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文學的特征范文
時間：2023-05-30 16: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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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啟蒙運動的核心內涵是理性主義,理性的基本內涵是通過人們的推理和邏輯思維進行對事物的認知。理性主義認為應當通過人們的推理和邏輯思維進行對事物的認識。理性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是歐洲在從中世紀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當中,從事工商業的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壯大。商品經濟在歐洲中世紀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始終處于受壓制的地位;商業活動受到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的嚴重限制的現實狀況,使得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改變自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被壓制的地位;資產階級反抗封建王權的需要形成了啟蒙運動產生的階級、社會基礎。啟蒙運動的主導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啟蒙運動主導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歐洲逐步異化并偏離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紀天主教神學。中世紀的天主教會由于受到世俗貴族勢力的滲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直接促成了啟蒙文學的產生和發展。
(二)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使得啟蒙文學帶有思想政治傾向
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是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進行激烈的斗爭的年代。因此啟蒙文學從產生開始就帶有十分明顯的思想傾向性并同政治理論主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眾多啟蒙思想家通過文學形式宣傳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張,這給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藝術帶來了鮮明的政論性特征。為資本主義制度鳴鑼開道,向封建制度本身進行猛烈攻擊是啟蒙運動時期文學藝術的重要時代使命和歷史特征。
二、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對文學的影響
(一)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促成以思想主張為主流的啟蒙文學
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藝術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頓等人的推動下,對世界的認識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對上帝進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這些大膽的思想主張為啟蒙運動和啟蒙文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一時間,倡導懷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主流。在文學作品當中,將普通的個人作為直接的描寫對象并號召人們進行個性化的發展和生活,成為當時的啟蒙作家普遍反映出來的思想主張。
(二)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使得文學成為政治理論載體
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形式在當時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斗爭中,通過作家本身的思想觀點和文字描寫顯現出鮮明的政論性特征。這一時間內,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擔起了啟蒙作家的功能。盧梭、洛克、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等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將理性主義哲學思想應用于社會政治領域形成了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這些政治理論主要通過當時的文學形式表達出來。
1.形成以民主思想為主的文學
盧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盧梭通過文學形式折射了他的這些主張。《懺悔錄》《新愛洛綺絲》是他的兩篇著名的文學作品。《懺悔錄》與以往的啟蒙主義文學作品不同的是,該書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質、感情和性格特點。盧梭在《懺悔錄》中以誠懇直率的態度完整地記述了他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內心動態的各個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會契約論》,將這些文學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張集中總結和反映了出來。在政治主張中,他主要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國家和社會的形成是個體為滿足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理性選擇所形成的總體。國家中每一個個體的目的是通過集體的存在保證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這樣的分析,國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應當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沒有任何一個公民在國家當中應當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夠奴役其他人的權利。當國家不能保證自身利益時,個體可以選擇離開國家。國家政治權利的形成是公民為實現個人利益將公共權力提交給一些具有決策能力的管理者的過程的結果。由于公民推舉政府的初衷是實現個人利益,因此公共權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職責和義務。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學體現
啟蒙運動中的重要思想主張是自由平等思想。這一思想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作品當中,得到了廣泛的體現。在政治思想理論當中英國政治學家洛克旗幟鮮明地主張自由的觀點。洛克以基督教神學作為依據,提出“天賦人權”的主張。天賦人權中主要包括的權利有追求個人幸福權、生命權和財產權。洛克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人類一切行為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向上帝贖罪,上帝賦予人們自由意志。人應當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們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傷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關于國家應當保障個人利益的觀點也包括個人追求合法權利的觀點,因此也蘊涵一定的行為的自由主張。在基督教神學的視野下,人類具有原罪,人的生命過程都是向上帝贖罪的過程,因此人的本質是相同的,人的地位應當是平等的,這一神學觀點也為平等觀念奠定了基礎。在理性主義得以廣泛傳播的背景下,這一觀念也逐漸被人們發掘出來。
3.法治思想和分權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學
啟蒙文學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樣身兼文學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鳩。孟德斯鳩是法制和分權制衡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著名的文學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當中,他通過小說的形式將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漸描述開來。在《論法的精神》當中,孟德斯鳩提出了社會政治的基礎應當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鳩的主要觀點當中,社會同自然界一樣具有相應的規律,上帝在創造世界與規律之后就讓世界按照規律進行運轉,而人類社會應當具有的規律就是社會的法律,社會應當嚴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運轉。在基督教神學當中,由于人類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們在面臨一定的特殊環境時就會產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組成人員同樣也有可能違背公共利益而以權謀私,因此應當進行分權制衡以對政府進行約束和監督來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啟蒙運動對歐美當今社會文化的影響
篇2
關鍵詞：兒童文學；小學語文教育；作用
兒童文學是專門為少年兒童創作的文學作品，要求符合兒童心理特征和審美需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內容簡單，充滿趣味和故事性。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有著天然的聯系，兒童文學的讀者對象和接受小學語文教學的學生屬于同一人群，兒童文學中所包含的情感態度、價值觀與語文教育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兒童文學是語文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學生的語文素養能否得到提高，關鍵在于兒童文學學習效果的強弱。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教育有一種必然的聯系，應該成為小學語文教育的重要內容。
一、兒童文學在小學語文教育中的地位
1.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課堂教學
小學語文主要以趣味性和教育性為主旨。兒童文學將深奧難懂的道理以故事的形式講述，不但能提高學生課堂積極性，同時對文章內容的理解也有大幅度提高。小學語文教育中很少涉及到大篇幅的古詩詞，故事占有很大比例，通常將動物擬人化描寫，在接收愛啟蒙教育時教會孩子父愛、母愛、感恩、廉恥等做人道理。在小學語文教育中，兒童文學是主要的文體傳授形式。未來語文教材改版也是以優化兒童文學為主體方向。教師在傳授知識中，經常會出現兒童難理解的部分，會通過引用故事的形式進行講解。小學生活潑好動，課堂中很難集中注意力，組織課堂紀律需要浪費很多時間，一些與課文關聯的小故事會增強課堂的生動性，吸引學生注意力集中。這兩種形式的小故事都屬于兒童文學。
2.兒童文學與小學語文課外閱讀
小學是一個重要的啟蒙階段，老師為了幫助學生成長，會推薦一些優秀的課外讀物。讀物中很大一部分是鞏固課堂知識的，在這些文學作品中，不單涉及人生道理生活哲學，還有大量的生活常識，在學習過程中豐富學生的課外知識。電子產品發展迅速，各類游戲機使兒童成癮，很多學習任務也可以通過電腦完成，多數孩子會出現提筆忘字的情況。為避免這一問題加深，家長應提早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完成家庭作業后可以規定一段閱讀時間，選擇趣味性強的兒童文學進行翻閱，不要過早的強迫孩子背誦繞口難懂的古典文學，使孩子出現抵觸心理。可以通過閱讀寓言故事引導孩子對古詩籍的熱愛。科學發明類的文章可啟發孩子的求真精神，培養自主思考的能力。
二、兒童文學在教學中的應用現狀
1.教師缺乏兒童文學知識的學習
小學語文教師是小學生的啟蒙老師，一個好的語文教師，可以影響學生的整個求學過程。許多教師在教學上有很多豐富的教學經驗。隨著新課標的改革，很多教師缺乏兒童文學知識的掌握。在對某地區的589名教師進行兒童文學知識的考查中，據了解，其中有52.6%的教師對兒童文學知識掌握不牢固，其中包括具有本科學歷的小學語文教師。
2.兒童文學課堂缺乏靈活性
目前的小學語文教學，小學語文教師一般只注重語文知識方面的學習，很難抓住兒童文學的特點來給小學生講課，致使在日常教學中，課堂教學氣氛緊張，教學死板，不能提高小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要問題有兩個。①小學語文教師在講課時沒有抓住兒童文學的美學特征講課。兒童文學和最大的區別在于兒童文學有著獨特的兒童情趣與審美特征。小學語文教師在講課時，抓住兒童文學的審美特征講課，才是給小學生上好兒童文學課的關鍵所在。很多小學語文教師因沒有學習過兒童文學的系統知識，而缺乏兒童文學素養。在講課過程中，把本應活躍的課堂氣氛，代之以生硬死板的教學模式。②小學語文教師在講課時抓不住兒童文學的文體特征。由于一些小學語文教師自身的文學素養比較低，兒童文學知識匱乏，對兒童文學問題不能很好地區分、辨認，對不同問題的兒童文學作品，采用同樣的教學方法進行講解，不能突出兒童文學的文體特征，特別是對于文體特征比較相近的兒童文學作品，文體區分不清。寓言和童話這兩種文體分不清楚，例如，對《小馬過河》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在文體上分不清楚是寓言還是童話故事。
三、兒童文學在小學語文中的教學對策
對于兒童文學知識的教學，教師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兒童文學素養，另一方面，小學語文教師要培養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努力為學生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基于小學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知識現狀，教育部門一定要重視這一問題，積極組織教師通過專業的在職培訓，來增加教師的兒童文學知識。
1.兒童文學知識和教學相結合
對于小學語文教師的兒童文學知識培訓，應該以知識的應用培訓為主，不能以兒童文學知識的研究為主，培養的重點應該是兒童文學的理論知識，把理論知識融入到課堂的講課當中來，以提升小學語文教師的語文教學質量。
2.關注當下流行的兒童文學作品
篇3
吳貽弓在《社會科學報》2006年6月1日上以“現實主義依然是不可取代的”為題指出，中國電影應該堅定地走現實主義創作的道路。電影是以照相攝影技術為基礎的一門藝術，所以它不大可能像繪畫、音樂、雕塑那樣可以超現實。目前中國電影出現了某種偏離現實主義的傾向。電影首先是你敘述的是什么，而不是你是怎樣敘述的；其次，中國電影傳統的現實主義民族特征還表現在對傳統的道德標準的認知上，中國傳統道德對真、善、美，假、丑、惡的認知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的。盡管近年來，在現實生活中已經隱約出現了道德多元化的傾向，但是這條主線是不會變的。由此中國電影現實主義民族特征也將是永恒的。中國電影應該把這樣一些民族特征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繼承、關注和發展好，這才是根本。
當前不少理論嚴重脫離批評對象
余三定在2006年《藝術廣角》上以“當前文藝批評發展的癥結”為題指出，不少理論在文藝批評中是嚴重脫離批評對象的。過去，有些人尖銳批評一些作家的創作存在抽象人性論和唯心史觀等局限，他們不是深入地解剖抽象人性論和唯心史觀等對文藝創作的有害影響，而是首先推斷抽象人性論和唯心史觀是錯誤的，然后只是簡單地指出一部文藝作品存在抽象人性論和唯心史觀這個局限就滿足了。顯然，這種對文藝作品的批評既是很不夠的，也是難以服人的。我們從哲學上批判抽象人性論和唯心史觀的錯誤本來是必要的，但這還不是真正的文藝批評。因為錯誤的觀念有時對文藝創作的影響是積極的。這就是文藝史上經常出現的化腐朽為神奇或點石成金的現象。如果文藝批評不是具體地指出一部文藝作品在這些錯誤觀念的影響下所產生的局限，就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批評對象。而棍子批評往往就是這樣滋生的。現在，這種棍子批評很少出現了。但是，在當前中國文藝批評中，人們引進的為數不少的西方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理論卻是嚴重脫離批評對象的。
篇4
關鍵詞：史鐵生；小說；啟蒙神話；生命迷途
在近現代以來人類思想的發展歷程中，小說的興起雖然只是文學領域內的一個現代性事件，但它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探詢，尤其是對生命個體在世性創傷的陪伴與呵護，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現代思想的表達媒介。那些縈繞于人物存在困境周遭的小說敘事，不僅對我們常見的異化境地洞幽燭微，而且亦能在體察個人生存經驗的基礎上，發出與此現代社會諸般精神病癥相對應的價值訴求。盡管這種價值訴求遠非一種實用主義的人生哲學，但正因其對我們具體生活狀況的勘察與理解，才能使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在小說敘事的窸窣低語中發現“生活在別處”的諸多可能——在一些心懷理想的人看來，似乎惟有小說家所描畫的生存世界，才有望令我們脫離世俗生活的無情壓迫，并在一種藝術化的審美想象中，去安頓、整合自我生命的破碎靈魂，此即為“生活在別處”的真義之所在。毫無疑問，這一點也蘊涵了小說以審美救世之舉實施其敘事關懷的現代性價值。倘若循此觀念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流變，則有理由相信在近30年來的小說創作中，啟蒙思潮之所以如此繁榮昌盛，實與之前小說所發生的這一現代性轉變密切相關。
一、當代文學的啟蒙局限
在當代文學啟蒙思潮的影響下，盡管中國作家在揭示人性異化與呼喚社會正義的批判哲學中，預設了關懷個人生存境遇的思想理念，但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卻因了中國作家無時或忘的歷史記憶，從而在不經意間構筑起了一則喧囂擾攘的啟蒙神話。在這個啟蒙神話里，只有啟蒙者因人類中心主義思想而生的自大與狂妄，它不僅堅信人定勝天，而且還在追求現代民族國家夢想的同時，讓小說日益遠離了關懷個人生存境遇的人學本質。從時間上來看，當代文學中這一啟蒙神話的形成，源于新時期初中國作家滿懷創痛的“”記憶，因為對那段歷史的深重桎梏難以釋懷，故而中國作家在“”敘述中，才會表現得如此憤怒激昂與悲戚惆悵，由是也自會在關懷個人的生存境遇之外，衍生出一種充滿了實用理性精神的歷史批判主題。這意味著中國作家在歷史敘述中對現代民族國家夢想的鼎力追逐，已然超越了對個人生活世界的傾心關注：且看在當代作家筆下，那些身處異化境地的各色人物，哪一位不是代言作家批判意識的歷史符號？他或她臉上孤苦無告的眼淚，反倒成為了鑲嵌在宏大歷史敘事周遭似有若無的黯淡花邊。可以肯定的是，設若小說不能輕輕拭去人們臉上的淚水，那么它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對生命個體在世性創傷的陪伴與呵護，同時也無力擔當“人學”這一小說的現代性稱謂——當代文學陷入啟蒙的迷途，似已成為大多數中國作家一個難以克服的思想病灶。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史鐵生，一位在勘破了啟蒙神話之后，讓小說重返神性之維的優秀作家。
作為一位思想者，史鐵生從不諱言自己的精神痛苦和信仰危機，他在寫作中不僅記述了存在的殘缺與苦難，而且也通過考量生命價值的思想方式，向世人呈現了自我靈魂的無盡迷途：從1983年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到1997年的《務虛筆記》，再到2006年的《我的丁一之旅》，史鐵生的寫作似乎正越來越趨向于宗教救贖的思想路徑。盡管“我”如何在場、如何活出價值來等具有世俗意味的啟蒙哲學，依舊是史鐵生念茲在茲的書寫對象，但諸如“我”為何而來、去往何方，以及“我”作為個人的存在有限性問題等宗教哲學思想，卻已成為他生命后期小說創作的核心命題。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史鐵生有關人類存在限度性問題的思考卻往往被學界誤解，出于一種習見的社會價值，人們更愿意將他解讀成一位反抗絕望的精神斗士。如吳俊在《當代西緒福斯的神話》中就認為作家從寫殘疾人到寫人的殘疾這一轉換，實際上體現了史鐵生揭示病苦、意在療救的創作觀念。這種以啟蒙的偏見為主旨的研究范式，往往為史鐵生作品賦予了合乎社會價值的勵志涵義。新世紀學界對史鐵生的研究盡管更為深入，卻因研究者對自身生命經驗的執持，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鐵生成為了引領研究者展開自我生命哲思的一種文化符號，例如胡山林的研究論文就頗為典型。以上兩種研究趨勢，或局限于社會的普遍道德，或受制于研究者的主體意識，多多少少都忽視了史鐵生小說在當代啟蒙文學中所特有的思想價值。
事實上與大多數啟蒙作家相比，史鐵生常常對人的主體性問題產生懷疑，他在弘揚人性力量的同時，也在不斷追問造成生命奧秘的某種“更高力量”。他對現代性語境下人之主體性神話的反思，盡管以宿命論的思想方式呈現出來，卻在神性之維重新考量了人類的有限性問題，由此形成的宗教救贖思想，不僅傳達了作家個人的生命哲思，而且也顛覆了當代文學的啟蒙神話。從一個20世紀80年代崇尚人之主體性的啟蒙作家，到90年代祛魅啟蒙神話的迷途羔羊，史鐵生的思想路徑頗能折射出當代文學在現代性語境中的深刻變化。就此而言，史鐵生小說的思想價值，并不僅僅在于對啟蒙神話的勘破和對神性之維的召喚，它還是一個映射及反思當代啟蒙文學思想局限的創作標桿。
二、史鐵生小說的啟蒙思想
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創作中，史鐵生也和其他作家一樣秉承了啟蒙大眾的精英意識，但他的啟蒙者形象卻卓然獨立于同時代的思想潮流之外。較之那些具有英雄情結的啟蒙作家，史鐵生小說并不具備啟蒙文學“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憎恨美學，反倒是以審美靜觀的思想理路，在一種田園牧歌般的詩意敘述中，悠悠然尋找到了心靈的棲居地。譬如同是反映知青生活，寫下《黑駿馬》和《今夜有暴風雪》的張承志與梁曉聲等人壯懷激烈，常于歷史批判和政治諷喻中彰顯出一派暴躁凌厲的美學風格——此即為啟蒙者在面對世俗庸眾時所常見的憎恨美學。而反觀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等知青題材作品，卻大大超越了知青文學在“”敘述中所隱含的政治歷史意圖。作為一個與現實生活相對照的彼岸世界，“清平灣”不只具備地理學意義，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價值之源頭。當史鐵生津津樂道于“清平灣”的人事風華時，其實已傳達出了一種自我如何得救的啟蒙哲學。對于史鐵生而言，這部作品就是思考“我”如何在場和如何活出價值來的啟蒙之作：人惟有投身于至大無外的自然，才能通過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自然的無限過程來獲得自我超越，并進而實現生命的不朽。在這部作品審美救世的啟蒙主題中，已隱然可見史鐵生對于啟蒙哲學的深刻質疑。可以這樣理解，1980年代中期的史鐵生，至少在思想方式上已經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如果說張承志和梁曉聲等知青作家，慣于以高高在上的啟蒙姿態做一個道德訓誡者，那么史鐵生則反躬內省，以度己及人之勢，平和且不失謙遜地去尋找拯救之途。從本質上來說，這種思想方式已經透露出了對啟蒙神話中人之主體性力量的深刻懷疑。在史鐵生同時期的另一部杰作《命若琴弦》中，這種對啟蒙哲學的懷疑精神則表現得更為明顯。在這部作品中，史鐵生一改詩化小說的敘述方法，轉而以寓言敘述的藝術形式，表達了自己對人之主體性力量的質疑。通常認為，《命若琴弦》是一部抗爭苦難、正視命運的勵志之作。但“生命過程大于目的”的小說主題，卻使整部作品沾染了無地彷徨的宿命論色彩。當作品中的老瞎子滿懷期待地彈斷第一千根琴弦之時，曾經預料中的復明卻仍未到來。在經歷了漫長的痛苦與等待之后，老瞎子終于明白了命運本身的無目的性：“人的命就象這琴弦，拉緊了才能彈好，彈好了就夠了。”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則勸誡世人“我”該如何在場的勵志故事，但“生命在于過程”這一小說主題，卻籠罩著另一層悲劇色彩，即生命的目的與結局遠非人自身可以掌握，我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在懸置生命目的的前提下，通過對人生過程的觀察和體悟去“活”出意義。活出意義，看似堅強達觀，但在史鐵生處卻不過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生命的目的無跡可循，人才不得已去活出意義。既然生命的結局早已設定，那么這種“我活”便成為了作家在人生旅途中無可回避的一種人格表演。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史鐵生獨獨鐘愛戲劇，人生如戲，在別人那里或許是一句感時格言，但在史鐵生處卻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實寫照。
要而言之，史鐵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創作，雖然深陷當時啟蒙主義的思想潮流，但他已從個人的生存經驗中，逐漸獲得了這樣一種認識，即啟蒙哲學所倡導的對人之有限性的克服與超越，實則深深受制于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藩籬。由于人對自身主體性力量的盲目崇信，反而會無視人之有限性本身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倘若結合史鐵生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寫下的長篇小說，當能明了他對人之有限性的理解，其實并非克服與超越，而是接納與臣服。在他看來，如果我們能夠真正體會人的這種有限性，那么就有可能使其成為我們承領上帝恩澤的重要途徑。正是基于這種思考，史鐵生才會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如是說：“你在你的時空之維坐井觀天，自以為是地觀察呀，實驗呀，猜想呵，思辨呀”，卻不知“作家絕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導員，作家應該貢獻自己的迷途。”所謂“啟蒙的迷途”一語，在此便具有了雙重含義：一是指啟蒙神話對人之主體性的過度張揚，業已成為阻礙人獲得神恩救贖的思想牢籠；二是指在走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后啟蒙時代，人理應去接納自己的有限性，并在這種接納與臣服中，將自己的生命迷途呈現于世人面前，唯有如此，人方有可能承領上帝的恩澤。
三、史鐵生從啟蒙到宗教的思想轉向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史鐵生的思想變化愈益明顯，他不僅與啟蒙文學的道德說教漸行漸遠，而且還以奉獻生命迷途的方式，表達了一種對于宗教哲學的傾心渴慕。體現在創作中，這一點即表現為小說故事情節的弱化與思辨色彩的增強。尤其是后者的敘述話語，較之早年啟蒙文學的故事性敘述，明顯更趨向于一種以議論和感懷為特征的神性言說。在此過程中，出版于1997年的長篇小說《務虛筆記》可以稱得上是史鐵生的一部轉型之作。
這種轉型，首先表現在史鐵生對啟蒙哲學的思想反撥。作為一部向世人奉獻了自己生命迷途的長篇杰作，史鐵生并未如題所示般的以“務虛”的方式去思考人之價值。所有牽涉這些問題的抽象哲理，都被史鐵生編織進了一個個令人百感交集的生命故事：殘疾人C與女知青X、醫生F與女導演N等等，均在聚散離合的人生路途上，演繹了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情愛故事。“所有這些情愛故事及其婚姻結局都是殘缺不全的或悲劇性的”，男女雙方始終處于一種尋找對方的靈魂之旅中，故而其中所表達的哲理思考就既承認了人存在的悲劇性和偶然性，亦直面了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問題——正是這種有限性的存在，小說中男女對于殘缺的補救和抗爭才會顯得徒勞無功。這喻示著《務虛筆記》已褪去了啟蒙文學中常見的自信與堅強，轉而陷入了一種難言的柔弱與無助。饒有深意的是，史鐵生在《務虛筆記》里所呈現的這種生命迷途，卻成為其告別啟蒙哲學、轉向神性言說的邏輯起點：正是直面了自身的有限性，那些人物才不會以自圣的啟蒙哲學去期望自我得救。《命若琴弦》中的宿命論思想，在這部作品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就像作品中的殘疾人C一樣，盡管史鐵生并不打算向命運低頭，而且還時時以啟蒙者的思想標準要求自己，但殘疾的生理事實以及對殘疾的憂心恐懼，卻漸漸吞噬了作家內心殘存的斗士意識。他逐漸領悟到命運不可抗拒，與其一味張揚個人的奮斗，倒不如靜下心來，且聽聽那冥冥之中的萬物主宰，究竟會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旅途？于是在《務虛筆記》中，我們便看到了一種看似無奈實則徹悟的精神歷史，而作家也從堅強逐漸走向了軟弱。對于史鐵生而言，軟弱不僅是一種人格標記，更是一種價值選擇。告別了“堅強達觀”的啟蒙哲學后，史鐵生越來越感受到了存在的無助與卑微。就是這樣一種生存經驗，為史鐵生和他筆下的人物一道開啟了一扇承領上帝神恩的救贖之門。更為重要的是，因為無助和卑微，史鐵生才會在《務虛筆記》中試圖尋求一種超越了人類自身的更高力量。他的尋求方式，就具體表現為故事情節的弱化與思辨色彩的增強。
弱化故事情節固然大大降低了《務虛筆記》的可讀性，卻為史鐵生的神性言說拓展了敘事空間。在這部作品中，史鐵生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基本上處于一種半隱匿狀態：一方面他好似一位睿智理性的旁觀者，默默地注視著筆下人物的愛恨情仇；另一方面，他借助議論與隨想展開了廣袤深邃的存在之思。一般而言，敘述者在故事進程中的身份隱匿，不加議論的零度敘事，往往被認為是現代小說一個最為基本的敘述形式，但史鐵生對此藝術規范的突破，卻在形式主義的敘事革新之外，傳達了一個與宗教哲學相關的思想認識，即殘疾人C代表的那些小說人物，他們遭受的情感糾葛與生活磨難，本身就是命運對人的歷練，而你我皆有幸參與其中，因為“誰也都可能是C。C，可以與我印象中的每一個人重疊、混淆”。倘若你我皆是C在現實生活中的變身，那么你我會不會像C一般去傾聽與承領神恩的呼喚？是否敢于正視自己的殘缺，并在對有限性的接納與臣服中領悟神恩降臨的時刻？若想懂得此類宗教哲學上的思想追問，人就必須正視自己的生命迷途，只有認識到軟弱與無助是人性本身，人才能放下自大的主體意識，進而通過忍耐現世的苦痛，在謙卑與信仰中期待得救。而史鐵生所做的議論與隨想，就是以人（譬如C）度己，又或是以己度人式的神性言說——他向世人揭示殘酷現實中的諸般天啟，并耐心等待神恩的降臨。從這個角度說，史鐵生已然在生命迷途的傾訴中，從啟蒙文學的道德訓誡轉向了宗教維度的神性言說。
四、史鐵生小說的宗教哲學
作為史鐵生生命歷程中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我的丁一之旅》似乎只是一部形式奇特的愛情小說，但透過那些動人心魄的詩意抒情和理性思辨，卻分明可見史鐵生對于宗教哲學的深入理解。較之《務虛筆記》對人物生命迷途的呈現，這部作品其實講述了作為主體的個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中追求無限。可以這樣理解，如果人將自己完全置入到一種無所追求、只是等待神恩降臨的存在狀態，那么顯然會完全抹殺人在這一生命迷途中的主觀能動性。事實上，在神恩降臨的時刻到來之前，有心之人并非無所作為，他會以領悟和體察神恩的生活方式，逐步去接近生命的圓滿。而史鐵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上窮碧落下黃泉，為的就是揭示這一宗教思想。且看作品里“我”這一永恒的行魂與丁一這個臨時的肉身，究竟怎樣去追求自我生命的圓滿？
在“標題釋義”一節中，史鐵生說：“‘丁一’，既可入鄉隨俗認作我一度的姓名，亦可溯本求根，理解為我所經歷的一段時期，經過的一處地域，經受的一種磨難抑或承受的一次負擔。這么說吧，在我漫長或無盡的旅行中，到過的生命數不勝數，曾有一回是在丁一。”如此說來，“我”就是一個永恒的行魂，它輾轉千回，徜徉于數不盡的人形之器中，丁一于“我”，只不過是永恒靈魂的暫駐地。在經歷了無數的生命輪回后，“我”偶然棲居于丁一。然而，當“我”身處史鐵生之旅時，“張望時間之浩瀚，魂夢周游，常仿佛又處丁一。”何以如此？皆因“我”的丁一之旅紛繁雜沓，塵囂危懼，歧路頻頻，從“我”初到丁一之日起，便開始了一段上下求索的靈魂之旅。“我”試圖借助丁一這位天生的情種，去尋求魂牽夢縈的夏娃芳蹤。
史鐵生為何要講述這樣一個身魂分離的故事？史鐵生的目的就是要提醒那些等待神恩的人們，切勿遺忘了“我”從何而來這一生命的本源性問題。正像作品里所描寫的那樣，“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亞當，在無法抵御蛇的誘惑下偷吃了禁果，從此便與夏娃天各一方，而“我”的生命意義，也因此全系于對夏娃芳蹤的苦苦尋覓——惟有和夏娃的重逢，“我”才能實現那生命原初的伊甸盟約。從《命若琴弦》中對生命目的的不可知，到《我的丁一之旅》中生存意義的明確，史鐵生也從一個啟蒙思想的反叛者，在生命的迷途中步步走向了神性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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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要入情
“月亮出來亮堂堂，打開樓門洗衣裳，洗得白白的，曬得脆脆的。”“月兒彎彎像小船，帶俺娘們去云南……”這是著名作家孫友田在童年時浸潤在母親如夢如醉詩歌中的情景，她母親的嗓音如三月的和風，輕輕地拂起詩的漣漪；又如小溪的流水，緩緩地拔開歌的律動，正是這輕輕的、緩緩的、帶有意蘊的嗓音打開了孫友田文學創作的大門。
當下，由于升學的壓力，受制于功利的鉗制，很多教育教學領域都不約而同地向“速效”這一目標挺進，于是乎，在這一思潮主導下，作文教學也就隨波逐流，摒棄了應有的蘊、詩樣的境，摒棄了原本屬于文學世界中的那份情。正是這種摒棄，讓現在的孩子們無法感受文學的情愫，無法觸摸到文學的脈搏，無法領略到文學的多樣，也正是這種摒棄，將孩子們抵擋在文學大門之外。因此，想要對學生進行作文啟蒙，并從中感受到作文的樂趣，首先就必須“入情”，把學生帶入到文學的世界中去，讓他們在情感的滋潤中，在旋律的激蕩中，在文字的品味中，感受到作文的美，感受到作文的樂，感受到作文的趣。
二、蒙，要得法
任何一位文學巨匠，他的文學啟蒙都離不開“法”的學習。大家都知道，法國著名作家莫泊桑在其少年時，就曾遇到這樣的問題――“寫出來的文章總感到不生動”；“沒有什么好寫的”。巨匠況且如此，又何談我們學生呢？為此我們就必須基于學生的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作文指導策略，幫助學生快速進入作文的世界。
首先，我們要指導學生根據表達的需要，來確定相應的表達策略。情有千萬種，文有千萬篇，不同的情，需要不同的文體，需要不同的表達方法，為此在我們進行作文策略的指導時，我們的腦海必先有一個“表達策略的考量”，即根據不同的要求，來指導學生選擇相應的文體，確立相應的表達策略。其次，我們要指導學生根據文體特色，進行段落的構造。不同的文體，就會有著不同的段落結構，段落結構本身不存在好壞，而它的意義取決于與文本是否很好的統一。為此，我們在指導學生作文時，應根據文體的特色，幫助學生掌握選擇有效的段落構造，從而讓整個文本有效地統一起來。再次，我們要指導學生從思想的層面，進行素材的提煉。作文中的素材只有服務思想，才能使得文章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為此，我們在進行作文指導時，要幫助學生進行素材的提煉，從而使文章真正和諧起來。
三、蒙，要實踐
在我們思想意識中，總覺得“蒙”就是啟發、點撥這一層含義，其實《說文解字》中關于“蒙”的解釋還有另一層意思：蒙發。那么如何“蒙發”？“蒙發”是主觀的，是要通過主體努力的，要有作為的。作文的蒙發，就是指作文主體要進行大量的努力與實踐，唯有此，作文才能真正的蒙發起來，成為學生的摯愛。
對于小學生來說，作文的實踐可根據學生年齡特征大致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續寫，二是仿寫，三是創寫。如續寫實踐，甭看它是一個文本的延續，它可蕩起孩子從感動走向作文的沖動，可搭起孩子們從沖動走向實踐的橋梁。目前，不管我們使用的是哪套版本的教材，它們所選編的文章不僅文質兼美，更蘊含著豐富的人文內涵，如果我們在教學中，充分挖掘這些文本中的感人素材，提煉這些文本中的“兒童元素”，調動學生的獨特體驗，進而蕩起他們抒發的沖動，作文的實踐也就水到渠成了。
四、蒙，要涉世
如果說語言是文章的外衣，那么思想（個體對客觀世界獨特的體驗）就是文章的靈魂。如果作文教學僅僅基于情感的撥動，基于技法的學習，基于教材的續寫，那么學生的文章就會因有了“限制”而失去生命力。因此，在小學生作文啟蒙階段，還要關注學生思想的提升，關注他們對世界的體驗、認識與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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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學古詩 審美策略 教學
現代社會要求公民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語文教育應該而且能夠為造就現代社會所需的一代新人發揮重要作用。語文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這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而小學古詩教學亦是完成這一目標的載體。要通過古詩的教學，以其豐富的審美內涵，熏陶感染學生，發揮學生審美的主動性，創造審美的氛圍，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與審美的創造力。
如何采用正確的教學策略，貫徹新課程標準，搞好小學古詩教學，是廣大教師面臨的關鍵性的問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首先要正確地理解和把握語文課程標準的總目標。從語文課程標準的總目標里我們可以歸納小學語文古詩教學的目標為：
1.使學生初步接觸祖國的文學遺產，培養學生熱愛中華優秀文化的思想感情。
2.對學生進行文學啟蒙教育，陶冶學生的情感，培養學生對文學作品的審美情趣，提高語文素養。
3.擴大學生的識字量，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
在充分理解這一目標的基礎上，小學語文教師就可以較好地把握《課標》中小學語文古詩教學的具體目標：
一、二年級誦讀兒歌、童謠和淺近的古詩，展開想象，獲得初步的情感體驗，感受語言美；背誦優秀詩文50篇。三、四年級誦讀優秀詩文，注意在誦讀中體驗情感、領悟內容；背誦優秀詩文50篇。五、六年級誦讀優秀詩文，注意通過詩文的聲調、節奏等體味作品的內容和情感；背誦優秀詩文60篇。針對小學古詩教學具體目標，我們可以明確古詩教學的重點要求是讓學生獲得情感體驗，即要求教師在古詩教學中注重對學生進行情感教育、審美教育，這是教師實現古詩教學最優化的關鍵。
新課程標準針對教學提出了認知策略、能力策略、情感策略即文化策略等諸多策略，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小學古詩教學策略可概括為審美策略，即感受美、欣賞美、創造美。這是蘊含了美的認知、美的體驗、美的創造的綜合審美過程，是對學生審美知識、審美能力、審美創造的鍛煉過程，是完善學生全面個性發展的良好途徑。
小學生通過瑯瑯上口、節奏鮮明的古詩教學活動，既能提高文學素養，為進一步學習奠定堅實基礎；又能陶冶美的情操，培養他們對文學藝術良好的感受能力和審美情趣。
審美作為一個人全面發展的必備能力，在小學古詩教學中得以進行，這既是個人健康成長的要求，也是素質教育目標，是課標制定的歸宿。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審美是天性。小學生正處在人生的啟蒙階段，能否正確引導學生的審美能力、審美情趣，對于學生不僅僅是審美教育的成敗，更是關系學生身心成長的大事。小學古詩教學正因為其實施對象的生理特殊性，而對審美教學策略提出了迫切的任務要求，要真正發揮出古詩教學中的審美教育作用，促進這一特殊年齡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小學古詩教學中對審美教學策略的要求，反映了我國古詩的文化傳統與文化特征。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的歷史源遠流長。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中說：“歌詠所興，宜自民始也。”在人類的童年時代，還沒有文字，沒有豐富的文學藝術種類即表現手段，原古歌謠，這種詩的雛形便是先民們表現自己審美意識、抒發審美情趣的方式。“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嘆之，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國古詩作為最早的文學樣式之一，在浩浩文明詩中必然表現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觀點。僅從小學古詩的教學中，我們就可以窺其獨特的中華審美情趣。中國古詩有表現鄉國情懷的作品，如《黃鶴樓》、白居易的《憶江南》；與鄉土情懷相聯系的，是對國家的愛戀，如陸游的《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示兒》；同時，親情主體也是古詩歌文學的永恒主題，如孟郊的《游子吟》。
中國古詩貴在意境，這是中國古典美學的獨特范疇。其主旨是運用藝術意象，主客體交融，在物我兩忘的基礎上將接受者引向一個超越現實的時空，富有形而上的意味。“意”是詩人抒發的情感，“境”是詩人所描寫的客觀物境，也是人們常說的詩人所描寫的環境、景物。這種情景被稱為“情景交融式”或“寓情于景”。審美策略之貫穿于小學古詩教學中，正是以情感為突破口，通過準確、全面的感知美的過程，脫離意象而升華為審美境界，品味之后又有所突破，創造一個自我的審美理想之境，完全是感受美、欣賞美、創造美的策略的深刻體現，生動活潑地再現了三者之統一與聯系，反映了審美策略在小學古詩教學中的根本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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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敘事方式 中西方文化 靈的文學 《駱駝祥子》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老舍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家。他以現實主義的筆觸，真實再現了市民社會的種種人生世相，通過各類市民性格的刻畫探求了中國國民性、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與弱點，反映了中國市民社會中封建宗法制度的解體及半殖民化的歷史進程。老舍的反思與批判一開始就沒有建立在單一的文化環境中，而是在中西文化的沖撞與優劣的對比中展開的。西方文化對老舍創作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他所受到的平民社會的市井氣息及皇城文化氛圍的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等因素結合在一起，為他的創作找到了一種最適宜、含蘊豐富的老舍式風格。
一、“靈的文學”的提倡
就敘事文學而言，大致可把西方主流文化分為三個時期：基督教文化、啟蒙文化和存在主義文化。老舍與西方這三個時期敘事文學的關系影響了他與時代主流文化之間的關系。基督教文化主題集中于“天路歷程”，老舍對但丁的藝術崇敬得無以復加。在《靈的文學與佛教》中稱贊但丁的《神曲》是最偉大最成功在世界上又最著名的，“使我明白了肉體與靈魂的關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藝的真正的深度”[1]。老舍對普通人生之外的神學道德也極為欽敬。但老舍對和啟蒙主義文化相對應的西方小說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吸收得較多，這對突出他的作家主體地位有重要的作用。老舍對文學和人生關系的把握、對敘事對象的同情都與歐洲小說這一階段作品的影響分不開。啟蒙主義之后，人們漸漸離開神學思想，對世俗的探索占據主導地位。第三個時期的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人們關心的是人類的生存處境。在這一階段，老舍關注最多的是二十一世紀初三十年代的英法作家新浪漫主義的作品，這給他的小說以更多的靈動、更多的豐富敘事對象人格的手段及更深刻的現代悲劇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他創作的人文傾向。
敘事文學少不了人和事，老舍認為中國小說中的人往往淹沒在事的連續過程中，為了改變這一現象，老舍努力地改變小說中的敘事藝術。他從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古典的富有節制的勻稱美，于啟蒙主義后的小說中掌握了對現實刻畫的力量，在世紀初的作品中找到了更真切的深度體驗的途徑和文學對人生的指導方式。在老舍的小說中，事的概念總和人連在一起，它是引起敘述者與敘述對象種種思想情感變化的客體。由于和人的聯系，老舍作品中的敘述事實總是立體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并顯示出豐富的意義與哲理，體現出情感的波動和諧。“抓住人物與事實相關的那點趣味與意義，即見人生的哲理。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義是最要緊的”[2]。老舍三十年代以后成熟的作品中所敘述的事往往并不復雜，但有濃的筆尖下滴下血淚來的情感蘊涵在其中，有明確的價值與意義闡釋顯示出來。老舍推崇文學對人生的指導，因此他并不特意追求情節。老舍認為“創造人物是小說家的第一項任務”，“注意到人物的創造是件最上算的事”，“養成事事都要探求其隱藏的真理的習慣”[3]。老舍小說敘述中的人，既體現著傳統小說性格鮮明的特征，又體現著現代人的社會自覺――個人的追求與痛苦中的人物對生命的自我審視，同時追求著在人類普遍感情中的永久意義。
對于敘事文學的創作，老舍總結為中國作家寫人“專談人與人的關系”，“西洋文學卻離不開靈的生活，這靈的文學就成為歐洲文藝強有力的傳統。反觀中國的文學，專談人與人的關系，沒有一部和《神曲》類似的作品，縱或有一二部涉及靈的生活，但也不深刻”[4]。應該說，歐洲靈的傳統來自于基督教文化，那一時代絕大多數人過著懺悔自省的生活，其思維方式就是重視內面生活，雖然在近代社會中宗教的力量削弱了，但西方人仍注重創作閱讀中的靈的成分。相比較而言，中國小說傳統對靈的問題缺乏觀照。中國人對生活的世俗理解，活著就是為了活著，根本沒有必要為死后的事傷腦筋。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內省傾向在民初文學中從作家的潛意識中流露出來，盡管只是存在于情感的表層。
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只是一種文化批判，提倡人生目的要更注重發展靈的神性。老舍對“靈的文學”的注意，卻真正將“靈”的概念引入小說敘事實踐，開始關注人的內心、人的靈魂，描寫不再局限于對事件的平鋪直敘，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呈現，而將筆觸探向人的精神狀態，寫人性道德和所有世俗生活表象下的靈魂。在西方文學的影響下，老舍的藝術實踐除文化批判、國民性改造之外，還強調靈的文學是為了使文學具有更深厚的同情，他的敘事目的是由對敘事對象寄予同情進而體認生活，解釋生活，揭示生活的哲理。
老舍小說中的人物，面貌大多是平民，然而對老舍來說，市民社會中階級的劃分或者上流下層的劃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對于人性及人倫關系的影響。他著力寫的是各種制約下的世態人情，不同層面上的人的精神上的關系，他們的信仰、文化、生命價值和道德觀念的沖突，表現的是人的生活方式與精神因素中文化的蛻變。對西方文明的參照和文化批判改造國民性的目的，使老舍的敘事閃動著批判的光芒，表現著敘事對象的悲劇命運，在病態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中顯示著人物的精神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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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代散文文體確立的文化文學背景和現代散文文本創作的主體性、實踐上綜合考察，不難發現現代散文的特質。
“自我表現”，張揚個性，抒寫自我。現代散文是“五四”文學革命的嬰兒和產物，散文的文體革命，是“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催生的。這場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用西方民主、科學、人本主義等思想文明，轟毀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思想與道德，啟蒙呼喚人的覺醒和個性解放。受新文化思想啟蒙的催生和西方散文的影響，具有獨立品性的現代散文誕生。這不僅結束了以文言為主要語言表達形式，“文以載道”為主要表現內容的古代散文，而且使人們找到了最容易表現自我、抒寫自我的文本文體。可以說，現代散文文體的確立，是我國散文文本內質上的質變，順應了新的時代新的文化對文學文體的要求。
散文自我表現，抒寫自我，張揚個性的特質，給散文寫作帶來了無比廣闊的空間，文化背景、品質個性、審美趣味、生命感悟不盡相同的寫作主體，都可以在散文中自由地馳騁思想，抒寫心性、張揚個性、抒致和展現生命。可以說，在所有的文學體裁和文體中，散文是最個人性和個性化的，個性心靈的張力最強。正由于散文有了“自我”個性與心靈的張力，才有了散文的厚重和吸引力。好的“散文在骨子里應該是重的。它隱藏在文字后面的情與思，越重，就越能打動讀者。”從這個角度考究近年來盛行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不難發現這些散文正疏離或缺失著散文應有的特質，自我個性與心靈的張力減弱。雖然在拓展散文寫作的視野，對散文文體的革新與創造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貢獻，但其弊端卻是十分明顯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個普遍而深刻的匱乏，那就是在寫作者的心靈和精神觸角無法達到的地方，往往請求歷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應是背景的史料，因著作者的轉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體，留給個人想像的空間就顯得非常狹窄，自由心性的抒發和心靈力度的展示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回顧和反思現代散文自誕生到發展的近百年歷程，自然得出一個結論，自我表現，抒寫自我，張揚個性，是散文生命的靈魂，缺失這一特質，散文就失去了精彩。
自我本真，生命體悟。文學的終極意義是表現生命，沒有生命關懷的文學最終是假文學、偽文學。而散文是聯系生命最緊密表現生命最直接的一種文體，無論是敘事抒情，還是寫境寫物，或者閑話絮語，它所呈現的莫不是一種生命的狀態和生命感受，好的散文往往蓄蘊著生命體悟的精神空間。要呈現生命的狀態和生命感受，散文作者必然以自我之“心”和生命本真寫作，這種寫作猶如一條通向生命底部的通道，昭示著生命對生命現實的感悟，從而實現對生命的終極關懷。
篇9
關鍵詞：《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思考
作為語文素質培養中的重要組成成分，兒童文學一直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關注，這也使得兒童文學教學在教學課程中的設置至關重要。然而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具體體現外界對兒童文學教學的重視程度較低，中小學教師對兒童文學專業知識缺乏等現象，而這些情況的出現與高等院校《兒童文學》專業課程的設置有著密切的聯系。要想改變現有兒童文學發展受困的局面，對《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顯得尤為必要。
一、我國《兒童文學》教學課程面臨的困境
1.思想觀念的落后
我國小學基礎性教育教學歷經百年，但是思想觀念卻還停留在封建時期的觀念中，很多人以為兒童教育只是代替家長對學生進行陪伴。家長認為小學生教學不在于知識的培養,那些文化知識都會在日后的較高級教育中教授，對于文學教育更是淡化，這樣觀念的形成導致大量的中小學教師缺乏對學生文學素質的整體培養以及語文素質的教育，使得《兒童文學》沒有起到對日后素質形成鋪墊式的作用。這樣的局面對于兒童文學素質的培養有著重要的障礙性，不利于實現素質教學的推進。
2.價值觀的不正確
隨著各種“不能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之類口號的提出，很多家長在學生的能力培養中很下功夫，但是大多都流于藝術形式，各種舞蹈、音樂、興趣班，不僅給了兒童很大的壓力，同時也使得文化知識變成可有可無的事情，然而這些興趣愛好的培養很必要卻不應該淡化原有的文化知識教育，而文學素質的培養更是需要在學生剛開始接觸系統學習的時候加以引導。然而幾乎沒有家長會注意到學生文學素養培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就給中小學語文教師培訓院校傳遞了錯誤的價值導向，不利于實現素質教育的全面推行。
3.專業知識的缺乏
在基礎教育中，中學教師急功近利片面地追求升學率，小學教師往往只重視課堂教學形式的多樣化而缺少對兒童文學的引導，而幼兒教師的專業化程度更低，即使教育部一再要求幼兒和小學教育教師的學歷必須在本科及以上，但是,我國幼兒教師的特點依舊是學歷低層化，無論是人格魅力還是素質教育都很不完善，甚至很多教師自身就心智還不成熟，更加不可能為初學者提供一個良好的模范作用。除此之外，很多偏遠農村教師視野狹窄，閱讀量不大，圖書資源匱乏，甚至很多孩子只是單純地學習拼音，學習課本上的內容，對于課外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避之不及。這些教師能夠帶給學生兒童文學上拓寬的程度可想而知。
4.課程設置的不合理
據調查，高校師范類中文系開通了專業兒童文學課程的學校屈指可數，即使有小學教育和學前教育等專業開設了兒童文學課程，課時也是大大縮減，而致力于兒童文學研究的教師更是少之又少。如果對這樣的情況還聽之任之的話，在不久后很可能出現高校中文系再無兒童文學課程的局面，學校本身對于兒童文學的忽視使得社會普遍對于兒童文學的認識存在誤區，這樣不合理的課程設置必將會對兒童文學的日趨消亡產生重要的消極影響。要想實現教育素質的全面提升，課程設置的改革必須要得到大家的重視。
二、《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的重要性
1.《兒童文學》教學與兒童道德素質萌芽
作為小學教育專業中文方向學生的專業選修課，《兒童文學》完全按照我國教師的現代化教學環境的選擇和要求，充分體現了兒童教育低齡化的特點，旨在全方位地幫助基礎教育者掌握所學文學知識與理論，使其更好地為基礎教育服務。一方面，它可以讓學生通過對《兒童文學》的學習，很好地了解兒童文學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規律，加大學生知識面的發散與拓寬，認識到兒童文學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過對《兒童文學》的教學，可以加深基礎教育者對于常見的文學文體和寫法的了解，從而培養兒童對于文學作品的接受與欣賞的能力，對以后學生學習文學起到重要性的作用。因為兒童文學最契合兒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通過兒歌、童話故事或者寓言故事讓兒童明辨是非，認識真假善惡，形成基本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者掌握兒童文學的這些特征，能為以后的道德思想教育提供前期的理論鋪墊，更好地為日后的教學打下基礎。依據此我們不難發現《兒童文學》對于兒童的知識啟蒙和道德培養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貼近于兒童的生理狀態和成長軌跡，具有很強的操作意義和啟蒙價值，值得重視的是《兒童文學》的教學質量直接影響著兒童的道德素質初期萌芽。
2.《兒童文學》與基礎教育者的素養培養
兒童文學的出發點不是要求初學者掌握多少文學知識，而是兒童文學作品完全符合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要求，它能夠引導學生認識世界，領悟生活，逐步掌握正確的思維方式，從而推動他們的思維發展。教育專家一直在討論學生的語文素養，那么究竟語文素養是什么東西？其實，語文素養很難用語言來概述清楚，但是，我們可以肯定文學素質在語文素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語文課程的教學安排中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民族文化的發展上都有提及與涉獵，而這就是從事基礎教育的教育者所考慮的問題。一方面，要想實現語文素養的提升，不僅要對語文的基本知識有所掌握，還要具備起碼的對于語文的聽說讀寫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要上升到個人的思想境界、人文修養、審美標準等，而這些都是與《兒童文學》的培養離不開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兒童文學》是兒童在文學學習過程中的一個承載，從事基礎教育的教育者對于初學者的人文素養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三、《兒童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策略探討
1.突出學生主體地位，重新設置課程結構
由于課程內容的設置直接的影響著兒文學童教學的質量，為了更好地對《兒童文學》課程進行教學改革，對課程內容的調整就顯得至關重要。在對《兒童文學》課程進行改革之前，首先要對其教學的根本要求與目的進行探討，然后根據這些選取內容上貼近的課程，諸如兒童教學的知識儲備、能力培養和語文素質等，盡量實現理論與文學的高度統一。在原有的理論課程設計中，我們要做到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一方面，要對原有的理論知識與課程設計進行統籌，對于長期形成的經驗教學要有選擇地借鑒與傳承；另一方面，要積極地根據現代教學模式對于課程設計進行適度的修改，把新興的技術以及研究成果應用到教學改革中來，使得《兒童文學》更具有時代性與應用性。內容選擇上要包括兒童文學的基本特點、文學理論、創作過程等對于兒童語文素質啟蒙有重要聯系的內容。除此之外，《兒童文學》的學習要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課程設計內容要具有時代性與歷史性，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都要有所涉及，要具有傳統性和創新性，既要有原著的原汁原味，又要有改編的大膽創新。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給予學生很大的自由空間，可以適時的給學生推薦課外閱讀書籍，分配課外搜集的任務，安排學生進行實踐活動，對于課堂中保留下來的問題要讓學生去搜集材料，并進行相關材料的整理，進而對已有的問題交流與分析，這樣有效提高了學生的主動性，擴寬了知識面的掌握。
2.培養師范生的文學能力，加強自身文學體系的構建
在兒童文學的教學中，教師難免會遇到文學創作問題，所以師范類院校加強培養師范生文學創作能力就顯得尤為必要。培養師范生文學創作能力，有助于引導師范生增強個人對于兒童文學的熱愛，可以為日后的語文教學奠定基礎。在掌握了基本的兒童文學理論知識，再適時地進行有關兒童文學的創作，是當代從事基礎教育師范生必須要涉及的新領域。一方面，要摒棄原有的創作理念，加入對正規語文工具課的學習，另一方面要針對兒童的個性特征進行藝術的創新，不斷加強自身文學理論和思想的培養，以便更好地適應日后的文學教學。在日常的兒童文學教授中，教師除了要加強自身的文學素養，同時也要做到對于兒童校園文藝的編排能力，在豐富學生校園文化的同時加強學生文學素質的提升。在很多師范類學校中都明確把校園文藝編創和指導作為師范生掌握的一門必要技能來學習。兒童校園文化集中地體現了學生對于文學能力的整體掌握度。隨著素質教學的不斷推進以及教學內容、課程的不斷調整，《兒童文學》的教學方式必然也不斷地隨之改變。對于《兒童文學》的教學中的理論知識教授，學生單靠自身搜集的知識不能滿足對于理論知識的學習，這一部分必須要由老師主導，教師要盡可能地完善兒童文學體系，對于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品以及作家要有推薦，引導學生深入地學習。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加強學生獨自的欣賞水平與審美水平的引導，一方面，要加強其對于兒童文學課程基本知識的掌握；另一方面，為他們日后學習語文打下堅實的基礎。近些年來，生本教育教學理念的提出使得越來越多的學校把學習的主體留給兒童，由單純的教師教授兒童被動接受向兒童自主學習轉移。將兒童詩、寓言童話、兒童故事小說、兒童散文、兒童戲劇電影等不同的兒童文學依據其自身的特點，進行因材施教。
四、小結
隨著素質教育的不斷推行，教育界對于兒童的基礎性教學也日漸重視，尤其是《兒童文學》也因為其重要性的特點走進了大家的視線，《兒童文學》與其自身基本學習特點，《兒童文學》教學與兒童道德素質萌芽的關系也使得課程改革迫在眉睫。同時，家長思想觀念落后，教師自身知識薄弱，課程設計結構不合理使得幼兒教學面臨很大的問題。為此，我們教育界要對《兒童文學》課程改革加以重視，調整教學評估方式，加強全面素質的培養，實施基礎與實踐并重，加強學生與老師交流，突出學生主體地位，重新設置課程結構，最終實現課程改革的全面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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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深諳兒童心理特征的誦讀教學理念，以讀促寫
我國古代蒙學重視從兒童心理發展的角度，有針對性地指導蒙童誦讀名篇。兒童多記性，古人認為蒙童十五歲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這符合現代心理學理論。私塾先生對閱讀教學環節理解透徹，甚至已臻化境。朗讀，熟讀，精讀；教書，背書，理書，講書，步驟科學，成效卓著。誦讀是蒙學的教學傳統。如今，高中語文課堂瑯瑯書聲已漸行漸遠。誦讀是中國幾千年童蒙教育實踐經驗的結晶，這一優良傳統我們沒有發揚光大。有人反問語文教學多讀就行了嗎？但是，語文教學不多讀行嗎？葉圣陶說，語文學科不該只用心與眼來學習，須在心與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誦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種學習方法。讀得不熟練，記得不深刻，背得不扎實，何來思如泉涌，應筆而出，滔滔不絕，文章倚馬可待呢？北宋詩人蘇軾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南宋朱熹說：“凡讀書須要字字讀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這些觀點恰巧契合心理學對人的記憶理解能力的研究結果。
我國古代通行蒙學教本有《三倉篇》《急就篇》《開蒙要訓》《三字經》《百家姓》《龍文鞭影》《千家詩》（《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詩經》《論語》《孟子》《春秋》《禮記》《千字文》《國語》《左傳》《戰國策》《老子》《莊子》《荀子》《昭明文選》《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千家詩》《唐宋家文鈔》《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史記》等。據《中國歷史軼聞》一書中統計，古代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幾十萬字的書，其中《論語》11750字、《孟子》34685字、《書經》25700字、《詩經》39234字、《禮記》99010字、《左傳》196845字。值得關注的是，古人所說的背誦不是機械記憶，絕非鸚鵡能言，而是輔之以精思、貴通、貴用之法。
華南師大附小陳琴老師致力于小學語文“素讀”經典教學的探索。素讀經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讀經典內容的含義，純粹地讀。這種不求理解、大量背誦的方法是科學的右腦教育法。其一二年級素讀目標為：《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規》《聲律啟蒙》； 三四年級素讀目標為：《論語》《大學》《中庸》；五六年級年級素讀目標為：《老子》，選讀《史記》《資治通鑒》。她的學生在小學畢業達到“背誦十萬字，讀破百部書，手寫千萬言”的目標。每天識記100多字，還給學生碩果累累的六年。
作為高中老師雖未能在學生十六歲以前加以引導其大量背誦，但用心理學的觀點指導學生吟誦，亡羊補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語文《考試說明》背誦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這是有識之士的遠見，有獨到的思考。熟讀背誦，是屢試不爽的好辦法。中國古典文學成就之高，令世界為之咋舌。文學家燦若群星，哪一個不是背誦頂尖高手。現代文學巨匠魯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為美談。讀，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來。
讀，還能有力促進學生寫作風格的形成。清代學者崔學古說：“通于《書》，其文必實；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詩》，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斷制；通于《禮記》、《周禮》，其文必典雅。”蒙學作文教學關注學生形成寫作風格，何其高哉！縱觀今日高中生寫作現狀，這個愿景難以實現，有遙不可及之態。
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鑒古代蒙學誦讀的要旨，有效指導高中生實現從讀到寫的涅槃，老師任重道遠。這亦是筆者寫作本文的初衷。總復習中，高三學子根據拼音寫漢字，而這個動作已經重復了十二年，學生讀在何方呢？筆者憂思之切。每念及漢代揚雄“能讀千賦，則能為文”， 筆者扼腕長嘆，我們的語文教學特別是作文教學和古代蒙學弟子學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學應特別深入研究借鑒傳統語文教育讀對寫的影響，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積方能薄發。閱讀是寫作的基礎，然并非淺嘗輒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讀，也非“精耕細作”的精讀，恰是系統的“誦讀”。劉勰“觀千劍而后識器，操千曲而后曉聲”，量變推動質變。讀得不好，怎能寫得好？閱讀是吸收，其為主；寫作是運化，是皈依。高中教師如不能意識到寫作的根在閱讀，高中作文教學當無法實現質的飛躍。
二、閎中肆外的人文啟蒙教育，蒙以養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學重視啟迪兒童心靈和智慧。蒙學教材文質兼美，充滿飽滿的人文精神，為弟子未來卓爾不群奠定堅實的智力基礎。
蒙學教材內容歷史演變，簡要概括如下：先秦時期，出現我國歷史最早的兒童蒙學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學以“六藝”為基本學科，學生德、智、體、美等和諧發展，農業、天文、歷法、及數學等科技文化知識滲透蒙學；漢代《論語》《孝經》為最通用的經學教材，醫學、史學也滲透到蒙學領域；魏晉南北朝時期蒙學教育融入玄、黃、老、莊、釋、文、史；隋朝科舉制成為蒙學教育的指南針，經學化傾向明顯；唐代振儒術，容佛道，蒙學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強調了道德啟蒙和文化知識；元代蒙學教育普及農業知識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納入了啟蒙教育的范疇；清代后，蒙學領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識。1898年的蒙學教材《蒙學課本》已破地理上“中國中心論”，強調天外有天，開放胸懷，迎接西學。蒙童人文啟蒙教育根植于中華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閃光。
據徐梓《中國傳統蒙學書目》統計，蒙學教材為一千三百多種，門類繁多。蒙學對兒童人文啟蒙教育閎中肆外。思想內容博大浩瀚，語言表達縱橫捭闔，恣肆。人文啟蒙教育使蒙童通曉天下人倫事理，精諳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業。兒童為嬰稚，即識人顏色，知人喜怒；其踐行“凡出言，信為先”；誡“詐與妄、奸巧語、穢污語、市井氣”；引導蒙童珍惜韶華、克盡求學之苦，正所謂“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朱熹在《蒙學須知》講到，“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當所知”；塑造童子“于灑掃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天真純樸的兒童天性最終發展為他日鑄成大器的精神底蘊、一抹亮麗的人格底色。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古人讓蒙童在生活中快樂學習，實行以人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進性。蒙童練就的蒙學童子功具有可持續性，能良性發展，浸透人文啟蒙思想基因，為其將來寫作注入了思想和語言的博大動力。
時至今日，須指出的是，許多優秀高中生埋頭數理化題海，分配給語文學科的一點點時間又大量花在對高考滿分作文的模仿上。雖苦苦耕耘，卻一籌莫展，不得其法。沒有閱讀，高中生學識淺狹，胸中不富，作文無神氣基調。清初語文教育家唐彪說：“從古未有只讀四書一經之賢士，亦未有只讀四書一經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識古今之典故，欲作經世名文，欲為國家建大功業，則諸子中有不可不閱之書，諸語錄中有不可不閱之書，典制志記中有不可不閱之書，九流雜技中有不可不閱之書。”當代高中生會須痛飲一碗盛滿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應格外注重學生閱讀文本的選擇，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學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學生的情操。否則，貽誤無窮。
三、質樸的作文教學法，百鍛為字，千煉成句
古代蒙學對作文教學的認識質樸，但作文教學法科學有效。注重文道統一是傳統蒙學作文教學的重要指導原則。人文啟蒙教育客觀上使蒙童在開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訓練。古代蒙學作文訓練內容和形式豐富多彩。
其一，屬對、連珠、錘字基本功訓練。古人通過語音、詞匯訓練，修辭、邏輯訓練，幫助蒙童弄懂語音平仄、詞匯詞性、語法結構等寫作知識。作文講究聲律和諧、形式美觀。
其二，模仿和抄寫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創造的成分。師名家名篇的神，不師其貌，最終自然純熟；抄寫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詞造句。
其三，培養觀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觀察事物，體驗事物上升到寫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寫天地人物情狀，粱劉勰提到，“博見為饋貧之糧”。
其四，作文先“放”中“脫換”后“收”。歐陽修稱，“作文之體，初欲奔馳”。初寫放膽文，抒發胸臆；“脫換”即稍加限制；“收”指終要膽小，文章精雕細刻。文章從氣象崢嶸、彩色絢爛，到造平淡，其實乃絢爛之極。
其五，文章不厭改。古人善于保護學生才思，提出隨學生立意而改；擇精當處，細小筆削地改，以點鐵成金：易日經時地改，則自解雌黃。
反思中國古代作文教學法，我們要從中擷取吉光片羽，傳承創新高中作文教學。
筆者認為小學初中直至高中語文必須實現教學一體化，要有一盤棋的思維，做好銜接工作。例如，古時蒙童屬對，今天高中生做對聯，但如何深入對聯教學，這是個棘手的問題。筆者要求高一學生惡補《幼學瓊林》《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豐富典故知識、聲律知識、自然常識。這種訓練如果能提前到小學或初中階段則更佳。
談及古人寫作模仿和抄寫并用，高中老師大有可為。有些學生只看高考滿分文章，這是誤區。畢竟為考場倉促間所作，學生限于時間和才思，無法同前世和當代名家相比，故僅僅閱讀此類文章收效甚微。筆者常年呼吁學生要看名家作品。學生讀經書、讀史書、讀時文，融會變化，是為文的真訣。學生自覺向往釀花為蜜，蜜成不見花；當釀谷為酒，酒成而不見谷時，學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筆。語文老師必須設計生成一個學生將來發展的空間。高一高二時要多抄寫文章。抄同題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掃除枯澀阻礙；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語、路脈，從而潛移默化，融會貫通。水融之日，則是學生揚眉劍出鞘之時。
晉代陸機《文賦》提出“玄覽”一說。“觀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學生佇中區，頤情志，激起寫作精神內驅力，這是足貴的。筆者認識到隨物賦形能力對學生來說太難了。《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學生學會多角度地觀察生活，豐富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對自然、社會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應試教育如火如荼開展的今天，學生遠離自然，遠離社會生活，喪失了觀察事物、體驗事物的審美需求。倘能賞“萬類霜天競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現代教育心理學原理。高中作文教學要激發學生興趣。老師改文章不能將學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強改，要改出學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為主”，筆者深以為是。若能將以前的文章拿出來改，則更有意義。這樣的老師難能可貴。學生隨寫隨丟，對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為意，這不可取。總之，學生文章多改則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謂沿根討葉，思自轉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