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貿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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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是“商品實體”和“商品文化”的結合，國際貿易中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關鍵點。隨著現代消費者心理需求的強化，“文化營銷”要素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更加凸現，可以認為“文化營銷”是國家貿易最基本的先行要素。在國際貿易中應運用好“文化營銷策略”為產品通往國際市場鋪平道路。

一、文化營銷是國際貿易中最基本的先行要素

隨著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單靠產品、價格等作為手段打開國際市場的策略越來越顯得難行，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沒有重視“文化營銷”的作用。因為在國際貿易中“文化”是最基本的營銷要素，進軍國際市場，需要文化先行。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家電企業則通過贊助《排球女將》、《血疑》等多部電視連續劇營造文化氛圍，促使了我國消費者對日本優秀文化的認同，同時把National、Sonny、Yamaha等品牌形象帶進了中國，并在產品引入我國市場之初就注重較高的產品品質，使我國消費者形成了“日本制造，精良品質”的觀念。

“韓貨”熱銷中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先通過韓劇將韓國文化內涵傳入中國，以《藍色生死戀》和《大長今》為代表的多部優秀電視劇，形成了強勁的“韓流”，“韓流”威力帶動了“韓貨”的熱銷，包括現代轎車、三星電子產品、韓國美容產品、韓式生發產品等等，并通過電子產品擴散到飲食、美容、生發、醫療等多個產業行業。還有就是P&G所生產的系列產品獨占我國洗發美發護發用品市場的鰲頭，這與該公司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就將護發的文化觀念引入給我國的消費者直接相關。綜合這些國家企業成功的經驗，都是先從文化上滲透融入目標市場當地，然后再將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入目標市場。

相反，文化的不相融使得國際貿易寸步難行。我國的玩具商品由于理念落后、品牌缺乏，國產玩具根本無法與國際品牌競爭。雖然全球75%的玩具在我國生產，但與國內玩具消費急劇增加的市場背景相比，由于缺乏品牌支持，國內大多玩具廠商是以為跨國公司巨頭們“打工”為“生”，很多玩具都以貼牌加工生產的方式才能進入國際市場。國際貿易的前景令人堪憂。

可口可樂公司開拓印度市場遇到的阻力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1977年曾遭印度政府驅逐出境的“禮遇”，可口可樂公司不甘心退出印度市場，16年后，1993年10月才重新登陸印度；2003年，印度的“科學與環境中心”首次公開調查宣稱，百事可樂與可口可樂兩大公司在印度生產銷售的部分軟飲料中殺蟲劑含量超標；2004年2月17日，當地婦女組織以保護國家利益之名向跨國公司訴訟，當地政府責令可口可樂廠關閉……諸多的摩擦，究其原因，是因為印度人難以從精神文化上接受可口可樂。當年大英帝國以貿易為名，逐步吞食印度半島各個國家的和領土，最終殖民統治了整個印度。東印度公司是印度人心中永遠的痛。這里也存在可口可樂公司方面的問題，就是沒有放下架子，沒學會充分尊重當地文化。

商品本身就應該是“商品實體”和“商品文化”的結合，商品文化是生產經營者在設計、生產、包裝、裝潢設計、經營商品的活動過程中所創造的、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意義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中所包含的精神方面的總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消費者更加注重的是精神需求上的商品的滿足。上文提到的這些國外企業所提供的產品，也包括諸多未提及的國外產品，都是緊緊抓住國內消費環境的變化，把“商品文化”作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先行營銷要素，滿足國內消費的心理需求從而取得成功。相反，“商品文化”沒能首先滿足消費的心理需求，商品無法被接受，也就難以在市場上行銷。二、國際貿易中“文化營銷策略”的運用

1.提高對商品文化營銷力的認識

進入21世紀后，國際貿易中以價格作為核心競爭力的態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文化所蘊含的巨大生產力正在被釋放出來，文化創造財富的神話已經變為活生生的現實。文化除了直接作為商品、資產進入市場之外，還成為現代營銷的資本。文化營銷與營銷文化進一步令人關注。文化營銷，是指以消費者文化需求為導向的營銷觀念，以文化創造和文化滲透為手段的一種營銷方式，也就是利用文化要素開拓市場、促進商品銷售的方法和手段。營銷文化，則是指營銷活動中注重文化的要求。兩者都是可以為提高商品文化營銷力服務的，在國際貿易活動中都必須加以重視。另外，還要注意“商品文化”的形成包括了圍繞商品活動的所有過程，應加以不斷的充實和發展。

2.發揮文化在產品創意設計中創造價值的能力

“商品文化”的創造包含在設計、生產、包裝、裝潢設計、經營商品的活動過程中。要特別注意發揮文化在產品創意設計中創造價值的能力，即文化創意力。創意力特別是在廣告創意設計、藝術產品、網絡游戲產品、工業產品設計和娛樂產品擁有強大的優勢，是這些文化產業產品的財富源泉。由此，在國際貿易中要特別加以注意發揮文化在產品創意設計中創造價值的能力。

3.發揮文化在流通中創造價值的能力

文化在流通領域也具有創造價值的作用力。包括商品儲存運輸、包裝、渠道等等方面。特別是包裝文化在提升商品價值方面非常重要。包裝具有文化價值，能在提升商品價值方面發揮很大的作用。

4.深入研究國際貿易中客戶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文化

每一個國家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念、消費觀念、信仰和消費習慣。這些長期積累下來的文化直接決定了消費的行為。在開展國際貿易活動中必須充分認識和適應才能順利地開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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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國際貿易；比較優勢；差異性；互補性

1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歷史過程中，賦予物質和精神產品的全部總和。文化體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人類所生產的物質產品上；人類與其他個體或群體的關系上，包括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為方式等；文化還體現在意識形態上，通過宗教，哲學，道德，藝術等來表現，體現出不同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是文化的兩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和社會結構。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生成并發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異文化。②文化的時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時代的精神，時代的內容，時代的審美要求和審美情趣，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創造的文化差異為文化和國際貿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2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

自從國與國開展貿易以來，通過深入的研究，經濟學家們提出了許多貿易理論。其中，比較優勢論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建立在亞當斯密“絕對利益”學說的基礎上，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利益”學說。自從誕生之日起，“比較優勢”始終是理論發展的線索。究其原因，“比較優勢”，這四個字本身就蘊涵了深刻的理論內核，它包含兩個內容：一是“比較”，比較就是差異性，是獨特性，是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客體在某一層面進行的對比。有了差異性或獨特性，客體之間才有可比之處。二是“優勢”，其核心在于“優”字。它說明比較客體在該對比層面上的強勢地位。正是因為國與國之間（比較主體）在可比內容（比較客體）上存在的我有你無，你有我優的差異，才使得交換成為必然，對外貿易得以產生。

3文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從國際貿易理論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推導出的文化差異性恰好在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間。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文化較為普遍地存在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和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

（1）在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領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眾所周知，早在西漢時期，大量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從中國被運往地中海沿岸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產業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文化產品更是鋪天蓋地。在追逐降低產品成本的競賽已經窮途末路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獲取新的超值。

（2）在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傳統文化之上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以及收藏和展覽等，其貿易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精神文化和行為文化。還有旅游服務，作為一項集觀光、餐飲、住宿以及游樂為一體的綜合項目，其獨具特色的文化內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國際消費者的重要條件。

4國際貿易中文化差異的思考及啟示

每一種文化都會產生自己的價值體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開拓國際貿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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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貧易文化差異

國際貿易就是國際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由于人的購買行為是由需求決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約，人們總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習慣、文化標準和風俗來審視和評價外來文化，在國際貿易這種跨文化的經濟活動中，任何細節都無時不受到不同文化的沖擊。所以說在國際貿易中，適應特定文化環境的企業就能抓住消費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環境的特點和消費者的需求，其國際貿易活動就難以展開，可見能否適應不同國家的文化氛圍是國際貿易成敗的關鍵。在現代東西方國際貿易中影響國家間跨文化交際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東西文化反映在價值觀上的差異

價值觀是人們對好與壞、美與丑、值與不值、干凈與骯臟、正確與錯誤、善良與殘酷、公正與不公正、得體與不得體所進行判斷的標準。價值觀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為選擇的心理活動，是人們對周圍的世界進行思考并使自己與之適應的活動。

東方文化注重“和為貴”，以“和”體現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識中，全局的觀念比較淡薄，個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義上沒有東方人的背負，他們只知道為生存而奮斗;為利益而爭斗;為欲望而決斗。獲取個人利益是其社會行為的指南，也是其事業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個人權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任何人，無論出身貴賤，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頭開始的社會，這一“平等”觀念體現在行為模式中常表現為對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過份客氣和禮貌，如對任何服務都要說聲“謝謝”，作完報告也要說聲“謝謝”，對待家庭成員甚至是晚輩也是“謝謝”掛在嘴邊，連打個噴嚏也要說聲“對不起”。

二、東西文化反映在思維邏輯上的差異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上，一般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者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著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認為世界永遠處于變化之中，沒有永恒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著適度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中庸之道”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積淀，甚至內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一種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勝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一個事物永遠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排中性強調一個事物要么對，要么錯，無中間性。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叫分析思維，他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折衷與和諧，而是喜歡從一個整體中把事物分離出來，對事物的本質特性進行邏輯分析。正是因為思維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人的行為歸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國人強調個人的作用，而中國人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東方人信仰理想主義，重視主觀看法。西方人則信奉現實主義，重視客觀事實，一切以數據和事實為依據。

三、東西文化反映在風俗習慣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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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規模

在入世后這十幾年的時間里，我國農業結構的變化十分顯著，并且增速較快，在國際貿易中的市場份額也在逐漸擴大，并且在農業進出口、貿易總額等方面也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我國自入世后農業國際貿易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自2001年后，我國農業進口和出口總額的增長都非常顯著，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9年農產品進口和出口的總額均減少，但此后又迅速回暖，并繼續保持原有的穩定增長態勢。同時與農產品出口相比，農產品進口規模的增長速度更快，這就導致自2004年以后出現貿易逆差，并且逆差值正在不斷擴大。

（二）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市場格局

從出口國家來看，我國的農產品出口國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在歐洲、非洲等國際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十分有限，這種單一的出口市場也阻礙了農業國際貿易發展的多元化。2001年我國農產品出口在亞洲地區所占的市場份額為75%，2012年降至60%。雖然與2001年相比，亞洲地區的市場比重在下降，但其依然保持著主體地位，這種較為穩定的市場格局對于農業貿易發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與2001年相比，我國在歐美、非洲等地區的市場份額逐漸增加，表明我國農業貿易越來越趨向多元化，這對于降低貿易風險、促進農業貿易健康發展是有益的。與農產品出口的市場格局類似，我國的農產品進口主要集中在美洲和亞洲這兩個地區，約占到總進口額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所占份額最高的為北美洲，多年來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此可見，大體來看我國近年來農業國際貿易的市場格局相對穩定，并且逐漸趨于多元化，在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進出口的總量也相應得到增長。

二、貿易平等化視域下阻礙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發展的因素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數量的迅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國際農產品市場正在迅速擴大，這給我國的農產品國際貿易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也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從貿易平等化的角度來看，我國的農業國際貿易在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阻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貿易壁壘對國際市場環境的影響

一些國家出于保護本土市場的考慮，對進口的農產品收取高額的關稅或其他附加稅收，以阻止外國農產品進入本國市場，這樣的方式本身就與貿易平等化原則相背離。這種用于保護本國農產品市場的手段，其實質是通過扭曲進口國農產品市場來維護本國農產品制造者的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對手妥協。這種收取高額關稅的方式，從短期來看可以避免外國農產品在本國市場的擴張，但對于本國農業企業的市場生存力的提高是不利，也不利于貿易伙伴國農業產業的發展。在多邊談判中，世貿組織限定了世界各國關稅的總額，這就導致很多國家需要采取除關稅之外的綠色壁壘等調控手段，以此來保護本土農業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非關稅壁壘對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發展的阻礙也越來越凸顯，包括海關部門制定的直接非關稅壁壘，也包括非海關部門制定的非關稅壁壘。通常海關會通過進口許可證、農產品配額限制等方式來直接控制進口農產品的總額，而非海關則通過對農產品進行衛生和質量檢查，并輔助社會、技術和進口押金等手段來間接控制進口產品。貿易壁壘是與貿易平等化原則相背離的，也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業國際貿易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例如，一些發達成員國對于進口食品的安全十分重視，在農產品藥品殘留、細菌指標等方面的檢驗十分嚴格，這樣也讓我國失去了很多在國際農業市場上參與公平競爭的機會。繼美國FDA公布禁止在進口食品中使用的藥物名單后，一些發達國家也陸續針對不同的進口食品制訂了農藥殘留的檢驗標準。但目前我國針對不同的食品，還沒有制定相應的農藥殘留檢驗標準，這樣在農產品出口時就受到國外各種檢驗指標的約束。近年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額屢屢受到綠色壁壘的限制，出口總額也由前幾年的210億元降至130億元，導致巨大的損失。

（二）農業補貼政策應用不當制約發展

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無節制地使用農業補貼政策，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農產品貿易市場的自由化體制，對于國際農貿市場的自由化也是十分不利的。一方面，農業補貼政策違背了世貿組織制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的制定是為了保障各國貿易者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國際市場中，并通過市場來對農業資源利用率進行調節，以此讓世界范圍內的農業資源得到優化配置。而農業補貼政策如果應用不當，不僅會干預到市場機制的公平性，也可能破壞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阻礙農業資源在國際市場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農業補貼政策違背了貿易平等原則。從短期來看雖然農業補貼可以提高農業企業的收益，降低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成本，但也影響到農業企業管理能力與技術水平的提高，進而制約了其在市場調控中的健康發展。與此同時，農業補貼政策與自由市場原則也是不相容的。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基礎就是自由貿易，讓市場具備自由交易的權利，以此實現對各種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在自由市場中也允許政府對瀕臨失衡的市場進行調控，但是如果政府干預過度將直接影響到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導致部分具備競爭優勢的農業資源無法正常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自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出現了一段時間的蕭條期。為了扭轉世界經濟的形勢，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妄圖通過操控匯率，來使我國的人民幣增值，以此緩解本國的經濟壓力。而一旦人民幣匯率增加，必然會對我國的農業國家貿易帶來十分深遠的影響。首先，人民幣匯率的提升會降低我國進口農產品的相對價格，相反的也增加了農產品的進口量，這樣必然會起到促進我國農產品進口的目的。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相同數額的貨幣可以買到數量更多的產品，對于農產品進口有利，但降低了農產品的進口額。如果人民幣增值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農產品的進口量增值約為15%，而農產品進口額的下降值將高于15%。其次，我國貨幣的增值會提升農產品的價格，這對于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是不利的，也會影響到農產品的出口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增值在提高進口量的同時抬高了農產品出口的成本，進而削弱了我國在農業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少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量。這也表明，人民幣匯率增加后我國加工型農產品的數量將增加，而在出口中第一、二類農產品的數量也會增加，這樣表示加工型農產品會受到很大的沖擊。

（四）農業國際貿易的產品結構不合理

我國在農業國際貿易中進口量較大的產品主要有大豆、大米等，而出口產品主要有園藝產品與水產品，具有十分明顯的區域特征，并且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通過分析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產品結構，可以發現我國出口的大部分為土地密集型產品，價格相對低廉，如煙草、油料、谷物等，很少有價值較高的農產品，如水果、蔬菜等。我國的這種農產品出口結構與世界貿易中的總體結構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并且不符合農業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同時我國出口的農業產品大部分只經過初級加工，經過深加工農產品的份額不足百分之二十，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及以上。從產品的價值來看，經過深加工產品的價值遠遠高于經過初級加工產品的價值，這樣的不合理結構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總量與質量。此外，在農產品加工方面，我國的設備與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多不足。上述問題不僅增加了農業產品的加工成本，不利于提升產品的質量，也讓我國失去了很多參與平等化國際市場競爭的機會。

三、貿易平等化視域下我國農業國際貿易的發展戰略

我國自入世后，在農業生產與貿易方面的理念正在逐漸轉變，并提高了對農產品質量的關注，各地也在積極修訂農產品生產、加工和檢驗等標準，以此提升其市場競爭力。因此，只要我們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基于平等化原則來選擇有效的農業國際貿易發展戰略，積極應對進出口貿易中存在的問題，將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一）積極應對貿易壁壘的戰略

1.構建預警與反應機制。面對農業國際貿易中存在的各種壁壘，我國農業貿易管理部門應該積極構建相關的預警與反應機制，通過互聯網搜集并實時掌握國際市場的各種情報，尤其是關于貿易國制定與實行貿易壁壘的動態信息。農業貿易研究機構需要對收集到的信息進行深入分析，并針對外國的貿易壁壘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以此為農業企業與對外貿易管理部門提供參考。通過該預警與反應機制，首先可以了解貿易國在農業經濟方面的情況，并在此基礎上由相關部門制定應對該國貿易壁壘的措施，以此維護平等化的貿易環境。在制定反貿易壁壘策略過程中，農業部門應該充分了解貿易國在經濟運行中的薄弱環節，保障恰當的反制裁強度，這樣不僅能夠給貿易壁壘國一定的威懾，也不至于影響到與貿易伙伴之間的關系，進而達到以較低的成本來遏制貿易國隨意制定并實施貿易壁壘的行為。此外，農業貿易管理部門可以通過世貿咨詢等方式，多搜集與貿易壁壘相關的信息，并實時掌握貿易國在法律法規、技術指標等方面的變化，構建貿易壁壘預警專家數據庫，這樣就可以根據不同的情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反制裁策略。

2.參與制定國際標準。我國應該積極參與制定與農業國際貿易相關的標準，力求通過制度來避免國際市場上出現惡性貿易壁壘。從現有的情況來看，我國在國際貿易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參與度不高，并且缺乏相應的意識，這與我國缺乏農業貿易方面的人才也有一定的關系。地方各級政府應該多了解農業企業的情況，通過農業協會等渠道收集農業企業在貿易壁壘中造成的損失，及時匯總和整理農業企業的意志，并在制定農業國際貿易標準過程中體現出來。農業企業也需要及時更新貿易理念與產品加工技術，政府部門需要整合各級各類技術力量，充分利用國際貿易中的規則，以制定完善合理的反制裁策略來保護我國的本土農業。

（二）針對貿易國農業補貼的戰略

1.在農業國際貿易中，我國的農業產業面臨著包括國外農業補貼政策在內的多種沖擊，與此同時也有很多機遇可以把握。在國際貿易中我國的農業企業應該深入分析自身獲得的權利，熟悉國際貿易慣例與規則，以此保障在公平的市場環境中參與競爭。世貿組織規則中允許各國針對本國的貿易發展情況，制定不影響或影響較小的農業補貼等支持政策，這就是綠箱政策。通過研究這些貿易規則，我們可以發現世貿成員國多通過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加大投入來支持農業，這也是一種較為可行的方式。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的農業貿易承受著多方面的沖擊與挑戰，目前的應用綠箱政策也很少，而國際貿易中有很多相關政策可以應用于我國的農業政策中。我國政府需要建立直接農業補助體系，給予低收入農民群體一定的保障，并逐步完善農業自然災害補助、農產品補貼等政策，各級政府需深入了解農業企業發展情況，了解國外農業補貼對其沖擊最大的農產品或農業生產區，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補助措施。

2.在世貿農業談判中我國政府應該積極參與，制定規范可行的綠箱政策標準，以此避免貿易國出現濫用農業補貼的行為，同時力求制定出讓貿易國減少農業補貼的新規定。各貿易國應該基于世貿這個自由化的平臺，制定對農業補貼政策有約束性的規則，在賦予發達國家可內控綠箱政策行為的同時，也需要讓發達國家有權利通過限制進口農產品等方式，以此反制裁發達國家的綠箱政策行為。

3.政府應該根據我國的農業國情加快構建適宜的農業補貼體制，以此遏制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等對我國農業貿易的限制。農業管理部門需要充分了解農業市場規則，對現有的農業產業結構進行深入調整，對農產品進行嚴格控制與檢驗，建設系統的農業市場信息平臺，以此提升我國農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相關部門可以在基于國際貿易規則的基礎上，深入推進農業稅費改革，降低農產品在深加工與流通過程中的稅費負擔，拓展我國的農業產業鏈，以此讓農業產業獲得更大的價值。

（三）穩定我國人民幣匯率的戰略

從上述分析我們了解到，一旦我國的貨幣匯率發生變化，必將對我國農產品國家貿易帶來很大的沖擊。人民幣匯率的不穩定會降低農產品的出口量，增加農產品的進口成本，阻礙我國農產品國家貿易的健康穩定發展。但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也并不能說可以起到扭轉進出口局面的作用。對于農產品進出口逆差而言，人民幣貶值的作用是具有雙面性的，這需要從市場需求以及時滯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我國貨幣貶值后，雖然出口到國外農產品的價格會相應降低，但是國際市場的需求并不會立即增加，這樣農產品的出口量也不可能迅速增加，這就是所謂的時滯。另一方面，貨幣貶值對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的影響還與市場需求彈性有關，若進口農產品彈性需求的絕對值大于出口農產品需求彈性的絕對值，那么匯率的降至有助于扭轉當前農產品貿易逆差的局勢。反之，貨幣貶值對于農產品國家貿易是不利的。從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式來看，要降低匯率還是非常有難度的，這樣政府只能通過保障穩定的匯率，減緩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以此改善當前貿易逆差過大的形勢。

（四）提升農業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戰略

1.調整農產品結構，推動貿易的多元化發展。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等國家或地區一度出現需求降低，這給我國的農業國際貿易帶來了一定的不利影響。我國應該加強與中東、南美等地的貿易往來，積極擴展國際市場，以規避進出口集中帶來的風險。將小規模分散農業經營與大規模經營模式有機結合在一起，提高我國農業企業的運營實力，同時注重農業產品結構的多樣化，并努力提高產品深加工技術、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實現農業國際貿易的多元化發展，以此應對跨國企業的壟斷等行為。

2.我國農業企業需要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制定具有差異性的發展戰略，以此應對貿易國扭曲市場貿易平等化的行為，保障公平的國際市場競爭。如果與貿易伙伴國的同類農產品相比，我國的農產品具有十分顯著的競爭力，這就容易導致不平等的貿易市場格局，而貿易伙伴國會因此制定有利于其本國農業生產與運營企業的政策，即各種綠色壁壘，以此破壞已有的市場競爭環境。針對這種情況，我國應該及時了解國際貿易市場的動態，基于平等化原則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發展策略，通過創新生產技術、更新企業運營理念等方式，力求生產出高品質的農產品，避免與貿易伙伴國在同類產品上出現正面競爭，這樣不僅能夠有效規避貿易壁壘，也有助于農業企業打造自己的品牌。

四、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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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發展貿易結構高級生產要素金融效率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強勁趨勢，既使國際貿易環境出現各種不利的事件，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貿易上所獲取的利益都出乎經濟預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國對外貿易在現時代的“無約束”發展超脫了現存貿易理論的普遍解釋范圍，抑或是否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貿易現象成為貿易理論界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其實則不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改革的進程中，一直堅持自我為中心的貿易方針，即以自我所擁有的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主導，大力開展出口導向型貿易，以此來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以這些新興產業為依托，更深層次地改良優勢產業，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其次，多年來的貿易成果積累了充盈的資本，為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從產品規模和質量上，都隨著貿易成果擴大而增強，延續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而且也在產品的國際信譽市場上異軍突起，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擴充提供了保證。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開放貿易在以勞動力成本為依托的貿易商品延續了幾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經濟效益，從長遠看整體國家貿易商品結構也出現了嚴重傾斜，沒有形成一個立體層次的貿易結構，即在高、中、低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一個均衡的結構。而高、中層次的貿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為當今經濟發展動力的局面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穩妥而快速地推動我國貿易結構優化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家金融體系一直在開放的貿易環境下遵循著計劃經濟時的經營體制，在對國有的金融界進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國的金融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營市場。本文就是從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以金融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討論如何借助于金融層面的經濟發展力量來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

1貿易結構優化概述

從貿易理論來分，大致可分為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和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

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理論：一是以大衛·李嘉圖和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貿易理論。其代表觀點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導致價格差的原因則歸結于勞動生產率或技術差異；而赫克歇爾-俄林則是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來討論國際貿易起因，進而指出生產要素的豐裕和稀缺程度決定生產要素價格差，從而致使商品的國際價格差異。二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構建框架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產品規模的經濟效應和產品差異上的消費效應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動因。新貿易理論是在突破古典貿易理論假設前提下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補充。但這兩種理論的出發點都只強調了現存的資源，是在資源總量恒定不變的前提下對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論探討，是一個靜態過程。

從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分析：一是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等后天因素人為地創造出來，強調的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技術創新。該理論的兩大支撐是技術和資本，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手段，加快產品中生產要素的轉換比率，同時把技術作為比較優勢的內生變量，強調“干中學”的經濟效應。通過“干中學”以及技術創新鞏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資本的作用在于技術創新和產品生命周期成長和成熟兩個階段，是產品生產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這兩個階段由于技術外溢資本的作用尤為重要。二是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可以人為地有意識地選擇策略來配置稀缺資源，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波特的競爭理論中，有四個基本的要素：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相關與支撐產業、企業的戰略和競爭程度。波特將生產要素細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費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級要素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要素。他認為高級要素最為重要，它們是取得高級國際分工層次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但是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則無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彌補。競爭優勢注重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關注要素的質量和產品的需求情況，主動地創造比較優勢，在改善貿易結構中，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越來越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貿易動力主要由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在這個階段貿易結構主要是表現為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貿易發展。第二階段中推動貿易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比較優勢的動態階段，即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貿易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貿易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比較優勢建立在高級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從而上升到后天稟賦層次。第三階段，競爭優勢成為推動貿易結構優化的主要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此階段以吸收貿易發展帶來的先進技術，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和技術優勢為特征。而在這三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優化貿易結構上的兩個關鍵。在當今經濟發展的秉性中，這兩個因素無不與高投入的資本量相關。我國的對外貿易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結合當前金融發展的大前提，繼續保持在自我特有貿易低層次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借助于金融促進的力量來構建我國中高層次的貿易體系。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貿易結構優化

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時候，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幾乎可以代表該國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中貿易結構的取向和相關調整都對經濟增長率和其發展的持續性至關重要。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多年中的貿易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同時在貿易成果展現的主要方面外匯規模的龐大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金融體系是長期滯后于快速增長的貿易發展勢頭。特別是加入WTO后金融將面臨整體開放的形勢和國內對金融促進貿易發展不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金融的發展應更有效地對抗外來金融的競爭以及促進國家貿易在結構上的優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進程的良性延續提供恒久的動力推動環境。

首先，從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聯系來看貿易優化的問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成兩類，主張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叫做供給主導，主張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被動反映稱為需求遵從。無論是供給主導還是需求遵從的觀點，都明確地指出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保持經濟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的觀點，而把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同時也對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在對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即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Levine，1997），金融市場通過增加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較快。筆者在貿易結構優化概述中已經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改善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關鍵，而這兩者在現代經濟中無不與資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聯系。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我們已經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才可以獲得的，而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在貿易結構優化中的關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術進步理論中與資本的聯系獲得。希克斯將技術進步分為中性、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三種。中性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產原有產量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生產中的資本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勞動的生產效率的增加，結果是達到原有的產量可使用較少單位的勞動和資本，但資本/勞動比例上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資本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導致生產原有產量現在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但此時勞動/資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來衡量貿易結構時，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貿易結構優化過程中，資本投入量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以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率對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貿易結構的高級進程是資本是否起作用的標準。因此，在金融發展中提高資本在貿易商品生產中的生產效率是替代貿易結構優化中有關金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一個核要議題。

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立足于金融業在混業經營上的趨同，而金融業借助于混業經營的方式來發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經濟增長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從區分上可以從金融的生產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來看，生產性效率簡單來看就是企業從金融發展中可以獲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則是指金融業因為效率的提升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這些內在的關系為對外貿易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資本在企業生產中的運用來通過技術或者是生產要素高級化的實現來優化該國的貿易結構提供了方法。

我國金融的發展在促進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將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首先，借助于整體金融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即可以在混業經營方式下多渠道地獲得風險資金從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為企業在生產轉型過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發展中體現出的金融產品功能，可以幫企業以多樣化方式來應付對外貿易經營中的風險，規避全球經濟負面作用下的貿易風險，改善企業對外經營中的貿易環境，營造企業以技術運用為主體的貿易氣氛，為企業進行改良式的貿易運作奠定基礎；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發展帶來的機遇實現企業技術創新。無論是技術引進還是合資生產，都會對中國這樣一個成熟的貿易大國的相關產業產生激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從另一方面來增加我國貿易商品的技術標準。而更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國貿易發展的新格局，為長遠的貿易結構優化和貿易利益獲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貿易單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發展中的提升不僅可以使得企業在生產中獲得放大性的效應，而且也為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業在擴大再生產中為了追求貿易利率而加大對資本的投入量，優化國家貿易結構創造基礎；最后，金融發展對貿易結構良性促進作用反過來又會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尤其在開放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兩者在發展的過程是相互促進的。正如我國多年來貿易成果同樣也為國家的匯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結論

金融和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兩個方面。對外貿易是積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保障層面。我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要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不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產品和加工貿易上，還要在高速發展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上迎頭趕上。以我國的金融發展為契機，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為方式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升級。同時也要注意到金融發展不利方面，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同樣與資本一樣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壞性，要在兩者的互動過程中關注金融風險的擴散以及給對外貿易行業帶來的各種風險，積極地防御風險，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為貿易結構優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參考文獻

1楊德權，梁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國外研究綜述[J].財經問題研究，2005（3）

2彭磊.貿易結構優化三階段論及我國所處階段的實證檢驗[J].國際貿易探索，2004（3）

篇6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區域一體化時，一般皆采用自由貿易區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針對自由貿易區展開。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獲取資源的優化配置效應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首要理性。關于自由貿易區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可以用圖1加以簡單說明。

圖1是一個自由貿易區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設世界有三個國家：本國（H），本國潛在的盟國（F）及代表世界其余國家的第三國。左圖代表本國，Dh與Sh分別代表本國某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本國的價格是Th。假設國際市場價格為Pw，由于國際市場價格遠遠低于本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根據比較優勢，本國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生產者的利益，維持本國對該種產品的生產，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h，征收關稅后本國的價格為Th。右圖代表本國潛在的盟國，Df和Sf分別代表盟國對該種商品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盟國的價格是Tf。由于與本國一樣，國際市場價格低于盟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價格，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盟國也是屬于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現在同樣假設盟國為保護其生產者的利益，維持對該種產品的生產，也征收禁止性的從量關稅PwTf，征收關稅后盟國的價格為Th。

現在假設本國打算與F國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形式，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謀取資源優化配置的利益。假設兩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各自對非成員國維持的關稅仍為原來的禁止性關稅，只是內部取消了相互的關稅。由于本國的關稅水平高于盟國的關稅水平，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初期，本國的價格肯定高于盟國的價格，這樣就會形成盟國的產品向本國流動的動力，產品的區內流動會導致本國的價格下降，但價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價格為Tf，原因是本國的進口來源是盟國，而盟國的最低價格為Tf。要知道本國最后的價格為多少，關鍵在于確定本國市場的供給。由于本國的價格間于Th與Tf之間，而且只要本國的價格高于Tf，盟國的產品就會全部供給本國市場，所以本國與盟國形成自由貿易區后，本國市場的供給實際上就是兩國市場的供給之和。圖中的Sh+f就是兩國供給曲線的橫向加總，也是本國市場的實際供給曲線。本國市場最后的價格取決于Sh+f與Dh的交點的位置，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高于或等于Tf，則該價格即為最后的價格，相反，如果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低于Th，則最后的價格即為Tf。在此為方便分析，假設Sh+f與Dh的交點處所對應的價格恰好是Tf。由于本國與盟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價格由Th降為Tf，消費者剩余的增加為梯形ThABTf的面積，生產者剩余的減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積，由于政府原來沒有關稅收入，所以社會凈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積，新增加福利皆來源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其中ABD為消費效應，即由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費數量所引起，ADC為生產效應，即由較低成本的進口替代了一部分較高成本的國內生產所引起。對于盟國來講，其市場價格始終為Tf，其出口并不會導致其國內價格上升，因為一旦價格高于Tf，其國內的消費者就會轉而消費第三國的進口產品。在例中，盟國的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前均沒有發生變化，但盟國的社會福利也會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國消費者的消費全部來源于進口，消費數量為Q1，由于政府得到了為面積為TfEFPw的關稅收入，此即盟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凈社會福利增加額。

以上的分析表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是自由貿易區兩個重要效應，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則會導致福利的惡化，自由貿易區能否改善成員國的福利，關鍵取決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創造能力，貿易創造型能力越強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員國的社會福利。但現在的問題是，本國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國結成自由貿易區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減關稅的形式，同樣能達到甚至會超過自由貿易區的收益。在圖1中，如果本國將關稅由Th削減至Tf，本國的凈收益為增加額同樣為三角形ABC的面積。這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國家在走向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為什么通常采用構建自由貿易區而不是單方面削減關稅的經濟理性問題。

貿易條件與發展中國家構建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

僅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顯然無法解釋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問題，根據經濟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釋這一問題的途徑就是從改變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隱含著一個重要假設：本國與盟國都是小國，這意味著兩國構建自由貿易區前后對貿易條件沒有任何影響。

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條件效應可以用圖2加以分析，假設整個世界有三個國家組成：本國、本國潛在的盟國和由世界其余國家組成的第三國。本國和潛在盟國是進口X產品，出口Y產品，Oh和Of分別為本國和潛在盟國的提供曲線，為方便分析，假設初始情況下兩國的貿易提供給曲線正好重合。第三國出口X產品，進口Y產品，Ow為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X和Y的相對價格就由本國、盟國及第三國的貿易提供曲線共同決定，假設初始情況下，世界市場用Y產品表示的X產品的相對價格為P0（即本國的貿易條件），此時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可以用貿易無差異曲線U0代表，盟國的情況跟本國一樣。現假設本國為保護本國的生產者，對X產品的進口征收某一數量的關稅，征稅的結果是本國的提供曲線Oh向內移動，現假設移動至Oh''''，貿易條件相應變為P1，對本國來說意味著貿易條件的改善。在P1貿易條件下，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1所代表，顯然與自由貿易相比，本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國的福利水平圖中也得以改善）。這種提高顯然純粹來源于貿易條件的改善。現假設本國潛在的盟國跟本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也相應將關稅提高至本國的水平，這樣盟國的貿易提供曲線移動至Of''''，與本國的貿易提供曲線Oh''''正好重合。此時貿易條件演變為P2，兩國新的福利水平由貿易無差異曲線U2代表，相比本國單方面提高關稅來說，兩國的福利水平得以進一步提高。這意味著獲取貿易條件的改善通常會成為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理性。如果此時本國單方面削減關稅，貿易條件將會惡化，福利水平也會相應降低。

普雷維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后來又有經濟學家對此進行基于不同樣本和時間序列的計量分析，發現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現象。辛格等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進行回歸分析，指出即使是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貿易條件也呈惡化趨勢（Singer,1999）。關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狀況，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從在發展中國家出口中占據重要比例的初級產品的角度考察。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這一點得到有關學者和機構的證實。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間，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制造業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下降了32%，這一惡化體現在四類主要的初級商品上：糧食下降了21%、飲料下降了28%、農業原料下降了45%、金屬下降了28%。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隨著大批發展中國家加入初級加工品生產領域，從1980至1999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價格下降35%，非食用類農產品價格下降了30%，礦物價格下降了45%。

其次，從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中占據同樣重要比重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角度考察。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國家卷入世界貿易體系，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由初級農礦產品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轉向勞動密集型產品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交換。但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并沒改善，而是繼續呈惡化趨勢。漢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為該論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們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

最后，從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考察。世界銀行在《1997年世界發展指標》中指出，1980至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NBTT）和收入貿易條件（ITT）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這意味著，即使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還會延續。這種延續將體現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制成品與發達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綜合上述，我們可知，貿易條件持續惡化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基本現狀，發展中國家采用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不是單方面削減貿易壁壘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經濟理性，主要是基于貿易條件方面的考慮。

參考資料：

1.波得•羅布森，國際一體化經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篇7

一

北宋時期的北方絲路貿易，對宋朝來說，主要貿易對象有西夏、瓜、沙二州政權、西州回鶻、于闐、喀拉汗朝（黑汗朝）、大食、拂＠①等。貿易方式則有貢賜貿易、榷場貿易、民間貿易等。在宋與上述各地間各種方式的貿易中，我們都發現，有白銀側身于其間。

首先，在宋朝與各政權間的貢市貿易中，白銀主要被宋王朝用于回賜。如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闐遣使羅面于多等入貢，宋朝"給還其值……別賜襲衣、金帶、銀器百兩、衣著二百，羅面于多金帶。"（注：《宋史》，卷490，《外國》六。）又如喀拉汗王朝在擊敗于闐后，繼承于闐與北宋的貿易關系，在熙寧年間以后，"遠不逾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安息雞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lán＠②衣、金帶、器幣"。（注：《宋史》，卷490，《外國》六。）這里的"器幣"中，當包括白銀。又如天圣年間1023-1032），甘州回鶻一年一貢，而天圣三年（1025）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溫訛進馬、乳香，賜銀器、金帶、衣著、暈錦旋lán＠②衣有差"。（注：《宋史》，卷490，《外國》六。）此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拂＠①，元yòu＠③六年（1091）"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注：《宋史》，卷490，《外國》六。）

次之，在宋政府買馬及宋夏間的貿易中，白銀被用于與馬匹及其他商品交換。在買馬方面，北宋"國初，……又有招馬之處，秦、渭、階、文州則有吐蕃、回紇，麟、府則有黨項。"（注：《宋會要輯稿》，《兵》二四、二二之六。）在神宗以前，從西北買入馬匹，主要使用的是銀和絹，宋初在陜西設提舉買馬監牧司，每年以銀四萬兩、絹七萬五千匹作為買馬之用。（注：《宋會要輯稿》，《兵》二四、二二之六。）至和二年（1055），北宋政府還令"陜西轉運使司以銀十萬兩市馬于秦州，歲以為常"。（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即使是在神宗朝以后，西北買馬主要用茶，但也不時參用銀絹。元豐四年（1081）北宋政府規定："每馬一匹，支茶一砣，如馬價高，茶價少，即將以銀、綢、絹及現錢貼支"，（注：《宋會要》，《職官》四三之五六。）與買馬相關聯，宋夏間的貿易中，也有白銀參與，范仲淹在總結宋夏貿易時曾指出，西夏"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勝其利，不可勝紀"。（注：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9，《答趙元昊書》。）

除貢市貿易、榷場貿易之外，在北宋與西夏及其以西的西域諸政權、大食、拂＠①等等之間，純粹民間商人間的交換也大量存在。如于闐"地產乳香，來輒群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始詔惟齊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直至紹圣（1094-1098）中，還出現了由于"于闐、大食、拂＠①等國貢奉，般次踵至"，使秦州等地官員"憚于供賚"，"限二歲一進"的情況，但宋王朝為了"來遠人"，未予限制，而喀拉汗朝及其以西的政權"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絕"。（注：《宋史》，卷490，《外國》六。）這條史料說明，東來的人員中，有的是正式的貢使，他們持有官方文書，但也有大量無官方文書的民間商人同行。他們歷盡艱辛，將西方商品運送到宋境后，常常于宋境內與民間商人進行貿易，有時因為"不售"，才轉而賣給官方。此外，如果宋朝官方缺乏足夠的銀絹，或者境內香藥等充斥，價格低落，宋朝政府也將不許入貢，拒絕購買。此時，東來的貢使和商人則又將所運來的商品賣給中國的商人。有的也可能暫時留居中國，將香藥等存放起來待價而沽。所以出現了有的回鶻商人"間因乳香入貢散而至陜西諸州，公為貿易，至留久不歸"的情況。（注：《宋史》，卷490，《外國》六。）

在民間的貿易活動中，白銀是東來商人們主要的購買對象，有時還被宋朝商人攜帶西去。東來的商人出售他們的商品時，主要接受白銀，或將所得錢物換成白銀。他們收購宋境內的白銀，甚至導致了足以震動宋朝帝王、使宋朝政府采取果斷措施的白銀價格大幅度上漲。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時京城金銀價貴，上以問權三司使丁謂，謂言為西戎輝和爾（即回鶻）所市入番。乙亥，下詔約束之"。（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不僅如此，在宋夏間的榷場貿易之外，西夏還在境內自建場屋，吸引宋民入境貿易，這時私自入西夏貿易的宋民，"多赍輕貨于夏州界擅立榷場貿易"，（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輕貨"通常被宋人用來指稱白銀和絹帛。而由于這種貿易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便于藏匿的白銀應該是他們首選的輕貨。這樣，不僅東來的商人大量市銀西去，而且西去的商人也從宋境帶去了一定量的白銀。

在有關記載中，白銀主要是宋朝方面付出，而西域各政權以及經由北方絲路入宋貿易的大食、拂＠①，付出白銀的情況不多。東來的官員、商人向宋境支付白銀有西夏一例。天圣六年（1028）西夏"遣賀正旦人到闕，以錢、銀博買物色"。（注：《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八。）顯然，西夏使臣在汴京購買貨物是付出了白銀。可是，據此似乎尚不足否定白銀西流。一方面，這條記載未說明前來賀正旦的西夏人手中的白銀，是來自于西夏還是宋朝，也就是說，他們的白銀有可能是來賀正旦時，宋朝回賜的。如果是這樣，該條史料尚不足以說明有白銀從西夏流向北宋。另一方面，即使西夏人手中的白銀是他們自己從西夏帶來的，確有白銀從西夏東流入宋，但這與宋朝方向流向西夏的白銀相比，其量的差別也可想而知。

由于北宋時期北方絲路貿易保持著一定的規模，通過貢市貿易、榷場貿易以及民間貿易西流的白銀當為數不少。"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于闐國進奉使羅阿斯、難撒溫等有乳香三萬一千余斤，為錢四萬四千余貫，乞減價三千貫賣于官庫。從之。"（注：《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八。）這次北宋政府廉價買到了三萬斤乳香，但同時也須付出三千貫的代價。可是，由于銅錢值低量重，如果這三千貫如數用銅錢支付的話，于闐使者勢必難以接受。而如果其中百分之二十用銀支付，僅僅這一次交易，宋朝就將一次性付出數百兩白銀。再就北宋與西域方面貿易的總體情況來說，錢伯泉先生根據熙寧三年（1070）秦鳳路經略使王韶的奏文分析，認為每年"西域各國商賈在北宋秦鳳路所經營的民間貿易，總額不少于7500萬貫。"（注：錢伯泉：《西州回鶻國在絲綢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學學報》1991年第19卷第4期。）如果這一估計較為接近實際的話，以白銀一兩值銅錢1500文計算，7500萬貫相當于白銀500萬兩。即使在這500萬兩的貿易額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用白銀支付，那么每年民間交易中流出宋境的白銀也居然達到50萬兩。這也難怪有司面對西域使者的頻繁入貢竟然覺得"憚于供賚"，難怪有時宋政府也感到無力如數給價，而放棄對入貢品的壟斷，拒絕接受入貢。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出現東來商人市銀導致宋朝銀價上漲的現象。

二

由于白銀大量側身于絲路貿易之中，我們看到，絲路貿易中的白銀流動，為北宋白銀的貨幣化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對宋代白銀貨幣化產生了某些積極的影響。

首先，盡管側身于絲路貿易中的白銀未履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的職能，但白銀的使用范圍得到了擴大，白銀的商品化進程進一步向前推進。在絲路貿易中，宋朝通常用銅錢計算商品價格，如前引熙寧年間客省報告于闐國進奉使羅阿斯、難撒溫等有乳香三萬一千余斤，為錢四萬四千余貫的例子中，履行價值尺度職能的仍舊是銅錢，與白銀無涉。同時，對北宋方面來說，也不是出售商品換取白銀之后，再用白銀購買商品，白銀不是實現了貨幣化之后，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流通手段。但是，由于東來的商人、貢使需要白銀，白銀也源源向西流動，所以，對北宋來說，白銀是一種有廣闊市場的外貿物資，白銀除了其他用途外，可以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其使用范圍有所擴大。不僅如此，在絲路貿易的具體交換過程中，可以用白銀通過物物交換的形式，換取東來的商品，白銀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發生了分離，在白銀的所有權實現讓渡的同時，白銀的價值跳進了羊馬、香藥、珠玉等商品之中，白銀首先成為宋朝的出口商品，實現了白銀的商品化。這對于作為寶貨、作為一般產品的白銀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它使天然的白銀成為商品，為白銀從商品變成貨幣奠定了基礎。

次之，在宋朝與東來商人、貢使的貿易中，我們看到了以下交換等式：

x馬羊y宋線

x珠玉││y白銀

x香藥├＝┤y絲綢

x花蕊布││y茶葉

……

這個交換等式，對于參與交換的各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具體就宋朝方面來說，這一交換等式意味著宋錢的貨幣地位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而白銀、絲綢等加入到宋錢一方參與交換，開始打破了銅錢和鐵錢的獨占地位，為白銀貨幣化開辟了道路。由于宋朝主要以銅和鐵作幣材，銅錢和鐵錢對宋朝來說，是當然的一般等價物，在宋朝與東來商人的交換中，宋錢被大量用于購買商品。但是，由于東來商人、貢使眼中的銅錢和鐵錢，只是穿著中原漢族民族服裝的銅和鐵，不是一般等價物，所以，宋錢在東來商人那里受到了冷遇，出現了商人、貢使拒絕接收宋錢的情況。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黑汗朝使臣羅撒溫入貢后，宋朝"賜錢五千貫文"，可是，羅撒溫卻婉言拒絕，"欲望以絹、綾、錦充"。（注：《宋會要輯稿》，《蕃夷》七、《食貨》三三之七至十八。）相反，絹帛和白銀由于有廣闊的市場，受到東來商人、貢使的歡迎。于是，等式的右方出現了包括白銀在內的其他物資，白銀與其他物資一道，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表現商品價值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宋朝方面開始可能發現白銀的又一使用價值--用于交換，用于表現東來商品的價值。如在x匹馬＝y兩白銀的等式中，包含著如下兩種可能：其一是把馬視為白銀價值的表現形式，得出用x匹馬買到y兩白銀的結論。其二是把白銀視為馬的價值的表現形式，把這一等式讀為"用y兩白銀買到x匹馬"。顯然，在這樣的交換中，北宋方面更易于采用第二種讀法，而一旦到了"用y兩白銀買到x匹馬"的讀法固定下來之時，到了用y兩白銀不僅可以買到x匹馬，還可以買到其他東西之時，白銀的貨幣化便正式展開。

這樣，絲路貿易的延續，增加了對白銀的需求，擴大了白銀的使用范圍，加速了白銀的商品化進程，尤其是絲路貿易中白銀的參與，為北宋白銀的貨幣化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提供了白銀用于表現其他商品的價值的機會，出現了白銀在交換中以其自身優勢，排擠銅錢及其他物資成為貨幣的可能。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北宋內部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為動力，宋朝與絲路貿易密切相關的西北以及東京等地，白銀廣泛投入流通，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在商品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一些地方，白銀開始履行了貨幣的職能。

如在宋夏間的蕃部地區，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算很高，但是，由于該地有時屬夏，有時屬宋，宋夏兩朝的貨幣不能通用，而絲路經由這里通過，獲得白銀則可與任何一方以及過境商人交換，所以，這一帶有不少白銀投入流通，蕃部對白銀有所需求。正因為如此，北宋政府對蕃部大量賜予白銀。如元昊死后，宋朝為孤立西夏，曾專門下詔，規定蕃族各部若"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注：《宋史》卷244，《外國》一。）

在北宋西北的陜西地區，除前述宋政府在秦州等地直接用銀買馬外，白銀的使用范圍更為廣泛。如"陜西振武兵，依河東廣銳例，官給直以市戰馬。廣銳本州兵。官給中金以充馬價。"（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5，真宗咸平七年七月。）這條記載說明，北宋政府軍費開支中的白銀，通過振武兵之手，投入了流通。不僅如此，由于陜西廣銳、勁勇等，"相以為社"，所以，當他們市馬時，"官給值外，社眾復裒金益之，曰馬社。"（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貨上，三。）"社眾"不僅手中有銀可用，而且他們的銀部分用于"集資"買馬，投入流通。此外，在陜西白銀還用于交換糧食，如天圣以后，宋政府在陜西"發內庫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后不可勝數。"其中，熙寧七年（1074）陜西具體的糴買方式是"或以錢、茶、銀、chóu＠④、絹糴于弓箭手"。此后，崇寧五年（1106），宋徽宗還專門下詔，稱"陜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chóu＠④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貨上，三。）這樣，政府、士卒等將白銀投入流通，擴大了白銀的使用范圍。因此，宋神宗時，興元府市場繁榮，"天下物貨種列于市，金繒漆帛衣被它處。"（注：《丹淵集》，卷34，《奏為乞修興元府及添兵狀》。）對于興元府之類具有相當規模的市場來說，白銀已不再陌生。

更為突出的是，開封作為絲路貿易的終點，同時又是宋朝商品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在這里，白銀的貨幣化已經啟動。嘉yòu＠③七年（1062），西夏人在北宋賣貨物，得銀五千兩，然后用銀在開封"買樂人幞頭四百枚，熏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為壁衣"。（注：《西夏紀》卷十三，注引孔氏《談苑》。轉引自吳天墀《西夏史稿》，194頁，注2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2版。）在這條記載中，西夏人出售商品獲得的白銀，不是用于消費，而是用于購買商品，白銀用于體現商品價值，轉移商品價值，實際上獲得了新的使用價值--用于交換，履行了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經西夏人之手的那些白銀，在完成交換的那一瞬間，已開始成為貨幣。三

然而，絲路貿易為北宋白銀貨幣化提供的畢竟只是外部環境，它僅僅使白銀貨幣化的發生成為可能，但如果北宋商品經濟的發展尚未提出白銀貨幣化的要求時，這種外部環境將變得毫無意義，白銀貨幣化仍將停留在可能的階段，白銀西流不過是作為商品的白銀大量出口而已。更重要的是，由于宋遼時期正處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關鍵時期，而在白銀貨幣化的過程中，是否有充足的白銀對其貨幣化進程將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沒有白銀，白銀的貨幣化當然只能是一句空話，而白銀數量的不足，則將制約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從宋遼時期的情況來看，白銀西流無疑減少了宋遼的白銀存量，加劇了北宋白銀的缺乏程度，推動著銀價的上漲，使白銀難以成為小額交易中通用的貨幣，對白銀貨幣化產生了消極影響。

首先，絲路貿易中的白銀西流，加劇了宋朝白銀的供求矛盾，尤其是與絲路貿易密切相關的陜西等地，白銀缺乏的情況更為突出。北宋時期，陜西是宋朝轄區內為數不多的產銀區之一，據《宋會要》記載，元豐元年（1078）以前，陜西白銀課額曾達到123899兩，占全國銀課總額414152兩的29.9％，至元豐元年（1078），盡管陜西銀課大為減少，下降為38186兩，僅為祖額的30.8％，但此時整個北宋的銀課額為257607兩，陜西課額仍占全國的14.8％，（注：《宋會要輯稿》，《蕃夷》七、《食貨》三三之七至十八。）陜西的白銀產量和課額在北宋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北宋時期陜西白銀緊缺，不僅向外輸出不多，而且宋廷常常被迫采取措施，從各地調銀入陜。

在陜西與內地之間，白銀主要是從內地流向陜西。鑒于陜西白銀缺乏，北宋中央還通過各種渠道，鼓勵白銀向陜西流動，甚至不惜將內庫白銀直接撥付陜西。仁宗康定元年（1040），為鼓勵將白銀運入陜西、沿邊州軍和京師，采納了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的建議，對"入銀京師榷貨務或陜西并邊州軍"者，"給券受鹽于川陜，或以折鹽酒課"，并規定，對愿入錢者，"入錢二千當銀一兩。"（注：《宋史》，卷183，《食貨》下，五。）引導入中商人多輸納白銀，少運銅錢。在宋政府的干預下，大量白銀通過商人之手運入陜西，以至"國初輦運香藥、犀象、金銀等物赴陜西變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貫。"（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豐五年。）在宋代中央撥付白銀入陜西方面，僅元豐五年（1082）上半年，宋廷就向陜西都轉運司支撥了內庫銀三百萬兩。（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豐五年。）相反，本地產銀的陜西，卻少有白銀進奉中央，甚至元豐間同天節、南郊祭祀時，不產銀的淮南路也進奉白銀上萬兩，但陜西卻分文未進。（注：《文獻通考》卷22，土貢一、卷23，國用一。）至崇寧三年（1104），在宋政府的大肆搜刮下，陜西才上貢了十五萬七百九十貫疋兩，其中，若按銅錢、絹帛、白銀各占三分之一計，上貢白銀僅五萬多兩。（注：《文獻通考》卷22，土貢一、卷23，國用一。）

此外，北宋時期川陜間的經濟貿易關系十分密切，其中有白銀從陜西流入四川的記載，出現過四川"販者趨京師及陜西市銀以歸"（注：《嘉慶四川通志》卷68。）的情況，但在宋代的記載中，更多的是白銀由本不產銀的四川流向陜西。如天圣五年（1027），"留四川上貢銀絹十萬于環慶等州博糴糧草"，寶元二年（1039），"留川峽等路上貢銀絹于永興軍、鳳翔府以備邊費"，熙寧三年（1070）九月令三司："除在京合支金帛外，應西川四路上供金帛……截留陜西轉運司，令相度于永興或鳳翔府封樁以備邊費。候見數，可兌折充將來起發往陜西銀絹之數"。（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5，天圣五年十月：卷123，寶元二年正月：卷215，熙寧三年九月。）

更重要的是，整個宋朝轄區內白銀普遍感到不足，而白銀的西流進一步使這種情況惡化。北宋政權的白銀主要來源于其轄區范圍內的生產，盡管北宋時期的白銀產量不斷增加，但與社會需要的增長速度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就北宋政府直接從生產領域中征收的銀課來說，太宗至道末為14.5萬兩，（注：《文獻通考》，《征榷考》五。）仁宗皇yòu＠③中為219829萬兩，英宗治平中達到歷史最高記錄，為315213兩，神宗元豐間又下降為215385兩。（注：《宋史》，卷185，《食貨》下，七。）也就是說，北宋時期政府每年一般可獲得的銀課僅為二三十萬兩左右。但這還不足宋政府充歲幣、歲賜之用。又據李槐先生分析，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全國白銀產量在108萬兩左右，（注：李槐：《宋金時期白銀的生產和使用》，見《宋代經濟史研究》316頁，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若按前面的推論，熙寧年間僅秦鳳路一路，每年西流的白銀就多達50萬兩，這意味著整個北宋的白銀產量，僅足秦鳳路兩年輸出之用。絲路貿易中的白銀西流，對北宋白銀存量的影響不為不大。

篇8

經濟全球化產生之后，在上世紀8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國際格局上，東德和西德實現了統一、東歐發生了巨變、蘇聯解體，這樣一來，原本的東西對峙因為缺乏對抗的基礎而變得沒有意義。新科技革命之后，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在國際社會中，經濟貿易發展成為主旋律。以上世紀80年代為界限，國際貿易爭端發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點。

1.國際貿易爭端領域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最容易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為貨物貿易領域，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爭端領域發生了變化，由單一的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知識產權領域、投資領域。服務貿易領域之所以會得到快速的發展，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專業化分工的程度越來越深，由此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所以服務貿易領域的爭端就逐漸的多了起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交易不再是單純的貨物，非貨物也變為交易的對象，由此爭端就擴展到了知識產權領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增強，促進了間接投資和直接投資的發展。基于此，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發生了新的變化，體現出了新的特點。

2.國際貿易爭端內容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爭端的內容主要是削減關稅壁壘，而在經濟全球化之后，爭端的內容變為拆除非關稅壁壘。國際貿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平穩發展的影響，一直呈現出貿易自由化，因此爭端就主要集中于關稅壁壘上。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國際貿易中，出現了非經貿領域的問題，使得國際貿易爭端的內容呈現了新的特點。

3.國際貿易爭端主體的新特點

在過去，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主體多為發達國家，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壯大，在爭端主體中，出現了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貿易主體之間的貿易量越多，那么發生爭端的頻率越大，反之則頻率越小。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國際貿易，因此發生爭端之后，解決爭端的規則也是由發達國家來決定，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其經濟實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身影，當發生國際貿易爭端時，發展中國家會利用已有的爭端機制來保護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體的變化，導致國際貿易的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

4.國際貿易爭端原因的新特點

各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水平各不相同，這種差異性導致在國際貿易中會會發生爭端。以農業為例，美國和歐盟的農業都比較發達，但是美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要高于歐盟，在美國與歐盟爭奪世界農產品市場時，歐盟為了取得爭奪的勝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補貼政策，這樣一來，美國與歐盟之間就發生了爭端。除了經濟水平的差異之外，各國之間的政策、國內法、國際法之間都存在著差異性，在國際貿易中都會形成爭端。

二、WTO解決爭端機制的完善

1.引進“否定協商一致”原則

在解決爭端的過程中，會遇到程序性或者實體性方面的問題，對于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如果出席會議的成員國沒有一致的反對，那么該問題的決定予以通過。這樣一來，爭端解決得到了有效的保證，不會因一方的阻止而終止或者拖延。

2.建立統一的爭端解決程序，設立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

在關貿總協定中，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理事會負責，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對這種狀態做出了改變，爭端解決不在由理事會負責，而是設立了專門的解決機構———DSB。爭端解決的規則及程序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DSB負責執行，另外，在協定中磋商和爭端解決條款也由DSB來負責。

3.引入自動程序

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多個階段組成，各個階段都有具體的工作時限，這在諒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確的固定，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未磋商出結果或者不理會磋商，那么在進行第二次爭端解決申訴時，就會自動成立有關的專家組。專家組成立之后，會向DSB提出報告，DSB要在60日內通過該報告，這樣的規定是為了阻止其中一方當事人有意上訴。報告通過之后，如果沒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況，那么就會引入自動程序。通過自動程序，減少了人為因素的干預，進而促使爭端得到有效的解決。

4.引入交叉報復

對于中止和減讓的問題，專家組在進行審理時，要與專家組處于相同的部門中，然而，在同一個部門中，中止和減讓比較難以實現，因此，當事人就會用其他的辦法將另一有關協議項下的減讓中止，這就是交叉報復。通過這個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執行裁決結果。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國際貿易爭端的應對對策

1.中國要積極地加入國際貿易中

近年來，國際貿易爭端的數量急劇增加，并且情況變得越來越復雜，我國加入國際貿易后，會產生一定的風險，但是我國不能因此就拒絕加入，反而要積極地加入到國際貿易中。對外開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為了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我國的實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對外開放，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科技、文化的合作與交流，并積極地吸收先進的東西。不過，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切忌盲目樂觀，要對國際貿易爭端有一個清晰地認識。

2.加強與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的合作

實際上，國際貿易爭端的本質為利益之爭，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達成協作、協同利益。我國也屬于發展中國家，在與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貿易時，由于分工定位趨同導致爭端的發生，對于這類型的國際貿易爭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實行產業升級，或者進行地區間的合作，進而有效的減少爭端。

3.發揮行業協會在避免和解決爭端中的作用

所謂行業協會，是指一種特殊的中介組織，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屬于民間組織，WTO規則無法直接管轄行業協會。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行業協會可以直接或間接代表會員企業參與其中，利用其自身的優勢促進爭端解決。

4.完善我國的產業救濟體系

在WTO中倡導貿易自由，但這并不能說明其一概排斥貿易保護，在法律框架中，設定了許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許成員國實施國內產業救濟。有些國家為了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勝出，會采取不恰當的傾銷、補貼措施等，通過法律框架中例外條例，成員國就可以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等。完善的產業救濟體系，可以保證我國的國際貿易，并形成公平競爭的環境。

5.培養國際貿易人才

作為國際貿易人才，不僅需要懂得相關的國際貿易知識，還需要掌握國際貿易法律法規、規則，同時還要精通外語，通過國際貿易人才，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我國應建立嚴格的國際貿易人才上崗制度，避免非專業人士上崗，讓其在國際貿易中發揮成分發揮自身的技能。

四、結論

篇9

(一)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加速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服務貿易進入穩定增長期，服務貿易的增長不但較快，而且還有不斷加速的趨勢。服務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中的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約為20％，在20世紀90年代上升到25％左右，21世紀初則上升到33％。未來幾年，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服務貿易將繼續保持這種快速增長勢頭。預計到2010年，服務業將代替制造業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二)國際服務貿易發展高科技化

目前，國際高科技領域發展最快的是以計算機、通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產業。以新興服務貿易部門為主的其他服務業蓬勃發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術革命對新興服務貿易的推動作用。服務貿易結構也日益向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其中，運輸服務和旅游服務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主和以高科技為先導的一系列新興服務業將成為未來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和強大動力。麥肯錫公司的一項研究認為，在不久的未來，在美國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將屬于用知識來服務的工作。

(三)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壟斷化

盡管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發展較快，但發達國家在世界服務貿易中仍占主導甚至壟斷地位。從更能體現服務貿易國際地位的服務貿易出口總量看，自1980年以來，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一直居服務貿易出口前五名。2007年，這五個國家服務貿易出口額合計占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7.2％，服務貿易出口前十位國家中僅有中國、印度兩個發展中國家。即使從服務貿易進口總量看，發達國家也占據絕對壟斷優勢，發展中國家僅有中國入圍前十強。

(四)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自由化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及服務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均已超過65％，其服務貿易額占全球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達70％以上。發達國家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和區域性貿易組織，積極推動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此來擴大服務貿易的出口。WTO多哈回合談判及區域性經濟合作的談判中服務貿易都成為主要議題，這也充分說明，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已出現自由化的趨勢。

二、我國服務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實現了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服務貿易的增長。過去10年中，我國服務貿易出口年增長速度均保持在9％以上，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據統計，2007年，我國服務貿易(按國際收支口徑統計，不含政府服務)進出口增長迅速，進出口總額達2509.1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31％，增幅提升8.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1216.5億美元，增長33％；進口1292.6億美元，增長29％；出口和進口分別居世界第七位和第五位，比2006年分別提升1位和2位。服務貿易逆差為76.1億美元，比2006年下降15％。從地區看，中國香港地區、美國、日本和韓國為我國前四大服務貿易伙伴。據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專家分析，雖然增幅較大，但服務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依然較低。以2007年為例，我國進出口總額為21738億美元，服務貿易占比不足12％。而據WTO統計，2007年，全球范圍內服務貿易占國際貿易的比重已超過23％。這充分說明，盡管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取得一定成績，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服務貿易長期逆差，國際競爭力差

自1992年中國服務貿易首次出現貿易逆差(除個別年份)后，中國服務貿易一直處于逆差狀態，尤其是近年來，貿易逆差呈現逐步擴大趨勢。服務業落后使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很大制約。從總體上看，我國服務業的競爭力不如工業，除旅游等少數行業外，多數服務貿易處于逆差狀態。

(二)服務貿易內部結構不合理

我國服務貿易不僅發展滯后，而且結構也欠合理。世界服務貿易結構已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發生了深刻變化，朝著技術、知識密集型方向發展，與科技有關的服務業和以高科技為手段的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趨勢。目前，我國服務貿易主要集中于遠洋運輸、旅游、建筑等傳統產業和部門，而在全球服務貿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險、通信、咨詢等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的行業，盡管出口增速高于全國服務貿易出口的年均增速，但目前這些行業規模偏小，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

(三)服務業整體開放程度較低

我國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遠遠落后于制造業，許多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試點的。銀行、保險、電信、民航、鐵路、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至今仍保持著十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其他一些行業對外資也沒有完全開放。從整體上看，中國的服務業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和自然人流動方面開放程度較高，但在外資準入資格、進入形式、股權比例和業務范圍等方面還存在較多限制。

(四)服務貿易立法不夠健全

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立法有較大改觀，現已頒布了一批涉及國際服務貿易領域的重要法律法規，如，《海商法》、《保險法》、《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廣告法》、《建筑法》和《律師法》等，這些法律法規對構建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通行規則需要的統一開放、有序競爭、規范管理的服務貿易體制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服務貿易廣泛的內涵和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要求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目前我國尚未形成一個關于服務業的一般性法律，相當一部分領域法律仍處于空白狀態，已有的規定主要表現為各職能部門的規章和內部文件，不符合國際運作慣例，不僅立法層次低，而且缺乏協調，從而影響我國服務貿易立法的統一性和透明度。

(五)服務貿易專業人才缺乏

服務貿易專業人才缺乏、分布不均衡。現代服務業是一種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全世界范圍內，服務產業的發展正處于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人力密集型轉變過程。而我國服務貿易方面的人才奇缺，尤其是新興服務業和知識型服務業所需的外向型高級人才更是缺乏。一部分地區的教育普及程度仍不高，很大一部分的勞動力不能很好地轉化為人力資本，這是一種潛在的人力資本浪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該地區服務貿易的發展。而我國的人力資本往往聚集在經濟水平較高、教育水平較發達的地區。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后、教育水平還較低的地區，服務貿易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出現了服務貿易發展不均衡的狀況。

三、我國應對國際服務貿易新趨勢的對策

(一)立足比較優勢，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我國服務貿易在旅游、運輸、國外工程承包及勞務輸出等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行業存在比較優勢。發展我國服務貿易，應充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不斷提高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_2’首先，企業要有創新精神，通過對服務需求的分析及對服務市場的細分，努力開拓新市場，在新市場中形成競爭優勢。其次，企業要主動與競爭者競爭，通過競爭提高自己的實力。最后，引進國外先進的服務技術和經營理念，提高現有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加強國際間服務部門的合作和交流。

(二)健全服務貿易的相關法律體系

應盡快完善服務貿易法律規章，建立不同層次、內容齊備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為我國服務貿易的健康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據；加快各服務部門的立法進度，并強化相關司法工作，同時應規范已有的部門規章，減少相互沖突之處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還應從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實際出發，注意與《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制度相接軌。

(三)在重視發展傳統服務業的同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我國有一些傳統服務行業在國際競爭中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扶持我國已初步具備國際競爭能力的優勢服務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對一些目前我國在國際市場上還不具備競爭優勢的服務部門，也可發揮比較優勢，在亞洲鄰國和非洲、拉美較落后的國家尋找機會，爭取一定的市場份額。同時，我國的服務企業應正確處理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的關系，實現服務態度與服務理念的轉變，抓住對外開放的機遇，有效利用外資與外國先進技術，加強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增強大企業實力，依托有競爭力的企業，培育一批多元投資主體的大公司和大集團。

(四)擴大開放的同時要注意適度保護

開放國內服務貿易市場，可吸收大量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培育新的服務業，提高國內服務業水平，改變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現狀，擴大我國的服務出口，有利于我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但中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與發達國家相比，起步晚、總體水平低，許多行業還處在起步階段。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在完善過程中，服務市場發育還不完善，服務企業競爭力弱，服務業發展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近期內還不可能與發達國家實力雄厚的服務業進行競爭。所以，只能在適當的貿易保護條件下，逐步開放國內市場。

(五)加強服務貿易人才培養工作

要加快培養熟悉服務貿易的研究人員、工程管理咨詢專家、金融家、會計師、審計師、律師和工程承包商等，要在大學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專業中加開國際服務貿易課程，有條件的院校、科研院所要積極籌建國際服務貿易專業，加緊培養熟悉國際服務貿易的復合型人才。同時，加強對現有人員的短期培訓，使其盡快熟悉國際貿易的規則及我國服務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以提高我國國際服務貿易的市場競爭力。

篇10

《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是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WTO協議的核心內容之一。將服務貿易納入多邊貿易體制的管轄范圍，體現了它在國際經濟中規模巨大和日益重要的商業意義。由于大部分服務貿易與國內經濟緊密相聯，因此GATS將對WTO成員的國內法律與法規產生重大影響。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服務貿易增長迅速，其出口額與進口額到2000年已經分別居世界的第12位和第10位，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與進口額的2.1%和2.5%，占中國總出口額與進口額（貨物與服務）的比重為10.8%和13.8%（見表1）。因此，對服務貿易的承諾與減讓成為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議定書及其附件9《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及第二條《最惠國豁免清單》體現了中國政府對GATS基本規則的認同，以及對服務業實施最惠國待遇、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具體承諾。本文將根據議定書的內容就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進行定量評估，并對其所產生的經濟影響進行分析。

表1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統計概況

198519901995199819992000

出口

服務貿易出口總額（10億美元）2.935.7518.4323.8826.1730.15

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0.770.731.551.791.932.10

總額的比重(%)

服務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9.688.4811.0211.5111.8210.79

進口

服務貿易進口總額（10億美元）2.264.1124.6426.4730.9735.86

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0.560.502.061.992.292.50

總額的比重(%)

服務貿易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5.057.1515.7215.8715.7413.74

服務貿易差額（10億美元）0.671.64-6.21-2.59-4.8-5.71

資料來源：根據WTO(2001)計算。

二、GATS規則、服務貿易減讓表與中國入世議定書

從原則上講，設計和起草GATS的最初意圖是將業已存在的管理貨物貿易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復制到服務貿易領域，但是由于服務貿易的特點以及談判中復雜的政治經濟利益沖突，GATS在它的29個條款和8個附件中還是包括了許多新內容與新紀律。其主要內容包括：(1)一套適用于影響所有服務貿易措施的一般概念、原則和規則；(2)列在成員方減讓表中的具體承諾；(3)就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定期舉行談判的諒解；(4)考慮到部門專業性的文件附件和附錄。GATS還特別指出發展中國家成員仍然需要根據國內政策目標對服務提供進行必要的管理。

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服務貿易減讓表》和《最惠國豁免清單》，是遵照WTO的樣板格式達成的。作為GATS的最基本原則——非歧視原則之一的最惠國待遇與GATT不完全一樣，它允許成員方通過負清單方式在GATS生效時提出一次性豁免，并逐步通過談判加以消除，這反映了一些自由化程度較高的成員不愿意讓那些限制較嚴的成員在不做出互惠減讓的情況下搭便車。金融、電信、視聽、運輸等曾是被廣為引用的最惠國待遇例外。不過中國的第2條豁免清單卻比較簡單，只涉及海運、國際運輸、貨物與旅客三個運輸部門，這些部門尚未在WTO內達成相關的協議。下面重點分析中國的服務貿易減讓表，包括形式、內容、數據與評估方法。

服務貿易在交易方式與壁壘形式上的特點，使得它的減讓表與貨物貿易減讓表存在很大區別。

首先是關于服務部門與活動的分類。GATS減讓表的部門分類以《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系統》(CPC)為基礎，共包括烏拉圭回合談判的12大類約160個具體服務活動（注：具體分類表參見WTO(2000)。）由于需要與WTO其他成員的減讓表進行國際比較，本文將根據WTO秘書處(2000)的研究分析中國11個大類（排除“其他未包括的服務”）的149種具體活動的承諾情況，這其中對中國個別具體服務活動的分類進行了調整（注：與160種具體服務活動相比，排除了航空客運服務（不屬于GATS管理范圍）以及10種沒有CPC對應分類號的其他服務活動。針對中國的減讓表中做出承諾但沒有對應分類號的具體部門進行了調整，將“維修服務”、“辦公機械和設備（包括計算機）維修服務”歸入“設備維修及保養服務(CPC633+8861-8866)”，“尋呼服務”、“移動語音和數據服務”歸入“語音電話服務”(CPC7521)，“計算機訂座系統服務”歸入“航空運輸支持服務”(CPC746)，“筆譯和口譯服務”等歸入所在大類的“其他服務”，“非銀行金融機構從事汽車消費信貸”和“租賃服務”因無法歸類而略去。）

其次，對于每一個服務部門或活動都要按照GATS創造性的4種提供方式定義做出減讓或約束。絕大多數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同時進行的，通常不像商品那樣可以儲存，所以經濟學在傳統上將服務視為“非貿易品”。為此，GATS提出了適用于所有服務貿易的四種交換方式的基本定義：(1)跨境交付（服務產品本身跨越國境，如設計圖紙）；(2)境外消費（如旅游、船舶的境外維修等）；(3)商業存在（給予外國服務提供者以法人開業權和相應的待遇以允許其在境內經營，如金融和電信）；(4)自然人流動（外國公民直接進入境內提供服務，如法律咨詢）。其中，商業存在對服務貿易的意義最為重大，它與投資緊密相聯，而自然人流動則涉及入境和居留等許多非常敏感的問題。

再次，減讓表中的承諾內容包括GATS第三部分（“具體承諾”）中對市場準入（第16條）、國民待遇（第17條）和附加承諾（第18條）的基本要求。與其他成員相似，在中國的減讓表中只針對個別服務活動作了附加承諾，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對其忽略不計。國民待遇不像在GATT中那樣具有普遍適用意義，它是通過正清單方式列入減讓表，即只針對做出具體市場準入承諾（也以正清單方式表示）的有限部門實施，并同時允許存在限定和例外。這反映出對取消國內服務提供者從本國管理中享有的優勢依然持較保守的態度，及要求對服務業外國競爭進行某種程度的限制。然而，這些承諾均是約束承諾，即確定了對外國服務和其提供者給予的最低或所允許的最差程度的待遇，但也不妨礙在實踐中給予更優惠的待遇。

最后是承諾的方式。具體承諾在形式上分為“水平承諾”和“部門承諾”。前者適用于減讓表中所列的服務部門和活動，而后者則針對具體分類的部門或活動，因此對減讓表的分析必須將兩種承諾結合考慮，這一點十分重要。在中國的入世議定書中，對服務貿易的承諾方式包括“沒有限制”、“不作承諾”、有保留的承諾和未列入減讓表四種。“沒有限制”是指對以某種方式提供服務的外國服務提供者不采取任何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的限制，這意味著近乎完全的自由化。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對于某種提供方式在水平承諾中列明了限制措施，即使在部門承諾中沒有限制，后者也被視為受到限制。“不作承諾”和未列入減讓表說明不承擔任何義務，保留充分的政策自由權是另外一個極端。介于它們之間的是有保留的承諾，即詳細列明對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進行限制的具體內容及措施，其性質是不完全的自由化。它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除水平承諾中的內容外，不作承諾”。可見，“沒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諾都是“約束承諾”，類似于GATT減讓表中的“約束關稅”。

對承諾方式還需要做的一點說明是應該在分析中考慮承諾的深度，這包括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在約束承諾中應該區分“沒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諾，前者所占的部門或活動比例最能代表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本文在度量自由化的程度時采用了“簡均”和“加權平均”兩種方法(HoekmanandKostecki,1995)。前者將所有約束承諾設為1，其他為0；而后者考慮到限制的程度，將“沒有限制”設為1，有保留的承諾設為0.5，其他仍為0。二是在有保留的承諾中，按照GATS的規定成員可以維持“在原則上被禁止使用”的6種市場準入限制，包括：(1)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數量；(2)限制交易或資產總額；(3)限制服務總產出的數量；(4)限制雇傭的自然人數量；(5)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法律實體形式；(6)限制外國資本參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資數額。但這些措施對服務經營的限制效果和程度顯然是不同的，比如投資審批就比股權要求弱。對于這個問題，由于限制措施本身具有定性而非定量的特點很難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對中國減讓表量化分析的效力。但我們可以通過對市場準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況進行替代研究。

三、對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的評估與分析

（一）總體減讓概況及跨國比較

首先，考察中國在入世議定書中具體服務活動的承諾范圍。如表2所示，在149個服務分部門中，中國對82個部門做出了約束承諾，承諾比例為55%。如果排除視聽、郵政、基礎電信、運輸服務等46個敏感部門（排除的原因在于對這些服務活動的承諾有待于在以后的WTO談判中修改或撤消（注：WTO部分成員于1997年達成了關于基礎電訊和金融服務的協議，但為了與WTO的相關研究實現口徑上的一致性，在這里仍然將這兩個部門剔除。）），中國的承諾比例上升為63%。與WT025個發達經濟體、77個發展中經濟體和4個轉軌經濟體（注：關于106個經濟體的具體名單和分類參見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相比，從總體水平上看，中國對服務業的具體承諾與轉型國家相似，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而較低于發達國家。在WTO統計的GATS談判參加方所承諾的具體服務活動的數量中，中國居第二檔次（81-100個），是做出部門減讓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

其次，從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承諾部門范圍（結合考慮提供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出中國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表3中的“平均數”和“平均覆蓋比例”，是按照前述的“簡均”和“加權平均”方法計算的，它們分別報告了在考慮和不考慮限制程度的情況下，中國與其他WTO成員（包括按照收人標準劃分的高收入國家、其他所有國家和大發展中國家（注：分類標準與具體情況參見Hoekman和Kostecki(1995)。））對596項具體活動（149個部門×4種提供方式）的承諾比例。就市場準入而言，中國對約一半的服務活動做出具體承諾，略低于高收入國家，大大高于發展中大國和其他國家。但如果考慮約束承諾的深度，中國的部門覆蓋比率將大為降低（為35.2%），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沒有限制的部門比例較低(18.6%)，這嚴重影響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真實程度與水平。國民待遇的情況十分相似，但其承諾的開放度明顯高于市場準入，有近1/3的服務活動完全不受任何歧視性措施影響。

表2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對具體服務活動的承諾概況

對149種具體服務活動的對149種具體服務活動除視聽、郵政、速

承諾百分比遞、基礎電信、運輸服務外的承諾百分比

中國5563

發達經濟體6482

轉型經濟體5266

發展中經濟體1619

資料來源：中國的數據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其他數據引自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

表3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對服務活動具體承諾的部門覆蓋比率%

中國高收入其他所發展中

國家有國家大國

市場準入

平均數（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51.753.315.129.6

平均覆蓋比率（按照限制及約束范圍因素

加權平均后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35.240.69.417.1

沒有限制的部門占總數的比例18.630.56.710.9

國民待遇

平均數（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51.553.315.129.9

平均覆蓋比率（按照限制及約束范圍因素

加權平均后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41.942.410.218.5

沒有限制的部門占總數的比例32.435.38.514.6

資料來源：中國的數據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其他數據引自Hoekman和Kostecki(1995）。

（二）總體減讓的詳細情況及跨國比較

表4比較了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按服務提供方式劃分的對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具體限制方式情況，它揭示了表2和表3的深入內容。在市場準入方面，從服務提供方式上看，中國對自然人流動和商業存在的限制最為嚴厲，有一半多的部門受到約束限制，另外一些部門不作承諾。特別是在對服務貿易具有深遠影響的商業存在的承諾方面，比其他成員（包括發展中國家）有明顯的差距。這體現在“沒有限制”的部門（僅占1%）比例遠低于后者，而“不作承諾”（包括未列入減讓表，占46%）的比例卻大大高于后者。相比而言，對跨境交付與境外消費的限制卻較為寬松（特別是對境外消費沒有限制的比例高達52%），不過這兩種方式“不作承諾”的比例也依然很高（57%和45%）。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對某些具體服務活動，兩種方式在技術上不可能實現（如建筑工程的跨境交付）。最后，中國在跨境交付上的承諾特點與發展中國家十分相仿，對其中57%的部門“不作承諾”，而發達國家的比例只有25%，這主要是因為跨境支付經常被視為是商業存在的替代方式，不作承諾可以更多地吸引外資流入。

表4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對市場

準入和國民待遇的限制情況

（做出承諾的服務活動占全部服務活動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諾制諾制諾制諾

市場準入

中國212157523451524605545

發達經濟體651125871223960101000

轉型經濟體5211377911103761120991

發展中經濟體441046702282075558114

國民待遇

中國441545504530205005545

發達經濟體705259532097317831

轉型經濟體7032793340881251481

發展中經濟體523456613328639453421

說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為100，誤差不超過1。

資料來源：中國的數據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其他數據引自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

在國民待遇方面的具體承諾呈現出與市場準入相似的結構，但體現出兩個明顯的差別：一是對國民待遇限制的頻度從總體上說比市場準入要小，特別是在商業存在方式上甚至好于發達經濟體（30%對0%），反映了中國政府消除差別待遇和引入外部競爭的決心；二是在自然人流動方式的承諾上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存在較大的差距，沒有限制的部門比例為零，體現出中國政府對此十分審慎的態度。

（三）分部門承諾的情況

首先按照前述的方法計算了中國11個大類服務部門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具體承諾情況，列于表5。從表5不難看出，中國對健康社會服務以及娛樂、文化和體育服務兩大類部門未做任何承諾，這是承諾在部門覆蓋率上的主要差距。不過其他國家在這些部門的承諾也相當低（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在市場準入方面，對建筑、分銷、教育和環境服務中的所有分部門都做出了承諾，結合提供方式考察，它們的簡均承諾比例為75-90%。在敏感部門中，中國對通訊、金融（包括銀行和保險）服務做出了較大的減讓，部門和方式承諾比例都超過了2/3，而對運輸服務的承諾較低，只有約1/4。余下的兩個部門——商務和旅游只承諾了其中一半服務活動的減讓。另一方面，如果綜合考慮具體承諾的深度，所有部門的減讓水平都有較大幅度的降低，因為從表5中可以反映出“沒有限制”的部門比例最高也只有35%。其中敏感部門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三個部門完全自由化的比例沒有超過1/5。國民待遇分部門和方式的總體承諾結構與市場準入則非常相近。

表6和表7報告了按照4種提供方式和3種承諾方式細分的中國服務業分部門的市場準入與國民待遇的具體承諾情況。在市場準入方面，所有做出承諾的部門都在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方式上受到嚴格的限制及管理，沒有限制的情況幾乎不存在，建筑、分銷、教育和環境四個開放程度最高的部門也完全受到有保留的限制。境外消費的承諾最高，已經做出承諾的部門除了金融、運輸等敏感部門外幾乎不受任何限制。跨境交付的約束情況比境外消費差一些，集中體現在三個敏感部門與商務、分銷服務上，這反映出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重點在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在國民待遇方面，對自然人流動的限制依然相當嚴格，但在商業存在方式上比市場準入要緩和許多，包括敏感的7個部門實現了不同程度的非歧視待遇。境外消費和跨境支付的承諾情況也略高于市場準入下的相應比例。

表5中國對服務業分部門的具體承諾情況%

市場準入國民待遇

平均數平均覆蓋沒有限制平均數平均覆蓋沒有限制

比率的部門占比率的部門占

總數的比例總數的比例

商務50.036.422.850.041.822.8

通訊66.743.219.866.757.319.8

建筑75.050.025.075.050.025.0

分銷90.062.535.090.070.035.0

教育75.050.025.050.037.525.0

環境75.050.025.0100.087.525.0

金融76.546.316.276.559.616.2

健康0.00.00.00.00.00.0

旅游50.037.525.050.040.625.0

娛樂0.00.00.00.00.00.0

運輸25.818.511.325.820.611.3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表6中國對服務業具體部門市場準入的限制情況（在每類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諾制諾制諾制諾

商務391150

482504465005050

通訊13543367033067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銷40204010000010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100001000

環境00100100000100001000

金融126524532424076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0505005050

娛樂00100001000010000100

運輸16677290710237702971

說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為100，誤差不超過1。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表7中國對服務業具體部門國民待遇的限制情況（在每類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諾制諾制諾制諾

商務500505005035155005050

通訊6703367033588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銷40204010000604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010001000

環境10000100001000001000

金融76024760241859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25255005050

娛樂00100001000010000100

運輸193772907113107702971

說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為100，誤差不超過1。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表8中國對服務貿易市場準入限制的措施

限制類型具體措施清單

對服務提供者數量的限制(1)資格認證；(2)地域限制；(3)規定服

務提供者的最高數量；(4)發放經營許可

證（審慎標準）或審批；(5)經營業績（

如盈利）要求；(6)經營需求測試；(7)

經營期限限制。

對服務交易或資產總額的限制(1)注冊資本不少于X萬美元；(2)總資產

應超過X億美元；(3)每成立一分支機構

需增加注冊資本X萬美元。

對服務業務總數或產出總量的限制(1)限定業務范圍。

對特定服務部門或服務提供者雇傭(1)對從業人員的專業資格認證和執業資

的限制歷限制；(2)合資企業的董事會主席或總

經理由中方任命。

對采取的特定類型的法人實體形式(1)僅限于合資企業形式（允許外資擁有

的限制多數股權）；(2)要求與中方專業機構進

行合作；(3)只能以代表處的形式提供服

務；(4)不能建立分支機構。

對外國資本參與比例或投資總額的(1)不允許建立外商獨資企業；(2)在合

限制資企業中，外資比例不得超過X%。

過渡期限制中國加入X年后，取消X限制，或允許X。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整理，分類時參考了WTO(2000)的示范清單。

（四）市場準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況

GATS在原則上禁止使用前文所述的6種對市場準入限制，但只要被列入減讓表，成員方就可以維持這6種措施當中的一種或幾種。分析限制措施在部門中的使用頻數分布具有重要意義，它不但可以報告服務貿易受保護的水平與結構，而且能夠有利于鑒別不同限制手段的差別程度。表8列出了在中國的減讓表中根據6種限制類型分類和總結的具體措施清單，并增加了“過渡期限制”這種中國特有的承諾措施。此外，根據需要將“對服務部門或服務提供者雇傭人數的限制”擴大到“對雇傭的限制”。對做出約束承諾的82個分部門和具體活動的限制形式情況列于表9。

表9中國對服務業部門承諾下關于市場準入的限制情況（具體活動的個數）

對服務對服務對服務對特定對采取對外國過渡期

提供者交易或業務總服務部的特定資本參限制

數量的資產總數或產門或服類型的與比例

限制額的限出總量務提供法律實或投資

制的限制者雇傭體形總額的

人數的式的限限制

限制制

商務(23)311319310

通訊(16)13000161514

建筑(5)0050505

分銷(5)3030335

教育(5)0000500

環境(4)0000400

金融(13)101110011511

旅游(2)1110212

運輸(6)3202574

總計3315205703451

說明：部門后括號內的數字為做出約束承諾的分部門或具體服務活動的個數。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從總體情況看，在保留的限制措施中，對法律實體形式的限制最為普遍（70個部門），其中以建立合資企業或中外合作的要求為主，反映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關注和轉讓技術等其他戰略考慮；其次是過渡期限制（51個），它為服務業進行結構調整提供了時間上的保障；再接下來是股權比例和投資總額限制（34個）與服務提供者數量限制（33個），前者強化了對經濟安全和國內幼稚產業的保護，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在服務業開放上的基本構想，即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實現有秩序的市場競爭；對雇傭限制的引用最少（5個）。從分部門的限制情況看，有的部門集中受到一種或少數幾種措施的限制，如商務（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和過渡期限制）、教育和環境（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建筑（產出總量限制、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和過渡期限制），有的則受到多種措施的交叉限制，如通訊、分銷、金融、旅游、運輸部門，特別是三個敏感部門受到限制的頻數比率很高。從限制措施的大類部門（共9個）分布情況看，所有的部門均受到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其次是過渡期限制（7個），再次是服務提供者數量限制和對外資參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資數額的限制（6個）。最后說明的一點是，從措施的具體內容上看，本文認為除了雇傭限制和過渡期限制外，其他限制措施對外國服務提供者經營的約束力均是較嚴格的。

四、中國服務貿易談判與承諾的政治經濟學：“討價還價”模型的估計

“部門對等互惠”是服務貿易談判的基本準則，區別于貨物貿易談判的“全面互惠”原則，這種特點是由GATS所隱含的政治經濟學所決定的。由于服務貿易與服務產出的比率一般都很低，而且服務業的生存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國內政府的管理規章和制度，因此在GATS談判時一國進口競爭部門的政治力量要遠遠大于出口導向部門。許多國家的管理部門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因為有相當數量的公共服務部門是國營和政府壟斷的）也不傾向于實現真正的貿易自由化，這造就了GATS松散而脆弱的結構(HoekmanandKostecki,1995)。由于不能進行“議題掛鉤”和“跨部門互惠”，服務貿易談判采用了在GATT/WTO成員間“可比較”和“有效”的約束性具體承諾義務的方法。上述背景和特征，使得在考察中國入世進行服務貿易減讓表的談判時適用于貿易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討價還價”模型(Helleiner,1977)，即依據“互惠主義”和“公平貿易”準則在國家間進行貿易壁壘的對等減讓。

我們的基本假定是：當有越多的WTO成員就某一個服務部門做出減讓承諾時，中國就越有可能就該部門做出約束承諾；同時中國在入世時始終強調自身所具有的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因此在服務貿易自由化承諾時應依照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保留對部分敏感部門的管轄權，從而區別于發達國家的承諾結構。為此，選擇中國對服務活動的具體承諾情況（承諾＝1；不承諾=0）作為因變量，將每個服務部門中做出承諾的國家占總數的比例、做出承諾的發達國家占發達國家總數的比例、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占發展中國家總數的比例作為自變量來檢驗“討價還價”模型。樣本總數包括分析的所有149個服務活動，自變量的數據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表3.2.9）計算，利用Probit模型估計的結果列于表10。在回歸方程(1)和(2)中做出承諾的國家比例的系數為正且具有顯著性，與模型的假定相吻合。方程(1)中做出承諾的發達國家比例的系數為負，表明前述的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在服務貿易減讓上的差別，但其值不具有顯著性。方程(2)用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的比例替換了前者，其回歸系數變為正號，符合模型的假定判斷，但其顯著性仍不強。方程(3)利用后兩個自變量進行檢驗，結果均為正且具有顯著性，體現了“部門對等互惠”的談判準則，同時還注意到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的比例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從而證明了中國在服務貿易減讓的談判中，成功地利用了討價還價維護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成員的利益。

表10中國服務貿易承諾減讓的“討價還價模型”估計（Probit模型）

因變量：中國對服務活動的具體承諾情況（承諾=1；不承諾=0）

樣本總數：149個

方程(1)方程(2)方程(3)

常數-0.87(-3.83***)-0.87(-3.83***)-0.87(-3.83***)

做出承諾的國家占總數的比例5.01(3.50***)3.07(2.41**)

做出承諾的發達國家占發達國

家總數的比例-0.48(-0.88)0.75(2.41**)

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占發展

中國家總數的比例1.47(0.88)3.78(3.50***)

說明：***為1%顯著性水平，**為5%顯著性水平。

五、結論

中國在入世協議書中對服務貿易做出了高于發展中國家水平的具體承諾和減讓，超越“維持現狀”的貿易自由化使服務業的開放程度有了明顯的提高，同時也維護了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成員身分的權益。但是由于GATS本身在結構上的缺點（如菜單式的減讓方式和保留相當多的非歧視例外）以及服務業在經濟安全、競爭力和就業上的敏感性，中國的服務貿易壁壘仍然較高。這主要體現在：對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的嚴格限制是市場準入的核心壁壘；補貼提供僅限于本國企業和資格要求是主要的國民待遇限制；承諾的廣度和深度依然有限，特別是“沒有限制”的部門所占比例較低；所保留的對市場準入限制措施的商業約束性較嚴厲。因此減讓表的達成與實施將只是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一小步。盡管如此，它的示范效應仍是巨大的，增強了最初改革的可信度和可預見性，部分割裂了本國土生土長的管理體制與經營低效的利益集團

之間的關系，這無疑將有利于中國服務業產出水平與質量的提高、吸引外資環境的優化和國際競爭力的改善。

【參考文獻】

1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烏拉圭回合協議導讀》（中譯本），法律出版社。

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世界貿易組織(2000)：《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中英文對照），法律出版社。

3Helleiner,G.K.(1977):"ThePoliticalEconomyofCanada''''sT-ariffStructure:AnAlternativeModel."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4:pp.318-326.

4HoekmanandKostecki(1995):ThePoliticalEconomyoftheW-orldTradingSystem-FromGATTtoWTO.Oxford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