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論文范文10篇

一

提到“體”（aspect），一般認為它是一種語法范疇。《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說：體是“動詞的一個

語法范疇，用添加前綴、后綴或變化中間元音的方法來表示。‘體’表示的時間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敘述

的動作的類型和動作是否持續論文。”（第30頁）《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說：體是“對動詞作語法描述

的一個范疇（與時和語氣一起），主要指語法標志動詞表示持續或表示活動類型的方式。”（第41頁）在

現代漢語中，一部分形容詞也有體的分別，所以《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說：“體的范疇表示動作（

提要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應該從語法學史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漢語語法學史的研究，特別是在本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了顯著成績。在這個研究領域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古代或在《馬氏文通》問世以前有沒有漢語語法學，根據什么標準評價漢語語法學史實，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在漢語語法學史上占有怎樣的地位等。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并逐步取得共識，必將進一步推動漢語語法學史這個學科的發展。關鍵詞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主要問題作為中國文化史有機組成部分的漢語語法學中，具有一般語法學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個性。這是我們觀察和分析漢語語法學史本身以及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我國的漢語語法學史研究，是有成績的。特別是在本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學史的研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時代都不能比擬的。但是，勿庸諱言，在這個研究領域里，也存在著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諸如，中國古代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有沒有漢語語法學，根據什么標準評價漢語語法學史現象或史實，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在漢語語法學史上占有怎樣的地位等。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聯系的問題中的幾個。

一研究漢語語法學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作為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的問題。綜觀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意見是不一致的，概括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摘要：口譯一般分連續口譯和同聲傳譯。由于同傳是幾乎在原語完畢的同時給出譯語，對時間控制要求很高，所以本文側重前者的探討。本文先從分析連傳中漢語長句的特征入手，概括了其在漢英連傳中其成為障礙的原因，最后通過實例簡要總結了實用的應對技巧.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深化，國內教育界已越來越意識到外語應用能力的培養。

口譯，作為入世后的嚴重短缺崗位，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報考口譯證書的熱潮一時風起云涌。然而，要想成為該行業的佼佼者甚至成為眾人矚目的“金領一族”絕非易事。口譯受訓者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語言功底，過硬的心理素質，機敏的應變能力，豐富的百科知識，還需要通過長期艱苦訓練，掌握一定的口譯技巧。口譯受訓者在上口譯課或課余做口譯練習時，會碰到相當數量的長句，聽完后覺得腦子里不是一片空白，就是只剩下只言片語，沒有一個連續完整的印象，更不用說順暢地說出口了。我國的翻譯教學也一直流行以句子為意義單位的句段翻譯，整理提供但這種對原語進行“切斷式”處理實際上并不利于原文的理解。本文將對這些問題談一些看法。在分析長句特征之前，有必要先對長句這一概念作一解釋。漢語中的長句一般是有著嚴密的結構，規范的語法，優美的措辭。但在口語中，長句有時（如有稿講話，念稿發言）會呈現出上述特點，但更多地是由結構、語法趨于簡化，不太注重文采的分句構成，所以與前者有很大的區別。口譯是一種通過口頭表達形式，將所聽到（讀到）的信息準確而又快速地由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進而達到傳遞與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際行為

1、其語言載體為口語，表現為輸入信息時的原語和輸出信息時的譯語；其基本過程是輸入、解譯、輸出，表現為一個連貫單向的流程。輸入階段是對來源語語流的聽辨以及對其的初步理解，一旦在此處少聽、未聽或誤聽，就會使譯員在后面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因此信息輸入要求非凡的聽力、反應力和抗干擾力。

現在要討論的就是漢語長句即時譯成英語的問題。本文認為，對漢語口語中長句特征或者說規律的總結，對于譯者之后的解碼、記錄、編碼等過程是大有裨益的。以下幾點主要是通過與漢語書面語作比較得出的。第一，從長句本身構成來看，整體上是趨于簡化的。由于口語的暫時性，上的相對迅速性，使得話語語句不可能如書面語般的緊湊、周詳、細致。首先從語法來看，句中某些在口語里完全不影響交流的語言結構、用法，在書面語中卻顯得不那么合理。“今年國民經濟發展的預期目標定為7%，是經過我們周密考慮，考慮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包括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等等因素來考慮指定的。”劃線部分出現結構混亂，前后重復現象。在實踐中會發現，漢語長句一般是由內部結構清晰明了的分句組成，外加一些簡單的狀語性質的修飾成分。這些集群中分句或短句都是主謂賓型的，甚至只是其中一二個成分。“你看我們這四年，物價一點也不漲，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的上下浮動，恰到好處，足見中國的功夫是不錯的。”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再來看口語修辭，與書面語的文辭不同，口語修的是語辭，其中“被動修辭”--利用語流停頓、語氣頓挫等方法對口語言語作出的修飾或調整，占有重要地位

2、其目的是確保前后句子內容的明確通順，這也符合陳望凡先生提出的“消極修辭”（即被動修辭）中的“四端”要求。但在句中也經常使用一些諸如插說、跳脫等修辭方式，這也是受口語結構松散的影響。同樣要指出的是，在正式場合（如會議，會晤）的口譯，其原語和譯語都很正規，表現為規范的詞匯、句法和大量的積極修辭，但口譯語言載體是口語，受其瞬時性、即席性影響，大多口譯追求的是全面，準確，通暢；更何況會議口語的發言，與筆頭文章相比，邏輯遠不及后者嚴密，修辭也不夠豐富。第二，從長句前后關系看，屬于意合法聯句。也就是說，分短句是劃歸前一句還是屬后一句的標準是視其意義是否完整一體。原因有二：其一，口語中沒有標點符號，口譯人員只能完全以意義的完整性為準來劃分句子，這是出于必要性的考慮；其二，只有在相關成分（常見的是狀語+分句結構）構成了同一連貫的意思處斷句，譯員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差內通過智力機制活動重組出符合目的語的表達形式。“我想，這兩家公司合并是不是能夠成功，或者說會不會修成正果，會有自己一個非常美麗可愛的孩子，那就是被市場的認可，我想還是需要時間來檢驗//因為那個合并宣布才剛剛開始，但是我相信，卡莉女士要打造一個新的HP，合并在中間只是占了一個很小的部分。”

這里在斜線處斷句是比較理想的。當然，除了意合法外，還有其它參照值，如語流的停頓，語調，聲調，語氣，手勢以及表情等語言外信息，可作為判斷的輔助手段第三，從長句的表達內容看，存在信息冗余現象。這容易使人覺得這一特征與長句的第一個特征--結構簡化--有沖突之處，這主要是受口語信息的模糊與松散性所影響。因為一般口語表達都沒有絕對要求辭藻華麗或是信息準確，所以才表現為此處簡化與冗余并存的趨勢。冗余度高的信息可以是一些無關緊要的羅嗦言語，它們往往與句法等結構性的虛詞有關，但也可以是話語者需要以反復等措施予以強化的言語，這與關鍵、主干性質的實詞有關。

字”和漢語研究的方法論

語義型語言和語法型語言在結構原則上的差異，我們曾進行過一些具體的討論（徐通鏘，1991），但

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種類型的語言結構，還需要弄清楚語言結構單位的性質，因為它凝聚著語言結構的基本特點

。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印歐系語言是語法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詞”。

不同語言之間雖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結構單位不能“張冠李戴”。近百年來的漢語研究，

特別是其中的語法研究，把“字”逐出語言而代之以詞和語素，這在方法論上無異于“張冠李戴”，使漢語的

許國璋的漢語思想散見于他的《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問題》、《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等論文。他是一個英語學者，但對中國的語言和語言哲學卻同樣有著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古代不乏語言學論著，從中發掘它們的哲學思想大有可為。拿許慎撰《說文解字·序》來說，他“把中國從遠古以來的漢語書寫形式做一個有敘有評的概括，不能不說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認為“許慎非常注重語言發展的階段性，是杰出的語言史家”（70頁）。“從單體的語言單位按照規則滋生為復體，正是人類語言的特點之一。近時語言學家甚至認為是劃時代的發現，而許慎在公元二世紀初就已經說到這一點，叫人驚嘆！”（73頁）“許慎做的工作，是漢語書寫形式的標準化的工作，這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整理古典拉丁語的書寫形式，也和十八世紀法英等國學者為各自的語言規定書寫形式一樣，都是有功于語言和語言學的大事”（74頁）。他認為中國的語言研究存在著兩方面的缺陷：一是“對于語言的性質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對于用現代語言學觀點，探索中國固有的語言哲學，似乎用力更少”（1頁）。對于前者來說，“如果限于在一二邏輯命題上做文章，置宏觀的探索于不顧，那是太可惜了”（90頁）。因此許國璋寫出了有關宏觀語言理論的一系列文章，對于后者來說，許國璋認為許慎、劉勰、馬建忠、金岳霖都是語言學的大理論家，因此他寫出了闡述這些學者語言學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許國璋論述宏觀語言理論問題，諸如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符號性質等，都將中國語言及其研究傳統作為重要的立論依據；而在論述中國古代語言理論問題時，又往往將它與西方語言理論作比較，深化對它的理解。在許國璋的漢語思想中，我們覺得最發人深思的是以下三個問題，我們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關于漢語、漢字的特點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1〕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的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1〕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2〕。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3〕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中國青年中對漢文化那樣缺乏‘我是此根生’的從屬感，這個禍是誰闖的？”〔4〕許國璋明確指出：“漢語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標音的文字。古人沒有弄錯，是說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的研究者錯了。”〔5〕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像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6〕。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1.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3.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4.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關鍵詞：統計方法對外漢語教學中國論文職稱論文

[摘要]本文對2000年至2001年三種漢語類核心期刊發表的446篇論文進行了調查,發現目前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中統計方法的運用還不普遍,有相當數量的論文僅采用簡單統計方法;運用統計方法研究的領域比較狹窄;運用統計方法的人員數量少,相對集中。針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議。

為了了解目前對外漢語教學界在科學研究中運用研究方法的狀況,本文僅以統計方法的運用為對象,對近年來對外漢語教學界所發表的論文進行調查,了解現狀,分析問題,提出建議。

1總體調查《世界漢語教學》、《語言教學與研究》、《漢語學習》三本刊物是中國語言學-漢語類中文核心期刊,所刊論文內容主要為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語言學習和語言研究、語言與文化研究、漢語言文字研究等,在2000年至2001年的兩個年度中三本期刊共446篇,我們認為從這些刊物的學術地位、的時間及論文數量考察,這個范圍內的論文基本可以反映出對外漢語教學界科學研究的現狀。三本期刊兩年間共446篇,其中使用了統計數據的論文70篇,占總數的15.7%。在這70篇論文中,只進行了簡單算術統計的論文有47篇,占使用統計數據論文總數的67%;對數據進行過統計處理的論文,我們姑且稱之為使用復雜統計方法的論文,有23篇,占統計類論文總數的33%。如果將這兩個年度使用統計方法論文的篇數相比:2000年29篇,2001年41篇,增長率為41%;而使用復雜統計方法的論文:2000年為9篇,2001年為14篇,增長率為56%。從總體情況看,不使用統計方法,不依賴數據的論文占有絕對優勢,因此,統計方法的使用還不夠廣泛。但是從走向上看,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中,統計方法的使用呈上升趨勢。

2統計方法調查在前面的統計中,我們將論文所運用的統計方法分為簡單統計方法和復雜統計方法兩大類。所謂簡單統計方法,我們將其定性為使用算術方法進行統計的方法。在被考察的70篇論文中有47篇所采用的統計方法屬于此類,其統計結果一般表現為數字統計和百分比。這些論文又可以根據統計對象的不同分為兩種:一是以一定數量的文字資料或被稱做語料庫的語料為基礎,根據研究專題的需要,對語料進行窮盡性統計,進而依據統計數據再進行具體研究,或做更具體的計算統計。比如《對漢語水平詞匯等級大綱甲乙級詞聲調規律的調查》(尚秀妍2000《,世》)。此類論文有30篇,占總數的63.8%。二是對調查問卷的統計分析,所得結果亦為數字統計、百分比。比如《韓國留學生口語中使用介詞“在”的調查》(丁安琪2001《,語》)。此類論文有14篇,占總數的31.1%。另外還有3篇,如綜述等,統稱其他類,占總數的6.4%。所謂復雜統計方法,實際也包括兩類,一類是利用數據庫進行統計,得到數據;一類是利用統計學方法處理過的數據。在我們劃定的23篇文章中,有2篇屬于第一類,占總數的8.7%,有21篇屬于第二類,占總數的91.3%。我們認為,復雜統計法中第一類論文所得數據,與一般的語料庫所得的數據有質的差別。比如《現代漢語詞典》專題數據庫,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語料庫,在形式和結構上都是經過特別處理的,在每個詞條下分別設立了各種字段,可根據需要靈活使用。盡管我們在論文中看到的數據也是統計數字和百分比,但這種計算機數據具有更高的準確性和可信度(參見蘇新春2001《,世》)。

另外對于使用了經過精加工的語料庫的數據統計,我們也將其歸入此類,以有別于為某一專題研究建立的純個性化的語料庫(參見邢紅兵2000《,語》)關于第二類,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統計學方法。為了進行心理實驗或者認知方面的驗證,通過設計實驗、建立模式,取得數據。在現有論文中,我們見到的方法,主要有描寫性統計方法集中量數-平均數、離散量數-標準差,方差分析,相關系數t檢驗,雙元相關分析與顯著性檢驗、點雙列相關系數與卡方檢驗、斯皮爾曼相關系數及顯著性檢驗等。下面我們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策略初探》中的一段文字為例加以說明:“107名被試在6個分量表上的平均數和標準差見表一(本文略)。對被試在各個分量表上的平均數進行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策略的主效應是非常顯著的(F(5,530)=56.356,p<0.01)。多重比較的結果顯示,被試在社交策略、元認知策略、補償策略上平均數都顯著大于被試在認知策略上的平均數(p<0.05)⋯⋯。”(江新2000《,漢》P.63)在這段話中涉及到以下一些術語和方法:平均數:把一組數據中的每個數據相加,然后再除以該組數據的個數,得到的值即為該組數據的平均數。方差:把每個原始數據與平均數之差的平方值加起來,得到的是每個原始數據與平均數之差的平方和,用這個平方和再除以數據個數所得的值。標準差:因為方差值相對比較大,一般使用標準差。標準差是方差的平方根,表示數據的離散程度。方差分析:在實驗中,有多種因素起作用,尋找主因素時,用方差分析。主效應:各種因素造成的影響,統計學稱為主效應。交互作用:各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F(5,530)=56.356,F檢驗,通過查F分布表對比可知影響是否顯著。(5,530)為分子與分母的自由度。p<0.01:顯著性水平overallsignificancelevel。交互作用:兩因素方差分析,可檢驗出因素與因素相結合共同發生的影響(交互效應),這是兩因素方差分析的最主要的功能。當一個因素的水平(情況)發生變化時,另一因素的效應也發生變化。我們知道,統計計算過程通常是利用計算機完成的。我們在這類論文中常常見到標明各種數據是通過SPSS統計軟件分析的。所謂SPSS是“StatisticalPackagefortheSocialSciences”即“社會科學統計軟件包”,它由多個模塊組成,每個模塊分別具有完成某一方面統計分析任務的功能。調查發現,雖然現在利用統計學方法的論文不多,但是論文的規范化和標準化程度是較高的。

一、重大的進展

1．理論建樹初具規模。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科學。科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因為它建立在樸素的客觀規律之上。對外漢語教學盡管頭緒紛繁，卻是有規律可循，從理論上探索這些規律，把幾十年來國內外漢語教學的經驗加以總結，從中歸納出若干規律，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是對外漢語教學學科成熟的標志。已故的熙先生說：“現在世界上有各種理論，漢語有其特殊性，我們應該提出自己的一種理論來，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熙，1989）現在，“對外漢語教學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由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兩部分組成；基礎理論包括語言理論、語言學習理論、跨文化交際理論和一般教育理論等；應用理論是指教學理論和教學法（教學法的部分內容具有理論性質，因此不妨把它也歸入理論范疇）。”（《紀要》，1995）至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理論，則是一種綜合的、跨學科的理論，它是建立在綜合應用語言研究、語言學習研究，語言教學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圍繞著理論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論文，其中呂必松、胡明揚是其代表。然而，框架雖然搭起，研究卻還不能說十分深入。真正稱得上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的文章，為數并不多。當然，我們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從事理論研究，但我們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理論研究者。如果說，一個理論研究十分薄弱的學科，猶如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決不為過。我們期待著更多的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對象更加明確。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賴以建立的前提。對特殊對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門學科朝著精密科學發展的必然途徑。對外漢語教學的特殊研究對象，熙在1989年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漢語研究，這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是后備力量，離開漢語研究，對外漢語教學就沒法前進；另一方面是對外漢語教學本身的研究，而這決不僅是教學經驗的問題。四年之后，盛炎、沙礫認為，對外漢語教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就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內容、途徑和方法”。（盛炎、沙礫，1993）到了1995年，我們對特殊的研究對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就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即研究外國人學習和習得漢語的規律和相應的教學規律。研究的內容則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全過程。從“學”的角度，要研究學習者是如何學會并掌握漢語的；從“教”的角度要研究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學和語言測試等全部教學活動，其研究目的是為了揭示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內在規律，以便指導教學實踐。（《紀要》，1995）只有研究對象明確，才能產生具有指導意義的具體的研究成果。我們根據研究對象，可以分別開展學科理論研究、漢語本體研究和方法論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點。既然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對象是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問題，那首先要把“學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漢語本體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側重點上不同于一般的漢語研究。

在漢語本體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點是運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外語的比較，從而找出學習的難點，“所謂難點，就是中國人看來容易，外國人學起來困難的地方。在語音、語法、詞匯三方面，漢語都有自己的民族特點，這些特點往往就是難點。”（王力，1985）研究語法結構，研究語音規律，對本國人來說，一般規律也就夠了，但對于外國人來說，只掌握一般規律是學不會漢語的，常常一用就錯，這種錯誤往往啟發研究者去注意中國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問題，于是促使我們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習慣用法”和“例外現象”的研究。這種從教學中發掘的研究課題，具有對外漢語教學本體研究的獨特視角。其研究，不僅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本身，也對現代漢語研究起了促進作用。在漢語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陸儉明、鄧守信、王還、劉月華、趙淑華、佟秉正、輿水優等。

至于研究“教”和“學”，與其他語言作為外語教學是有共性的。這也就是在創始階段，我們不斷引進、介紹各種外語教學法的原因。外語教學法的研究，在國外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關于這方面的著作已經很多。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無疑應該借鑒國外先進的教學法，吸取其精華，為我所用。但在研究漢語教學法時，正如張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記漢語本身的特點，二不能忽略中國傳統語文教學千百年經驗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視國外某些教學法它們一方面顯示其優越性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出一些嚴重問題的這種缺陷。”（張清常，1990）這是十分中肯的話。

一、普通話擬聲詞研究小結

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表的有關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一、普通話擬聲詞研究小結

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表的有關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