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經濟學范文10篇

摘要：相對理性經濟人假設是在馬克思經濟學邏輯基礎上提出的，這一假設主要強調了人的行為與外部約束條件的動態交互以及約束條件的動態變化，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評價相對理性程度的多要素動態評價體系。這一研究不僅試圖挖掘、提煉出馬克思經濟學關于經濟人以及理性分析的科學內涵，而且還將對構建一個更為貼近現實、更為客觀、對現實社會更具有指導意義的經濟學方法論體系有所貢獻。

關鍵詞：經濟人假設；相對理性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在探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假定前提條件時，關于經濟人假設的理解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一類認識是否定經濟人假設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地位，把這一假設條件看作是西方經濟學特有的經濟范疇；另一類認識則在批評新古典經濟人假設的同時，承認并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理論。

筆者同意后類觀點，因為馬克思經濟學巨大的理論包容量是任何經濟理論體系都無法比擬的。如果從經濟人的角度來考察馬克思經濟學，則可以梳理出馬克思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理論脈絡，這是我們構建一個科學經濟人假設的重要理論根據。

一、馬克思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假設的重要思想脈絡

首先，馬克思的“經濟人”實際是經濟關系人。馬克思認為，人們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發生著兩個方面的聯系：一是人與自然的聯系，即通過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生產出以物質資料為載體的物質利益，這是人類社會存在發展的基礎。二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人們在與自然發生聯系的同時，相互之間必然發生著一定的關系，即生產關系。為此，他指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經濟關系人的根本特征是資本關系人，如他指出：“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

摘要：進入21世紀，諾貝爾經濟學獎三次將獎項頒給行為財務（經濟）學家，預示著財務學之行為學的轉向已成趨勢。本文在主線經濟學的視角下，探討了行為財務學的演化機制。通過描述行為財務學最初挑戰“見物不見人”的標準財務學，到中期行為財務學自身建設，及至目前遭遇“見人不見魂”發展窘境的演變過程，進而斷言未來行為財務學將成為獨立學科，在主線經濟學的牽引下，行為財務學必將“見人又見魂”并與標準財務學比翼雙飛。

關鍵詞：行為財務；標準財務；主線經濟學；“雙翼”財務學

一、概述

學術意義上的財務學產生于1958年，莫迪利尼亞（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MM”理論是其標志。經過百余年特別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財務學基本上形成了兩種理論范式：標準財務學和行為財務學。前者是財務學的主流理論，后者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嚴格來說，行為財務學和標準財務學同步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以Burrel教授1951年發表的《投資研究實驗方法的可能性》一文為標志。但由于當時有效市場理論的盛行，加之其所依據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強大，使得行為財務學愈來愈衰微，直到1980年代才逐漸被人們所重視。截至目前，行為財務學的復興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批判”，即對標準財務學的批評，以塞勒（Thaler）的“動態非一致性的實驗數據”以及卡尼曼（Kahneman）和特維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論：一種風險決策分析方法”和“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啟發性偏向”三篇文章的發表為標志。第二階段為2002年卡尼曼獲諾獎至2017年塞勒再次獲獎，加之2013年希勒和法碼同獲諾獎，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建設”，即對行為財務學本身的建設。特維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提出的“前景理論”（Pros⁃pectTheory）為行為財務學的建設奠定了基礎，行為財務學的基本原理逐漸滲透到日常的財務研究領域，增強了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和預測力。而在參與研究的人員方面，除了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和財務學家擔起了大任，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創立的“心理賬戶”概念和“行為生命周期假說”，羅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提出的“投機性泡沫”和使他名聲大噪的《非理性繁榮》一書，以及安德瑞•西勒弗（AndreiSh⁃leifer）結合“噪聲交易者”和“套利限制”雙因素構造的行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可以視為第二階段行為財務學的標志性成果。第三階段筆者認為將以2017年塞勒再次以行為財務學斬獲諾獎為起點，其主要特征，筆者將其定義為“拓展”，即對行為財務學理論和實踐的拓展，這一階段的成果還需假以時日。本文在對兩個階段考察的基礎上，嘗試用主線經濟學的視角探討行為財務學的演化機理，并描述行為財務學未來的拓展路徑。

二、行為財務學挑戰“見物不見人”的標準財務學

行為財務學發展的第一階段可謂以“批判性”為主，第一刀就砍向了作為財務學基礎的“MM”理論。半個世紀以來，“MM”理論雖開創了財務學的歷史，但由于其依賴太多的“完美”假設，也無意識地阻礙了財務學的發展。于是眾多的財務學家在把各種“不完美”的因素考慮其中的同時，幾乎放松了“MM”理論所有的假設條件，由此產生的許多理論流派極大促進了財務學的發展。但遺憾的是，無論是財務學面臨的外部環境——資本市場，還是財務管理中涉及的內部財務決策，均有太多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財務噪聲理論、分形市場理論以及市場協同理論都在不同層面批評了標準財務學，但挑戰最徹底的當屬行為財務學。行為財務學直接針對“MM”理論唯一沒有被放松的“理性人”假設提出了質疑。斬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卡里曼在其新著《思考，快與慢》中將人的心理系統區分為“系統一”和“系統二”。“系統一”定義為情緒化決策，反映人的非理性特征，刻畫人的“動物精神”；“系統二”雖定義為理性選擇，但卻是出自實驗室環境下的理性，明顯是一個建構的過程，隨時都可能違背預定的理性條件。卡尼曼通過大量的心理學實驗表明，82%的人在決策時接受“系統一”而15%的人接受“系統二”。于是卡尼曼對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深表疑慮，他認為經濟學所謂的經濟人是“神”而不是“人”，進而得出心理學研究的人才是真實的普通人，而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人是為了模型化而建構的神的結論。正是源于這個基本的認知，促成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運用于經濟學的研究。簡言之，卡尼曼完全否認了經濟人假設，進而也全盤否認了建立在經濟人假設下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不以普通人的行為作為假設呢？這需從經濟學方法論演變史中作一點說明。經濟學理性主義方法論最早受到康德先驗理性的影響，繼而又受到詹姆斯實用主義經驗哲學的左右。區別于古典經濟學，19世紀末的邊際革命使得“人的行為”成為現代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蓬勃興起的“邊際效用”分析說明“個人的主觀存在”愈來愈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但20世紀30年代以后，新古典經濟學家過度借助自然科學分析工具，使其研究方法逐步走上“實證—經驗主義”為特征的形式化道路。按照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研究，理論的價值在于其預測能力，而不在于假設的內容是否與現實吻合，但行為經濟學家們不信這一套。他們認為：如果假設的內容無法判斷其真假也就罷了；但如果假設的內容完全與現實不相符合，則絕不能忍受。卡尼曼、特維斯基、希勒、塞勒等行為經濟學家以實驗的方式逐一檢驗了經濟人假設的內容，如邏輯的一致性、利己行為、不變的偏好、效用極大化等。他們發現沒有一項經濟人假設的內容能通過實驗的檢驗。由此行為經濟學經由實驗的方法徹底駁斥了經濟人假設的內容，也否證了經濟人假設所預期的行為，即他們完全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而卡尼曼、希勒和泰勒獲諾獎已經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人在很多時候是非理性的。于是“非理性”或曰“接近理性”成為行為財務理論的基本前提。行為財務學對標準財務學的責難，就其技術層面來說涉及太多，在此不贅述。本文僅想從理論和方法兩個層面進行評價。行為產生于觀念，而觀念是理論的產物[1]。行為財務理論鮮明地指出標準財務將“人”定義為完全的“理性人”是大謬，這種批判是革命性的。首先，標準財務理論從假設個體理性最大化出發，本身就是一種偽個人主義哲學觀。該理論認為理性人具備充分的信息，市場上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無論是管理者還是投資人都會對市場瞬息萬變的的價格變化作出符合理性預期的反應，市場主體在一般平均意義上是不會犯錯誤的。但遺憾的是，真實的市場中這種“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說這種“理性”是這些財務學家賦予的。即“財務學家”的理性替代了作為研究對象“人”的理性，“財務學家”的手替代了“市場”的手，財務學家的“客觀知識”替代了市場上每個人的“主觀知識”。進行了這樣的概念偷換后，這些財務學家會假設市場主體都將按照他們設計的模型和方法作出所謂“正確”的決策。于是，鮮活的具備思想和情緒的人被抽象化了，財務學變成了“見物不見人”的學問，變成了脫離真實世界的黑板上的學問。其次，這種“學問”的直接后果是自然科學方法在財務領域的濫用。作為社會科學范疇下的財務學，其與純粹的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上還是有本質區別的。若混淆了這一點，對于所有的財務問題一律訴之于自然科學的方法，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即使是前述獲得諾獎的財務學大師，雖然他們一方面研制出了在眾多假設條件下邏輯嚴謹的華美模型，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模型在金融市場實際運用與操作中卻面臨著太多的局限性。概括起來有兩點：一是模型在理論上運用假設將人的行為完全“物化”，有些假設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二是模型在實際操作中面臨重大局限性，即使我們假設歷史數據是客觀真實的，仍然無法保證對未來的預期，市場稍有變化，則模型對真實數據的要求在實踐中根本無法滿足。最后，理論的退化加之方法的匱乏使得財務學人文主義的價值色彩消失殆盡，完全蛻變成“追求財富最大化”的工具和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本身無可指責，但問題在于，標準財務學從來都沒有相應的強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底線必須是法治和道德。幾乎沒有財務教科書會把這些基本道義、基本制度的重要性放在顯著位置加以闡釋，所以無論是業界還是學界出現種種財務“丑聞”也就不足為奇了。行為財務學的出現告訴我們：“人”應該成為財務學的主題，僅將財務學作為優化資金配置的技術性學科是一種理性的狂妄。人是觀念的產物，財務學首先是觀念的科學，它通過改變人們的財務觀念進而間接改變企業，影響世界，而標準財務學已喪失了這樣的功能，是到了徹底反思的時候了。

一、簡要回顧

Haugen(1999)將金融理論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舊時代金融”(OldFinance)、“現代金融”(ModernFinance)和“新時代金融”(NewFinance)。“舊時代金融”代表的是上世紀60年代前,以會計財務報表分析為主的金融研究;而“現代金融學”或者也稱為“標準金融”(StandardFinance),則主要以上世紀中期開始興起的金融經濟學為主要的理論基礎,它建立在有效市場假設(EMH)的基礎上,以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和現代資產組合理論為基石,著重研究理性假設條件下的價格發生機制和金融市場效率問題;“新時代金融”則以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受到關注的行為金融學為代表,其研究主題為投資者的有限理性以及無效率市場。首先,就現代金融學和行為金融學的研究內容而言,現代金融學研究的是如何在不確定的環境下通過資本市場對資源進行跨時期的最優配置,在這一點上,兩者①是統一的,這意味著它們的研究必然以實現市場均衡和獲得合理的金融產品價格體系為其理論目標和主要內容,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資產定價。那么,兩者研究的差異在哪里呢?錢穎一(2002)在《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中認為,“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參照系(或基準點)以及分析工具。”同樣如此,在金融研究中,兩者研究問題的差異性首先表現在“視角”的不同。現代金①這里指的是現代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后文表述方法相同。

融學承襲了傳統經濟學“理性人”的基本分析假定,建立了現代金融學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其研究范式與模型局限在“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中,忽視了對微觀個體實際決策行為的分析。Kahneman,Slovic和Tversky(2000)這樣描述了人們的決策過程:“在有風險和無風險兩種情況下,我們對影響決策的認知因素和心理因素進行討論。價值的‘心理物理學效應導致人們在盈利時厭惡風險,而在虧損時追求風險。心理物理學效應導致人們過分偏好確定性事件和不可能事件,不像理性選擇那樣具有恒定的標準,決策問題因為不同的描述和框定①而產生不同的偏好。因此,當面對不確定情況的時候,人們的判斷和決策往往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而產生認知偏差。”

其次,現代金融學研究提供了自身的“參照系”或“基準點”———有效市場理論(EMH)和基于理性人假定的預期效用理論。這個參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②。但是,80年代以來,EMH在理論上(套利的有效性遭到質疑)和實證檢驗(大量異象的出現)同時受到挑戰,“非有效市場”已成為了行為金融學研究的主題之一,另外,傳統的資產組合和資產定價理論均是基于預期效用理論而建立,它給出了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行為的簡單精確描述。但是,現實中總是存在的系統背離獨立性假定以及概率線形效用的現象③對“預期效用理論”產生了質疑,并由此產生了兩個研究方向,其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放松個人決策和偏好的有關公理性假定,試圖從技術上對原有預期效用理論進行修正或替代,如擴展效用模型、非傳遞性效用模型和非可加性效用模型;其二是部分學者獨辟蹊徑,尋求對現象的合理解釋以替代預期效用理論,具有代表性的就是Kahneman和Tversky所創立的期望理論(ProspectTheory)。這樣,以“市場非有效性和期望理論”研究為參照系的行為金融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再次,現代金融學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形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

除了傳承這一分析工具以外,行為金融學的發展還突破了“經濟學被認為是一種非實驗科學”的界限,嘗試運用實驗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修改和驗證各種基本的經濟學假設,這使得經濟學研究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實驗和數據搜集,從而更加可信。

一、問題的理解

匯率波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一國的國際收支能否處于平衡狀態，一方面取決于該國的產業結構層級以及與此關聯的技術梯度和產品進出口數量，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匯率波動對進出口產品價格的傳遞效應。廠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匯率對價格的影響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價格變動吸收匯率的影響，這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匯率傳遞效應。匯率傳遞效應既是廠商應對匯率波動的效用體現，也是廠商決策行為的結果。對于這些效用或結果，可以從不同角度或側面進行分析。以基礎理論的分析而言，我們可以聯系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來展開。經濟學界針對匯率傳遞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大體上是在以下兩種基本假設下進行的：一是完全市場競爭、價格充分反映匯率從而購買力平價在任一時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場競爭、價格不完全反映匯率傳遞從而購買力平價并不是在任一時期都成立。這兩種假設的差異，是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分析前提上的區別。當經濟學家針對某一分析參照系（如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來研究特定的經濟現象時（如匯率傳遞效應），這一分析前提的區別，不僅會導致經濟學家對特定研究對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結論的區別，而且會引致經濟學家對廠商具體活動的基本行為方式的研究有著不同的側重點。

或許是因為廠商決策行為決定匯率傳遞效應的顯現過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匯率傳遞的決定因素、進出口產品的價格指數、對外貿易開放程度、廠商的定價策略等方面。①誠然，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的傳遞效應，但沒有在廠商基本行為方式的層次上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分析。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中國進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有影響的研究文獻則主要集中于匯率對出口產品價格的影響機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進出口產品價格的相互作用、出口產品價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筆者看來，無論是以傳統宏觀經濟學還是以開放宏觀經濟學為假設前提的有關匯率變動之于出口產品傳遞效應的現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依據的，這樣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視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某些偏離理性決策的行為，難以從基礎理論角度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關聯于廠商決策行為的描述。

其實，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的出口產品定價，可以在理論上看成是受匯率波動驅動而關聯于物價水平、產品結構、技術梯度、國際收支平衡等的函數，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廠商行為決策的屬性而言，出口產品的定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廠商的行為決策是理性與非理性的融合③。當從以上函數來認識廠商的定價決策時，我們就會注重在現實操作層面上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作用機理；當從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期望來研究人民幣升值之于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時，就有必要在基礎理論的層次上關注廠商決策行為對出口產品價格形成的作用過程。就基礎理論分析與現實操作層面分析的聯系而論，對廠商決策行為基礎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現實層面上理解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定價的傳遞效應。現代主流經濟學對行為決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底蘊的，它們通過自利假設來定性決策動機和演繹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潤）最大化看成是廠商理性決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據。新古典經濟學有關偏好內在一致性的不確定條件下選擇的二元關系的理論描述，假定廠商在可供選擇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尋找到選擇X子集比選擇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動機驅動下具有這種理性化能力的廠商，會在全部子集中選擇特定子集，而這個特定子集正好由選擇X比選擇Y更受偏好時的最大化元素組成（Richter，1971）。當我們將自利與效用最大化聯系在一起，并依據偏好的內在一致性來分析行為決策時，追求自利就會使偏好成為效用的函數。這種分析方法和分析視角對于人民幣升值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讀：只要廠商追求自利，他們就會產生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的偏好，并通過這一偏好和出口產品價格變動來說明匯率傳遞效應。從基礎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出口產品價格變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匯率傳遞效應，屬于廠商的效用函數問題。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1）如果廠商可以把匯率波動所造成的損失百分之百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以至于能夠實現期望的利潤值，那么，相對于匯率傳遞效應而言，廠商的效用函數達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只是部分產生匯率傳遞效應，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幣計量的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導致廠商按人民幣計量會出現利潤損失時，廠商的效用函數不僅難以實現最大化甚至會出現較低的期望值，但根據筆者所接觸的文獻，有關效用函數負值的討論比較少見，或許因為如此，經濟學者在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中，通常把廠商對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看成是理性行為。盡管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匯率傳遞效應的基本假設上存在區別，但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之于行為理性的理解，兩者并不存在分歧。作為對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的一種分析性探討，有必要從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角度來分析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上的行為決策屬性，從而在基礎理論上解說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決策。

二、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

廠商的選擇偏好與決策動機、效用函數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不僅表現為決策動機會影響選擇偏好，而且表現為選擇偏好會影響廠商的效用函數，即廠商在不同選擇偏好支配下的決策會出現不同的效用函數值。從廠商決策行為與匯率傳遞效應的聯系來看，由于廠商面對匯率波動是在自利動機和轉嫁利潤損失的偏好下進行決策的，因而，可以將廠商轉嫁利潤損失的這種微觀層次的匯率傳遞效應，看成是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的體現。另一方面，由于在匯率波動的情況下，廠商追求利潤所期望的主要路徑，通常是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因而，可以把廠商的這種行為過程看成是廠商效用函數的實現過程。一國貨幣的升值或貶值所產生的在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主要反映在國際貿易的順差和逆差上，這種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的順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數。

摘要：共享單車作為能夠良好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新興互聯網共享出行模式，快速占領全國各大城市交通市場，受到廣泛認可。然而，作為新興事物，以違規使用為代表的相關問題也不斷出現。本文使用行為經濟學分析共享單車使用不規范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提出建立信用監管機制，調動使用者和企業自身監管的能力，而不是過分依賴見效較慢、存在滯后性的政府部門監管。

關鍵詞：共享單車;行為經濟學;信用監管;違規使用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傳統由政府公共部門提供的市政公共單車服務得到擴展，以私營企業為主要資金和技術提供者的共享單車突破市政公共單車有樁式的限制，以無樁模式極大提高作為交通運輸工具所能提供的產品完整性，使用便利性迅速得到發展。共享單車作為深入人們生活的最根本共享出行模式，為長期困擾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即通勤者使用市政公交系統如地鐵或公交到達站點后解決通勤目的地與站點間可達問題提供了良好的解決途徑。然而，在作為新事物出現的共享單車發展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負外部性問題，諸如亂停亂放、私自占用等違規使用現象，降低了城市出行效率和城市公共資源利用效率，成為城市治理新問題[1]。為了共享單車可持續性發展，更充分發揮其便利性和綠色環保等優點，各方都極力解決上述問題。主流觀點主張由政府出面規制這一自下而上發展出的自由市場亂象[2]，然而也有觀點指出政府監管存在滯后性，無法滿足共享單車迅猛發展的態勢，而能夠同時調用多方力量的信用監管可以通過用戶間舉報、監管和行業間監管相結合，使用積分記錄和價值誘導，實現共享單車亂象的有效治理，而這一機制正是我國交通運輸領域長期缺乏的市場力量[3]。

本文使用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對共享單車市場用戶使用行為亂象產生的原因進行反思，證明和思考信用監管機制存在與發展的必要性。

1概述共享單車市場

共享單車是共享經濟的一種具體表現。在國外，荷蘭最早推出了公共自行車出行方式，由此西方學界開始了對共享單車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的共享單車由政府免費提供，但由于缺乏管理，失竊、損毀嚴重等問題不得不暫停。直到1995年，丹麥首先推出有樁式公共自行車模式，使公共自行車統一管理、定點停放，共享單車的管理問題才得到大幅改善，有樁公共自行車的模式一直被沿用至今。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共享單車的管理越來越智能，GPS技術被廣泛運用到共享單車的定位服務中。與此同時，隨著私家車數量增加，共享單車作為一種緩解城市公共交通壓力的有效手段，得到了廣泛的重視，越來越多的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公共自行車系統[4]。近年來，我國開始引進并發展共享單車。早期我國共享單車主要由政府出資建立，并統一管理，所有權歸屬于政府。隨著共享單車租賃的出現，共享單車管理模式開始轉為私人企業承包，不再由政府統一管理，共享單車市場在我國并未非常火爆。隨著互聯網與智能手機的發展，共享經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OFO、摩拜等共享單車企業以“掃碼即騎、無樁停放、按時收費”的新型共享單車，成功將共享單車的發展推向高潮，這一新型共享單車模式得到迅速的普及并開始向海外輸出。但與此同時，互聯網共享單車的模式也并未完全解決共享單車的管理問題，共享單車損毀、丟失等問題依然亟待解決[5]。

保險是一項風險轉移的商業活動。由于風險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理性的人們應該厭惡風險[1]，需要豐富多彩的保險產品規避風險。這正是保險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的經濟行為往往是非理性的——這是心理學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面對風險決策，人們是會選擇躲避呢，還是勇往直前？保險公司如何面對客戶非理性——甘冒風險拒絕保險的行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絕保險

讓我們來做這樣兩個實驗。一是有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贏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會選擇哪一個呢？超過80%的人都選擇A，這說明人是風險規避的。二是這樣兩個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損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損失（-2000，0.5）。結果，超過70%的人選擇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可是，仔細分析一下上面兩個問題，你會發現他們是完全一樣的。假定你現在先贏了2000元，那么肯定贏1000元，也就是從贏來的2000元錢中肯定損失1000元；50％贏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損失錢；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當于50％的可能性損失2000元。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人在面臨獲得時，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風險；而在面對損失時，人人都成了冒險家了。這就是卡尼曼“前景理論”的兩大“定律”。

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實驗經濟學領域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實驗經濟學對于中國經濟工作者仍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本文將對實驗經濟學的發展過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點作簡單介紹。

一、實驗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

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實驗環境下對某一經濟現象，通過控制實驗條件、觀察實驗者行為和分析實驗結果，以檢驗、比較和完善經濟理論或提供決策依據的一門學科。

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始終固守著經濟理論難以實驗的思維定式。

弗農·史密斯教授敏銳覺察到實驗經濟理論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實踐。他在亞利桑那大學十一個班級進行了長達六年的實驗，驗證了競爭均衡理論。據此實驗所撰寫的論文《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標志著實驗經濟學的誕生。此后，實驗經濟學開始運用于驗證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并取得了一定進展。例如，弗農·史密斯的“口頭雙向拍賣市場實驗”提出了市場參數完全有可能影響均衡產出收斂性的結論；赫伯特·西蒙根據博弈實驗結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區別。五六十年代的實驗經濟學主要局限在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領域，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理論自身的缺陷影響可實驗性，研究過程往往是從假設前提出發，然后運用復雜數學推導出相關命題。由于假設前提的高度抽象，無法在實驗室里得到證實，因而相關命題也就無法實驗。

行政管理畢業論文

保險是一項風險轉移的商業活動。由于風險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理性的人們應該厭惡風險[1]，需要豐富多彩的保險產品規避風險。這正是保險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的經濟行為往往是非理性的——這是心理學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面對風險決策，人們是會選擇躲避呢，還是勇往直前？保險公司如何面對客戶非理性——甘冒風險拒絕保險的行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絕保險

讓我們來做這樣兩個實驗。一是有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贏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會選擇哪一個呢？超過80%的人都選擇A，這說明人是風險規避的。二是這樣兩個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損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損失（-2000，0.5）。結果，超過70%的人選擇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可是，仔細分析一下上面兩個問題，你會發現他們是完全一樣的。假定你現在先贏了2000元，那么肯定贏1000元，也就是從贏來的2000元錢中肯定損失1000元；50％贏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損失錢；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當于50％的可能性損失2000元。

一.人的非理性拒絕保險

讓我們來做這樣兩個實驗。一是有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贏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會選擇哪一個呢？超過80%的人都選擇A，這說明人是風險規避的。二是這樣兩個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損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損失（-2000，0.5）。結果，超過70%的人選擇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可是，仔細分析一下上面兩個問題，你會發現他們是完全一樣的。假定你現在先贏了2000元，那么肯定贏1000元，也就是從贏來的2000元錢中肯定損失1000元；50％贏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損失錢；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當于50％的可能性損失2000元。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人在面臨獲得時，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風險；而在面對損失時，人人都成了冒險家了。這就是卡尼曼“前景理論”的兩大“定律”。

人在面臨獲得的時候，喜歡躲避風險，而在面臨損失時，卻又傾向于冒險了。這是卡尼曼[2]（Kahneman）與特沃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論”[3]的重要觀點。理性使我們規避風險，非理性又讓我們有風險偏好。

在人壽保險行為中人們有同樣的非理性行為。純粹保障型產品沒有儲蓄型產品受歡迎。保險是一種損失性風險，這是由保險基本原理——損失補償——決定的。用“前景理論”的實驗描述人壽保險就是兩種選擇保險A有50%[4]可能死亡損失生命和1000元（保費）獲得2000元（保險金），50%生存但損失1000元（保費），不保險B有50%可能死亡損失生命，50%生存而沒有損失。如果把保險金當成對生命損失的補償，那么A是（-1000，1），B是（-2000，0.5）。大部分人選擇不保險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所以人們的非理性拒絕保險——風險規避——而尋求風險。

一、引言

經濟周期（Businesscycle）：指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好像周期性發生一樣，故稱之為經濟周期。古代經濟幾乎在一個水平上交替運動，比如Maddison估計1500—1820年間，西歐人均GDP增長率是0.15%，亞洲的人均GDP處于停滯，所以古典經濟周期主要強調經濟總量的擴張和收縮。而現代經濟高速發展，遠遠超過古代經濟增長速度，比如美國從1960年至20世紀初實際GDP平均每年約3.5%，而東亞“四小虎”每一個從1966—1990年的實際人均收入每年都增長7%以上，而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增長更是平均超過9%，所以現代經濟周期主要強調經濟增長率上升與下降的交替變動。正如1977年盧卡斯在《對經濟周期的理解》中對經濟周期描述為“經濟周期是經濟變量對長期平穩增長趨勢的偏離”。

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關系之密切，下面就經濟周期的原因進行探討，其中不少也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并探討未來中國可能需要關注的一些因素。

二、原因

1.科學技術沖擊。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才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緩慢，由此導致了經濟增長的緩慢。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經濟得到極大發展。一戰二戰的爆發積累了大量的科學技術，特別是戰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經濟的增長。戰后美國利用二戰所積累和德國獲得的科學技術，長期增長了一段時間，到20世紀70年代初的時候放緩。中國建國后同蘇聯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學技術，后來趨于平緩。改革開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學技術，經濟高速發展，但隨著與世界科學技術的接近，經濟也漸漸的開始進入平穩增長。可見科技周期對長期和超長期經濟的巨大影響，往往是長期和超長期經濟周期的主因。著名經濟學家F.E.Kydland、C.I.Plosser提出了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ealBusinessCycleTheory），認為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是實際因素（如技術、政策、自然災害、戰爭等），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技術沖擊，而不是名義因素（如貨幣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實際因素和微觀基礎在經濟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復興，并以此獲得了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供給沖擊。古典經濟學認為，供給沖擊才影響產出，導致經濟的波動。實際上古代產出往往不能滿足需求，總供給往往占主導。現代經濟周期理論以之為基礎，繼承了供給沖擊巨大作用的觀點，認為導致經濟波動的實際因素，包括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變動、生產要素供給變動等供給方面的沖擊。1973年、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重創了以石油為工業基礎的西方國家，引發了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經濟全面衰退與滯脹。中國改革開放錯過了這兩次石油危機，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國際原材料價格的波動對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比如石油和鐵礦石等價格的劇烈波動必然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供給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給，還包括勞動力供給。20世紀最后二十年，中國印度等國家打開國門，據哈佛大學一位教授計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億多個便宜勞動力，巨大的勞動力供給沖擊降低了成本，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國經濟后認為，引入供給沖擊改善了模型對消費的預測能力；引入供給沖擊優于引入需求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