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歷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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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王廷相是明代中葉重要儒家學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為己任,指出:“儒者之論,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則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異學也,則辨而正之,斯善學道者也。”[ ]他還根據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時,他明確主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問”中說:
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 ]
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象、研究科學的。而且他還認為,研究天地之道是學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
古之圣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彌滿于無垠,周匝于六合,茍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 ]
王廷相不僅主張研究自然,同時自己也廣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學。在天文學上,他進行過大量的天文觀測,主張渾蓋合一論,并且通過對渾天說與蓋天說的優點加以綜合,以解釋各種天文現象;他還專門研究了古代天文學上的“歲差”概念的發展,撰有《歲差考》。[ ]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講經世致用,與此相聯系,他們也極力推崇科學,主張研究科學,包括研究天文學。
顧炎武對當時的王學末流提出批評。他說:“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顧炎武認為,王學末流清談“明心見性”之類,實際上是棄“修己治人之實學”,其結果是“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顧炎武所謂的“修己治人之實學”,就是“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關于“博學于文”,顧炎武說:
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 ]
顧炎武講的“博學于文”,當然也包括研究科學。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十余卷“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識。《日知錄》第30卷“論天象數術”,有《天文》、《日食》、《月食》、《歲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條涉及天文學。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地闡發民主主義思想的著作”[ ]。同時在該書中,黃宗羲還非常重視“學校”,認為學校不僅在于養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他認為學校除了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他還說: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稽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冊,分為三等:……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
對于取士,黃宗羲提出了8種渠道,有科舉、薦舉、太學、任子、邑佐、辟召、絕學和上書。其中所謂“絕學”,黃宗羲說: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
顯然,黃宗羲非常強調天文學的學習,注重選拔天文學人才。
黃宗羲在為學上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重要著作流傳于世,同時也撰寫了不少科學著作,其中天文學類著作“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法假如》一卷,《西歷假如》、《回歷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潛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對經學、史學、文學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對科學也有較多的關注。尤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學與理學的“格物窮理”聯系在一起。他曾說:
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家。在學術思想上,他主儒、釋、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識》、《通雅》等科學著作。他認為,學問有“質測”、“宰理”、“通幾”之分,[ ]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他還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為學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聯系起來,足以表明王夫之對科學的重視。
王夫之不僅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他本人對科學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問錄》以及《張子正蒙注》,其中《思問錄》外篇和《張子正蒙注》的《太和》、《參兩》等篇包含了豐富的科學方面的論述,涉及天文學、地學以及醫學等方面的內容。
在天文學上,王夫之反對蓋天說,贊同渾天說。他認為,蓋天說“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為勝”。他還說:
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 ]
王夫之還具體分析了歷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以及張載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并且說:
張子據理而論,伸日以抑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為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 ]
顯然,王夫之不贊同張載提出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觀點。與此同時,他也不贊同張載用陰陽五行說解釋日月五星各自運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確指出:“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為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 ]關于日月五星運行的速度,王夫之說: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 ]
此外,王夫之對月食、月中之影、歲差等天文現象以及歷法的有關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明清之際的陸世儀也非常重視天文學的研究。陸世儀(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號剛齋,又號桴亭,太倉(今屬江蘇)人。他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后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 ]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圣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對天文學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編《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學,“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則觀于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 ]在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窮理”聯系在一起。
李光地對天文歷算有特殊的愛好,與當時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參與修《明史歷志》。當時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歷算才華,與他訂交,并就歷算的研究進行了交談。此后,李光地經常前去求教,學問大進。期間,梅文鼎還根據李光地的建議編纂《歷學疑問》。該書寫成后,李光地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來,李光地又將《歷學疑問》以及梅文鼎推薦給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獎,于是名聲大震。在與梅文鼎的交往過程中,李光地對天文學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歷法類著作主要有:《歷象要義》、《歷象合要》、《歷象本要》等,主編《御定星歷考原》、《御定月令輯要》等;還有論文《記太初歷》、《記四分歷》、《記渾儀》、《算法》、《歷法》、《西歷》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漢學家。他除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外,還有著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有清代考據學大師之譽。同時,他也非常強調研究科學。他說:
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 ]
顯然,戴震把對科學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訂古典科技文獻必要的知識基礎。
戴震不僅強調研究科學,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學,“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鐘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 ]正是對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寫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歷法類著作:《原象》、《續天文略》、《迎日推策記》、《九道八行說》、《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記夏小正星象》、《歷問》、《古歷考》等。
還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黃宗羲、李光地等,他們在研究天文學時,較多地通過介紹西方的天文學知識,把中國傳統的天文知識與西方的天文學結合起來。這對于西方天文學的傳入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與彭憲長論學書》。
[2] 《論語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5] 參見高令印、樂愛國:《王廷相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頁。
[6]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7] 《日知錄》卷七《博學于文》
[8] 《日知錄》潘耒“序”。
[9]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頁。
[10] 《明夷待訪錄學校》。
[ 1]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
[ 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冊。
[ 3]《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湖南: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 4] 參見羅熾:《方以智的“質測通幾”之學》,載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潮史》(中卷),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 7] 王船山:《思問錄》外篇。
[ 8] 《思問錄》外篇。
[ 9] 《思問錄》外篇。
[20] 《思問錄》外篇。
[21]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22]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類》。
[23] 阮元:《疇人傳》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
[24]梅文鼎:《歷學疑問》“李光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