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經濟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信用經濟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樞紐,因此,探討中國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信用

這里講的信用”,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廣義信用。在市場經濟中,信用集中、具體地體現在以資金為紐帶的市場參與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實現的程度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規范,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礎上進行,反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扭曲,會波折重重。

信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問題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的信用關系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互為前提的有機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斷裂,必然對整個網絡產生連鎖性的破壞,且這種破壞呈現放射性惡性擴張的特征。特別是信用網絡中的某些重要環節如金融、大企業間的相互信用等出現問題,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就更為嚴重、影響波及面就更為廣泛和深遠,其實際破壞性要比表面上體現出來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市場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對社會道德水平發生影響,在一個信用水平不高的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水平都會扭曲,這就會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動搖;同時,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市場經濟的保障水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嚴只有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其行為負責任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自80年代初開始,我國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資金漸成風氣,進入90年代后,債務拖欠的規模越來越大,牽進去的企業越來越多。至今,債務拖欠關涉到幾乎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領域信用嚴重貶值。不良的信用導致不正常的經濟和金融運作:銀行作為結算中介,對企業相互間的信用監督逐漸失效;因企業間相互不信任而設置的結算障礙如現金交易、款到發貨等使商品流通速度減慢;商業銀行在社會信用水平過低的現實下只能苛求過高的信貸安全保障,如要求貸款的高抵押率、項目的低風險性等,使得社會資金供給總量萎縮,制約社會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從根子上腐蝕著我們的國民經濟。

二、中國市場經濟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復建設導致大量企業出現支付危機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的盲目導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國的許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證:如彩電生產線的數量世界第一;汽車整車生產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電冰箱廠家數量世界第一;摩托車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高星級酒店的數量世界第一等。市場旺盛的短暫需求盲目引導了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建設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因其商品價值不能實現而面臨淘汰。這些面臨淘汰的企業,無例外地發生支付危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信用不良的發源地。

(二)企業集團不良信用成為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企業集團的組建,自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不可否認,企業集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織形式,在生產的集約化、產業的互補性、資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企業集團。即使是現在,企業集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依然發揮著骨干作用。西方國家企業集團的組建,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種生產要素的自然組合。

我國企業集團的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拉郎配”的產物,如早期自行車行業中“永久”集團、“鳳凰”集團的組建,就是把生產同一類產品而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經營機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業人為地攏在一堆,事實上成為一個松散的企業集團,這并非生產要素自然組合的結果,除了商標統一外,根本失去了企業集團資源優化組合的意義。遺憾的是,類似行為在我國風起云涌,呈不斷蔓延之勢。90年代以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加入了集團化改造的行列,企業集團”隊伍更是空前膨脹。由于我國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較多,如對工商注冊資本金的真實性無法實施有效監控;對企業集團并表核算的資產負債無權威機構去加以認定并負責;加上社會中介機構過多過濫而導致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資產的價值難以得到真實評定等,導致大量的企業集團空殼運行。貌似強大而實際虛化的集團”往往成為巨額融資的載體,集團在運行時其債務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運行其債務就會落空。虛化的企業集團已成了吞食資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三)泡沫經濟逐漸破滅為不良信用火上澆油

我國企業的高負債經營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我國生產型企業的營運資金中,負債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業則這一比例為80%以上。尤為突出的是負債基本上是銀行貸款(近年來拖欠應付款已成為企業負債的重要部份,但歸根結底,這一部份拖欠款又會主要轉化為被拖欠企業的銀行負債)。這樣的資金結構,使我國市場經濟對銀行信貸的變動過度敏感。用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與用自己的錢進行投資,在投資主體對投資沖動的自我約束力度上是絕對不同的,拿來”的錢用起來總是“大手筆”!由于我們的市場靠信貸支撐,信貸一傾斜,市場就繁榮,反過來又需要更大的信貸投入去支撐這種繁榮,一旦這種繁榮畸型化,則大量的信貸資金就無法正常循環,社會信用就受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國際經濟領域的例證和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證明靠高額信貸刺激和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逐漸破滅,進而導致大量的信用鏈斷裂,最終對國民經濟產生根本的破壞。1996年以來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近來已嚴重危及到號稱世界經濟強國的韓國、日本,并有演變成經濟危機的跡象。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歸罪于國際金融炒家的襲擊,我認為這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象,事實上,卷入此次危機的國家均是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信貸擴張的高泡沫經濟國家,泡沫經濟表面上十分繁榮,在金融領域風平浪靜的時候可以維持較長時期的興旺發展,但過度依賴信貸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經受不起沖擊,出問題、甚至發生危機只是遲早的事!

歐美國家對這個問題認識得較早,解決得較好,這些國家的企業,其營運資金中絕大部份是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只占其總資金運用額的15%左右,無論是單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還是整體國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都是比較高的。這些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基本建立在平實的基礎上,盡管發展速度可能沒有搞泡沫經濟的國家快,但安全性、穩定性、可持續發展性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場,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待理之事千頭萬緒,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這個綱。在目前信用水平嚴重滑坡的現實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國家出面,大規模重整國有企業的信用。

國有企業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莫過于資金不足、負債過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償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貨款并引起鏈狀反應;負債過重使企業難于進行擴大再生產而導致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大量職工下崗;無力進行新投資促進產品上檔次導致競爭力下降、逐漸被市場淘汰等等。國有企業形成今天這樣的困難局面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過多地對此進行探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正視現實并尋求解決辦法。國家有關部門近來準備采取三項重大措施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問題:一是通過稅收上照顧以增強企業積累能力;二是對原來撥改貸”的資金逐漸轉化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減輕企業的利息負擔;三是對企業的債務委托專門機構托管以助企業解脫債務包袱。我認為前兩條確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且立竿見影,后一條其利弊有待實踐檢驗。這些措施的實施,為重理企業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家應委托或組織專門的機構,將企業從上述優惠條款中得到的資金優先用于解開信用上的死結。從一時一事或單個企業看此舉可能收效不明顯,但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效果會逐漸從根本上體現出來。

(二)對企業集團的融資,應抓住牛鼻子——統借統還。

企業集團之間、企業集團與其它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拖欠一般來說數額較大,實際債權債務關系有相當多的部份不明確。這里僅舉一例:一個企業集團包括集團總部在內的多家成員單位,若都由集團作擔保,或這些成員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在多家金融機構貸款,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獲得巨額資金。集團內部通過資金調度以后,往往會出現借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借錢,或以張三名義欠的債,而實際債務人卻是李四。一旦發生信用危機,一是資金額過大難于清償,二是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難于找出頭緒。近年來許多企業集團空心化動作,大量的資金金蟬脫殼,債務甩給一個空殼集團,給社會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般來說資信情況較好,有一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這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融資上一般都由集團統籌,縱使有的下屬公司直接對外融資,其集團也實實在在地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資格在實有資產擔保能力范圍內,企業融資保證能力的真偽由社會中介機構評判并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很少有大規模詐取或套取資金的情況發生。我國有必要迅速、及時地建立企業集團融資的有效監控機制,這個機制的牛鼻子就是對企業集團的融資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手段可硬一點。對企業集團融資實行集中管理一刀切,這樣,一則便于融資對象對企業集團的實力進行把握,二則也便于企業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強化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質上是以資金為紐帶的),有效制約住盲目的投資擴張欲望。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企業的經營活力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約,但減小了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發展速度更有實際意義,通過整頓集團信用而促使社會信用狀況好轉,對理順市場關系、規范市場行為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宏觀調控,盡量減少重復建設。

中國最大的腐敗是什么?我認為是盲目的重復建設。一個大的投資決策失誤,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投資就可能付諸東流,而最終往往連基本責任人都找不到,這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教訓!投資失誤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破壞社會信用,因此、加強宏觀調控,減小投資失誤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場的重中之重。

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其實,無論哪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宏觀調控手段和機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國現階段不是宏觀調控過頭了,而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的盲目調節行為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國家只有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力量,特別是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調控手段,將市場盲目調節的危害盡可能降低,才能從源頭上制約不良信用的擴張。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守信氛圍。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守信氛圍,是解決不良信用問題的治本工程。

現達國家普遍重視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在那些國家里,一個企業、一個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會遭到社會的唾棄,并很難再有發展機會。這就使得信用問題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珍視。企業是由人管理的,企業的信用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信用問題。長期以來,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國經濟領域信息閉塞,一些信譽掃地的企業法人和個人,往往騙了東家騙西家,一路得逞。隨著電子計算機在經濟領域應用的大規模推廣,信息的傳遞、調閱已經相當簡易,但我國經濟領域的信用問題,卻依然相當嚴重,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信息網絡大多自成體系,這就為信息資源的共享設置了障礙。以銀行為例,我國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均自成一體,各地方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又自成體系,這樣,在本系統范圍內對往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形象還勉強可以把握,但跨系統的信息就無從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個人照樣可以在各個金融系統之間游刃有余地行騙。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此事應該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權威機構來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統來進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術手段。金融系統經過十多年的電子化建設,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只需要由人民銀行出面籌建統一的電子管理網絡,就可以實現金融系統間的信息資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礎。金融機構是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管理最為嚴密、最為細致的部門之一,人員的整體素質較高,資料的完備性較好,凡往來法人及個人的業務資料,均有很長的保存期。這就為建立信用形象檔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篇2

關鍵詞:信用/交易/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基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交易性，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依靠信用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聯系。市場是由一個個交易構建起來的，市場交易的順利進行和市場經濟正常秩序的維護都離不開信用的建設性作用。貿易的繁榮需要兩個條件，即貿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這只會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于是信用便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基礎。隨著交易的復雜化、普遍化，以信用為基礎構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場秩序。“信用制度成為市場經濟現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并足以支撐人類合作秩序的不斷擴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詞源于拉丁語Credere，意為信任。它在羅馬法中的對應概念是拉丁語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義、誠實的含義，與英語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詞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與信任密切相關。信任（trust）是人類的一種情感(passion)，也是人類的一種風險性行動。[4]它總與預期、風險、理性與感性、相互關系等概念相連，戴維·J·弗里切認為，信任由可預見性、可依靠性和信賴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可預見性指人們可以預料到將來發生的各種情況，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證，確定可以相信一個人，他（她）將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賴是相信一個人會一直是可預見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學者把信任關系視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因素。社會學家們，如齊美爾(Simmel)、涂爾干(Drkheim)、韋伯(Weber)等認為，信任是社會組織的粘合劑，是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盧曼把信任視為對付經濟或社會復雜系統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認為信任將使社會應對復雜性的潛力得以發展。

“信用”一詞在《辭海》里有多重含義：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義性使之往往在多種意義上被各學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區分為經濟上的“信用”概念、倫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經濟上的信用，也稱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貨幣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潤暫且不論，其貨幣在一定期間后用等價交換關系可以被取回的關系。本來應該同時等價交換的關系的東西，用前期貸款的形式被轉化為不同時的等價交換關系。[6]香港饒余慶先生認為，信用包含債權和債務關系，其根據是授信人對受信人償還之信心。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共生物，與商品交換、貨幣經濟不可分割，正如馬克思所言，信用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隨著交易關系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信用形式更為復雜多樣，根據用途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一是商業信用，指在流通過程中，為了節約或限制流通時間、手續、費用等，在賒賬形式的情況下，商品和對價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二是生產信用，指在生產過程中，把閑置資本集中于自己的銀行，為了產業資本的生產過程而投入貨幣的錢其貸款；三是消費信用，指在投下資本生不出利潤的消費過程中，讓消費者用貸款或賒賬的形式，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7]根據主體不同，可分為四種：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為授信主體而產生的信用關系；二是銀行信用，指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授信主體，以貨幣為經營對象而發生的信用關系；三是企業信用，包括商品賒銷、發行債券或其他融資手段；四是個人信用。

倫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種誠實無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義務，如“信近于義，言可覆也”。當然，倫理信用與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交易信用的關系建構了市場經濟秩序的主體，倫理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其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標準，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支持性資源。交易信用僅僅單純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與契約都存在著執行成本和不確定性的缺陷，倫理信用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菲蘭格利甚至將信用看作“第二種貨幣”。弗蘭西斯·福山從信任與經濟繁榮著眼，認為建立在宗教、傳統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及國家競爭力。“盡管契約與私利是人們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組織都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的群體之上的。這些群體不需要具體周密的契約和規范其關系的立法制度，因為道德上的默契為群體成員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義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義：

其一，作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Bonafides），被現代民法尊為“帝王條款”，即是道德準則在法律中的體現，“誠信原則以‘善意及衡平’為內容。對于私法，可給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漸次近于倫理觀念”[9]。

其二，作為一種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權。信用是指對一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義務的能力、尤其是償債能力的一種社會評價。《布萊克法律辭典》將其定義為“企業或個人及時借款或獲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債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一方對于對方有關償債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見的結果”。[10]如德國民法典第824條將信用權規定為人格權予以保護。信用權是一種人格信用，該信用作為一種對于當事人資質的社會評價，通過信用評級制度已經信息化、制度化。此外，與信用聯系密切的信賴等觀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賴利益的保護、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諾不得反悔原則（estoppel）等等，但此種信賴保護的法律原理與信用的本義有所不同。

其三，作為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種不同時的交換關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11]債權本質上即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與Credit為同義語，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為：我給與信任（IPlaceTrust）。[12]債權人即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給方；債務人則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當然，債與信用畢竟并非內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債權包括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意定之債，主要為合同債權，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債中的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不當得利返還之債等，旨在補償損害和恢復原狀，而非創設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為一種經濟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與意定之債具有同義關系。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金錢債權中，信用一語得到廣泛應用。

二、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

所謂“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的命題，此處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廣義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表現在法律上則為債權債務關系，即“以協議或契約為保障的不同時間間隔下的經濟交易行為”。信用的構成有權利義務、流通工具、交易對象、時間間隔四個因素。信用形式的轉化就是債權債務關系的轉化和消長。信用具有代替貨幣流通、節約流通費用、提供金融資產等效應。[13]當然，經濟信用作為一種法權關系和制度安排必須以倫理信用為道德基礎才得以普遍確立。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獨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場經濟上形成的，信用與市場經濟是密不可分的一對孿生兄弟，兩者是一個共生的過程。西方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其自身就是一個倫理的過程，是對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其倫理世界是以此為存在前提的。[14]市場經濟與信用息息相關，其內在的契合關系可從以下幾方面考察：

第一，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市場經濟承認市場主體利益訴求和獨立財產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財產。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分工使得市場主體根據其“比較優勢”決定其生產，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其生產的產品不適以自己使用、消費為目的，而是旨在交換實現其貨幣價值。休謨認為，物品的交換以及服務和行為的交換，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但為別人服務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將會報答我的服務，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務和行為的交往，若要達到互利的結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分立和社會分工的復雜和細致性，決定了法律無法通過指令性的計劃調整資源配置，因此必須以契約的方式確定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由此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反映在法律上即為“契約自由”和“契約必須信守”的原則。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現與債權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為現貨交易，即時清結，交易的發生與完成結合為一體，交易的締結和履行瞬時完成，時空因素不會對交易產生影響，故不存在信用問題，信用沒有用武之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漸萎縮，物物相易必須交易雙方對方提供的貨物同時需求，這使得交易很難順利達成。依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物物交易中的需求雙重耦合困難是貨幣產生的重要條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橫空出世。貨幣的出現使買賣過程分離，商品于是有了價格，使千差萬別、性質各異、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礎，商品交易突破了狹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體之間得以普遍化，從而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及維護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締約與履行的時空分離，也導致債的觀念出現，成為一種“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羅馬早期，市場交易尚不發達，交易觀念尚未開化，財產秩序以歸屬秩序為主，注重保護財產靜的安全。原始的契約與契約的履行緊密結合，并伴隨著嚴格的程序要件，債和諾成契約并未獨立、分化出來。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古代要式買賣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羅馬的要式買賣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擬棄訴權（CessioinJure）、耐克遜（nexum）等方式，要式買賣雖具有早期契約的特征，將契約合意與嚴苛的形式、標的物的轉移占有相結合，在外形上形成統一的要式交易行為。[16]在市民法上，要式買賣被看作所有權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語，擬棄訴權以佯為訴訟，耐克遜以神前宣誓、履行銅塊和稱的方式來完成其合意過程。當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區分當事人合意、債務約束和轉移占有的事實行為。債權合意還未與履行行為相分離，即時清結的交易還不足以發生債和信用的問題。其后，由于市場交易發達，財產流通迅速，諾成契約作為真正的契約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交易觀念上，“信用”成為一種交易倫理的要求，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契約必須信守”成為自然法的公理，債作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與之相應，旨在維持信用、創造信用的擔保制度作為債權的保障手段，也就應運而生了。

第三，債權在近代社會中逐漸壓倒所有權而占據優勢地位。

債權（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這可由所有權與債權的在近代社會作用的轉變而表現出來。近代中的所有權不再表現為中世紀以利用為中心的財產權體系，實現了所謂“土地的解放”，確立了羅馬法以歸屬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所有權理念。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權的作用不再是對物的使用，而是通過對物的支配，實現對人的支配，亦既將財產轉化為資本（所謂勞動從屬于資本）。要想把所有權資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須與各種債權契約相結合。在兩者結合過程中，債權色彩日益濃厚，逐漸凌駕于所有權而成為經濟的命脈。[18]正如拉德布魯赫所言：“只要所有權是對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權是借貸債務關系的經濟重心，那么它就是資本，無論是勞動契約中的要獲取勞動的資本，還是借貸契約中的要用諸勞動的資本。債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經濟的目的，債權不復是旨在物權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倫理信用的發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作為倫理的信用觀念脫離了傳統社會的“尊尊，親親”的“差序格局”，演變為一種符合自然法的普適性的道德標準，成為與市場經濟大規模展開相匹配的交易倫理。啟蒙思想家們認為，訂立的契約必須履行，不履行契約就是不正義，是對自然法的違背。格勞秀斯認為，“遵守契約也是自然法的組成部分。因為在人群中間必然相互限制來建立社會關系，除此而外更無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約，從而產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團，或者舍身為他人服務，無論是明言允諾，還是理所當然”，“有約必踐，有害必償，有罪必罰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倫理不僅僅普遍化，而且必須能為大多數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也超越了傳統禮俗社會中個人心性修養的窠臼，具有了某種功利性價值，而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工具理性。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認為，“信用以信任心為根據，信任心推廣，每個人藏在身邊以備萬一的最小額資本亦將有種工具，可以用在生產的用途上”。“如果沒有信用，換言之，如果因為一般不安全，因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則有資本但無職業或無必要知識技能而不能親自營業的人，將不能從資本獲得任何利益：他們所有的資產或將歇著不用，或將浪費消減在不熟練的謀利的嘗試上”。所以，“設社會則由較良的法律及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擔保自己不會侵占或瞎用別人的資本，這種利益的收獲還會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場經濟與信用、債權、法律和國家息息相關，具有內在的同構關系，市場經濟體制在歷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開，在上層建筑上表現為法律上的債權關系，背后伴隨著相應的一個近代的國家和法制的建構過程。黃仁宇先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需要三個因素：資金廣泛融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這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持。其展開則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即所謂該國家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謂“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為新型商業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國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自此內部各種因素大體受金融操縱”。[23]

三、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障礙及其改造

我國古代，信用被推崇為一項重要德性。據統計，“信”字在我國古代儒家典籍《論語》中出現了38次之多，僅次于“仁”和“禮”。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國的高度，“民無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寧死必信”。但我國傳統文化上對信用的強調，主要著眼于私人品德的修養，宗族鄉里風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國的禮治要求。其不過是一種農業社會、鄉土社會、宗法社會的道德形態，與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普遍交易倫理的信用不同。這種信用并沒有建構成市場交易的一種法權關系，在倫理上也沒有被抽象為一種普遍的基本道德義務，而往往必須屈從于“尊尊，親親”的規范和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安排。嚴復先生比較東西風俗，指出兩種“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24]。先生也認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25]有學者認為，誠信不能上升為普遍道德義務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是一個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觀的個人化和封閉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撐普遍化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內在的限制，無法突破熟人社會的限制。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27]我國目前的信用匱乏的現狀即源于傳統的斷裂，社會的急劇轉型。在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但由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場的交換關系，交易信用無從展開，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構成實行單位制度，個人被組織在相對封閉的單位中，其交往范圍、社會流動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頗有類似之處，因此信用失去了產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轉型對傳統熟人社會之下的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適性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28]以至于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與信用不足相關的欺詐和犯罪幾乎遍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諸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股市“圈錢”、逃廢債務、偷稅漏稅等。

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一個非人格化的結構，它的基礎不是人格，而是國家和法律。近代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基礎是財產，當事人通過對財產權利的安排實現債的擔保，而信用的維持、財產的擔保都必須國家和法律的相應配套建設和支持，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經濟史理論》里認為，從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演進為商業經濟或“重商主義”，是一個商業的專門化過程的開始，商業的進一步發展要有更加非傳統和非人格化的結構，市場經濟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貨幣、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實現這種過渡必須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保護產權；第二，維護契約。

契約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契約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而出現的廣泛的商品交換，使人們擺脫了血緣關系這根“天然的臍帶”，轉而通過契約關系這根紐帶維護和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形成西方的契約文明和契約型社會。這種契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了以契約信用為主要形式的信用經濟的發展。以往那種借助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權利義務關系，均被利益調整下的契約關系所取代，由法律調整的“信用”，完成了其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過渡。[29]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資源必須要和現代市場經濟對接，將其改造為一種以契約為基礎，以國家和法律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形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由鄉土社會轉向市民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債權債務在陌生人之間擴展，熟人社會的人際信用不足以維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統化的財產擔保和法律強制保障交易信用，從而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變。

注釋:

[1][英]安東尼·帕格頓：“信任毀滅及其經濟后果”，載《國外社會學》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顧金融革命”，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5]轉引自李心合：“信任問題的財務學思考”，載《財貿問題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8][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9]蔡章麟：“私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及其運用”，載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頁。

[10]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11]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

[12]林鈞躍編著：《企業賒銷與信用管理》（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3]參見曾康霖、王長庚：《信用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參見[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梁濤、申政武、李旺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1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1頁。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17]羅馬法上債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對私犯的罰金責任，參見[意]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頁。但只有演化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為財產責任后，才具有債的意義。

[18]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張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頁。

[19][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頁。

[21][英]約翰×穆勒：《經濟學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66年版，第477—478頁。

[22]參見[美]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頁。

[23][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24]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頁。

[25]：《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頁。

[26]參見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4頁。

[27][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篇3

【關鍵詞】信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從眾行為。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好壞是衡量、制約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針對信用的經濟學分析，傳統主流經濟學已有諸多的闡述，筆者在此首次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遇到的信用問題進行詮釋。

一、信用問題概攬

在日常經濟活動中，我們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別人信譽差，希望有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使得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能在一個有序、安全的氛圍中進行，但對自己這一方是否會遵守約定、恪守信用，卻并不嚴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時就預留了不守信的伏筆。也就是說，在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中，人們均希望別人守信、社會誠信，而惟獨自己可以不完全誠信。當大多數人都是這種思維時，整個社會信用狀況差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普遍現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統計的數據顯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及企業近七萬，其中，自然人占兩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業有三萬九千兩百七十五戶，這些個人及企業，因為失信，被鎖進“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他們將為各自的欺詐、哄瞞等失信行為付出沉重代價。在全國各地，因失信而導致的經濟糾紛，甚至惡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區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嚴重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如汕頭經濟特區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視經濟活動中的契約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國稅部門開出的增值稅發票可信度低，而被國家稅務總局通報不能作為出口退稅之用，致使汕頭特區1000多家外向性企業不得不外遷，嚴重影響了汕頭經濟發展。

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的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的基石，其核心內容是：人是“理性經濟人”，“經濟人”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揭示了市場利益原則，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經濟動機分析之外，使“經濟人”成為純理性的人，忽視非理性因素在經濟主體行為中的作用，“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市場利益原則，并以此作為行為(包括信用行為)的動機。信用是商品貨幣交換關系的一個經濟范疇，信用行為作為“經濟人”的市場行為，其出發點是利益預期，利益成為信用行為的經濟杠桿，“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則取決于他對贏利的預期。”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信用問題，特別是行為主體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從理論上歸納為以下幾種解釋：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為主體（個人、企業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約，關鍵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給他帶來的成本收益預期，當經濟主體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則優選守信，反之，則失信；當經濟主體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懲處的成本），則優選失信，反之，則寧愿守信。如醫療行業中，正規大型醫療機構中的少數醫務人員做“醫托”，把來就診的病人介紹到私人機構就診，從中提取回扣，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在西方國家則是吊銷醫療執業資格而永不能從事醫療職業，失信成本遠大于收益；但在中國則是通過一番教育或罰款懲處后，仍繼續原醫療職業，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機會在以后的繼續失信中彌補失信成本。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懲處方式，導致行為主體選擇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為取向。二是信用行為的“劣幣驅逐良幣”（又稱二手車市場或檸檬市場）現象。“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上“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結果，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采取“舍優取劣”的行為取向以保證經濟交易時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在實際經濟交易時，假設有甲、乙兩方，盡管雙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種美德，若雙方守信都會帶來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對稱而不知對方會采取守信還是失信的行為取向，為防止對方失信并規避己方守信可能帶來的損失，而采取失信的行為取向是己方的較優選擇；假如甲方決定采用失信行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則損失；若失信程度與甲方一致，則雙方各不沾對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則甲方損失。此后，甲方再與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則會以失信行為為優選。市場交易的結果是失信行為獲得較大收益，守信行為遭受損失，其導向是守信者逐漸減少，失信者逐漸增多，失信者逐漸把守信者驅逐出市場。三是信用行為的重復博弈減少。交易主體的重復博弈是誘導人們采取守信行為的有效機制之一，重復博弈機制在相對封閉的農耕自然經濟社會是誠信維護的最有效機制；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經濟活動范圍擴大、交

易對象眾多，交易主體之間重復博弈次數減少，甚至由重復博弈向一次博弈演變，在信用體系尚未完善之前，優選失信行為是相對“明智”之舉。

二、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詮釋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取向的解釋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信用問題是一種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

1、確定性效應。

行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是厭惡風險的，與可能的結果相比，人們更青睞于確定的結果，既便可能的結果有更好的預期價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獲得300元和100％概率獲得150元之間選擇，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后者；又如，納稅人在分項扣除和標準扣除之間選擇時，預期效益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節稅最多的結果，而前景理論認為，在風險與安全之間，納稅人更應選擇后者，盡管兩種都節稅，但與標準扣除相比，分項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確定，故更有可能選擇標準扣稅。對信用問題的分析，也存在確定性效應。交易主體在交易過程中是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關鍵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選擇哪一方，假如當選擇守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選擇失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失信行為，因為守信時有30％被蒙騙的可能性；當選擇守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選擇失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守信行為，因為失信者有30％被懲罰的可能性。

篇4

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信用就成了市場經濟的基石。尤其是在中國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之后，信用低下則必然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信用危機則必然成為市場的“癌種”，信用缺失則必然成為企業敗死主因。信用問題涉及全社會的方方面面，筆者僅言非公有經濟，意在管中窺豹，并不表明非公有經濟比其他各界的信用危機更為嚴重。

非公有經濟信用含義的層次性

信用這一概念，通常包涵兩種內容：一是指因為遵守諾言而取得的信任，比如說某單位或某個人守信用；二是指按時償還，不需要提供物件保證，比如說信用貸款。

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含義主要包括三個層次：

第一，俠義性的信用。就這一層次而言，非公有經濟強調講信用的動機在于多交朋友、多得人緣、多拉關系。俠義，舊時指講義氣、肯冒險助人。這一點很像昔日武俠小說中的俠客行為。部分非公有經濟界人士一旦賺了錢就容易財大氣粗，甚至心血來潮，感情用事，忘乎所以。隨便表態，隨便許愿，隨便承諾。似乎什么人都能助，什么忙都能幫，什么難都能解。但因對家庭成員與非家庭成員、親者與疏者不能一視同仁，加之前說后變，致使俠義性的信用往往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常常夾雜著偷工減料、假冒偽劣、偷稅騙稅、走私行賄。

第二，功利性的信用。就這一層次而言，非公有經濟強調講信用的目的在于贏得客戶、贏得市場，自然地就贏得利益、贏得利潤。在商言商。非公有經濟總是要獲取利益，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必諱避的。但是，自古以來，人們就一直崇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道”是什么？這里至少包括道德、道義、規則。如果有人標榜非公有經濟不要賺取金錢、不要謀取利潤、不要獲取財富，那一定是在掩耳盜鈴、癡人說夢。但是，非公有經濟功利性的信用要求非公有經濟不能見利忘義、只顧財富的積聚，不擇手段；要求非公有經濟把對金錢、利潤、財富的物質沖動、單純謀利動機升華為一種社會成就感和社會責任感，從而使非公有經濟的行為有一個正確的動機。因為單純獲取物質利益的原始沖動不可能成為非公有經濟健康發展的根本誘因。歷史已經證明、并將更加雄辯地證明，一旦物質沖動變為經濟行為的根本誘因，經濟活動就會喪失理性，人們就會急功近利，只想從市場經濟中撈取什么，而不想能為市場經濟建設貢獻什么。這種現象的泛化，就會阻礙經濟社會的進步。因此，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升華非公有經濟的行為動機，使其謀利動機轉化為目標合理的社會行為。

第三，本原性的信用。就這一層次而言，非公有經濟強調講信用主旨在于重視企業生存之本，重視從業者的為人之道。經濟活動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交換與交往。這種交換與交往應當遵循公開競爭和人已互惠的規則。但是，在商品交換和市場交往過程中，有些非公有經濟負責人和從業人員卻錯誤地認為，在市場經濟運作中只有損人才能利己。他們片面地夸大“市場如戰場”，簡單化地把商戰等同于兵戰，從而得出在市場競爭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錯誤結論。認為只有在經濟總量、經濟利益的分配中多占對方的份額，才顯得自己聰明、精明、高明。其實，這是典型的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不義經濟行為。因為這種經濟贏利原則是以損害別人的合法權益為前提的，所以這種經濟行為本身已經失去了起碼的信用道德倫理。這種經濟行為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經營效率來創造經濟剩余，獲取經濟利益，而只想多分割經濟總量，只是想多占別人的經濟利益。因此，這既不能提高國家經濟的總效率，又不能擴大國家經濟的總收益。非公有經濟應當反其道而行之，擯棄損人行為，確立利他意識，并把這種利他意識升華為互惠、雙贏的思想境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本原性的信用，真正實現非公有經濟負責人的人生價值。

不同的非公有經濟可能處于不同的信用層次中，同一個非公有經濟在不同時段也可能處于不同的信用層次中。但不同的信用層次都有一個提升的過程：一是俠義性信用功利性信用本原性信用的提升；二是俠義性、功利性、本原性三層次信用本身也需不斷提升。

非公有經濟信用缺失的危害性

在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信用經濟。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非公有經濟的信用缺失容易造成多方面的嚴重危害。

第一，常遭別人不講信用的報復。唐代魏征在《群書治要·老子》中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意是說，你對別人不講誠信，別人對你自然也不講誠信了。誠信如此，信用亦如此。如果在與合作伙伴打交道的過程中非公有經濟自身缺少信用、失去信用、毀壞信用，那么，非公有經濟反而要求別人對自己講信用，顯然是不對等的、不公正的，也是無法兌現的。雖然社會公正輿論并不贊成把別人失信作為自身失信的緣由，但是失信者遭到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是屢見不鮮的，也是很難避免的。欺詐反被欺詐害的例子，在非公有經濟中并不少見。

第二，難以應對優勢信用的挑戰。中國已經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面臨外企總體優勢競爭能力的挑戰，這是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比這種挑戰更嚴重的挑戰是外企優勢信用的挑戰。不要說外企的優勢能力，就是僅靠優勢信用就能吸引客戶，搶占市場份額。瑞士銀行、友邦保險、IBM服務、豐田質量、通用六個西格瑪、沃爾沃顧客永遠是對的等，都是靠信用力量贏得客戶、贏得市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非公有經濟面臨與國外優勢競爭能力與優勢信用的雙重挑戰，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構建非公有經濟自己的信用優勢去應對外企的優勢信用的挑戰。

第三，恢復信用要花昂貴的代價。非公有經濟要在較大范圍內確立自己的信用優勢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信用則很簡單；而失去信用后再恢復信用，卻要付出幾倍幾十倍的昂貴代價。回首非公有經濟的信用狀況，應該說總體上還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但毋庸諱言，在非公有經濟的信用方面，過去曾經有、當前仍然有不少令人擔憂的行為。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們的輕工、食品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占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信用缺失等原因，我們現在在這一地區的輕工、食品市場占有率一直沒有超過5％。曾經向中國開放的黃金般的市場現在仍然開放著，只不過在交易中主角已不是中國。當年溫州的紙底皮鞋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致使溫州一部分制鞋能工巧匠，至今不敢把皮鞋標明產自溫州，而不得不借用上海等地的牌子。溫州人為了挽回這一信用損失，付出了昂貴的慘重的代價。這種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的慘痛教訓，值得我們永遠汲取。

第四，私企業主喪失立身的根本。人無信不立。對于私企業主來說，信用就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們的金字招牌。講信用就是對市場經濟的尊重和維護，就是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辦事。在契約社會，非公有經濟沒有信用便意味著沒有市場，而私企業主沒有信用，則沒有了立身之處，其結局也必然是被逐出市場。我們有些私企業主，對不講信用的事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以致于出現了嚴重的信用危機，損害了企業家的職業信譽，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導致了投資環境惡化，成為社會一大公害，也成為我們面向全球化的一大障礙。有鑒于此，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重樹私企業主的職業信譽，就顯得特別重要。這就要求私企業主：一要認識到良好的信用環境，不僅關系到企業的經濟利益，而且關系到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經濟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核心和基礎。信用危機，不僅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也必然沖擊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妨礙社會的穩定和精神文明建設。要清醒地認識到，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不僅是私營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的需要，更是鞏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果，實現中華民族安定團結和繁榮昌盛的需要。二要認識到私企業主的職業信譽，是企業的無形資產。私企業主、特別是私營企業家，從經濟學的概念上講，它是一種素質、品格和能力。他們的職業信譽是其職業道德、職業業績的體現。它既是一種無形的激勵，也是一種無形的約束。不僅是對他們過去的總結，也是他們創造未來的資本。三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國”的論述，在利國利民的前提下，追求利潤。古人云：“巧詐不如拙誠”。做人如此，經商亦然。私企業主中的一些“憨商”走的就是“拙誠”之道。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信譽經濟、誠實經濟。21世紀的發展，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社會的總體進步，是人類文明的全方位提升。私企業主、私營企業家不能只是一個經濟人，更應該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個擁有良好職業信譽的人。總之，人無信不立，企業無信不長，社會無信不穩。私企業主只有樹立良好的職業信譽，才能夠在全球化的競爭中，贏得地位。也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環境中，才能夠持續發展，快速前進。

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的多維性

造成非公有經濟的總體信用不高、部分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因此，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僅靠獨善其身是難以奏效的。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從加強全民信用意識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體系、逐步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等多方面的綜合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政府要努力營造信用優勢環境。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也是信用經濟，“誠信是最好的競爭手段”。作為政府，必須努力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特別是信用優勢環境。以往我國較多強調市場主體必須遵守誠實守信的原則，而較少關注對一些權力部門的道德約束。其實，就某種意義說，在信用建設的過程中，后者比前者更為重要。沒有權力部門的誠實守信，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它們的誠實守信是難以言行到底的。而權力部門要真正做到誠實守信，就必須切實履行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的各種義務。

一要切實健全產權制度。產權明晰，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產權制度的一個理想目標，這方面雖有不小的進展，但仍有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沒有完善的產權制度的經濟不可能是完全具備信用優勢的經濟。完善的產權制度能夠使人干了壞事必然受到壞事后果的懲罰，做了貢獻必然得到回報。如果沒有完善的產權制度，人們可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也可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這就容易讓人因不必顧及后果而產生失度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因此，要想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市場秩序，就必須有一個較為完善的產權制度。產權制度越不健全，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就會越多，個人的預期就越不穩定，人們就可能更狂熱地追求短期利益，從而進一步造成信用缺失。所以，在加強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中，政府必須幫助非公有經濟進一步健全完善產權制度。

二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我國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之后，市場經濟有了政府對全世界的莊重承諾，有了來自國際的、具有法律和規則約束力的監督。這些都是信用建設必不可少的條件。在加強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的過程中，政府更需要規范自己的行為，轉變自己的職能，在不放棄、不削弱宏觀調控的經濟管理職能的前提下，正確處理政府行政權力與市場利益的關系，特別是減少政府部門的交易行為，減少政府對非公有經濟的直接干預，切實把某些地方政府對非公有經濟管制式的領導變為服務式的幫助。要用政府本身的信用建設促進、保證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從而使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在自律與他律緊密結合的過程中日趨完善。

三要切實公示信用狀況。目前，我國信用信息的透明度還比較低，收集非公有經濟的準確信用信息非常困難，也缺少具有較強社會影響力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其實，我國政府一些部門保存著相當多的企業信用信息，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企業注冊、年檢信息，稅務部門的企業納稅信息，法院的企業訴訟記錄，房產部門的房產抵押情況等還要多。但是，這些信用信息既沒有統一管理，更沒有向社會進行必要的公示。因此，在加強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的過程中，政府應當建立一個完好的信用信息傳輸載體，建立健全信用記錄并及時公示企業信用狀況。可喜的是，不久前浙江宣布把一批信用欠佳的企業踢出重點培育的企業行列，上海吊銷了十家有欺詐行為的企業執照，深圳、青島規定，個人信用有不佳者，若干年內不僅不能自己開公司，而且不得以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身份進入經濟領域。這些做法有利于促進非公有經濟及其從業者注重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向往信用優勢，鄙視信用缺失。

第二，私企要不斷加強信用管理體系。作為企業，“打鐵需要自身硬”，要練好內功，遵紀守法，提高核心競爭力，增強企業自身信用程度，這就必須不斷加強信用管理體系建設。信用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當前我國企業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建立并不斷加強信用管理體系，能增強風險防御能力，提升企業信用度，把信用缺失的企業逐步淘汰出局，從而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

非公有經濟加強信用管理體系建設，主要應從以下兩方面進行：

一要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私企信用管理模式。信用管理也是規范市場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的標志，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非公有經濟一方面要從控制交易全過程中各個業務環節的信用風險出發，強調嚴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規范化、制度化地處理各項業務。另一方面要使相關的信用風險管理工作專業化。這些專業化的管理工作包括：客戶數據庫管理、對客戶的資信調查與信用評估、應收賬款管理及欠款催收等。

篇5

一、信用作用下的資本循環過程

在沒有信用的條件下，貨幣資本循環是在再生產過程中進行的。而在信用時代，貨幣資本在再生產循環體系外又獲得了一種循環形式，我們稱之為信用資本的循環。這種循環包括多種形式，即既包括傳統的銀行存貸資本循環，也包括虛擬資本循環和包括國際貨幣資本循環。這些不同形式不同范圍的資本循環，都屬于信用資本循環的范疇。信用經濟系統使得貨幣資本在再生產循環體系外流轉不斷加速和規模不斷放大。當信用資本循環中產生的貨幣資本作為預付資本進入產業資本循環時，它同樣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加入生產的，這時就好像讓總資本也擴大了。但實際上，總資本的積累的確從規模和速度上加大加快了，但其作為以前生產的剩余價值之和，并沒有被放大。

下面，我們用圖示來解釋這種信用的放大現象。為了更簡單的說明問題，假設每一期資本循環后生產的剩余價值全部投入下一期生產。以下是沒有信用時的生產循環圖:

在無信用的再生產循環中，當期預付資本等于上期周轉回來的資本加上剩余價值。在信用經濟中，生產循環圖如下:

其中，K—n表示總資本，Kn是預付資本，K~n為自有資本;K''''n為借貸資本，由當期信用規模決定。我們看到，總資本K—n與預付資本Kn并不等同:總資本是往期生產的剩余價值之和，即K—n=Σi=1n-1Mi;預付資本Kn則完全取決于信用。在信用經濟條件下，資本的生產積累關系被異化了，信用對生產的作用扭曲為借貸資本對預付資本的放大效應。雖然資本的生產積累關系被異化了，但這

并不妨礙被信用放大的預付資本參與利潤率的形成。利潤率R=MK，K指的是投入到生產中的實實在在的生產資本。轉化為預付資本的貨幣資本雖然在前一個形式中由于信用的關系有了虛擬的特性，可一旦貨幣資本實現了向生產資本的轉化，那么在資本家眼中，這些虛擬的來自信用的資本就表現為實實在在的生產資本了。信用經濟條件下，由信用提供的貨幣資本，只能支配價值，而不是直接由價值轉化而來。因此，這些貨幣資本可以參與剩余價值分割，其分割的量的多少，并不取決于它自身的量，而是一部分取決于它能支配的資本價值量，另一部分則取決于信用資本家的定價能力。前者由信用擴張程度決定，后者由貨幣資本供求關系，即競爭決定。可以支配價值的貨幣資本作為商品擁有了使用價值，這個使用價值通過利息表現出來。

二、利息率模型推導

1.利息率的計算

在生息資本的場合，“貨幣除了作為貨幣具有的使用價值以外，又取得一種追加的使用價值，即作為資本來執行職能的那個使用價值。論文在這里，它的使用價值正在于它轉化為資本而生產的利潤。”[1]378這種使用價值可以通過利息表現出來。但是我們必須要分清以下這對概念:利息是資本作為生息資本獲得的利潤，而不是生息資本作為資本生產的剩余價值。生息資本作為資本而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必須有一部分歸職能資本家所有，另外一部分流回到貨幣資本家手中成為生息資本的利潤。因為利息率衡量的是資本作為生息資本獲取利潤的能力，而生息資本是作為預付資本投入生產的，因此，利息率應該用利息除以預付資本來進行衡量。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明確說到:“資本通過自己的增殖來表明自己是資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為資本而實現的量方面的程度。它所生產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其比率或水平，———只能通過它和預付資本的價值作比較來計量，因此，生息資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能通過利息額，即總利潤中歸生息資本的部分，和預付資本的價值作比較來計量。”[1]379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利息率的表達式:r=M''''K=MKM''''M=RM''''M其中K為預付資本量。剩余價值M在利潤化過程中被貨幣資本家和職能資本家分割，其中貨幣資本家獲得部分為M''''，R為資本平均利潤率。這樣，根據馬克思的利息率理論，利息率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為利潤率R;第二為總剩余價值量中被貨幣資本家占有的比例M''''M。

2.預付資本的構成

貨幣資本家能在總利潤中占有多少部分，即M''''M的大小，一方面取決于借貸資本家能支配的價值占總資本價值的比例，表現為借貸資本家擁有的資本占預付資本的比例;另一方面受到競爭的影響，即貨幣資本供求的影響。如果暫時撇開競爭不談，我們首先對預付資本的構成比例進行研究。在一個利潤計算期內，假定社會預付資本累計投資量為Kall，借貸資本累計投資量為K''''all，自有資本累計投資量為K~all，則Kall=K''''all+K~all。借貸資本家能夠控制的生產資本占總資本的比例為K''''allKall，且設信用在一定時期內將預付資本在自有資本基礎上放大了d倍，d=KallK~all，那么上式就可以變為:K''''allKall=1-1d。這樣，一定利潤計算期內，借貸資本占總預付資本的比例，可以用信用放大程度d來表示。信用越膨脹，借貸資本對預付資本放大的越多，則借貸資本家能支配的生產資本比例就越高。3.去除競爭影響的均衡利息率如果我們將競爭強加的分割規律除外，假設剩余價值的分割比例嚴格按照K''''allKall的比例進行，即M''''M=K''''allKall，變形可得:M''''K''''all=MKall。假設自有資本和借貸資本都是作為同質的資本參與生產，即周轉時間相同，可以得到:M''''K''''=MK=M-M''''K-K''''=M~K~。如果排除競爭因素，不論貨幣資本是作為借貸資本還是作為自有資本，在利潤計算期內都應獲得同量利潤。其中，M''''K''''是貨幣資本作為借貸資本的收益率;M~K~是貨幣資本作為自有資本的收益率;MK是資本利潤率。在這里，如果把競爭因素排除在外，在一定時期內，同量的貨幣資本不論是作為借貸資本還是自有資本，都只能獲得同樣的利潤，表現為資本的平均利潤率R，此時就不會存在貨幣資本競爭套利空間，貨幣資本市場供求平衡。因此，當K''''allKall=M''''M時，利息率是理想的均衡利息率，我們用r*來表示:r*=R·K''''allKall=R(1-1d)

其中，R為利潤率，d為一定時期內的投資總額與自有投資之比。

4.正確認識利息率與均衡利息率的本質

舍去競爭因素后，我們可以計算出均衡利息率，但它反映的卻并不是利息自身，而是其他東西。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均衡利息和均衡價格這組概念來進行理解。均衡利息率和均衡價格并不是一回事:在均衡價格中，供給等于需求，供求不均衡造成的市場價格與生產價格的偏離就會相互抵消，這時市場價格就在它的直接存在上，而不是只作為市場價格運動的平均數;工資也是這樣，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抵消后，工資就等于勞動力的價值;但利息率并不是這樣，去除供求影響的均衡利息率并不是資本的價值，因此利息率也并不可能是資本的價格。

馬克思認為不存在平均利息率，利息率自身并沒有趨勢性，那么均衡利息率也不是表現自身趨勢的存在，而是表現了一種外在的東西，即貨幣資本供求均衡這種狀態。“競爭并不是決定對規律的偏離，而是除了由競爭強加的分割規律之外，不存在別的分割規律。”[1]399市場利息率除去供求影響后，表現的“就是某種本身沒有規律的、任意的東西。”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意義上，利息率本身并沒有存在的基礎，因此利息率也不存在表現自身存在基礎的平均值，所以均衡利息率并不是指利息波動的平均值。利息率不能反映自身的存在，它反映的是外在的經濟形態。而均衡利息率反映了外在經濟形態的運行趨勢，相應的利息波動反映的則是外在經濟形態在趨勢范圍內的波動。

正因為利息率的表現是任意的，我們可以看到現實中利息率在許多場合出現，包括各種長短期利率、貸存款利率、再貼現率甚至債券利率。我們既不能用它們中間的任何一種來表現總資本概念上的利率，也不能用它們的平均值來表現，因為利率表現的是外在的經濟形態，即貨幣資本供求關系，這種關系不能用簡單的平均值來代替。總資本概念的利息率反映的外在經濟形態是以上所有“利息率”反映的相關經濟形態的總和，即不同形式貨幣資本供求關系的總和。在進行具體分析時，可以用不同形式的利息率來暫時代表總資本概念下的利息率，但并不能代替它。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利息率的本質，在利息率的公式r=R·M''''M中，看到的是對利潤的分割，即看到的是競爭的結果;在借貸資本收益率M''''K''''和產業資本收益率MK中，看到的是資本增殖，因此我們可以對借貸資本收益率和產業資本收益率進行比較來分析貨幣資本轉移問題，但不能對利息率進行同樣的分析。因為利息率并不是資本增殖的結果，而是競爭的結果。同樣的，我們不能通過對某種具體形式的利息率數值上的比較來討論貨幣資本的轉移問題，因為它們代表的競爭關系不同。例如，不能因為貸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就認為貨幣資本應該從存款轉移到貸款。

最后，雖然均衡利息率并不是利率的平均值，但利息率在長期會趨近均衡利息率，這是經濟規律的外在表現，是各種資本在平均利潤率形成中進行競爭的結果，這也成為我們分析經濟問題的切入點。

三、利息率圍繞均衡利率動態波動

假定初期市場利息率等于均衡利息率，由于某種原因，例如資本周轉變慢，利潤率下降，均衡利息率下降，此時如果市場利息率沒有變化，那么市場利息率就高于了均衡利息率，r>r*，此時，M''''M>K''''K，整理得M''''K''''>MK。設R''''=M''''K''''，R=MK，R''''為借貸資本收益率，R為資本平均利潤率，則當市場利息率高于均衡利率時，借貸資本收益率高于資本平均利潤率，R''''>R。

這樣，更多的資本擁有者會選擇成為借貸資本家，即將手中的貨幣更多地用于放貸，而不是投資。在借貸資本市場上，一方面表現為借貸資本的供給增加;另一方面表現為對借貸資本的需求減小，從而對市場利息率產生一個反向的壓力，促使市場利息率降低，反之亦然。這種均衡機制不是靜態的，因為均衡利息率本身也在變動，由于貨幣資本的用途從投資轉變為放貸，而貨幣資本是作為預付資本投入生產的。在均衡利息率水平，貨幣資本供求達到平衡，但經濟中預付資本中的借貸資本比例相比以前上升了。一方面，市場利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均衡利率上升了，因此這種平衡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不存在靜態的平衡點，即馬克思判斷的那樣，“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什么中等的競爭條件，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均衡，會使貸出者得到他的資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1]407，利息率的決定完全是隨意的，偶然的現象。長期看來，市場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就是兩個在互相吸引中不斷偏離又不斷重合的值，相對來說表現為市場利率圍繞均衡利息率進行動態波動，并且這種波動是在零到利潤率之間的范圍內進行的。均衡利息率表現的是外在經濟形態趨向某種均衡形態的趨勢，即各種資本收益率會在競爭中趨向一致。由于各種因素通過影響借貸資本供需從而對市場利息率發生沖擊，這使得市場利率與均衡利率的相等成為偶然，而不等成為常態。

以我國為例，2008年央行連續三次調低基準利率，正是均衡利息率大幅下降的結果。一方面利潤率R大幅下降，原因包括金融危機導致支付斷裂，大量產業部門停工停業，大幅延長資本周轉時間，等等;另一方面信用擴張倍數大幅減小，因為支付危機導致的信用危機使得金融機構抬高借貸門檻，提高借貸人資質評估標準，導致信用擴張倍數減小。這兩方面共同作用，表現為均衡利率大幅下降，導致市場利率大幅下調。200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逐漸走出危機，利潤率提高和信用擴張使均衡利率上升，同時現實中不論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投資都日趨旺盛。當均衡利率持續上升到高于市場利率水平后，在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的動態平衡作用下，預付資本中的借貸資本比例開始變小，以前作為借貸資本的貨幣資本不斷地轉變為作為自有資本的貨幣資本，在這個過程中，借貸資本市場會一直供不應求。

在貨幣資本供不應求時，通貨量的變動對貨幣資本供求關系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在繁榮時期，營業興旺且支付迅速，資本可以通過信用獲得足夠的周轉動力，此時通貨量變化對借貸資本總量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對貨幣資本供求和利息率更是從本質上不產生作用;只有在危機時期，當支付鏈條出現斷裂時，實體經濟無法通過信用補償轉移到虛擬經濟的貨幣資本，此時增加通貨量將有助于維持支付鏈，緩解周轉緊張，從而對借貸資本的供求和利息率產生作用。因此，在貨幣資本供不應求時，央行采取的貨幣政策能否發揮調節作用，完全取決于是否能相對有效地緩解實體資本周轉的緊張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似乎更應該設定為可以反映資本周轉狀況的利潤率。

四、信用資本是如何運動的

作為產業資本家和貨幣資本家的中介，信用資本運動對經濟系統的整體運行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對信用資本運動和信用資本家經營狀況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理解。下面來具體考察表示借貸資本收益率的K''''和M''''。首先，假設私人貨幣資本家和從事再生產的借款人之間必須通過信用中介進行交易，所有的借貸資本K''''都將處于信用資本家的控制之下。其次，M''''中的一部分屬于信用資本家，另一部分屬于私人貨幣資本家。私人貨幣資本家和信用資本家對M''''進行分割，在競爭中產生了不同貨幣資本形式的利息率，例如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信用資本家之間對M''''進行再分割，例如同業拆借率和再貼現率。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認為“因為整個信用制度的驚人擴大，總之，全部信用，都被他們(信用資本家)當作自己的私有資本來利用，……他們攫取了現實積累的很大部分。”[1]541，542這里我們可以將問題簡單化，假設所有的M''''都被信用資本家占有。當借貸資本循環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借貸資本供求發生變化時，信用資本家可以通過將其實際占有的剩余價值資本化來對借貸資本供求調節。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借貸資本的收益率M''''K''''實際上衡量了信用資本家調節貨幣資本供求能力的大小，即風險承受能力大小。借貸資本收益率越高，表示信用資本家對借貸資本市場供求不平衡的承受能力就越強，即風險承受能力越強，反之就越弱。前面提到，如果利息率下降到均衡利息率水平之下，會使銀行資本充足率相對降低，下面我們將對這個機制進行詳細分析。

信用資本家可以表現為很多種形式，但銀行始終是為最為重要的信用資本家。在銀行的日常經營管理中，資本充足率是最重要的監控指標。資本充足率是指資本總額與加權風險資產總額的比例，資本充足率反映商業銀行在存款人和債權人的資產遭到損失之前，能以自有資本承擔損失的程度，反映了銀行對風險的承受能力。這樣，資本充足率就和借貸資本收益率之間建立了邏輯聯系，因為它們都反映了銀行信用資本家對風險的承受能力。

在所有的價值都表現為資本價值時，銀行資本體現了總剩余價值M中被貨幣資本家占有的那部分M''''(前面已經假設，信用資本家攫取了所有的M'''')，銀行資本的這個性質不會因為其具體形式(包括股本、未分配利潤、應變準備和其他資本準備金形式)而有所改變，整體來說，總資本中也只有M''''可以對借貸資本供求進行主動調節。銀行資產總額包括貸款和其他風險資產，總體來說，實際上就是一段時期內借款人對放貸人的負債，即累計的借貸資本。這樣，我們可以得到對整個經濟系統廣義資本充足率CAR的表達式:CAR=M''''K''''all，其中K''''all表示一段時期內整個信用經濟的風險資產總量，即除自有資本外需要信用提供的借貸資本總量，如果設資本在利潤計算期內的總周轉次數為N，預付資本中的借貸資本為K''''，則有K''''all=K''''N，CAR=M''''K''''N=M''''KN·KK''''=rN(1-1d)其中，r為市場利率，d為信用擴張倍數。

我們看到，資本充足率CAR與市場利息率成正比，與資本周轉次數成反比，與資本周轉速度成正比，與信用擴張倍數負相關，即信用擴張倍數越大，其他條件不變時，資本充足率越小，銀行等信用資本家的風險抵御能力越弱。當貨幣資本市場均衡時:r=r*=RK''''K，代入上式計算可得:CAR=RN。我們看到，此時反映經濟系統對信用風險承受能力的廣義資本充足率與利潤率成正比，與資本周轉速度成正比，與周轉速度成正比。這里的周轉速度指的是產業資本平均周轉速度。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觀察來判斷經濟運動的平衡狀況。如果在去除周轉速度的影響后，整個經濟中資本充足率變動與利潤率變動不成正比，則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此時市場利率與均衡利率背離，市場存在貨幣資本供求不均衡的情況。例如，在撇開周轉速度后，如果資本充足率比利潤率下降得快，則說明市場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借貸資本供小于求;如果資本充足率比利潤率上升得快，則說明市場利率高于均衡利率，借貸資本供過于求。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利潤率上漲是暫時的價格上漲引起的，那么資本充足率即使在上升，但只要沒有利潤率上升得快，也說明市場利率是低于均衡利率的。此時由于通脹因素，即使市場利率是表面上是高的，但也是相對低的。我們不能判斷資本充足率在貨幣資本市場不平衡時的絕對變動方向，但是可以判斷其相對利潤率的相對變動方向。如果周轉已經開始變慢，而利潤率由于慣性的價格上升繼續上漲，銀行資本充足率趨于下降，其結果是利息率將低于了均衡利息率，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經濟增長一段時間后的調整期，也可能是危機發生前夕。

在經濟運行中，如果市場利息率長期低于均衡利率，那么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就會相對利潤率下降到極低的水平。這種情況不會因為銀行采用增加資本金的方法得到解決，即使短期通過股權融資暫時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只要市場利息率是低于均衡利率的，銀行資本充足率相對下降就不能避免。

篇6

一、新時期師德修養的重要意義

首先，教師道德素質在教師素質構成中更顯重要

新時期教師勞動的知識性、專業性、藝術性、長期性、示范性、創造性的特點決定構成教師素質的特殊性。教師素質作為順利完成教學任務、培養人才所必須具有的身心的相對穩定的潛在的基本品質。其本質特點是指教師自身的質量，主要包括教師的機體素質、文化素質、道德素質與心理素質等。

教師道德作為一種職業道德，它是教師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從事教育活動中必須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觀念、思想情操和人格品質。道德素質并不是指規范本身和準則本身，而是教師把這些規范、準則逐步內化成為教師從事教育事業的準則和教師道德的外在表現。

學生接受知識的過程正是個性與品德形成時期。盡管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對兒童、青少年的個性形成和品德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但教師的作用最大。教師通過一定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對學生產生影響的同時，還通過本人的人格特征、言行舉止等對學生產生影響。在多數學生眼里，教師的話都是對的，教師都是正確的。教師的言行就潛移默化地影響兒童個性的形成和品德的發展。因此被稱為“師魂”的教師道德素質將比文化素質更重要。

其次，師德修養的魅力將主要從教師的人格特征中顯示出來

“為人師表”、“以身作則”、“誨人不倦”等要求，既是師德的規范，又是教師良好人格特征的體現。在學生心目中，教師是社會的規范、道德的化身、人類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們都把師德高尚的教師作為學習的榜樣，模仿其態度、品行、乃至行為舉止、音容笑貌、板書筆跡等。

從社會的角度看，一個民族的群體都是由單一的個體所組成。每個個體的道德風貌反映出整個民族的發展水平。個體的許多道德習慣、道德品質都是從小養成，教師對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具有超常的決定性作用。因為教師的教育是長期的系統的，無論是德育內容、德育方法、還是德育手段等都長期而系統地對學生產生影響。教師的教育是科學的，兒童的許多行為習慣的培養，教師都是根據兒童成長的規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人生最初的二十幾年是決定和影響人一生的發展的關鍵時期，是道德觀念、行為習慣形成的關鍵時期。所以，從推進社會向前發展的高度來看師德修養水平的高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最后，師愛是師德修養的靈魂

當今社會,由于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部分教師過多地偏向于對功利的追求，缺乏愛心，許多學生在人生的緊要關口，由于長期受老師的影響，因而可能最終導致其難以建立對社會的關愛。作為教師在一定程度上，熱愛學生就是熱愛教育事業

二、新時期師德修養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總的說來，良好的師德不僅是提高師德修養的必需條件，更是教育教學過程中增強師生關系的基礎。

教師自己受了多大程度的教育和教養，并且使這種教育和教養成為他自己的財富，就能在相應的程度上對別人發生教育影響，而且必然發生這種影響。教師自身的學識與道德水平即師德始終在潛移默化中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學生，也影響著學生對從教者的判斷和看法，進而影響著師生關系。

首先，良好的師德能提高教師的素質進而加強師生關系

一個具有良好師德的教師，才會具備優良的素質。具體表現在，精神煥發，精力充沛的進行教學，并有堅毅、樂觀的性格、嚴整剛毅的志向與力量，這樣通過教師以自己的品行為榜樣使學生在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當中不知不覺中受教師的影響，使學生也形成堅強的意志與自制力，因而更富有理性，善于思考，發奮學習，從而進一步提高學習效率。像這樣，在教師身體力行過程中，不僅使學生的學習有了提高，而且使學生受到感染，更加的敬慕教師，從而增進了師生關系。如果這位教師不僅做不到以上方面，且在上課時無精打采，語言粗俗，不僅不能成為學生的榜樣，而且勢必對學生起著不良的影響，就無從談起師生關系了。所以教師的良好的素質影響著師生關系。其次，良好的師德能提高教師的職業素質進而融洽師生關系具有良好師德的教師，自然而然的會要求自己不斷的提高自己的職業素質。具體表現在，不自覺中熱愛著教育職業，熱愛著教學工作，熱愛學生，并會自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這樣他便會受到學生的愛戴，贏得學生的歡迎與尊敬，進而才會出現良好的師生關系。如果這個教師沒有從心底里熱愛教育事業，熱愛學生,那么他便不會受到學生的歡迎，師生關系也因此受到了影響。

第三，良好的師德能提高教師的業務素質進而增強師生關系

具有良好師德的教師，會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業務素質。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在了解學生方面，從學生的知識基礎、智力水平、接受能力、年齡特征、個性差異等方面出發來了解學生，并能客觀、公正、科學地處理好共性與個性、傳授知識與培養能力的相互關系。在教材內容方面，使教材適合學生的接受能力，從而使學生順利的掌握教材。只有這樣他才會使學生學到更多更好的知識，進而獲得學生的敬愛，師生關系也因此增強。

第四，良好的師德能提高教師的藝術素養進而增進師生關系

具有良好師德的教師才會在教學中顯露出較高的藝術修養，才能更好的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積極性。具體表現在，真摯的感情、優美的語言、閃光的哲理、恰當的態勢和流暢的表達等方面。通過這些途徑不僅使學生更加喜愛上他的課，而且增添了學生對他的敬慕，進而使師生關系更加融合。

第五，良好的師德促進教師自我教育進而穩固師生關系

有良好師德的教師，才會努力不懈的堅持自我教育，使自己的專業水平不斷提高，進而純化和完善自我。具體表現在，經常進修、加強專業教育、精通本學科的專業知識、擴充知識面、開闊視野、拓展思路、提高教學水平，增強教學效果。這樣才會使學生更加尊敬他和熱愛上他的課，師生關系也因此得到加強。

三、新時期提高師德修養的途徑和方法

教師道德修養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也是實踐的問題。要使教師道德原則和規范成為教師行為的準則，必須依靠自己長期不懈的努力，自覺地進行修養和鍛煉。因此，掌握正確的師德修養的途徑和方法是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參加社會實踐，投身教育教學工作中，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是教師道德修養的根本途徑。積極地進行道德修養，在外界客觀因素的影響下，更主要地通過自身不懈地努力，日積月累，經過長期的鍛煉，就能夠成為具有良好道德修養的教師。

第一，努力學習，提高師德理論修養。

教師道德理論是教師進行職業道德修養的指導思想，掌握了它才能辨別善惡、是非，才能在自己思想領域里戰勝那些錯誤的，落后的道德觀念。一個只有在道德修養中以教師道德的先進典型作為自己思想行為的楷模，鼓勵自己，在思想意識中凝聚著教師道德原則和規范，常以崇高的道德品質作為自己行為的目標，才能使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會迷失方向，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有較高教師道德修養的人民教師。

學習教師道德理論，主要是個人自學和教育部門組織的教師道德學習。個人自學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有一定的自我支配的靈活性、機動性，但由于受教師個人理論水平、理想覺悟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影響，有時達不到預期的目的。教育部門，包括學校組織的教師道德學習，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教師道德教育，它克服了自學中的不利因素。樹立教師道德的理想人格，就是要確立人民教師道德的理想。

學習先進教師的優秀道德品質。因為先進教師是存在于社會之中，生活在教師隊伍里的活生生的人，它能夠以直觀形式啟發教育和感染教師，進而影響教師的思想和行為，監督和促使他們以先進人物為榜樣，取長補短，提高道德修養水平。學習先進教師的優秀品質，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多讀教育界名人的傳記和模范教師的先進事跡。這些名人身上都具有優秀的道德品質，體現著高尚的道德情操，多接觸他們，以便受到感染和鼓舞，使自己的行為趨于道德原則和規范的要求。二是學習身邊的模范教師，他們生活在自己身邊，看得見、摸得著，影響更直接、更深刻、更快捷。第二，參加社會實踐，做到知行統一。

參加社會實踐，在實踐中進行教師道德修養，是教師修養的根本辦法。在教師道德修養的過程中，從教師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到教師的道德行為和習慣，自始至終都是在社會實踐中和教育教學完成的。教師只有在教育教學實踐中，在處理師生之間、教師之間、教師與家長及教師與社會其他成員之間的關系中，才能認識自己的行為是與非，才能辨別善與惡習，才能培養自己良好的教師道德品質。如果只是“閉門思過”、“坐而論道”，脫離實踐去修養，那么教師道德修養就要成為一句空話。

篇7

[關鍵詞]電視民生新聞；出鏡記者；語言表達技巧

一、電視民生新聞中出鏡記者的作用

（一）出鏡記者對民生新聞形式上有重要作用

出鏡記者是一個具體的人在新聞畫面中出現向觀眾報道新聞事實，這是一種直接的人際化交流，拉近了傳播者和受眾雙方的心理距離。筆者認為可以理解成“一只話筒”的距離。《電視采訪學》中也明確指出了這一作用。記者帶領觀眾親臨現場后，新聞信息的可信度有了很大的增強。類似于有“人證”，記者在開頭、中間、結尾或者重要信息前出像使新聞現場的信息更加有條理。受眾接收到的信息更加便于理解。同時，出鏡記者在和被采訪者交流的過程中以及對現場環境的了解過程中，會搜集到很多攝像機不能直接記錄的信息。取之精華，取其糟粕之后的新聞內容更加嚴謹，有看點。

（二）出鏡記者對民生新聞內容的傳達有重要作用

在電視民生新聞節目中，出鏡記者以畫面背后的內容為基礎，按照時間的邏輯聯系交代新聞的背景，報道開頭和結尾的作用不容忽視。使新聞內容更加鮮活，是出鏡記者一直追尋的目標。

（三）出鏡記者應對突發新聞事件、自然災害有重要作用

面對突發的新聞事件和自然災害，出鏡記者的出現能夠起到快速反應、平息事態、引導輿論的作用。出鏡記者作為客觀公眾的一方出現在新聞現場。對于常見的突發性新聞和自然災害，例如火災、交通事故、臺風、地震等問題，如果新聞中沒有出鏡記者這一角色，呈現出的新聞畫面單調、不真實，不能引起受眾的關注和共鳴。出鏡記者在突發性新聞中和自然災害中通常都是以及時的現場報道居多。好的出鏡記者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那一刻開始，對于信息的收集，事件最前沿的情況、最真實可信的訊息報道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電視民生新聞中出鏡記者的有聲語言表達技巧

筆者在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中發現，有聲語言作為出鏡記者的重要信息載體，同新聞節目主持人有明顯的差異。需要融匯貫通，準確恰當的進行報道、采訪。這種準確恰當，筆者在實踐的過程中總結出要做到的包括語言的口語化、對象感和現場感。

（一）有聲語言口語化鮮明

筆者在實踐的過程中發現，停連自然、重音鮮明準確、語氣詞的運用都是口語化的考量標準。多使用“非常多”、“很少，幾乎沒有”這樣的詞匯明顯會好于使用“眾多”、“甚少”這樣的詞匯。繁復的套句、倒裝句容易讓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產生聽覺障礙。多連少停、多對比少一致、多真實少官方的口語化表達技巧是出鏡記者現場表達的重要技巧。

（二）有聲語言對象感清晰

每一個在現場的出鏡記者，都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將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用最飽滿的狀態告訴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但其實在新聞現場，面對的都是冷冰冰的攝像頭，這時就需要對象感貫穿始終。讓電視機前的觀眾可以收到記者想要傳達的信息。如果想做到真實、自然、積極的和觀眾交流，僅從開始出像時注重對象感是不足的，一般對于交流感的缺乏很集中的體現就是在出鏡的過程中給人一種自言自語的感覺。

（三）有聲語言現場感準確

出鏡記者永遠都需要牢記“我在現場”的定義。這就需要出鏡記者具備準確的現場感。要讓所有的受眾都同樣有置身新聞現場的感覺。筆者在實踐的過程中感受到，隨著電視媒體傳播技術的增強，相關設備的精湛使得出鏡記者對于現場感的把握不再局限于在嘈雜的環境中對著攝像機用麥克風大聲的說話來表現現場氣氛。而更加需要的是內心的狀態。由內而外的散發出現場感。在這里筆者想說，如果一位出鏡記者不顧他人聲嘶力竭的大喊，那么和受眾的距離感就會明顯拉大。如果能夠內化再外顯，那么浮夸的表現方式就會有所收縮，達到恰好的效果。

三、電視民生新聞中出鏡記者的非語言表達技巧

我們的文化正處于從“以文字為中心”向“以形象為中心”的發展時期，在電視上，話語是通過視覺形象進行的，電視上的會話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筆者認為，一名電視民生新聞出鏡記者從出現在畫面中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傳遞信息。除了有聲語言的表達，非語言表達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在一條電視新聞片中，出鏡記者的衣著、氣質、表情、動作等都是電視畫面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于電視民生新聞出鏡記者而言，筆者認為常有的鏡頭前非語言表達包括體態語、大眾形象兩大類。

（一）端莊、干練的形象是出鏡記者的外形基本要求

民生新聞雖不及時政新聞細致嚴謹，但作為新聞中的一類。筆者認為出鏡記者在鏡頭中衣著的端莊、恰當的妝容依然很重要。在出鏡時，形象上的定位基本以簡單、大方的服裝、清淡的面妝、干凈利落的發型為主要方向。這些要素是出鏡記者出現在畫面中之后，未開口之前給受眾的“第一印象”，直接影響到新聞的可信度。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得體的打扮不僅能夠輔助有聲語言表達，很有可能成為成功采訪的首要條件。

（二）體態語是出鏡記者新聞報道中重要的副語言

篇8

論文關鍵詞：社區銀行，中小企業，融資

 

社區銀行的概念來自于美國等西方金融發達國家，其中的“社區”并不是一個嚴格界定的地理概念。凡是資產規模較小、主要為經營區域內中小企業和居民家庭服務的地方性小型商業銀行都可稱為社區銀行。

發展“社區銀行”是緩解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難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態和宏觀調控的必要措施。

一、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分析

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建設中已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保持市場繁榮，擴大社會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9年底，在工商部門注冊的中小企業已達1023萬戶（不含個體工商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對GDP的貢獻超過60%，對稅收的貢獻超過50%，提供了近70%的進出口貿易額，創造了80%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日益明顯，廣大中小企業首當其沖。“融資難”是當今最讓中小企業頭疼的問題，嚴重制約著中小企業的發展。其原因十分復雜，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中小企業自身的問題。中小企業一般規模小，經營變數多，實力弱經濟論文，風險大，信用水平較低，難以形成對信貸資金的吸引力。

第二，銀行方面的原因。銀行信貸具有比較明顯的規模經濟性，而中小企業貸款的單位交易費用太高。據測算，中小企業的貸款成本是大企業的5倍，銀行從節約成本和監督費用的經濟性出發，自然對中小企業惜貸。

第三，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機制、體制不健全。目前面向中小企業的擔保業發展難以滿足廣大中小企業提升信用能力的需要；政府出資設立的信用擔保機構通常缺乏后續的補償機制；民營擔保機構受所有制限制，無法與協作銀行形成共擔機制。據調查，中小企業因無法落實擔保而遭到拒貸的比例高達23.8%。

第四，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窄。目前，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滯后，民間融資、上市融資、發債融資等渠道不暢，創業投資機制尚未形成，產權交易市場功能尚未發揮，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難以通過直接融資渠道獲得有效的資金供給。

二、社區銀行適合中小企業融資的優勢

1．定位優勢

大型商業銀行是以服務大中型企業客戶為主，而社區銀行的目標客戶群是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小企業)和社區居民這些中小客戶。社區銀行對本社區內的客戶信息熟悉，組織架構簡單靈活，信貸決策快速、及時，能夠更好地適應中小企業借款頻率高、貸款需求少的特點，按市場化原則提供全面化、個性化的服務。因而，社區銀行能夠在準入、占領和保持巨大的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客戶市場方面贏得獨特優勢。

2．信息優勢

與其他大型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不同，社區銀行的經營模式是以關系型銀行業務為核心。在這樣的經營模式下，社區銀行能夠獲得作為中小企業關系銀行的一系列租金，這些租金激勵著社區銀行去收集中小企業的各種信息，并將這些信息運用于未來信貸合同的設計和調整當中，從而控制融資風險和削減銀行貸款決策的信息成本，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相對大型商業銀行而言較少，風險識別能力較強，這使社區銀行在對中小企業貸款中獲得比大銀行更大的安全贏利空間。

3．地域優勢

大型商業銀行通常將其在一個地區吸收的存款轉移到另外一個地區使用，而社區銀行則主要將一個地區吸收的存款繼續投入到該地區，從而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虹吸現象”及其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因此將比大型商業銀行更能獲得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由于運作都在本地，熟悉本地市場，因此條件靈活，手續簡化經濟論文，速度較快，大大降低了運營成本，這種來自地域的優勢是社區銀行經營發展的最大的無形資產。

三、社區銀行在新疆的建立

2010年前期，一份建議新疆啟動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社區銀行、村鎮銀行試點工作的政策專報，已由新疆自治區黨委政研室向自治區黨委、自治區金融辦、銀監會新疆監管局、人民銀行烏魯木齊市中心支行遞交。新疆中小企業和農牧業發展始終是金融支持的重點，2010年5月召開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后，金融援疆更是加速推進。

截止2010年上半年，新疆中小企業創造的產值已占全區GDP的30%左右，中小企業納稅額159.76億元，占35.9%；就業人數89.96萬人，占73.2%。新疆作為國家重點扶持的經濟欠發達少數民族地區，在中央出臺促進新疆跨越式發展的一系列優惠政策條件下，有理由成為國內首批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社區銀行的試點地區，從而為新疆民營企業發展緩解資金困境，為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創造歷史機遇。

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疆已有小額貸款公司30家，其中烏魯木齊市6家，伊犁州6家，昌吉州4家，巴州6家，阿克蘇地區2家，博州、克拉瑪依市、石河子市、吐魯番地區、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各1家，新疆小額貸款公司總注冊資金達14.36億元，大部分來自民間投資。

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受到嚴重制約，主要原因是資金不足。由于只貸不存的特點，導致小額貸款公司的服務半徑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僅靠資本金和不超過兩家銀行的注冊資本金50%的限額融資支持，無法提高放貸總量與資本周轉率，也難以使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大化。因此，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社區銀行和村鎮銀行成為其發展的根本方向。村鎮銀行強調服務“三農”，而社區銀行強調服務地域范圍，兩者與小額貸款公司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可以吸收存款。由于涉農服務比例難以達到，加之新疆小額貸款公司普遍股權較分散，股東之間意見難以統一，所以城市的小額貸款公司轉制村鎮銀行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城市小額貸款公司的下一站點無疑是轉制為社區銀行。一旦小額貸款公司能獲得政策支持經濟論文，順利轉制成為社區銀行，那就意味著只貸不存的局面得到徹底改觀，可以按照規范的銀行業務要求開展存貸業務，那么，隨著資金量的大大寬裕，除了可以加大放貸力度外，更可以有選擇性地進行投資，以使股東權益得到最大化。不僅有利于改善新疆銀行體系結構，還可以有效緩解新疆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等貸款難的問題。

新疆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均占到全部企業總數的99%以上，而且絕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業，它們所創造的增加值、地稅收入、國稅收入以及在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等方面，都功不可沒。但新疆中小企業的發展一直都受到融資難的困擾，有96.6%的中小企業主要依靠民間借貸融資方式籌措資金，而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來源很少，特別是邊遠地區的金融機構和服務網點缺失，部分縣市金融機構貸存比已降到33%，有的甚至接近25%。因此，只有發展社區銀行、村鎮銀行，才是有效緩解新疆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牧民貸款難的治本措施，也是改善新疆金融生態環境的必要措施。

參考文獻：

[1]郭振璽,楊家才.中小企業融資之道[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9.

[2]何德旭,饒明.小企業融資困局:新解與出路[J].當代經濟科學,2008,11.

[3]劉書成.新疆擬建國內首批社區銀行,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DB/OL].亞新網,2010,09,13.

[4]高曉燕.建立社區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路徑選擇[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4.

篇9

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

促進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財政政策研究

摘要：實現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是我國當前的重大國家戰略，有利于建造新的首都經濟圈和推進區域經濟更快更好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內容。通過分析目前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的現狀及問題，提出促進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建議。

關鍵詞：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22001702

京津冀作為我國的第三大經濟增長極，已成長為重要的經濟聚集區，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京津冀協同發展已成為重大的國家戰略，而目前影響該地區經濟協同發展進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產業結構不合理。因此，研究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發展狀況及存在的問題，探索優化產業結構的運行機制顯得尤為重要，而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財政政策可以與市場機制配合，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發揮重大作用。

1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1.1三次產業產值結構比較

近十年來，京津冀三地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都是逐年減少;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北京是逐年收縮，天津近年來也是逐漸縮小，但變化并不明顯，而河北省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變化不大，基本穩定在51%-53%之間;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北京和天津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但北京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要快于天津，對比河北，十年來第三產業的比重變化不大，略微起伏，發展緩慢。2014年天津第二產業產值占其GDP比重為49.17%，河北超過50%，說明天津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河北也具有較高的工業化水平。北京的第三產業達到77.95%，比天津高出28.4%，比河北高出40.72%;當前，北京已經發展為“三二一”的產業結構模式，而天津、河北依然屬于“二三一”型模式。河北省表現得尤為明顯，第二產業仍然是主導產業，第三產業占比偏低且增長乏力，屬于典型的工業化中期階段。

1.2三次產業趨同性分析

產業結構趨同性，指的是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區域之間在產業結構分布、組織規模、技術水平等方面的演進變化趨于雷同，結構差異越來越小的現象。本文采用產業結構相似系數來測量區域產業結構趨同程度的高低。

按照國際慣例，我們以0.85為標準來衡量區域產業結構相似程度的高低。根據計算結果，京津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8704，津冀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高達0.9740，說明京津和津冀間存在嚴重的產業趨同性，其競爭傾向較高;北京與河北之間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為0.7700，京冀間相似系數較低，產業差異明顯，其協作傾向較強。然而，三次產業本身的數據是比較籠統的，計算結果可以說明京津冀在宏觀層面上存在一定的產業趨同性，但具體到行業內部，并不能證明三地行業存在著惡性競爭。實際上，京津冀區域宏觀上的產業結構趨同，并不妨礙三地三次產業內部發展的結構各有不同。之所以各地趨同的產業結構內部側重點不同，站在產業經濟學的角度，是由于資源稟賦因素在發揮作用，而且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成為國家戰略，北京的部分產業已經在逐步向河北轉移，區域產業協作與競爭的格局正在慢慢形成。

2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存在的問題

2.1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影響產業對接

區域發展不協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貧富分化嚴重，一、二、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呈現出明顯的由貧到富的收入水平。河北省與北京、天津地區的人均GDP相距甚遠，北京、天津雖然是京津冀一體化的兩個核心，但它們只是自身獲得發展，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很弱，甚至出現了”環京津貧困帶”。河北與京津之間巨大的經濟落差，嚴重影響了京津冀經濟的整體發展。由于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北京、天津相比有很大差距，河北省內很多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不完善，在與京津產業對接時不能提供強有力的產業支撐和資金支持，這勢必會影響到三地產業對接的實施效果。

2.2產業合作缺位，缺乏產業協調動力

長期以來，京津冀地區受行政區劃掣肘嚴重，各省市均各自為政，考慮自身利益過多，合作意識不強。在現在的行政體制下，三地政府均是獨立的行政主體，具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在制定發展規劃時，往往是以自身為中心，較多考慮本行政區域的情況，缺乏與相鄰區域協調溝通的內動力。北京因其獨特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優勢，缺乏與天津、河北合作的積極性和依賴性;天津作為直轄市，具有自身發展特色，為保持其獨立性，也缺乏與別地合作的動力;河北則相對落后，難以跟上北京、天津的發展步伐，從而造成三地政府主觀上缺乏跨區域統籌協調、共同規劃發展的內動力，阻礙了京津冀地區產業對接的發展進程。

2.3產業準入標準不一，大氣污染嚴重

全國2014年空氣質量最差的10個城市中，京津冀地區占8個，該地區全年平均空氣質量超標天數達57.2%，造成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一是由于天津、河北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能源消耗高、單位能效低、空氣污染嚴重，尤其是河北，鋼鐵、水泥、火電等六大高耗能行業比重大;二是京津冀三地為限制環境污染設置的產業準入門檻不同，三地企業的排污標準一直沒有統一，天津、河北在發揮承接首都產業的功能時，接到的是一批不符合北京功能定位，但卻在天津、河北準入標準內的企業，這些企業仍然是在京津冀區域開展生產、進行排污，明顯不利于該區域整體生態環境的改善。

3促進京津冀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建議

財政政策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指導宏觀資源配置、產業結構布局以及地區經濟形成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究其根源是產業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政府可以利用財政政策，通過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重新配置資源，達到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

3.1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方向，引導產業結構調整方向

3.1.1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

對調整財政支持領域，將財政資金投向產業結構升級中的重點環節，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開發和應用，逐步提高科技經費財政投入的比例，利用財政資金引導民間資本投入，參與共同組建研發起點高、研發實力強、產學研結合的公共技術平臺。同時利用專項資金，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建立技術引進和成果轉化的財政補貼制度，通過財政補貼、貼息等手段激勵企業采用高新技術，促進企業提升科技含量和研發檔次。

3.1.2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財稅支持

加大對中小企業的專項扶持資金，重點支持國家和省級認定的產業園區，特別是省級工業園區內需產業轉移的中小企業，加快產業升級換代;為在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領域表現突出的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財政補助和貼息貸款，對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貸款成績顯著的擔保機構進行獎勵。

3.1.3加大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投入

利用財政資金，促進節能減排、空氣凈化、水資源保護等其他環境治理，提高河北的產業轉移承載能力。一是利用專項資金，積極發展優勢產業，大力化解產能過剩，為進行區域產業對接謀求空間。二是加強對大氣污染治理、水資源保護、防護林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對現行的臨時性補償措施進行改進，建立開發與保護地區之間、上游和下游地區之間、生態受益與環境受損地區之間的常態化補償機制。三是將承擔北京、天津供水任務的河北六個地市下屬縣域納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范圍內，享受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同時建立省以下重要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制度，改善京津冀區域的整體生態環境。

3.2充分利用稅收政策，優化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

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在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過程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國家和地區現有的優惠政策，并將政策徹底貫徹落實，使這些優惠政策能夠真正使企業得到實惠，進而促進企業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向調整其行為，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為了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和創業投資，國家出臺了很多稅收優惠，首先要落實這些稅收優惠政策，強化稅收政策的產業導向功能，引導資金等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對于國家鼓勵的產業(環保、節能等產業)要落實現有的資源綜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給予積極的鼓勵和支持，引導和推動產業向環保、節能的方向發展;對于國家限制或淘汰的產業，要運用稅收的調節功能，引導其進行產業改造和轉移。

3.3創新財政投融資機制，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進一步完善財政投融資機制，著力推動企業自主創新，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為財政投融資政策更好地發揮調整產業結構的功能，提供更多的手段和途徑。(1)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本市場，鼓勵具備實力的成長性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謀求上市，與資本市場對接。大力發展面向科技創新型企業的債券融資市場。(2)助推金融服務。引導金融、擔保機構對市場前景好、創新能力強的科技企業和小額貸款企業給予信貸支持。在一定的風險防范范圍內，適度放寬中小企業不良債務核銷條件。(3)加強企業信用建設。整合企業信用信息資源數據庫，構建信用體系，逐步建立企業誠實守信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1]戴宏偉.京津冀金融業發展與協作路徑分析[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05).

[2]林巍.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產業結構優化與對接以河北省為例[J].商業時代，2012，(12).

[3]王海濤.區域經濟一體化視閾下京津冀產業結構分析[J].東北大學學報，2013，(04).

看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三大類型及含義

2.產業結構調整的金融支持機理和路徑

3.2016年我國的財政政策

4.2017年財政政策內容

5.當前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6.財政政策如何調節經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