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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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佛教是由印度傳入中國的，禪宗卻是佛教完全中國化的產物。因為主張修行者修習禪定，故名禪宗，是漢傳佛教的最主要的派別之一。禪宗相傳由菩提達摩傳入中國，在六祖惠能時期趨于成熟，至中晚唐開始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形式。漢傳佛教的宗派大多來源于印度佛教，禪宗、天臺宗與華嚴宗，卻是在中國本土獨立發展并壯大起來的三個宗派。禪宗以及天臺宗、凈土宗的創立，改變了漢傳佛教由外來僧人主宰的局面，標志著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武術活動在中國有著非常古老悠久的歷史。據《莊子•人間世》和《荀子•議兵》記載，當時人們比試武藝就已經有很多技巧，比如拳術打法中就包括進攻、防守、反攻、佯攻等技術動作。所以，中國武術的產生要遠遠早于少林寺的創建甚至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但是，少林武術根植于少林寺的佛教文化之中，隨著禪宗思想在中國的普及興盛，少林武術與禪宗文化相互交融。少林六祖惠能在《壇經》中說，禪乃梵文音譯“禪那”，其意譯為“棄惡”“功德叢林”“思維修”“靜慮”。其基本含義就是息心靜寂地參悟。這就造成了少林功夫和其他門派的不同———講究“禪武合一”。少林武術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不斷吸取民間的武術精華，習武者在修行的過程中不斷地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和啟示，并且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對原有的武術形式進行改造，出現了“武以寺名，寺以武顯”的獨特現象，也開創了中華武術的新局面。

二、少林武術中“禪”文化與“武”文化的契合

少林寺位于少室山的五乳峰之下，創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我國傳統的武術技藝從此便深植于有著“禪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稱的少林寺之中，并成為寺院僧眾經常演練的修行內容。唐武德四年，少林寺曇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則，奪取轅州城，歸順當時的秦王李世民。三年后，曇宗被封為大將軍僧，自此，少林寺以武功俠義名揚四海，少林僧眾習武之風代代相傳，盛行不衰。到了宋代，少林拳術增至一百七十余套，同時，少林武術的形式和內容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在明代，少林武僧們對內保邦定國維護國家穩定，對外共御外侮同仇敵愾。明代后期，少林武術被冠以“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的美譽。

(一)少林武術中“禪武合一”的精神實質

少林武術不同于其他武術門派的獨特的文化內涵是禪武同源，禪拳歸一。這也就意味著“禪為武之主，武為禪之用”。武術是禪修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是禪生命的有形化;禪修是武術的精神本質，武學之道也就是禪道。以禪入武，禪武合一，身神兼修才可以達到武術最高境界。

1．禪悟與武悟的升華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禪宗區別于其他宗教派別的最獨特的宗旨和內涵。悟是禪的生命，悟可以解釋為對事物本性的一種直覺觀照。禪宗在自身的中國化發展過程中逐漸淡化了以往佛教經典中晦澀難懂，一般的修行者不易領會的經典理論，而由修禪者自身的頓悟、感受和判斷所產生的思想火花來體會領悟世間萬物以及宇宙永恒。這樣的依靠修行者自身的悟道來修煉的方式與少林武術的練習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禪宗講究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一些令我們很容易忽視的日常行為，對于修禪者來說很可能會起到當頭棒喝的效果。所以在禪宗中出現過很多修行者通過一句偈語，一聲呵斥，一個無聲的動作，甚至是一頓拳腳而悟禪得道的公案。換句話說，禪宗修行大都要靠自身的感悟來體驗禪的精髓。“禪”可以說是一種修養素質方面的修煉，而少林武術的表現形式雖以身體活動為主，但本質也強調要動靜相濟、內外兼修。要想達到修禪與習武的至臻境界，都需要通過“悟”這個關鍵環節的完成才能達到，“悟”是二者修煉的必要方式。自古以來，習武的特點是口傳身授，武術的固定招式可以拆解教授，示范講解，但是武術的最高境界并不僅僅注重外在形式，而是隨心所欲，無招勝有招。這些卻是“可以傳而不可以授”“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需要練習者自身日復一日的學習、苦練、體驗、領悟，最后把所學所悟全部融會貫通才能夠實現。所以拳諺有云:拳打萬遍，其理自現。少林僧眾在練習武術的過程中不是單純重復地練習各個技術動作，而是在寺院文化浸染的這一獨特環境下從武學技擊招式中感悟出少林武術和修禪的精髓與真諦，再通過修禪得出的禪理來指導武術練習，使“禪”與“武”在共同的練習與悟道的過程中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為一”。

2．禪戒與武戒的合一

武術與生俱來就帶有技擊搏殺的性質，而佛教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語，不飲酒)中的第一戒就是殺生戒，要求信眾不但不要殺人，也不能殺害包括蛇蟲鼠蟻在內的一切有生命之物。于寺廟文化中所孕育出來的少林武術非常自然地受到佛家慈悲為懷，戒斗戒殺思想的影響，把強身健體、益智益德、自衛御敵作為練武的首要目的，一再要求僧眾不可以恃藝妄用，逞兇肆惡，一味地好勇斗狠，于是少林寺僧對武術有著明確的戒約及道德規范。早在12世紀，為訓練僧眾習武，少林僧人覺遠就制定了名為“十禁”的習武戒約，即，禁判師，禁異思，禁妄言，禁浮藝，禁盜劫，禁狂斗，禁違戒，禁抗詔，禁欺弱，禁酒。所有少林僧眾都不得違反，否則，“犯者輕罰百尺，重者驅之”。從佛教的五戒到少林武術的“十禁”，從根本上約束了歷代少林武僧們的言行，使武僧們只有在鋤強扶弱為國為民時，才可拔拳相向甚至是大開殺戒。比如: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助唐王李世民，助明政府抗擊倭寇等重大歷史事件中少林武僧都立下了汗馬功勞。這與少林武術把暴力因素和大慈大悲、普度眾生的禪宗理念融為一體，并且嚴格遵守禪戒與武戒的教條有很大關系。

(二)少林武術中“禪武合一”的技術內涵

1．修禪與修武的合一

禪宗的修行方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修禪的伊始階段，也就是“看山是山”，“譬如“念佛、拜佛、持咒或打坐，從妄念紛飛到集中于一”。在這個階段中，習武者練習的是武術的入門功夫，要對腰、腿、樁等基本功和基本套路進行訓練，即一拳一腿地練習。少林武僧們開始把全身游走不定的散亂之氣逐漸聚集于丹田，經過本過程的努力研習，練武之人就會去拙力，增剛勁，身手變得矯健，面目也相應威猛起來。禪宗修行的第二階段是“看山不是山”。這個階段是修行者達到一定境界后，能夠不為肉眼所迷惑，可以看透事物的表象和本質。也就是產生疑團再破疑團，即從一到無。少林武術在這個階段中，剛猛之勁變弱，柔和之力逐漸充實。這一階段注重“氣”的修煉，要求練氣的時候，要求排除一切干擾和雜念，心如明鏡，以氣催力，以意領氣。還要注重調息、調心。少林拳譜中說:耳與心合多益精，目與心合多益明，口與心合多益勇，鼻與心合多益力，手與心合更疾快……心不動，氣自固。經過這一階段的修煉，修習者調整了氣息，磨煉了心意，從而對武術的見解更為深遠，遇敵沉著冷靜，步伐穩健，精神倍增。禪宗修行的第三階段是“看山還是山”。即不執著“一”“多”，更把“無”也放下，回歸于滾滾紅塵之中，在塵世中以智慧心、清凈心廣度眾生。這個階段的少林武術在技擊動作上除卻所有繁雜的招式，達到洗盡鉛華返璞歸真的境界。此時，習武者領悟無我的境界，在武術練習中心內有禪，以禪入心，用超脫外物的境界，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達到隨心所欲的境地。這也是練武之人“練時有招，用時無招”“無拳有拳，有意無意，無意之中是真意”的最高追求。

2．禪宗思想與武術技擊動作的合一

少林武術的技術動作、招式套路等都是少林武術文化的最終表達形式。少林武術的文化價值、本質、內涵通過這一特殊的文化符號真實徹底地反映出來。以大洪拳為例，其中一個具有有典型性的招式被命名為小烈馬，具體的動作為左掌平放于腰際，右掌置于胸前做拜佛狀。從這個武術動作中不難看出，即使是在千鈞一發的技擊搏斗過程中，少林僧人們仍然表達出一種一心拜佛、恭敬謙和、慈悲為懷的禪宗思想。禪宗始祖達摩說過，“安心無為，形隨運轉”;六祖惠能也說過，“但行直心，不著法相”。二者都闡明了修禪之人的一切行動坐臥、言語舉止皆出自自然和本性。這種樸實無華的思想在少林武術中表現為套路結構緊湊，動作樸實自然，反應敏捷，攻防嚴密，注重武術的實用性，不擺花架子。在技術動作風格方面，由于禪宗對僧人們的言行舉止有所約束，長期生活在佛教戒律中的少林弟子們在演練功夫時，也必然會受到《少林習武戒約十條》的制約，這種制約也直接影響了少林武術動作風格的形成。少林武術只防守，不攻擊，風格含蓄，講究內力，時時處處表現出謙和恭讓、后發制人的特點就是其最直接的體現。少林武術的許多技術動作在命名上也同樣體現出了禪宗思想在意識層面上對于少林武術的啟發。少林武術的很多招式都是以佛教的著名人物或經典公案命名的，如:達摩鏟、達摩杖、羅漢拳、拈花指等。這樣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少林武術的技擊動作與禪宗思想的完美結合。

(三)少林武術中“禪武合一”的養生觀念

少林禪學之中，參禪是為了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打坐的目的則是清心靜慮，萬念歸一。在長期參禪禮佛的過程中，禪修的僧人固然可以達到“化境”的精神高度，但不可否認的是，打坐時間太長會影響血液循環，導致氣血不暢，從而引起肌肉退化，對身體產生不良影響。要擺脫這樣的弊病，就需要通過一定幅度的肢體活動來進行改善。而習武的僧眾，為了不墮入恃藝逞強的魔道，同時也為了緩解身體的疲勞，也需要通過修禪這一形式去靜養。就這樣，表象以靜為主的參禪與以動為主的習武活動，兩個看似矛盾的文化現象在禪宗祖庭少林寺這一特定的載體中融合碰撞后，擦出了新的火花。禪宗主張靜坐修身、安定養性，倡導“頓悟成佛”，主張通過調身、理氣、息心、靜坐等方式來完成“身”的修行，進而用“心”來體會和感悟亂花迷眼的宇宙本質，強調身心和諧，天人合一。禪宗重視人的主體性，追求一種徹底的不拘于外物的心靈上的解放。少林武僧創造性地將禪宗“靜坐入定”的修行方式和對內在修為的重視融入少林功夫之中，在修煉少林武術時區別于其他武術門派的爭勇斗狠，注重完善自我，領悟禪學的真諦，而無勝敗之心。少林武術也特別重視內在的本質修煉，強調武功“要以氣功為始終之則”。氣功的修煉包括養氣、煉氣等內容。修煉內功時要注意姿勢、調息和運氣的變化。少林派所練習的內功分為下乘、中乘、上乘三個層次。下乘的內功以祛病強身健體為目的。修煉時會將“神”“氣”在身體內部匯聚運行，可以調息內臟血脈經絡，使修煉者能夠盡快沉靜下來，神氣相隨，動氣于內臟。修習中乘的內功則可以增強練習者拳腳的攻擊力度和速度。這個層次是以剛柔并濟、動靜結合、補氣相凝為特征。上乘的修煉是少林內功的最高境界，以剛柔、動靜達到隨意轉化為特征，招由心生，排除外物，最終達到隨心所欲、天人合一。少林武術區別于其他武術流派的特質就是將佛教修行的“靜”與中國武術修煉的“動”互為交融。在少林寺發展強大的過程中，因為政治的需要、少林寺自身的影響等原因，少林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條件在各個歷史時期相對穩定。這種難得的穩定為少林武術的騰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少林武術就在這樣獨特的環境中萌芽、發展、壯大，并合理地融攝、吸收禪宗的養生保健文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標志性的少林武術技術體系，豐富和延展了少林武術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實質，推動了少林武術的整體發展。同時，少林武術的修煉也推動了禪宗的發展，大量的禪修實踐和經典證明:優質的生命形式需要內外兼修，動靜結合。參禪打坐可以使僧眾的身體得到適度放松。在練習完高強度的少林功夫之后，將修禪作為一種調節身心，緩解身體疲勞的方式，是武術鍛煉的實踐功能的體現，也對禪宗的發展起到身體保障的作用。

三、結語

篇2

我國文化資源異常豐富，是文化資源大國，但又是文化產業弱國，實現文化產業化是刻不容緩的任務。文化產業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政治進步和綜合國力增強的推動力量。

1.文化產業化是發展先進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徑

當今中國，廣大人民溫飽問題已經解決，高層次的精神需求提到議事日程。管子說：“衣食足則知禮儀，倉廩實則知榮辱”。江南一帶“堂前無字畫，不是舊人家”的民諺，也反映了人們物質需求滿足以后，便開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滿足。特別是“五一”、“十一”長假，上千萬人參與休閑旅游的情況，就說明了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享受著過去只有少數富人才能擁有的閑暇，生活的內容向更高級的精神消費提升。根據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收支抽樣調查，在總消費支出中，娛樂教育文化服務的消費支出比重，1985年為8.2%，1999年已提高到12.3%，并且，隨著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大眾文化消費也呈現多層次、多樣化的趨勢。

中國文化要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就必須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體現出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在塑造先進文化的過程中，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一樣，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產業化加快了文化邁向現代化的步伐。發達國家的文化，都是伴隨著產業化的過程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的。可以說，文化產業化是文化面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產業化促進了現代科學技術向文化的各個領域的滲透，促進了精神產品生產過程的現代化，使文化作為精神生產活動能夠生產出滿足現代人需要的精神產品。目前，在文化領域已經或正在形成的科技產業、大眾傳播業、藝術產業、休閑娛樂產業、體育產業等都體現出了明顯的時代特征。與文化事業相比較，文化產業能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引領人們的文化消費時尚。比如互聯網是現代人享受、消費文化產品的最具時代氣息的新手段。它可以滿足人們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如幫助人們進行網上閱讀、信息傳遞、心靈交流、接受教育，通過網絡游戲進行娛樂等。它把科技產業、大眾傳播業、藝術產業、娛樂休閑產業等方面的文化成果集中起來。可以說，互聯網是由這些文化產業共同建立起來的。沒有文化產業提供支持，互聯網這樣一個現代文明的標志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

其次，文化產業化有力地推動著我國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上許多標志性的文化現象都滲入了產業化的因素。奧運會是世界體育文化的最高殿堂，北京能夠成功地申辦2008年奧運會是我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大手筆，是政府行為和商業運作的結果。沒有產業化提供商業支持，單靠政府行為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表演藝術方面，一些商業性質的文化機構，把我國的傳統藝術、民間藝術、現代的優秀藝術成果介紹到世界各國。

再次，文化產業化能積極地引導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充分體現文化的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文化發展的方向性蘊涵在它的民族性、科學性和大眾性當中。民族性使世界文化更加豐富多彩；科學性使文化擺脫愚昧，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大眾性塑造了大眾文化，使文化發展更加具有方向性。大眾文化產品的社會需求量大，消費人群廣泛，傳播的速度快，消費需求隨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經常改變。正是由于大眾文化具有這些特點。所以，單靠政府去引導大眾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是很難做到的。只有通過產業化，引入市場機制，進行商業運作，才能實現供求關系的平衡。文化的大眾性的發展方向才能更加清晰地體現出來。

2.文化產業化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有效動力

黨的十六大確定了“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的經濟發展戰略，特別強調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現代服務業大體相當于第三產業，其中包括文化產業。在我國現有的產業布局中，第三產業的發展還不充分，而在第三產業中，文化產業又是相對薄弱的環節。要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除了第一、第二產業及其內部各部門之間要進行調整之外，還應該通過發展文化產業等途徑來加大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其運行質量。文化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發達國家表現得十分明顯，在我國也已經顯現出來。美國的影視業已經成為全美國居于前列的創匯產業，可以與其航天工業、航空工業、現代電子工業并駕齊驅；英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平均速度是整個經濟增長率的近兩倍；日本娛樂業的收入與汽車工業的產值大體相當。在推行積極財政，以消費拉動需求，進而帶動社會經濟總量增加的政策環境下，我國通過發展文化產業，已經在一定范圍內刺激了國內消費需求。據統計，我國2000年實際文化消費總量為800多億元，到2005年達到6000億元。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差是5200億元，這意味著從2000年到2005年這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量當中有5200億元是由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的。同時，化消費總量的增加也引起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它會使我國衡量居民生活質量的恩格爾系數繼續下降，進而使我們離完全意義的小康社會更進一步。

3.文化產業化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作為精神產品，它首先表現為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其相關的政治輿論、政治信息作為文化產品在社會政治制度建設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導，是黨和國家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法律的依據，它影響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水平，也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進程。文化產業能夠提高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輿論、政府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內在質量，保證政治制度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進而提高政治的文明程度。比如現代大眾傳播業、出版業已經走上了產業化道路。它們除了承擔著社會公共輿論信息的傳播任務之外，還承擔著社會政治輿論的傳播任務。傳播的內容就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大眾傳播的介入，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輿論、政治信息的公開程度增強，使它們的真實性、健康性更能得到保證。隨著大眾傳播產業化水平的提高，傳播技術和手段的發展進步，傳播范圍的擴大，社會輿論、政治輿論的公開、公正程度的加大，不健康的輿論信息將被有力地阻擋在傳播路徑之外。這將會提高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性，增強公民的民主與法律意識，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推動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設走向民主與文明。

4.文化產業化是增強綜合國力的重要影響因素

綜合國力是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影響力的綜合評價指標，它是一個國家各方面實力的總和。在這個評價指標體系當中，不僅包括政治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外交實力，也包括含有科學技術在內的文化實力。文化實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構成要素。不論在人類的發展歷史當中，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國力的競爭始終都表現為經濟實力、政治實力、軍事實力和文化實力的競爭。

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發達國家不僅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施加巨大壓力，而且還在文化上利用其發達的文化產業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滲透。甚至一些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上推行強權的同時，也不斷地推行他們的文化霸權。

與霸權文化的滲透力相比，發展中國家抵御外來文化入侵的能力較弱。其原因在于文化產業化水平不高，文化產品的生產能力差，制約了文化國力的提高。中國是文明古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但是，隨著文化產業化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大量文化產品在發達國家被作為工業產品生產出來或被直接作為精神商品投入消費領域，中國文化在國際競爭中面臨的壓力與挑戰越來越大。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們還將面臨如何應對文化霸權的問題。我們要提高綜合國力，除了其他方面的競爭力要繼續保持不斷增強的勢頭之外，還必須加快發展包括科技在內的文化產業，提高科技文化的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綜合國力的提高。

二、文化產業化的內涵

所謂“文化”，人們通常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它包括科技、教育、文化、體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旅游等部門的活動及其產品。“文化產業”，就是以創造和銷售某種文化觀念、文化符號和文化服務為主的產業。“文化產業化”，用一句通俗簡單的話說，就是文化走向市場，把文化當產業一樣經營。說白一點，就是用文化來賺錢，然后再用賺來的錢發展文化。

文化產業的崛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未來學家沃爾夫·倫森說：“人類在經歷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將進入一個以關注夢想、歷險、精神及情感生活為特征的夢幻社會。人們消費的注意力將從物質需要轉移到文化需要，從科學和技術轉移到情感逸聞趣事。”這就是說，一個以滿足心理需要、文化需要為主體的新世紀正在崛起，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人們在基本的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以后，就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即使是物質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講結實、耐穿，而是更多關注美麗、時髦和品牌。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文化，這叫“經濟文化化”。在經濟文化化的同時，要求文化經濟化，即文化進入市場，文化進入產業，這就是“文化產業化”。

如今，“文化產業化”已成世界潮流。當今世界，在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支柱產業。以日本為例，1995年娛樂業一項生產經營收入就高達35萬億日元，超過當年日本汽車工業的總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就更發達，1996年僅版權產業的產值就達4250億美元，占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6.7%。美國的視聽產品，是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產品。《泰坦尼克號》一部影片的年收入高達幾十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好幾個大企業的年收入總和。美國的《讀者文摘》，已發展成為年收入20億美元的國際性大產業。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有了長足進展。據統計，1999年全國文化市場產業單位已達27萬多家，從業人員113.4萬，固定資產價值315.7億元。但是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當中，文化產業還處于低迷狀態。以1998年的統計為例，全國文化產業的增加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值的0.75%，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2.33%，從業人員僅占就業人數的0.4%。而英國的文化產業，平均發展速度是整個經濟增長率的近2倍，從業人員占全國總人數的5%。在我國現有消費結構中，文化消費只占3%，僅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1997年我國實際文化消費總量大約為650億元。到2005年我國文化產業的消費能力達6000億元，增長空間極大。數百億元的實際消費量與數千億元的潛在消費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說明在21世紀，“文化產業是財富之源”一點不假。

[摘要]文化產業的崛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文化產業化”已成世界潮流。我國是文化資源大國，又是文化產業弱國，實現文化產業化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關鍵詞]文化產業化必然性

參考文獻:

[1]周瑩張志勇:發展文化產業化是社會全面進步的客觀需要.理論觀察，2004年第2期

篇3

關鍵詞：文化旅游產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10-00-01

我國的文化產業主要包括有圖書出版業，新聞傳媒產業，廣播影視業，動漫產業，網絡文化產業，表演藝術業，廣告產業，體育賽事，休閑娛樂業，文化旅游業以及會展產業等。本文將重點闡述文化旅游產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的見證和民族精神的財富，是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保護與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的職責，是人類共同的事業。旅游開發可以加強公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位和價值的認知度，延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脈，傳承人類文明，而那些不喪失原真性的、科學合理的旅游開發在更大層面上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使旅游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分析研究，論證了二者相互依存的關系。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相互依存關系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了旅游業的文化內涵。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地區的文化傳承，是一個地區的精神文明寄托，體現了該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產物，好好利用和開發，會對一個地方的旅游業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遺旅游資源是一定地域內人們智慧的結晶，其文化內涵豐富，旅游價值高，可以有效促進當地旅游業的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重要的旅游資源，內容豐富多樣。

我國西南邊疆文化旅游產業開發相對落后，由于遠離城市的喧囂，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護。若能加以好好保護，加大政府宣傳力度，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打旅游產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來，從而進一步發展旅游業，用旅游增加的經濟收入用來保護“非遺”，開發更多的旅游產品，于是一個良性的產業鏈隨即誕生，從而能進一步改善我國西南邊疆文化旅游產業開發落后的現狀，促進文化旅游產業的轉型。

（二）文化旅游產業發展鑄就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礎。經濟的快速發展改變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賴以生存、發展的傳統社會環境，其根基受到侵蝕，其傳承由此面臨巨大的威脅。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的復合價值，要求我們對其進行保護，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及其特點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有別與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能定格化，不能將其固定在某一個時點，而只能讓其在社會的發展中不斷演進，其傳承也不能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放到真空的環境中，市場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載體與傳播的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能獨立存在，它必須依附在某個特定的載體方能顯示、傳播、儲存與傳承。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借助的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旅游需求的增長，而在經濟學理論中，供給和需求是相互影響的。旅游資源數量的不斷拓展，質量的不斷提升，特別是文化內涵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加入到旅游資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進而促進了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反過來，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為日漸式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臺和機會，這同時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將“非遺”作為一種旅游資源進行有效利用，開發成為可供游客游覽、體驗、學習和購買的旅游產品，使“非遺”在現代社會中以一種新的方式進行生存和發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一）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保護遺產傳承者在整個針對遺產開發的文化旅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大多具有“創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體的特征，尤其是口傳文化。創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傳承者。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體應該是傳承人。因為無論“活態”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部活力，實際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眾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為上與他們融為一體。因此，應該由傳承者自己來確立他們的遺產當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積極參與相關開發措施的決策以及監督這些措施的實施。

（二）政府部門發揮好各自的職能。由于我國對旅游業沒有具體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導致在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中經常出現混亂的現象。這就需要和政府部門聯合起來，充分發揮其決策、統籌、組織、管理等相關職能，并且在進行保護的過程中，政府可以根據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響力發揮出應有的能力。通過召開相關會議決策出合理開發原則以及辦法，并加大宣傳力度來改善管理旅游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混亂的現象。同時，也應該在深思熟慮后，對不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制定相對應的保護政策，并加大力度讓旅游部門執行。

（三）文化旅游開發者應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通過對熱門的旅游景點我們可以得知，由于金錢利益的驅使，使得眾多旅游開發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遭到破壞的現象視而不見。例如，現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經遭到了破壞。在洱海游船時，這本來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賞心悅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錢的欲望，使得許多游客都遭到超額付費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當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經之路中間私自設立了游船港口。許多外來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規景點的游船價格就輕易進行交費。但是最終發現其支付的金額往往是正規游船價格的五倍。這就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層不悅的紗，使得整場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驚訝的是，當地管理人員知道這種現象的存在卻視而不見。所以，這就需要我們敲醒警鐘，加大監管旅游開發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力度，爭取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有的純樸。

三、小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傳統文化中傳承下來的精華部分，它負載一個民族的特定價值取向，表現了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著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體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同時也是不可再生的遺產。在文化旅游的視野下，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原則的過程中，應積極采取措施，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得以傳承，提高我國國民的精神文化水平，這也是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之一。

參考文獻：

[1]崔亞軍.文化旅游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探討[J].東方企業文化，2015，1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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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利主體

基于非遺保護的復雜性，其主體制度中的所有權主體、專利行使主體、文化傳承主體并不總是一致的。筆者以為，對于非遺所有權主體的確定應當遵循兩個原則，其一，根據尊重人類創造成果，鼓勵創作的原則，任何對非遺的產生、流傳及發展做出過貢獻的主體均應成為非遺相應的權利主體；其二，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中還應考慮實踐操作的方便性。具體說來的話，由于非遺產生于民間，其創始者可能是個人，但隨著歷史的推進，它不斷受到后人的再創作，其形成和發展是某個民族或者地區連續創作的結果，權利主體具有不特定性和群體性。因此，非遺的權利主體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可以分為很多情況。如有的非遺民俗群體性很強，而有的非遺如傳統手工技藝則可能是個人創造的而且傳承關系非常清晰；有的非遺經過世代流傳，面貌幾經變化，創始人早已無法考證，而有的非遺如一些民間文學有著公認、明確的創作主體。因此，非遺的權利主體應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為個體所有、來源地群體所有、地區共有、國家所有。祖傳師承、師傳徒承的非遺可以確定為個體或家族或師門所有；而對于那些社會傳承的非遺則確定為來源地群體所有；對于來源地跨區域的則確定為地區共有；若來源地無法確定的，則確定為國家所有。在原生境人和非遺傳承人的關系上，國家或政府所確認的非遺傳承人并不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權利，他只能作為非遺群體所有人中的一員或代表。由于非遺所有權主體在大部分情況下是一個成員并不十分確定的群體，因此關于非遺的某些權利，如許可他人使用等權利的行使則需要確定確切的行使主體。從非遺傳承人與非遺本身及所有權主體的關系來看，不管是從法理的角度還是從實踐操作方便的角度來說，確定非遺傳承人作為非遺所有人的代表來行使非遺權利，都是十分合理的。當然，為非遺的來源群體及傳承人設計出不同的權利層次，并不意味著傳承人行使其權利是毫無限制的。其行使權利的具體內容及方式本文將在下節的權利內容部分進行詳細論述。

二、權利內容

一般而言，非遺上的權利可以分為精神性權利與財產性權利兩大類。大致說來，非遺權利上的精神權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署名權。這項權利借鑒了知識產權法概念中的署名權，或稱來源信息披露權，即作者在作品上表明作者身份的權利。但和現代知識產權法體系所確定的署名權相區別的是，當非遺的權利主體確定為群體時，該署名權為群體署名權，而無需將群體中的每個成員一一表明。且非遺使用者不僅應在原非遺的使用中表明非遺的來源群體，在使用或傳播基于非遺而創造產生的作品、發明創造時也應當以適當的方式表明非遺的權利主體身份。當然，只有當非遺的使用者有可能知道該非遺文化的原始起源時，才有義務表明非遺權利主體的署名權。2．保護非遺完整權。同樣，借鑒我國著作權法中保護作品完整權的概念，應當賦予非遺權利主體保護非遺完整的權利，即禁止他人對非遺進行貶損性使用，歪曲或篡改的權利。非遺作為文化性的權利，承載著創造者及傳承群體的民族精神，與民族聲譽、榮譽也息息相關。因此，在使用非遺時，應當尊重產生非遺的民族或群體的、風俗習慣和精神權利，避免對非遺權利群體的感情和尊嚴造成侵犯。而非遺上的財產性權利大致包括兩大類：1．知情同意權。知情同意指非遺所有權人以外的個人或組織在利用非遺之前，須征得非遺權利主體的同意。知情同意權包含著兩層意思：其一，被同意人是指非遺所有權人之外的其他個人或組織。這就意味著在群體所有非遺的情況下，群體某部分成員對非遺的利用不需要征得群體其他成員的同意。其二，同意人為非遺所有權人。上文已經論述過，非遺所有權人根據不同的情況可能有個體所有、來源地群體所有、地區共有、國家所有四種情況。在為個體所有的情況下，同意人毫無疑問則是非遺所有人。然而，在非遺為來源地群體所有、地區共有及國家所有的情況下，由于其所有權人為具體成員人數眾多且并不確定的群體，因此使用人要征得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的同意顯然是不現實的。而非遺傳承人作為非遺所有權人的代表及非遺的實際熟練掌握者，由其來作為同意人是比較合理且實際的。然而，問題在于如何保證非遺傳承人能夠切實地從保護非遺的立場出發來恰當行使其權利而不至于利用該權利謀取私利。對此，可以通過改革我國現行非遺傳承人指定制度來解決。從我國非遺網公布的數據來看，國務院對每個非遺項目所指定的傳承人為一至兩個。如果能適當地擴展非遺傳承人的數量從而組成一個委員會之類的組織，由委員會來行使知情同意權，便有利于解決以上問題。除了通過委員們之間的相互監督來保證同意人恰當地行使知情同意權外，對和知情同意權緊密相關的利益分享權做恰當地設計也能有效地保證其權利的恰當行使。2．利益分享權。為避免“文化掠奪”及濫用非遺的現象，應當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即他人在利用非遺之前不僅須征得權利主體的同意，還須向權利人支付一定的費用。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非遺都能適應利益分享原則。利益分享的目的并不在于加重非遺利用人的利用成本，而是基于現代知識產權法的思想，在于給予知識創造者一定的保護和激勵，從而促進非遺的保護和可持續性發展。因此，他人在使用非遺之前需要事先取得知情同意權，進而通過雙方商定的條件進行利益分享，激發權利人保護非遺的積極性。然而，也有大量的非遺在利用、流傳的過程中，缺乏經濟利用價值，或者并不適于進行經濟開發。由于他人對此類非遺不存在利用現象，自然也不用與所有權人進行利益分享。可見，適用利益分享原則的前提條件是非遺具有經濟價值，即通過非遺使用、傳播和創新能夠獲得經濟利益。然而，我們在通過利益分享原則保障非遺私權利益的同時，還得兼顧其公權性。因為非遺作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及創作的源泉，它在為現代文化的創作提供大量素材的同時，也通過現代文化的創作與傳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這也正是保護非遺的本質所在。因此，如果對使用人的行為做過多的限制，強化非遺經濟利益的保護，反而會不利于非遺的傳播和發展。為平衡合理保護非遺所有權人的權利與防止非遺的壟斷，對于非遺經濟權利須進行合理地限制。對此，我們可以借鑒知識產權法上“合理使用”制度，即在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對非遺的適用可以不必征得權利人的許可，也不必向權利人支付使用費。如族群內部成員基于傳統或習慣方式使用非遺。但此種限制并不影響非遺權利人的精神權利，如署名權、保護非遺完整權等。此外，為了避免非遺成為某個群體謀取私利的工具，成為“躺在祖宗功勞簿上的懶漢”，對于利益分享所得的支配和使用同樣需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利益分享所得應僅能用于對非遺的保護支出及對非遺創作顯著貢獻者的經濟補償。利益分享所得可以由傳承人委員會來行使。但是，由于不同種類的非遺的公、私屬性及其他方面的特征有所差別，因此不同種類的非遺所賦予的權利內容及保護側重點是有所不同的。從我國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所公布的非遺的分類來看，可以將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雜技與競技、民間美術、民俗這八個小類歸為一個大類，而手工技藝、傳統醫藥則歸入另一個大類。因為第一大類的非遺通常為群體所有，商業開發潛力比較弱，具有較強的公權性，而第二個大類則通常為家族或師門傳承，且商業開發潛力較強，私權性較強。對于公權性較強的非遺應側重保護其精神權利包括署名權（標明來源權），不得歪曲、濫用的權利，不得注冊為商標等為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所壟斷的權利；而對于私權性較強的非遺不僅保護其精神權利，同時對于其經濟權利也應當賦予法律效力。總而言之，對非遺經濟的保護應遵循權利平衡原則，要平衡私權保護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平衡非遺創造者、傳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保護非遺的正當利用。

作者：呂彩霞 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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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洛大鼓的發展

河洛大鼓起源于20世紀初，是以洛陽方言為載體，以說唱為表演形式的兼顧視覺與聽覺的民間藝術。在表演的過程中一邊說唱、一邊表演，觀眾不僅可以得到一場視覺盛宴，而且可以收獲聽覺享受。可以說河洛大鼓是洛陽琴書和南陽鼓兒詞的結合體，它不僅具有洛陽琴書的優雅，同時融入了南陽鼓兒詞的通俗，因此，河洛大鼓也是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河洛大鼓表演所需的設備極其簡單，舞臺布置也少了現代表演中所飽含的奢華。一張桌子、一把折扇、一個鋼板、一面書鼓便構成了一個簡單的舞臺，并不需要太多的現代化樂器伴奏，可以沒有伴奏直接開始表演，也可以簡單地以秦琴、三弦作為伴奏，質樸的舞臺設置、簡潔的伴奏、通俗易懂的說唱、熟悉而又親切的腔調都傳遞著一種勞動人們的質樸，透露出洛陽人民的直爽。河洛大鼓主要通過說唱的方式講述人們生活中的小事，也講述古人歷史，更多的且最受人們歡迎的是講述歷史發展中的那些英雄豪杰的歷史傳奇。不僅可以娛樂大眾，還能夠在潛移默化中向人們滲透美好的傳統道德觀念。然而，隨著普通話的日益普及，越來越多的人為了更好地順應時代的要求，趕上時代的步伐，逐漸摒棄了家鄉方言，遺忘了此類古老的民間藝術，使得河洛大鼓跟其他民間藝術一樣，逐漸被世人遺忘，甚至面臨消失的危險。

（二）河洛大鼓的文化價值

河洛大鼓近年來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其原因就在于河洛大鼓具有非常高的文化價值，諸如民族文化價值、民俗文化價值、語言學價值等，并且其傳承已經受到威脅。首先，河洛大鼓具有較高的民族文化價值。河洛大鼓以說唱的形式和生動形象的語言進行講述，而講述的故事大多數傳揚的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美好德行。舉例而言，河洛大鼓中有一個叫作《慈母經》的曲目，用生動形象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語言告誡人們要孝敬父母。再比如一名為《酒色財氣與名利》的曲目，用質樸的語言向人們傳達正確的價值觀以及健康的人生追求。其次，河洛大鼓具有較高的民俗文化價值。所謂的民俗是指民間風俗，包括當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河洛大鼓中的《朱買臣休妻》曲目，講述的是朱買臣的妻子嫌貧愛富，強迫朱買臣休掉自己，然后再轉嫁給一個比較富有的石匠的故事。故事生動形象，使人們在聽表演者說唱的過程中既能夠對該地區嫁娶方面的一些風俗有所了解，還能向人們傳遞傳統嫁娶觀念。又比如《蘭老漢拾錢》曲目，這個尤為簡短的故事包含了當地關于喪禮的一些風俗習慣。由上述例子可以得知，河洛大鼓的民俗價值不可小覷。除此之外，河洛大鼓還具備一定的語言學價值。河洛大鼓說唱時以洛陽方言為主要載體，而洛陽方言中的諸多詞匯存在著古音的痕跡，腔調與眾不同，語法也不同于現在的普通話。因此，河洛大鼓一方面使聽眾在欣賞該藝術時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洛陽民俗的質樸，另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

二、河洛大鼓的生存現狀

河洛大鼓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達到鼎盛時期，該時期較為有名的河洛大鼓大師，往往會受到人們的喜愛，甚至有些表演者只要上臺，無需多講便能使現場觀眾歡呼雀躍。當時由于一些地區比較偏遠落后、經濟欠發達，河洛大鼓是人們少有的娛樂方式之一，所以受到追捧，還有些地區辦喪事或者喜事都請大師來進行河洛大鼓的表演。但是近些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娛樂方式趨于多樣化，人們被眼花繚亂的各種表演所吸引，逐漸開始追求奢華的表演，從目前河洛大鼓的發展來看，其生存環境令人擔憂。河洛大鼓的發展和傳承之所以處于如此尷尬的境地，原因大體涉及三方面：其一，缺乏優秀的領軍人物；其二，缺乏優秀的傳承人選；其三，缺乏變化和創新。河洛大鼓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人們的追捧，到七八十年代達到鼎盛，當時出現了很多優秀的說唱表演者，如今這些表演者大多已經年邁，無法再繼續登臺表演。而近年來，學習河洛大鼓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數量無法保障，人員的表演質量也就無從談起。河洛大鼓缺乏優秀的繼承人。河洛大鼓是一種優秀的民間藝術，不僅傳承著我國古代的優秀文化傳統，而且記錄了河南洛陽的一些風土人情、民風民俗。河洛大鼓以洛陽方言為載體，以生動形象的故事為講述內容，通俗易懂又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使聽眾倍感親切，這是河洛大鼓受到人們喜愛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當時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娛樂方式單一，部分人因單純的喜歡而選擇學習河洛大鼓的表演，部分人因河洛大鼓表演可為其帶來理想的經濟效益而參與學習。現如今，娛樂方式多種多樣，喜歡這種傳統藝術的人越來越少。河洛大鼓簡單的道具和單一的表演方式決定了要想切實學好河洛大鼓，務必要靠勤奮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而有天分又肯努力學習河洛大鼓的年輕人則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在當今這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崗位可供年輕人選擇，這些崗位帶來的經濟效益遠比靠表演河洛大鼓帶來的經濟效益多得多，種種原因導致學習河洛大鼓的人逐漸減少，而現在能夠欣賞河洛大鼓這門藝術的人也越來越少，使得河洛大鼓的表演者缺乏表演機會，無法獲得豐富的表演經驗，這些因素造成的結果就是河洛大鼓缺少優秀的繼承人，使這門藝術瀕臨失傳。河洛大鼓缺乏變化和創新。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要想不被社會淘汰，人們只能加快腳步跟上時代的步伐，而河洛大鼓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多的娛樂訴求，無法吸引年輕人的注意，無法使其喜歡上這門藝術。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輕人的目光，促使他們去了解河洛大鼓進而喜歡上河洛大鼓，就必須改變河洛大鼓的傳統表演模式與表演內容，使其蘊含現代氣息，實現河洛大鼓的傳承與發揚。

三、河洛大鼓的保護和發展

首先，政府要加大宣傳力度，增加資金投入。政府是進行河洛大鼓藝術保護與發展的中堅力量，是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中流砥柱，在河洛大鼓的保護和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政府具有一定的引導性，因此，可以利用政府這一特性，制定一些針對河洛大鼓這門民間藝術保護、發展和繼承方面的規章制度，使得對河洛大鼓的保護不僅僅停留在提升自愿保護的層面，而是提升到法律的層面，對河洛大鼓藝術實施強制性保護。現如今媒體行業迅速發展，政府可以充分利用電視、網絡、廣播等各種媒體，對河洛大鼓予以宣傳，使人們逐漸了解這門藝術。還可以通過組織諸如河洛大鼓的歷史發展、河洛大鼓的文化內涵等有獎競猜活動，舉行大型免費表演的形式，使人們更多地了解關于河洛大鼓這門藝術的知識。另外，政府需要加大對河洛大鼓藝術傳承和發展的資金投入，一方面，可以利用這些資金進行河洛大鼓大型表演競賽，這樣的活動既可以使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河洛大鼓，又可以為新一代河洛大鼓傳承人提供表演機會，使他們積累更多表演經驗，為傳承人的培養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這些資金來獎勵那些在河洛大鼓傳承和發展過程中作出重要貢獻的人，使更多的人意識到政府對河洛大鼓傳承與發展的重視，以此提高大眾對河洛大鼓藝術的保護意識，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人從事河洛大鼓藝術的傳承及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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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嫩江流域少數民族由于居住地均在偏遠地區，長期以來與外界交流不便，研究達、滿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傳統材料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對傳統認知，并以產品設計的形式傳承下來，其文化不加過多修飾，具有強烈的原生態面貌，自然而淳樸，比如對于魚皮一類傳統材料的研究就很具有代表性，它們也是現代文化創意產品設計亮點的發掘處。

2達斡爾族、滿族傳統材料及工藝的分析

2.1達、滿兩族傳統材料

對于我選取的這兩個少數民族來說，傳統材料基本取自大自然生長的材料，比如動物類和植物類。動物類生產材料主要包括：牛羊鹿馬魚等，其皮、角、毛、牙，都是生活和生產的重要材料。傳統的樹木類植物主要有：榆木、松木、樺木、楊木、柳木。灌木類植物主要是指柳樹枝條等，柳條包括沙柳、紅柳、烏柳、黃柳等。木材的還原感和設計能力都是民族傳統材料中最強的，就地取材能力也很合適設計。

2.2材料加工與相應工藝

木材在加工前必須需要進行干燥處理，這樣制成的物品才會盡量減少變形和開裂，干燥處理木材有兩種傳統工藝，分別是“自然干燥”和“人工脫水處理”。達、滿兩族居住房屋所使用的粗柳條及木材都是自然干燥的。皮的加工都需要把皮熟制，經過這個步驟才能使用皮質材料。毛的傳統加工方法基本包括搓、擰、編，這幾種方法都能讓毛更好的體現其百變的特點，制作出的作品才會更能有味道。達斡爾族和滿族的傳統工藝十分精湛、樸實。具有較好的使用價值和審美價值。是達斡爾族和滿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創造和積累起來的。達斡爾族和滿族傳統的設計工藝首先就是雕刻，達斡爾族的雕刻工藝主要可分為骨刻、木刻、角刻、骨木結合雕刻這四種，骨刻工藝，用于制作衣扣、扳指等方面，木藝主要應用于碗類和吊籃等等，老人們使用的煙袋鍋，造型堅固耐用，是達斡爾族獨具特色的民間工藝品。

3文化創意產品的應用與傳統材料的創新結合

3.1現代民族風格文化創意產品的創新設計

材料的創新：材料本身的色彩、質感、光澤、紋理、觸感、舒適感、親切感、冷暖度、重量感、柔軟度等表面特征，對現代民族風格產品的外觀造型有著特殊的表現力，在產品造型設計中應該充分的考慮，不同的材質都有其自身的外觀特征和質感，給人們不同的感受，造型設計應該高度的重視和熟悉材料的這種特征，在造型設計中應該注重美得感受的同時，在細微設計上也要有對現代材料和傳統材料的配合，做到總體的和諧，在突出重點的同時要做到呼應。例如在傳統皮質材料上，它對產品的外觀造型有著特殊的表現力，不同的皮質給人帶來的感覺是不同的，合理的在現代設計中運用皮質材料，可以更加充分的表現出少數民族自然的傳統文化，皮質材料可以在其傳統的美感特征上做到最好的表現，它的形、色、質的表現力是獨一無二的。工藝的創新：設計中所使用的任何一種材料、都有其固有的自然屬性，不管這一材料是天然形成的還是人工合成的，都影響了工藝的創新方式。影響每一種材料的質感一般都是三種物理屬性：硬度，粗糙度，溫度。在視覺上影響材料特性的屬性：光澤、肌理、色彩、透明度等等。這些屬性能夠影響人們對產品材料的各種聯想和視覺感受，這各種聯想和感受決定著這款產品在工藝上的設計內涵。為了更好地去理解工藝的創新，我選擇了設計一款獸皮燈作為解釋。所謂獸皮燈就是一種兼具傳統材料味道和現代功能的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創意產品，在燈的表面具有獸皮特有的原汁原味，讓人們看到后就產生一種溫暖的感覺，配以暖光的配合，更加富有溫馨感，放在臥室床頭都是絕佳的選擇，比起金屬質感和塑料質感的床頭燈讓人更容易產生想觸摸的感覺，讓使用者感受到更真實的傳統少數民族文化氣息。造型的創新：一件工業產品，無論是它的單元部分本身，還是多個單元的組合，總是以外在的技能形態示人。影響形態的因素有尺寸、比例、各單元組合的合理性、宜人性、安全性以及均衡、穩定、輕巧、秩序、節奏等效果。所以在現代文化創意產品的造型設計上我們要盡量回歸本源，以傳統材料自身所具備的形態特點來對最后的產品進行雕琢，無論是隨形的還是抽象的作品，傳統材料的自然形態都是現代文化創意產品設計的一個最有利的創新武器。

3.2達斡爾族、滿族傳統材料與文化創意產品的結合創新

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和發展是當代經濟、文化、科技融合發展在產業層面的具體表現。它以其獨特的形態演變和運行方式與其他產業發生廣泛而復雜的聯系，及大地影響著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和社會文化發展。眾所周知，工業產品設計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學科，所以說工業產品設計是多變的。但是，無論它如何多變，都是應該本著不變的原則：外觀美和功能美。其主要研究的是產品的造型設計，所以在對產品的創新設計中，最起碼要賦予產品外觀的美，達、滿兩族的傳統材料能夠賦予產品的外觀主要的形態美，并且還具備其他設計材料所不具備的自然特點，這種民族風的突破就可以達到產品創新目的。在文化創意產品設計上我們應該把文化和產品創新完美的結合起來，達、滿兩族千百年來常常把美好的心愿寄托在裝飾上，以表達心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又因不同的自然環境、生存方式、、生活習慣、審美心理等，形成了各具風采的民族文化設計材料。我們要在材料上入手，找出這兩個少數民族材料所體現出的美學規律，比如統一于變化、對比與調和、勻稱與均衡、重點與呼應等，這才是對于產品創新的重中之重，這種具有強烈民族傳統特色的設計材料必定會帶動文化創意產品設計走向世界。

4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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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是驅動發展的新引擎，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科技創新驅動文化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可以追溯至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對此問題，經濟理論界的研究在傳承中不斷發展。Smith(1776)認為資本、勞動和土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這一經濟思想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被大家廣為接受。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向前發展和變革，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傳統經濟增長因素理論難以解釋的經濟現象，其中，最突出的一個經濟現象就是國民收入的增長除了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貢獻之外，還出現了一個“余額”。那么這個國民收入增長的“余額”是什么因素導致的呢?經濟學家經歷了長期探索。Solow(1957)認為這個因素就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推動現代經濟突破傳統模式增長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也認識到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把經濟增長因素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產要素，另一類就是提高生產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即廣義的技術進步。以Lucas、Romer等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通過建立人力資本溢出模型(Lucas，1988)和知識溢出模型(Romer，1990)，把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的內生變量納入了增長模型的理論框架之中，認為各個國家或各個地區經濟增長的差異是由其技術進步水平差異所致。因此，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要想實現經濟趕超，必須要依靠各種形式的創新。之后，以Young(1991)為代表的技術擴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為代表的Schumpeter主義增長模型等對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認識。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Kydland和Prescott認為宏觀經濟的波動是技術的沖擊變化所引起的。迄今為止，科技創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已成為人們的普遍性共識，并深深影響著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國制定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就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十二五”規劃也強調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未來將要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國學者更多的研究焦點不是側重從理論上闡釋經濟增長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更多的是圍繞著經濟增長的科技進步貢獻率進行估算，進行量化研究。如，劉偉、張輝(2008);袁堂軍(2009);胡宗義(2010);陳詩一(2010);高昌林等(2012);何錦義(2012);張浩然、衣保中(2012);鄒心勇、趙麗芬(2013)，以及周紹森近幾年的一系列成果等。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由于學者研究過程中采用的測算函數形式不一、科技進步的內涵界定不一、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假設的前提不一，以及數據收集和處理的方法不一，導致科技進步貢獻率的估算結果還存在較大的差異，但大多數測算結果都在30%－50%之間，這一方面進一步說明經濟增長中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不同側面的貢獻，能起到互相補充或交叉驗證的作用。

二、科技創新驅動產業演進的理論研究進展

產業升級發展是經濟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經濟發展的過程實質上也是產業結構逐步高級化的一個過程。Clark(1940)通過經驗分析揭示出了三次產業逐步演進的內在規律。那么這個規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發現這個規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產業的技術進步效率才是關鍵。Schumpeter(1942)充分認識到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重要貢獻，并認為科技創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時間上也不呈均勻分布，先是一些企業科技成功創新，領先市場，之后是大多數企業爭先跟進、模仿;產業發展的實質就是由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一個不斷破壞舊的、創造新的內部經濟結構的一種創造性破壞過程。20世紀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產業演化規律時指出單一產業部門的興衰往往是與科技創新緊密聯系的;Rostow(1963)認為主導產業部門是區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主要指標，而由科技創新所帶來的產業持續增長則是這些產業之所以能夠成為主導產業部門的一個關鍵原因。Porter(2008)認為產品創新、過程創新和專有知識的擴散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其中，產品的創新可以擴大企業的市場范圍，實現產品差異化，進而增加企業利潤;過程創新或者工藝創新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專有知識的分享或擴散則會影響到整個產業或行業的持續競爭優勢。由此可見，科技創新是產業演進發展的根本原因。當前，更多學者對科技創新作用和影響產業演化的機制進行了系統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學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學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產業技術創新分布形式的A－U創新過程模型最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創新類型和創新程度取決于產業發展的成長階段，形成了以產品創新為中心的產業技術創新分布規律。A－U模型為我們更好理解技術創新和產業生命周期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線索，它不僅考慮了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之間的關系，而且指明了在單一產業發展的不同時期應如何對創新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以及如何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產業變遷。呂明元(2009)運用A－U模型對技術創新推動產業成長的路徑及機制進行了研究，認為不同產業的創新演化規律有其自身特點，應該結合產業的自身屬性以及特定的國家和歷史階段進行具體分析，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眾多學者還探索了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內在作用機理，如，張倩男(2008)、趙玉林(2012)等;實證分析了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如，施建軍(2009)、江可申(2011)、孫冰(2012)等。近年來，個別學者開始從科技創新的需求側，即從需求空間、需求異質性和需求條件、需求約束等視角出發勾連市場需求、科技創新以及產業發展，研究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如，孫軍(2008)、孫曉華(2012)等，從而改變了以往過于側重如何改變技術創新的供給，進而推動產業發展的傳統研究范式或路徑。從上述研究文獻可知，學者圍繞科技創新與產業演進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產業的創新演化規律有其自身的特點，還應該結合產業的屬性以及特定國家和歷史階段進行具體分析。

三、現代科技驅動文化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進展

以“文化產業”、“文化與科技”、“文化產業與科技”為關鍵詞進行CNKI檢索，之后再經過篩選，發現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產業概念的層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產業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產業發展的競爭力分析(朱智文，2013;馮根堯，2014);文化產業國際比較研究(郭玉軍，2012);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和戰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僅有部分文獻圍繞文化產業和現代科技的融合問題進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論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見于數字產業、內容產業等新興文化業態的零星論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認為科技創新是推動文化產業革命和發展的主導性力量，正是現代科技的不斷更新與突破決定著文化產業的發展進程。解學芳(2007)、張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也充分認識到文化產業與現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學芳(2010)進一步深入地對現代科技發展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的邏輯演進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現代科技發展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動和諧的邏輯關系;但短期內，文化產業管理制度與現代科技進步之間往往存在時滯性，現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體的利益之間會存在明顯的時間差。顧江(2010)通過構建赫芬達爾指數對我國大多數省域的文化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融合程度進行了測算。張京成(2011)、朱自強(2012)等在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數字內容產業等過程中紛紛認為新的知識、新的技術是這些新興文化產業形成和發展的典型特征。近兩年，個別學者還對文化產業的科技貢獻率進行了實證分析，如鄭世林和葛珺沂(2012)運用DEA－Malmquist方法對我國文化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但由于我國文化產業統計工作起步晚，統計口徑不一致，導致數據收集存在相當大的難度，因此，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的研究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總體來看，當前國內外有關現代科技與文化產業交叉研究的文獻規模相對而言較少，且比較零散，亟需開展系統化的研究。當前研究更多側重于理論可行性辨析，實證研究還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強。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篇8

作為廣西南寧市的一張文化旅游名片，唐人文化園已發展成為知名的文化休閑勝地，其建設和發展離不開政府支持、時代機遇和區位條件。（1）政府支持——政策條件。我國文化產業還處于起步階段，除了少數自然聚集型和地產開發商自主開發型文化產業園外，多數文化產業園仍然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建設模式，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園區，其建成與發展一定離不開當地政府的支持與推動。“在園區成立之初，西鄉塘區人民政府的相關部門領導多次進行穿針引線、鋪路搭橋，積極推進三個廠的兼并改制，并站在文化戰略的高度指導企業重新定位，勾勒唐人文化園的雛形，承接即將搬遷的南寧古玩城帶來的產業轉移，逐步推動文化園區的建設進程”。［2］可見南寧市以及南寧市西鄉塘區等相關政府部門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2）城區改造——時代機遇。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城區的發展規劃中，逐漸出現一些在時代改革中漸趨沉寂的舊廠房和工業區，它們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拆掉又需大量人力、物力，但城市空間越來越狹小的事實需要我們用新的眼光審視其對城市的作用，進而做好規劃和改造。據相關報道，許多地區的舊廠房至今質量良好，各級政府部門也越來越重視對其的開發利用。唐人文化園就是南寧西鄉塘區按照“突出一個亮點（舊城改造）”的工作思路，由南寧市最大最老的倉庫之一改造建成的。（3）唐山路——區位條件。園區位于南寧市西鄉塘區唐山西路36號。一方面，西鄉塘是南寧的科教文化中心，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良好的教育儲備資源——廣西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廣西師范學院等；另一方面，唐山路作為南寧“古玩一條街”的舊址，為唐人文化園的修建和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和良好的知名度。再者，園區利用文化為踏板，重新修葺后的園區在保留部分老廠區原貌的基礎上注入了新鮮血液，既為城市增添了一份文化氣息，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軟實力。

2發展問題分析

唐人文化園的修建借鑒融合了北京798藝術區、潘家園舊貨市場、三里屯等我國知名藝術園區的特色和設計理念，但在“移植”文化產業園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排異”反應，這就需要我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探索唐人文化園的發展之道。（1）文化氛圍失衡。文化產業園只有保持了園區內經濟氛圍和文化氛圍的大體平衡，才能在此基礎上實行以文化為依托的新型經濟模式。經筆者實地走訪發現，唐人文化園僅有少量文化公司和文化商店入駐其中，售賣古董玉器的小商店則占多數，外加園內空地的小商販和地攤，使其看起來更像一個大的跳蚤市場而非文化園。總的來說，園區內的商業氛圍明顯偏重，文化氛圍和商業氛圍比例并不協調，這就可能帶給來者園區文化品位略低的感受。（2）孵化功能不足。案例證明，成功的文化園區皆具有強大的文化孵化功能。例如，迪士尼樂園，其強大的孵化的功能就帶動了當地制造業、服務業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唐人文化園內多數店鋪銷售的是玉器、瓷器和茶具等與文化藝術相關的產品，而不是由思維轉換成的文化創意產品，產品的上下游產業鏈大都是傳統的制造業和銷售業。這種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旅游、餐飲和制造業等行業發展，但不利于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和相關產業的孵化。孵化功能的不足會導致其價值鏈的縮短和持續發展動力的匱乏。（3）品牌效益缺乏。“可持續成長的創意產業集群依靠輸出品牌和符號促進自主發展，而非大量生產或加工創意產品”。［3］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品牌乘數，迪士尼主題公園則是依靠迪士尼集團強大的品牌影響力，成為全球最大的文化公園。唐人文化園承接了古玩城搬遷帶來的產業轉移，主打以傳統文化為主、休閑文化為輔的品牌形象。園區內多售賣玉器、瓷器等古玩商品的店鋪，雖說其間不乏規范的商家，但商品質量的參差不齊大大降低了其信譽度和影響力，致使人們難以形成“感受傳統文化到唐人文化園”的觀念，更不用說品牌效應和品牌影響力了。

3結語

篇9

重慶鄉鎮經濟實現綠色崛起需要以文化產業為支撐。鄉鎮是連接農村與城市的重要紐帶，是推動農村發展進步的重要著力點和支撐點。對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和民族地區于一體的重慶而言，要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率先在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鄉鎮的綠色崛起是關鍵。鄉鎮經濟的綠色崛起離不開綠色產業的支撐。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一個地區應選擇擴散效應最大的產業或產業群作為主導產業，重點扶持，加速發展，從而帶動其他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由于自然條件、地形地貌及資源稟賦的限制，重慶絕大多數鄉鎮不適合以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為支撐，這已經為半個世紀以來重慶工業化發展歷程所證明。文化產業具有污染小、能耗低、效益高的特點，不僅高度契合生態文明價值理念，而且其發展繁榮能夠帶動鄉鎮的旅游觀光、休閑度假、餐飲娛樂等新的經濟增長點，甚至為下一個新興產業搭建新的平臺。文化產業對鎮域經濟具有良好的帶動效應，符合擴散效應的經濟帶動原理。加之重慶歷史文化底蘊豐厚，大足石刻、綦江版畫、秀山花燈、銅梁火龍等民間藝術盛行，鄉鎮經濟非常適合發展文化產業。在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高度重視生態文明的當下，文化產業應該成為重慶鎮域經濟綠色崛起的支撐產業。發展鄉鎮文化產業是重慶鄉鎮落實生態文明戰略的內在要求。2013年9月，重慶市委四屆三次全會將渝東北11個區縣定位為生態涵養發展區，將渝東南6個區縣定位為生態保護發展區，明確提出“建設綠色經濟發展高地、重要生態屏障、生態民俗文化旅游帶……”［3］對于重慶各鄉鎮，尤其是渝東南、渝東北各鄉鎮來說，在力爭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又要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等問題，為三千萬重慶人民留下一片藍天白云、青山綠水，關鍵是要依靠以文化產業為代表的綠色產業來落實生態文明戰略。為此，重慶市政府設立了歷史文化名鎮基礎設施建設配套費，出臺了有利于名鎮保護與利用的具體政策和措施，每年支持每個區縣2500萬元，用于名鎮的歷史文化保護與開發。文化是推動經濟繁榮發展的思想基礎，是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內在精神力量。以保護和開發特色文化資源為抓手，推動一大批特色文化鄉鎮的形成，是重慶統籌城鄉發展、實施生態文明戰略的重要使命。

二、鄉鎮文化產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重慶文化產業總體發展迅猛。據蔡靈、薛勝文、沈哲彥等統計，2005—2012年，重慶市文化產業增加值從66．66億元增長到約420億元，年均增長近30%，占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2%提高到4%左右，重慶文化產業正向支柱性產業迅速邁進。據文創網披露，2013年，重慶市文化產業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上半年實現電影票房收入3．45億元，居西部第二、全國第九，同比增長31．23%;廣播電視收入12．2億元，同比增長11．97%，其中廣電集團總收入11．7億元，同比增長14．91%;直屬院團公益演出218場，商業演出281場，其中演藝集團總收入3264萬元，同比增長8．5%。與迅猛發展的城市文化產業相比，重慶鄉鎮文化產業發展還比較緩慢。由于鄉鎮文化產業、甚至整個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尚未納入有關部門統計范疇，目前無法用詳細、準確的數據對其進行描述。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對重慶鄉鎮文化產業的現狀做個基本判識:一是從發展基礎看，重慶鄉鎮文化產業已有一定基礎，但底子薄、基礎差，發展速度慢。受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制約，重慶農村包括鄉鎮居民文化消費需求不高，消費支出偏小，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重慶城市居民文化娛樂消費支出是農村居民的5．98倍，文化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鄉鎮得益非常有限，全市3．64萬文化人才主要集中在市級宣傳文化單位，鄉鎮文化站專門工作人員則嚴重流失［5］。二是從區域布局看，重慶鄉鎮文化產業發展極不平衡。總體而言，經濟社會發展較好、交通相對便利的渝西地區鄉鎮文化產業發展要好于渝東南和渝東北“兩翼”地區;具有豐富歷史文化底蘊、良好民間藝術基礎或者擁有得天獨厚自然資源的鄉鎮，其文化產業發展較快，而沒有上述條件的鄉鎮文化產業發展舉步維艱。三是從發展模式看，重慶鄉鎮文化產業目前主要是依托現有文化、藝術資源或者旅游資源，就地取材，“看米下鍋”，缺乏“無中生有”“借船出海”的膽量和氣魄，當然就更談不上產業資本運作了。

三、發展鄉鎮文化產業的路徑建議

綜觀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路徑，結合重慶實際，筆者以為，鄉鎮文化產業走“打造品牌—引智創新—產業集聚”的發展路徑是可行的。依托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打造本地文化旅游品牌是鄉鎮文化產業發展路徑的起點。重慶民間文化、民族文化豐富，許多鄉鎮具有非常獨特的旅游資源、歷史文化資源、民間文藝資源。綦江版畫、銅梁火龍、秀山花燈、酉陽擺手舞、九龍楹聯、梁平三絕(梁山燈戲、梁平年畫、梁平竹簾)、接龍吹打、木洞山歌，是重慶的特色民間藝術。此外，重慶的民歌民謠、民間舞蹈如木葉情歌、喝茶歌、秧鑼鼓、竹筒舞、銅鈴舞等風格別致;“過趕年”“三月三”“趕秋節”等民族節日精彩紛呈;石板街、封火墻、印子屋、四合院、吊腳樓等民間建筑風格獨異;媷油粑粑、釀豆腐、烏江魚、油茶場等民間飲食別具特色……這些民間文化加上底蘊豐厚的歷史文化、風光獨特的自然環境，形成了強大的文化旅游基礎。若政府能夠牽頭搭臺，調動社會各方力量，那么，打造獨特的鄉鎮文化旅游品牌是切實可行的。武隆縣依托仙女山鎮“天生三硚”等獨特奇異的自然風光，聘請張藝謀等文化傳媒專家對川江號子、哭嫁歌等民俗文化進行深度挖掘，精心打造了印象系列情景劇之印象•武隆。該劇公演后，3個月內就成功演出近百場，門票收入突破2000萬元。同期，武隆縣接待游客346．15萬人次，實現旅游總收入16．44億元，同比增長19．08%和20．53%，帶動仙女山鎮和武隆縣經濟大幅增長。

鄉鎮文化產業要由小做大，還必須在此基礎上積極引智創新。引智創新，就是鄉鎮在缺乏人才的情況下借用外部智慧對文化產業進行培育和打造，形成自己獨特的品牌。對嚴重缺乏文化產業專業人才的重慶各鄉鎮而言，引智創新至少有四種方式可作參考。一是借用外部智慧對文化旅游資源進行包裝打造，形成獨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印象•武隆即是借用張藝謀、王潮歌、樊躍等外部智慧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成功典型。風光秀美、旅游資源豐富的渝東南、渝東北各鄉鎮宜將此種方式作為首選。二是借用外部智慧將本地文化資源如特殊的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耕稼文化、飲食文化等等，與本鄉鎮地形地貌緊密結合起來進行開發，打造具有濃郁鄉土文化氣息的特色小鎮。文化是特色小鎮之魂。當前一些“古鎮”盲目仿古、冒古、造古，終究淪為“四不像”，關鍵就是沒有抓住特色文化這個“魂”。歷史悠久、民俗文化豐富的渝西各鄉鎮可考慮此種模式。如永川松溉古鎮，濱臨長江，交通便利，自明清以來多次作為縣衙治所，其古街、衙門、城隍廟等建筑保存完好，又有諸葛亮神樹傳說，民間飲食“九大碗”享譽重慶……若能聘請文化傳媒專家將這些文化要素進行綜合打造，凝練出松溉古鎮的特色文化并使其得以彰顯，則該鎮的文化旅游產業將迅速實現突飛猛進。三是借用外部智慧將本地特殊的文化資源制作成為電影、動漫、網絡小說或者游戲作品等等。重慶民間故事、神話傳說、歷史典故題材豐富，據段庸生、張雪梅等考證，重慶地區民間廣為流傳的這類文化題材多達250余個，諸如巫山神女、涂山禹跡、金鷹降螺、白帝托孤、蛇吞象等經典故事，都是值得影視業和動漫業深度挖掘并打造的好素材。四是借用外部智慧牽線搭橋或者“無中生有”，利用本地自然資源或者文化資源與文化傳媒企業合作打造影視拍攝基地。擁有獨特外景拍攝條件的鄉鎮，如南川、奉節、云陽、巫山等區縣的一些鄉鎮可以借鑒龍興鎮兩江國際影視城的做法。該影視城以“民國歷史”“巴蜀特色”為主要外景拍攝主題，兼具“影視拍攝、影片觀看、產品展示、高端論壇、特色旅游”五大功能，規劃面積5平方公里，建成后將實現每年拍攝5部經典影視作品、年均游客500萬人、年服務業產值逾500億元的發展目標。目前雖尚未完全建成，但“民國街”已初具規模，游“民國街”、逛龍興古鎮成為重慶一日游的理想選擇之一。

鄉鎮文化產業發展的落腳點是實現文化產業的集聚。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工業區理論本質上是一種產業要素集聚理論，該理論認為，同一產業越多的企業聚集于一個空間，就越有利于企業所需生產要素的聚集，而空間內生產要素聚集越多，就越容易降低該產業的平均生產成本，而且隨著各生產要素專業化的加深，生產將更加有效率，該空間企業也將更具有競爭力。重慶鄉鎮文化產業經過若干年的品牌打造、引智創新，積累起一定的產業基礎之后，必然走向產業集聚。產業集聚的初始階段是生產要素的集聚。就某一鄉鎮而言，文化產業生產要素的集聚主要是指該鄉鎮文化旅游品牌或者文化產業主導項目所需的勞動力、資金、能源、運輸以及其它專業化要素源源不斷的集聚。這些要素的集聚一方面不斷降低該文化產業品牌或主導項目的生產成本、提升其競爭力，另一方面還促進與本品牌或主導項目相關的其他產業的集聚。這些文化企業之間主要是互補關系而非競爭關系，他們之間的良性互動可以促進彼此更好地發展。就某一區縣而言，文化產業的集聚應該是一種大文化產業即產業群的思路，其域內文化企業之間、各鄉鎮之間應該形成品牌的差異和互補。武隆縣的產業集群發展思路可資借鑒:該縣以文化旅游品牌為核心，吸引一大批文化旅游產業、文化生態產業、文化裝飾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落戶縣城及周邊各鎮，推進文化旅游產品、營銷、服務國際化進程，做優生態農業，做活現代服務業，擬用5～20年時間把近3000平方公里的縣域全境打造成為一個宜居、宜游、宜業的大公園。重慶鄉鎮文化產業要成功走出“資源開發—引智創新—產業集聚”的發展路徑，須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首先是縣級及以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由于經濟欠發達，重慶大多數鄉鎮，尤其是渝東南、渝東北的鄉鎮嚴重缺乏發展文化產業所必須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物流等諸多要素。

篇10

許昌歷史源遠流長，文化旅游資源異常豐富。按照《國標》的標準，我們把許昌的文化旅游資源分為三大類，第一類：人類活動遺址遺跡。作為三國時期活動最為頻繁活躍的著名人物——曹操，他在許昌留下了很多的遺址。曹操割發代首處，毓秀臺，用來議事的儀式臺，進行重大活動的受禪臺，與軍事有關的練兵臺、藏兵洞，漢魏許都故城遺址公園等等。第二類：建筑、設施與認為旅游地。它包括四個部分，景觀建筑和附屬建筑，如魏文帝廟、三絕碑、關于挺風勒馬畫像碑；居住地與社區，如春秋樓景區、曹丞相府、鐘繇園林；歸葬地，如張公祠、愍帝陵、董妃陵、張潘二妃墓、伏皇后墓、華佗墓、王允墓、夏侯淵墓、馬騰墓等等；水工建筑如運糧河等。第三類：人文活動。這一類的內容較為復雜，有人物、事件、戲劇、文學作品、地方風俗、民間禮儀等，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郭嘉、蔡文姬、關公挑袍、夜讀春秋、許下屯田、豫劇、建安文學、三國傳說、三國地名、酒令等等。許昌市三國文化旅游資源特征鮮明。首先，具有較高的知名度、獨具特色。曹魏集團在許昌打下根據并走向鼎盛，成為中國歷史上精彩紛呈的一筆；三曹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在許昌慷慨陳詞，創造出以剛健沉雄為特征的建安文學，開創了中國文學的新天地；2006年，許昌被授予“中國三國文化之鄉”的稱號，每年都要舉辦大型的文化周活動，并發行多枚三國文化郵票，進一步提升了三國名氣，具有較為廣泛的影響。其次，蘊含著極高的旅游價值，滿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三國時期遺留下的各種歷史人文遺址具有極高歷史文化價值。通過閱讀奸商墓葬、碑刻等，游客可以感受三國人物爽朗的風姿、恢弘博大的歷史場面、享受酣暢淋漓的美學體驗。通過追溯三國歷史，游客們可以積累知識、開闊視野。此外，許昌會定時開辦民俗表演、三國文化歷史周等活動，吸引更多的游客積極參與，研究古代歷史和文學，獲得更好的文化體驗。

二、許昌三國文化旅游產業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許昌擁有寶藏一樣的三國文化旅游資源，但是對于旅游資源的開發卻并沒有盡善盡美，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旅游資源開發水平低。由于某些遺址遺跡容易遭到破壞、不易保存、修復費用較高等原因，一些旅游資源處于閑置狀態，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某些非物質性的旅游資源則壓根沒有得到開發，如建安文學資源，三國服飾、飲食、生活資源，三國民俗等等。此外，許昌市的三國文化資源還存在著“封閉獨立”的情況，零散不成系統，也沒有形成較大的旅游規模。第二、管理理念不夠先進、資金短缺。目前，許昌市對于三國旅游景區的管理是事業型管理，政府管得過多過死，缺乏市場競爭，此外，資金缺乏問題，也大大地限制了景區的發展。此外，許昌三國文化旅游還存在著客源市場狹小、吸引力不強、營銷手段落后、宣傳不足等問題亟待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