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文獻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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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范式及其演進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學哲學家kuhn（1962：第9頁）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1kuhn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lakatos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之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頁）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范式的演進有兩類：一是范式進步，即內核不變，通過對保護帶作出適當的調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輔假設，以增強該范式的解釋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拋棄既有范式的內核，用一種新的內核取代原有的內核，由此形成了一種新范式。范式演進的現實形態，首先是通過保護帶的調整，以適應事物的新變化、新發展，從而提升解釋力和預見力，這就是所謂的范式進步。否則，就要尋找和確立一種新內核，發生范式革命，最終促使一種新范式的形成。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這么一個范式進步與范式革命這兩種類型交替出現即范式演進的過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范式演進的過程，同時也是一門學科解釋力與預見力提升的過程。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綜觀經濟學發展史，范式演進的脈絡清晰可見。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對知識問題有不同的理解與闡釋，伴隨范式的演進，經濟學家對知識范疇的認識不斷深入。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知識的邏輯起點與動力泉源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后所蘊含的知識命題的某些涵義。

（一）古典經濟學范式

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闡釋，這其中的邏輯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沿著smith的分工思想，經濟學家們進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綜觀smith及其承繼者對古典范式的發展，與古典范式內核相適應的保護帶可以表述為：人類自身得以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持續進行，及其伴隨的社會生產力的內生演進勢態，也即人類社會勞動分工內生發展假說（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楊小凱、張永生，2000）。這個保護帶囊括了以下兩個重要命題：其一，分工是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伴隨的，分工的層次與內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其二，分工的演進是與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關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層次的不斷提高，必然要從淺層次的低級分工演變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要素的高度專業化分工。這實質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工。3

（二）古典經濟學所蘊涵的知識命題

古典分工思想為知識分工范疇的出現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知識分工范疇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終產生了知識分工，并引起了后來經濟學家的關注。hayek（1937）在20世紀30年代與蘭格（oscar lange）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大論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知識分工范疇，正式地把知識問題納入經濟學的視野。hayek（1937：第50頁）指出：“……顯然存在一個知識分工的問題，它與勞動分工問題非常相似，起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從我們的科學誕生以來，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而前者則完全被忽略。盡管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中心問題”；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協調成本與知識》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進了“知識”變量；4汪丁丁（1997）試圖以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以drucker（1971、1998）為代表的管理學家更是濃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釋了知識分工、知識勞動、知識社會等范疇。5

對知識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貢獻有兩點：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內核為知識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邏輯起點，為后來者研究知識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涵又是經濟學家研究知識問題的動力源。正是由于人類生產方式的不斷演進所推動的物質財富創造機制的變革，才最終提出和突出了知識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識之所以能夠獨立地走上當今社會經濟舞臺，并成為一種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歸根到底是人類創造社會財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經濟學只不過為知識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一線光。古典經濟學中關于知識的認識是間接的、淺層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經濟學中沒有直接論及知識問題，并非是一時的疏忽，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和關鍵要素是不一樣的。古典經濟學時代可以說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那時，資本是一種最為稀缺的要素，知識還是淺層的、低附加值的，還遠不是一個獨立的要素，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機制尚未成熟，知識只能附著在其他要素上發揮作用。由此，古典經濟學家沒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識問題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紀中期以前，經濟學家還缺乏研究知識問題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關于這一點，筆者在下文中會作出說明。

三、“純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的漠視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切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競爭模型中，該模型通過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來解釋經濟行為。6從debreu完全競爭模型可見，穩定性偏好、理性最優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結構構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內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則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與完全競爭。顯然，這三個保護帶所指向的是一個確定性的世界。筆者在本文中把具有這樣保護帶的新古典經濟學稱之為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以區別于下文將要論及的經過修正了保護帶的新古典范式。

認真研讀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經濟學，我們很難看到有關知識范疇的論述。7究其原因，關鍵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在地消解了對知識范疇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設意味著經濟行為者在一個無摩擦的世界中擁有實現其效用的完備的知識和預見，也即經濟行為主體的知識是完備的。在主體關于目標和手段的知識已經是給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發現和學習。只需確保主體進行選擇的價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實現一般均衡。由此，價格機制是經濟活動中唯一有效的協調機制，價格理論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而“知識”在這里已經不是“問題”。同時，由于一般均衡理論和邊際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過程中的行為層面的內生演進與效能層面的持續遞增狀態，關于知識自身的性質與特征的揭密，在確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無能為力的。這樣，經濟學與知識的聯系在純粹新古典范式里內在地被割裂開來了，知識范疇無法進入也無需進入純粹新古典范式的視野之中，這就是純粹新古典范式對知識的漠視。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研究的進展

難能可貴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創建的新古典經濟學蒸蒸日上之際，新古典陣營中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并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作出了適當地調整。

首先是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knight（1921）認為，不確定性與風險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確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險化的客觀存在，不確定性意味著人們難以通過現有理論或經驗對事件進行預見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直接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完備知識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設，引發了經濟學界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現實性、合理性的審慎思考與認真對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評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經濟學的同時，年輕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提出了質疑。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coase通過放松新古典經濟學充分信息的假設，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疇來解釋企業的性質與邊界問題，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安排。9在coase開創性工作的推動下，以交易成本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疇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類的認知結構引入經濟人的行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設。simon認為，經濟行為主體在主觀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這一點。這大大拓寬了經濟學家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研究視野。

經過以上保護帶調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種范式進步，我們可稱之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識范疇就逐漸進入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天然地是與不確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認知特征聯系在一起的。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保護帶的調整，大大開拓和啟動了經濟學家們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并在此基礎上，對知識配置問題進行了極有學術價值的探索。

（一）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

1．知識不完備性。得益于knight的啟發，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論與經濟理論聯接起來，從主體心智的局限性層面闡釋了主體知識內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識不完備性假設，10進而開辟了嶄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首先，知識不完備性意味著，我們所應用的關于環境的知識不是以一種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個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經濟學就不僅應該研究給定的知識能否利用問題，而且應該研究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機制問題。其次，知識不完備性還意味著，對經濟行為主體而言，存在著某種完全無法意識到的東西，經濟學必須探尋經濟行為主體發現和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必須構建有利于主體學習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識不完備性假設，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內開了知識的經濟學分析之先河。可以說，關于知識不完備性特征的揭示，是經濟學中對知識“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觸及。

2．知識互補性。在hayek的知識不完備性基礎上，我國學者汪丁丁（1997）從哲學和經濟學角度對知識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提出了知識的互補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來，知識互補性包括空間互補性和時間互補性。前者是不同類型知識或者不同知識傳統沿著空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后者是同一類型知識的不同知識片段沿著時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其實，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側面提出了知識的這兩類互補性，只是沒有作如此明確的歸總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識分工范疇就隱含著知識空間互補性的特征，因為知識分工也是生產者知識結構的專業化，其結果是生產者之間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知識物化品的生產只能由不同知識傳統的生產者來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關于知識積累過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關于人力資本積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識與能力的獲得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連續過程，在時間上具有互補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頁）在研究知識資本的累積特征時更是直接提到“知識互補性”范疇，他們指出，科學知識的生產函數并非是規模收益不變的，當知識之間的互補性非常重要時，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時，如果有更多的可以獲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識的有用性增加。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識互補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識的時間互補性。承認汪丁丁的知識互補性假設，對知識的經濟學研究就無法回避以下兩個重要問題：一是關于知識分工或不同知識傳統的配置、協調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問題；二是關于知識的演化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問題。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試圖以這兩種形式的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汪丁丁，1997：第77頁）。

3．知識的非競爭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應。arrow（1962）在《干中學的經濟涵義》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識的積累過程及其經濟學涵義外，還指出了知識具有非競爭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識的溢出效應特征。11romer（1986、1990）進一步發揮了arrow的這些思想，明確提出了知識的非競爭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證明正是知識的這種特質，才產生了溢出效應。lucas（1988）關于人力資本外部效應的研究也確證了這一命題。很顯然，承認知識的溢出效應，也就承認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知識溢出效應命題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識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內生專業化模型等。

（二）關于知識配置問題的研究

以上對知識性質的探索，為建立以知識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提供了理論鋪墊。基于以上知識性質的理解，經濟學家們在關于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以及知識主體的激勵等知識配置問題上進行了深入地探討。這里，有大量的文獻可供攫取與歸納，由于文獻零碎，條分縷析的工作頗為棘手，下文只能作個簡要的梳理。

1．知識的傳遞與利用。作為一個知識的經濟學拓荒者，hayek立意鮮明地向人們指出，分散化知識的利用乃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并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在hayek看來，經濟協調的難題在于如何最好地發現和利用經濟主體中多樣而零碎的“關于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12hayek給出的答案是——利用價格體系。市場經濟中的價格體系作為信息交流機制，通過競爭為個體提供了發現知識并采取行動的機會，是一種傳遞、利用分散知識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業作為市場機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種利用分散知識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認為，獲得、維持和使用知識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業的分工可以節約這些成本，而且企業的邊界由維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的成本所決定。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業能促進知識的分享與轉移，在一體化企業中，研發部門與企業里實施新技術的人員之間的信息流動比市場上優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關系時附帶地提及知識問題的，并沒有直接對企業組織中的分散知識的傳遞、利用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2．獲取知識的學習過程及其效應。我們不難理解這么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經濟主體所擁有的知識不僅是一個存量，也是一個流量。存量表明，現在的知識是長期以來積累的結果；流量表明，任何主體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處于不斷更新勢態。另外，現代經濟學理論表明，經濟主體是以各自所擁有的要素來獲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種要素于生產實踐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種或某些知識的過程與結果，這當中同時也是各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學習行為。以上的分析集中為一點，就是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過程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前面我們所指出的知識的不完備性與互補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這個命題。而對于知識獲取的學習過程的具體描述，新古典經濟學家業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論。

有限理性學習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與不確定性學習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認知限制以及不確定性環境下經濟行為人的學習模式與機制；社會學習（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徑依賴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闡明了學習的特性，也說明了學習過程不是發生在一個無摩擦的環境中，而是一個行為互動的延續過程；作為研究互動理性決策行為的一門學問，博弈論中有大量關于學習的文獻（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為者如何從過去的行為進行學習、行為者如何通過對環境結構以及他人行為的理解來學習以及調整信念的貝葉斯學習等。這些博弈學習理論有別于行為者被假定為在已知他人行為的情況下能夠正常運作的傳統模型，考察了經濟行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和制度環境的情況下，通過相互作用并學習從而理解對手的過程；arrow（1962）的“干中學”學習模型考察了工作實踐中知識的積累對生產力的影響，驗證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時也表明了個人和組織所獲得的經驗會滯后于改進行為，進而又修正了純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經濟行為人即時性反饋機制的假設。

3．知識產權主體的激勵。當知識以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作用時，知識本身就成為一種產權。知識產權主體需要相應的激勵以促進知識的持續利用與進步。這樣，對知識產權主體激勵的研究自然要進入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2002：第91頁）從知識的“代數格”表達方式和知識的互補性原理來研究知識產權的博弈均衡。汪認為，通過買方叫價的競爭機制，產權博弈將自動找到均衡的知識價格，一個經濟的知識產權均衡價格與該經濟體社會成員的知識水平正相關。另外，汪丁丁還就知識產權的經濟學分析作出一個很好的文獻綜述。根據汪（2002：第83頁）的概括，人們對知識產權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動態經濟過程中確定受保護的知識產權的最佳適用范圍和最佳適用時段”。這些文獻的主旨是：①長遠看，知識屬于全人類，應實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為促進知識進步，應當保護知識產權；③知識互補性特征決定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容易壓抑知識的自由發展與知識進步；④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探尋特定社會在特定發展階段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度”。

隨著知識要素作用的日益凸顯，知識產權的資本化現象也就隨之產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周其仁（1996）、楊瑞龍（2000）等人的人力資本產權理論深入探討了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問題。在高科技產業中，創業者以及高科技人員一般都能憑借創意知識或技術能力而擁有一定份額的股權。在當代高科技經濟中，人力資本股、創業股、創意股等范疇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業進入權命題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創業企業觀也從不同的視點對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作出了理論上的闡釋。

除了知識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業也是一個知識產權主體。對高科技企業激勵的研究，主要是著眼于知識產品的定價問題，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coase（1972）的《耐久性與壟斷》一文，對高科技企業之間的競爭策略以及知識產品的定價策略具有指導性的意義。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經濟學家運用博弈論、契約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以及信息經濟學等現代經濟學分析工具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索。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對高科技企業競爭規則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認為，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網絡外在性是知識產品兩個最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結合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基本競爭策略，如差別定價、標準競爭、捆綁銷售和鎖定等。

以上經濟學家關于知識產權主體激勵的研究，奠定了知識經濟中的契約制度的理論基礎。但總的來看，新古典濟學家對知識范疇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標準化的顯性知識層面，對知識產權理論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專利保護問題。而對于隱性知識及其產權主體激勵則很少涉及。

篇2

關鍵詞：產業協同集聚；空間外部性；機制與效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

中圖分類號：F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047-007

產業集聚不僅是單一產業在空間上的不斷集中，更伴隨著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對差異化產業之間的空間集聚現象進行了關注，并提出產業協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譯者稱為產業共同集聚），即不僅單一產業在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不同產業也傾向于在空間上彼此鄰近。產業協同集聚中的差異化產業之間通常具有某些關聯關系，例如投入產出關聯（垂直關聯）、技術關聯（水平關聯）等，通過集聚產生金錢外部性、技術外部性等空間外部性，以及協同集聚效應。與產業集聚（1）相比，產業協同集聚更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的空間鄰近以及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

作為現實世界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組織現象，學界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獻系統梳理和總結產業協同集聚相關問題的研究進展，特別是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機制與效應以及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從上述三個主要方面出發，首次回顧并歸納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成果及最新進展。

一、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集聚與空間外部性

（一）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間外部性就被認為是經濟集聚的關鍵因素。空間經濟學中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從區域和城市尺度分別對集聚機制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二者的討論均以馬歇爾關于外部性的思想作為研究的起點。馬歇爾外部性思想包括三個方面：（1）產業的投入產出關聯；（2）勞動力的可獲得性；（3）基于知識交換和“面對面”交流而產生的新思想（知識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規模外部經濟。Scitovsky（1954）[18]進一步將其概括為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

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業和生產業為研究對象。Krugman（1991）[19]發現美國大量制造業的生產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們傳統觀念中固有的高科技產業。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投入產出關聯、勞動力的可獲得性、知識溢出均對制造業集聚有顯著的促進，但在不同空間尺度（編碼區、郡縣和州）作用大小存異。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慮空間連續性下的產業區位，在K-density指數的基礎上以英國制造業的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大部分的產業集聚傾向于發生在小于50km的空間范圍里。中國的制造業產業集聚現象同樣得到了大量關注[21]-[24]，他們聚焦于制造業集聚的時空演化、成因和空間經濟績效，還就如何縮小地區差距提出了諸多建議。

隨著生產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生產業集聚問題也成為研究熱點。Keeble et al.（1991）[25]考察發現了生產業的集聚發展特征。Kolko（2007）[26]試圖揭示生產業與制造業不同的產業區位選擇模式，通過多個服務業協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認為這種協同集聚的動力源于知識外溢和直接貿易關系。Keeble & Nachum（2002）[27]認為生產業集聚源于知識溢出和學習效應，頻繁的知識交流和互相學習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傳導是形成生產業集聚的關鍵。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國巴黎為例，研究了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發現每個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各異，但都是產業集聚和擴散的綜合結果。

由于空間尺度的差異，新經濟地理理論與城市經濟理論對于空間外部性的側重也有所不同。具體而言，新經濟地理理論在區域尺度上關于集聚形成機制的解釋更加倚重金錢外部性。他們雖然也認同非市場行為的P聯效應（知識溢出）導致的技術外部性在集聚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種種考慮（主要是技術上的），技術外部性在區域尺度上的集聚機制研究僅代表了未來需要發展的方向。城市經濟學理論則更加側重技術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將城市尺度的空間外部性進一步歸納為共享、匹配和學習。城市經濟學者認為，城市中充滿了技術外部性[30]，這是由于人和企業作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傳送者”具有交流互動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這造成了產業集聚發展的挑戰。Ke（2010）[31]和陳建軍等（2016）[11]以中國地級市數據為樣本的實證考察發現中國城市存在明顯的擁擠效應。

（二）異質關聯視角的空間外部性再整合

產業關聯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關鍵，上下游產業的垂直關聯（包括前后向關聯）在市場機制主導下加強生產的空間集中，形成金錢外部性，并與集聚之間構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時，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是普遍存在的，處于相同或相近的產業鏈條上的產業，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聯系。[10]水平關聯是指臨近產業鏈條上的產業之間無形的交往和聯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經驗的分享、勞動力或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流以及知識技能的共享，也可產生集聚[32]，形成非市場作用下的技術外部性。

然而，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分類角度不盡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場作用角度和產業關聯角度兩個主流觀點（表1）。市場作用角度，將異質關聯分為經濟關聯和知識關聯，經濟關聯在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對應；知識關聯在非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技術外部性對應。產業關聯角度，按照上下游產業間的有形交往與相同或相近產業間的無形交往分為垂直關聯和水平關聯，同樣分別對應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顯然，兩種分類只是切入角度有異但無實質區別。

二、產業協同集聚機制與效應研究

（一）產業協同集聚機制研究

產業的協同集聚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一個城市是完全專業化（只有單一產業）或者完全多樣化（擁有所有產業）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間情形，幾乎所有城市的產業集聚都呈現出中性結構特點。[14]然而，現象上觀察到的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集聚事實上只是呈現在眼前的結果，而如何形成產業間協同集聚的內在微觀機制仍然是個“黑箱”。為尋求現實中多產業協同集聚的來源，諸多學者進行了微觀形成機制方面的研究。

產業間協同集聚形成機制研究同樣圍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在構建產業協同集聚指數（E-G指數）基礎上，利用美國的數據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探討，研究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協同集聚同樣源于馬歇爾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從結果來看三種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中馬歇爾因素作用均遠大于自然優勢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內部的產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進一步印證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觀點，區別僅在于各因素的系數相對大小不同，而這可能是由于在較小空間尺度考察下的結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時將運輸成本細分為物理和信息運輸成本，分析了異質運輸成本下的馬歇爾因素是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來源。Gabe & Abel（2013）[35]側重于考察馬歇爾第三因素的關鍵作用，發現具備相似知識的職業勞動力傾向于協同集聚，并且這種協同集聚導致的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級尺度；行業層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術、藝術與人文、制造和生產、數學和科學、工商管理、信息通訊等制造業和生產業行業由于知識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傾向于協同集聚。個案研究方面做出貢獻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別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業、德國家具內部產業間為樣本進行了產業協同集聚形成機制方面的補充研究。

（二）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

總結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部分學者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例如，陸劍寶（2013）[38]進行了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主要關注和測度了制造業集聚對生產業集聚的影響，發現無論在省級還是市級層面，制造業集聚顯著影響生產業集聚，制造業集聚是導致生產業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業對生產業的集聚帶動效應。盛豐（2014）[39]分析了生產業空間聚集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及其空間外溢效應，發現生產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對本地區制造業升級的影響，而且通過空間外溢效應對周邊區域制造業升級有明顯的促進。

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效應研究是關系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議題。高峰和劉志彪（2008）[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分析表明產業協同集聚可以促進產業升級，通過相關產業和支援性產業的集聚，以及產業間的外部經濟而與集聚產業之間產生的協同效應，不斷強化產業集群的“集體效率”和“外部經濟”，提升產業集群內在的“知識含量”和競爭水平。陳曉峰和陳昭鋒（2014）[9]研究了東部沿海地區十省市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演進關系及其效應，發現兩者協同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專業化水平及產業優化升級有促進作用，但其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艷和朱文霞（2015）[16]發現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效應明顯，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生產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效應在現階段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未能顯現。

不難發現，目前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產業間集聚互動影響的方面，而對于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方面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對于區域（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諸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關鍵議題。

（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

產業集聚發展與空間結構演化之間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產業集聚發展需要空間載體，產業要素的集聚會改變空間結構形態；另一方面，決定這種空間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和空間外部性，而這三者都與距離相關，故空間結構的不斷優化會降低運輸成本和便于經濟主體“面對面”接觸，縮短時空距離、加速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反過來又促進產業的集聚。

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方面，陳國亮（2010）[40]、陳菁菁（2011）[41]研究發現不同產業（包括制造業與生產業以及細分行業層面）在空間上存在“互補”和“擠出”，無論是城市尺度還是城市群尺度。陳國亮（2010）[40]認為生產I與制造業集聚之間的雙重集聚在時間序列上來看是動態推進的過程，二者作用強度的相對大小決定了體現出來的到底是“互補”還是“擠出”。此外，運輸成本和“面對面”接觸是主導制造業與生產業空間上協同集聚的關鍵：制造業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動制造業靠近生產業發達的地區以實現“互補性”的空間協同集聚；而生產業方面，運輸成本的降低（“面對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動生產業向城市中心的集聚來形成“擠出性”的空間協同集聚。[41]

產業協同集聚具有產業和空間二重屬性，產業區位選擇可以影響城市（群）空間格局，而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優化又進一步促進產業協同集聚，形成循環累積因果的產城互動發展模式。[11]然而，現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研究雖然加入了空間思維，但依然囿于產業間的互動對彼此造成的“互補性”和“擠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間形態，對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機制的闡述也僅限于定性的或者經驗的討論，并沒有將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問題納入統一的空間經濟學分析框架進行系統解釋。

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測度方法

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量化測度指標的選取和構建，不少學者根據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需要進行了諸多嘗試。例如，國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構建的E-G指數、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構建的D-O指數、Stephen & Erik（2016）[33]構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數等；國內方面，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陳建軍等（2016）[11]構建的？酌指數和？專指數等。

（一）E-G指數

最早提出并構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計算方法為：

其中，G表示產業i的空間基尼系數，X表示地區r的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HHI為赫芬達爾指數。E-G指數包含了產業、企業兩個維度，因此，能夠避免計算出來的產業協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間的不同產業（行業）之間進行對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時，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還構建了產業層面的E-G指數，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根據該E-G指數，衡量產業i和j協同集聚度的計算公式為：

E-G指數的應用非常廣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數分別以美國、歐盟成員國的制造業樣本數據考察了產業集聚狀況。羅勇和曹麗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剛（2006）[23]等利用E-G指數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狀況。然而，目前并沒有文獻利用E-G指數進行制造業與生產業、生產業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方面的測度和研究。

（二）D-O指數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參數密度估計模型分析構造了D-O指數來衡量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達式為：

D-O指數需要利用較為精確的廠商空間位置數據，并假設廠商的空間分布具有連續性突破了區域邊際限制[23]；同時，該指數的計算可以設置任意形式回歸函數，具有評價偏離隨機性的顯著性統計特征，可以規避與規模和邊界相關的問題。雖然D-O指數較為精確，但在我國的實踐性并不強，尚未有文獻利用D-O指數進行基于中國實踐的產業協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數

Colocalization指數（簡稱Coloc指數）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鑒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礎上所構建的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指數。Coloc指數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離決定。具體而言，指數的數值代表了產業J位移到產業K空間相似性的統計顯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義Wasserstein距離為：

Coloc指數貢獻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數只能衡量行政空間單元的產業協同集聚而導致的遺漏相鄰地區廠商信息的缺點，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數由于依賴廠商的成對距離而導致移除特定地區的信息后廠商與就業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點。另外，由于Coloc指數解決了可塑性面積單元問題，適用于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數實證檢驗了產業在城市內部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與E-G指數、D-O指數相比，各因素（自然優勢、投入產出關聯、消費者外部性以及知識溢出）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顯著正效應，差別在于相關系數大小不同。Coloc指數對數據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國數據限制其現實可操作性同樣較低。

（四）？酌指數和？專指數

國內方面，一些學者結合中國實踐，開始嘗試構建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認為E-G指數只能從產業層面反應國家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區（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因此，構建了？酌指數：

其中， k為地區（城市）；η為單個產業（i或j）的集聚水平，以區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數的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協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陳建軍等（2016）[11]借鑒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構建了新的適用于考察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專指數：

陳建軍等（2016）[11]通過比較E-G指數與之構建的？酌指數，在樣本范圍內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409。（3）他們認為，？專指數相對于以上產業協同集聚指數的好處在于，不僅能夠反映“協同質量”，還能夠反映“協同高度”，因為高度集聚的城市產業通常是優勢主導產業，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因此，考慮“協同高度”能夠全面反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評述

產業協同集聚是不同產業間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具有“產業-空間”二重屬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來，已有大量國內外文獻開始對這一典型的空間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已經處于“現象機制”分析階段。

空間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分別從區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統闡述了產業集聚和擴散的機制，在主導機制上新經濟地理理論較依賴于垂直關聯（前后向關聯）的作用，而城市經濟理論更為側重水平關聯（“面對面”接觸下的知識溢出）的作用，通過異質關聯的傳導形成了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并且二者構成的空間外部性與集聚之間又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互相強化。當然，這一過程也并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另外，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的空間外部性理論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產生了不同分類，本文對其進行了重新整合。

諸多學者圍繞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產業協同集聚微觀形成機制的研究，驗證了Marshall（1920）[17]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對于制造業與生產業之間的協同集聚、制造業和生產業內部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然而，產業協同集聚內在微觀形成機制僅是機制研究的一個方面，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的互動機制作為機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卻非常單薄。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對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經濟績效，例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亦即現有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并沒有形成“現象機制效應”這一完整分析脈絡，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產業協同集聚經濟績效及其空間效應研究也構成了未來研究重點，對于指導城市和區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最后，本文還全面總結了國內外現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觀比較了不同方法的適用性。

注釋：

（1）產業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樣是指產業在特定空間聚集的一種地緣經濟現象，既包括受自然資源稟賦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屬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間的自我強化過程（第二屬性）。

（2）詳細介紹可參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陳建軍等（2016）利用E-G指數和？專指數，對2003―2011年中國2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生產業與制造業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通過進行相關關系檢驗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均值為0.9409。

參考文獻：

[1]G.Ellison & E.L.Glaeser.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5）：889C927.

[2]Poter M.E.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77-91.

[3]G.Duranton & H.G.Overman.Testing for Localization Using Micro-geographic Data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5，（4）：1077-1106.

[4]G.Duranton & H.G.Overman.Exploring the Detailed Location Patterns of U.K.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sing Micro-geographic Data[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08，48（1）：213-243.

[5]高峰，⒅頸.產業協同集聚：長三角經驗及對京津唐產業發展戰略的啟示[J].河北學刊，2008，（1）：142-146.

[6]G.Ellison，E.L.Glaeser & W.R.Kerr.What Cause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3）：1195-1213.

[7]陳建軍，陳菁菁.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定位研究――以浙江省69個城市和地區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11，（6）：141-150.

[8]Robert W.Helsley & William C.Strange.Coagglomeration，Clusters，and the Scale and Composition of Citi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4，122（5）：1064-1093.

[9]陳曉峰，陳昭鋒.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水平及效應――來自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驗證據[J].財貿研究，2014，（2）：49-57.

[10]陳建軍，劉月，陳懷錦.市場潛能、協同集聚與地區工資收入――來自中國151個城市的經驗考察[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77-88.

[11]陳建軍，劉月，鄒苗苗.產業協同集聚下的城市生產效率增進――基于融合創新與發展動力轉換背景[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03）：150-163.

[12]Klaus Desmet & Esteban Rossi-Hansberg.Spatial Development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4）：1211-1243.

[13]Lanfranco Senn.Service Activities’ Urban Hierarchy and Cumulative Growth [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93，13（2）：11-22.

[14]胡尊國，王耀中，尹國君.勞動力流動、協同集聚與城市結構匹配[J].財經研究，2015，（12）：26-39.

[15]江曼琦，席強敏.生產業與制造業的產業關聯與協同集聚[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153-160.

[16]胡G，朱文霞.基于生產業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J].產經評論，2015，（2）：5-14.

[17]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20.

[18]Scitovsky T.Two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4，（62）：143-151.

[19]Krugman，P.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 MA：MIT Press，1991a.

[20]Rosenthal S.& Strange W.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1，50（2）：191-229.

[21]白重恩，杜穎娟，陶志剛，仝月婷.地方保護主義及產業地區集中度的決定因素和變動趨勢[J].經濟研究，2004，（4）：29-40.

[22]羅勇，曹麗莉.中國制造業集聚程度變動趨勢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5，（8）：106-127.

[23]路江涌，陶志剛.中國制造業區域集聚及國際比較[J].經濟研究，2006，（3）：103-114.

[24]韓峰，柯善咨.追蹤我國制造業集聚的空間來源：基于馬歇爾外部性與新經濟地理的綜合視角[J].管理世界，2012，（10）：55-70.

[25]Keeble D.，Bryson J.& Wood P.Small Firms，Business Service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K：Some Empirical Findings [J].Regional Studies，1991，25（5）：439-457.

[26]Jed Kolko.Agglomeration and Co-agglomeration of Services Industries [R]，MPRA Paper，2007，No.3362.

[27]D.Keeble & L.Nachum.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 [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2，27（1）：67-90.

[28]Richard Shearmur & Christel Alvergne.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le-de-France [J].Urban Studies，2002，39（7）：1143-1163.

[29]G.Duranton & D.Puga.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Increasing Returns：Theory.In：J.V.Henderson and J.-F.Thiess （eds）.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Cities and Geography.Amsterdam：North-Holland，2004：2063-2117.

[30]Anas A.，Arnott R.& Small K.A.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1426-1464.

[31]Shanzi Ke.Agglomeration，Productivity and Spatial Spillovers across Chinese Cities [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5（1）：157-179.

[32]梁琦.空間經濟學：過去、現在與未來[J].經濟學（季刊），2005，（4）：1067-1086.

[33]Stephen B.Billings & Erik B.Johnson.Agglomeration within an Urban Area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6，（91）：13-25.

[34]Ryan M.Gallagher.Shipping Costs，Information Costs，and the Sources of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3，53（2）：304-331.

[35]Gabe Todd M.& Abel Jaison R.Shared Knowledge and the Co-agglomeration of Occupations，Staff Report [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2013，Working Paper No.612.

[36]Megha Mukim.Coagglomera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India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5，（15）：329-351.

[37]K.Rusche，U.Kies & A.Schulte.Measuring Spatial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by Extending ESDA Techniques [J].JahrbRegwiss，2011，（31）：11-25.

[38]劍寶.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J].管理學報，2013，（3）：396-401.

[39]盛豐.生產業集聚與制造業升級：機制與經驗――來自230個城市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14，（2）：32-39，110.

[40]陳國亮.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業集聚研究[D].浙江大學，2010.

[41]陳菁菁.空間視角下的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調發展研究[D].浙江大學，2011.

篇3

1．現實性原則

經濟學不同于其他學科，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它與實際生活結合極其緊密，具有顯著的應用性特色。這一學科特點決定了經濟學論文選題時必須考慮研究的問題有無現實意義，要借助選題將所學理論與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通過分析研究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為此，在論文選題時必須關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現實問題，特別是經濟改革和社會生活中的熱點、難點、焦點問題。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期，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譬如房價過高、通貨膨脹、貧富差距、就業問題等都可以作為研究的領域，作為論文選題的內容，這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2．專業性原則

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作為學位論文，選題理所當然應與學生所學專業和所要申請的學位掛鉤。同時畢業論文是對學生四年所學專業知識的一個檢驗和總結，是學生綜合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和能力的體現，這也要求論文選題要緊緊圍繞經濟學科，體現經濟學的專業性。對選題而言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專業領域內選擇確定論文題目。由于經濟學本身具有研究面寬的特點，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現選題偏離專業領域的情況，因此在選題時更要找準經濟學的切入角度，保證選題與專業的相關度。二是要體現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濟學有一套以數量分析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實證分析、邊際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如果能在選題中有所體現，更能反映經濟學專業的特點。

3．可行性原則

選題的可行性是指畢業論文的選題一定要切合實際，具備完成選題的主客觀條件。具體來說，首先，要從學生的興趣愛好、知識結構、專業所長等主觀條件的角度判斷學生是否可以駕馭選題。譬如，當一個不擅長經濟計量分析的學生面對一個計量分析的選題時，一定會因難度過大而感到難以勝任，這顯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則。其次，必須從選題本身的工作量、理論難度和深度、指導教師水平、圖書資料查詢條件、論文完成的時限要求等方面評估完成選題的客觀條件是否具備。以資料的可獲取性為例，經濟數據中省、市級以下的數據一般很難獲取，往往需要進行實地調研而且調研工作量極大，本科學生往往很難獨立完成，缺乏數據的情況下，選題再好也很難寫出高質量的論文。

二、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面存在的問題

1．重視程度不夠，選題確定過于隨意

一方面，不少老師存在“重研究生論文，輕本科論文”的思想，開題以前老師實際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學生自主選題，沒有給予相應的交流、指導和建議;另一方面，本科學生“重工作，輕論文”，第七、八學期正是學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階段，很多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應聘、工作實習和備考方面，無暇顧及畢業論文;還有一部分學生自認為學業已成，將來從事的工作與論文研究的內容無關，抱有走過場的心態。凡此種種，對論文選題的重要性缺乏認識，不花功夫搜集資料并斟酌選題，臨近開題時往往隨便選一個題目應付了事。在開題答辯中會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某個學生信口說出一個選題，卻對該選題的研究意義、文獻綜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當老師指出其選題存在問題時，學生會立即將選題更換成另外一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題目，選題的過于隨意增大了題目的不確定和變動性，最終會累及論文質量。

2．偏好大選題，涉及面過于宏觀

較之其他專業，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過大、過泛的現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與學科特點相關，經濟學研究分為宏觀、微觀部分，宏觀經濟學研究經濟中有關總量的決定及變動，涉及的是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國際收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大”問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形中會強化這種“大”問題的心理暗示，選題時就會貪大求全，動輒冠以“中國”或“我國”的字樣;二是學生往往擔心選題太小沒有東西可寫，認為宏觀選題題目大、外延廣，寫作時順著每個外延發揮一下，就可以達到論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選擇了過寬過大的題目。比如“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選擇”“試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等選題，這類選題本身包括了多維度和多層次，要求研究者對各個層次、各個維度的問題有清晰和準確的認識，本科生的理論水平和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認知能力顯然達不到這一要求，過于宏觀的選題寫出來的東西往往缺乏深度、沒有重點。

3．選題范圍狹窄，題目相似度高

其實經濟學涉及面廣，又貼近社會生活，現實中有眾多問題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個問題，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應該說為學生提供了廣闊的論文選題空間，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的范圍和題目應該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或者是因為指導老師連續幾年給學生的題目缺少變化;或者是因為學生相同的專業背景使他們的學術思維、研究視野趨于一致;或者是因為學生主要通過圖書館資料檢索，趨同的選題手段使那些點擊率高且參考文獻多的選題容易中標，結果就是選題往往集中在幾個話題上，題目“扎堆”且重復率高，很難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學位論文“一人一題”。比如人民幣升值、期貨市場、中小企業融資、貿易壁壘等都是近年學生熱衷的選題，連續幾年的畢業論文都可能出現相同的選題，甚至同一年同一個答辯小組中的題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僅有一兩字之差。

4．缺乏經濟學思維，選題偏離專業方向

目前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選題中仍存在部分偏離經濟學專業的選題，譬如“校園超市的營銷分析”，這個題目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營銷專業的題目，基本看不出經濟學的專業特色，嚴格意義上就是一個不合格選題。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園超市的壟斷市場分析”，從題目就可以看出該選題是運用西方經濟學微觀理論中的壟斷市場理論分析校園超市，無疑凸顯了經濟學的專業特色。第一個題目之所以出現專業偏差，除了指導老師把關不嚴之外，主要原因是學生缺乏經濟學思維。經濟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它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套結論。經濟學教育除了傳授經濟學理論知識，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體會和掌握經濟學思維方式，并運用這種思維方式分析經濟問題，形成關于社會經濟現象或經濟問題的解釋。但現實中有部分學生及至畢業也沒培養起經濟學思維，在選題時，面對經濟實踐中的具體問題，不能“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找不到經濟學的切入視角，導致選題與專業相關度不高。

三、提高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質量的建議

1．前置選題工作，夯實選題基礎

針對學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無暇顧及論文的情況，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將畢業論文選題的時間安排適當前移。比如在學生一進入大四階段，有條件的學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級就讓學生進入選題環節，提早確定指導老師，通過與指導老師交流溝通，在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學生可以早一步確定論文大方向。再有意識地將課程設計、社會調查以及專業實習等實踐環節與畢業論文結合起來，同時熟悉相關的理論分析方法和工具，展開文獻檢索和閱讀，從中搜集和積累相關資料，隨著對相關問題認識和了解的不斷深入最終確定選題。前置選題工作的好處是給予論文選題環節充裕的時間保證，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斟酌并熟悉相關的知識領域，為提高選題質量打下扎實的基礎。

2．強調畢業論文重要性，進行選題環節專項輔導

應以院、系或專業為單位，召開畢業論文動員會，宣講畢業論文的作用、價值和要求。強調畢業論文的寫作不僅是學生總結、檢驗、深化所學專業知識的過程，更是訓練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將來工作或更深層次研究奠定基礎的過程。對教師而言，指導論文不僅是培養目標要求的職業責任，還是反映教師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更是一個向學生學習提高自己的機會。總之，只有師生思想上高度重視，才能通力配合選出好的題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為學生進行選題方面的專項輔導，教會學生如何選題。譬如，通過舉辦講座有針對性地講解選題原則;結合以往的論文題目說明選題如何找到經濟學的視角，如何以小見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法的介紹。在多種選題方法當中，相對適合經濟學本科學生、值得推薦的方法有以下兩種:第一是實踐選題法。即在社會實踐、經濟調研和專業實習中，了解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趨向，通過調研取得第一手資料，以此作為選題的依據。第二是查閱文獻法。即確定感興趣的領域，閱讀該領域內權威的專業文獻資料，了解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那些該領域中尚未解決的課題或許就是選題方向。

3．強化選題階段的導師作用，重視任務的落實與檢查

針對指導老師在選題階段作用缺位的情況，要強化導師的指導作用。指導老師要及早進入角色，加強與學生的溝通交流，不能坐等學生上門詢問，而應主動了解學生的專業興趣點，介紹獲取與選題相關的文獻資料的渠道。向學生推薦綜述性或經典的文獻，幫助學生分析調查研究、搜集數據的難易程度，啟發學生尋找經濟分析的角度和需要運用的實證研究方法，幫助學生對選題可行性給出基本判斷，避免選題的盲目性。針對學生不重視選題工作的情況，指導老師要通過布置給學生任務的落實與檢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比如，可以讓學生就閱讀的文獻資料、關注的經濟熱點問題寫出綜述，專業實踐中可以讓學生寫日記、寫報告，以此督促、推動學生發現問題，找到自己的視角;還可以要求學生跟老師通過郵件或電話定期匯報，在和老師交流中也可能就會找到合適的選題。

4．組建專家團隊，為選題質量最后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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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展經濟學；歷史；流派；研究方法；發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297(2008)12-010-01

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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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經濟學

經濟人

有限理性

展望理論

價值函數

一、行為經濟學的形成動因及興起過程概述

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又稱為“心理的經濟學”或“心理學和經濟學”，在心理學的基礎上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是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它認為，人類行為是有限理的，并且，經濟人偏好不總是穩定的。

二、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決策

1．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的偏差

一個基本偏差是：小數法則。例如，當一位投資者觀察到一位基金經理在過去兩年中的投資業績好于平均情況，就會得出這位基金經理比其他經理優秀的結論。

2．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展望理論

莫里斯.阿萊最先提出實際情況中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與預期效用理論相背離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阿萊悖論”，并由此獲得了198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用一個簡單的實驗來說明阿萊悖論。如，給定一組選擇，a：以100%的概率獲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獲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沒有收益。此時，被實驗者往往會選擇a選項。給出第二組選擇，a：以25%的概率獲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沒有收益；b：以20%的概率獲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沒有收益。與第一組選擇相比，兩個選項獲得收益的概率同時減為四分之一，但此時被實驗者往往放棄a而選擇b。

卡尼曼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證據，表明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與預期效用理論相背離。在此基礎上，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在1979年發表的《展望理論：風險下的決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論模型，即展望理論。

在展望理論中，相對于各種選擇下效用的絕對水平，決策者重視各種選擇所帶來的總效用的變化。 U=U[，I]-U[，0] 即效用值 U[，I]相對于初始效用值U[，0]的變化量，如果相對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 U[，I]增加，則 U取正值，反之若見小，則 U 取負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發生，效用變化值為 U [，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發生，效用變化值為 U[，b]，當且僅當下式成立時，決策者會選擇A而放棄B。Σp[，a] U [，a]＞Σp[，b] U [，a]

（1）

價值函數V（ u）的解釋：

價值函數V以效用值的變化為自變量。該函數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損失。比如說，按照傳統的預期效用理論，以80%的概率損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損失，損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確定損失，所以應該選擇后者。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寧愿冒一下險，選擇前者。因為如果幸運的話，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損失。這就體現了損失上的風險偏好。

（2）

決策權重函數：單調上升，在0、1處間斷，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為經濟學思想想到的對投資問題貼現模型的改進

給出兩個選擇，a：在未來十年里，每年可獲得1.2萬元的現金流，總貼現值收益為10萬元；b：立刻可以獲得9萬元收益。現實生活里，恐怕很多人會選擇后者，因為相對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萬元，貼現10萬元的收益還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了。

所以，在傳統投資貼現模型中添入一些影響人們行為的選擇偏好因素及風險因子。并且，傳統投資貼現模型假設每年現金流的貼現率相同，而實際經濟每年在發展變化，客觀經濟環境也在變化，利率、通貨膨脹率也隨之變化，結果可能未必相等。

設Pi為投資者對于每年現金流的心理偏好權重，即每年現金流相對于投資者的價值體現；每年現金流為Ci ；n年里每年現金流的貼現率為 i；每年現金流可得性風險為Ri，實際的總貼現值對于投資者個人的價值體現為V：

V= Pi （1-Ri）

投資者會潛意識的依據自己偏好，根據貼現值在自己心理賬戶中的價值體現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來判斷投資決策。

最后，行為經濟學并不是否定傳統經濟學，而是對傳統經濟學的修正和補充，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雖然，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進展，但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行為經濟學還沒有建立起嚴密的理論體系，自身也沒有建立起嚴密的邏輯理論模型。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行為經濟學會逐漸建立起系統完整的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1] 周業安.行為經濟學是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革命嗎？[J].人民大學學報，2004，第2期

[2] 黃祖輝，胡豹.經濟學的新分支：行為經濟學研究綜述[J].浙江社會科學，2003，第2期

[3] 趙，尹伯成.經濟學發展新方向:心理學發現對經濟學的影響[J].南開經濟研究，2003，第6期

[4] 魏建.行為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一個簡單的介紹[J].新制度經濟學研究，2003，第2期

[5] 常鑫，殷紅海.Daniel Kahneman與行為經濟學[J].心理科學進展，2003，11（3）:256~261

[6] Edwards W.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54，12:473～498

[7] Daniel Kahneman， Tversky 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263-291

[8] Neumann vun J，Morgenstem O.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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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展經濟學；歷史；流派；研究方法；發展前景

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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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社會學；“嵌入性”

中圖分類號：C9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經濟社會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者都關注經濟行動中交易組織和制度，并對此展開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蓬勃發展將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對這一領域研究在基本假設、方法論主張等方面既有相同點又有所區別。本文旨在對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和主張進行簡要梳理和比較。

一、經濟學和社會學交叉研究的回顧

從學術發展史來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熊彼特、韋伯等人都使用了“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的概念。但這一時期的學科界限還不明確，學者身份往往帶有綜合性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數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對認識一些經濟現象的局限，并開始對這一方法進行反思，結果是經濟學發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趨勢，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經濟學研究出現了社會學的新取向。

經濟學對社會學問題的關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貝克爾。他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及范圍，將傳統的經濟學分析拓展到個人、家庭等范圍，使經濟學的研究突破了單一的物質生產領域，把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延伸到社會學領域。經濟學家的這種學科“入侵”，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會學者也嘗試用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問題。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使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的產生。他認為，社會網絡是經濟交易發生的基礎，市場是一種社會網絡，它體現了社會關系。懷特的研究極具開創性，這標志著社會學者開始關注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這種學科交叉，在經濟學領域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為代表，在社會學領域則表現為新經濟社會學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體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治理結構核心概念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Williamson，1975）。諾斯（North，1981）的研究關注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中的運用。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假設

通過對科斯、威廉姆森、諾斯等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理論的研究可以發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仍然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但這些假設相對于古典經濟學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1）“經濟人”假設。相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不關注制度或松散地對制度進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產生及變遷問題。圍繞“交易成本”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學派具體采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質上仍是“經濟人”假設下的效益最大化問題。（2）“有限理性”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主張“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科斯認為“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這樣的假設，即人的行為都是基于當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預判后發生的行為（Coase，1994）。（3）“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暗含的“確定性”和“簡單性”假設相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環境中充滿不可預期性和各種變化，因此交易雙方都力圖將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復雜性納入契約之中，契約的達成在交易過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體系

（一）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蘭尼提出的，他在《大轉折》一書中寫道：“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中對波蘭尼的“嵌入性”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提出了“企業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著名觀點（Granovetter，1985）。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主張，確立了經濟社會學中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新經濟社會學也因此得名。新經濟社會學是建立在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的。

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都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關于個人的原子化假定，他們認為社會個體決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實并不如此，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經濟行動都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其中的一個最明顯表現就是社會的網絡關系特征，因此研究社會關系網絡是十分必要的。新經濟社會學者們普遍認為，“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是一項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假設。新經濟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學研究視角，即從社會網絡的角度關注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并對此進行廣泛研究。

（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假設

格蘭諾維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核心歸結為三個命題：即經濟行動是社會行動的一種特定類型；經濟行動具有社會性的定位；經濟制度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從新經濟社會學的上述基本命題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假設：（1）“社會人”假設。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經濟行動只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經濟行動者有多重動機。格蘭諾維特認為“盡管重要，經濟行為也僅僅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為類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設。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行動具有“嵌入性”，經濟行為被“嵌入在具體的、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僅僅用個體的動機來解釋”。（3）“社會建構”假設。20世紀90年代初期，格蘭諾維特闡述了“嵌入”的兩種形式，一種是關系性嵌入，另一種是結構性嵌入，新經濟社會學的關注焦點也由關系性嵌入轉向了結構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經濟制度何以被社會建構。格蘭諾維特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歸納為兩個社會命題：經濟行為總是社會性定位的，它不可能僅僅用個人動機來解釋；社會制度不可能以某種必然的形式自動地產生，而只能通過“社會建構”來形成。

四、結論和討論

在行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有不同的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中基于個體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則是建立在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基礎上，特別是強調“嵌入性”，即經濟行動嵌入于特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中。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已有的研究和基礎和假設來看，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兩種理論的不同取向，這種不同也根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不同方法論差異。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講仍然沒有突破經濟學的方法論的單一性局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式方法則是多層次多方向的，不僅限于某一單一領域。一個顯著的表現在于具體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規范分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則更像一種研究視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對地忽視規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以組織和制度分析為共同切入點，為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行動打開了新的一扇門，引領了新學科的交叉。同時，兩種理論的發展，也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兩門重要分支學科的進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參考文獻：

[1]羅納德?科斯.社會成本問題[J].法律與經濟學雜志，1960（3）.

[2]羅納德?科斯.企業、市場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

[3]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4]羅納德?科斯.企業的性質[G]//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上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6]奧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機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7]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8]蘭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論研究綜述[J].技術經濟，2009（1）.

[9]符平.“嵌入性”：兩種取向及其分歧[J].社會學研究，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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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1］祝茂.轉型期中國經濟問題探索——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點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1）:100-103.

［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4）:6-7.

［3］嚴飛.《西方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與實踐探討［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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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RBC模型；非參數校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8—0010—03

導言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ydland和Prescott創建的真實商業周期模型已成為諸多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的主要工具。新古典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同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相比，其吸引力在于它保持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很好的一致性，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并開拓了西方學者研究宏觀經濟學的新思路，使其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盧卡斯極力贊揚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方法論，“建立了一個最貼近現實的模型：一個被充分描述的隨時間變化的人為經濟，從而逼真的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將宏觀經濟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對于真實經濟周期的研究方法校準法是在對宏觀計量模型不甚滿意，想要模型更好的擬合實際經濟而提出的，校準法對于數據的要求較低并且具有容易簡單性，該種方法已經從最初用于研究政策沖擊的應用一般均衡模型到后來被學者們推廣到研究經濟周期的原因和結果的非貨幣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以及其他模型中的廣泛應用。正如Gregory和Smith（1991）在對宏觀經濟學的應用文章一次調查后指明這種模型將在當代宏觀經濟學實證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這足以說明校準在整個宏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校準法來源于自然科學中測量設備的校驗，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給出了簡單的說明：校準相當于為測度工具進行初始點的設定以及尺度的選擇，校準后的溫度計，0度代表冰點，100度代表沸點，這樣的溫度計就可以用來測量溫度。一個經濟模型的校準，涉及到具體參數的設定以能夠復制作為模型解的基準數據集。黃賾琳（2005）對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求解方法校準法給出具體的步驟：第一步是確定與構建分析框架理論模型，第二步是模型通過建立與時間經濟度量相一致的指標變量以便能夠從實際經濟中獲取數據來測算相應的參數值，第三步是設置一組與均衡條件相一致的參數。如果該模型被校準，它就可以被用于評估或模擬一些不可觀察的或者反事實的政策或者參數變化對于經濟體的沖擊效應。我們來回顧國內外關于校準研究的文獻以便能夠從整體上把握校準的發展脈絡，有助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一、校準方法的國外文獻綜述

首先我們來看在校準法最初是怎樣的形式進入到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中的。Kydland和Prescott （1982）采取季度這一時間單位來作為模型的一個時間段，之后運用戰后美國的平均經濟數據來確定平均資本產出率，平均季度利率，收入中資本利得所占的平均比例以及平均工作時間。所有變量以固定增長率增長，這便是長期或“穩定態”狀況。之后從模型的方差—協方差性質估計得到的參數是方差加上參數v（決定存貨和投資的替代性），a0和y（確定閑暇的跨期替代）和風險規避參數r。最后選擇技術過程的關鍵參數使得技術過程與索洛過程特征相符。對于每一組參數值，平均值和標準差都由幾組統計數據（根據匯總模型的連續的相關性和協方差屬性）而計算。這些數據總結了時間序列的相關性和協方差屬性。它們是美國1 950∶1到1979∶2的真實數據通過使用Hodrick和Prescott方法而得到的。平滑后的美國戰后產出序列與線性時間趨勢相差較大，在118個季度數據中這個差別有兩個高峰和低谷。這些事實與模型的預測擬合地很好，模型樣本分布的平均值是4.0，這個與觀察到的擬合很好，還有兩極之間的季度數據的平均值是26.1，標準差是9.7，以及兩極數據之間的垂直差異的平均值和標準差都表明美國經濟的產出序列平滑后與模型一致。

從校準法應用于宏觀經濟之后，各個學者極力探尋如何測量校準的解釋度，就像在計量經濟過程中擬合度一樣。在1992年，Christiano和Eichenbaum使用GMM方法提供了一個一般化矩方法來解釋校準過程，這一方法提供了評估模型預測與實際數據差異的尺度。通過一階條件對參數和變量的變化幅度進行了統一的估計，這一方法使參數估計中的不確定性更具有透明度，并可以對不同的模型進行比較分析。并且實踐表明，這些估計值與一般的參數設置值和模擬結果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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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Hong，H.，J.Stein.Disagreement and the stock marke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7，21（2）：109-128.

[2]朱寶軍.吳沖鋒.異質投資者與資產定價：一個新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5，（6）.

[3]李琰，齊中英，雷瑩.有限理性，異質信念與商品期貨價格波動[J].中國管理科學，2007，（10）.

[4]Jonathan E. Ingersoll. JR .金融決策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