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補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房補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2017公務員購房補貼標準

公務員購房補貼之每平米補貼標準

公務員住房補貼政策不僅面積標準不一，就連每平米補貼標準都不盡相同，會隨各省市的房價變化。先來看看標準不一的湖南和吉林，根據2005年印發的《湖南省直行政事業單位職工購房補貼發放辦法》，湖南的住房面積補貼標準為249.30元/m2，在2000年印發的《吉林省省直機關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細則》中，吉林的住房面積補貼標準為500元/m2。各省市都有明文規定，職工住房每平方米補貼額會由有關部門根據房價等因素進行調整。

2017年公務員購房補貼方式

(1)一次性補貼方式。無房職工的補貼面積。住房補貼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三大塊;二是單位售房資金：一是國家下撥的建房資金，按規定的住房補貼面積的乘積，在住房補貼發放年限內，按一般職工住房面積標準。發放住房補貼的基本形式有。職工住房面積未達到規定標準的住房補貼辦法和職工住房面積標準按地方政府規定施行，企業根據自身的條件參照執行，主要針對新職工。住房補貼國家行政機關，在職工購房時一次性發放;承租公有住房的職工在自愿退出所租住的住房后，歡迎向中公教育企業知道提問，由各地政府根據當地經濟適用住房平均價格：一次性住房補貼，在購房時一次性發放。

(2)基本補貼加一次性補貼方式。住房補貼發放的原則是，中公教育為您服務。無房職工的補貼面積，可以享受住房補貼，發放的現金補貼、平均工資，各級干部與一般職工因住房補貼面積標準之差形成的差額，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已經實施、基本補貼加一次性補貼和按月補貼等三種形式：堅持效率優先，逐步發放基本補貼：向職工發放的住房補貼額等于每平方米建筑面積補貼額與該職工的住房補貼面積的乘積，主要針對無房的老職工。已按房改優惠政策購買了規定面積標準住房的職工不享受住房補貼您好。如有疑問，按規定的住房補貼面積標準計算。住房補貼發放的對象是職工、事業單位對無住房職工或住房面積未達到規定標準的職工，按月計發。發放住房補貼應考慮建立在住房公積金制度前的職工工齡。每個職工的住房補貼由各職工單位自行負擔。

(3)按月補貼方式，以及職工應享有的住房面積等因素具體確定。職工的住房補貼額;三是單位多種渠道籌集的資金。

公務員購房補貼是什么?

購房補貼是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對無住房職工或住房面積未達到規定標準的職工發放的現金補貼。公務員購房補貼的發放對象主要是行政級別應享受而未享受到相應福利性住房面積標準的公務員：對實際住房建筑面積低于其級別住房面積標準的公務員，由所在單位根據差額面積計發放差額補貼。部分省市在計算具體補貼金額時，以實際住房與標準面積的差額為基準，還會綜合工齡等其他因素。

公務員憑啥獨享財政“購房”補貼

同在一片藍天下，憑啥公務員就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一邊是普通民眾飽受高房價之苦而只能“蝸居”，一邊是公務員社會地位高福利好且購房還有財政補貼。此情此景，怎不叫人憤憤不平。

不是說干部就要做苦行僧，都要與民同甘共苦，他們也是人，同樣也需要解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問題。但關鍵是要保障社會公平，不能讓公眾共享的社會資源變成特權專屬，成了壟斷獨享利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諸如“公務員低價購買限價房”“財政專項補貼公務員購房”等行為無異于“與民爭利”，堂而皇之用公權揩老百姓的油。更為坦白地說，這是中國特色歧視性保障制度的體現。在大多數國家，公務員住房保障都被納入社會一般住房保障體系中，這種保障體系覆蓋包括公務員在內的所有社會群體，事實上并沒有額外增加公務員所謂的購房補貼。

公務員購房補貼的標準每個省市都可能會不同，要看當地的經濟發達水平以及購房政策、房價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所以不要認為公務員購房補貼就是固定。除了購房有補貼外，公務員還有許多好的福利政策，住房公積金也比普通職工要高。

關于公務員住房補貼政策，早在2000年的時候，國家相關部門就規定了各級領導干部及在京中央國家機關職工購房補貼建筑面積標準：科級以下60m2;正副科級70m2;副處級80m2;正處級90m2;副司局級105m2;正司局級120m2;正部級220m2;副部級190m2。

多數省市干部購房補貼標準與在京中央國家機關職工住房面積標準并不一致，其中大部分標準高于北京公務員住房補貼標準，比如：廣東、海南、遼寧等。

不僅各地的公務員住房補貼政策與北京的不一致，相差較大之外，而且還出現了不同級別公務員標準倒置的現象。比如，重慶市正廳級標準僅為80.5m2;而吉林省正廳級標準為150m2，差不多是重慶的兩倍了。江蘇、福建等11省市的市科級公務員住房補貼標準高于重慶正廳級標準。這樣的公務員購房補貼亂象真治一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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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目前，經濟的恢復主要受益于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其回升態勢顯著快于我們3個月前的預期。

二季度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已經處于v型右側的快速恢復過程中，去庫存化的全面結束以及私人部門的投資需求，開始從凍結狀態逐步恢復，大規模的財政刺激逐步發生作用。預期在未來幾個季度，經濟反彈和恢復的勢頭將得到延續，但財政刺激的影響將逐步遞減，房地產投資將全面回升，出口正逐步恢復增長。盡管勞動力市場好轉的趨勢尚不明顯，但私人部門消費似乎出現了企穩跡象，這也得益于政府補貼和資本市場上漲等因素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從投資的行業構成情況看，目前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許多行業，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然相對較低，顯示了持續的去產能化壓力，這進一步增強了經濟恢復對房地產投資的依賴性，也凸顯了經濟在中期內通過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來實現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大宗商品價格近來的波動引發了市場關于通貨膨脹預期的討論，但從目前的數據和趨勢看，在一般生產資料領域，由于產品價格的彈性非常強，隨著全球經濟的溫和恢復和中國經濟的強勁反彈，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正在結束通貨緊縮過程，并逐步進入比較溫和的低通貨膨脹領域。

在最終消費品領域，由于價格粘性的存在和相對仍然明顯的產出缺口，通貨膨脹的壓力仍然很不明顯。

二季度外匯儲備急劇增加，這引起了人們對于熱錢流入的關注。我們傾向于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當時全球金融體系經歷的正常化過程有關系，在這一過程中，新興經濟體的匯率普遍出現了升值趨勢，并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流入。目前看起來，這一正常化過程已經基本結束，考慮到中國目前充沛的流動性供應，我們認為熱錢大規模流人的可持續性似乎不會很強。

更加重要的是，在國內流動性供應充沛的條件下，如果確實出現了大規模的持續資本流入，這可能進一步增強資產市場的重估趨勢。一般地看，熱錢流動不具有影響國內資產市場趨勢的能力。

由于上半年信貸投放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預期，其可持續性也存在一定疑問，在此背景下，看起來央行正在努力通過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回籠資金，并試圖以此引導信貸投放逐步回落到更加可以維持的水平。

篇3

關鍵詞：接地電阻異常分析對策

引言：防雷工程檢測是防雷減災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接地電阻的測量是防雷檢測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而接地電阻大小是衡量接地系統好壞的重要參數，因此為檢測單位提供準確可靠的檢測數據和結果必須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排除檢測中出現的誤差。接地電阻的測量是防雷檢測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而接地電阻大小是衡量接地系統好壞的重要參數，因此為檢測單位提供準確可靠的檢測數據和結果必須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排除檢測中出現的誤差。筆者從事防雷檢測工作多年，下面談談防雷工程檢測中接地電阻數據異常原因和解決方法。

1 防雷接地電阻的組成

1.1散流電阻是從接地體開始向遠處（20米）擴散電流所經過的路徑土壤電阻，決定散流電阻的主要因素是土壤的含水量

1.2 接地線的電阻與接地極自身電阻，是指由接地線、接地設備接地母線、接地極本身的電阻，其阻值與引線的幾何尺寸和材質有關。

1.3 接地極表面與土壤接觸的土壤之間的接觸電阻，其阻值與土壤的性質、顆粒、含水量及土壤與接地體的接觸面和接觸的緊密程度有關，它是接地電阻的主要成分。

2 影響接地電阻的主要因素

影響接地電阻的因素有接地電極的形狀、尺寸、周圍環境因素以及電極周圍的土壤電阻率，但最重要的是電極周圍土壤電阻率。

2.1 土壤中的電阻率與土壤中導電離子的濃度和土壤中的含水量有關

土壤電阻率ρ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土壤中導電離子的濃度和土壤中的含水量，土壤中所含導電離子濃度越高，土壤的導電性就越好，ρ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土壤越濕，含水量越多，導電性能就越好，ρ就越小；反之就越大。這就是接地體的接地電阻隨土壤干濕變化的原因。

2.2 土壤中的電阻率與土質有關不同土質的土壤電阻率不同，甚至相差數千倍。

2.3 土壤中的電阻率與土壤的溫度有關溫度對土壤電阻率的影響也較大。一般是土壤電阻率隨溫度的升高而下降。

2.4 土壤中的電阻率與土壤的致密性有關土壤的致密對土壤電阻率也有一定的影響，為了減少接地電極的流散電阻，必須將接地體周圍的回填土夯實，使接地極與土壤緊密接觸，從而達到減小土壤電阻率的效果。

2.5 土壤中的電阻率與季節變化有關季節的變化也能引起土壤電阻率的變化。季節不同，土壤的含水量和溫度也就不同，影響土壤電阻率最明顯的因素就是降雨和冰凍。在雨季，由于雨水的滲入，地表層土壤的ρ降低，低于深層土壤；在冬季，由于土壤的冰凍作用，地表層土壤的ρ升高，高于深層土壤。

3 接地電阻測試儀的選擇

為滿足不同的接地系統，需要不同測試原理的測試儀器來測量。如以下原理的儀器。

3.1 采用內部供電和測試探頭的原理。此種儀器測量同時具有電阻分量和電感分量的接地系統，再采用纏繞物體上的作為地線接頭的情況下，如果物理條件允許，這是一個優先選用的方法。

3.2 用不帶輔助探頭的外部測試電壓的原理。該原理主要用于測試TT系統接地情況，在相端子與保護端子之間測試時，該接地電阻值比故障環路內其它部分的電阻高得多，優勢是不需要使用輔助測試探頭。

3.3 用外部測試電壓和輔助測試探頭的原理。該儀器的優勢是多TN系統給出精確的測試結果，其中相線與保護導體之間的故障環路電阻非常低。

3.4 用內部供電、兩個測試探頭和一個測試夾的原理。該儀器測量時機械斷開可能與測試電極并聯的任何接地電極。

3.5 用兩個測試夾鉗的物測試樁測試原理。此種儀器是測試復雜的接地系統或存在接地電阻較低的次接地系統的情況下，該測試原理在工作中可實現物接地樁測試。其優勢是不需要觸發測試探頭，也不需要分開被測電極。

4 檢測接地電阻的注意事項

4.1 應在非雨天和土壤未凍結時檢測接地電阻，嚴禁雷雨天氣檢測接地電阻 ，現場環境條件應符合保證正常檢測。

4.2 接地電阻測試儀應經過法定計量單位鑒定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內使用。

4.3 接地電阻測試儀的接地引線和其它導線應避開高低供電線路；且應垂直電網，避免平行布置，當地網帶電檢測時，查明帶電原因后實施檢測，以提高檢測的準確性。

4.4 接地電阻檢測之前，首先要識別接地系統的類型，根據不同的接地類型，采用不同的測試方法和檢測儀器設備。

4.5 正確使用接地電阻測試儀，連接電壓輔助電極線和電流輔助電極線，按下開關，燈亮，說明電路導通；否者，需檢查連接線是否良好和接地棒周圍導電是否良好。

4.6電壓輔助電極和電流輔助電極與接地極之間的應保持一定的距離，且電壓輔助電極測試線和電流輔助電極測試線不要相互纏繞在一起，避免互相干擾。

5電力部門大地網接地電阻檢測注意事項

5.1測試線的選擇：在大地網的測試中，測試線的選擇非常關鍵。測試線越粗，測試時電流損耗越小，測量時接地電阻越接近實際值，一般選擇測試線要大于1.8mm2的BVR銅線。電流線的長度應為大地網對角線長度的3至5倍，電壓測量線為電流測量線的0.618倍。

5.2 測試時應避開高電壓，以減少強電流對測試精度的影響。

5.3 測試位置的選擇也非常關鍵，一般選擇大地網的中心部位，精度高，誤差也較小。檢測時電流線與電壓線擺動5°，比較接地電阻的值。

6 總結

篇4

然而，對于全面放開兩孩政策，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以色列科學家丹尼爾?謝赫曼先生卻對此表現得出奇地冷靜，他甚至對未來中國人口發展狀況表示了擔憂。11月6日，本人與謝赫曼先生就此進行了交流。隨后，在11月7日武漢“城市合伙人”計劃開幕式上，他也公開表達了類似觀點。

謝赫曼先生說，盡管中國將全面放開兩孩政策，但是，中國人口增長和老齡化問題仍將十分突出。人口的增長不會因為放開兩孩立竿見影，甚至還會呈現負增長。原因有三：一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財務越來越獨立，她們的生育和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不斷提高，導致其意愿越來越低;二是，原來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較強，但中國城鎮化提速后，由于生活和受教育成本提高，從農村遷往城鎮的人口生育意愿也在下降;三是，過去幾十年來的一胎政策產生了慣性思維和滯后效應。即便全面放開，符合條件的夫妻并不一定都有生育兩孩的意愿，而且一些夫妻也已經錯過了最佳的生育年齡。

謝赫曼教授還列舉了新加坡、北歐、日本等國家的現狀，表達了對中國未來人口增長的擔憂，包括男女性別比的問題。

那么，謝赫曼教授的擔憂是否有道理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藍皮書：2015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認為，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4，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已經非常接近國際上公認的1.3的“低生育陷阱”。南京大學人口學者陳友華也表示，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得益于人口紅利，但由于少子老齡化，將不可避免地進入人口負債階段。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顧寶昌也認為，從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愿看，全面放開兩孩后，總和生育率也不可能達到2，還是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看來，謝赫曼教授的擔憂并非毫無依據。統計顯示，2014年末中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1242萬人，占總人口的15.5%，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2020年這一比例可能接近20%。而且，2012年以來中國勞動力人口的絕對數量持續減少，2014年末中國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不含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1583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占總人口67.0%，較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數量也在逐漸減少。從人口經濟學講，中國已經進入了劉易斯拐點，這導致了中國近年來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勞動力工資率上漲快于生產率的提升，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

全面實施兩孩政策，難以扭轉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局面。當前，除了實施全面放開兩孩政策外，中國還應全面提升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質，才能緩解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挖掘和釋放中國的人口紅利，提高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

篇5

關鍵詞：不良資產；債轉股；政策性

眾所周知，商業銀行壞帳是每一個國家中都存在的經濟現象，不良資產市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一般由政府機構出資并成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減少金融風險的一項有效措施。成立的機構用來接受面臨壞賬困擾的銀行不良資產，為它們提供資金，以使這些銀行可以繼續運作，保護了銀行存款人的利益，維護一國的經濟穩定。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管理和處置收購來的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資產時,可以通過追償債務、資產租賃、轉讓、置換、打包出售和拍賣，還有債轉股和不良資產證券化等方式。我國不良資產的處置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時又有自身特點，通過債轉股方式不同角度的考察有助于我們解讀我國不良資產管理公司的政策性，對于理解我國金融市場改革的方向有重要意義。

一、不良資產債轉股的政策性分析

債轉股方式是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中的主要方式之一，即把國有商業銀行持有企業的暫時難以收回的貸款或不良債權轉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企業的階段性持股股權。實行債轉股的對象是銀行債務負擔重，但仍有市場前景和潛力的國有企業。采用債轉股的方式處置國有不良資產的政策性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角度觀察：

（一）債轉股后財務報表的“雙贏”

首先，從國有企業的角度上講，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參與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要實現最大限度減少損失、保全資產的目標，提高不良資產的處置率和現金回收率，那么資產管理公司必然就要加大債務企業的追償、訴訟力度，很有可能使債務累累的企業停產或進行破產清算，對那些業務前景比較好，有希望通過股改和重組的方式能夠救活的企業是一種打擊，也會對國有資產造成更大的流失。

其次，從國有銀行的角度上講，要降低他們的經營風險就應該把最差一部分貸款剝離過來,而這恰恰是資產管理公司最難處置的資產，這部分一般是國有企業的無抵押的信用貸款，而且受地方行政干擾多年，已經達到資產回收率幾乎為零的地步，如果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要將這部分資產按賬面價值收購然后實施債轉股，這無疑是將國有資產的損失從商業銀行的會計賬本上轉移到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帳上，實際上又是新債權替換舊債權的辦法，即銀行持有企業的債權轉變為國有銀行和央行持有資產管理公司的債權。

最后，從現行的會計準則角度上講，在不以自身的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的的同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介入使原來的銀企債權債務關系轉化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企業的持股關系,還本付息轉為股權轉讓或按股分紅的關系，瞬間實現債權的消滅和股權的產生，即銀行和企業的會計報表的“雙贏”局面。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到實施債轉股的最大收益者是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通過這種方式不但可以減輕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風險，還可以提高企業資本結構的質量，減輕還款負擔，但同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又形成對國有銀行和央行的負債，即資產管理公司和國有銀行的“新債替舊債”。這種通過一種金融主體（AMC）的介入，迅速改善國有商業銀行和企業的財務報表的做法是“政策性”的直接體現。

（二）債轉股后資金流的變化

債轉股方式是一種極其“微妙”的會計處理方式，從時點的角度上看，的確使銀行的損益表明顯改善，至少按賬面價值收購這一項就可以把當期報表作的很有業績；此外，國有企業也停止了還本付息，瞬間有一個債務纏身、奄奄一息的企業變成了國家以另一種政策性方式慷慨注資的企業，這種轉變是瞬間的，而從時段的角度出發，除了國有企業減少了應付利息外，企業的經營狀況短期扭虧為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不良資產處理方式在損失上都有國家承擔，其實現載體就是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那么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成立的真正用意何在？我們再通過整個運作過程的現金流觀察就能發現整個不良資產處置的核心是誰？

通過了解（圖2）的整個債轉股的現金流運作情況，我們就不難發現其實整個資金運作的重點其實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借殼”后，間接用來向四大商業銀行注資，資產管理公司首先拿到財政部核撥的自由資金，然后拿到劃轉央行發放給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再貸款，然后再向商業銀行發行金融債券取得支付按賬面價值收購的不良資產款項。最后，實現四大商業銀行的“解套”和以嶄新的面孔上市融資、改善資本結構的目的，完成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也就是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才是整個不良資產運作的核心問題。雖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主要身份參與了債轉股的全過程，但是資金流的最終指向都匯聚于國有商業銀行，這種“借殼”充實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的做法是“政策性”的間接體現。

（三）處置不良資產的機構數量

從不良資產處置機構的數量上講，我國不按照國際的慣例成立一家資產管理公司，而是成立信達、東方、長城和華融四家資產管理公司。首先，加入WTO后，中國的資本市場要對外開放，不良資產市場是資本市場的組成部分，國外競爭者的加入使我們不得不警惕起來，在筆者看來，設立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并非是在不良資產處理初期剝離、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時形成競爭機制來最大限度的保全國有資產，而是用最短的時間來處置國有資產，甩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包袱，完成上市融資后的股東權益最大化，盡快使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壯大起來，當然，這種做法會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社會成本，但相對于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迅速改善資本充足率和不斷完善經營體制后的競爭實力的增強來講，這種政策性是很及時和很有必要的。其次，在未來市場化的運營過程中，寡頭競爭要比壟斷競爭更符合市場化的運作規范，不僅是競爭帶來的資產處置效率的提高還不會讓國民福利過分的“縮水”。

二、結束語

通過以上對不良資產債轉股運作過程中的財務、資金流和機構數量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理不良資產中的政策性內涵，雖然在處置不良資產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國有資產的流失現象，但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整個中國金融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和貢獻，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處置過程中不管以何種身份參與到改革商業銀行的過程中，其都是完成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再造和提升競爭力的最為規范和快捷的方式。

2007年1月19日，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關于國有銀行改革的后續安排，會議說明了中國的金融資源配置模式將向更為徹底的市場化方向演進，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應該盡早的從政策性的溫床上蘇醒，不斷在資本市場上學習國內外先進的管理經驗，不斷進行市場化探索，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我國金融產業和資本市場逐漸發達，在未來金融全球化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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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在我國6月份6.4％的CPI數據公布后，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李迅雷在微博中風趣地表示：“6.4％的CPI新高是被豬拱上去的”。在“豆你玩”、“姜你軍”后，豬肉價格領銜成為新一輪觀察CPI的“風向標”。

玩笑歸玩笑，但說如今關注度最高的話題就是如何抑制通貨膨脹，恐無異議。眾多學者把討論的焦點放到如何通過貨幣政策抑制通脹上面，即貨幣政策是應該繼續從緊還是要有所轉變。但筆者以為，當前中國的通脹并非是一個簡單的貨幣現象，如果單純地“一刀切”提準加息，可能有將中國經濟引入“滯脹”的風險。

顧名思義，“通貨膨脹”就是相對于可交易的實物商品而言，流通的貨幣數量過多，從而引起物價上漲。理論上，引發通脹的原因有三種：1，實物商品供應穩定，但流通貨幣量突然增加；2，流通貨幣量保持穩定，但實物商品供應突然減少；3，流通貨幣量增加的同時實物商品供應減少。

第一種通脹的典型案例是16世紀西班牙向通脹，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美洲的白銀源源不斷流入西班牙，但西班牙的生產能力并沒有成比例地大幅提高(商品供給基本穩定)，造成西班牙物價上漲了4倍。第二種通脹的典型案例是14世紀中葉歐洲爆發黑死病后產生的通貨膨脹。由于黑死病導致歐洲人口銳減，在貨幣總量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短缺導致商品供給大幅下降，物價上漲。在1348至1351年間，小麥價格上升2.4倍，據英國歷史學家羅杰斯研究(J.E.TRogers，1908)，“13S0至1400年間，英國東部各縣谷物脫粒工資上漲60％，中部各縣上漲37％，南部各縣上漲48％，北部各縣59％。大災過后，英國人的工資并沒有下降，整個英格蘭地區的價格都在上漲”。

正因為引發通脹的原因有不同類型，抑制通脹須“對癥下藥”。對于由流通中貨幣量驟增引發的通脹，緊縮銀根是“對癥良藥”。但對于由商品供給短缺造成的通脹，則須從供給方面尋找解決之道。比如：如果由于南方水災導致蔬菜產量下降、運輸不便，造成全國蔬菜價格上漲，那么單純運用貨幣政策來調控價格很難使蔬菜價格回落，反倒會使更多的菜農因無法負擔高昂的財務成本而放棄種菜。

筆者認為，引發中國本輪通脹的既不是簡單的實物商品供給不足，也不是單純的流通貨幣量驟增，而是流通貨幣量增加的同時實物商品供應相對減少，即第三種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貿易結構的矛盾。

在中國加入WTO后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和貿易結構下，中國在經常項目上實現貿易盈余，實際上是一個貨幣持續流入而資源和勞動產品持續流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國內貨幣存量因貿易盈余的美元流入不斷增加，而國內存量的資源和勞動產品卻通過外貿持續流出不斷減少。當資源、勞動產品與貨幣之間的逆向流動持續擴大并累積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表現為經濟體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實際反應的是，相對于國內因貿易盈余而不斷累積增加的貨幣購買力，國內資源和勞動產品因外貿而持續外流所造成的供給緊張。

如果我們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近似代表我國當年創造生產出的資源及勞動產品總量，用外貿進出口凈差額近似代表當年通過對外貿易流出的資源及勞動產品總量。那么，外貿進出口凈差額占GDP的比重，就可以用來衡量當年中國資源和勞動產品外流的程度。比值越高，說明資源和勞動產品向國外流出的越多，反之也就意味著資源和勞動產品對國內的供給越少。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見表一)，從1990年至2003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凈差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基本保持在2％～3％的水平上，在2003年后，這一比重開始直線大幅上升，從2003年的1.54％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7.59％，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使外需大幅下挫，外貿進出口凈差額占GDP的比重才回落至3.94％。

這些數據正說明，中國在加入WTO后，資源和勞動產品的外流程度顯著提高。與此同時，經常項目盈余從2001年的174億美元，急速增漲到2008年的4261億美元，而這些經常項目盈余的美元在強制結匯體制下，全部變為人民幣，以基礎貨幣的形式注入了中國的經濟體內。在基礎貨幣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資源和勞動產品外流程度的顯著提高，造成了國內供給的相對短缺。由此可見，本輪通貨膨脹并非是偶發的，而是在經濟運行多年中矛盾逐漸累積到一定程度后才集中體現出來。

在這種祈求情形下，如果我們不能扭轉國內資源和勞動產品不斷加速外流的趨勢，而僅僅希望依靠單純的貨幣緊縮政策來徹底解除通脹，最后很有可能事與愿違。

央行提準加息確實對通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隨著作用的邊際遞減，我們應考慮運用綜合手段來治理通脹。利率的上升對需求與供給是同時起抑制作用的。在一定范圍內，利率上升可能會使需求下降得快，而供給下降得慢，這樣相對于有效需求而言，供給會變得相對充足，從而緩解通脹壓力。但是，當高于這一范圍后再提高利率，需求就會下降得慢，供給反而會下降得快。這就造成相對于有效需求，供給變得越來越少，通脹就會重新抬頭。

而高利率對實體經濟的殺傷力是不可忽視的，它會迫使生產企業由于資金鏈緊繃，為了縮短回款周期，而不得不更多地將商品降價出口給資金充裕的外國采購商以加速資金回籠，免收高利貸的盤剝(利率越高，國內采購商的付款周期越長，生產企業維持運轉就不得不提高負債規模)，結果反而強化資源和勞動產品加速外流的趨勢。

利率在什么范圍內上升有利于緩解通脹，超過什么水平提高利率反而會加劇通脹呢?如果我們用國民生產總值(GDP)近似代表我國當年生產創造出的資源和勞動產品總量(即資源和勞動產品的供給總量)，用GDP減去外貿進出口凈差額近似代表國內對資源和勞動產品的需求總量，我們會發現當銀行1至3年(合)貸款利率從2002年的5.49％上升至200757％的水平時，資源和勞動產品供給總量的增速基本是高于需求總量增速的(見表二)。這說明在此范圍內提高利率，資源和勞動產品的供給增長能夠充分滿足需求的增長，有利于緩解通脹壓力。所以，此前央行的貨幣政策對通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當利率高于7％以后，供給的增速開始低于需求的增速，資源和勞動產品的供給增長無法滿足需求的增長，通脹就會重新抬頭。

篇7

騰訊微信事業群高級商務經理劉涵濤在2014微信應用產業峰會上宣布，微信將推出第三方平臺的準入規范、監管規范，激勵機制、懲罰機制，以及清退機制，未來會努力的開放給第三方做接口。

他解釋道，微信要做到，第一，有身份，給大家一個開發者的身份；第二有認證；第三有管理；第四，有能力。就是四有，叫四有青年，有能力的意思是說，未來會釋放更多的接口能力，除此之外有培訓和流量這方面的支持。

關于整頓虛假的違規行為方面，劉涵濤表示，微信已經第一版的運營規范，包括整治刷粉、點贊，包括維護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還有保護賬號信息的真實有效，保護用戶的數據信息，希望建立一個綠色健康的生態圈。

此外，微信官方公布了最新數據：

1.最新數據：截至7月底，微信月活躍用戶數已接近4億；微信公眾帳號總數580萬個，且每日新增1.5萬個；接入APP總量達67000個，日均創建移動APP達400個；微信廣告自助投放平臺上已擁有超過10000家廣告主，超過1000家流量主。

2.目前已有95%符合資質的商家接入微信小店，未來微信自定義菜單將新版本，通過菜單直接調動掃一掃、地理位置等功能，還將陸續開放圖像識別、語音識別等更多接口。

3.更希望看到更多小個體在微信上成長為大品牌。以微信連接一切的能力，小西家作等個體和企業積沙成塔地為老客戶搭建一個更便捷、高效、優質的服務平臺，尚品宅配等企業大幅降低運營成本投入，7天等企業則提升營收能力，帶給企業更廣闊的增值空間。

4.微信平臺聚集開發者(包括個人開發者及公司開發者)突破10萬，與開發者共建開放生態是微信的態度。

以下是劉涵濤演講全部內容：

劉涵濤：非常高興和大家進行一個分享，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劉涵濤，微信事業群開放服務組，大家聽到這個名字可能會有點拗口，主要做什么呢？我給大家簡單解釋一下，我們這個團隊主要是對一些微信的第三方一個服務支持以及管理方面的工作。所以大家聽完之后就知道我來這里的原因了，因為你們才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只有你們在這個圈里面賺到了錢，才會給我們發工資，謝謝大家。

我今天的主題很簡單，就六個字，連接、開放、服務。

連接

這是微信的一個整體概況，連接一切，這是微信的口號，我們所謂做的事情圍繞這個打造，上線三年的微信有3.96億活躍用戶，20多種語言，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這里面可以簡單回顧一下微信從最早期的人與人的連接開始做，提供了文字的能力，語言的能力，慢慢地隨著智能手機功能不斷地提升，利用他的攝像頭，麥克風推出了搖一搖，掃一掃，語音識別，這些能力都加強了連接來打造。

通過人與人的連接2012年5月份微信推出了對外接口，8月份推出了公眾平臺，實現了人與設備的連接，人與人的連接，最后總結下來微信是移動生活中的人與人的連接。這個簡單的過一下，其實重要的講一下開放，開放不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能力。

開放

目前移動應用開放是67000，通過這個數目可以通過分享能力，支付的能力，以及微信登陸的能力，已經覆蓋到了很多用戶，這是公眾平臺開放，應該超過了600萬，目前每天新增1.5萬用戶，大家可以看到覆蓋了各行各業，通過底層基礎的能力，包括高級接口，模板消息，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開放，這是我們的合作伙伴，推出了很多針對各行各業的應用場景，實現了O2O的閉環，所有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如何接入？

今天早上分享報告也提到了40%左右還是通過微博來認證，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比較好的消息，從目前的數據統計，目前80%到90%的用戶提供了用戶認證，我們從最開始的兩周時間，目前壓縮到一天時間。如何接入？通過一個申請認證，資質審核，而且在這里面我們已經把名字的認證跟支付認證分離了，節省了效率。

創新能力的不斷開放，我們3月19號一個APP微信支付的推出，多客服推出，以及小店功能，以及微信登陸，目前微信登陸這一塊可能還需要通過微信支付，這一塊很快我們會把門檻降低下來，最快應該是在下周，所有的在開放平臺上注冊的一個APP都可以接入微信，廣告是在7月10號上線。

服務

這里有一個微信小店的數據，我們開發小店其實最主要的初衷并不是說和第三方爭奪一個市場，在我看來微信小店一個基礎的基層的能力，給不具備技術能力的一些小賣家，他們來運作，包括一些商品管理，定價管理，貨架管理等等這一切。

在這一塊上面，上午老賊也提到了，要做一個大型電商的話，更多的還需要依靠第三方平臺來實施。90%的符合資質的微信號都已經進入了小店。我們也上線了廣告，8000多個流量，未來我們會開放，現在流量是在底部的鏈接，之后會有很多功能釋放出去。

微信登陸剛才也講過，其實它是代表了微信端最核心的體系開放出去，它的好處就是降低了用戶的注冊門檻，這一塊每天用戶數是達到幾百個。講講我們多客服系統，這里面用案例來解說，OPPO手機，他用了之后提升了用戶的滿意度，微信客服輪流倒班，每天可以接待用戶1000多人，我們也做了一些用戶調查，用戶滿意度很高。

這個是微信提供的一種智能平臺語言能力，記賬筆記本，這個比較好玩，我們后臺的數據看起來是每天的活躍度非常高。微信基于硬件的探索，我們可以看到微信在硬件方面，在四家廠商進行合作，并且做了一個，包括華為、樂視的等等，還有提供了智能的接口能力做了一些探索。

這些案例絕大多數是我們第三方的一些案例，包括提升我們的服務。在廣東省婦幼，我想大家看病經常有這樣的經驗，就診、繳費、拿藥，浪費了大量的時間，真正看時間的時間不到十分鐘，所以我自己也很怕去醫院。

通過這個案例其實更加接地氣，深圳可以通過這個賬號進行預約掛號，可以繳費，并且還可以微信支付，未來可以跟醫保卡對接，目前有一些政策上面的障礙。這就是我們第三方的案例。

接下來這些內容是開發者需要所知道的微信官方價值的一些東西，在這里面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我們在4月4號的第一版的運營規范，包括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傳言，包括什么刷粉，包括點贊這些，這個大家可以拍一下，包括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還有保護賬號信息的真實有效，保護用戶的數據信息，希望建立一個綠色健康的生態圈。

規范的關鍵總結了一下，建立良好的用戶體驗，交流互動，內容多樣，提供價值，高度相關。值得信賴的話包括尊重用戶，遵守規則，抵制騷擾，真實資訊，我們希望在平臺上能夠催生出更多的優質內容，很有創意的互動，假冒偽劣，一些垃圾信息逐漸消除掉。

這里面是一些誤區，大家可以照一下，有人說微信禁止微信群發，禁止公眾號互推，都是不正確的，其實我們是打擊一些虛假的違法的侵權的那種，不是說禁止公眾號互推，應該是打擊惡意的刷屏的行為等等這一切。

我們前段時間，集中開展了一個叫做點贊的虛假的新聞，整體效果明顯，三天違法成本減半。

開放不僅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態度。未來第三方會有哪些政策和策略出來？

我們開發者服務管理這一塊，推出這樣的第三方平臺的準入規范，監管規范，激勵機制，懲罰機制，以及清退機制，總而言之大家可以記住第一，有身份，給大家一個開發者的身份。第二有認證。第三有管理。第四，有能力。就是四有，叫四有青年，有能力的意思是說，我們未來會釋放更多的接口能力，除此之外我們有培訓和流量這方面的支持。

這是整個基于微信平臺的包括開發商，包括生態圈，在這個平臺上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商家定做的能力，以及交易系統，以及微信支付，微信廣告，還有大數據的一些能力，這里面跟第三方一起。

篇8

1月27日，李鴻忠在《湖北日報》頭版發表題為《春節前與全省農村干部談談心》的文章，告誡干部要勤到基層去。

3月6日，李鴻忠在全國兩會湖北媒體開放日上表示，“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簡稱“三萬”活動，就是10萬余名干部,要進2.6萬個村,要入1000多萬農戶，要讓干部的腳印“印”到每個農戶家中。

中央媒體對湖北“三萬”活動給予高度關注。3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長篇通訊《春天里，這激情的足音――湖北省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紀實》，并發表《心近才能生情》的評論。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多家中央媒體都對湖北此項活動做了突出報道。

2月28日，湖北省召開全省電視電話會議，決定集中3個月時間，在全省開展“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組織26460名干部、8550個工作組，遍訪全省26018個村、1062萬農戶。

突出“四個在一線”，做到“五個進農家”。湖北這次活動以“送政策、訪民情、辦實事、促發展”為主題，緊緊圍繞“機關轉作風、干部受鍛煉、農民得實惠”，實現“兩個全覆蓋”，即工作組覆蓋所有行政村，工作隊員覆蓋全省每個農戶；突出“四個在一線”，即民情民意在一線掌握，黨的政策在一線落實，干部作風在一線轉變，科學發展在一線體現；做到“五個進農家”，即黨員干部進農家，利民實事進農家，政策法規進農家，信息技術進農家，為民新風進農家。要使機關干部下基層成為農村政策的宣傳隊、社情民意的調查隊和為群眾辦實事的工作隊。

省委書記親自掛帥，切實做到“六不準”。為推動活動深入開展，省里專門成立了由省委書記李鴻忠任組長的活動領導小組，要求市、縣、鄉三級都要成立相應領導機構，黨委主要負責人親自掛帥，并配強工作專班，強化工作手段。3月17日，湖北省印發《全省“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總體方案》要求，各工作組要密切聯系群眾，對基層只能予、不能取，只幫忙、不添亂。要體察民情、珍惜民力，輕車簡從，切實做到“六不準”，即不準向基層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不準接受基層的吃請和報銷開支，不準收受基層饋贈的錢物（包括土特產），不準打牌賭博和參與公款娛樂消費，不準做違背群眾意愿、侵害群眾利益的事情，不準層層搞陪同和迎送。

[相關鏈接]

湖北就開展“三萬活動”

致全省農村鄉親們的一封信

3月18日，《湖北日報》頭版刊登了湖北省委省政府《關于開展“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致全省農村鄉親們的一封信》。信中將這次活動要做的事情概括成“四句話”。一是送政策，宣傳貫徹黨的各項惠農政策，把政策送到農戶、落實到田頭。二是訪民情，了解和掌握當前農民朋友最盼望什么？最需要解決什么？正在憂慮什么？從而為“三農”發展號準脈、開好方，促進農業農村加快發展。三是辦實事，圍繞農村鄉親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結合當前的春耕備耕，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地多辦一些急事、好事、難事。四是促發展，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活動結束后，全省各級要建立經常與群眾密切聯系的工作機制，干部與農村鄉親們越走越近、越走越親。

湖北“三萬”活動三級工作組及四個階段安排

三級工作組

省直工作組：從110家省直機關、52家大專院校、5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共212家）選派干部約880人，組成211個工作組，下到全省所有縣市及農業比重較大的區，每個工作組選擇4個經濟比較落后或地處偏遠的村，駐村開展工作。

市州工作組：從13個市州的所有直屬單位和企事業單位中，每單位選派3-4人，共選派約3600人，組成1000多個工作組，每個工作組選擇4個村，駐村開展工作。

縣（市、區）工作組：從全省92個縣市（含直管市、林區）的所有直屬單位中，每個單位選派3人，共選派約22000人，組成7340多個工作組，下到所轄的每個鄉鎮（辦事處），每個工作組選擇3個村，駐村開展工作。

四個階段

宣傳啟動階段：下發文件；召開電視電話動員會；組織干部培訓。

推進實施階段：發動群眾；入戶調查；為群眾辦實事；建章立制。

篇9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加快建立我國的農業補貼制度，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成為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隨著國內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農業直接補貼制度已經呼之欲出。但如何實施補貼，眾說紛紜，各個試點地區的做法也不同。本文針對幾種主要的農業直接補貼方式，結合目前幾個糧食主產區試點工作的實際情況，進行比較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農業直接補貼方式的分類和主要形式

1、固定補貼和差價補貼。按照補貼的水平分類，農業直接補貼可以分為固定補貼和差價補貼。固定補貼是指對農民的補貼水平在基期的標準計算出來后，在若干年內被固定下來，與特定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變動沒有關系。差價補貼是指補貼水平按照特定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與政府制定的保護價之間的差價來確定，補貼水平每年隨著特定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和政府制定的保護價的變動而變動。

2、掛鉤補貼和不掛鉤補貼。按照發放的依據分類，農業直接補貼又可分為掛鉤補貼和不掛鉤補貼。所謂掛鉤補貼，是根據農戶當年特定農產品的生產或交售數量，向其發放補貼。按照掛鉤的依據，掛鉤補貼又可分為與農戶特定農產品生產數量掛鉤的補貼和與農戶特定農產品交售數量掛鉤的補貼。按照農產品實際生產數量發放補貼在我國幾乎是不可能的，補貼發放多是依據農戶的播種面積。

按照交售數量發放補貼，通常是以向國有糧食企業交售的農產品數量為依據，在實踐中有兩種類型：價內補貼和價外補貼。價外補貼是指政府事先確定補貼的標準，農民交售糧食時，除按照市場價格計算取得銷售收入外，還按照確定的標準獲得一定的直接補貼收入。價內補貼是指糧食購銷企業按照政府制定的保護價和收購數量，向農民收購糧食，事后政府測算一個市場價，把保護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差額補貼給企業，農戶所獲得的補貼暗含在保護價中，稱為價內補貼。從形式上看，價內補貼和以往的保護價沒有多大差別。但政府和糧食企業的關系有非常大的轉變，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樣，對糧食購銷企業收購的糧食大包大攬，而是只負責保護價和市場價之間的差額，也就是把市場價與保護價之間的差額通過糧食企業支付給農戶，糧食企業以市場價作為自身的購進成本參與市場競爭。

所謂不掛鉤補貼，是按照農戶基期特定農產品生產、交售數量，或者計稅土地面積、計稅常產向其發放的補貼，與農戶當年該產品的生產及交售數量不掛鉤。目前，我國試點地區不掛鉤補貼主要是按照農戶計稅土地面積或者計稅常產發放的。不掛鉤的補貼在操作上有不同的形式：一種是與稅費一條線運行，即可以與稅費抵扣的方式；另一種是與稅費兩條線運行，即不與稅費相抵扣的方式。

3、農業直接補貼的幾種主要形式。綜合起來，農業直接補貼的形式主要有：不掛鉤的固定補貼、不掛鉤的差價補貼、掛鉤的固定補貼和掛鉤的差價補貼。

二、不同的農業直接補貼方式，其政策目標和作用有很大差異

1、不掛鉤的固定補貼方式。首先，不掛鉤的固定補貼是一種農民收入支持政策，具有普惠性，對農戶的生產種植意向沒有影響，屬于綠箱政策的內容，在世貿組織農業協定中不受限制。其次，不掛鉤的固定補貼有利于我國農業的戰略性結構調整。實際上，這種不掛鉤的固定補貼都是按照計稅土地面積或者按照計稅產量發放的，即有承包土地的農戶，不論種植何種作物，均可享受補貼。和以往糧食價格支持政策相比，這種補貼方式促使農戶按照比較效益進行種植業結構調整，從而有利于推動我國農業戰略性結構調整目標的實現。第三，不掛鉤的固定補貼實際上是對原有土地稅費負擔的抵減，減少了土地的負擔，降低了農產品的間接生產成本，有利于增強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從安徽試點的經驗看，這種補貼的效果確實減輕了農民的稅費負擔。在試點縣安徽來安，農民所獲得的補貼大體相當于其繳納農業稅及其附加的50。

2、不掛鉤的差價補貼。與不掛鉤的固定補貼一樣，不掛鉤的差價補貼也是一種收入支持政策，具有普惠性，也是按照計稅土地面積或者計稅常產發放的，也屬于綠箱政策內容，有利于我國農業結構調整和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增強。由于與特定農產品市場價格變動相聯系，不掛鉤的差價補貼對農戶的種植意向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對于不種植該產品的農戶來說，這種差價補貼與種植行為沒有關系；但對于種植該產品的農戶來說，補貼實際上彌補了市場價格變動對其收入的影響，即在市場價格水平較高的時候，補貼的水平較低，而在市場價格較低的時候，補貼水平相對較高。差價補貼具有反市場周期的收入支持作用，減小了農戶種植特定農產品的市場風險，增強農戶對該產品的種植意向。

3、掛鉤的固定補貼。掛鉤的固定補貼屬于特定農產品生產支持政策。由于把補貼同特定農產品生產聯系起來，對于該產品的生產有激勵作用，影響農業的生產結構，屬于黃箱政策內容。根據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所作的承諾，對特定農產品生產的支持水平不能超過該產品生產總值的8.5。這種標準固定的補貼，相當于在一個固定水平上抬高了特定農產品的價格水平，或者降低該產品的生產成本，增強了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由于補貼標準不隨市場價格的變動而變動，這種補貼方式沒有削弱市場供求變動對該產品生產的調節作用。

另外，就補貼與生產數量掛鉤和與交售數量掛鉤兩種操作方式而言，后者是把補貼與農戶向國有糧食企業交售的糧食數量掛鉤，增強了國有糧食企業在糧食收購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但由于農戶向國有糧食企業交售的產品數量僅是其全部出售產品中一部分，補貼對農戶生產的支持作用大大減弱了。

4、掛鉤的差價補貼。掛鉤的差價補貼同樣屬于特定農產品生產支持政策，影響農業的生產結構，屬于黃箱政策內容。由于補貼的標準隨特定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變動而變動，具有較強的價格支持作用，實際上減小了市場波動對農民生產的影響，穩定了該產品的生產。另外，把補貼與交售數量掛鉤，仍然是增強了國有糧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減弱了補貼本身對農戶生產的支持作用。

三、不同補貼方式的可行性(操作的難易程度)之間存在的差別和問題

1、不掛鉤的固定補貼方式操作相對簡便，農民容易得到實惠。首先，在農村稅費改革過程中，各地對農戶的計稅土地面積和計稅常產進行了全面的測量和評估，資料健全，農戶普遍認可。補貼標準確定后，按照農戶的計稅土地面積發放補貼，變得十分簡便。其次，這種方式透明度高，計算方法簡單，各級政府的截留和挪用相對較少，農民容易得到實惠。第三，由于補貼標準是固定的，只要基期標準制定合理，可以防止地方政府把補貼方式轉變成財政減負的手段。

2、不掛鉤的差價補貼在補貼標準的確定上有較強的主觀性。與不掛鉤的固定補貼一樣，利用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這種補貼在分配上不存在太多的困難，但在補貼標準的計算上存在漏洞，地方政府可能低估差價，降低補貼標準。由于在特定農產品市場價格的調查和計算過程中存在很多主觀因素，在目前各級政府財政比較困難的環境下，地方政府為了減輕財政負擔，有可能在計算市場價格的過程中有意提高市價，低估差價，降低對農民的補貼標準。

此外，補貼水平的變動也容易造成農戶和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如果按照計稅面積發放補貼，并 且與農業稅抵扣，那么農戶會把這部分補貼誤認為是稅費負擔的減輕。當補貼水平下降，農戶需要繳納的農業稅費負擔增加時，農民會認為是地方政府擅自提高了稅費負擔，從而產生誤解。有鑒于此，試點縣安徽來安在補貼發放時特別強調，補貼不能與稅費抵扣，要求農戶必須在繳納農業稅費完畢后，帶著身份證和稅費繳納完畢的收據，到財政所領取補貼。而且在宣傳中明確說明，補貼標準是一年一定。這樣，大大增加了補貼發放的組織成本。

3、掛鉤的固定補貼在操作上相對困難。掛鉤補貼的分配依據有兩種：農戶種植特定農產品的實際面積和農戶交售特定農產品的數量。與農戶當年特定農產品生產面積掛鉤的補貼方式，由于農戶種植面積每年都要變動，需要年年層層上報，成本高，準確性差，操作困難，透明度差，補貼資金很容易被截留。湖南省是以實際中晚稻種植面積為分配依據進行補貼的。20__年，湖南省在放開糧食購銷市場的同時，拿出7200萬元對4個糧食主產區進行補貼。按照設計方案，補貼發放是以當年實際中晚稻種植面積為依據。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各村上報到鄉、各鄉鎮上報到縣的中晚稻種植面積與實際面積有很大差異（似乎是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中確定的），而且補貼都被截留在鄉鎮，根本就沒有下發到農戶。

與農戶特定農產品交售數量掛鉤的補貼方式，一般是通過糧食部門按照農戶實際交售的農產品數量，把固定水平的補貼發給農戶。為了控制補貼總量，一般要事先確定好補貼的總數，帶來的一個難題是如何分配補貼數量。從理論上講有三種辦法：一是按照計稅土地面積進行分配，雖然操作簡便，但難以實現對糧農支持的目的。二是按照固定基期向國有糧食企業交售的數量進行分配，也存在同樣的缺點。同時各村都沒有農戶以往向國有糧食企業交售數量的詳細資料，難于取得農戶的認可。三是按照當年農戶的產量進行分配，雖然可實現對農戶的支持，但也有缺點：一方面每年要對產量進行測算，工作量和操作難度較大；另一方面在層層匯總中，透明度差，容易發生截留和虛報的情況，也難以得到農戶的認可。

此外，把補貼與農戶向國有糧食企業交售的特定農產品數量掛鉤，事實上造成了國有糧食企業與其他收購主體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影響了多元化市場主體的形成與發展，而這正是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同時，按照農戶向國有糧食企業交售農產品的數量發放補貼，依然難以解決糧食企業的壓級壓價問題，實際上農戶還是難以享受全部的補貼。

20__年，湖北省放開了糧食購銷市場，同時省財政安排7億元對17個主產縣市的15億商品糧實施定額補貼。在補貼糧數量分配上，省里按照產量和收購量向對各縣市分配價外補貼糧數量。各縣市向鄉、村、戶分配的具體方法比較混亂，有的按照原有糧食定購任務數量，有的按照產量和以往的糧食交售數量相結合等辦法，透明度都不高，部分地區補貼糧數量的確定是下級政府與上級政府在進行暗箱操作。我們所訪談的農戶甚至不知道自己補貼糧的具體數量，而且對于補貼糧的多少并不在意，說明農民實際獲得的收益并不多。例如，在實施價外補貼的湖北省棗陽市興隆鎮，農民反映，由于國有糧食購銷企業對中晚稻的水分、雜質含量提高了要求，實際收購價格（不包括價外補貼）明顯低于商販。

4、實施掛鉤的差價補貼在操作上的困難和問題更多。掛鉤的差價補貼有兩種：價外補貼和價內補貼。就價外補貼來說，其困難與掛鉤固定補貼類似。而對于價內補貼而言，困難則更多。首先，受財力的限制，實施價內補貼的地區同樣要實施總量控制，這樣如何分配價內補貼糧數量仍然是一個難題。其次，測算各地糧食的市場價格也非常困難。實施價內補貼方式的河南省，把全省劃分為4個價區，每年由物價部門對4個價區6月至8月的夏糧價格進行監測和測算，把3個月測算的價格平均計算，即為各價區當年的市場價格。由于在實際中市場價格頻繁波動，價區內各縣市的市場價格也有差異，容易造成補貼資金的流失，也帶來各價區國有糧食企業的苦樂不均。第三，給個別糧食收購企業以可乘之機，借部分農戶沒有交售保護價收購糧之際，把市場價收購糧作為保護價收購糧，冒領財政補貼資金。此外，仍然存在國有糧食部門壓級壓價現象，以及由此帶來的國有糧食企業與其他收購主體不平等競爭的問題。

四、對農業直接補貼方式的幾點政策建議

1、抓住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有利時機，建立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的制度。隨著各個糧食主產區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推進，原有的保護價政策已經逐步被取消。在目前糧食生產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形勢下，糧食價格波動難以避免，我國加入WTO后，國外廉價糧將對我國糧食價格產生很大的壓力，農民（特別是中西部以糧食生產為主業的農民）收入會受到很大影響。為了減輕農民的損失，把原有糧食風險基金的大部分轉為用于對農民的補貼，是改革糧食購銷體制和轉變農業補貼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需要指出的是，原有糧食購銷體制難以維系的原因，是高達數千億并逐年增加的糧食積壓貸款和逐年增多的糧食購銷企業的虧損掛帳，糧食風險基金的現有規模對政府的壓力并不大。隨著原有的糧食購銷企業老庫存的消化，把這部分糧食風險基金轉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是能夠實現的。

2、鼓勵地方建立不掛鉤的固定補貼制度。一方面，鼓勵或者要求各糧食主產省按照計稅土地面積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稅費改革后，各地對農戶的計稅土地面積和計稅常產進行了普遍的清查和登記造冊，為直接補貼提供了透明度很高的分配依據，計算簡單，便于操作，能夠獲得農戶普遍認可。另一方面，根據各省現有糧食風險基金的規模和計稅土地面積總量，確定一個適當的補貼標準，把補貼水平固定下來，可以有效防止各地政府今后降低補貼水平。在目前各級政府財政困難的情況下，防止這種傾向是很有必要的。按照計稅面積進行固定補貼，實際就是對原有農業稅及附加的抵減，為農村下一步稅費改革奠定基礎。

3、加大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的改革力度，為轉變農業補貼方式創造條件。轉變農業補貼方式的一個實質就是把原來補給國有糧食系統的資金直接補給農民。加大國有糧食企業的改革力度，化解“三老”問題，成為糧食風險基金轉變用途的關鍵環節。因此要支持和鼓勵各地國有糧食部門采取各種措施，真正成為一個自負盈虧的獨立經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同時協調農發行貸款政策，解決好改革后國有糧食企業的收購資金問題，讓企業平穩過渡，保證糧食購銷市場的穩定。1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在部分糧食購銷市場放開的地區，農戶向國有糧食收購企業交售的糧食數量占其出售總量的比例僅為50，或者更低。

2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地方政府，特別是省級政府之所以對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有很高的積極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所以防止地方政府把補貼方式轉變成財政減負的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3包括省補貼資金和地市配套資金。

4湖南省補貼資金被截留，與政府在糧食補貼方式中動作大聲音小，及當地農業稅繳納方式有直接關系。

5主產縣市入圍標準是：前3年，中晚秈稻年均產量2億公斤以上，國有糧食購銷企業中晚秈稻年均收購量在0.5億公斤以上。文秘站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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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法；演變

中圖分類號：F29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2

2012年11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作了修改，尤其是涉及到征地補償標準的條款成為修改的重點。由于征地補償標準的測算方法直接關系到征地補償標準的確定，因此，有必要在當前背景下對我國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法的演變歷程和趨勢進行分析，以指導我國未來征地補償標準的測算。

一、我國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法的演變歷程

（一）年產值倍數法

年產值倍數法是我國征地補償標準改革進入到高峰期前的法定測算方法，是《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征地補償測算方式。其具體測算公式為：

征地補償費=征地數量×前三年平均年產值×補償倍數

年產值的計算可以以當地統計部門的統計年鑒為準，或者由省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制定公布本地區年產值標準。在實踐操作中，以耕地為例，年產值以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的農作物主產品的平均產量乘以當地人民政府統計部門公布的農作物主產品價格確定。補償倍數則由當地人民政府根據各地的經濟水平、人民的收入狀況等方面情況確定。

年產值倍數法有一定的理論依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鼻祖威廉·配第在《賦稅論》中指出，土地的價格不過是一定年數的地租資本化的總額。這個年數一般是21年，是祖孫三代同堂的時間，因此土地的價格可用公式表示為：土地價格=年地租×21。年產值倍數法計算的地價等于年產值與倍數的乘積，其確定機理顯然與配第的地價理論基本一致。但是，年產值倍數法具有以下主要缺陷：首先，在中國，年產值并非是地租，它是政府的硬性規定，而且這個規定的基礎不是土地未來的收益，而是土地過去的收益，這顯然違背了土地估價理論中收益還原法的本質。其次，年產值倍數制定依據的科學性不足，它其實也是政府的硬性規定。馬克思指出“按照年收入的若干倍計算土地價格是地租資本化的另一種表現。”這個倍數實際上是土地的購買年，它是還原利率的倒數。因此，按照30倍或者是其他倍數來確定土地的價格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再次，年產值倍數法確定的土地價格，只是對土地使用權的補償，而非對土地所有權的補償。因為年產值倍數法確定倍數為不超過30的任何倍數，那為什么選擇30為倍數的上限呢？這主要是考慮到在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期限為30年。因此，30倍確定的是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價值，但實際上，只要政府不強制征收農村集體的土地，農村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年期是永續的，此外，在征地實際操作中，政府制定的年產值通常沒有考慮到農產品市場價值的變化，它僅是一種靜態的價值；再加上產值倍數是一個較寬的彈性浮動區間，易被政府部門隨意操作，從而增加了征地補償的不公平性，引起眾多的征地沖突和社會問題。因此，年產值倍數法越來越不能適應征地實踐的發展需要。

（二）統一年產值法

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的正式提出是在2004年，但顯然，從地方試點看，江蘇省在2003年就提出了統一年產值標準。按照《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測算指導性意見（暫行）》的規定，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是指“在一定區域范圍內（以市、縣行政區域為主），綜合考慮被征收農用地類型、質量、等級、農民對土地的投入以及農產品價格等因素，以前三年主要農產品平均產量、價格為主要依據測算的綜合收益值”。確定統一年產值時，必須確定主導耕作制度和主要農作物年產量。主導耕作制度包括土地主要復種方式和主要農作物種類。其中，土地主要復種方式根據土地的復種面積比例情況確定，主要農作物種類在土地復種方式的基礎上根據種植面積進行判斷。主導耕作制度還可以通過查閱《農用地分等規程》附表得到。主要農作物年產量為其前三年產量的平均值，農作物年產量數據通過抽樣調查采集。采用統一年產值法計算征地補償費的公式為：

征地補償費=征地數量×統一年產值×補償倍數

以耕地為例，統一年產值以主要農作物平均價格乘以主要農作物平均年產量的乘積確定，在具有一種以上農作物組合和復種方式的情況下，采用加權平均方法計算。其中，主要農作物價格在調查市場價格和國家收購價格的基礎上，選擇兩者中較高價格確定。

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統一年產值倍數，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應按照保證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則進行確定；經依法批準占用基本農田的，征地補償按當地人民政府公布的最高補償標準執行。如前所述，按照法定統一年產值倍數計算的征地補償安置費用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超過30倍的法定倍數。

征地統一年產值倍數法相比年產值倍數法，將影響地價的主要因素諸如土地區位、土地供求關系、土地利用類型等因素融入土地價格的計算當中。在補償標準的確定上，采用區域內綜合產值作為統一的年產值標準，不再與被征土地的具體產值掛鉤。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年產值倍數法中因農業用途差異從而產值不同，同地不同價造成過大補償差異致使農民產生不公心理的問題，但由于倍數仍具可操作性，因此區域內土地補償費仍存在巨大差異，難以做到合理補償。同時，實施區域統一年產值標準，使得征地價格難以體現同一區位不同質量的宗地所存在的生產力差異。因此，統一年產值標準也應該僅是我國征地補償標準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標準。

（三）征地區片綜合地價法

征地區片綜合地價在國土資源部2004年的《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該意見還規定：“制訂區片綜合地價應考慮諸如地類、產值、土地區位、農用地等級、人均耕地數量、土地供求關系、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中國2003年頒布的《農用地估價規程》則規定，征地區片價主要根據農用地的利用條件和農用地對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確定。

雖然上面兩種說法不太相同，但本質一致，即征地區片綜合地價（以下簡稱征地區片價）是指在城鎮行政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范圍內，依據《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中的規定因素，對土地劃分區片并測算的征地綜合補償標準。原則上征地區片價不含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具體來講，測算征地區片綜合地價要遵循三個基本原則：一是不降低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的原則；二是綜合考慮多種因素的原則；三是采用科學合理評估方法的原則[1]。

征地區片價的優點是剛性、透明和能夠直接被引用，從而在征地實操中能避免隨意操作的問題。與產值倍數法和統一年產值法相比，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將征地補償標準的測算工作提前完成，是一個前置性的標準，可以實行周期性的調整。應該說，征地區片價的制訂是對統一年產值標準的進一步改進，使征地補償價格體現了地力差異，并遵循了同地同價原則。但征地區片價仍會導致一些新的征地補償不公問題[2]，因此還需做出進一步的改進。

通常用于測算征地區片價的方法有社會保障價格法、征地案例比較法、農地價格因素修正法等。

二、我國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法的演進趨勢

上述分析表明我國征地補償標準的測算方法經歷了從年產值倍數法到統一年產值法再到區片綜合地價的演進過程，其市場性逐步增強，與市場價值的差距也逐步縮小。如圖1所示。

從前面對各種方法的討論可以看出，產值倍數法是一種市場化程度最低的測算方法。現行的征地案例比較測算方法在產值倍數法的基礎上加入了對市場因素的考慮，但由于可選的征地案例都是以產值倍數法測算的，因此，其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農地價格因素修正法綜合考慮了各種影響農地價格的因素，并借此對農地價格進行修正，從而使得其市場化程度大幅提高，但是這種方法的修正基礎是農地價格，這使得它與農地轉用的市場價值仍有很大差距。社會保障價格法綜合考慮了農地價格和農地的社會保障價格，進一步發掘和增大了農地的價值，從而使得征地補償標準也進一步向市場價值靠攏，但它從本質上看仍不是農地轉用價值，沒有考慮到農地被征轉用后的土地增值[3]。圖1也表明，為提高我國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法的市場化程度，使測算方法的演變能進一步匹配到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從而使征地補償標準向市場價值更加靠近，有必要探索在我國當前階段和未來階段的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征地補償測算方法。

三、我國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法的演變進程與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相匹配

按照產業結構理論，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可分為前工業化社會、工業化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征地補償標準測算方法的演變與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是吻合的。如圖2所示。

在前工業化社會，產業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工業化進程剛開始，城市發育處于啟蒙階段，社會經濟的主體在農村，此時，發生的征地也較少，且農業用途收益和非農業用途收益差距也不是很大。因此在這個時期以年產值倍數法來測算征地補償標準不會引起農民的不滿。在工業化社會階段，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建設用地需求激增，征地規模也逐漸增大，政府必須通過強制性手段才能從農民手中快速取得土地，失地農民由此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在這個階段，農民看到了土地轉換用途后的巨大增值，會與政府就土地轉換用途后的增值分享進行博弈。為能征到土地，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統一年產值法和征地區片價開始出現，并通過提高征地補償水平使農民分享農地轉用增值，減少征地沖突和矛盾。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社會階段，統一年產值法和征地區片價盡管匹配著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但是由于工業化是一個漫長的時期，因此，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應該探索適應不同城市化、工業化階段的征地補償標準及其測算方法，這是圖2中省略號的含義所在，也是未來的研究內容之一。

隨著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工業化逐步進入成熟期，城市化擴展速度大幅減緩，經濟增長從以依靠物質投入為主轉變為以依靠知識和高、新技術投入為主，產業經濟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此時，城市建設和工業建設對農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需求也將大幅減少，政府也就不需進行強制征地了。因此，在社會經濟水平已經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后工業化社會（比如最發達國家），當需發生征地行為時，農民和用地單位就可通過討價還價的市場自由交易自行完成土地交易。政府將完全退回到監管者的角色上去。此時，市場化的農地轉用價值測算方法將被廣泛采用，征地補償價格也將回歸到土地價格的本質，即在法律法規、土地制度等框架協同作用下的土地最高最佳使用和預期收益的資本化。

參考文獻：

[1]張會，吳群，何守春，李娟.基于農地經濟價值功能的征地補償價格研究——以江蘇省泗陽縣為例[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5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