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會學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15 05:58:54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女性社會學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婦女，性別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礎上成立的。在過去的10年中，在理論研究上，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擔全國社科基金課題、浙江省社科規劃重點課題以及福特基金會、加拿大CIDA等國際基金會資助課題十多項。在教學上，與浙江師范大學聯合招收社會學專業女性社會學方向碩士生，在浙江師范大學法政經濟學院為社會學專業碩士生教授女性社會學必修課，在由香港中文大學、中華女子學院和美國密西根大學聯合招生的婦女學研究生班上，負責設計“社會性別與中國社會”課程和組織師資，并教授“婦女越軌與對婦女的越軌”專題課程。同時，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還承擔了“婦女性健康熱線大學生志愿者培訓”、“浙江省地市工會女工部長社會性別意識培訓”等培訓項目以及福特基金會資助的“社會一心理一醫學新模式救助婦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熱線”等行動項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繼續以研究為中心，以教學和行動為兩翼，三者合一、三者聯動；爭取得到單位領導、有關部門和學界主流進一步的支持；繼續提升相關能力，增長相關知識，包括學術研究、教學、行動、組織建設等方面；進一步開拓知識性的行動，積累和傳播行動性的知識；進一步推進浙江省婦女研究、婦女學教學和有關行動，擔當積極的協調人的角色；進一步在全國女性社會學建設和發展中發揮骨干作用；在推進全國婦女／性別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相關行動中，發揮積極的組織和協調作用。今后3年的計劃主要有：(1)在學術研究方面，繼續協調全國有關研究力量，組織出版婦女發展藍皮書系列；進一步開展有關反對拐賣婦女兒童、反對商業性易及預防婦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關的專著；繼續發展海峽兩岸婦女學界的交流，編輯出版臺灣婦女學界的研究論文；廣泛深入地開展婦女學，尤其是女性社會學學科建設的研究，發表更高質量的論文和專著；進一步開展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工作，推動青年骨干的成長。(2)在教學(培訓)方面，繼續在浙江師范大學社會學碩士生中開設女性社會學必修課，并盡可能擴大女性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生招收人數；進一步指導學生撰寫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論文，努力培養一批既掌握婦女理論，又具有較高女性社會學專業理論水平的專業人才；根據已有的力量，積極組織和參與有關婦女學方面的科研人員培訓、師資培訓I和學生培訓。(3)在學科建設方面，繼續在女性社會學學科建設中，在課程設置、學術研究和項目行動方面，發揮骨干作用和組織協調作用；進一步協調全省和全國力量，根據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會學方面的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發揮“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發展網絡”的力量，以一種新的活力，更廣泛和深入地推進婦女／性別學的學科發展；與中國婦女研究會、中國社會學學會等主流學術機構，以及中國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網絡、全國反家暴網絡等婦女非政府組織建立更多的聯系，以進一步發揮該基地在全國學科建設中的地位。
二、陜西省委黨校婦女，性別研究基地
近年來，陜西省委黨校在婦女，性別研究及干部培訓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訓渠道上不斷拓展。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婦女理論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進主體班次，已成為市廳級領導干部進修班、縣委副書記縣長進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優秀科級干部培訓班的必上專題；發揮“三秦大講堂”平臺，邀請著名婦女發展研究專家宣講婦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黨校優勢資源舉辦不同主題的培訓班。(2)在培訓內容上不斷完善。在主體班次、領導干部研究生班開設的“當前領導干部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研究”中，設有“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婦女發展與社會和諧”、“領導藝術與女性參政”等專題。在面向碩士研究生、本科生開設的《憲法學》、《發展社會學》等課程中，都設有“婦女發展與社會發展”、“人口問題與計劃生育國策”等內容。培訓內容越來越全面、系統、深入。(3)在培訓能力上不斷提高。陜西省委黨校現有教授和專家學者100多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女專家學者。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門，從事哲學、經濟學、法學、黨史黨建、科社理論與實踐、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婦女理論與實踐等學科的教學與研究。(4)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創新。近5年來，基地有十余人次參加了各種層次女性問題理論研討，發表相關論文十余篇。
未來3年內，該基地爭取打好基礎，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內出版1-2本女性學方面的專著、1本論文集。二是培訓有所突破，在培訓的人數、內容和質量上更能滿足需要。三是結構有所突破，與高校、社科研究機構和婦聯建立更加廣泛深入的聯系，將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學科基礎之上。基地將從構建和諧社會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關注婦女和性別問題，不僅關心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更關心社會公平環境；不僅注重政策體系完善，更注重實踐推進進程；不僅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更重視熱點問題探討；不僅支持女性學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學者參與，力求將為進一步推進婦女，性別研究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在西部地區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遼寧省委黨校婦女／性別研究基地
篇2
關鍵詞：農村；貧困女性；社會支持網絡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學術界提出"貧困女性化"概念，開創了對婦女貧困的系統化研究。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婦女大會所形成的《行動綱領》指出：當今世界上 10 億多人生活在貧窮狀況下，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期國家，婦女貧窮人數日增現象成為一個重要問題，這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一個短期后果。此外，造成婦女貧窮的原因還有僵硬的社會性別角色、婦女獲得權力、教育、培訓等機會有限以及其他不穩定的因素。[1]
一、農村女性貧困現狀
所謂貧困就是由于制度、資源、環境、生理等因素所引起的個人或家庭的最基本的物質生活不能滿足，以及由此而滋生出的人文方面的貧困，中國農村婦女貧困也基于這兩個方面。
物質貧困。從收入方面來看，收入的增長取決于所從事的非農職業。資料顯示，中國農村婦女在非農產業就業所占比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農村女性的工資水平遠低于男性工人。此外社會保障方面也存在嚴重的性別差異。在中國農村僅有1/3的孕婦接受了四次專業人員的照顧和檢查，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中女嬰死亡人數占絕大多數[2]。
人文貧困方面：首先是文化權利的貧困，主要表現在婦女文盲發生率高，輟學率高，文化權力的缺失直接影響農村婦女的發展能力。其次是知識貧困，農村80%的是留守婦女，地域、生產條件、科技等限制，使她們缺少獲取知識、交流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和男性相比她們更容易陷入貧困。政治權利的貧困主要表現在婦女參政機會少，缺少話語權。
二、社會支持概念的界定
有關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理論的界定主要有四種取向：一是功能取向；二是結構取向；三是主觀評價取向；四是互動取向。
在國內，有學者認為:社會支持可表述為各種社會形態對社會弱勢群體所提供的無償救助和服務。 [3]有學者認為:"社會支持是一個人通過社會聯系所獲得的能減輕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4]
三、農村貧困女性社會支持網絡分析
1、以救濟為主要方式的制度支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維持社會穩定，為貧困家庭提供支持和幫助。但總體而言，目前社會保障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在現實生活中，許多極為貧困的農村女性并未以其個人名義獲得救助的機會。
調查資料顯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的過程中，有些真正困難的家庭沒有享受到國家政策的救助。被訪女性說："規定是定了，但是村里鄉里還不是一樣，誰有面子誰有門路就能辦低保。有時候有救濟下來我們都不知道，后來聽領到的人才說。我們也交過低保申請，可是至今沒批下來。該給的不給，不該給的卻給了。
2、以親緣為中心的社會支持
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強調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男系血緣決定親疏的特點。但當前家庭的親緣網絡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姻親關系進入了差序格局，家庭網絡也向雙系并重過渡。甚至有倚重女系親屬的跡象。
訪談資料顯示：在現實生活中，從男女性親屬雙方提供的支持類型看，沒有大的不同，既包括工具性支持也包括情感性支持。實際上，貧困家庭在尋求親緣支持時，更多依賴的是資源的可得性，而不是親緣關系的遠近。
中國人最信任的對象是家人，其次是熟人，最后才是生人；(2)中國人最愿意交往、依靠的人是家人和親屬。[5]在家庭本位的中國社會，親屬強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家庭支持最主要的社會資本，而當公共領域的正式制度支持出現匱乏和不平等時，私人領域的非正式支持在貧困的應對中就越來越扮演著重要角色。
5 位農村貧困女性訪談的結果顯示，她們或多或少得到過不同網絡資源的社會支持，包括主動求助、被動接受。值得重視的一點是，貧困對親緣支持的損傷很大。家庭越貧困，獲得親緣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親屬的資源較匱乏。被訪女性說："誰也幫不上我。丈夫這邊公婆都年邁，兄弟關系很一般，不愿意幫忙啊。我娘家這邊兒兄弟姐妹雖多，可是過的都一般，有的身體還有病，也只能是各顧各了。我們家是誰都考不上啊，誰都幫不上我們。"
另一方面是貧困女性自身缺乏社交資源。這也是農村現實狀況中的一個普遍現象，農村的社交活動和資源本來就少，大部分女性背著貧窮的擔子無心參加少有的社交。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是導致家庭時間配置性別化的根源，女性的時間被規范在家庭內部。繁重的家務勞動幾乎擠占了貧困女性的所有時間，使她們沒有時間和親戚朋友聚會、交流。
被訪女性說："在村里有什么集體活動啊，無非就是大伙坐在一起聊聊天，偶爾打打牌，可我哪有那閑心啊，家里外邊活一堆，你不做沒人替，就連娘家也只能是過年時回去看看。去也不能空著手啊，娘家人又多。唉，還不是因為窮受的罪嗎？"
總之，對于農村貧困女性來說，由于經濟拮據，她們沒有機會和時間發展人際關系，導致資本欠缺，進而導致在社會支持方面，她們可利用的資源匱乏。
四、建議
重視貧困對女性的影響，認識到解決女性貧困問題對中國減貧的重要性，從貧困女性自身需求出發，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體系有以下幾點建議。
1、增強社會性別敏感的反貧困政策建議，切實考慮貧困女性的實際需求
作為制度支持一種的婦聯是能夠傳達女性愿望的最直接的機制，注重專職婦聯干部的配備和培養，解決貧困女性問題的同時，向農村貧困女性傳授知識和技能，進一步提高自身脫貧能力。強調和重視不同貧困婦女的經驗、認識和觀點，傾聽貧困婦女聲音。
2、加強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的支持
隨著社會分化和整合的程度不斷提高，各種組織和團體的作用也日益增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也越來越明顯，農村貧困女性處于一種弱關系，因此，更需要這類組織，帶動、提高基層組織的辦事效率，給予基層組織在知識和技能上的指導，發揮基層組織在解決貧困女性的作用。
3、進一步構建親戚鄰里的支持
親屬和鄰居是農村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的主要提供者。親屬主要為貧困女性提供情感支持和金錢支持，鄰居主要為她們提供物品支持、生產支持。所以仍要以親密關系為中心為貧困女性建立支持網絡。
參考文獻：
[1]95 北京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叢書編委會.95 北京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論文選[C].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56.
[2]世界銀行.中國國別社會性別報告[R].2002:26-34.
[3]李敏.資源視角:貧困女性社會支持的實證研究[J].長白學刊,2010,(3).
[4]李強.社會支持與個體心理健康 [J].天津社會科學,1998,(1).
篇3
論文摘要:隨著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進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別差異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本文從基本概念、研究價值、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趨勢等方面對我國近十年來性別教育的研究動向進行了初步分析。
隨著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進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別差異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性別教育成為教育研究中的一個新領域，其研究也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之中。理清我國性別教育研究的思路，對性別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國內近十年性別教育的研究進行一個綜合動態的分析。
一、性別教育相關概念界定
所謂性別即男女有別，它是根據男女兩性之間的差異所作出的區分。了解兩性之間的差異，是我們討論教育中的性別議題的前提和基礎。在現實生活中，性別差異主要表現為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生理性別指男女兩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體表現為生理結構和生理機能兩方面的差別。而社會性別則是與生理性別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主要指兩性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下形成的性別特征和差異，即社會文化形成的對男女差異的理解，以及在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于男性或女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
研究者對性別教育概念的表述上雖不盡相同，但其實質卻沒什么差別。有學者認為性別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據男女學生生理與心理的差異，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兩性都獲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發展。性別教育的實質不在于消除兩性發展上的差異，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兩性都獲得全面發展。也有學者認為性別教育是教育的一個分支，是形成性別觀念和性別態度，產生相應性別行為的社會化教育過程。它是以社會和人們的性別觀念為基礎，通過有形和無形的方式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它影響著受教育者性別認知的發展和性別觀念的形成。
二、性別教育研究價值及理論依據
(一)研究價值
“學校即社會”，如同復制社會階層和社會分工一樣，學校教育通過性別的學習和規劃也復制了社會性別。在教育領域中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用社會性別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來審視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別分化現象，破除教育領域中的性別偏見。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解放人類的力量，在教育領域中引人性別議題，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而且可以改變沿襲已久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偏見;同時引起人們對性別議題的關懷心、敏感度，以及使人們獲取有關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識和技能，把個人感性的、下意識的性別經驗提升為性別群體共同的理性的自覺認識和行動。進行性別教育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解構教育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減少甚至消除性別歧視。
(二)理論依據
1.心理學理論基礎
性別形成的心理機制一直以來都是心理學家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論、社會學習理論、認知發展理論和圖式理論等為代表的解釋性別形成的各種理論，它們試圖從不同角度分析個體性別形成過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派認為:“生理結構就是命運。”婦女的生育角色、性別身份和性的選擇是由女性的生理特點決定的，任何不服從自然要求的婦女，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論以一種“男性中心”的視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許多質疑和批判。阿爾伯特·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方式是完全習得而來的，性別角色的獲得也是大量觀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結果。科爾伯格的認知發展理論則認為，性別行為是一個內部認知發展過程，它的形成是兒童主動學習的過程，兒童在這一過程中充當著性別社會化的主體。隨著智力的成熟與發展，兒童可以達到自我的社會化，自己選擇與自己性別適宜的行為。同時認為，性別定型的過程也必然服從于兒童認知發展規律。馬丁和哈文森的性別圖式理論融合了認知發展和社會學習理論中有價值的部分，把人、特質和行為分成男性和女性兩個范疇，強調社會性因素的性別差異以及性別類型發展理論的趨勢。
2.社會人類學理論基礎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塔爾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論，認為個人要完成社會化就必須內化文化價值觀念和社會角色期待。只有經過社會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內化到個性體系，才能對個人的行為起制約作用，行動者才能使動機與角色期待一致起來，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別的形成正是在個體習得文化對性別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會文化決定論者瑪格麗特·米德根據對阿拉佩什、蒙杜古馬和特哈布利三個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會的性別特征的調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傳統觀點那樣是性別本身固有的，而是社會文化的產物。
3.性別雙向化理論基礎
以性別雙向化理論和性別圖式理論為代表的當代美國著名性別心理學家本姆，質疑以往男女兩性的分類標準，認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對兩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性別特質雙向化的理論，認為現實生活中個體的性格特征是豐富的，即可能是性別雙向化的或雙性化的，他/}L們既有所謂的男性化特質，又帶有所謂女性化的特質。同時還認為在性別特質上非常傳統的個體會抑制任何被認為與其性別角色不符的行為，表現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質，而雙向化類型的個體則會較自由地表現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為。本姆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別歧視的教養方式促進兒童社會化的主張。這種教養方式對兒童早期的發展和未來性別平等意識的培養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別教育研究進展
(一)性別角色教育方面
針對“角色”一詞，中西學者有過各種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會群體中，社會對特定人或群體的行為表現的期待。它是社會群體的組成元素，其中身份與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別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結構和功能的差異，以及由于受到傳統觀念和社會文化的影響，造成了社會對不同性別的身份地位、行為表現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種社會對性別群體的先驗的看法與期待。在性別角色教育中，我們要認識到性別角色受多種因素影響，它是社會發展和歷史積淀的產物。首先，性別角色的差異是由于生理結構和功能的差異決定的，這一因素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別角色更多是受到歷史發展和文化傳承影響的，是社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對不同性別的觀念和期待。性別角色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外在行為和內在態度兩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國關于性別角色教育專門研究的期刊論文有10余篇，主要是從雙性化理論、性別角色認同、因性施教、性別角色的差異、性別角色的社會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關于雙性化性別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場和方向不同，其觀點也不盡相同。雙性化理論認為個體本身既有與其生理性別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著另一性別的特征，這兩方面都應得到充分發展。而另一些學者則站在了相反的立場，認為應該針對個體的生理性別進行相應的、與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別特征更加明顯。 (二)性別差異教育方面
性別差異是指男女在生理差異、內在態度、外在行為，以及社會認同、社會期待等方面的差異。在教育領域，性別差異研究除了關注上述要素外，還注重對個體學習性向、學習能力、思維方式、智力發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來，國內研究性別差異教育的專著有《性別差異與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別差異教育的研究多為期刊論文，主要從學生人學情況、教育經費使用、教育收益(回報率)、學生學習狀況等方面進行了性別差異研究。從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現我國各級學校男女生人學比例;分析學校教育中教育經費的分布比例;比較各類學校男女畢業生就業狀況;分析學習性向的性別差異狀況;比較學習能力及學習優勢的性別差異;尋找適合男女生的教學方法、學習方式;發現學習發展狀況以及各種關鍵期的性別差異，等等。同時，研究還涉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性別差異，包括教師自身性別對教學過程、教學方式的影響，教師自身性別對其教師專業發展、職業上升空間、教師身份自我認同感等方面的影響;同時還包括教師由于自身性別造成的對不同性別的學生的態度、管理方式、情感表達等方面的影響，尤其是教學中性別歧視的研究。
(三)性別平等教育方面
性別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針對不同性別學生出現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現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況下的不同對待;文化傳統對不同性別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與看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不同性別學生的顯性的差異對待和隱性的情感差異對待;教育過程及就業過程中由家庭、學校、社會等方面造成的性別歧視，等等。我國近十年來關于性別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紀的水平。而臺灣的性別平等教育起步較早，目前已做得相當完善，已經形成了系統化的課程，課程內容涉及性知識、性心理、性態度等方面，并力圖破除傳統文化脈絡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將課堂上所認識到的知識轉化為生活實踐。大陸方面，近十年來關于性別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從少數民族、高等教育、就業、啟蒙教育、農村入學比例、女性主義等視角進行了分析探討，呈現了我國教育在人學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關研究，但關注的人較少，由于在入學后的教育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學校教育結束后，就業情況是呈現性別教育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這一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開展。
(四)性別意識教育方面
性別意識指的是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等進行觀察、分析和規劃的觀念和方法。近十年來，我國關于性別意識方面的專著有《性別意識與女性形象》、《性別的革命》《性別別政治》《性別與法律:性別平等的法律進路》等。我國的性別意識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學科教學、教師教學、教師意識、性別刻板印象、雙性化教育等方面進行的。在教師性別意識教育方面有較大進展，教師性別意識教育是指教師從社會性別的角度，以實現教育的社會性別公平為目的，對教育制度、學校管理、教學過程、課程教材和師生關系等進行觀察、分析和規劃的觀念和方法。教師社會性別意識教育的目的就是通過有組織、有計劃、系統的教師職前教育和職后培訓，使教師獲得與社會性別和教育有關的知識和經驗，并將這些知識和經驗運用到教育實踐中，以消除教師的性別刻板印象。在這一研究方向，我們也可以看到，是堅持雙性化教育立場還是傳統男性化教育立場，對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響。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學生傳授性知識，幫助學生了解人體結構，尤其對引導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誤區，正確看待自己及異性，妥善處理異性間關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國內的性教育剛起步不久，對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據性教育的國際水平對國內性教育現狀進行審視，從中產生大量問題，如教師不講授讓學生自己看書或粗略帶過，甚至有的學校還沒有開設課程，再如國內性教育的內容較為簡單貧乏，并且沒有一以貫之，缺乏連續性和規范性。關于這一方面還有待進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關于性教育內容的科學性有待進一步提高，近十年來我國出現了一些生命科學研究者與教育研究者合作進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從而推進了我國性教育內容的規范化、科學化。還有一些人文學者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對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進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適合兒童年齡特點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徑，從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實有效。
篇4
關鍵詞：彝族；社會性別；婦女
中圖分類號：G122.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9-0248-02
一、研究的背景
伴隨著19世紀西方文化變遷先驅古典進化論者泰勒、摩爾根、傳播論者文密斯、佩里，新進化論者懷特、期圖爾德和人類學先驅博厄斯、布朗、馬林諾夫斯基等名家譯著在20世紀中后期以來在國內的陸續出版，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掀起了文化熱，文化變遷問題的探討自然不在話下，從文化變遷理論和方法的介紹研究到具體對象的定性、定量研究，已取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同時，學術風氣在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思潮的激蕩中反思和批判，在舶來與固有之間的不斷碰撞中磨合，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鉸鏈中拓展，致使文化領域的研究視域呈現多樣化。社會性別理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引入文化領域的研究的。一批西方學者如康奈爾、費爾斯通、米利特、，魯賓、卡莫迪、海登、羅森伯格、托馬斯、弗雷澤、斯岡茨尼、韋斯特馬克、謝苗諾夫、摩根、艾柏登等，他們通過對社會性別概念演變的描述，從挑戰原有的生物性別入手，揭示了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賦予角色的社會性，勇敢地否定了以生物性別來定義兩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角色和期望的傳統做法；彰顯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對社會性別的期待和角色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性別規范以及兩方式和社會角色具有各自的特點；昭示社會性別是不斷變化的并通過社會文化對兩性施加影響，從而使社會成員在這一過程中學習和接受他們的社會角色和社會期待；凸顯了人的主體性，打破了人為限制個人發展的文化陋習，強調從人的個體和主體角度來考慮人的自由發展和價值實現問題。
國內專家學者沿著上述社會性別理論、方法的思潮，結合國內的女性發展問題，主要以村落、婚姻、宗教、語言、家族、飲食、歌舞、體育、旅游等為切入點進行拓展研討。20世紀90年代開創的彝族社會性別研究視域正是這樣的折射物，作為一種后繼理論雖沒比前驅理論解決更多的問題，但已不再囿于研究傳統，即沖破了彝族男性世界話語權的樊籬，逐漸把彝族性別制度的“因”與“變”、兩性關系的“經”與“權”納入研究的視域，開始思量女性的文化悖論，對所繼承的彝族文化知識提出質疑，推動了研究彝族社會性別的步伐。
二、研究成果
從目前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截至2011年底的CNKI系列數據庫和讀秀文獻搜索結果中，國內外相關彝族社會性別研究成果并不多。我們從研究的類型分專著、學術論文二類進行述評。
（一）專著
從截至2011年底的讀秀文獻搜索結果看[1]，專著并不多，而且從研究的內容和性質上看，主要傾向于呈現事實，如馬林英的專著《彝族婦女文化》（1994）這樣的理論探討較少。該書系國內外第一本向讀者全頂系統地介紹四川彝族婦女文化的專著，為全面了解彝族婦女提供了藍本，但可能因體裁和目的所限，總體上屬于彝族女性固態文化事實和事件的描述，而未及理論上加以探討 [2]。另外，四川省編寫組編寫的《四川省涼山彝族社會調查資料選輯》（1987）收集了新老涼山各縣的部分社會調查資料，其中，有些涉足了民俗文化中婚姻、宗教習俗等問題，但也只是對事實的記錄，沒有做進一步的分析、闡釋，只能作為指涉社會性別的活題材。袁亞愚的《當代涼山彝族的社會和家庭》（1992）以社會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基于調查的材料，對涼山彝族社會及家庭進行了系統、全面、深入和多層次的描述，并作了認真的分析、比較與綜合研究。但還不是嚴格意義上來探討社會性別問題，只是社會性別在探討過程的各種元素關系中凸顯了影響力。再有，嶺光電搜集整理的《涼山彝族有關婦女的諺語》（1986）也是一部涉獵社會性別研究的語言文獻書[2]。該書從婚姻、習慣法、審美等11個方面展示作為社會結構的基礎來體現社會結構的原型的語言材料，這些關涉女性的語言結構（主要指語言的深層結構）隱含著傳統社會中的女性生活和文化活動，只可惜著者沒從理論上加以闡釋。
（二）學術論文
與專著相比，學術論文（截至2011年底的CNKI系列數據庫）從社會性別視域研究的領域更加廣泛[3]，涉足了婚姻與家庭、宗教民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生育與健康、服飾與工藝美術、社會人口流動、職業分工等問題，并呈現了相關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側重面不一樣，首先，主要集中在彝族女性的角色上即家庭和婚姻的探討上，如《當代涼山彝族——婚姻文化中女性角色的變遷》（馬林英，1999）、《西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涼山彝族婚姻文化變遷中的女性角色》（王秀英，2009）、《當代彝族女性價值觀與社會角色的變遷》（米正國，2000）、《舊話新說——論涼山彝族婦女過去的地位》（羅曲、爾古阿枝，1997）、《涼山彝族婦女婚育觀的現代變遷》（1996）、《涼山彝族農村婦女的婚權及其實現的障礙》（馮敏，1993）、《涼山邊緣區彝族婦女婚姻與生育的調查分析》（攀希群、王瑞玉等，1990）等。其次是宗教民俗的研究，如《涼山彝族女孩成年禮儀》（沙馬日體，史軍，2007），《女性形象動態變遷的宗教鏡像——對涼山彝族畢摩教反思的性別視角》（徐睿，2008）、《宗教與性別社會化——畢摩教在涼山彝族女性生命轉折點中的作用》（徐睿，2007）、《涼山彝族的求子儀式》（蔡富蓮，1998）等。其余皆是零星研究，如涉及教育的《涼山彝族女童教育面臨的問題和發展對策》（潘正云、馬林英，2000）、《涼山彝族女性教育管窺》（劉明新、馬吟秋，2006）；涉及彝族婦女流動的《結構功能視角中的少數民族婦女外流——以涼山彝族為例》（郝亞明，2008）；涉及衛生防疫的《500例高山彝族婦女生殖系統感染影響因素研究》（劉民甫、胡曉明等，2008）、《涼山彝族生活環境改革與婦女的健康發展考察》（馮敏、羅涼昭，2000）；涉及民間文學、諺語的《對彝文典籍中婦女形象的探討》（伍呷，1992），涉及婚姻、家庭等社會問題的《淺析涼山彝諺所反映的婦女地位的多樣性》（唐黎明，20008）、《性別背后的權利反映——淺析〈媽媽的女兒〉中的彝族傳統性別觀》（沈曉雁，2009）；涉及法律的《彝族婦女在婚姻習慣法里的法律地位——兼與清代婚姻法比較》（張曉蓓，2003）；有涉職業分工的《彝族農村婦女在西昌城區經商情況調查》（康華，1994）；涉及民俗服飾和民間工藝的《中國彝繡》（肖惠華，2003）、《淺談涼山彝族婦女服飾藝術》（吳虹，2007），涉及綜合研究的《涼山農村彝族婦女可持續發展研究》（馬林英，2000）等。近年又呈現一些熱點問題的探討特別是有關旅游方面的較為突出，如肖雪、吉木阿洛的《對涼山彝族婚俗旅游開發的幾點思考》（2008），康玲、鄧思勝的《旅游開發與節日民俗文化變遷的互動關系分析》（2009），鄧思勝的《西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旅游開發中的涼山彝族節日民俗文化變遷研究》（2006）等。
三、研究綜述
以如上所述的研究視域觀之，彝族社會性別研究的領域在不斷擴大，但研究的質量卻參差不齊。整體上傾向于呈現資料的形式進行描述記錄，基礎理論研究較為薄弱；研究方法創新性和科學性不足，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單一學科知識的研究，缺乏多學科知識交叉于整合的意識與眼界，從而難以對紛繁復雜的彝族社會文化變遷的完整圖景作出全面而客觀的闡釋。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性別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彝族女性，或者說是“彝族女性問題研究”。它與對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離，形成一個封閉的思維圈，未能全面揭示彝族女性與男性共生共長及其對立分化過程中各自的特殊性和作為人的存在的同一性。而且這些研究諸多過分強調政治因素，往往將彝族婦女放在大的社會背景下，揭示其政治、生活地位，缺少對女性生活經歷的分析。而且，在研究過程中雖然注意到實證的調查方法，但卻以宏觀的抽樣調查為主，其中包括許多政府統計數字分析；研究的課題多是彝族婦女在現存社會中所存在和面臨的實際問題。這種研究方法主要是在結構功能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推測，難以表現彝族女性自身的主觀經驗。如果能夠在這種研究中適當運用人類學深入訪談的微觀調查手段，就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前提下對婦女個人的主觀行動以及她們對彝族社會的看法做進一步了解，從而勾畫出彝族婦女地位變化的軌跡。確實，多年來彝族婦女研究成果是起到了參與公共政策決策的積極作用。但是，整個婦女研究沒有走出邊緣的境地，也沒有能夠在主流媒體發出響亮的聲音，這可能都與婦女研究界畫地為牢的思維方式有關。在這種情景中，我們有必要強調從婦女研究轉入社會性別研究的重要性，把婦女作為創造歷史的主體來介入對主流社會文化的改造。
綜上所述，彝族社會性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邊緣狀態，相關研究還沒有對彝區社會中兩性差異擴大、婦女地位在某些領域下降和婦女發展趨勢做出有說服力的回答，實證研究不充分，影響了社會性別研究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探討和解答。
參考文獻：
[1] http：///#.
篇5
關鍵詞：高校教師；科研產出；性別差異；中介效應一、引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學技術和創新能力成為了世界各國競爭的核心要素。高等學校作為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基礎研究方面，高校更是主要力量。
中國女性人口總數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但長期以來，由于各種文化、歷史、社會、學校和家庭，乃至女性自身的原因，女性在高層次人才中所占比例相對較小。伴隨著社會經濟和高等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傳統家庭角色的桎梏，成為人才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性高校教師的數量更是與日俱增。從表1可以看出，在2009―2013年間，高校女性教師所占比例始終處于46%～48%之間，和男性教師所占比例基本持平，但高職稱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不到30%，副教授中女性的比例也未達到45%。教師的職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的科研水平，女性教師在教授、副教授中所占比例低于男性教師，意味著杰出的女性教師少于男性教師。是什么制約著女性教師成為優秀的研究者呢？是先天生理因素還是后天發展中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男女教師間的性別差異值得探究。尤其是在美國科學社會學家科爾提出“科研產出之謎”后，即研究發現女科學家出版物的數量僅是同年齡組男科學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高校教師科研生產間的性別差異更是成為了研究焦點。本文通過梳理已有研究，結合相關理論，試圖探尋造成科研產出性別差異的原因。
二、相關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社會學家科爾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最早提出科學家間存在性別差異，經研究發現男性科學家比女性科學家更容易獲得晉升的機會，這種差異在享有聲望的大學或研究機構中更為明顯。[1]女性科學家的科學聲望一般沒有男性科學家高，她們的工作往往也不被重視，即使在世界一流的科學家中，如在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女性也不能與男性平分秋色，這就是科爾提出的“科研產出之謎”。
（一）性別歧視與科研產出之謎
性別歧視是指對待某種性別的個人或由個人組成的團體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態度或評價。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為雇傭者對不同性別的被雇傭者的態度和行為的不同，往往體現在就業或晉升機會以及酬勞的不同。傳統的觀點認為男性的工作能力比女性強，女性更適合家庭工作，從而使人們容易對工作中的女性產生偏見和歧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橫向隔離，即男女在某一職業中的構成比例與其在全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二是在具有較高技術、地位以及收入的職位上存在女性所占比例低于男性的縱向隔離現象；三是受女性比男性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的刻板印象的影響，認為女性的工作表現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在工作中對女性給予更少的獎勵和報酬。
?高校科研?1高校教師科研產出性別差異及其原因探析謝宇和舒曼（Yu Xie and Shauman，1998）在其著作《科學界的女性：從業歷程與成就》一書中，從生命歷程角度考察科研產出之謎，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女性教師的科研產量顯著上升，存在性別差異上的趨同效應。[2]但性別差異仍然存在，遠未完全消弭（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Kyvik and Teigen，1996；Rauber and Ursprung，2007etc.）。[3][4][5]這種科研產出的性別差異在高產的教師間表現更為嚴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6]在杰出的研究者中，女性教師所占比例顯著少于男性教師所占比例（Primack and Leary，1989）[7]，男性教師被定義為多產（每年超過三篇論文等價物，即將專著等折合成論文）的比例比女性教師高，沒有發表文章的女性教師所占比例比男性所占的比例高（Kyvik and Teigen，1996）。S著年齡的增加，這種性別差異先減少后增加。40歲以下，男女教師科研產出差異最大，男性教師發表文章量是女性的2倍，但是在40歲以上這種差異就很小了，在50歲以上又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40歲以下水平（Kyvik and Teigen，1996）。[8]勞貝爾和烏爾施普龍（Rauber and Ursprung，2007）的研究從側面驗證了這一結論，他們發現女性經濟學家在38歲也就是職業生涯開始8年左右，科研生產力開始下降。在48歲，即職業生涯18年時，有所恢復。有研究表明這種科研產出性別差異，在早期就已存在。[9]朗（Long，1990）采用協方差分析研究了生物化學博士早期科研生產情況，發現在博士期間，男博士比女博士多發表26%的文章。所在機構性質和學科不同，差異表現也不相同。[10]謝宇和舒曼認為這種性別差異應歸結于背景特質和所在機構的特點不同上，如女性更可能就職于教學類學院而非研究型大學。學科性質不同，科研產出不同。薩克斯和阿雷東多等（Sax and Arredondo etc.，2002）在對美國來自429個教育體系的128423名教師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發現純理論學科對男性及非終生教職女性科研產出有著顯著正影響，尤其對男性；生命科學對終生教職女性影響顯著（終生教職女性在這些部門產量高）。[11]漢莫維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在對文章和書賦予不同權重的前提下，得到教師科研產出總量，研究發現屬于生物和心理科學的教師科研產出較高，人文學科的教師科研產出較低。當把樣本僅僅局限于女性教師時，發現生物或心理學科教師的文章發表數量更高。[12]
國內學者對高校教師科研產出間的性別差異研究也越來越多。無論是從省級科研成果獎、申請到自然科學基金，還是情況來看，結果表現一致，即高校教師始終表現為男性教師比女性教師科研產出多，但在教授中的低產人群中女性科研產出高于男性（嚴艷，2008）。[13]施遠濤和陳雪玲（2011）對湖北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企業中的科技人員進行調查分析，發現這種性別差異主要存在于高產組。總體來看，獲獎教師中女性所占比例要高于男性，但獲得地市級及以上獎項的教師中，男性所占比例高于女性。在l表的論文數量方面，發表3篇及以下論文的教師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發表4～8篇論文的教師中，女性所占比例和男性相差不大，但是發表9篇及以上論文的教師中，男性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14]
根據性別歧視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設1：女性教師的科研產出低于男性教師。
（二）家庭分工及時間配置與科研產出之謎
家庭分工與時間配置理論認為家庭本質上是由具有互補性人力資本和不同比較優勢的配偶雙方組成的共同體。長期以來，家庭夫婦之間的分工基本模式一直是男性主要從事外部市場活動，女性主要從事家庭內部工作，這種分工部分取決于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一旦完成受孕過程，女性就控制了子女的再生產過程，包括子女的喂養與照顧，而男性則很少參與這類活動，因此認為女性在家庭內部工作上存在比較優勢，也就是說婦女的家庭邊際產品對市場工資率的比率高于男性。因此，一個有兩種性別的、有效率的家庭就會把女性的主要時間配置到家庭部門，而把男性的主要時間配置到市場部門。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生育率的降低，女性在市場性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加強，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比較優勢可能發生變化，女性也有可能形成市場活動的比較優勢，從而減少其對家庭的依賴，增加市場的工作時間。再加上，市場工資率在逐漸提高，對于女性而言，除了閑暇，家務勞動占用了她們大部分的非市場時間，家務勞動和市場工作時間之間的替代性較大，因此市場工資率的提高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往往大于收入效應，從而增加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基于家庭分工與時間配置理論討論“科研產出之謎”的研究有很多。首先，討論婚姻對科研產出的影響。科爾和扎克曼（Cole and Zuckerman，1987）發現婚姻狀況并不影響女科學家的科研產出，并且杰出的已婚女性比杰出的單身女性出版物要多。[15]福克斯（Fox，2005）研究發現二婚的女性科學家比第一次結婚的女性科學家科研產出高，主要是因為二婚的女性科學家傾向于嫁給男科學家，進而對女性科學家的科研產出產生積極影響。[16]總之，大部分的研究得出婚姻并不是科研產出之謎的關鍵影響因素。其次，配偶的職業及收入對科研產出性別差異的影響值得關注。漢莫維奇和莫根施特恩（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研究發現男女教師科研產出的性別差異主要是來自于高產組教師之間的差異，因此他們探究了影響女性成為杰出學者的因素，發現丈夫的收入和杰出正相關，丈夫收入一方面能夠減輕家務和撫養孩子的負擔，另一方面可以使夫妻間存有競爭意識，為了和對方匹配而不斷努力。[17]還有研究表明，配偶是科學家或者在相同領域工作對女科學家科研產出有積極作用（Fox，2005），嫁給科學家的女科學家要比嫁給其他男性的女性出版物多40%（Cole and Zuckerman，1987）。李星蓉（2011）從側面證明了這一結論，她通過對499名諾貝爾獎得主中僅有的11位女性的調查發現，在這11名女性中有三名終身未婚，已婚女性中又有五名女性的配偶是高學歷高素質的科學家。再次，撫養子女情況一直被認為是產生科研產出性別差異的關鍵因素。[18]凱韋克和泰根（Kyvik and Teigen，1996）對挪威的四所大學的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孩子越小，女性教師認為由于孩子帶來的研究不便越多，男性教師普遍沒有女性覺得不便多。有11歲以下孩子的女性教師的科研產出比同齡男性少41%。當孩子的年齡超過10歲時，這種差距就會縮小為8%。為了從照顧責任中分離出生孩子和休產假對科研生產的影響，將教師分為兩組，一組是有6歲以下孩子的教師，一組是有6-10歲之間孩子的教師。前后兩組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孩子的年齡對男性沒有影響，有6歲以下孩子的女性比相同情況的男性科研產出少60%，有6-10歲之間孩子的女性教師的科研產出比相同情況下的男性少30%。[19]施遠濤和陳雪玲（2011）對湖北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研企業中的科技人員進行調查發現，有43.2%的女性每天要花2個小時及以上的時間用于子女教育，而男性僅為22.5%。[20]
然而，也有研究發現，家庭相關因素并不影響教師的學術產量，女性能夠很好地平衡家庭、孩子和工作的關系。大量的女性教員在獲得終生教職前不結婚不要小孩，并且，相對于男性而言，家庭負擔導致更多的女性離開學術工作或者選擇非終生職位（Sax and Hagedorn etc.，2002）。撫養孩子無論是對杰出研究者還是其他研究者都沒有顯著影響，杰出女教師和普通女教師擁有相同的平均孩子數量（Cole and Zuckerman，1987），一方面是由于女性教師會減少其他活動時間來撫養孩子，另一方面她們可能會更有效率地利用時間（Hamovitch and Morgenstern，1977）。
基于家庭分工與時間配置理論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設2：家庭負擔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假設3：工作努力程度是家庭負擔影響高校教師科研產出的中介變量；假設4：家庭負擔對女性教師科研產出的負向影響更大。
（三）社會角色認同與科研產出之謎
人類在社會中扮演的眾多角色往往容易導致角色沖突，針對個體在社會中扮演各個角色間的沖突，斯特賴克提出了角色認同理論。他認為一個人在社會或組織中處于不同的位置，也就擁有許多不同的自我，認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個體與所占據的位置相關聯的自我定位的內在化。大量的角色身份組成自我，角色認同是按照角色身份的重要性順序確定的，這樣就容易產生不同的認同顯著性，認同顯著性將影響人的行為，比如一名同時是母親和教師的女性，如果她的認同顯著性是教師，那么她將花更少的時間在照顧孩子身上。認同顯著性來自于：個體獲得他人支持的程度；對某種身份保證或承諾的程度；從角色身份中所獲得的內在或外在的獎賞。認同顯著性高的角色比顯著性低的角色更能影響人的行為，一旦個體的某一認同在顯著性等級中是高的，個體就會產生同這一認同預期行為相一致的行為。此外，當認同在顯著性等級中是高的，人們傾向于將維持這些認同的情境當作是機遇，并在角色中凸顯這一認同。如果教師角色認同顯著性高于母親角色認同顯著性，女性將有更強烈的愿望抓住每一個機會去成為杰出教師。基于他人的觀念或社會界定的認同往往能夠導致個人產生與這些共有觀念相一致的行為，如傳統觀點認為女性能夠更好地照顧家庭，促使許多女性成為了家庭主婦。
偏向于事業型、渴望被認可的教師科研產出相對較高（Sax and Hagedorn etc.，2002），男性教師表現出比女性教師更強的社會發展效能感，故男性教師比女性教師科研產出高（Tower and Plummer etc.，2007）。[21]林聚任（2003）認為女性科技人員科研情況不如男性，主要是因為女性結婚后便把工作放在了次要地位，不把事業成功作為其追求的主要目標，生育子女也會耗費她們許多時間、精力，甚至意志，影其對工作的投入，甚至會中斷其職業生涯。[22]
基于社會角色認同理論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設5：社會角色認同越傾向于事業型，科研產出量越高；假設6：女性教師的社會角色認同得分低于男性教師；假設7：事業型社會角色傾向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高；假設8：工作努力程度是社會角色認同傾向影響高校教師科研產出的中介變量。
（四）學術社會網絡與科研產出之謎
社會網絡是由行動者作為“結點”，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作為“邊”所構成的描述社會關系的網狀圖。社會網絡對于個體而言既是一種社會支持也是一種社會約束，個體既能從社會網絡中獲得幫助也會受到社會網絡的制約。學術社會網絡是學者在學術領域內構建的社會網絡關系。學術社會網絡主要通過兩種機制影響科研產出：一是信息交流機制。隨著學科分化加劇，研究者具有的知識更加專業化，而基于現實的研究問題常常具有一定的復雜性，研究者甚至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變得越來越重要。良好的學術交流和合作，不僅能夠通過優勢互補提升科研效率，還能夠通過思想的碰撞獲得新的研究啟發。二是資源獲取機制。主要是通過一定的社會網絡關系，獲得更多的科研資源，包括人、財、物。女性的學術社會網絡規模、網絡異質性和網絡資源都不如男性。受家庭負擔的影響，女性沒有充足的時間用于非正式的學術交流，因此學術社會網絡更為單一，男性具有更強的動用社會網絡資源的能力，更加大了這種差距。另一方面，男性在與核心學術圈子建立網絡關系中明顯占有優勢，長期以來核心學術圈子以男性為主。根據自我分類理論，上下級性別相同可以讓他們更好地理解對方，性別不同時，溝通頻率相對較低，因此，具有較高職務的男性偏好于同性別的職工，女性缺乏與高層次研究者合作的機會。
科研合作是研究者動用學術社會網絡資源的一種體現。科研產出之謎在性別歧視、家庭分工以及身份認同等方面無法尋求到滿意的答案，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視線投向了科研合作。有合作伙伴比沒有合作伙伴的教師科研生產力要高，在女性教師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Kyvik and Teigen，1996）。研究在學術領域中早期的性別差異，發現對女博士而言，孩子降低了其與導師合作的機會進而導致科研生產力低，但是對男博士而言，孩子并不影響其合作（Long，1990）。[23]梁文艷和周曄馨（2016）基于中國“211工程”大學教育學科教師科研生產數據，發現女性除與導師建立的合作關系外，擁有的和動用的社會資本均低于男性。[24]朱依娜和何光喜（2016）利用2013年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數據，從社會網絡視角分析發現，女性科研人員的學術社會網絡規模欠缺并不是導致科研產出性別差異的重要原因，與國內外學術界和企業界紐帶關系的結構性欠缺是導致性別差異的關鍵因素。[25]
根據學術社會網絡及已有研究，提出假設9：合作與高校教師科研產出正相關；假設10：男性教師比女性教師更多地參與科研合作；假設11：合作是性別影響高校教師科研產出的中介變量。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基礎科學研究的科研產出主要體現為論文、專著等，應用性學科科研產出則更廣泛，包括專利、成果轉化等等。從指標可比性、可重復檢驗性、數據可得性角度出發，我們選擇出版物數量作為科研產出的衡量指標，因此，選擇基礎性學科教師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教師的科研能力，因此，將研究對象限定為研究型大學教師。考慮到上述兩個原因，本研究采取隨機便利抽樣法對某研究型大學教育學全體教學科研崗教師發放問卷，回收問卷100份，其中有效問卷85份（85%）。從表2可以看出，樣本構成基本符合要求。樣本中女性教師所占比例（42.4%）和總體中女性教師所占比例（45.2%）基本一致。從職稱分布來看，樣本中的講師、副教授、教授比例（分別為25.9%、32.9%、41.2%）也與總體（分別為23.8%、36.2%、40.0%）相符。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本研究采用的是2012年一年的數據，出版物中的著作是一個需要長時間積累的產物，因此，本研究的科研產出并不考慮出版著作的情況，將的數量作為科研產出量的主要指標。但論文之間存在質量差異，趙肖為等采用Bradford區域分析法對期刊論文賦權，認為一般學術期刊權重為1，核心學術期刊權重為3。借鑒其研究成果，結合本研究的實際情況，對不同質量的論文賦予一定的權重：科研產出=獨立普通文章+獨立核心*3+非獨立核心*3/2+非獨立普通文章*0.5。考慮到獨生子女政策以及養老保險制度的逐漸健全，家庭負擔僅用是否有入幼兒園前的孩子衡量，工作努力程度則以教師實際用于科研的時間衡量。社會角色認同變量借鑒洛貝爾和克萊爾（Lobel and Clair，1992）的研究，采用七級李克特量表測量：在您的生活中您偏重于家庭還是事業，選擇越靠近1代表越傾向于家庭型，越靠近7代表越傾向于事業型。用以下幾個題目做補充：我生活中的滿意度主要來自家庭還是事業；參與家庭活動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工作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我愿意付出超過領導期望的努力去工作。最后兩個問題進行反向計分，將每道題的得分相加，總分越大越偏向于事業型，越小越偏向于家庭型。學術社會網絡主要考察的是合作網絡，以是否有合作發文來衡量。[26]教師的科研產出還受職稱等變量的影響，但考慮到職稱與科研產出之間存在互為因果關系，因此，選擇研究經驗作為控制變量，以第一次距今時間作為研究經驗。具體見表3。
表4對各變量進行了描述。85個教師樣本中，有49個男性教師，36個女性教師，男性教師的平均科研產出（4.50）高于女性教師的科研產出（3.68），研究經驗也比女性教師豐富。8%的男性教師和25%的女性教師家里有入幼兒園前的孩子，男女教師都略傾向于事業型，并不存在太大差異，拒絕假設6。但男性教師每周用于科研的時間（27.47）要比女性教師（23.47）多。在合作方面，男性教師合作發文的比例（73%）高于女性教師（69%）。
本研究數據分析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總效應檢驗，主要為了檢驗假設1，4，5，9，構建模型1，RePro表示教師科研產出，Gender表示教師性別，Exp表示教師的研究經驗，Fload表示教師的家庭負擔，Id為教師的社會角色認同，WEffort表示工作努力程度。第二部分是中介效應檢驗，主要為了檢驗假設2，3，6，7，8，10，11，借鑒巴倫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對中介效應的分析方法[27]，在模型1的基礎上建立模型2，3，4。通過依次檢驗這4個模型的回歸系數，來判斷工作努力程度以及合作的中介效應是否顯著。如果β16、β23、β33顯著，且β13不顯著則家庭負擔對科研產出的影響都是通過中介變量工作努力程度實現的，如果β13顯著，則家庭負擔對科研產出的影響只有一部分是通過中介變量工作努力程度實現的。同理，根據β15、β16、β25、β35的顯著性判斷身份認同對科研產出的影響是否通過工作努力程度的中介效應實現，β11、β17、β21、β41的顯著性判斷性別對科研產出的影響是否通過合作的中介效應實現。
四、假設檢驗
（一）總效應檢驗
如表5所示，女性教師的科研產出量低于男性教師，當加入性別與家庭負擔交互項后，這種差異加大，但控制工作努力程度后，差異又有所減小，進一步控制合作變量，差異再次縮小，但這種差異始終不顯著，拒絕假設1，因此，在該校教育學學科內并不存在性別歧視。研究經驗對高校教師的科研產出始終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對男性教師而言，家庭負擔與科研產出負相關，但對于女性而言，家庭負擔與科研產出正相關，女性可能為了平衡家庭負擔帶來的負向影響，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工作，拒絕假設4。教師的社會角色認同越傾向于事業型，科研產出量越高，但并不顯著，拒絕假設5。工作努力程度與教師科研產出正相關，且在0.1水平上顯著。合作是影響高校教師科研產出的關鍵變量，參與合作的教師比沒有合作經驗的教師科研產出量高出2.52篇，且在0.05水平上顯著，接受假設9。
（二）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檢驗工作努力程度與合作的中介作用，對模型1、2、3、4分別進行了回歸。從模型3可以看出，女性的工作努力程度低于男性，但家里有入幼兒園前孩子（家庭負擔）的女性工作努力程度要高于男性，但都并不顯著，拒絕假設2。研究經驗與工作努力程度負相關，即研究經驗越豐富用于科研的時間越少。家庭負擔是影響工作努力程度的關鍵因素，家庭負擔越重，工作努力程度越低，且在0.05水平上顯著。家庭負擔對女性教師的工作努力程度的影響要小于男性教師，但并不顯著，拒絕假設4。教師社會角色認同越傾向于事業型，投入工作的時間越多，即工作努力程度越高，且在0.01水平上顯著，接受假設7。在合作方面，女性教師參與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師，但這種差異并不顯著，拒絕假設10。研究經驗越豐富，教師參與合作的比例越高，且在0.1水平上顯著。對男性而言，家庭負擔與合作負相關，但對女性而言，家庭負擔與合作正相關，也就是說當家庭負擔較重時，女性更傾向于通過合作來消除家庭負擔對科研產出帶來的負面影響，但都不顯著。在模型2中，家庭負擔對科研產出有顯著的消極影響（0.1水平上顯著），在模型3中，家庭負擔對工作努力程度也有顯著的消極影響（0.05水平上顯著），并且在模型1中，工作努力程度對科研產出的積極影響也顯著（0.1水平上顯著），而家庭負擔對科研產出的消極影響在模型1中并不顯著。根據巴倫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對中介效應的分析方法，以及賈德和肯尼（Judd & Kenny，1981）對完全中介效應的定義，可以判定家庭負擔對科研產出的影響都是通過中介變量工作努力程度實現的，接受假設3。在模型3中社會角色認同對工作努力程度有顯著的積極影響（0.01水平上顯著），但在模型2中社會角色認同對科研產出的積極影響并不顯著，因此，工作努力程度并不是社會角色認同傾向影響高校教師科研產出的中介變量，拒絕假設8。由于女性教師和男性教師在科研合作以及科研產出方面并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合作并不是性別影響教師科研產出的中介變量，拒絕假設11。
五、結論與建議
以某研究型大學教育學為例，基于性別歧視、家庭分工和時間配置、社會角色認同以及學術社會網絡理論分析高校教師科研產出的性別差異，發現該大學教育學教師科研產出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但在該學科內并不存在性別歧視。家庭負擔對教師的科研產出有顯著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女性往往承擔更多的養育子女的責任，女性教師為了消除由于家庭負擔帶來的消極影響，投入比男性教師更多的時間用于科研，無形中加重了女性教師的工作負擔，帶來另一種形式的性別不平等，因此，需采取一定的措施來改善女性教師在高校中的生存狀態，尤其是處于生育最佳期的女性青年教師。另一方面，合作是影響科研產出的關鍵變量，科研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縮小性別差異，但女性教師參與合作的比例低于男性教師，因此，需多激勵女性教師參與科研合作。
1.為女性青年教師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青年教師是高校發展的后續力量，能否有效提升青年教師的科研能力對提高高校整w的科研水平至關重要。科研產出的性別差異也主要存在于青年教師間，因此，為了縮小教師間科研生產力的性別差異，應注重女性青年教師的發展。對于低職稱的女性青年教師，應提供國內做訪問學者或出國訪學的機會，鼓勵她們多參與和申請相關課題。此外，女性青年教師由于正處于最佳生育年齡，往往承擔著較重的家庭負擔，因此，對于有三歲前孩子的女性教師，在教學工作量和行政工作量上應予以減免，使得她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
2.倡導女性教師在哺乳期后盡快平衡家庭與事業的關系
哺乳期的女性不可避免地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甚至在哺乳期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以家庭為主。因此，應鼓勵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師盡快回到科研領域，盡快平衡家庭與事業的關系。在部分國家，為了鼓勵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師積極參與科研，專門為這類女性教師設置資助金。如德國在《高等學校特殊綱領》中明確規定，養育假滿后，還會給予女性教師一定的重返工作崗位資助金。在澳大利亞的一些大學，為了鼓勵剛剛生育完孩子的女性教師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也會對這部分女性教師提供一些補助。此外，哺乳期后的女性教師也應主動平衡家庭與事業的關系，逐漸以事業為重，從偏家庭型向偏事業型轉變。
3.為女性教師創造更多的參與科研合作的機會
參與科研合作有利于提升教師的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在合作的過程中，教師們互相交流思想，共同探討研究問題，豐富了研究視角。科研合作還有利于促進教師之間資源的共享，尤其是跨學科的合作交流，有利于碰撞出知識的火花，提高教師的科研產出，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發現，女性教師參與科研合作的比例較低。科研合作在高校教師科研生產過程中十分頻繁。有合作伙伴比沒有合作伙伴的教師科研生產力要高，在女性教師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因此，應加強女性教師的科研合作意識，鼓勵女性教師多參與科研合作，并為女性教師參與科研合作創造更多的機會，從而提高她們的科研生產能力和生產水平。
參考文獻：
[1][15]Cole，& Zuckerman.（1987）.Marriage，motherhood and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science.Scientific American，119C125.
[2]Xie Yu，& Shauman，K.A.（1998）.Sex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roductivity：New Evidence about an Old Puzzl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8（6），847-870.
[3][12][17]Hamovitch，W.R.，& Morgenstern，D.（1977）.Childre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Academic Women.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48（6），633-645.
[4][8][19]Kyvik，S.M.（1996）.Child Care，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Productivity.Technology，& Human Values，21（1），54-71.
[5][9]Rauber，M.，& Ursprung，H.W.（2007）.Life Cycle and Cohort Productivity in Economic Research：The Case of Germany.CESifo Working Paper，（2093），2-46.
[6][11]Sax ，L.J.，& Hagedorn，L.S.，& Arredondo，M.，& Dicrisi，F.A.（2002）.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Exploring the Role of Gender and Family-Related Factors.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43（4），423-445.
[7]Primack，R.B.，O'Leary，V.（1989）.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Men and Women Ecologist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Former Graduate Students.Bulletin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70（1），7-12.
[10][23]Long，J.S.（1990）.The Origins of Sex Differences in Science.Social Forces，68（4），1297-1316.
[13]嚴艷.高校“近親繁殖”教師科研生產力狀況實證研究――以S醫學院為例[D].長沙：中南大學，2008.
[14][20]施遠濤，陳雪玲.性別差異視角下女性科技人員科研產出之謎探究――基于湖北省的實證調查[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1（2）：60-65.
[16]Fox，M.F.（2005）.Gender，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among Scientist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35（1），131-150.
[18]李星蓉.我國高科技領域中女性發展現狀及對策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1.
[21]Tower，G.P.，& Ridgewell，B.（2007）.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Gender-Based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the World’s Best Journals.Journal of Diversity Management，2（4），23-32.
[22]林聚任.論科學家研究成果的性別分化[J].開放時代，2003（3）：122-127.
[24]梁文艷，周曄馨.社會資本、合作與“科研生產力之謎”――基于中國研究型大學教師的經驗分析[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6（2）：133-156.
[25]朱依娜，何光喜.學術產出的性別差異：一個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J].社會，2016（4）：76-102.
篇6
關鍵詞： 高校 女性科研人員 激勵機制
激勵機制是高校管理運行的核心，是提高高校整體組織效率的動力所在。高校科研管理中，激勵機制在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科研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女性進入高等院校從事科研工作的人數逐年增加。女性科研人員在我國高等院校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將高校女性科研人員激勵機制作為一項課題加以研究，建立并實行女性科研激勵機制，就越來越成為高校科研管理層關注的重點。
一、高校女性科研人員激勵機制現狀分析
1.高校科研激勵機制存在性別盲區。
高校目前并沒有依據科研人員的性別差異和社會家庭分工現實狀況而制定相應的科研激勵政策，沒有體現社會性別差異敏感性，現行科研激勵政策還存在性別盲區。科研產出的最佳年齡區是25—45歲，峰值為37歲[1]。然而在最佳科研產出年齡時期，生理結構特點決定了女性不得不中斷科研，投入生兒育女的偉大使命之中。由于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女性除了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還要扮演家庭的傳統角色。性別差異導致女性在各種激勵政策評審和晉升機會分配中處于劣勢，隨之產生劣勢積累效應。有學者尖銳提出，這是在無視兩性差異基礎上，依照主流社會的男性標準來衡量女性的激勵機制；現行激勵機制表面看似平等，實際隱藏著性別的不平等[2]。
2.高校科研激勵機制實施過程中存在著隱性性別歧視。
高校激勵機制實施過程中，領導往往認為女性容易被家庭子女羈絆，因而將晉升機會留給男性。此外，同行評議的評審是激勵機制實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由于評審專家，即“仲裁人”受其個人偏好、社會觀念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難免產生各種偏見和缺陷，特別是性別偏見。有研究發現，同行評議過程中不一定只是男性對女性帶有偏見，女性“仲裁人”跟男性一樣，更傾向于選擇男性[3]。這樣會嚴重影響女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科研熱情。
3.缺乏針對高校青年女性的培訓激勵和目標激勵。
據教育部統計數據，2010年我國高校女性中36—40歲年齡段女性人數迅速上升，并接近男性人數；31歲以下女性人數已超過男性。高校青年女性科研人員已逐步成為高校科研領域的中堅力量。她們正處于科研事業的起步階段，渴望有不斷學習、各種培訓、出國進修等機會來充實自己、提高自己。同時也渴望組織上能幫助她們建立長遠的目標任務，明確科研發展方向。然而，目前高校決策層并沒有重視當前高校性別比例的變化，更沒有出臺針對高校青年女性科研人員的培訓教育計劃和激勵措施。
4.缺乏針對女性科研發展關鍵期的激勵政策。
高校科研領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別分層現象，女性層次結構和科研產出偏低，從事尖端研究的女性更是鳳毛麟角。社會學者景懷斌和趙蘭香研究發現，高校女性科研人員在特殊年齡階段，尤其是剛剛進入婚姻家庭生活的時期，更是值得高度關注的關鍵期。在此關鍵期，她們主觀價值取向悄然發生著微妙變化，事業的目標定位和成就動機都會下降，阻礙她們向高層次發展。同時，女性在這一時期感知環境影響比男性更敏感。因此，針對高校女性科研發展關鍵期的激勵措施將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遺憾的是女性關鍵期主觀價值的微妙變化并沒有引起高校決策層的高度重視，也缺乏針對高校女性關鍵期的激勵措施。
二、阻礙高校女性科研人員發展的因素
1.阻礙高校女性科研人員發展的社會因素。
由于生育養育子女的使命和社會家庭角色的格局的影響，同年齡階段的女性在科研上的精力投入與男性無法比擬。同濟大學所作的問卷調查顯示，“每天用于家務勞動的時間2小時以上”的女教師有64.5%，男教師只有35.5%。湖北問卷調查顯示，有48.8%的女性每天要花2個小時及以上的時間用于家務勞動，而男性為此所花的時間僅為女性的25.1%。新疆高校女教師的一項調查顯示，有52.7%的女教師業余時間多用于做家務。社會分工格局、婚姻家庭角色，羈絆著女性在時間和精力上對事業發展的投入。
2.阻礙高校女性科研人員發展的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女性生理結構特點決定了女性比男性更感性且較少理性，抽象思維能力較薄弱，客觀上導致了女性科研人員在研究成果方面比男性明顯更少。女性未能像男性那樣較深入地進行教學研究和學術研究，因而女性在科學知識的寬度、深度方面明顯處于劣勢。
心理因素中性別意識往往導致女性成就動機偏低。社會學者景懷斌研究發現，中國女性的成就動機普遍低于男性，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成就動機顯著低于相應水平的男性[5]。高校女性在經歷結婚生子的特殊心理過程后，往往容易產生自卑心理和依附心理，更愿意選擇輕松的生活，對事業的追求精神被逐步淡化。這種強化性別意識、降低自身要求的結果，必然阻礙了她們科研事業的發展。
3.同行評議中隱性性別歧視阻礙高校女性科研人員發展。
同行評議用于科研活動的所有評價環節，包括學位和職稱評定、項目資助申請、期刊論文審稿、研究機構的評價等。可以說，同行專家充當“仲裁人”的角色，他們決定著每一位科研人員的學術命運。由于同行評議的“仲裁人”受其個人閱歷、個人信仰、不同社會文化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難免產生各種偏見和缺陷，特別是性別偏見。為此，社會學家曾進行過一些實證研究，發現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同行評議過程中，女性“仲裁人”也跟男性一樣，更傾向于選擇男性，而非像過去認為的那樣，如果存在性別歧視問題，那么一定是男性對女性的偏見。
三、建立高校女性科研人員激勵機制的探索
1.建立符合女性特點的績效激勵機制。
高校決策層應建立健全一整套既體現人文關懷、符合女性特點的績效評價體系和適合各層次女性科研發展的考評制度，并將之視為可促進高校科研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重要途徑。
高校女性科研人員往往要肩負家庭、教學和科研多重任務，在精力有限的情況下，想要兼顧各方面工作，很難做到盡善盡美，最終往往在科研上難以取得明顯成果。因此，建議在現有考核制度的基礎上，根據女性特點和各自專長、不同的崗位性質及個人特點等幾個方面進行考量，制定有利于發揮她們各種創新能力的考核規則和標準，進一步完善考核機制。一方面，實行彈性管理，讓一部分女教師以教學為主，在職稱評定和年終考核中適當降低對其科研能力的要求。對以科研為主的教師，則相應降低對其教學工作量的要求，減輕他們其他方面的工作負擔，使其能安心在各自崗位上開展教學與科研工作[6]。另一方面，制定女性突出成果獎勵條例和設立以創新能力為核心的考核標準，鼓勵女性多出高質量、高水平的突出成果，使優秀人才和大師級人才脫穎而出。
2.加強對青年女性培訓激勵和目標激勵。
目前在我國高校科研領域，一方面青年教師呈現“女性化”傾向，另一方面女性層次結構和科研產出偏低。由于青年女性科研人員正處于科研發展的起步階段，因此高校應加強對青年女性的教育、培訓激勵并建立長遠的目標激勵。筆者建議，①可定期組織、舉辦各種有利于女性科研人才成長的培訓課程、講座、研討會等活動。目的在于激發她們的科研興趣和動力，使她們擁有更遠大的理想和抱負。②構建青年科研創新團隊，吸納一定數量、一定比例的科研能力強、技能互補的青年女性科研人員加入，使青年女性成員在科研實踐中得到學習和鍛煉，不斷提高和成長。③結合學校發展規劃和個人特長制定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并在目標實施各階段進行考核。這樣不僅可以使她們逐步確立科研發展方向，還可以激發她們追求新目標的責任和熱情[7]。
3.制定針對女性科研發展關鍵期的激勵措施。
許多發達國家相繼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和期待更多女性重新回到科研領域，積極參與科學研究。我國高校也應該出臺一系列專門針對女性科研發展關鍵期的體現人文關懷的激勵措施。如，①放寬女性的年限，讓女性在安心度過生育養育子女的最困難時期后重新回到科研事業發展中。②處于科研發展關鍵期的女性常常在各種限額申報評審中處于劣勢，為此，建議實行“同等條件下特殊年齡段的女性優先”的政策。這樣不僅可以優化科研人員的性別結構，還可以樹立榜樣，調動更多女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③予以經費補貼和社會資源幫助，減輕家庭負擔等，使她們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科研事業，做到家庭、事業兩不誤。
4.營造公平的激勵氛圍。
首先，高校管理層應堅持公平原則，重視當前高校科研人員性別比例的變化，注重培養女性科研人員，做到機會均等。平等是一種最基本的激勵方式，它有助于環境和諧和科研團隊凝聚力的形成。其次，在各種評審活動中，一方面要求教育評審專家改變舊的傳統觀念，嚴格執行公平原則；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女性參與的比例，激勵更多的女性科研人員主動積極地申報各種獎項、項目、晉升等。最后，要保證各個環節的公平性，還要樹立典型和標兵。這樣才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具有廣泛的號召效應。
參考文獻：
[1]施遠濤，陳雪玲.性別差異視角下女性科技人員科研產出之謎探究[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1（2）：60-65.
[2]章梅芳，劉兵，我國科技發展中的性別平等問題的現狀與對策[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06（3）：6-11.
[3]張非非，同行評議中性別歧視問題研究綜述[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2）：68-72.
[5]景懷斌.中國人成就動機性別差異研究[J].心理科學，1995（3）：180-182.
[6]呂惠蘭.高校女性人力資源管理的激勵機制研究[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2011（2）：23-25.
篇7
論文摘 要:語碼轉換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或語言變體之間進行的轉換,在口語和書面語中都存在這一現象。在國際化的趨同背景下,中國也注入越來越多的時尚元素。網絡作為普及化的媒體資源,無疑成為時尚信息最好的傳播介質。由于時尚元素的國際化特點,時尚信息網站中頻繁出現英漢語碼轉換現象,起到了簡潔語言、體現時尚感、解釋說明、調節語氣的作用,迎合了讀者的口味。
一、語碼轉換及其相關研究
語碼轉換是指在同一對話中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變體。可能只是一個詞發生轉換,也可能連續幾個句子發生轉換;變體可能是不同的語言,也可能是同一語言的不同風格(Carol,1988)。語碼轉換作為語言接觸的結果之一,在過去得到眾多研究領域的重視,比如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教育學等(何自然、于國棟,2001:86)。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大陸和外界的聯系越來越頻繁。漢語和英語之間的語碼轉換現象非常普遍。作為語言接觸和跨文化交際中的一種普遍現象,語碼轉換開始不斷地出現在日常生活當中,比如電視廣播、報刊雜志、流行歌曲、廣告以及網絡語言等。漢英之間語碼轉換也隨之成為許多語言學家研究的對象。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有關語碼轉換的論文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西方理論的介紹及研究現狀的綜述(范琳,1998;陳耘,2003;姚明發,2007),實證型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對英語課堂和方言等語碼轉換現象的分析上(黃成夫,2004;陳孝宗,2007),而研究時尚信息網站語碼轉換的非常少。
二、中文時尚信息網站英漢語碼轉換的語用功能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中文時尚信息網站。提起“時尚”這個詞,許多人都會聯想到服飾、化妝品、新潮食品、旅游及現代家居生活等。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時尚追求者已經將其信息來源從時尚雜志轉移到了網絡。目前,提供時尚信息的網站比比皆是,本研究將以“瑞麗女性網”作為研究對象。
隨著瑞麗品牌在互聯網平臺上的成功拓展,瑞麗女性網現已成為服務于中國大陸及全球華人社群的領先在線媒體。以瑞麗品牌強大的內容資源為核心,以國內外百余家內容提供商資源為補充,瑞麗女性網內容時效性更強、信息量更豐富、表現形式更為多樣。這必然要和國際最新時尚接軌,引入最新的時尚產品和潮流。另外,主要定位讀者“白領”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一定的英語水平,因此時尚信息中英漢語碼轉換現象十分頻繁。研究分析發現,在具體語境中,語碼轉換具有多種語用功能,本研究將其歸為五類:
(一)使行文簡潔
隨著中國入世,越來越多的國際品牌入駐國內市場。新品牌和新產品的引入必然會帶來新名詞。對于雙語使用者來講,保留一些耳熟能詳的專業名詞或專業術語遠比翻譯出來更好。同樣,由于和國際時尚緊密相連,時尚信息中會經常出現外國的地名、人名等。如果用音譯譯成漢語的話,會變得復雜許多,而且作為非學術信息也沒有這個必要。因此保留原語是時尚資訊常用的手段,這樣既能體現時尚氣息,又做到了行文簡潔。
(1)從Episode的時尚高貴到Jessica的純真浪漫,彰顯了品牌今季獨有的充滿藝術感的設計風格。
(2)歐萊雅始終推動良好的UVA/UVB平衡防護,并幫助引入了歐洲美容化妝品協會(COLIPA)制定的UVA標識。
(3)加上同期推出品牌首創之BB Cream嫩肌粉底霜SPF 25 PA+++,由潔膚、彩妝至防曬全面照顧,讓你在夏日綻放亮白迷人光彩。
(4)本地與國際知名品牌均是其中的座上客,如Bellerose、Chine、Olivier Strelli、Essentiel、Scapa、Sarah Pacini及 Kipling,以及國際名牌Versace、Escada、Hugo Boss、Pringle of Scotland、Marithé+Fran ois Girbaud、Mugler Men、Tommy Hilfiger及Calvin Klein Jeans。
(二)保留原信息
引用是信息傳達常用的手段之一。為了把引用語的信息如實地保留,保持原語言的真實性,瑞麗女性網通常采取的是直接引用英文原句而不加翻譯,或者是英漢語都使用的方法。
(5)這不是一個度假勝地,它是一個國度。繼Be Stupid(一起傻吧)廣告系列轟動全球之后,Diesel的下一個挑戰是創建一個全新的傻瓜社會:一個烏托邦式的熱帶雨林——在那里,傻瓜宣言能夠茁壯成長并蓬勃發展。
(6)如今這個名為“OBSESSIVE CONSUMPTION——WHAT DID YOU BUY TODAY?”的項目已集結成書……
(7)正如品牌CEO,Lisa Montague女士在會上對中國媒體所說的,“Loewe-One touch tells the story(一觸即知的皮革傳奇精神)”在這次品牌的中國之行 中被呈現得淋漓盡致。
(8)澳大利亞的鞋靴品牌ZU Shoes 2011秋冬廣告大片的主題是“生活就像一場秀”(Life is a runway)。
(三)體現時尚感
目前,漢語中一些英語流行語的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的,大家習慣不把它翻譯成漢語。比如“fashion show”,“今天很high”等。所以,在時尚信息中保留原英文詞就做到了追求“時尚”。
(9)誰說OL職場裝扮只能循規蹈矩又死板?優雅OL的職場裝加點甜美更有人氣呢!
(10)柔柔的色彩,溫柔的小淑女look,是不是最受男友喜愛,秒殺他的心呢?
(11)花語LADY多漾春夏風格扮靚今季
(12)藍綠色的漸變長發,視覺沖擊力真是好強烈啊,瞬間變身辣妹,party queen就是你啦!
(四)解釋說明
在時尚信息中,一些漢語詞語后面常會跟與其相對應的英語,有時候還有括號加注,起到進一步解釋說明的作用。這是因為有時候英語和漢語不能完全對等,英語能夠有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時尚所傳達的信息。
(13)The Body Shop的美白護膚系列Moisture White紫蘇水份美白系列,新加入三位新成員,包括兼具美白與卸妝功效的Moisture White Shiso Make-up Cleansing Oil紫蘇水份美白嫩膚卸妝油、及全新泡沫潔面配方Moisture White Shiso Foaming Facial Wash紫蘇水份美白潔面泡沫。
(14)嬉皮風是60年代青年人風靡的打扮,今天小編就為你介紹10款嬉皮風love&peace精神的發型,點亮浪漫春夏吧。
(五)調節語氣
由于和時尚息息相關,也就免不了會提及一些私人問題,為了避免尷尬,能更委婉地表達意思,就需要進行語碼轉換,把語氣緩和下來。
(15)他對金錢數字尤其精打細算,是持家的一把好手。這種男人,即使不是GAY,也有明顯的GAY傾向。
(16)?他會不會是個花花公子,?他到底和多少女人上過床?,他心里只有SEX沒有愛嗎……
(17)從這個角度上說,就像每個男人都會成家立業擁有一個女人,我們建議每個男孩也配備一個Shower Breasts——一切就好像是在母親懷抱時那么自然,需要的時候,它總是會給你足夠的乳汁,當然,現在是浴液。
三、中文時尚信息網站語碼轉換的原因
從時尚信息網站英漢語碼轉換的語用功能來看,語碼轉換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原因。
首先,為了迎合讀者口味,時尚信息使用的語言必須和讀者的語言需求趨于一致。作為時尚信息的讀者,尤其是廣大白領女性,一般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是雙語人才。在日常工作中,她們積累了大量的時髦英語詞匯,比如“DIY,Soho,vitamin”以及一些復雜的品牌名稱等。這些詞從被了解到熟知都是以英文形式出現的,不翻譯出來,反而更能被讀者接受。
其次,英語是世界使用范圍最廣的語言,在中國尤其有著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英語水平就意味著有更好的職業前景。因此,英語從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一個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從這種意義上說,純中文的時尚信息未免就顯得“土氣”了。因此,時尚網站都適當地夾雜英文,以滿足讀者內心的社會層次的需要,體現讀者的小資情調。同時,時尚信息畢竟不同于其他政治經濟類的信息,它不拘泥于正式的文體,是人們工作之余所選擇的一種休閑方式,語碼轉換更能體現隨意性,使人們擁有輕松的閱讀心情。
四、結語
從對瑞麗女性網英漢語碼轉換現象的分類分析可以看出,這種特殊的語言現象有它出現的原因和特點,不是盲目的夾雜英語,而是有其自身特有的語用功能。希望時尚網站編輯了解到語碼轉換的本質,從而能夠更加自覺、更加有效地應用這一語言交際策略。
篇8
關鍵詞：權力；翻譯；現狀
本文為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權力、翻譯與經典建構――中國翻譯文學研究》部分成果。項目批準號：HB11YY012
國外20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關注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其標志性成果是赫曼斯（Hermans） 1985年主編的《文學操縱》（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到九十年代，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菲威爾（Lefevere ）（1990） 編輯出版的《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進一步推動了“文化轉向”的發展。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翻譯不僅是一種不同語言間的轉換活動，更是一種社會活動。翻譯實踐除了受語言的制約，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翻譯語境的影響，其中的多種權力因素對翻譯活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探索翻譯背后的權力關系和運作，開拓了翻譯研究的視野，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從翻譯研究的視角，對權力研究進行綜述。
權力是社會學、政治學和哲學等領域的重要概念，很多人試圖對它做出界定。丹尼斯?朗在《權力論》的就引用了多種定義：如權力是獲得未來任何明顯利益的當前手段；權力是預期效果的產生；權力是一個人或若干人在社會行為中行使自己的意志的機會；權力是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在福柯看來，“權力”是指一切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東西，可以分為宏觀的顯性的權力和微觀的隱性權力。前者通過物質或制度的形態體現出來，如指政府機構和法律條文等。后者是“規范化”權力，是“規范”人的思想和行為使其被主流社會或正統社會文化秩序所接納的影響力（李遇春，2007）。權力的行使來自無數方面，在各種不平等與運動關系的相互影響中進行。福柯認為，權力是一種“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權力不僅具有傳統觀點認為的“壓抑”和“破壞”的作用，它還具有“生產”和“建構”作用，這無疑是福柯的思想創新之處。整個社會就是由權力關系構成的一個龐大的網絡，任何人都生活在這個網絡之中，任何社會活動都要受到權力的影響和制約。福柯還把權力和話語聯系起來，認為權力是通過話語來體現的，權力制約了話語的表達方式。福柯的權力理論揭示，語言之間的轉換，不可能是透明中性的，語言翻譯過程中一定受到權力因素的影響。
把權力與翻譯聯系起來，基本上是從宏觀角度考慮翻譯的，這明顯區別于語言轉換的微觀研究。從權力的角度考慮翻譯，應該說從19世紀就出現了，盡管人們沒有像20世紀70和80年代那樣突出權力的字眼。尼采在說道羅馬詩人對希臘經典作品的翻譯時，用到了“征服”字眼，說“翻譯是一種形式的征服。不僅突出歷史的東西，而且為現在增添了典故……具有了羅馬帝國最優秀的良知。”（轉引自陳永國，2010，p12）這種“征服觀”其實就涉及到權力關系與權力運作。無論本土文化征服外來文化還是外來文化征服本土文化，譯者是始終受到文化與語言的束縛的權力關系中，不斷做出選擇。
對翻譯與權力關系做出較全面闡述的學者，應該是美國阿默斯特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根茨勒（Gentzler） 和該校比較文學系教授提莫志克（Tymoczko）。他們在論文集《翻譯與權力》（2007）前言中，從翻譯與權力的角度，對20世紀50和60年代至90年代的“翻譯轉向”做了概括性的分析。
在20世紀50和60年代，美國麥迪遜大街開始嘗試使用大眾傳媒來控制文化，翻譯者有意識地使用翻譯策略來達到對觀眾宣傳的各種預期效果。總之，譯者開始認識到譯文如何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縱讀者。這種功能主義的翻譯技巧很快就導致了早期的翻譯描述研究。霍姆斯和波波維奇是杰出的代表，通過考察同一文本的不同譯本，他們比較了不同的目的和翻譯技巧。他們發現規范性的翻譯其實是效忠權力階級價值觀的。這一結論在當時的翻譯研究領域具有革命行，向人們揭示翻譯背后的權力運作。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對權力和翻譯關系的探討在更大范圍展開，探討也更加深入，突出的是低地國家和以色列的學者。他們把文學翻譯與外部因素聯系起來，對翻譯和權力的關系表現出明顯的興趣。1985年可以說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赫曼斯主編出版了《文學的操縱》。論文集的作者都是當時翻譯領域著名的學者，如以色列的圖里、比利時的蘭伯特，英國的巴斯奈特、美國的提莫志克。論文闡明，譯文和原文相比，并不是次要、派生的，而是一種主要的文學工具，是更大的社會機構――教育系統、藝術團體、出版公司、甚至政府――為了建構自己期待的“文化”，對某個群體進行“操縱”的結果。為此，原文受到操縱，譯文以所期待的形式出現。教會會委托譯者譯圣經，政府會贊助譯者譯民族史詩，學校會教翻譯過來的經典作品，所有這些都有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的目的。
20世紀90年代是翻譯研究“文化轉向”最突出的年代。巴斯奈特和勒菲威爾編輯出版了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對描述翻譯學的研究目標進行了重新界定，即翻譯研究是以源語和譯語文化中文學網絡和非文學符號框架內的文本研究為目標的。對文學翻譯過程中轉換的解釋，不僅是要考慮詩學，而且是要考慮意識形態的。他們指出：翻譯研究應處理那些難以處理的文化數據，研究它們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勒菲威爾（1992）提出了著名的文學操控“三要素”理論，即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總的生活方式，體現一定階級的意志和要求，從根本上左右著譯者的譯材選擇和翻譯策略。詩學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文學作品本身，即主題、人物、體裁、象征等。二是文學的社會功能，即文學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人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一定會形成某一特定的文本架構，這種被普遍接受的文本架構就構成了某一社會的主流詩學。贊助人指有權力或影響的個人團體政黨社會階層和傳播媒介等。
如果說“文化轉向”之前的早期翻譯描述研究，使用的是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轉向之后使用的方法越來越傾向于后結構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的很多翻譯學者，更多的是比較文本建構背后的語言多義性和多價性，而不是具體源文本的統一意義。這些學者的研究凸顯了權力問題，如韋努蒂（Venuti）的《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和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1998）、Roman Alvarez和Carmen-Africa Vidal主編的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1996）。翻譯對文化變革有什么影響？何種情況下翻譯對文化的影響最大？什么樣的翻譯是最成功的？所有這些又是如何與文化控制文化主張和文化抵制相聯系的？這些問題都是后結構主義學者努力探究的。
在后現代語境中很多翻譯學者還把翻譯和殖民主義聯系起來，探討殖民或后殖民主義的權力問題。如 Dingwancey與 Maier合編的《語言與文化之間》、巴斯奈特等人合編的《后殖民翻譯：權力與實踐》、提莫志克著的《后殖民語境下的翻譯》和斯皮瓦克著的《翻譯的政治》。研究得出結論：殖民主義之所以成為可能，與其說靠的是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大，還不如說靠的是知識，因為知識即權力，而翻譯是生產知識的一種方式。
從女性主義角度對翻譯的探討，也充分體現了翻譯中的權力問題。女性主義的翻譯研究重點討論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 譯作和譯者的地位：傳統上把譯文比作是女性的、第二性的，源文本處于男性的主宰地位，譯文處于女性的從屬地位。因此，傳統的翻譯標準是譯文對原文的“忠實”。女性主義從性別角度找到了顛覆主流權力話語的切入點，提高了譯者和譯著的地位。2）翻譯策略：女性主義的翻譯研究解構男權話語，從女性的角度解析人物，反應弱者的身份和聲
音。 3）探討女性翻譯作家在本國建構文化中的貢獻。Sherry Simon是以女性翻譯研究著稱的翻譯家，分析了女性譯者的翻譯和翻譯觀。
國內的翻譯理論界對權力研究與國外相比，起步要晚，基本上是受到到國外翻譯理論的啟發，結合本國實際而進行的，探討的問題也相對具體。如胡翠娥（2007）討論了五四期間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守城主義的翻譯論征，查明建（2004）探討了意識形態對我國五六十年代翻譯文學的操控，胡安江（2008）探討了寒山詩在另一個文化場域成為經典的過程。林克難收在《翻譯與權力論文》集中的《翻譯作為中國社會變革的催化劑》，分析了中國五次翻譯對中國社會變革所產生的影響，說明了翻譯的權力作用（Tymoczko，Gentzler，2007）。
翻譯領域的權力研究，是翻譯的一種宏觀研究，重點探討社會文化語境對翻譯的作用，研究譯材的選擇、翻譯的策略和翻譯的效果及傳播如何受到權力的影響以及翻譯又如何建構了權力。西方學者還把翻譯中的權力研究與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解構主義等理論結合起來，為翻譯研究擴大了視角，注入了很大活力。國內翻譯領域的權力研究雖然還有待深入，但已呈現不斷發展之勢。權力與翻譯關系的研究對進一步加深對翻譯的本質、翻譯的功能和特定時期翻譯現象的認識，具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Alvarez， Roman & Carmen-Africa Vidal （eds.）.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eds.）. 1990.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3] Hermens，Theo （ed）.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Ltd.
[4]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 Tymoczko， Maria & Gentzler， Edwin （eds.）.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 Venuti， Lawrence. 2004.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7] 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Routledge.
[8] 查明建. 2004. 文化操縱與利用：意識形態與文學經典的建構.《中國比較文學》第2期.
[9] 陳永國. 2010. 翻譯與后現代性[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0] 胡安江. 2008. 翻譯文本的經典建構研究[J].《外語學刊》第5期.
篇9
論文摘要:主要通過問卷調查法，從性別特征、時間特征、體育運動項目特征、重要影響人、進入體育社會化與體育經歷的關系、學校體育時進入體育社會化的影響等六個方面，研究了廣州市中學生進入體育的社會化過程及其特點。
體育社會化作為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始于本2.0世紀60年代，是在社會學的社會化研究潮流中誕生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一般將體育社會化的研究分為“進入體育的社會化”和“通過體育進行的社會化”兩個方面。所謂“進入體育的社會化”是指人們如何涉足體育，或是怎樣獲得體育角色學習的過程。換言之，是指人們依靠什么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因素去參與體育活動的過程。所謂“通過體育進行的社會化”是指由于參加體育運動，掌握體育的價值和規范，培養社會角色，發展身體，促進個性形成與發展的個體社會化過程。目前，各國的體育社會學者仍在沿用這一劃分進行著大量實證方面的研究。本文中的體育社會化研究主要指“進人體育的社會化”部分。
本研究嘗試從社會化的角度弄清廣州中學生是在什么情況下開始接觸體育活動的，即是怎樣成為體育角色的。它的意義在于:首先，具有填補廣州在此方面研究空白的意義。其次，可以為政府決策部門和大眾從社會學角度認識體育角色的形成提供參考，從而使社會能創造更好的、便于市民成為體育角色的社會環境、政治、經濟環境和大眾都能喜歡體育的心理狀態。第三，可以為教育行政部門及體育教師培養中學生體育意識，提高教學效果，普及體育運動提供咨詢參考。
1、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從初一至高三的廣州中學生。根據研究任務的需要，采用多階段分層抽樣。首先，按地域分層，分別在天河區、東山區、海珠區、越秀區和花都區各隨機抽取一所中學，共計五所中學。然后，按中學所在年級的不同分為六個層，即從初一至高三，根據立意抽樣原則，分別在每個學校隨機抽取初三和高三各一個班，共計十個班。這十個班的479名中學生就是本文調查研究的樣本。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問卷調查法，在查閱文獻資料的基礎上，設計了“廣州中學生體育社會化調查問卷”，共發放479份，回收479份，其中有效問卷455份(男235.女220)、有效率95.0%，還有文獻資料法、訪問調查法和數理統計法。
2、研究結果與討論分析
2.1廣州中學生進入體育社會化的性別特征
本文將體育社會化變量用喜歡并參與體育運動的程度來進行測量。從表1可知，有58.0%的廣州中學生喜歡并參加體育運動，在體育社會化過程中，他們已經進人體育，成為體育角色。采用卡方檢驗，x2二41. 936 > x2.0.001 (2 )= 13.815，計算結果表明，廣州中學生性別與對體育的喜歡程度有著非常顯著的相關，男中學生對體育的喜歡程度非常顯著地高于女中學生，這與其它相關研究結論是一致的。東方文化傳統的社會對女性的社會角色期望是服從、內向、含蓄、弱勢、賢妻良母等，這與體育角色培養人的競爭、勇敢、自信心、攻擊性等個性特征基本上是相悖的。所以女性在進入體育角色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來自社會環境和重要影響人的阻力，對她們產生負面的消極影響。
2.2廣州中學生進入體育社會化的時間特征
從表2可知，廣州中學生進人體育角色的時間比較早，86.7%的人在幼兒園和小學期間就已經喜歡并參加體育運動，男女在進人體育角色的時間特征上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很多研究都認為:兒童時候的經歷和體驗決定一切。從班杜拉(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分析，對于參加體育活動，即進人體育角色的個體來說，在幼兒園和小學的兒童階段，個體的身體、心理已經具備了基本的生物基礎，再加上幼兒園和學校這樣的社會環境，以及教師、同齡人的影響，他們是很容易喜歡并參加體育活動的。廣州的教育體系比較發達完善，幼兒園和小學適齡兒童人學率分別達到80%和95%左右，教師大部分經過培訓，比較重視兒童身心的全面健康發展，其中包括體育教育。通過研究進人體育角色的時間特征我們得到的啟示是:今后，體育行政部門、體育學者和體育教師應將體育教育的工作重點放在兒童期，幼兒園和小學是進人體育角色的關鍵階段。 2.3廣州中學生進入體育社會化的項目特征
從表3可知，廣州中學生進入體育角色過程中的項目選擇途徑是多樣的，總體來看，幾乎每個項目都有不少人喜歡并參與，體現了中學生年輕、活潑好動、興趣廣泛的特點。其中男生較集中于比較激烈的、對抗性強的籃球和足球項目上，女生則更傾向于對抗性弱、身體沖撞小的羽毛球和游泳項目上，存在著顯著的性別差異。
2.4廣州中學生進入休盲社會化的形晌因宜
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影響參與體育活動的三個因素分別是個體屬性(個人的身體、心理特征)、有重大影響的他人(教練、朋友、父母、運動員明星等)、和社會環境(家庭、學校、社會)。從表4可知，廣州中學生進人體育角色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主要是同學、朋友伙伴、兄弟姐妹、父母和體育明星。其中，同學、朋友伙伴、兄弟姐妹可以概括為同輩群體。同輩群體年齡相近、地位相同，并具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相互之間容易形成自由、親密的關系。他們經常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間發生模仿和從眾的互動，表現出自覺地學習和接受同學和伙伴的興趣愛好和行為方式，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恰當地描繪了同輩群體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
父母的影響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家庭是人社會化的最初場所，父母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情感傾向等都會通過家庭生活經常性地表現出來，子女在反復強化的過程中很容易接受父母的影響。國內學者呂樹庭等的研究證實，父母對子女參與體育的態度(變量z)是家庭(變量x)對參與體育(變量y)的影響中最重要的中介變量。另外，體育明星通過大眾傳媒把精湛的技藝、瀟灑的身影、人性中最輝煌的一面展示給青少年，對他們產生強大的行為示范和行為導向效應，很多人首先是體育節目的視聽者，然后才成為體育運動的直接參與者。
2.5廣州中學生進入體育社會化與體育經歷的相關性
已有的研究證明，體育社會化受到個體過去體育經歷的影響。本文將體育經歷變量(y)用是否在校運會或體育競賽中有優勝經歷來進行測量。采用gmama定序相關測量，計算得gmama = 0.33, z = 3.12 > = 2.58，計算結果表明，廣州中學生喜歡體育的程度(即體育社會化)與他們的優勝經歷(即體育經歷)之間呈非常顯著性相關，體育社會化程度與體育經歷之間存在相關性，可能是兩者相互影響的結果。一方面，喜歡并參加體育運動的個體，通過體育實踐活動使體質得到增強、運動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使他們更有可能在體育比賽中取得較好成績，擁有優勝的經歷;另一方面，獲勝的經歷使個體體驗到成功的喜悅，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體育運動的積極態度和參與行為。日本學者山口泰雄的研究也強調，過去曾在體育活動中體驗到滿足、愉快性質的人，現在也依然能堅持體育活動，通過體育比賽中獲勝是體驗這種情緒的重要途徑。社會心理學也認為:態度決定行為，行為同時也反作用于態度。喜歡體育與優勝經歷之間也是這樣一種相互影響的關系。
2.6學校體育與廣州中學生進入體育社會化
美國著名的體育社會學家凱尼恩(kenyon)認為:體育角色的學習是在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接受重要的影響人并強化這種角色行為的結果。學校作為社會化機構是中學生進人體育社會化的重要社會環境，體育教師應該是重要影響人之一。但在前文的影響因素分析中我們注意到，教師教練在廣州中學生進人體育社會化中居于較次要的位置。從表6可知，有42.8%的廣州中學生雖然喜歡體育運動，但不喜歡體育課，特別是女生表現得更加明顯，體育課或者說學校體育，對中學生體育社會化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而非積極的促進作用。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可能出在學校的體育課教學中。按照山口泰雄的研究:過去曾在體育活動中體驗到滿足、愉快等性質的人，現在也依然能堅持體育活動，體育社會化和體育經歷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它啟示我們，體育課應以培養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愛好、積極愉悅的情緒體驗為主要目標。而傳統的重技術重考核的體育課教學模式，使學生經常得到的情緒體驗卻是枯燥、厭煩、失敗、沮喪。在2001年開始試行的《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中，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它明確提出激發運動興趣，培養學生終身體育的意識是體育課程基本理念之一。
3、結論與建議
篇10
[關鍵詞] 中年職業女性 體育消費 調查 湖南
職業女性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有比較固定的作業單位和固定的經濟收入的女性。中年職業女性指35-55歲的職業女性。
據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我國女性消費者有4.8億之多，占全國人口的48.7%，其中在消費行動中有較大影響的是中青年女性（20歲～50歲這一年齡段的女性），約占人口總數的21%。女性消費者不僅消費數量大，而且在生活中擔任多重角色，在購買活動中起著特殊重要作用，是絕大多數兒童用品、老年用品、男性用品、家庭用品的購買者。在中國城市居民中90%的支出都與女性有關。在家庭消費中，女性完全掌握支配權的比例為44.5%，與家庭協商的比例為51.6%，女性不做主的比例只有3.9%，另外，女性個人消費在家庭支出中占一半的比例高達53.8%。因此女性是市場最為活躍的主角、市場潛力最大。
對于體育消費市場而言，由于我國體育產業開發較晚，體育市場并不繁榮，加之女性體育價值觀念、健康觀念、余暇時間的支配方式、體育鍛煉意識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年男子的體育消費比例遠遠高于女性，新疆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65%的職業女性年體育消費為0，廣東男大學生體育消費總額高于女生。為此，研究中年職業女性體育消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以湖南省14個省轄市35歲～55歲城市中年職業女性人群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些城市是：長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陽市、邵陽市、岳陽市、益陽市、常德市、吉首市、懷化市、婁底市、郴州市、永州市、張家界市。
2.研究方法
(1)調查、訪問法
①一般問卷調查法
采用問卷調查法，抽樣調查樣本總量700人，問卷回收 676份，回收率為96.57 %，剔除無效問卷34份，有效問卷642份，問卷有效率為97.76 %。為便于比較，又分別發放城市青年職業女性問卷100份，回收92份，回收率92%；發放35歲～45歲城市中年職業男性調查問卷100份，回收93份，回收率93%，發放46歲～55歲城市中年職業男性調查問卷100份，回收90份，回收率90%。在問卷設計好后，作者選取了37位體育理論及消費心理學專家，對問卷的效度進行評分，結果表明，問卷具有較好的效度。
②調查訪問法
為了解全面情況，筆者就有關問題親自走訪湖南省一十四個省轄市和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經濟學、體育社會學、市場營銷學等方面的學者，并親自考查了長沙、湘潭、益陽等地競賽表演、體育健身、體育用品等體育消費市場,掌握大量的一手資料，為撰寫該論文提供更有力的依據。
(2)文獻資料法
本文已查閱了相關論文60余篇，閱讀了《消費者心理學》、《消費者行為學》、《體育經濟學》、《體育市場營銷學》等與體育消費心理和營銷策略相關書籍。
(3)數理統計法：
本文對回收的問卷采用spss13.o分析統計，將結果進行討論。
(4)邏輯分析法
運用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知識、問卷調查結果以及走訪專家所得信息，進行邏輯分析，提出相應策略。
二、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基本情況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青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調查結果與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調查結果與分析
從被調查的中年職業女性中得知，在過去的一年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問題上，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總人數的66.67 %(428人)，回答為0元者占總人數的33.33%（214人）。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參與人數明顯高于未參與人數，但后者的比例約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2）湖南省城市青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調查結果與分析
從被調查的青年職業女性中得知，在過去的一年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問題上，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總數的79.35%（73人），回答為0元者占總數的20.65%（19人）。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青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明顯高于中年職業女性。
2.不同年齡段城市中年職業男女參與體育消費的調查結果
(1)35歲～45歲中年職業男女參與體育消費的調查結果
從被調查的35歲～45歲中年職業男性中得知，在過去的一年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問題上，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總數的80.65%（75人），回答為0元者占總數的19.35%（18人）。而這一階段的職業女性，回答有1元以上者占總數的73.77%（284人），回答為0元者占總數的26.23%（101人）。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35歲～45歲中年職業男性參與體育消費比例明顯高于同年齡階段的職業女性。
(2)46歲～55歲中年職業男女參與體育消費的調查結果與分析
從調查結果看，46歲～55歲中年職業男性在過去一年里有1元以上體育消費者占總數的62.22%（56人），沒有體育消費者占總數的37.78%（34人）。而這階段的職業女性在過去的一年有1元以上體育消費者占總數的56.03%（144人）沒有體育消費者占總數的43.97%（113人）。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46歲～55歲職業男性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明顯高于同年齡段的職業女性。
3.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群體體育消費參與者的職業結構
依據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工人、機關干部、文教衛人員、企業管理人員、其他工作人員分別占調查總數的29.44%(189人)、6.85%（44人）、12.93%（83人）、8.26%（53人）、42.52%（273人）。不同職業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群體參與體育消費的百分比從大到小依次為機關干部（31人，占70.46%）、企業管理人員（37人，占69.81%）、其他工作人員（186人，占68.13%）、工人（125人，占66.14%）、文教衛人員（49人，占59.04%），
4.湖南省不同文化程度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群體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
表1湖南省不同文化程度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群體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
從表1可以看出，初中至大學階段的中年職業女性，隨學歷層次的提高，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增加，說明文化程度越高，體育消費意識越強。但是，研究生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比較低。這可能是由于這部分人群工作任務繁重，無暇參與體育鍛煉、體育消費的緣故。
5.湖南省不同身體類型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群體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
表2 不同身體類型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
從表2可以看出，偏胖與多病型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較高，這可能是這兩種身體類型的城市中年職業女性追求健康的需要。
6.不同家庭觀念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群體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
表3 不同家庭觀念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群體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
從表3可以看出，關愛丈夫和孩子的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高，這可能是受丈夫和孩子體育觀念的影響，也可能是自身家庭健康觀念強的原因。以丈夫為中心的職業女性則體育消費底。
7.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場所分析
(1)35歲～45歲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場所分析
從調查得知，公園、健身廳、體育用品專店是35歲～45歲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主要場所，分別占被調查總人數的25.35%、24.65%、20.07%。其次是旅游景點、彩票售點、運動場，分別占被調查總人數的14.81%、8.45%、6.69%。
(2)46歲～55歲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場所分析
從調查得知，體育用品專店、公園是46-55歲職業女性體育消費的主要場所，分別占被調查總人數的28.48%、22.22%；其次是運動場、旅游景點、彩票售點、健身廳，分別占被調查總人數的14.58%、13.19%、12.50%、9.03%。
8.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類型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物質消費分析
體育物質消費是指人們用貨幣購買與體育活動有關的實物類消費行為和過程。主要是指購買運動器材、運動服裝和運動飲料。根據調查結果，在參與體育消費的中年職業女性中，26.48%的城市中年職業女性沒有此類消費，73.52%的中年職業女性有此類消費。在現代生活方式不斷改善的過程中，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如果還沒有次類消費，說明，她們的生活質量水平還沒有較大的提高。
(2)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服務消費分析
體育服務消費是人們用于觀賞體育賽事、參加健身健美、娛樂休閑體育和體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費。根據調查結果，在參與體育消費的中年職業女性中，46.88%的中年職業女性沒有此類消費，53.12%的中年職業女性有此類消費。這個數據表明，湖南城市中年職業女性體育消費結構不合理，即體育物質消費過大，不合符時代的要求。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差距較大。
(3)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信息消費分析
體育信息消費是指人們用貨幣購買體育報刊、體育圖書、體育圖片和體育科研資料等方面的消費。根據調查結果，44.24%的中年職業女性沒有此類消費，55.76%的中年職業女性有此類消費。
9.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體育消費水平、體育消費結構與體育消費需求分析
(1)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體育消費水平分析
體育消費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體育物質資料和體育服務消費資料的數量。它可以用價值（貨幣）單位來表示。體育消費水平表明在一定時期內體育消費需要的實際滿足程度。體育消費水平的高低受社會經濟發展、居民收入、體育商品價格、體育消費習慣和體育消費意識等因素的制約。根據調查結果，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體育消費水平趨于中等偏下水平，年體育消費500元以下者占60.88%，年體育消費501元～1000元者占20.40%，年體育消費1001元以上者占18.72%。年人均體育消費297.56元。
(2)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體育消費結構分析
體育消費結構是指居民的各類體育消費在體育消費支出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及相互關系。體育消費結構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其變化在不同的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是不同的，但變動的總體方向總是由生存健身需要到發展需要，再至享受需要的順序發展。
從調查得知，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體育物資消費比重大于體育服務消費（參與體育消費總人數428人，有運動服鞋消費人數293人，運動器材消費人數194人，體育資料消費人數167人，體育彩票消費人數158人，健身健美消費人數170人，觀看比賽消費154人，體育旅游消費146人。）。在體育服務消費結構中，健身健美消費居第一，說明有相當一部分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已參與健美健身，順應時代的潮流。其次，觀看體育比賽和體育旅游消費構成比沒有多大差異，說明湖南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的體育旅游消費與其他體育消費具有相同發展趨勢，消費結構向好方向發展。
(3)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體育消費需求分析
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并愿支付的有效需要。對消費者而言，需求可以說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消費者愿意購買的商品數量。體育消費需求是指整個社會在一定時期內（一年）對體育消費品的需要。體育消費需求在一定時期內也是可以變化的，因為人們的需求受經濟、社會、文化、消費習慣、消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從調查得知，湖南省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對體育消費的需求從高到低的排序為減肥健身消費、健美消費、運動服鞋消費、觀看體育比賽消費、體育旅游消費、體育彩票消費、體育資料消費，分別占調查人數的30.15%、19.66%、18.29%、12.88%、11.06%、5.90%、2.06%。這個排序表明，大部分城市中年職業女性有追求健康美的需要和需求動機，這是一種好的現象，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尤其是體育商家要高度關注。
三、結論與建議
1.結論
城市中年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人數明顯高于未參與人數；初中至大學階段的中年職業女性，隨學歷層次的提高其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增加，但研究生具有不同的趨勢；偏胖與多病型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比例較高；關愛丈夫和孩子的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比例較高；公園、健身廳、體育用品專店是35歲～45歲職業女性參與體育消費的主要場所；體育物質消費大于體育服務消費，體育消費水平偏底；減肥健身消費、健美消費需求較高。
2.建議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城市中年職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日趨明顯。為此，全社會應高度重視中年職業女性的身心健康，為她們提供良好鍛煉身體的環境，了解她們的體育消費需求，正確引導她們參與體育消費，從活躍體育市場角度講，體育商家更要高度關注她們的體育消費心理。
參考文獻:
[1]王永平:現代女性消費心理與營銷策略[J].蘭州商學院學報,2003,4:68
[2]楊曉燕:中國女性自我概念與消費態度[J].南方經濟,2002:67
[3]李麗.河北省城市居民中年群體體育消費的現狀與對策研究[C]
[4]古麗帕麗?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職業女性休閑體育生活現狀調查[J].中國體育科技,2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