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需求評估報告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老年人需求評估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人口老齡化：世界性問題

1982年，聯合國維也納世界老齡問題大會，首次界定了人口老齡化標準。該標準是指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10%以上，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

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公布的報告《世界人口圖表》（2015版）中顯示，2015年世界人口12%為60歲以上人口，2020年之后世界人口年齡結構趨勢中60歲以上人口比重不斷上升。

在我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中國老齡化與健康國家評估報告》（2016），“在以后的25年里，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在全人口中的構成比預計將增加一倍以上，將從2010年的12.4%（1.68億）增長到2040年的28%（4.02億）。相比之下，法國、瑞典和美國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從7%翻番至14%分別用了115年、85年和69年。在不遠的將來，60歲的中國老年人有望比他們的父輩壽命更長。2013年中國80歲及以上老年人有2260萬，到2050年，該數字有望提高到4倍，達9040萬人――成為全球最大的高齡老年人群體。”

什么是養老社區？在國外文獻中，最早界定社區概念的是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1887），他在其著作《社區與社會》（GemeinschaftandGesellschaft）中研究社區的變遷，認為社區是由生活共同體、情感主義、傳統主義等要素組成；社區人群是關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撫、具有人情味的社會團體。

我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社區老年服務工作》中認為，社區服務有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是福利性，以維護老年人基本權益為根本出發點，在服務價格和服務運營中根據老年人的經濟承受力，政府給予補貼或者購買服務，同時扶持社會力量參與。福利性是社區養老服務的基本出發點。

二是地域性，社區是社會基本單元，人們共同居住在一個區域，共同使用這個區域的公共服務設施。

三是多元性，社區養老服務是將本社區內全體老年人作為服務對象，老年人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要滿足老年人不同層次的需求，不僅要在物質上，更要在精神層次上經常關注老年人的需要。

社區養老服務是社區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社區養老服務在國外被稱為“社區照顧”（CommunityCare），20世紀60年代首先由英國提出，當時針對養老機構照顧高昂的成本、對老年人自由的約束、封閉管理等弊端，提出“去機構化”運動，通過社區照顧來協助老年人度過晚年生活，實現“就地養老”（AginginPlace）。外媒報道，社區照顧這種模式被西方國家認為是有人性化、有較好的社會效益與成本效益的養老方式，這種養老方式，是老年人居住在家里，由社區上門提供服務，或者在社區開設諸如老年服務中心、日托服務、健康護理等方面的服務，讓老年人生活在熟悉的社區和家庭環境中。

國際社會在此方面都做出了積極表率。82年聯合國在第37屆大會上，通過《維也納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提出“社會福利服務應該以社區為基礎，并為老年人提供范圍廣泛的預防性、補救性和發展性方面的服務，以便讓老年人能夠在自己的家里和他們所在的社區里盡可能過獨立的生活，繼續成為參加社會和經濟活動的、有用的公民”。

英國政府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積極推進社區照顧的養老模式，先后頒布了《福利白皮書》（1989）和《國家健康服務與社區照顧法令》（1993），讓年老、神志不清的老年人或因疾病身體功能受損的老年人在家里或“接近家的環境”中得到應有的照顧。受英國社區照顧養老方式的影響，西方國家在解決人口老齡化過程中注重發揮社區的優勢，培養社區養老服務專業服務人員，社區養老成為老年人首要的選擇1。

國際養老社區面面觀――日本

日本是全世界老齡化速度最快、老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有資料顯示，據2005年的日本總務省國情調查報告，截止到2005年10月1日，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達到日本總人口的21%，而日本的少兒人口比例卻只占到了13.6%。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日本政府建立了以年金-醫療-護理為核心的老年福利體系和以家庭養老為中心、以社區養老服務為補充的老年服務模式。該模式有助于幫助老年人健康、愉悅地度過晚年生活，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減輕家庭養老的負擔，讓家庭其他成員能夠沒有后顧之憂，安心地工作。

日本市級政府設立社會部，并由社會部全面負責社區養老服務工作，社會部下分設各科室，包括社會福利科、福利計劃科、保險醫療科、老人福利科、老人之家等，能夠有效地全面掌握市內各區域老年人的日常活動情況、健康狀況、經濟狀況等資料。日本社區提供多重服務，內容豐富，老年人及家人可根據需要選擇一項或多項。通過以下幾種方式服務于老年人：

篇2

政策桎梏：沉淀12年的商機

2013年2月3日，在北京的燕子接到了母親的電話。獨居在錫林浩特的母親，因為高血壓已經住院兩天了。

一個月前，老人出門滑了一跤，在家躺了三天后，才被親戚發現。隨后老人才打電話告訴燕子“反正打電話給你們也沒有用”。老人的話讓燕子傷心了好幾天。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卻是事實。

事實上，隨著中國人口流動的加劇，過去兒女繞膝的情形正在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老無所依”。

截至2012年底，中國大陸的老年人口已達1.35億人。這其中，空巢老人的現象尤為突出。在全國范圍內，從2000年到2010年，城市空巢老人家庭由42%升為54%，農村則由37.9%上升到45.6%。

中國空巢老人比例的持續上升，給社會和家庭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為長期處于糾結狀態的養老產業帶來了迫切的需求。

糾結的問題在于，養老到底是福利事業，還是盈利產業？

實際上，早在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就轉發了民政部等部門《關于加快實現社會福利院社會化意見的通知》，鼓勵社會資本投資養老院，打開了養老產業向市場開放的口子。

然而，對于民營養老機構的優惠政策卻難以落實。由于只有達到政府標準的養老院，才能享受財稅優惠。高門檻使得一些機構干脆放棄這些優惠，轉而另圖他法。

比如，將空置房屋臨時作為賓館客房或休閑會所搞“創收”；利用福利用地的優惠政策，名為建養老機構，實為開發房地產……

正因為這樣的糾結，養老產業的缺口越來越大。目前，中國共有養老床位390萬張，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僅34張。而按照國際標準，每干名老人擁有的床位數通常為40―50張。

種種桎梏直到2013年才被真正打開。一方面，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問題愈發凸顯，養老產業的剛性需求或將釋放；另一方面，諸多政策利好在2012年獲得通過，這些政策的紅利也將在2013年得到體現。

首先是明確了養老性質的界定問題。2012年7月24日，《民政部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的實施意見》下發。《意見》首次提及“民間資本舉辦的養老機構或服務設施，可以按照舉辦目的，區分營利和非營利性質”。

其次，《意見》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養老產業發展。《意見》要求，落實民間資本參與養老服務優惠政策；加大對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資金支持；加強對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指導規范。

最后從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為養老產業大開“綠燈”，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據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的養老產業產值為1.4萬億元，到2030年將增加到13萬億元。

因此，很多專家也把2013年稱為中國養老產業元年。巨大的產業蛋糕，終于被重視起來。各地也開始了養老產業的突圍。

資金落地：沒有圍墻的養老院

黃小蓉現在可以舒口氣了，堅持了6年，終于看到了希望。

她是福州市金太陽老年綜合服務中心的董事長。6年前，她注冊成立了金太陽老年服務中心，為老人提供全天候的家政、醫療服務。很多人不理解，認為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行業。

黃小蓉的辦公室懸掛著一些領導來視察的合影。她說，每一張照片就是一點資金扶持，只有領導來看過了，財政才會撥點錢，否則一個報告打上去，很久都沒有回響。

事實上，為了保證養老的福利性質，國家“不計成本”地補貼公立養老院，但真正能入住的老人只是少數，且多是干部。而相對這些公立福利院，民營養老院獲得的補貼力度很小。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2011年底，新任福建省民政廳廳長黃序和上任后，有了很大好轉。“養老行業屬于投資大、周期長、回報率低的朝陽行業。政府十分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業，也出臺了許多挾持政策，更希望一些有實力的大企業能看到市場的前景。”黃序和說。

2012年以來，福州市財政局從福彩公益金中安排100萬元，專門用于扶持金太陽老年綜合服務中心等老年事業發展。其中，20萬元用于扶持金太陽應急呼救和居家養老信息化建設；50萬元用于敬老月期間，為五城區約275名85歲老人，派發金太陽居家養老服務券；30萬元用于扶持基層老年人示范校、服務站和活動中心建設。

資金落地后，金太陽建立起國內同行業最先進的公益網絡平臺，與電信等企業合作開通了24小時應急救助熱線，并與120、119、110等實現社會救助聯動服務。

隨后，黃小蓉又收購了福州市鴻儒老年樂園，基本形成了一條完整的老人服務鏈，能夠做到救助與服務統一安排、服務人員統一培訓、服務質量統一管理。

金太陽中心主要采用會員制，目前有會員3萬多人，其中60歲以上的空巢老人占20%。服務中心在每個有需要的會員家里安裝了一鍵自動撥號器，方便老人在遇到緊急情況時，聯絡呼叫中心。

此外，為了更好地給轄區內高齡老人、困難老人提供服務，金太陽中心與電信部門聯合向全市五城區80歲以上的老人，免費贈送2萬部具有應急呼叫功能的專用手機。活動自2012年7月上旬開展以來，已有22000萬多名老人領取了手機，其中年齡最大的103歲。

黃小蓉說，目前福州市的空巢老人約22萬，占城區老人的25%左右。受傳統觀念影響，90%的老人不愿到養老院等機構去養老。因此，老人們需要一個靈敏的應急系統，方便他們生病或發生意外時向外界求救。而金太陽就是這樣一個沒有圍墻的養老院。

模式探索：社會互助式養老

曾經身為副主任醫師的李洪玲，如今是鄭州市西流湖慈濟養老院院長。她一手創辦的這家養老院，是民間草根養老機構的代表，其在政府福利院和豪華養老院之外，探索著一種新的養老模式――社會互助式養老。

2012年3月，經鄭州市中原區民政局批準，西流湖慈濟養老院成立，成為鄭州首家醫養結合的新型養老機構。

在收費方面，西流湖慈濟養老院定位面向普通大眾，生活能夠自理的老人入住兩人間，每個人每月收費1200元（含餐費），單人間每人每月2400元，相比鄭州多數民辦養老院每人每月1500元的標準，西流湖慈濟養老院的收費標準算是比較低的。

李洪玲說，如果說政府提供免費養老服務的敬老院是招待所，每月收費在1.2萬元的豪華養老院是星級酒店，那么西流湖慈濟養老院的定位，就是類似如家一樣的快捷酒店。

在西流湖慈濟養老院的規劃中，推動志愿者服務是一項重要特色。目前，養老院已和中原愛心聯盟、河南紅十字會和綠城社工等志愿者組織建立了固定的合作關系。

養老院推行針對志愿者的時間銀行積分制度，根據志愿者服務時間實行積分，志愿者本人或其家人可以用積分換取相應的服務。李洪玲說，實行志愿者積分制是為了倡導一種互幫互助的風氣，使更多的社會群體參與到社會養老的事業中來。

在李洪玲看來，他們的優勢是調動各種資源更好地為老人服務，但最大的挑戰是，各種設施和硬件的投入。為了達到民政部門關于養老機構設置標準的要求，李洪玲和一些朋友已經投入了近200萬元。

養老院運營最大的支出就是房租和人員工資，僅房租一項每年就達30多萬元。目前養老院的運營還處于投入階段，收取的費用還不能實現收支平衡。

據測算，當入住老人達到50位以上的時候，基本可以實現收支平衡；達到80位的時候，略有盈利；如果140個床位都住滿，就可以給一線的護理人員再漲點工資。現在每個月2200多元招護理員都非常困難。

目前，西流湖慈濟養老院很可能面臨拆遷。李洪玲說，作為一家面向大眾的草根養老機構，自己買地去建養老院不太現實。如果政府能把場地的問題解決，就解除了他們最大后顧之憂。

市場培育：居家護理模式

畢業于海外商學院的王燕妮，原本想創立歐美盛行的老年俱樂部，通過帶領老人旅行等方式豐富他們的老年生活，但隨即發現此路不通。對于中國老年群體，娛樂消費是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的“剛需”。

實際上，對于養老的真正“剛需”，來自于失能失智或處于術后恢復期的老年人群。目前國內的養老院主要接收具有自理能力的老人，絕大部分失能老人都只能在家中接受照料。

但是，這種家庭照料往往都是“替代性護理”。即請保姆或護工來替代老人完成行動，但卻容易讓老人因為長期缺乏運動而失去身體機能。而在歐美國家，家庭護理人才分為保姆、護工和養老護理師不同工種。其中養老護理師可以通過“康復性護理”，延緩慢性病引起的身體惡化和衰退，維持老人身體的機能。

官方數據統計，我國有將近3300萬名失能老人，對應的護理服務需求量巨大。“即使100個人配備一名護理師，整體也需要30多萬名。”王燕妮說，這是相當巨大的市場缺口。

2009年9月，青松老年看護公司正式掛牌成立。王燕妮甄選有全日制醫學護理教育背景、并有一定臨床護理經驗的人員，作為上門提供“康復性護理”的護理師。

王燕妮的商業模式簡單明了：通過青松的護理師，向會員制的老年人提供專業醫療護理的計時上門服務。

具體來說，首先青松會派遣專業評估師，對老人總體身心狀況和護理需求進行評估。然后，根據評估報告以及跟老人的溝通和協商，為老人制訂出一套具體的護理計劃，確定護理日程和頻次。最后上門服務。

在護理方法上，青松參考國際護理系統方法，為老年人提供健康監測、科學鍛煉、安全服藥和疾病觀察等一系列護理，從健康、康復等多方面給老人提供幫助。

在收費上，青松根據雙方約定的服務時間、頻率，以及所需護理的專業化程度要求收費。比如，一個每周三天、每次60分鐘的護理服務計劃，每月需支付800多元。

2010年，隨著北京市居家養老政策的逐步落實，各社區都向老人發放了養老服務商名錄，青松老年看護公司是其中一家。

2010年4月，在北京市民政局和老齡協會的組織下，青松公司在香河園街道西壩河中里社區，獲得了居委會免費提供的200平方米房子，第一次在社區里光明正大地建立起一個政府、社區都認可的護理站，以6張床位、2名固定值班護士和10多名流動護士的規模，正式向周邊社區老人提供護理服務。僅僅1個月后，公司簽約老人達到1000多人。

王燕妮算過一筆賬，像香河園這樣的護理站，2010年9個月的運營費用是5萬多元，此外一名護士每月工資在2500元至3500元左右，一年共需50多萬元，這些費用全部由公司承擔，通過天使基金、市場融資和個人出資等辦法解決。通過為1000多名老人提供服務，護理站運營持平日略有盈余。

青松公司的賬目上，還有一筆特殊的收入養老（助殘）服務券。入賬不多，每個月總共兩三萬元，全年約30萬元。但王燕妮十分看重這筆錢：“這是政府免費發放給80歲以上老人的，只能用來買服務，而我們正是提供他們需要的服務。這筆錢為養老服務企業發展打了底，它的政策引導、信心樹立的價值難以衡量。”

目前，青松公司走上了正軌，在北京已經有幾百名護理人員，和一萬多位老年人客戶。王燕妮說：“青松公司不是一個短期快速追求獲利的模式。踏踏實實把基礎打好，我相信未來的市場。”

養老社區的大資本運作保險業進軍養老社區

篇3

【關鍵詞】 艾滋病；性解放；性倫理

1 “性解放”與艾滋病

艾滋病從它被人類發現那一天起，它就與人類的、性倫理緊密聯系在一起。艾滋病1981年在美國被發現，31例男性同性戀者患卡氏肺囊蟲肺炎。因為這些患者都是同性戀者，所以人們從一開始就認為艾滋病的產生與同性戀生活方式存在著某種關系，因此，有人稱艾滋病為“同性戀瘟疫”，認為此病是“上帝對同性戀的懲罰”，這種疾病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恐慌。

同性戀現象的大規模公開出現，不能不歸咎于西方社會中出現的性解放運動。“性解放”萌芽于資本主義文藝復興時期，上世紀20年代前后在西方開始被大力宣傳，1925年后，避孕知識和設施幾乎普及全美。二戰后西方人的開始背離傳統的價值觀和性制度，性解放在六、七十年代流行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他們采取了的人生觀，其中包括性自由和運動，反對結婚，主張隨心所欲地尋歡作樂，結婚、生育受到嘲笑；進入20世紀70年代，“性解放”或“性自由”風靡西方一些國家，性自由觀念從美國傳播到許多國家，西方社會普遍彌漫著“性解放”的風氣。西方“性解放”運動鼓吹一切為享樂，以滿足和享樂為唯一標準，攻擊社會上的清規戒律，逃避一切形式的束縛。追求陽光、大海和成為一時流行的生活模式，這一模式沖擊了人們兩性關系的傳統習慣。

性解放的結果是的發生率大大增加。據1929年的《漢密爾頓調查》：婚前者在男子中已占54%，女子中已占35%。然而，到了1953年，據《金西報告》：男子中占98%，女子中占50%，即有半數的女子結婚時已不是處女[1]。1967年美國社會學家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院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未婚學生中有兩性關系的占62%[2]。性解放還導致了西方社會混亂、同性戀、、等違背傳統道德的性關系和性活動，也造成離婚率大為上升，單身、獨身增多，未婚先孕、少女懷孕、傳統性道德觀念的淪喪等社會問題。

六、七十年代以來，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里，性解放不僅破壞傳統的性倫理，而且破壞了傳統的系統，這種沒有任何限制地經常變換的，使存在于中的HIV病毒，迅速地廣泛傳播開來，性的社會網絡理論很好地揭示艾滋病擴散的機制[3]。據美國有關研究表明，一次婚外受艾滋病感染的機會是1/10到1/100，多受感染機會就多。在一群同性戀和雙性戀者中，有48.5%受感染，其中單一的為18.2%，而多者竟高達70.8%[4]。因此，這種違背傳統性倫理的混亂的性關系是傳播艾滋病的溫床。隨著艾滋病以其高速的流行和傳播，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艾滋病不單是一種自然疾病，它更是一種社會疾病；不單是細菌或病毒傳播，更是以社會為媒體傳播的。

2006年11月21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的《2006年世界艾滋病報告》，指出2006年全球有290萬人死于艾滋病，430萬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至此全球感染數已達3950萬人，15歲以下的兒童達230萬人[5]。

在國外，同性戀這種不良是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而在中國，異性性傳播、異性和合法婚姻成為艾滋病流行的首要危險因素，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年)》指出，估計到2007年底，我國現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70萬人，全人群感染率約為0.05%(0.04%～0.07%)。其中，在5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占44.7%，男男性傳播占12.2%，注射吸毒傳播占42.0%，母嬰傳播占1.1%[6]。

艾滋病流行在我國大致經歷了1985~1988年的傳入期，患者主要為外國人或海外歸國人員;1989~1993年的擴散期，艾滋病從7個省擴大到21個省，主要以吸毒人群為主;1994~1997年的增長期，全國除青海省外全部發現感染病例，并在1996年發現第一例母嬰傳播病例;1998年后的快速增長期，患者遍布全國，部分地區還出現暴發性流行。近年來艾滋病流行日趨嚴峻，病毒感染者和病例報告數明顯上升，1999年開始報告艾滋病病例數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長。衛生部報告：至2005年底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4089例，艾滋病病人32886例；至2006年10月31日，全國艾滋病183733例，艾滋病病人40667例，死亡12464例。可見，我國艾滋病的增長速度相當快，如不加以控制，照此速度預測到2010年感染人數可達到100萬例[7]。

2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的傳播差異

2.1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傳播的性別差異

我國的有關資料顯示：H1V感染者男女比例由1990~1995年的9∶1，1996~1997年的7∶1，1998~1999年的5∶1下降至2000~2001年的4∶1[8]。這一事實說明，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比重在逐漸加大，它也說明了男女兩性之間在感染艾滋病方面存在某種差異。導致這種差異出現的原因是生理因素的，還是文化社會因素的？一般認為，既有生理因素，也有文化社會因素，體現在性倫理方面原因主要有：

第一、在對象方面，女性傾向于與年長的男性結婚或發生性關系，因為年長的男性往往在社會地位、經濟勢力方面優越于女性，無疑對于經濟不獨立的女性來說，這些物質條件會成為選擇性對象時考慮的重要因素，但這些男性往往曾經有過多個，這自然就增大了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機會。

第二、男性中心的性倫理模式影響女性獲得性知識的機會。

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封建思想在兩性性觀念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反映在性知識方面則影響到女性與男性難以有平等的性教育機會。人們對男性比較寬容，獲取性知識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傳統觀念要求女性應溫柔順從、不懂性事，主動獲取性知識則被視為“壞女人”。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文化都希望女性對性方面的事情一無所知以示純潔，因此，常常不愿意向她們提供與性有關的知識，這樣有可能將女性置于艾滋病傳播的危險之中。

第三、男性中心的性倫理模式導致男性對女性健康權和生命權的漠視。

在傳統性文化中，男性處于主導地位，女性則處于從屬地位，女性被要求在性關系中持被動和順從，因此男性在以男性為中心的模式中，在上是掌握主動權的一方，能夠決定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與哪個女性、以什么方式發生性關系，也能夠決定是否使用安全套。女性在的安全方面十分被動，在與自己的伴侶的中，女性幾乎無權決定是否進行、是否使用安全套。男性安全套是目前惟一廣為使用的防止感染傳播的方法，女性安全套則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很難推廣和普及。這種司空見慣的性文化，是導致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以及性病患者中男性對女性健康權和生命權的漠視，并使女性被感染的重要原因。

第四、以生殖為目標的傳統性倫理增加了婦女的易感性。

在中國農村地區，人們普遍有生男的偏好，沒有兒子或沒有小孩的婦女，常常面臨來自社會、家庭，尤其是婆婆和丈夫的巨大壓力。由于農村的農民目前仍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他們只有依靠親屬關系和社區互助形式，以及反哺式的孝道來解決老、病、死的問題，因此，生兒子不僅是“面子”的需要，更是實際利益的需要。這往往造成女性或多次生育直到生出一個兒子為止;還有HIV陽性女性冒著感染丈夫和嬰兒的危險，執著地要生兒子。

2.2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在同性戀中傳播的性別差異

艾滋病在同性戀中傳播，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相比有明顯的差異，一方面是在性伴數量方面，同性戀者往往比異性戀者有著多得多的，男同性戀者的數量又要多過女同性戀者；另一方面，在方式方面，男同性戀者又經常采取和等方式，一般會導致流血，血液能把傳染艾滋病的病毒傳給插入的一方，而小的撕裂又能將病毒通過傳給接受的一方。因此，同性戀男子比女女同性戀者更容易成為感染、傳播艾滋病的人群。在國內，由于大多數人對同性戀又不認同，同性戀受到的壓力比較大，為了保護自己，很多人又會選擇與異性組成正常的家庭，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戀又會將艾滋病傳染給他的配偶或子女。此外，如果男性受到性暴力的侵害，他們尋求保護而且得到治療的可能性很小，男性的易感性反過來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女。

2.3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的年齡差異

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我國50歲及以上的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報告人數已達到全國感染者的1/10，并呈快速增長趨勢。在老年人群中經性傳播感染HIV趨勢應引起注意，盡管老年經性傳播感染的比例不足5%，但是在局部地區已經有一定數量，值得關注[9]。實際上大多數老年人仍然保有適度的性需求，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51%的老年女性和92%的老年男性性生活仍然活躍。對那些喪偶的年輕男性老人、獨居以及其他原因單身老年男性，偶而發生不安全的并不奇怪。近幾年，老年不婚同居現象有上升趨勢，由于這一代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性病、艾滋病知識，而出于對性生活的渴望，有些人像年輕人一樣加入到商業行列，使得該人群中性病傳播擴大。在泰國，有學者對HIV流行地區的部分老年未婚男性的性生活進行了研究，發現這些未婚老年男性通常有多個，有些是商業性的易，因此他們是極易感染HIV和傳播HIV的人群。據張珠珍等的報告：中老年性病患者的增長速度超過性活躍期年齡組（20～49歲年齡），成為90年代性病流行的新動向之一[9]。

在一些地區，男性擁有幾個商業，婦女很少有保護措施，老年婦女在性安全方面處于劣勢。大多數老年婦女認為現在她們不用擔心意外懷孕了，因此趨向不使用。美國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與年輕人比較而言，僅有6%的老年人愿意使用。隨著年齡的增長，衰老使老年人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老年醫學研究認為，幾乎所有的女性在更年期間，她們的陰道逐漸變窄，而且度降低，因此在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傷，從而有感染HIV的風險。已有的研究表明，多數老年婦女感染HIV是因為其配偶不檢點的婚外的結果。

2.4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在流動人群中的傳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年幾千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迅速向城市轉移，這些流動人口受現代性解放觀念片面影響，許多人都認為婚前及婚外“很普通”、“很正常”，而普遍文化低，相應知識準備不足，他們由性無知走向性開放，這種開放的思想觀念或許是不少外來打工仔或打工妹婚前較當地人為多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流動人口中夫妻兩地分居的現象非常普遍，已婚和未婚的大量民工背井離鄉，生活在缺乏原有社會支持和控制的網絡中，這就導致他們中許多人的變化，多和婚前成為普遍現象[10]。

此外，由于外來人口受自身素質以及社會等限制，致使許多的外來人口一時找不到令自己滿意的工作，導致收入不穩定，生活缺乏保障。正是他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上的弱勢或邊緣地位，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更容易或被迫或“自愿”地選擇通常被認為有感染上艾滋病的高危行為，包括從事工作等[10]。

流動人群離開家鄉和配偶后，心理和就業壓力都增大，甚至流浪街頭，食不飽夜不寢，致使其不得不從事商業。由于這些人群文化底子薄，缺乏正確的艾滋病及其防治的相關知識，性意識淡薄，只求金錢，不求健康，多數是無保護的，通過這種長期性的城市流動而引起病毒跨區域迅速蔓延。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流動到城市的農民打工者數量越來越大，這個群體逐漸成為艾滋病防治的重點人群。據統計，我國目前進城農民工人數為1.4億左右，占全國9億農民的15.5%。他們由于流動性大、多數處于性活躍期、社會約束力弱、接受艾滋病宣傳教育的機會不多、本身文化程度和衛生知識缺乏等原因，逐漸成為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和傳播的高危人群。

3 艾滋病防治技術的突破性發展會導致“性解放”嗎？

到目前為止，艾滋病防治技術并沒有突破性發展，艾滋病疫苗也可能在數年或數年后才能夠問世，現有艾滋病的治療手段不僅費用昂貴，而且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從艾滋病被人類發現那一刻開始，人們就對它懷有恐懼心理，再加之媒體的過度渲染，人們更是談“艾”色變。例如，2001~2005年中國幾個城市都流傳艾滋針刺的流言，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恐慌。近年來，醫學工作者發現一些人甚至患上了“艾滋病恐懼癥”[11]，他們既不是艾滋病患者，也沒有感染HIV病毒，但卻一直擔心自己具有感染的危險，或者堅信自己已經感染了HIV病毒，有些甚至表現出了與艾滋病非常相似的臨床癥狀。有數據顯示，在我國的男同性戀群體中，大約80%已經結婚，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報告在進行時會采取使用避孕措施。這意味著有相當數量的人群有可能在今后發展成“艾滋病恐懼癥”。

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假設，如果人們基于對艾滋病的恐懼，勢必會減少一些不安全的，那么艾滋病防治技術一旦取得突破性進展，人類治療艾滋病就如同治療感冒時，人類是不是更加混亂呢？國內學者李傳俊教授就持這種看法[12]。他的理由是：根據美國著名性學家金賽的調查，三、四十年代時性亂現象已很盛行，然而，實際上有不少人因懾于梅毒、淋病而不敢參與性亂，40年代后期青霉素問世，治療梅毒和淋病有了特效藥，有人樂觀地認為性病可以控制，可是恰恰相反，正是性病特效藥促進了“性解放”，由于性道德淪喪，人們上的放縱，青霉素反起到促性亂和性病流行的反作用。

李傳俊教授的觀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夸大了艾滋病技術可能引起的后果，實際上“性亂現象”并不是現代人的發明，正如美國性學家馬斯特、約翰遜所認為那樣“混亂的性生活并不是現代大學生的發明，事實上這一現象并沒有比以前嚴重多少。1966年，愛沙德爾•魯賓醫生認為，決定人們是否開始過性生活的因素，是社會結構、文化、宗教和倫理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人類對艾滋病的恐懼并不能夠阻止性倫理的變革，這是因為即使今后人類能夠完全治療艾滋病了，但是我們也不能保證沒有另外的性疾病出現，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缺乏性傳播疾病，就如同過去的梅毒、淋病并沒有阻止西方性解放發端于20年代。這說明了性革命并不是由于醫療技術發展所導致的，性革命是由于性倫理變革的結果。因此，無論今后人類社會的性倫理往什么方向發展，我們很難將這種變革完全歸咎于醫療技術的高度發展。

4 恢復傳統性倫理能阻止艾滋病的傳播嗎？

越來越成為艾滋病在國內的主要傳播途徑，其中男男性傳播從2005年的0.4%上升到2007年的3.3%，異性性傳播從2005年的10.7%上升到2007年的37.9%。2007年估計5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占44.7%，男男性傳播占12.2%[13]。以上說明，通過不安全將艾滋病傳播到一般人群的情況正在發生。因此，在沒有開發艾滋病特效藥的情況下，有學者認為，遵守性道德是預防艾滋病的靈丹妙藥，堅持中華文化優良的性道德觀念，是預防艾滋病的靈丹妙藥[12]。

雖然禁止婚前、婚外、多性伴等行為在傳統性倫理上是可行的，但是實踐層面是困難的。目前我國并不具有五、六十年代那樣政治社會環境，國家、社會對個人的控制力是越來越弱，思想是越來越多元化，人們的自由度是越來越高。從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人們的只會越來越活躍、頻繁，不會越來越少。即使能夠禁止婚前、婚外、多性伴等，但社會也不能夠阻止離婚率、再婚率的上升，再婚也會起到與多的同樣傳播效果。此外，社會性觀念越保守，高危活動就越頻繁，向高危人群提供預防艾滋病信息就越困難，這對預防艾滋病的傳播同樣是不利的。

參考文獻

1 彭憲.美國“性解放”面面觀[J].當代青年研究，1988，4.

2 韶沖.“性解放”已不時髦[J].當代青年研究，1984，12.

3 楊頌平，祝平燕，婦女艾滋病與性網絡.

4 朱琪.艾滋病與生活方式[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87,5.

5 .

6 中國科學院cas.省略/html/Dir/2007/11/30/15/41/15.htm.

7 吳易雄.我國艾滋病防治的倫理難題及對策研究[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7,9.

8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監測資料匯編.轉引自：龍秋霞，艾滋病傳播與社會性別關系分析[J].學術研究.2003,11.

9 張珠珍,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93-2000年性病流行趨勢分析[S].第一屆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大會論文集, 2001，11.

10 翁乃群.艾滋病傳播的社會文化動力[J].社會學研究，2003,5.

11 王建平,等.艾滋病恐懼癥的研究初探[J].心理科學進展，2004,3.

12 李傳俊.防治艾滋病與性道德[J].中國醫學倫理學，1994,6.

篇4

關鍵詞 數字資源 個性化服務 學習空間

中圖分類號：G258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公共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保存人類文化遺產、開展社會教育、傳播公共知識和信息以及開發智力資源的重要職責。隨著我國經濟文化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正在大力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目前城市公共圖書館工作呈現了免費開放、服務創新、共享工程、服務推廣、隊伍建設和學術研究等方面，城市公共圖書館發揮的基礎和主體作用越來越為社會各界所公認，但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還存在總量不足、經費嚴重不足，公共文化服務資源總量偏少等突出問題，本文對城市公共圖書館可持續建設發展模式與服務創新進行探討。

二、城市公共圖書館建設發展目標模式與對策

（一）建設公眾身邊的圖書館，推動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的科學發展，整合、優化社區服務點設置，建立示范性的社區延伸服務網絡。

發揮規劃智囊、運作主體、行業整合、服務基層等四方面作用，積極推動和協助政府部門發揮主體作用，確立科學的區域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建設的目標，提供必要的政策與資金條件，爭取目標實現，為建設城市“10分鐘文化圈”。以現有的市、區網絡為基礎，推動由市級館、區縣級館、部分街圖書館構成的城域骨干網建設，爭取在市財政設立公共圖書館城域網建設專項資金，用于引導和資助服務體系建設，作為城域網的主要對外接口，與國內外各層次圖書館及圖書館協作組織、智慧網絡建立連接，實現知識信息的全球獲取和共享。

1、推進公共圖書館城域網通借通還服務。牽頭建立公共圖書館采訪編目協作網；統一規劃、規范各館書目數據和讀者數據；聯合各館，共同建設城域網技術支撐平臺和通借通還服務平臺；制定通借通還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聯合各館共同構建便捷的物流系統。

2、共同建設數字圖書館門戶，實現城域網數字資源的共建共享，推動同城圖書館合作與共享。建立城域網數字資源統一服務門戶，統籌規劃，統一標準，推進城域網成員館特色數字資源的共建共享。繼續維護公共圖書館公益講座直播平臺；加強圖書館館際互借和文獻傳遞服務；持續推動各館共同開展社會閱讀等活動。

3、整合、優化社區服務網點布局。增加示范網點資源配置，建立長效投入保障機制和規范管理制度，擴大服務規模，強化服務功能，提高服務效益。示范網點全部實現文獻的通借通還和數字資源的共享。示范網點更多參與社區文化建設，加強凝聚社區共識的功能。

（二）建設促進社會閱讀和全民終身學習的圖書館，讓社會各年齡段的公眾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閱讀空間和學習資源。

圖書館承載著促進社會閱讀的使命，致力于營造濃厚的社會閱讀氛圍；作為公眾終身學習的平臺，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相輔相成，為不同年齡段的公眾提供相應的空間、資源和服務，以幫助兒童從小養成閱讀的習慣，幫助青少年獲得自主學習的能力，幫助成年人獲取職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技能，幫助老年人善用閑暇，豐富精神文化生活。進一步實現服務周期從定期化到日常化、服務對象從大眾化到分眾化、講座主題從綜合化到系列化、工作方法和人員不斷走向專業化。進一步加強以多元文化為主題、以多元主體合作為手段的公益展覽活動，大力發展數字展覽服務。

1、實施專項計劃，促進社會閱讀。發展一個針對不同年齡階段人群的閱讀推薦系列書目，以此為基礎，開展閱讀推薦活動；以圖書館網站為依托，建立一個面向公眾的網上閱讀社區；推廣親子閱讀活動，嘗試與有關機構合作，從孕期開始，為準父母、父母和不同年齡段的兒童提供“閱讀百寶包”，鼓勵親子閱讀；打造一個年度性、以所有公眾為對象、以“閱讀豐富人生”為主題的品牌讀書活動。

2、激發兒童閱讀興趣，培養兒童從小閱讀的習慣。設立親子閱讀空間，配備適合嬰幼兒特點的家具、設備，配備繪本閱讀、視聽資源，提供日常性的嬰幼兒與父母共讀的親子閱讀活動，建立繪本閱讀活動品牌。設立“兒童小舞臺”，開展各種形式的兒童閱讀表演活動；建立兒童網站導航系統，制作兒童網頁，為兒童提供經過圖書館精心篩選過的閱讀資源；定期走進社區學校、幼兒園，通過形式多樣的閱讀推廣活動，帶動更多兒童熱愛閱讀、熱愛圖書館。

3、強化青少年閱讀行為，培養青少年自主學習、獲取信息的能力。設立青少年“閱讀體驗館”，強調新技術、新資源、新媒體的應用，為青少年提供個性化的閱讀、學習和交流空間；加強綠色網絡導航，引導青少年健康利用網絡。加強與學校合作，定期組織“圖書館之旅”，為青少年提供固定時段到圖書館集體閱覽，加強青少年對圖書館的了解，增強自主學習的能力；為即將中學畢業的青少年提供考試、升學、情感疏導、勵志、職業規劃、就業等方面的文獻信息資源和導航。

4、支持成年人參加各類考試和繼續教育需求。充分利用各種新技術，開展多種形式的導讀工作，提高讀者獲取和利用文獻信息資源的能力；提供職業資格、入職、自學、在職學習、留學等各類考試資料和相關信息服務。

5、豐富老年讀者閱讀服務。開展各種形式的老年讀者活動，如主題多樣的知識講座等；與相關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加強老年讀者閱讀推廣與圖書信息服務。

6、舉行志愿者、“好讀者”年度評選、表彰活動；探索成立“圖書館之友”會或類似非營利組織，協助其自主經營，進而支持圖書館活動；爭取公益慈善機構、商業機構、個人等社會力量對圖書館的公益捐贈，探索設立圖書館基金。

（三）發展能夠滿足讀者需求和建設知識城市需要的多元、豐富、動態的文獻信息資源體系，與全球智慧網絡暢通連接，滿足讀者個性化需求。

發展能夠反映讀者現在及未來需求的館藏，注重保存和傳播人類文化遺產，使之成為整個城市的公共知識資源。無論是休閑閱讀還是科學研究，每位讀者都可以在圖書館找到相應的資源，都可以通過圖書館獲取世界各地圖書館的資源。為全體讀者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務，成為全體讀者最貼心的圖書館；建立讀者服務中心，應用RFID智能管理系統，構建個性化讀者服務平臺，以期靈敏感知讀者需求、及時響應讀者咨詢、主動引導讀者利用，讓讀者享受到親切、高效、主動和個性化的優質服務；應用移動圖書館、桌面圖書館等技術，主動向讀者推送服務，積極引導讀者需求，實現圖書館服務的無處不在。

1、調整形成多元的館藏結構，提升資源獲取能力。以滿足大眾基本閱讀和知識、信息需求的館藏結構為基礎，強化支持文化傳承、學術研究和區域產業發展的主題館藏，增加研究型資源比例。穩步加大數字資源比例，大力增加視聽資源數量，與技術發展基本同步，不斷引入新媒體類型。因應老齡化社會的發展，充實適合老年讀者的資源。強化與國內外圖書館界的文獻交換，為相應工作的開展建立制度性的保障。與國內外資源豐富的、代表性的圖書館建立館際互借、文獻傳遞等協作關系。強化與區域內圖書館的資源共建共享，強化各類型資源的整合，大力增強資源獲取能力。

2、實現以人為本的借藏閱一體化服務模式。整合各種讀者證卡，實行館內一卡通。持續推出便利讀者注冊利用圖書館的措施，爭取實現與公眾網絡閱讀方式相適應的網上注冊方式。放寬讀者外借圖書館資源的數量限制。創設人性化、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空間，提升圖書館環境的親和力。

3、全面應用RFID智能識別技術，實現高效精確的典藏管理與服務。利用RFID技術，實現高效、靈活、精確的智能館藏管理；構建虛擬立體的RFID館藏文獻定位系統，實現文獻準確定位，快速導航；基于RFID技術，實施館藏文獻自動分揀，為文獻上架提速；開展全方位的自助服務；圍繞RFID應用，開展讀者培訓。

4、智能獲取讀者需求，提供個性化服務。為讀者提供個性化推薦服務；開展個性化的檢索服務；建設個性化服務網站。

5、應用移動圖書館技術，讓圖書館與讀者如影隨形。為讀者提供短信內容服務；為讀者提供掌上圖書館服務，開發適合移動終端瀏覽的WAP網站，開設移動圖書館頻道，開展深入的移動閱讀服務等，將讀者感興趣的信息推送到讀者手里，使讀者閱讀更加隨心所欲。

（四）重構管理體系，建設一支專業圖書館事業人力資源隊伍。

1、加強組織文化建設，塑造良好品牌形象，增進組織凝聚力和認同感。重塑組織文化，包括愿景、使命、發展理念、價值觀、服務規范、職業道德規范等，增進組織凝聚力和認同感；將組織文化融入新圖書館的視覺識別系統；制作組織文化手冊并向館員、市民、讀者、業界派發，讓組織文化深入館員意識，發揮實際作用；在市民、讀者心中和在業界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2、以提高服務水平為導向，打造一個專業化、多層次、學習型的人力資源團隊。推進圖書館服務的專業化發展和人員的專業化發展相結合，以崗位聘用和適應崗位需求的繼續教育為主要手段，培養專業化館員隊伍；重視管理人員在事業發展中的骨干作用，實施專門的管理培訓計劃，培養一支以專業化為基礎的管理人才隊伍；促進業務發展與科學研究緊密結合，實施業務帶頭人培養計劃，爭取本館的業務和人才在業界形成一定影響，同時推動本館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

3、以國內外著名城市圖書館系統為參照，實施標桿管理。以洛杉磯、紐約、新加坡、香港、臺北等城市圖書館系統為參照，建立比較評估指標體系，開展年度評估活動，提交評估報告，不斷改進管理和服務。組織開展與參照圖書館系統的業務、學術交流和人員交流。參與圖書館國際協作組織活動，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事業發展。充分利用社會資源，邀請國內外圖書館界著名專家成立咨詢專家委員會。以“公共圖書館國際標準的本土化應用”作為本規劃期研究和創新實踐的主要方向，以正式出版研究年刊作為科研交流的主要平臺，組織國內外專家和本館專業人員開展研究交流活動。

（作者：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學院，本科，館員，研究方向：數字化圖書館管理）

參考文獻：

[1]楊溢，高春玲.圖書情報檔案事業在學習型城市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新世紀圖書館，2010年03期

篇5

難治性高血壓意義

難治性高血壓是指使用包括1種利尿劑在內的 ≥3種不同種類最佳治療劑量的抗高血壓藥治療，血壓仍未達到控制目標的高血壓。

具體血壓控制目標包括：診所血壓＜140/90 mm Hg；糖尿病或慢性腎病者＜130/80 mm Hg；動態血壓監測： 24小時＜130/80 mm Hg，白晝＜135/85 mm Hg，夜間＜125/75 mm Hg，夜間比白晝低10%～15%。

另外，難治性高血壓也包括那些雖然血壓能控制在目標范圍之內，但需≥4種降壓藥治療的高血壓。

難治性高血壓的特點和病因

一般人口學特征 高齡、女性、黑人、基線血壓水平很高以及具有難治性高血壓家族史者更易發生難治性高血壓。

未糾正的不良生活方式與心血管危險因素 缺乏運動、高鹽飲食、酗酒、肥胖與持續性精神緊張者更易發生難治性高血壓。

并存明顯靶器官損害 當高血壓患者并存糖尿病、慢性腎臟損害、左心室肥厚等臨床情況時其血壓達標的難度將顯著增加。

假性難治性高血壓 一些患者由于血壓測量不正確（如測量前未讓患者靜坐，血壓計袖帶過小），藥物劑量不足，使用不合理或未堅持藥物等導致血壓不達標。

近來有研究報道，新診斷的高血壓患者隨訪5～10年僅有40%堅持規律服用降壓藥。 “白大衣性高血壓”或稱診室高血壓可能因患者血壓一過性升高而被判定為難治性高血壓，其檢出率占20%～30%。動態血壓監測或家庭自測血壓有助于鑒別。

醫源性難治性高血壓 一些患者特別是老年人，常常并存多種疾病而需要應用其他藥物治療。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藥物如非甾體抗炎藥(NSAIDs)、擬交感神經藥物、口服避孕藥、促紅細胞生成素、三環類抗抑郁藥、免疫抑制劑、糖皮質激素以及對乙酰氨基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血壓的作用，其中NSAIDs作用最為明顯也最為常用。中藥甘草、麻黃也具有顯著的升壓作用。因此，對于難治性高血壓患者需要細致了解其合并用藥的情況。

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SA） OSA一般是指成人每晚7小時的睡眠期間，發作次數達≥30次，每次發作時，口、鼻氣流停止流通達10秒或更長時間，并伴有血氧飽和度下降等。OSA是導致難治性高血壓的常見原因之一。研究顯示，83%的難治性高血壓患者存在OSA。與女性相比，OSA對男性血壓的影響更為顯著；睡眠呼吸暫停越嚴重，血壓越不易控制。

繼發性高血壓 許多難治性高血壓患者的血壓增高是由一些特定疾病所致，通過治療原發病有助于將其血壓控制于正常范圍。

難治性高血壓患者中約有20%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而此類患者血清鉀濃度多在正常水平，血清醛固酮（SA）、血漿腎素活性（PRA）以及SA/ PRA比值是重要篩查方法。在老年人群、吸煙者中，腎動脈狹窄是繼發性高血壓的最常見原因，其中90%是由動脈粥樣硬化造成的，約10%的腎動脈狹窄是因為纖維肌發育不良，主要見于＜50歲的女性患者。高血壓患者有發作性頭痛、心悸、出汗等癥狀時，應高度懷疑嗜鉻細胞瘤，其診斷的特異性達90%，嗜鉻細胞瘤最好的篩查指標是血漿游離甲氧基腎上腺素。

此外，庫欣綜合征(滿月臉、向心性肥胖、腹部條紋、肩胛間脂肪堆積)與主動脈縮窄(肱動脈與股動脈搏動差異、收縮期雜音)亦可導致頑固性高血壓。

診斷和臨床處理

確定難治性高血壓 患者診室血壓>140/90 mm Hg(糖尿病或慢性腎病者>130/80 mm Hg)，已按最佳劑量服用≥3種降壓藥物(包括1種利尿劑)；或者患者診室血壓達到目標水平，但需服用≥4種降壓藥物。

排除假性難治性高血壓首先應了解患者是否依從治療方案，同時獲取家中、工作時或動態血壓值以排除白大衣效應。

確認并逆轉相關的生活方式因素

肥胖者應該告知其減重并加強運動。

吸煙、飲酒者應告知其戒煙酒。

控制患者攝入鈉鹽量（每日＜5g），同時提倡低纖維飲食。

停用干擾藥物或將其減至最小劑量 對于合并其他疾患或不同需求的高血壓患者，在服用非類固醇類抗炎藥、 擬交感神經藥物、中樞神經興奮藥物、甘草、麻黃乃至口服避孕藥時，必要時可停用或將藥量降到最低，以保障降壓藥物藥效的發揮。

篩查繼發性高血壓 對于中老年患者打鼾者，尤其是肥胖者，可應用多導睡眠監護儀進行篩查。還可排除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醛固酮/腎素比升高)、慢性腎臟疾病(肌酐清除率

藥物治療 可采取最大化利尿劑治療，包括加用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聯合應用不同作用機制的藥物；慢性腎病和(或)接受強效血管擴張劑的患者可使用襻利尿劑。

轉診至專科門診 對于已確診或可疑患有繼發性高血壓的患者、 經6個月規范內科治療血壓仍未控制者，應考慮轉診至專科門診進行進一步的治療。

具體治療方案

非藥物性治療 對于難以控制的高血壓病患者，可告知患者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減輕體重、限鹽、減少酒精攝入、控制總熱量攝入、增加體育鍛煉、高纖維低脂飲食等。

針對特殊病因進行治療 對于OSA患者，持續氣道正壓通氣（CPAP）有可能改善其血壓控制情況，尤其重度睡眠呼吸暫停和已接受降壓治療的患者獲益最明顯。而血管成形術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可改善腎動脈纖維肌性狹窄導致的高血壓，因而成為腎動脈狹窄合并高血壓患者的推薦治療選擇，但術后1年有＞20% 的再狹窄率。

藥物治療 要根據每位患者具體情況采取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治療措施。

停用影響血壓的藥物 若非特別必要，需避免應用可能升高血壓的藥物，特別是NSAIDs與含甘草的藥物。

利尿治療 對于大多數患者，優先使用長效噻嗪類利尿劑最有效。氯噻酮能更明顯地降低24小時動態血壓，尤其是夜間血壓，所以建議在難治性高血壓患者中使用氯噻酮。對于慢性腎病（肌酐清除率＜30 ml/分）患者，襻利尿劑對血容量和血壓的控制可能是必需的。由于呋塞米作用時間短，通常需要＞2次/日給藥，因而建議可用長效襻利尿劑。使用短效利尿劑應增加用藥次數。

根據高血壓專科門診對難治性高血壓的評估報告，治療抵抗部分與利尿劑使用不足有關。治療抵抗者常有潛在的容積擴張，對于這類患者，加用或調整利尿劑后可減少血漿容量，使血壓得到有效控制，也可減少所需降壓藥物的數量

聯合用藥 幾乎所有難治性高血壓患者均需聯合應用降壓藥物。制定聯合治療方案時，需結合現有循證醫學研究證據、根據指南原則、選用作用機制不同的藥物，其中常需包括足量的利尿劑。如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CEI/ARB）、鈣通道阻滯劑與噻嗪類利尿劑的三聯組合，其降壓效果及患者耐受性均較好。但是聯用3種或更多藥物必須考慮：先前的獲益、不良事件史，加用其他藥物的情況，如慢性腎臟病或糖尿病以及患者的經濟情況等。對于并存慢性腎病的患者可應用襻利尿劑。雖然ACEI類藥物在降壓治療中具有許多優勢，但在亞洲人群或女性患者中應用ACEI類藥物可能更易發生刺激性干咳，對于這些患者可能更適合應用ARB類藥物。除非患者存在難治性心力衰竭或蛋白尿性腎病，不主張聯合應用ACEI與ARB。如果經過上述3種藥物聯合治療后患者的血壓仍未達標，需考慮選用第4種降壓藥物。

對于已接受3種藥物聯合治療者，加用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如螺內酯、阿米洛利，可進一步降低血壓，且這些藥物的安全性及患者耐受性一般良好。螺內酯不僅僅用于難治性心力衰竭及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在一項小規模研究，76例頑固性高血壓患者平均服用4種降壓藥，加上1種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使血壓進一步降低，平均降低收縮壓25 mm Hg，舒張壓12 mm Hg。但在加用時應注意監測血鉀。

如患者存在情緒緊張、焦慮、心率增快時，可將α受體阻滯劑或β受體阻滯劑做為第4種降壓藥物。若同時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者，可選擇α受體阻滯劑。

時間治療學 新近的一項橫斷面研究顯示，患者在睡覺時服用至少1種降壓藥能更好地控制24小時平均血壓，特別是降低夜間血壓。有研究表明，夜間血壓預測心血管危險的價值優于白晝血壓，所以，建議難治性高血壓患者睡覺時服用，1種非利尿性降壓藥。

為了24小時平穩、持久地使血壓處于達標或正常理想水平，目前，高血壓的時間治療學的應用提倡采用長效降壓制劑。凡降壓作用時間持續在＞12小時者被視為長效制劑，其中以氨氯地平、非洛地平緩釋片、硝苯地平控釋制劑、賴諾普利、培哚普利和吲達帕胺緩釋片等的作用時間最長，其作用時間接近24小時。氨氯地平是作用時間惟一＞24小時的降壓制劑。

篇6

未來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兩點建議：一是要全面理解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適度進口”，不僅僅是指糧食，而應該是泛指重要農產品。二是要排出一個農產品進口“優先序”，即在對我國谷物和主要農產品供求狀況進行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從實際需要出發，對進口谷物和主要農產品的序列、規模以及進口國等制定出一個安排。

我國糧食安全形勢總體良好，中長期看存在隱憂

客觀而言，目前我國糧食安全形勢總體良好，供求基本平衡，市場價格穩定。我國是世界糧食大國，糧食生產量之巨、消費量之大、貿易量之多都名列世界前茅。迄今，我國糧食總產量、肉類總產量、蔬菜總產量、水果總產量等都居世界首位。糧食總產量連續增產更創造奇跡。從1993年到2013年，我國糧食連續增產，其中有6年糧食總產量都保持在5億噸以上，其中2013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首次突破6億噸大關，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打下了牢固基礎。與糧食增產相適應，我國糧食儲備充裕，糧食庫存消費比遠高于聯合國糧農組織所提出的17%—18%的安全線，加強了國家糧食安全的后盾。從市場行情看，全國不分東西南北，糧食供應豐滿充足，價格基本穩定，民眾營養水平提升，恩格爾系數下降。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5.7%，農村居民家庭為41.1%，營養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位居前列。

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之所以再次敲響糧食安全警鐘，是為了警鐘長鳴，防患未然。當然，也是在充分審視糧食產業，特別是種植業自身因素和客觀評估糧食市場環境的基礎上提出的。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清醒正視：從中長期看，我國糧食可持續安全存在著隱憂：

我國糧食呈“緊平衡”態勢，而且態勢更加“趨緊”

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人口城鎮化率快速提高，我國糧食消費依然呈剛性增長。2012年年末，全國城鎮總人口達到7.11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達52.6%，城鎮人口的糧食消費水平比農村高出30%以上。我國糧食消費仍然呈剛性增長趨勢，每年大體新增糧食供應量為400萬噸。同時，由于城鄉居民食物結構迅速轉變，導致飼料糧需求量快速增長，已占據糧食總消費量的第一位，對飼料糧玉米消耗量迅增。綜上所述，我國糧食總供給的增長趕不上總需求的增長，保障糧食供求基本平衡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

我國耕地、清潔水源和能源相對短缺

我國資源約束壓力日益加重，特別是耕地、清潔水源和能源相對短缺。確保糧食的“雙基礎地位”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法寶”，而耕地是其根本，淡水是其命脈，能源是其動力。國家第二次調查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2年，全國耕地數據是20.27億畝，與過去的數據比多出了2億畝。人們必須清醒認識到：雖然國家第二次調查數據多了2億畝，但是并不意味我國實有耕地數量真的增加了，不過是運用先進手段把原有的、實有的耕地調查出來罷了。

另外，調查出來的2億畝土地數據只是對生態的修復和生態建設有了一些回旋的余地。例如，東北地區、西北地區的林區和草原，以及25度陡坡地上的1.49億畝的耕地，相當一部分還要有計劃、有安排地退耕。還要需要正視的是，在我國耕地中，約有5000萬畝因中度或重度污染已不太適宜耕種，必須啟動修復；另有相當一部分耕地因工礦塌陷、地下水超采也不適宜耕種。

總體分析評價，我國實有的、適宜穩定的、利用度高的耕地也就有18億畝多一些，這是我國賴以生存的命根子。令人遺憾的是，從1996年到2012年，我國耕地減少了1.3億畝。固然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需要占用耕地面積。但是一些地方忽視農業糧食生產，盲目擴張城市，造大廣場之類的“形象工程”，變相侵占和吞噬耕地，導致資源約束壓力加大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我國農村嚴重缺乏有知識的年輕勞動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在中國和世界上都罕見的人口大遷移。據報道，至今我國已有2.8億青壯年農村勞力外出打工。這種轉移雖然產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一些不可忽視的現象：一是，農村大批青壯年背井離鄉，進城打工，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糧食產業副業化；二是，生產者老齡化，“空心村”現象日益嚴重，從事農業糧食產業活動的大多是老年人和婦女；三是，3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種糧意愿越來越淡薄。長此以往，我國“誰來種地”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偌大的農業糧食產業將“后繼乏人”。

我國糧食產銷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眾所周知，在全國糧食產銷格局中，糧食大省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糧食安全的“中流砥柱”。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近年來，我國13個糧食主產省（區）的商品糧供應能力發生了很大變化，即商品糧輸出地區和輸出量出現“雙減”，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僅有的7個；商品糧輸出量變小的有2個；糧食輸出和輸入基本平衡的省有3個；完全變為糧食輸入的省有1個。顯示出，糧食主產省的發展面臨著諸多新矛盾和“瓶頸”。換句話說，在新的環境條件下，糧食大省急需破解一些新問題。以我國商品糧大省黑龍江、河南等省為例，都還“大而不強”，生產發展方式粗放，現代科技落后，突出表現為創新成果供給、農技推廣服務體系不健全和農業科技人才等“三不足”。

糧油進口量明顯增加，創近年來新高

自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年平均增長19%左右。2004年，我國農產品貿易出現逆差46億元，到2012年增長到490億元，9年間增長了10.65倍以上。當前，我國糧油進口總額已居世界第一。2012年，我國谷物進口總量達到1376萬噸，其中大米234萬噸、小麥369萬噸、大麥252萬噸、玉米521萬噸。同年，我國進口大豆5820萬噸，谷物加大豆共計進口量高達7196萬噸。

另外，還進口食用植物油601萬噸。在糧油進口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跨國糧商也全面進入糧油流通領域。其突出實例就是，跨國糧商目前已控制了國內油脂加工和市場的60%以上。目前，跨國糧商正向面粉、輾米加工業領域進軍，雖然在整個加工業中占的比重還不是很大，但他們依靠資金、技術，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對國內糧食企業構成劇烈競爭和威脅。

嚴重自然災害頻發，必須注重防患未然

自工業化以來，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嚴重水旱、洪澇等自然災害頻發，對我國農業生產帶來了嚴峻挑戰。我國自然災害多發頻發，損失嚴重。僅以2012年5月份為例，各類自然災害就造成3825.2萬人次受災，農作物受災面積3290.8千公頃，其中絕收126.9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279.7億元（不含港澳臺地區數據）。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年）的評估數據，升溫幅度在1℃—3℃時，糧食生產能力增加，超過這一幅度時，糧食生產能力降低。對此我國必須有所防范和加強抵御能力。

學習和領會“新戰略” 保障我國糧食可持續安全

面對上述隱憂，國人怎能高枕無憂？實際上，我國糧食整體“大而不強”，糧食可持續安全存在風險，決不可掉以輕心。全面學習和領會“新戰略”可以清楚看到，為保障我國糧食可持續安全，必須切實抓好以下基本點：

依靠國內生產確保糧食安全

要把中國人的飯碗端在自己手里，飯碗里主要裝本國生產的糧食，做到小麥、大米、玉米三大谷物基本自給的同時，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從源頭抓起保質量，提高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要強化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的監管能力。向民眾提供更多優質、營養、安全、放心的糧油和食品。

珍惜資源、節約資源保增效

我國水的絕對量雖算豐富，但由于人口多，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卻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僅列世界第88位，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至于人均耕地面積更短少，多年來各地各種名目的“圈地運動”使耕地銳減。從1996年到2012年，我國耕地面積持續減少1.3億畝。我國應把建設節約型社會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要實行最嚴格的保護耕地制度和節約用地制度，嚴防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糧田面積保持在16億畝以上。

走環境友好型可持續發展道路保穩增

大力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保穩增，走環境友好型可持續發展道路，是一項根本性、戰略性轉變。從大力推進農業糧食產業現代化出發，要積極培育和造就穩定的、年輕的、具有較高素質的糧食產業骨干隊伍，通過農民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專業大戶等新型農業主體，實現農業糧食生產適度規模經營。此外，要變“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為“三低一高”（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發展模式，提高綜合生產能力。既促進農業增產，又促進農民增收。

加強科技支撐保產能

加強科技支撐保產能，包括占領農業生物技術、制種業的科技制高點，以水土為中心改良農田，提高中低產田的土地稟賦，健全以推廣良種、良法、測土配方施肥、節水灌溉技術、大田科學管理的實用技術為重點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首先，提高單產有潛力，我國糧食單產水平與發達國家還有不小差距，國內省際單產差距也較大，有的畝產差距超過50公斤以上；其次，鹽堿地開發潛力雄厚。我國現有鹽堿地面積5億多畝，其中有2億畝具備改善的潛力，增產潛力可觀；最后，主產區仍有巨大增長潛力。目前，黑龍江、河南兩大農業省糧食總產量均超過千億公斤，還有不少省份都具備糧食增長潛力，趕上這兩個省就會大幅度提高我國糧食總產量。在未來，我國只要進一步落實耕地保護制度，同時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振興現代種業，那么就必然會大幅度提高糧食單產，進而提高糧食總產量，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的前景是審慎樂觀的。

加大各種投入的力度，加大公共財政支持力度

目前，在糧食大省存在著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糧食主產區“貢獻大”與“財政窮”的矛盾。解開這對矛盾的鑰匙在于，把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有機結合起來，以“包容”理念對糧食大省實行“大補償”機制，即多管齊下加大財政扶持和“獎補”。

首先，必須對糧食大省加大公共財政扶持力度。無疑，擴大市場機制配臵資源的廣度和深度是正確取向。然而，我們要清醒意識到，加強宏觀調控和增加公共財政支持力度，是推進糧食大省“由大轉強”不可或缺的措施。從理論方面考察，農業糧食是基礎性、公益性、生態性產業，但在市場經濟中處于弱勢地位，必須從宏觀上進行保護。從國際經驗考察，東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對農業糧食產業都提供了大規模的財政補貼——體現在農業結構政策和社會政策。從實際情況考察，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農業糧食生產條件和流通環境處于劣勢狀態，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長期背離價值，造成糧食主產區農民種糧吃虧，出現“農業大縣、財政弱縣、民生窮縣”。不改變這種狀況，就很難激發主產區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很難保障糧食的可持續安全。國家必須加大公共財政對糧食大省的扶持，乃至補償力度。這是糧食主產區，特別是糧食大省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民生改善、“由大轉強”的必要步驟。

其次，對糧食大省多管齊下，加大公共財政支持力度。據統計，2012年中央公共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增長到12287億元，同比增長17.9%。然而，與我國“三農”和糧食產業的薄弱基礎和實際需求相比，還必須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必須多管齊下加強支持。包括繼續貫徹落實“多予少取放活、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繼續堅持和完善對產糧大縣的“獎補”辦法，健全完善國家糧食“獎補”辦法，即取消按面積補貼的辦法，國家提供的獎勵和補貼要與糧食產量和調往外省的數量直接掛鉤，以真正實現其鼓勵農民種植糧食的目的，逐步改變“糧食大縣、財政窮縣”的狀況，實現“糧食增產、農民增收、財政增加”的最佳目標。促進糧食大省“由大轉強”，實質就是“做大做強”我國的“天下糧倉”，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倉廩實，天下安”。糧食大省實現“由大轉強”，就打下了民生安定、社會穩定和糧食安全的牢固基礎。

“興利避害”，善于運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在闡述這個問題之前，需要科學界定糧食的概念。如果把目前我國籠而統之的糧食概念進行科學分解，精確界定，那么，糧食的范疇界定為稻谷、小麥和玉米三大谷物品種；把谷子、蕎麥、燕麥、綠豆、紅小豆等界定為小雜糧；把大豆界定為油料；把紅薯、木薯界定為薯類。這樣，就與聯合國糧農組織關于糧食的概念完全接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