整理發現，僅確知創刊時間的專門性西醫報刊就多達501種，另有約330種醫藥衛生方面的副刊；期刊類型也十分豐富，如西醫、西藥、護理、口腔、公共衛生以及其他綜合性報刊等。經過大規模宣傳、辦學、譯書等傳播手段，西醫學被中國醫學界和民眾廣泛接受，成為主流醫學。這時的西醫學本身已經歷了重大的發展和變化，成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學技術基礎上的一門綜合性科學[11]。西醫傳播中心也隨著社會動蕩經歷過數次變遷，醫藥學期刊先是以沿海口岸和沿江流域、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為傳播中心向周圍擴散，其后在紅色抗戰時期隨著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移至西部地區和革命根據地，最終形成一個“多極-多向”的擴散網絡[6]。這一過程可以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1）民國前期（1912—1927）：在此時期，受到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是新文化運動，西方文化興盛，在“科學救國”、“醫學救國”等主張下，西醫藥期刊經歷了期刊的初創階段。但此時西醫體系尚未建立完全，北洋政府內外交困，其傳播主要依靠個人，主要話語權還在外國人創辦的刊物手中。西醫藥期刊在內容上也以文獻翻譯為主，缺乏國人的自主研究內容，內容較為粗糙。此時，西醫藥期刊的范圍較小，影響力也很弱，傳播僅集中于幾個通商口岸，民眾對西醫的重要性不甚了解，也不感興趣。（2）民國中期（1928—1937年）：此時期是整個西醫藥期刊發展的興盛時期。國民政府建立后，對醫藥衛生方面十分重視，設立衛生司負責全國衛生行政。中央衛生系統的建立為西醫傳播事業奠定了基礎，西醫期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快速發展，傳播效力也顯著提高。在此時，期刊主要由政府、社團以及民間個人組成，總體特點是數量大、分布廣、規模化和類型化趨勢明顯。在傳播內容方面較民國初期也有進一步延伸，增加了口腔醫學、護理學、精神病學、皮膚性病學、眼科、藥理學、法醫學、婦產科、生理學等專業刊物，并且創立了精神層次的期刊和制度層次的期刊。（3）民國后期（1937—1949年）：在此時期由于戰爭爆發導致的社會動蕩，西醫傳播事業舉步維艱。但國內的西醫期刊仍在努力維持與發展，創刊量大幅增加，僅1947年就有43種西醫期刊創刊，尤其是西南和西北地區創刊的種類最多。部分期刊甚至在多次停刊后又恢復辦刊，其中堅持辦刊五年以上的期刊包括《戰時醫政》、《中國紅十字會會務通訊》、《云南衛生》、《現代醫學》、《西南醫學雜志》、《貴陽醫學院院刊》、《軍醫通訊》等；一些影響較大的期刊甚至二十多年長盛不衰，如《中華醫學雜志》、《中華護士季報》、《同德醫學》、《中國紅十字會月刊》、《民國醫學雜志》、《衛生月刊》等。抗戰期間，東部地區淪陷，其經濟、社會和醫藥衛生狀況每況愈下，創辦的西醫期刊數量與中西部地區相比顯著下降。抗日戰爭結束后，隨著國內經濟政治中心的轉移，中西部地區的醫藥期刊規模迅速萎縮，東部地區醫藥期刊發展繁盛，新創辦報刊100余種，復刊20余種。這一時期的西醫期刊比以往任一時期都更接近現實，適應戰時需要，貼近民生，并且一些醫療制度層次的期刊已經開始對國家醫療政策進行深入的討論。西醫期刊已經成為了國家衛生行政的宣傳者、推廣者和監督者，在政府與民間、傳播主體與受眾之間架起了一座重要橋梁。

二、近代醫學期刊的傳播意義

（一）推動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自傳教士將西方醫學思想帶入了國內，我國的近代醫學技術有了飛躍性的發展。而近代醫學期刊的出現加速了西醫學在國內傳播，并促使西醫本土化，對開啟民智、推動近代醫學體系的建立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這些醫學期刊在普及西醫知識的同時，也將西方的醫學精神、衛生觀念帶入國內，將科學觀念輸入到國人思想之中。國內也由此將醫學進行系統化概括，并細分出基礎學科及臨床學科，如解剖學、細胞生物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口腔醫學、護理學、精神病學、皮膚性病學、眼科、藥理學、法醫學、婦產科等，奠定了我國近代醫學體系的基礎，在近代醫學體系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初步建立了醫學傳播的系統模式。傳統中醫“有禁方之傳授，重其道不輕以示人。后世沿其義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終失傳。”[12]中醫的傳統傳承方式為師承，歷來通過“口傳秘授”，但隨著報紙、期刊、書籍的普及，我國傳統醫學的傳播和交流模式發生巨大改變。中醫藥期刊儼然成為了我國傳統醫學學術交流的媒介，也是中醫與西醫思想碰撞的平臺。中醫醫師的交流傳播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將自己的醫學心得及思想述諸于文字。（二）促進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學術交流和發展。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宗教，他們借用醫學的力量在中國行醫布道，通過創辦期刊、翻譯醫術、開辦西式醫院和醫學校等成為西方醫學進入中國的主要渠道，讓中醫民眾接觸到西醫知識和西醫診療方法，促進了中國醫學的多元化發展。與此同時，傳教士在把西醫學知識帶到中國的同時，也逐漸加深了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解。部分傳教士開始研究并向西方譯介中醫藥學知識，為中國傳統醫學的傳播打開了一扇窗口。一方面傳教士希望通過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傳統醫學，幫助其了解中國，進一步獲得支持，推動傳教事業；另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研究中西醫學的相似性，尋找東西方醫學文化的相似點，以便在中國歷史上尋找空間安置上帝[13]。醫學傳教士在編撰有關西醫學著作、個人自傳、刊物、社會調查報告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國傳統醫學的內容。這些內容成為了西方人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最初印象和輪廓。期刊等傳播媒介作為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媒介，在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溝通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成為來華傳教士行醫傳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對東西方的社會、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14]。中醫藥學是一門實踐性、經驗性極強的學科，中醫師承是我國傳統醫學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方式。傳統師承教育一般以師授為主，師者言傳身教，傳道、授業、解惑。學者侍診左右，耳濡目染，潛移默化，通過名師的點撥達到心領神會、掌握精髓的效果。這樣的學習方式使得我國傳統醫學在學術交流和信息交換方面相對閉塞。中醫藥期刊的出現沖破了師承的樊籬，為中醫界學者提供了新的學術交流的平臺，各學派及各種學術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使中西醫匯通、中醫科學化，進一步推動了中醫的發展。通過中醫藥期刊，使得跨地域的臨床經驗交流得以實現，并進一步得到大規模的臨床驗證，使得中醫科學化的思想廣泛傳播，為中醫藥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三）社會導向作用。期刊不單能夠反映歷史進程，它也能夠對社會發展具有導向、凝聚、催化和控制作用[15]。洋務運動以后，國內出現了“科學救國”、“醫學救國”的思潮。維新領袖梁啟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無有他學……醫者，純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大批有志人士及學術團體通過創辦的期刊宣傳西方的科學文化，使國人開闊了眼界、更新了觀念，為啟迪民族精神、謀求救國良策起到了重要的意義。并且使人與人、團體與團體，特別是科學群體之間和科學社團、組織之間形成一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強大聚合力，從而調整社會內部各種關系[15]，維護社會的和諧統一，推動社會進步。（四）促進行業交流，提升社會服務功能。醫學期刊在發展過程中不光承擔學術交流的媒介功能，同時部分期刊也承擔了行業交流的作用。如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創辦的《醫學雜志》在發揮期刊的學術傳播作用同時，通過代銷名家書籍、與其他中醫團體組織交換期刊、在雜志刊登醫藥信息等的形式，與業界廣泛交流。同時，借由這些醫學期刊，研究會還開展了民間醫方征集活動，出版《審查征集驗方》。在通過期刊擴大影響力后，邀請著名醫家從弘揚闡發傳統中醫和吸納兼容西方醫學等不同的立場進行思想交流，使得相關行業聯系更加緊密。《醫學雜志》還將太原市的執業中醫的姓名、執業地址、門診時間、診費、擅長科目以及各大藥店、銷售的品牌中成藥的介紹進行登載，建立了中醫、藥店的品牌形象，推動了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在方便民眾對行業整體了解的同時，也強化了醫生與中藥的行業聯系和合作，促進了中醫藥業界的溝通聯絡。

三、結語

1心理學的概念和內涵

中醫學是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形成的以中醫藥理論為基礎，研究人體生命規律、和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綜合性科學。它以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為基本理論，系統闡述了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關系，在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對人體疾病的病理、診斷、預防、治療等醫學問題，用辯證施治的原則指導臨床防病、治病[1]。中醫心理學概念[2]：用傳統中醫理論來研究情志心理因素與疾病或健康之間的網絡關系，通過整體觀來系統地調節各項功能，并用于指導醫學實踐的一門系統的科學體系。

2中醫心理學的歷史沿革

“心理學有一個悠久的過去，卻只有一個短暫的歷史”——用德國著名心理學家艾賓浩斯的這句名言來描述中醫心理學的發展，是再合適不過了。中醫心理學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古代哲學、傳統醫學與現代心理學三者有機結合的產物。也為后世醫家在治療疾病方法提供思路，對情志疾病和心理治療則有了更多的闡述和發揮。2.1遠古至春秋時期（公元前475年以前）。這個階段中醫心理治療開始出現，因為這個時期社會因素限制，早期醫術和巫醫合流。巫醫是一個具有雙重身份的人，他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醫藥，是比一般巫師更專門于醫藥的以語言、行為、舞蹈為主要治療手段的人物。此期的醫學模式為神靈醫學模式。當時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苗父的心理治療醫案《苗父平眾疾》。2.2戰國至三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280年）。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黃帝內經》和《傷寒雜病論》，他們的問世中醫理論體系也逐步建立，心理治療的理論也初步形成。這一時期稱得上是古代醫學心理學思想發展的一個輝煌時期，涌現了大量的醫學心理學思想，最為突出的是《內經》及先秦諸子學術思想中包含的有關內容。據統計，《內經》中從篇名命題到主要內容討論心理學、醫學心理學有關問題的達32篇，占全書162篇的19.8%。在內容中涉及到心理學、醫學心理學思想達159篇，占162篇的79.6%。2.3兩晉至五代十國（公元275年-公元979年）。這一時期的醫學發展迅速，體現在出現了一些飽含醫學心理思想的醫學文獻，如西晉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和唐代王冰的注《黃帝內經素問》等都對《內經》中醫學心理學思想做了闡釋、發揮。2.4宋代至元代（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這一個階段中醫心理治療的一個輝煌時期，出現了很多心理方面的醫家，并且治療水平很高，也因此留下了比較完整的心理治療醫案，如張子和的《儒門事親》、朱丹溪的《丹溪心法要訣》等。宋代也是中醫七情學說成熟和定型的時期，南宋陳無擇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把各種致病因素歸結為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三因。其中內因即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關注各種情志對人身心健康的影響，這對中國古代醫學心理學思想的發展有重大作用。2.5明代至清代（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醫學心理學繼續發展。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張景岳、李時珍等。其中張景岳在其《類經》中論述了移精變氣的心理治療方法，他引用了古人和自己的5個心理治療的醫案來論述心理治療的意義。而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載藥1,892種，載方1萬多個，其中就記載了有關于情志內傷、癲狂等心理疾病的證治，在“健忘”一節中匯集了39味治療健忘的中藥，此外還有許多治療健忘的單方、配方等。2.6近現代（公元1912年-至今）。總的看來，建國前其研究呈零散狀態。建國初5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采取保護中醫政策，使中醫事業得到發展，中醫心理學研究得以延續。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醫學模式正由原來的生物醫學模式逐漸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受醫學模式改變的影響，醫學心理學被引入到醫學教育結構中，并在很多醫學院校設立了相關課程。

3展望現代中醫心理學發展

現代中醫心理學它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哲學思想及其固有心理學［心理學、神（精神）或意識］為基礎，通過探索儒家、道家、佛教哲學的“本質”，是中國古代哲學、傳統醫學與現代心理學三者有機結合的產物，是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特色的中醫心理學。我們要充分挖掘、探索和運用中國傳統醫學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有關心理學的醫籍和醫案，做到古為今用，更好地發揮中醫傳統心理治療的作用[3]。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以下簡稱《執業醫師法》）第十一條的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以師承方式學習傳統醫學或者經多年實踐醫術確有專長、不具備醫學專業學歷的人員，除在《執業醫師法》頒布之日前按國家有關規定取得醫學專業技術職稱和醫學專業技術職務者外，參加醫師資格考試，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傳統醫學”是指中醫學和少數民族醫學。

第二章考核

第四條考核是對傳統醫學師承和確有專長人員申請參加醫師資格考試的資格評價和認定，由省級中醫（藥）主管部門組織，各考核機構具體實施。

一、傳統文化對名醫成長的影響

中醫學是中國文化孕育的產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文化在古代名醫成長中起著決定性、全方位的影響。

1醫德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儒家以“仁”為核心追求。仁人在縱向人際關系中，應忠孝悌良慈(分別對君王、父母、兄長、弟妹、子孫)，在橫向人際關系中要求“信”與“別”(分別對朋友與配偶)，然后在此基礎上把“仁愛”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地施行于天下人。一個人對這些道德要求的踐履程度取決于他自身的發展程度，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北宋文學家范仲淹看來，人生第一達是做良相，第二達就是當良醫，如其所言，“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金代名醫李杲在《內外傷寒辨惑論》自序中提到:范仲淹后代道教人物范尊師以盡“仁人君子濟人利物之事”，勉勵其著述醫書，而他“敬受其言，僅力疾成之”。元代名醫朱震亨年輕時師從理學家許謙，后因許謙勸其“游藝于醫”，他“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于醫致力焉”。古代名醫就這樣把醫學作為踐行“忠孝之心，仁慈之性”的基本途徑。

2醫學戰略思維: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老子警示人們:事情要在還未發生時先準備好，在動亂還未出現時先治理好。《黃帝內經》把這一原則運用到醫學中，“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椎，不亦晚乎?”醫學本質在于維護健康，包括未病時的預防保健與已病時的治療康復。我國傳統醫學把前者作為根本任務。從《黃帝內經》“上工治未病”、葛洪“醫之于無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孫思邈“勿以康健便為常然，常須安不忘危，預防諸病也”、朱震亨“與其救療于有疾之后，不若攝養于無疾之先”、張景岳“知命者其謹于微而已矣”，到葉天士“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都無不一脈相承地體現著這一醫學戰略思維。

3醫學哲學方法:欲為醫者，須“學博天人”傳統醫學有著一以貫之的方法論，《莊子·養生主》將其概括為:“緣督以為經”，即遵循自然之理是獲得健康享盡天年的常法。這里的“自然”，乃無稱之言，窮極之辭，并非僅指自然界。所以，老子說，道法自然;郭象說，名教即自然。這個博大精深的自然之理，在傳統醫學中有具體展現:①良好社會狀況是醫學更好發揮的基礎。社會狀況是人們整體健康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在饑寒交迫、生靈涂炭的亂世中，再高明的醫學也會顯得無能為力。“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世界以及“講信修睦”的人際關系(《禮記·禮運》)，是儒家在這方面的追求。孫思邈所言，“安身之本，必資于食，救疾之速，必憑于藥”，也從側面道出醫學與社會的關系。②天人合一是根本方法。“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是《莊子·齊物論》中“天人合一”的經典表述。在醫學中，該方法論用以指導醫家系統處理生命與自然的關系。③形神合一是根本方法的深化。嵇康認為，“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表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在醫學中，醫家普遍以“和七情”、“節六欲”為保持或恢復健康的前提。由此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古代名醫對“欲為醫者”的衷心勸告，如金代名醫劉完素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愈人疾病。不然則如無目夜游，無足登涉……”。清代名醫陳士鐸說，“醫道大矣哉!非學博天人，……則不可以談醫。”

二、面向基層醫學生的人文教育的目標分層

【摘要】中醫養生學是中醫養生保健專業基礎課程，通過在中醫養生學課程中導入嶺南中醫藥文化，使在校大學生接受嶺南中醫藥文化方面的知識，把這些具有嶺南特色的中醫藥知識運用到中醫養生實踐中，去指導嶺南人民的養生活動。本研究就嶺南中醫藥文化在中醫養生學教學中的導入進行探討研究，以期為推動嶺南中醫藥文化在高校中的推廣普及和中醫養生學的教學改革積累經驗。

【關鍵詞】嶺南；中醫藥文化，中醫養生學；教學研究

中醫養生學是在中醫學理論的指導下，研究和探索中國傳統的頤養身心、預防疾病、增強體質、延年益壽的理論和方法，并用這套理論和方法指導人們保養生命、維護健康的一門實用學科。中醫養生學是一門古老的中醫分支學科，它充滿活力與生機。中醫養生學是中醫養生保健專業基礎課程，是為適應大健康背景下國家大力鼓勵發展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而開設的一門專業課，深受學生喜歡。廣東高校大學生大多數來源于廣東本省，學生的成長與生活深受嶺南中醫藥文化的浸潤和培育。廣東某校通過在中醫養生學課程中導入嶺南中醫藥文化，使在校大學生接受嶺南中醫藥文化方面的知識，把這些具有嶺南特色的嶺南中醫藥知識運用到中醫養生實踐中，指導嶺南人民的養生活動。這對于他們增強對嶺南文化的認知和熱愛、主動接受民族文化及嶺南中醫藥文化、培養民族精神、增強文化自信、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了促進中醫養生學學科的不斷健康發展，努力培養出適應市場需求、立足嶺南本地、突出嶺南特色的實用型中醫養生人才，筆者結合多年從事中醫養生學教學的體會，就嶺南中醫藥文化在中醫養生學教學中的導入進行探討研究，以期為推動嶺南中醫藥文化在廣東高校中的推廣普及積累經驗。

一、嶺南中醫藥文化的特征

嶺南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以廣州為中心，以珠江三角洲為主要區域所形成的一種具有嶺南特色的文化形態。嶺南中醫藥文化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傳統醫學文化的分支。嶺南中醫藥文化既有傳統醫藥學的共性，又有其地方特性。當代著名中醫藥學家鄧鐵濤教授曾經指出，我國幅員遼闊，但因地理環境的差異和歷史上開發的先后，各個地區的情況千差萬別，醫學發展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嶺南醫學就具有地方與時代的特色。長期以來，中原醫學文化一直被視為中華中醫文化的基礎和主干。嶺南文化既承襲了中原文化的傳統精髓，又融入了自身的創新成果，因此頗具地域特色。嶺南中醫藥文化在中醫養生學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二、嶺南中醫藥文化植入廣東高校中醫養生學課程的路徑

《中醫學》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診斷和防治的一門傳統醫學課程。該課程是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以整體觀念和辯證論治為特點的一門獨特的醫學理論教程，也是西醫院校學生的必修課。如何做好對西醫院校學生的中醫教學，歷來都是西醫院校教育工作者需要探索的東西。根據筆者的教學經驗和體會，對該門課程在教學上有一些淺薄的看法，管窺之見，希冀拋磚引玉，現敘述如下。

一、培養興趣很關鍵

1.愛因斯坦曾說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就是說一個人一旦對某事物有了濃厚的興趣，就會主動去求知、去探索、去實踐，并在求知、探索、實踐中產生愉快的情緒和體驗。興趣，是人們力求認識世界，渴望獲得科學文化知識和不斷探求真理而帶有情緒色彩的意向活動，它與學習的積極性成正比關系，當學生對某門學科產生興趣時，總能積極主動地、心情愉快地學習它、了解它、掌握它，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組織病案分析：通過聘請一些著名的中醫學專家、學者或教授，開展相關知識講座，既能夠彌補中醫學課堂教學的不足，又能夠拓展西醫院校的中醫教學文化環境，進而激發了學生們對中醫學的學習熱情。

二、抓住重點是基本

內容多、課時少、實踐機會少，是西醫院校中醫學教學普遍存在的問題。現在通行的《中醫學》課程包括了中醫學基礎、中醫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及臨床各科和針灸等，這些內容在中醫院校大約要花4年時間，上課時數不少于700學時；但是這一合編本在專科院校授課時間僅約36學時，本科院校約60學時，根本無法圓滿完成教學任務。西醫院校學生以學西醫為主，教師要在西醫院校有限的中醫學課程教學中，將中醫學龐大的理論知識體系及臨床各學科一一介紹給學生，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教學中突出重點，精選教學內容，把時間和精力集中在最基礎和較為難懂的部分，力爭將中醫學的精髓、重點向學生講深講透，弘揚祖國的傳統醫學。

【摘要】藥膳是獨具中華醫學文化特點的治療方式，是醫學文化與飲食文化的優質結合。由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嶺南地區的藥膳文化發展極為成熟，且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藥膳文化在嶺南地區已經融入到生活中，多數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都通過食用藥膳，從而達到強身健體、防范于未然的目的。就長遠發展來看，藥膳文化具有極其廣闊的發展空間，無論是在疾病治療方面，還是防于未病方面，都具有極高應用價值。本文就嶺南地區藥膳文化展開分析，對其產業化發展做出探討，希望有助于我國傳統醫學文化的發展。

【關鍵詞】嶺南地區；藥膳文化；產業化發展

藥膳文化因飲食文化和食療文化而產生，是基于中醫文化基礎進行構建，其應用是在中醫食療理論指導下，結合飲食內容而開展。藥膳不同于單一的飲食和藥物，是將二者有機結合，藥物可以在食物中發揮效果，食物也可增長藥效，并且此種藥膳可以長期食用，對于健康人群和患者都有益處。嶺南地區是我國重要的藥材生產地，很多藥材都可以加入日常飲食內容中，這就為嶺南地區藥膳文化的發展奠定了有利基礎。

1嶺南藥膳文化的基礎

(1)歷史悠久。嶺南地區在先秦時期既有土著古越族居住，秦始皇時已經派遣軍隊前往管理，西漢時期正式歸屬中央管理，自東晉以來，開發力度日益增加，其文化歷史悠久，為嶺南地區藥膳文化的發展構建了基礎。與傳統中醫藥文化相比，嶺南醫學文化既吸收了中醫文化的養分，也構建了自己的體系，這是由于嶺南地區氣候不同于中原地區，居民體質，藥材種類有所差異，且古時交通不便，以至于交流受限，嶺南地區文化發展更需自我創新。因此，嶺南地區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藥膳文化。(2)藥材豐富。藥膳文化的發展必須依托于藥材，而嶺南地區道地藥材極為豐富，很多藥材都是可以直接作為飲食配料。認知度最廣的就是陳皮，不僅是嶺南地區，其他地區在燉煮食物時，都會使用一些陳皮。另外，還有佛手、砂仁、橘紅等，均可當做食材[1]。同時，國內陳皮、佛手、橘紅、砂仁等藥材，道地藥材均在嶺南地區，其中陳皮以新會最佳，佛手以高要最佳，橘紅以化州最佳，砂仁以陽春最佳。正是因為得天獨厚的道地藥材優勢，使得嶺南地區藥膳文化得以發展。(3)文化的更新。文化欲發展，必以持續更新為原則，唯有不斷推陳出新，才能使之持續壯大，嶺南地區的藥膳文化即是在不斷更新。就本土特色而言，嶺南地區的涼茶在全國范圍內都有較高知名度，其發展是由于嶺南地區燥熱，需以涼茶消暑氣、清燥熱，但是嶺南地區的茶文化不止如此，除了傳統單樅茶外，云南普洱傳入后，嶺南地區將普洱與陳皮、青皮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點的柑普茶。同時，嶺南地區地處沿海，是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量西方文化涌入，隨后嶺南人民則結合了西方醫學理論、運動學理論，形成了新的藥膳文化[2]。嶺南地區人民有極強創造能力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這才使得嶺南地區藥膳文化持續壯大。

2嶺南藥膳的特點

藏醫學與中醫、印度醫學和西方傳統醫學并稱為世界四大傳統醫學，是藏族先祖在積累自身經驗的基礎上融合了亞歐等地優秀醫學思想后形成的獨具特色的醫學形式，是藏族先民遺留給世界的偉大遺產之一。對于所有古老的醫學來說，醫德都是其醫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部分醫學體系都對醫生的行為標準提出了要求，并留存有相應的醫生道德箴言。這些箴言多由早期的醫學智者們所創制，如希臘醫學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阿拉伯醫學的《禱文》、中醫的《大醫精誠》等。藏醫也不例外，在宇妥·元丹貢布所著的《四部醫典》中，醫生的道德規范亦被提出。從“金七條”中就可以知道從醫者必須有很高的悟性和德行，其中不但包括了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系、醫生在診治疾病過程中的行為準則、醫生的醫療水平等方面的內容，還對醫生本身的修行做出了論述。藏醫認為，作為一個好醫生，不僅仁心與良好的醫德很重要，醫生不斷自我提升以正確掌握各種醫術也同樣重要。這些藏醫的醫德規范帶有很明顯的宗教色彩，有不少要求就是從佛教教義的角度提出的。一位修行很好的藏醫本然巴（博士）要經過30多年的修煉，他必須精通天文地理，哲學，佛學，不但要修佛學，還要修其他宗教的教義。

藏醫行醫金七條

第一條：行醫者要求出生高貴，否則很難得道患者的尊敬。

第二條：凡是對醫藥書籍沒有了解透徹的和沒有醫藥知識的醫生，不可診斷疾病。就像一個盲人不認識金子一樣。

第三條：如果一個缺少實踐的醫生，就如同走路一樣，自己就不知道要走向何方。

第四條：如果一個醫生不知道如何進行尿診、測脈、檢查病人等，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醫生。

［摘要］中醫針灸彪炳于中華民族傳統醫學寶庫，綿延數千年而生生不息。與現代醫學歷經諸多基礎理論對立乃至裂變、交叉甚至相融的發展趨勢不同的是，中醫針灸始終固本而開新，持守著自身的哲學思想根脈。有鑒于此，討論中醫針灸的哲學思想及其發展理路至關重要，關鍵要清晰回答中醫針灸研究過程中面臨的三大理論命題。首先需要探究中醫針灸的古今之辯，核心議題涉獵《黃帝內經》的溯源及其哲學分流；其次還要探明中醫針灸的內外之分，著重分析中醫針灸起源于中國還是印度的問題；再次需要探析中醫針灸的中西之別，重點要解析并矯正中醫針灸與西方針灸之間的關系。由此論證中醫針灸本體“一元”和發展“多元”的基本特征，進而延展出如何整體把握中醫針灸的哲學根基及未來走向的現實命題。

［關鍵詞］中醫針灸；黃帝內經；古今之辯；內外之分；西方針灸

中醫針灸貫通華夏文明之脈，揮寫著數千年中華民族醫學史獨特篇章。《禮記•大學》開篇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其先后，則近道矣”［1］。圍繞“醫學是什么”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恒久命題，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院長韓啟德認為，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存在著中西方不同發展軌跡，西方傳統醫學在公元5世紀后衰落，而中國傳統醫學長盛不衰，持續發展。筆者藉此以中醫針灸的哲學思想及其發展理路為證，發現其演進過程經由三大分水嶺并衍生出重要理論命題。一是關于中醫針灸的古今之辯，核心涉獵《黃帝內經》的溯源及其哲學分流；二是關于中醫針灸的內外之分，集中表現為針灸起源于中國還是印度的問題；三是關于中醫針灸的中西之別，重點要解析中醫針灸與西方針灸（WMA）之間的關系。上述三大命題聚散分合，既聚合為中醫針灸是“一元”還是“多元”的哲學本根問題，還離散為中醫針灸傳承發展中的主要理論分歧。由此延展出如何推動中醫針灸務本開新，亦即怎樣整體把握中醫針灸的哲學根基及未來走向的現實命題。

1古今之辯：《黃帝內經》起源及其思想分流

凡論及針灸起源則關涉中華文明源頭。針灸因何而生，從何演化，如何形成數千年代際相承的歷史品質和學科風貌？無論是千百年來針灸的針具和灸法演化，還是針灸療法的整體性和系統化發展，總是隱現并且貫穿著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主線。這不僅折射出中華文明在中國傳統醫學演進中的思想光輝，反映出中醫針灸療法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歷史變遷過程，而且匯集了中華民族的醫學智慧乃至哲學思想，呈現出漫長歷史時期中醫針灸發展的獨特品格。《黃帝內經》堪稱中醫針灸的集大成者。晉代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盛贊華夏始祖伏羲“嘗百藥而制九針”。《山海經》則流傳“有石如玉，可以為針”，記載著“石篯”刺破癰腫的療法。從使用砭石到完善針具針法，從使用火種到形成施灸工具和艾灸療法，均充分反映出華夏先民把生產工具和生活條件發展為自身健康服務的理念。直至《黃帝內經》問世，才最終形成了包括針灸在內的中醫經典。后世尊稱為“醫之始祖”的《黃帝內經》［2］，分《素問》和《靈樞》兩部分，各有81篇，論述針灸學的內容近半數的篇幅，位列中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之首。《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將其收錄為“醫經”［3］七家之首，其中《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細數《黃帝內經》的版本斷代研究，大致可分為3種不同的觀點。一是成書于先秦時期。古人冠以“黃帝”和“經學”之名，藉以《黃帝內經》證明中醫發祥歷史悠久，集中圣賢思想，位居重要典籍。《淮南子》和晉代皇甫謐、宋代林億等醫家均以此為崇。二是定型于戰國時期。宋明時期的儒家和醫家如邵雍、程顥、朱熹、桑悅、方孝儒等，均持有《素問》與戰國時期《周禮》同時代的觀點，亦有《黃帝內經》出于扁鵲之后、倉公之前的比較性論證。三是完善于西漢時期。明代郎瑛曾作出《素問》誕生于西漢的推斷；現代中醫學者則因由西漢“黃老學派”盛行、西漢經濟社會發展穩定，而得出《黃帝內經》成書于西漢的結論。綜合上述觀點，即可發現《黃帝內經》經歷了較長的歷史發展時段，可謂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從《黃帝內經》的文本分析，遂有《素問》為基、《素問》為法的特征。一方面，《素問》完成了中醫的基礎性和整體化建構，廣泛涉及臟腑學、經絡學、病理學、診治原則、針灸學等范疇，其哲學基礎來源于“黃老之學”；另一方面，《靈樞》涵涉臟腑、病因、病機等內容，尤為注重闡釋經絡腧穴、針具刺法以及治療方法，兼具《素問》本體論和《靈樞》方法論的特點。《靈樞》最早稱作《針經》，后有《九卷》《九靈》《九墟》等稱謂。《靈樞》之名，出于唐代王冰《素問〈序〉》及注語。南宋史崧編撰《靈樞》二十四卷，元代“古林書堂”刊本為十二卷，明刊《道藏》本為二十三卷，現僅存史崧二十四卷本《靈樞》行世。中醫針灸始終灌注著中國哲學思想精髓。中醫針灸的學理基礎從何奠定，其思想源流有著怎樣的主體脈絡呢？探析這樣的命題，首當涉及長期潤澤中醫針灸發展的中國哲學思想，并且它顯然前置于中醫針灸的內在體系研究。譬如，中醫針灸深受道家哲學的影響。《黃帝內經》與道家經典諸如《道德經》《莊子》《太平經》《淮南子》《管子》在思想表達和專用術語等方面相互參透。誠如，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坦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4］。這在《靈樞》中就有著集中反映，主要表現為道家哲學的本體論“天人合一”衍生出五行、精氣等哲學觀，并生成了經絡周而復始、循環發展的思想；道家哲學的辯證法“陰陽對立理論”則延伸出針灸陰陽調和與辨證施治的理念；道家哲學中的自然觀“道法自然”則演化出針灸“針法自然”的原則；道家哲學的修真理論則為針灸技術吸納并藉此打開眾妙之門。又如，中醫針灸受到儒道合流和理學發展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道家哲學經由儒家思想改造，淡化了主觀唯心主義色彩，進而衍生出“理”為最高范疇的客觀唯心主義，形成了儒道合流乃至并重的新格局。儒家思想影響的理學，推崇“萬物有理”和事物運行的規律，這在中醫針灸“子午流注針法”起源和運氣學說發展等方面得到充分體現。學術界普遍認為，子午流注屬于“宋代儒醫群體形成、醫儒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背景下，針灸醫家運用了儒家象數理論所設計的一種針刺理論”［5］。子午流注取穴法因循天干地支陰陽之變，遵循臟腑經絡平衡運行，恰恰表現為理學在針灸中的應用。北宋初期，運氣學說日益興盛，主要依靠預測氣候和疾病流行趨勢，采用天干地支配陰陽五行、地支配三陰三陽之氣等方法，測算“運”和“氣”的盛衰，其哲學思想與理學崇尚的宇宙整體觀、臟腑一體觀、天人合一觀高度契合。

2內外之分：針灸起源于中國還是印度之考證

摘要：本文在全面客觀分析網絡文化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基礎上，提出一些使藏醫藥文化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又能適應網絡文化發展規律的基本對策。

關鍵詞：網絡文化；藏醫藥文化；積極作用；消極影響；對策

互聯時代，網絡文化正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說：“互聯網已經融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1]藏醫藥文化是藏族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顆璀璨明珠。面對網絡文化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如何使之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又能適應網絡文化的發展規律？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網絡文化對藏醫藥文化的積極作用

2012年12月7日，在參觀考察騰訊公司時指出：“現在人類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這樣一個歷史階段，這是一個世界潮流，而且這個互聯網時代對人類的生活、生產、生產力的發展都具有很大的進步推動作用。”[2]

1.網絡文化改變了藏醫藥文化的保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