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語法論文范文10篇

提要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應該從語法學史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漢語語法學史的研究，特別是在本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了顯著成績。在這個研究領域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古代或在《馬氏文通》問世以前有沒有漢語語法學，根據什么標準評價漢語語法學史實，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在漢語語法學史上占有怎樣的地位等。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并逐步取得共識，必將進一步推動漢語語法學史這個學科的發展。關鍵詞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主要問題作為中國文化史有機組成部分的漢語語法學中，具有一般語法學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個性。這是我們觀察和分析漢語語法學史本身以及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我國的漢語語法學史研究，是有成績的。特別是在本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學史的研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時代都不能比擬的。但是，勿庸諱言，在這個研究領域里，也存在著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諸如，中國古代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有沒有漢語語法學，根據什么標準評價漢語語法學史現象或史實，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在漢語語法學史上占有怎樣的地位等。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聯系的問題中的幾個。

一研究漢語語法學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作為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的問題。綜觀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意見是不一致的，概括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一、運用現代漢語句法知識，進行古今句式比較，正確理解句意

現代漢語中常式句一般表達形式為：

（狀語）定語+主語+（狀語）謂語+（定語）賓語（補語）

我們可以把現代漢語的常式句作為“標準句式”拿來與文言文的句式進行比較，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古今句式的不同之處。從而識別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確理解和翻譯文言語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裝句”為例來談談這一方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文言文的倒裝句，也叫“變式句”，就是句子的表達形式不同于現代漢語“常式句”的句子。

一、課堂教學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重要地位

對外漢語教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理解指多媒體漢語教學，如影視教學、電化教學、函授教學、個別教學、自學等。狹義的理解即課堂教學。盡管多媒體教學發展得很快，但目前課堂教學依然占據著中心位置。可以說，設立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國內高校，都以課堂教學為中心，課堂教學仍然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主要方式。“有關對外漢語教學的總體設計和構想、教學的原則都要靠課堂教學去落實；各種課型的教學目的和任務要靠課堂教學去達到和完成；對外漢語教學的總目標——培養學生具有聽、說、讀、寫諸項基本技能，從而達到能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也要通過課堂教學去實現。”既然課堂教學占有這么重要的位置，那么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對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語法教學也就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外國留學生在基礎漢語學習階段是從零開始的，為培養漢語方面的語言技能，必須進行大量的語言練習。這是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唯一途徑，也是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特點。或者說，學生的語言技能，單靠教師的講解是不夠的，學生自己也要勤學苦練。如果在課堂上忽略了這一特點，教師講得再多也無濟于事，有些教師甚至使用外語講課，這更是犯了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大忌”。教師應該把課堂時間盡量留給學生，讓學生大膽開口，多加練習，直至能夠流利運用為止。

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的影響，留學生在語言習得過程中遇到的難點與中國學生不盡相同。留學生的難點往往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或是容易被忽略的。教師要善于發現這些難點：一方面要精心備課。在備課中對“難點”做出初步預測估計；另一方面要在課堂上積極引導，發現“難點”。在課堂上可以采取由學生直接提問或教師在課堂練習中尋找的方式。例如，一個學生在讀課文時念道“馬飛，快地跑過來”，那么教師馬上就能知道，他不懂“飛快”一詞的含義，所以斷句斷錯了。這時教師示范朗讀就等于糾正了學生的錯誤，或者再領讀一下，效果會更好。

二、對外漢語教學的原則和方法

真正有經驗的教師上課是順其自然的，是“教無定法”的，即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教學方法。這里簡單談一談教學的一般原則和方法：

一、運用現代漢語句法知識，進行古今句式比較，正確理解句意

現代漢語中常式句一般表達形式為：

（狀語）定語+主語+（狀語）謂語+（定語）賓語（補語）

我們可以把現代漢語的常式句作為“標準句式”拿來與文言文的句式進行比較，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古今句式的不同之處。從而識別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確理解和翻譯文言語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裝句”為例來談談這一方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文言文的倒裝句，也叫“變式句”，就是句子的表達形式不同于現代漢語“常式句”的句子。

近年來，國內語言學界對漢語語法的闡釋已經走出了許多新的路子，許多學者都試圖從漢語自身的角度出發探討漢語語法之不同于印歐諸語言的特點。許多觀點雖然還不是很成熟，但新方法、新思路無疑已為語法界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和一片生機。其中以申小龍博士的文化語言學觀最為引人注目。筆者亦曾從社會文化心理、思維認知和漢語獨特的結構出發考究語法的特征，認識到漢語語法具有較明顯的彈性特征，并初步概括為語言表達時的氣脈連貫性，組詞成句中的鏈式序列性和語言理解時的整體認知性。〔1〕由此看出，漢語語法的結構是取“意合”而輕“形合”，“以神統形”，表現出濃厚的民族語言的人文主義傳統。

我們在研究中還發現，一種語言的語法特點往往跟記錄這種語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許多關系。雖然語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現必然要適應并有利于這種語言的存在和發展。也就是說，一種文字與被記錄的語言，必然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上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否則，這種文字就會失去長存的資格。當然，文字與語言的哪一要素聯系得較明顯，這會因文字的特點不同而有所偏重。從漢字來看，它與漢語語法的個性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漢字的特性適應并支持了漢語語法的意合特點，同時，漢語語法性征也是漢字得以長存的因素之一。

漢字是現代世界上各種記錄語言的文字中唯一繼承傳統而被保留下來的文字。它與音節文字、音素文字構成當今文字的三大類型。音節文字與音素文字是通過記音而達到記義的。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則是直接記義的。它在記音方面不甚明顯，也就是說，漢字在聯系語音方面的功能是較弱的。在漢語圈中，同一漢字在不同方言區可以讀不同音而在意義的理解上卻又是相同的。所以，漢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義性。它是建構在音形義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其最大特點是既以形表音，同時又以形表義；其間音與義是通過形體建立聯系的，即音與義之間是間接取得聯系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漢字的三維結構。有如下圖所示：

形體

↓↓

語音……→語義

我們在研究中還發現，一種語言的語法特點往往跟記錄這種語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許多關系。雖然語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現必然要適應并有利于這種語言的存在和發展。也就是說，一種文字與被記錄的語言，必然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上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否則，這種文字就會失去長存的資格。當然，文字與語言的哪一要素聯系得較明顯，這會因文字的特點不同而有所偏重。從漢字來看，它與漢語語法的個性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漢字的特性適應并支持了漢語語法的意合特點，同時，漢語語法性征也是漢字得以長存的因素之一。

漢字是現代世界上各種記錄語言的文字中唯一繼承傳統而被保留下來的文字。它與音節文字、音素文字構成當今文字的三大類型。音節文字與音素文字是通過記音而達到記義的。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則是直接記義的。它在記音方面不甚明顯，也就是說，漢字在聯系語音方面的功能是較弱的。在漢語圈中，同一漢字在不同方言區可以讀不同音而在意義的理解上卻又是相同的。所以，漢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義性。它是建構在音形義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其最大特點是既以形表音，同時又以形表義；其間音與義是通過形體建立聯系的，即音與義之間是間接取得聯系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漢字的三維結構。有如下圖所示：

形體

↓↓

語音……→語義

（虛線表示間接性）

漢語的意合特點，就是漢語的理解和表達不依據某些客觀的標記(形態變化)來確認語言組織，缺乏“客觀性”。比如，我們請十個人來標點同一篇文章或口語，就會有十種標點法，因為每個人對句子的“意盡為界”語感不同，客觀上我們又找不到可以確定界限的形態標記。由于客觀標記缺乏，語言結構的確認上就更多地依靠人的主觀感覺和判斷，依靠人的邏輯為基礎的推理。因此漢語在結構安排中，也就盡量順應自然的邏輯事理。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鋪排語詞。這種以邏輯事理顯示語法結構和脈絡的意合方法和以人的主觀感受來體認語言組織的方法，都說明漢語語法是一種需要人的主題意識積極參與的語法，而不是像西方形態語言的語法那樣可以對之作客觀、冷靜的形式標記分析的語法。漢語的這種主體性強，人的因素突出的特點，我們稱之為漢語的人文性。漢語句子的句讀本體，邏輯鋪排。意盡為界，都體現出這種濃郁的人文性。因為這些特點都是既簡單又靈活，沒有刻板的規定和硬性的標志作“非此即彼”的劃分。因而需要充分憑借人的語文感受來駕馭和把握。中國現代語法學就在于用西方的形態語言硬性規定的形合語法來解釋非形態的漢語的軟性，彈性的意合語法。與西方語言相比較，漢語在表達和理解上有哪些特點呢?

一、意合與形合

漢語語法是一種意合語法。所謂意合。首先表現在漢語語詞的組合在詞的形式上沒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講究邏輯意義的通順。我們通常所說的“搭配不當”、“主謂不合”、“動賓不配”，大都是邏輯問題。我們分析一個聯合詞組，不是考慮并列的成分在詞形上是否相同。而是考慮它們是否屬于同一等級的不相交叉的概念；我們分析一個偏正詞組，不是看修飾語和中心詞之間在性、數、格上是否一致。而是看定語和中心語、狀語和中心語、中心語和補語之間是否正確，恰當地表達了修飾和被修飾、限制和被限制、補充和被補充的關系，是否使概念更加明確。我們把一個短語組合成句子，考慮的是推理正確。例如用“因為”“所以”聯系的兩個分句必須是因果關系。而無須像英語中的復句那樣考慮兩個分句中動詞的時態、體貌形式是否用對了。王力先生說過：就句子的結構而言。西洋語言是法制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法治”和“人治”的區別。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區別。

漢語的意合還表現在漢語的組合往往不顧語法上是否合理，在“口語”里，隨意地用幾個意義支點合在一起表意。例如：“恢復疲勞”。“打掃衛生”，“吃食堂”，“曬太陽”。“養病”，“救火”從語法上看說不通。“病”說“治”怎么能養呢?“火”該“滅”。怎么能“救”呢?應該太陽曬我。怎么我曬太陽呢?再如“一個電話我就趕來了。”可是這些詞語在語義上卻很清楚。而在英語里，這些例子的意義往往要說幾句話才能說清。但漢語在表達和理解時只需選幾個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塊兒。

當然。說漢語重意合。并不是說漢語沒有語法，而是漢語缺乏西方形態語言那種以形合為主的語法，正如著名語言學家洪堡德所說：“任何語言的語法，總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標記或語法規則顯示出來的，另一部分是隱藏著的，是假定不借助標記和語法規則可以設想的”。而“在漢語里。跟隱藏的語法相比，明示的語法所占的比例是極小的。”所謂“隱藏”的“設想”的語法，就是約定俗成的意合法。因此漢語語法規則的基本依據是意義。

二、流動與限定

一、重大的進展

1．理論建樹初具規模。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科學。科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因為它建立在樸素的客觀規律之上。對外漢語教學盡管頭緒紛繁，卻是有規律可循，從理論上探索這些規律，把幾十年來國內外漢語教學的經驗加以總結，從中歸納出若干規律，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是對外漢語教學學科成熟的標志。已故的熙先生說：“現在世界上有各種理論，漢語有其特殊性，我們應該提出自己的一種理論來，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熙，1989）現在，“對外漢語教學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由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兩部分組成；基礎理論包括語言理論、語言學習理論、跨文化交際理論和一般教育理論等；應用理論是指教學理論和教學法（教學法的部分內容具有理論性質，因此不妨把它也歸入理論范疇）。”（《紀要》，1995）至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理論，則是一種綜合的、跨學科的理論，它是建立在綜合應用語言研究、語言學習研究，語言教學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圍繞著理論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論文，其中呂必松、胡明揚是其代表。然而，框架雖然搭起，研究卻還不能說十分深入。真正稱得上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的文章，為數并不多。當然，我們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從事理論研究，但我們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理論研究者。如果說，一個理論研究十分薄弱的學科，猶如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決不為過。我們期待著更多的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對象更加明確。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賴以建立的前提。對特殊對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門學科朝著精密科學發展的必然途徑。對外漢語教學的特殊研究對象，熙在1989年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漢語研究，這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是后備力量，離開漢語研究，對外漢語教學就沒法前進；另一方面是對外漢語教學本身的研究，而這決不僅是教學經驗的問題。四年之后，盛炎、沙礫認為，對外漢語教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就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內容、途徑和方法”。（盛炎、沙礫，1993）到了1995年，我們對特殊的研究對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就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即研究外國人學習和習得漢語的規律和相應的教學規律。研究的內容則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全過程。從“學”的角度，要研究學習者是如何學會并掌握漢語的；從“教”的角度要研究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學和語言測試等全部教學活動，其研究目的是為了揭示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內在規律，以便指導教學實踐。（《紀要》，1995）只有研究對象明確，才能產生具有指導意義的具體的研究成果。我們根據研究對象，可以分別開展學科理論研究、漢語本體研究和方法論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點。既然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對象是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問題，那首先要把“學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漢語本體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側重點上不同于一般的漢語研究。

在漢語本體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點是運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外語的比較，從而找出學習的難點，“所謂難點，就是中國人看來容易，外國人學起來困難的地方。在語音、語法、詞匯三方面，漢語都有自己的民族特點，這些特點往往就是難點。”（王力，1985）研究語法結構，研究語音規律，對本國人來說，一般規律也就夠了，但對于外國人來說，只掌握一般規律是學不會漢語的，常常一用就錯，這種錯誤往往啟發研究者去注意中國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問題，于是促使我們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習慣用法”和“例外現象”的研究。這種從教學中發掘的研究課題，具有對外漢語教學本體研究的獨特視角。其研究，不僅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本身，也對現代漢語研究起了促進作用。在漢語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陸儉明、鄧守信、王還、劉月華、趙淑華、佟秉正、輿水優等。

至于研究“教”和“學”，與其他語言作為外語教學是有共性的。這也就是在創始階段，我們不斷引進、介紹各種外語教學法的原因。外語教學法的研究，在國外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關于這方面的著作已經很多。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無疑應該借鑒國外先進的教學法，吸取其精華，為我所用。但在研究漢語教學法時，正如張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記漢語本身的特點，二不能忽略中國傳統語文教學千百年經驗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視國外某些教學法它們一方面顯示其優越性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出一些嚴重問題的這種缺陷。”（張清常，1990）這是十分中肯的話。

一、普通話擬聲詞研究小結

饒勤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現代漢語擬聲詞研究綜述》一文，以《馬氏文通》為始將發表的有關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著作論文進行概述。論文將這些擬聲詞研究分為三個階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認為前兩階段“擬聲詞經歷了從附屬于其他詞類到獨立列為一類的過程”，第三階段以熙《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孟琮《北京話的擬聲詞》和馬慶株《擬聲詞研究》等三篇論文為代表，開拓了將漢語擬聲詞放在語音系統中進行分析的視角。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一

語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基礎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兩方面的來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員，二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院校抽調來的部分學者。建所初期，語言所規模不大，卻匯集了丁聲樹、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傅懋勣等著名學者，他們領導了語言所早期的漢語語法研究、漢語方言研究、漢語音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漢語語音研究等學科的工作。

1，現代漢語規范工作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和政府對語文規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開始連載呂叔湘、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語法的熱潮。語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圍繞著促進漢語規范化的目標而展開。如《語法講話》的編寫，方言調查工作的開展，《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以及《中國語文》雜志對現代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討等。

1955年10月，由語言所負責籌辦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開幕詞里說：“我們所提出的漢語規范化問題，那就是要確定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盡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標準，那就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采取必要的步驟使得這全民族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語匯方面減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統一性。”呂叔湘在會上宣讀了他和羅常培合作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漢語規范化的意義、原則和需要做的具體工作項目作了詳盡論述。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了若干研究課題，并就組成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擬訂《現代漢語詞典》編纂計劃、擬訂漢語方言初步普查計劃等工作形成了決議。這次會議的文件后來匯編成《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1956)。這以后，語言研究所的各個研究組分別就語法、語音、詞匯、方言、詞典編纂等工作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2，漢語語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