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現狀及對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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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東中西部 東北地區 老齡化 現狀

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養老問題將是中國人口結構性矛盾帶來的最重要挑戰。中國的“人口紅利”是由區域人口的共同發展所創造的，而其產生的人口負債也將由區域共同承擔。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而超過了14%就被稱為“老齡社會”。

一、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老齡化現狀

（一）四大區域老齡化進程加快，西部及東北地區程度加重

自2000年只有東部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高于全國水平0.89個百分點，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65歲以上人口比重均在7%以下，但是在2010年，四個區域65歲以上人口比重均在8%以上，西部地區老齡化程度達到9%，東北地區達到了9.12%，超過全國水平0.2個百分點，超過2000年水平2.51個百分點。可見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這四個區域的老齡化程度在日益加重。

（二）四區總體及少兒撫養比呈下降趨勢，西部地區撫養負擔最重

從總體來看，2000年到2010年這四個區域的總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都呈下降趨勢。總撫養比的下降主要歸因于0—14歲人口比例下降的程度大于65歲以上人口上升的比例。例如，東部地區的0—14歲人口比重在十年間下降了6.19個百分點，但是65歲以上人口比重在十年間則上升了1.07%。此外，西部地區的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以及老年撫養比均為四個區域最高，也就是說西部地區的每一百個適齡勞動力要撫養26.25個兒童和12.5個老年人，這比全國水平分別多撫養3.95個兒童和0.52個老人。

這四個區域的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老年撫養比的上升預示著潛在的后繼勞動力的減少和適齡勞動人口負擔比重的增加，這都會不可避免的使老齡化程度日益惡化，而且在2000年到2010年間，西部區域的15—64歲適齡勞動人口的增加比例僅為2.96%，遠遠低于其他三個區域與全國水平。

二、老齡化危害

（一）加重適齡勞動人口負擔，使養老金財務狀況惡化

人口老化也就是60歲或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加，根據我國的現行退休制度，這必然會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勞動人口供養退休人口的平均負擔。Rosa Aísa，Fernando Pueyo和Marcos Sanso（2012）認為出生率的減少和預期壽命的增加逐步增加了對社會保障的依賴率，也使關于公共養老金系統的財政增加。[1]養老更多的要靠社會，但是社會養老負擔的加重，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動搖國家社會保障體系。

（二）家庭結構發生重大改變，家庭養老功能弱化

家庭養老一直是中國養老的主要方式。根據六普資料顯示，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的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生活來源主要來自家庭其他成員供養，占全部生活來源的分別為48.3%、52.15%、50.14%和35.95%，其余的生活來源則來自于勞動收入，離退休養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財產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東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老年人口除了接受家庭養老外，離退休養老金是生活第二來源，但是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老年人口的第二生活來源則為勞動收入，可見家庭養老的功能在逐漸弱化。

（三）人口老齡化將影響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

人口老齡化將會從多個方面影響到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競爭能力，并進一步影響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胡鞍鋼等（2012）利用一個包含人力資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從索洛增長理論入手，分析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均產生不利影響。[2]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形勢的日益嚴峻，在不久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威脅，這將影響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三、積極應對老齡化的建議

（一）養老應社會統籌與個人積累并進，家庭與社區養老結合

社會統籌要與個人積累齊頭并進，為包括各類職業養老金和私人儲蓄的個人積累建立私人賬戶，保證養老基金管理的科學性與高效性。開發與逐步健全老年產品和服務專業人員市場，提升老年服務的多樣化與高質化。建立并完善家庭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服務網絡為輔助，公共福利設施養老手段為補充，社會保險制度為保障的居家養老體系。

（二）探索彈性退休制度，緩解養老壓力

柳清瑞，苗（2004），孫玄（2005）等以養老保險收支平衡為出發點，覃福曉（2002）以婦女比男性早退休5—10年的政策的不合理性探索了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推遲退休年齡方案的可行性。[3][4][5]在歐洲，政府也在努力說服選民延遲退休，以緩解養老壓力和勞動力人口不足。Eric French， John Jones（2012）認為鼓勵推遲退休的退休金改革應該顯著提高了老年人群的工作年齡，從而增加老年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增加了對未來養老金的貢獻。[6]Rosa Aísa，Fernando Pueyo和 Marcos Sanso（2012）也認為退休年齡的延遲增加了對養老利得的貢獻率，同時有利于整個社會保障系統的支撐。[7]而根據我國的國情，隨著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為了實現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應該探索實行彈性的退休制度。

（三）走地域特色的“產出性老齡化”之路

1982年由美國學者巴特勒提出的“產出性老齡化”（也稱“生產性老齡化”）的概念，2002年，聯合國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就提出了“積極老齡化”的發展戰略，強調老年人的市場價值。我們要倡導地域各機構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確保人們進入老年階段后仍保持一定的生產能力。同時引導老年消費群體需求與地域特性相結合，比如西部地區要將民俗文化考慮其中。各區應該加快開發老齡產業，使“銀發經濟”將成為其新的經濟增長點。

由于地域發展的不均衡性， 我們要通過積極探索地區具有各自的特點和發展規律， 積極應對老齡化，抑制人口老齡化的負面效應，激發出人口老齡化的正面效應，化挑戰為機遇， 尋求“老齡時代”的“人口紅利”。

注釋：

①中國的四大區域劃分：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西），西部地區（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和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

參考文獻：

[1]Rosa Aísa，Fernando Pueyo，Marcos Sanso. Life expectancy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J]，J Popul Econ （2012） 25：545—568

[2]胡鞍鋼，劉生龍，馬振國. 人口老齡化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證據[J]. 人口研究，2012（3）：15—24

[3]柳清瑞，苗.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推遲退休年齡策略研究[J]. 人口學刊，2004（4）：3—7

[4]孫玄. 關于退休年齡的思考[J]. 人口與經濟，2005（3）：67—71

[5]覃福曉. 男女退休年齡的法理思考[J].學術論壇， 2005（5）：142—146

[6]Eric French， John Jones. Public pensions and labor supply over the life cycle[J]，Int TaxPublic Finance （2012） 19：268—287

[7]Rosa Aísa， Fernando Pue-

yo， Marcos Sanso.Life expectancy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J]， J Popul Econ （2012）25：54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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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論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其對養老保障制度的挑戰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職工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及其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分析 論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挑戰 淺析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可持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分析 從人口老齡化看中國的養老保障 老齡化對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影響及對策 淺析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及其對策 老齡化“高壓”下的養老保障制度及其相關研究 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及對策 人口老齡化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亞洲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 承德市人口老齡化現狀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對策研究 人口老齡化影響下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淺析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中國養老制度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7]國家統計局，2012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67.

[8]鄭功成，實現全國統籌是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刻不容緩的既定目標[J]理論前沿，2008，（18）12-15.

[9]穆懷中，中國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研究[M]沈陽？押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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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制度；替代率；省級統籌

中圖分類號：F84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2.56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2-128-02

一、黑龍江省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特點

（一）黑龍江省人口老齡化現狀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的共同背景，我國于2000年老齡化率達到6.69%，已經達到了國際上規定 7%的老齡化水平。黑龍江省的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也于2005年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率達到7.58%，比當時全國老齡化水平低1.49個百分點。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時，黑龍江省總人口為38312224人，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318.8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達到8.32%，比全國老齡化水平低1.1個百分點。2011年黑龍江人口老齡化率稍有下降，達到8%。同年黑龍江省的總撫養比，即少年兒童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之和為24.58%，低于全國34.4%的平均水平。與南方沿海城市相比經濟欠發達，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較晚、老齡化程度也較輕，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較小。但據有關數據顯示，黑龍江省人口老齡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進一步惡化，2020年老齡化率會上升到24%，到2060年黑龍江省老齡化將攀升到73%的水平[1]。

（二）黑龍江省的人口老齡化的特征

1.步入老齡化社會較晚，發展速度較慢。黑龍江省于200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比重為7.58%，僅高于國際標準0.58個百分點。根據全國統計年鑒數據資料顯示，進入老齡化社會后，黑龍江省老齡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年增加0.148個百分點，到2010年老齡化率達到8.32%。

2.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漸趨高齡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衛生條件不斷改善，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近年黑龍江省的老年人口中高齡人口不斷增加，2008年65歲以上老齡人口 353萬人，其中80歲以上人口37.4萬，占比10.6%，與2001年相比80歲以上人口增加15.1萬、0.9個百分點。

3.老年人口撫養比逐年上升，代際撫養壓力增大。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在人口出生率只降不升的情況下，老年撫養比逐年增加，使年輕人的養老負擔越來越重。期間雖有波動，但總體趨勢仍然是上升的[2]。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05年黑龍江省老年人口撫養比為9.8%，2008年增加到11.48%，2011年則增加到9.96%。

4.城鄉人口老齡化發展不平衡[3]。城市老齡化水平低于農村老齡化水平，除了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加的原因外，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外出務工加大了農村本地的老齡化程度，同時外出務工人員參加流入地的養老保險，緩解了城市的老齡化壓力。

二、黑龍江省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問題分析

（一）養老金替代率較低

養老金替代率，是指退休人員所領取的退休金與職工工資總額的比例。養老金替代率可以衡量一定時期的社會保障水平，它的確定不僅受到工資和價格的影響，投資回報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其產生影響。國際勞工組織規定，退休金的最低支付水平為退休前工資的40%-50%。表1是我國與黑龍江省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對比圖，可知就全國而言，雖然受老齡化的影響，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呈逐年增加趨勢、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只增不減，但全國養老金替代率的水平呈波動上升的趨勢。與此相比黑龍江省的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呈逐年波動下降趨勢，2004年養老金替代率為56.7%。到2011年下降至50.8%。如果養老金替代率持續降低，將不能為退休者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這有違社會保障人們最低生活水平的初衷。

（二）養老保險統籌層次低

養老保險統籌賬戶實行全國統籌是進一步推進養老保險制度發展的要求。就全國而言，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尚未實現全國統籌；就地區而言，只有少數地區實現了養老保險省級統籌。黑龍江省養老保險制度雖然實現了省級統籌，但省內養老金調劑力度不大，基金的統籌和調劑主要集中在省一級，各市縣的積極性調動不夠，于是形成了企業依賴政府，下級依賴上級，相互推脫責任的現象。統籌層次低，使得基本養老金分散管理，資金不能在地區間、不同年齡結構間流轉，必然破壞養老保險自身的平衡，影響了基礎養老保險功能的發揮。首先，在黑龍江省不同人群享受的保險待遇是不同的。養老保障水平最高的是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其次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保障水平最低的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這部分退休人員每人每月只能領55元養老金。這些養老保險項目之間缺乏統一的制度協調機制，待遇水平難以銜接，引發許多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其次，不同縣市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水平不同。一般市級區會比縣級區保障水平高一些，這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最后，勞動力流動后的養老保險關系接續問題復雜。勞動者工作調換后，其個人賬戶和統籌賬戶相應部分的資金都要隨之流轉，各相關地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需要為之付出管理成本，這是效率的流失。

養老保險統籌層次低不僅影響了養老保障制度的整體效應，阻礙了勞動適齡人口地區間流動，而且破壞了“以人為本、人人平等”的原則，使各類人員的保險待遇水平參差不齊，不利于全國養老保障事業的建設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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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　養老保障　南通

    莫尼漢(Moynihan)指出:“一個民族的文明質量可以從這個民族照顧其老人的態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可見，養老保障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間題日益突出。南通市地處長江三角洲，瀕江臨海，自古為“崇川福地”，今有“長壽之鄉”的美稱。作為中國沿海的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級市，在農村養老保障問題上同樣也面臨著挑戰。

1農村養老保障的性質

    一些學者認為，農村養老保障是一種公共物品，其實并不全然如此。經濟學家對公共物品的定義比較多，其中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對公共物品的理論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54年，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一文中提出“公共物品”這一概念，他認為公共物品是這樣一種物品:即每一個人對該物品的消費不會造成其他個人消費的減少。通常而言，公共物品在消費上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非排他性。這是指在技術上沒有辦法或者很難將不付費的消費者排除在公共物品的收益范圍之內。一般而言，公共物品一旦提供給社會中的某一個人，社會中的其他人也都可以從該物品中受益。(2)非競爭性。即公共物品既定的情況下，消費者數量的增加不需要追加任何生產成本，“某個人或廠商對公共物品或勞務的享用不排斥也不妨礙其他人或廠商享用該物品.也就是說.增加一個消費量的邊際成本等于零。”此后，布坎南在《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中指出，薩繆爾森所定義的公共物品只是少數的純公共物品，他認為公共物品是“出于某種原因，有集團或社會團體決定并通過集體組織提供的物品或服務”。現實世界中絕大多數的物品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間，被稱之為“準公共物品”。

    考察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其實現方式有三種:自我養老、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由于實現方式的不同，農村養老保障的性質存在很大的差異，而并非就是單純的公共物品。自我養老和家庭養老，由于其提供主體是私人，并且具有排他性，所以屬于私人產品。社會養老是指由社會提供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的職責，社會養老保障的提供主體可以是集體，可以是商業組織，也可以是政府。其特點也是不同的:集體提供的養老保障其范圍比較小，對象比較集中，且每增加一個人會使整體成本增加，或是降低原有成員的福利，可以看出是具有半排他性的，是準公共物品。商業組織提供的養老保障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但是具有非排他性，所以是公共物品;而政府提供的養老保障范圍比較廣，同樣具有非排他性，也是公共物品。

2南通市農村養老保障現狀

2.1人口老齡化加速與農村老年人口激增

2000年時，南通市65歲以上人口為943 453人，占總人口的12.03 % ; 2001年，南通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2.3 %。這一比例，大大高于同期江蘇的9.1%與全國7%的水平，與同期美國的13%接近，也與其他發達國家的14%差距不遠。截至2005年11月，南通市共有常住人口734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15.12 %。這表明南通市人口老齡化趨勢正在加速。聯合國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地區)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或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就被稱為人口老齡化國家(地區)。據此，南通市人口年齡結構已進人老齡型。據預測，南通市老年人口在未來30年時間里將快速增加，到2036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215萬人，是2000年的2,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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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減少　老齡化　人口結構　綜合國力　人口策略

作者簡介：田香蘭，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圖分類號：F3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107－15

基金項目：2011年度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編號：TJZZ10－098)。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已進入人口減少及超老齡社會。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這種情況將長期持續下去。沒有一定規模的人口再生產，就談不上綜合國力。現行的日本社會經濟發展是以人口增加為前提的，而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必然與社會經濟結構發生矛盾，從而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削弱綜合國力。

一　日本人口減少及老齡化現狀及趨勢

人口減少及老齡化是日本人口變化的主要特點。考察人口減少現狀及趨勢時，可以運用人口規模、出生人數及總和生育率等指標，而考察人口老齡化現象及趨勢時，可以運用老齡化率、老齡化速度、平均壽命等指標。

(一)日本人口減少現狀及趨勢分析

從人口規模來看，2004年日本總人口為1億2779萬，達到高峰，2005年減少到1億2777萬，比上年減少2萬人，二戰后第一次出現人口減少現象，日本開始進入人口減少階段。今后，人口將持續減少，到2055年將減少到8993萬，到2105年減少到4459萬(參見圖1)。由于人口規模的變動具有再生產慣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為止，也很難改變人口減少趨勢。在總人口減少的同時，勞動力人口也明顯減少。2008年，勞動力人口為6650萬人，但到2050年，將減少到4228萬人(預測數據)，相當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圖2顯示了日本總和生育率變化情況。總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稱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數量會維持現狀。1950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總和生育率處于更替水平以下。1989年總和生育率為1.57，由于創歷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稱作“1.57沖擊”。日本政府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續，2005年再次創造歷史最低水平，降到1.26。此后，2007年雖增加到1.34，但仍然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從出生人數(參見圖2)來看，第一次嬰兒潮時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數為270萬人，而第二次嬰兒潮時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為210萬人，但到了1975年減少到190萬人。此后，出生人數持續減少，1985年為143萬人，2005年為106萬人。2006年，雖有所增加(109.2674萬人)，但到2007年(108.9818萬人)，又減少了2856人。日本已進人人口減少的循環當中。

(二)日本人口年齡結構現狀及趨勢

1965年，在總人口中0～14歲少兒人口所占比例為25.6％，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所占比例為68.1％，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為6.3％。65歲以上老年人口與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比例為1:11.2，人口年齡結構屬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總人口中0～14歲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歲所占的比例為66.1％，65歲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歲以上人口與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為老年型。

人口老齡化率(總人口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齡化程度的重要指標，該指標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齡化程度越深。日本于1970年老齡化率達到7.1％，進入老齡化社會；1994年達到14％，進入老齡社會；2005年達到20.5％，進入超老齡社會。日本人口老齡化率從7％增加到14％，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日本總務省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總人口約1億2743萬人。在總人口中，0～14歲的少兒人口占13.3％，創歷史新低，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創歷史新高。在總人口減少的同時，老年人口持續增加。據日本《2009年版老齡社會白皮書》預測，到2055年，老齡化率將達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參見圖1)。從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平均壽命來看，1955年，男性平均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7.7歲，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壽命達到79.6歲、女性達到86.05歲，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長壽國之一。

二　日本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對其綜合國力的影響

人口變化是影響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人口減少及老齡化是一場國家危機，將嚴重削弱其綜合國力。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結構變化對其綜合國力的影響，筆者主要從有關研究機構的綜合國力指標中選取了幾個影響因素。

(一)人口與綜合國力的關系

1、綜合國力概念及指標體系

衡量一國實力最常用的指標是綜合國力。綜合國力是指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經濟、軍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條件和人口等。經濟、軍事、科技、自然條件、人口等是物質形態的，可稱為硬國力；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態的，可稱為軟國力。硬國力是綜合國力的基礎。漢斯?摩根索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充足的人口來創造和供應綜合國力的物質工具，它顯然不能成為一流國家。”豐富的人口資源是提高綜合國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雷?克萊因(Ray 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國力方程：

P=(C+E+M)×(S+W)

式中C為土地和人口，E為經濟實力，M為軍事能力，S為國家戰略系數，W為國家意愿。綜合國力是前三者相加與后二者相加的乘積。

從國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顯著減少意味著綜合國力的下降。而且人口減少，經濟實力也會隨之下降。1987年，日本經濟企劃廳綜合計劃局委托日本綜合研究所進行了綜合國力基礎調查。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綜合國力》一書中，提出了由國際貢獻力、生存能力和強制能力三個層次立體構建的綜合國力評估體系。2004年，日本內閣府報告指出：“人口減少及老齡化直接影響綜合國力及社會活力。”同年7月，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發表了《關于人口減少與綜合國力的最終報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綜合國力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經濟價值創造力、國際社會應對力等三個部分組

成。從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結構變化直接影響日本綜合國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10年《國際形勢黃皮書》，對11個國家的綜合國力進行了評估，評估的評價體系包括領土與自然資源、人口、經濟、軍事、科技五個直接構成要素以及社會發展、可持續性、安全與國內政治、國際貢獻四個影響要素。國情決定其綜合國力研究的側重點不同，中國面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其綜合國力研究更加關注社會發展、可持續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結構變化是其最大的國情，因此其綜合國力研究考慮人口因素較多。

2、人口與綜合國力的關系

人口與綜合國力密切相關。人口作為硬國力，是綜合國力的基礎。考察人口問題，不僅要考慮人口數量，還要考慮人口質量、人口結構等因素。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適度的人口規模。在人口數量有限的情況下，人口質量尤為重要。人口結構中，勞動力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為經濟發展和國防提供更為雄厚的人力基礎。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過大，就可能會出現社會生產勞動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況，從而對經濟建設和戰爭進程產生不利影響。任何國家，只要人口減少，人力資本總量也會減少。一旦人口減少，從宏觀上看綜合國力會縮小。科技的進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產。人口狀況最終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因此，在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的雙重壓力下，日本面臨綜合國力日趨衰弱的局面。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3.3％，排在第五位。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縮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預計到2050年所占比重將下降到1.0％(第18位)。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減少，意味著消費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源和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力削弱。中國與日本比較，1950年，中國人口為日本的6.6倍，1995年為9.7倍，2050年將增加到15.1倍。從長遠看，人口再生產能力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變化。

(二)人口減少及老齡化與綜合國力

根據上述有關研究機構的綜合國力指標體系，從人口角度，筆者選取了其中六個對日本綜合國力影響較大的因素進行分析。

1、經濟價值方面

短期經濟預測關注的是需求層面的變化，而長期經濟預測需要關注供給主體。一般預測長期經濟活動需要以20～50年或更長時間為對象，因此勞動力和資本作為供給主體受到關注。人口減少及老齡化，使勞動力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勞動力人口減少，競爭力削弱，抑制經濟發展。缺乏充足的勞動力及優良的人力資本，科技創新能力及創造經濟價值能力受很大影響。雖然可以利用老年勞動力，但勞動生產率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響產業升級及技術創新。而且，老年人的流動偏好低，直接影響勞動力在產業間的流動，阻礙經濟發展。日本勞動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減少。根據推算，到2015年，日本勞動力人口比2005年將減少400萬，GDP增長率被拉低0.4個百分點。有預測說，到2030年，日本實際國民收入將比2000年縮小15％。GDP減少，內需也隨之縮小，內需規模縮小，導致各種產業基礎削弱，儲蓄率下降，影響投資所需資金。財政狀況惡化，政府的長期投資減少。而企業投資又主要依賴國內儲蓄，因此假如中長期國民儲蓄率下降，企業將很難維持較高的投資率。勞動力供給不足或勞動力質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增長及產業競爭力下降，從而影響其創造經濟價值能力，進而削弱綜合國力。

2、國際影響力方面

國際影響力與人口及GDP規模密切相關。日本人均GDP從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20年來，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明顯下降。1990年，日本在東亞擁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業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東亞所占比重下降為人口6.7％、GDP52.6％、制造業GDP55.3％。日本GDP縮小，政府開發援助規模隨之減少，很難維持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成為西方第二經濟大國，70～8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以后，ODA的規模大幅度擴大。但進入90年代，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經濟長期低迷，財政困難，日本政府不僅改變了ODA的政策方針，也修改了援助條件。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規模近年降至第五位。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務省向國際合作局及其他四個與對外援助有關的部門發出通知，要求凍結日本對外經濟援助項目。外務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由于政府公共債務負擔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貸款規模。ODA規模的縮小再次印證了日本綜合國力削弱，也說明日本國際影響力正在下降。

3、可持續發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人口變化影響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維持適度的人口規模，不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續的需要，也是保持綜合國力的基本條件。人口的過度老齡化及急劇減少將削弱綜合國力。2005年，日本國情調查顯示，全國47個都道府縣中32個道縣人口都在減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減少。另據日本國土交通省調查顯示，全國62271個人口過疏村落中有2643個村落正面臨消失的危險。由于稅收減少，公共汽車、電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難運行，基礎設施投資受阻。由于耕地荒廢，交通通訊落后，過疏地區的農地和森林很難維護，糧食生產、防止災害等問題頗多。市町村負責的護理保險、國民健康保險等難以維持。而上述地區的風俗文化、自然遺產也面臨無法傳承的局面。

4、國家安全與國內政局穩定方面

日本人口結構變化使其國家安全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必然在心理上總體趨向保守和防御，公眾對于良好社會保障的訴求會使國家不可能將更多財富用于國防建設。聯合政權的上臺，表明了“民生優先”的執政理念。社會保障及社會福利是剛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財政侵蝕防務支出。如果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支撐軍事開支，這不僅影響軍事安全，也影響其戰爭能力。在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中位年齡投票人也趨于老齡化。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齡為40～49歲年齡層，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歲年齡層，到2040年后，將增加60～69歲年齡層。由于老年人的發言權增加，日本政治將更加趨于保守，政策焦點也將集中在與民生有關的問題上。此外，從民族結構的變化上看，雖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體地位，但移民占總人口的比重持續增加。上世紀80年代為止，移民不過60萬～70萬人，但到90年代，超過100萬人，到2005年超過200萬人。1990-2005年的15年間，增加了1倍。移民在日本總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為0.6％，到2005年，增加到1.2％。日本政府擔心這將會影響到日本人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但為了維持現有的經濟規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兩難境地。政府既希望用引進外來勞動力來解決日本國內勞動力短缺問題，又擔心移民增加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從而影響國家穩定。

5、國民生活水平方面

隨著人口減少及老齡化的加劇，社會保障費用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兒童補貼及老年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對提高整體國民生活水平帶來極大影響。盡管突出民生主義，強調收入再分配，但在經濟增長緩慢甚至負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對撫養人口的分配，意味著對勞動力人口的分配減少。尤其是撫養人口分配升高，不僅加重勞動力人口的負擔，對財政也帶來巨大挑戰。如果養老金及醫療費用的負擔進一步加重，國民對社會保障的負擔有可能超過其負擔能力。2008年，日本的國民負擔率為40.6％，潛在的國民負擔率為47.5％。這說明國民負擔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圍，嚴重影響國民生活水平。另外，2008年，國民養老金保險實際繳納率低于50％，而國民健康保險未繳納率超過10％。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國民可支配收入減少，影響其繳納各種保險費用的能力。

6、國家發展方向選擇方面

日本國家發展正處在歷史性轉折時期。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的140年里，日本經歷了四次國家發展方向的選擇：第一次是軍國主義武力擴張(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國優先發展經濟(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謀求政治大國(1983～2009年)。

在第三次國家發展方向選擇上，日本全然不顧人口結構變化及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大環境，選擇了走政治大國道路。事實上，人口增長為前提的高速經濟增長模式已被人口減少的低速甚至負經濟增長模式代替。因此，綜合國力逐漸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適合走政治大國道路。第四次日本國家發展方向轉型從2009年執政開始。政權已提出“民生優先”的發展模式下的“新增長戰略”。“新增長戰略”需要以人力資源為依托，因此在人口減少及老齡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是國家發展模式成功轉型的有力保障。保持綜合國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國一條路，只要符合國情，民生優先，將人口制約條件轉變為發展杠桿，仍然可以保持綜合國力。通過采用適合于少子老齡社會的制度、技術、服務，照樣可以為世界提供新的國家發展模式。

三　阻止綜合國力衰退的三種人口政策及效果

對于已進入人口減少及超老齡社會的日本來說，如何保持綜合國力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為了消除人口問題對綜合國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不得不同時推進三種不同政策，即：“防止人口減少政策”、“適應老齡社會政策”，以及“適應人口減少社會政策”。

(一)防止人口減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實施“防止人口減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會經濟體系。為了防止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兒休假法》，1996年規定育兒期間可以得到25％收入補償以及免繳社會保險費。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勞動省、建設省等四個部門共同制定了“天使計劃”。1997年，人口問題審議會發表了《少子化報告書》，開始認真考慮少子化問題。1999年，設立了“少子化對策促進閣僚會議”，制定了《少子化對策促進基本方針》，并根據此方針制定了新的“天使計劃”(2000～2004年)。此后，為了進一步促進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及《培養下一代支援對策促進法》。2004年根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

2、減輕養育孩子的負擔

2009年，上臺后，非常重視養育及教育問題，制定了多項措施。具體政策為：(1)增加各項補助。增加生育一次性補貼(55萬日元)；到中學畢業為止，每年給每個兒童補貼31.2萬日元(平均每月2.6萬日元)。為減輕家庭的教育費負擔，實施高中生學費減免制度，在大學設立獎學金。(2)放寬對幼兒園、保育園的各種限制，鼓勵民間企業投資幼兒托保設施，實行彈性產假，營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兒環境。(3)擴大教育需求，發展教育產業，廣泛接受外國留學生，推動民營教育的健康發展。通過發展高等教育及職業培訓、加強理工科教育來提高人力資源質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來，雖然針對出生率下降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上臺后，把政策重點放在支援家庭育兒上，動用巨額財政資金，實施了兒童補貼政策。但由于財政狀況惡化，兒童補貼的可持續性遇到挑戰。增加兒童補貼，只能適當減輕家庭養育子女負擔，不可能根本上解決家庭收入減少的問題。養育成本上漲、家庭收入減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經濟不景氣、男性無法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參加工作是必然趨勢。因此，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點轉移到為女性創造工作家庭兼顧的社會環境上。但日本現有的社會經濟體系無法適應這種變化。因此，改革現有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經濟體系是有效實施“防止人口減少策略”的體制保障。上世紀80年代后，隨著日本人口結構(人口減少及老齡化加劇、勞動人口減少)、產業結構(服務業的擴大及雇傭的不穩定)及家庭結構(女性就業、家庭不穩定)的變化，福利供給的三極結構(國家、家庭、市場)發生了動搖，國家的福利供給功能下降，家庭負擔增加。在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已不適應新的環境。因此，需要改革現有的就業、養老、醫療、福利、企業經營體系，適應女性平等參加工作的社會。同時，還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務設施，實現保育服務社會化，讓更多的民間企業及非營利團體參與這項事業。只有這樣，女性才能兼顧工作及家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出生率低的問題。

(二)適應老齡社會的政策

1、制定實施《老齡社會對策基本法》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日本政府制定實施《老齡社會對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號)，并根據該法第9條至第13條，就“就業與收入”、“健康與福利”、“學習和社會參與”、“生活環境”、“調查研究”等五個方面制定了具體方針。內閣府、總務省、法務省、厚生勞動省具體負責制定相關政策。內閣府下設老齡社會對策會議，協調各省廳的具體計劃，從宏觀上綜合促進老齡社會政策。總務省下設老年人對策室和老齡化綜合研究中心。老年人對策室主管老齡問題，主要調查全國各地人口老齡化的動態，并綜合各方面專家的意見，提出老齡問題的對策建議。老齡化綜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問題。通過制定和實施護理保險制度，該制度的實施，實現了向契約制度的轉變，消費者可以根據“契約”自己選擇服務方式。

2、加快發展老年人福利事業

日本實施以全體老年人為對象的普惠型社會福利模式。厚生勞動省作為社會福利的責任主體，組織實施老年人福利發展規劃。1986年制定了《長壽社會對策大綱》，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進十年計劃》(黃金計劃)，1994年制定了《新黃金計劃》等。為發展老年人福利，積極增加各項資金投入。在各都道府縣及市町村成立了社會福利協會、非營利性組織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務。在福利供給上，擴大民間企業的參與，促進非營利部門的多樣化。民主

黨政權確定的“新增長戰略”中提到發展醫療護理和健康相關產業。主要措施有積極鼓勵民營資本參與，扶持新藥品和醫療護理技術研發，開發和建設無障礙住宅，開展新型居家服務，填補護理保險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以來，通過完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及加強老年人福利服務體系，使老年人的收入、醫療、護理等社會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護理保險制度實施十年來，實現了“行政措施”向“契約制度”的轉變，基本滿足了老年人的多樣化護理需求，在適應人口老齡社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賴于巨額財政支出。2007年，日本社會保障支付總額為91.4305萬億日元，占GDP(374萬億日元)的24.4％。而GDP增長率僅為0.3％。社會保障支付額中與老年人有關的支付為63.5654萬億日元，占總費用的69.5％。按具體領域來看，養老金支付為48.2735萬億日元(占總費用的52.8％)、醫療支付為28.9462萬億日元(31.7％)。日本財政已不堪重負。因此，財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實施“適應人口老齡社會策略”的資金保障。在人口老齡化以及經濟長期停滯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必須高度重視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的增加。為了阻止債務的持續增加，必須增加分母即GDP。通過經濟增長，增加稅收，縮小財政赤字，實現財政重建。除了做大分母之外，還需要縮小分子，但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很難縮小財政赤字規模。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推測，假如落實的競選公約，國債總額將從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0年的243％。因此，只要不縮減社會保障支出，很難縮小財政赤字規模。財政重建的關鍵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但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實現財政重建的途徑并不是縮小社會保障支出規模，而是提高消費稅。但是，為了得到國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費稅的名稱改為社會保障目的稅。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會弱者，不應把全體老年人當做社會弱者，用巨額的社會保障財政供起來，過度保護老年人。應為老年人營造創業及再就業的環境，使其發揮潛力，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三)適應人口減少社會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業平等政策，促進女性就業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業機會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與男性平等的勞動力，禁止就業上的歧視，此法成為女性勞動力政策的歷史性轉折點。很多女性傾向于育兒任務完成后再就業。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業制度》和《勞動省關于確保男女雇傭機會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具體內容為包括確保在就業方面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顧職業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時間制工作、提高女性地位、開發女性能力等。具體措施：(1)通過女性重返工作崗位計劃，對女性進行普遍的技能訓練，使女性可以尋找離家近的企業上班，讓女性可以靈活地在企業之間流動，這樣可以大大減少機會成本；(2)改變工資體系，采取同工同待遇，減少女性的收入損失；(3)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方便出入。另外，通過制定《勞動者派遣法》、《短時間勞動法》、《最低工資法》等，為女性再就業提供方便。

2、修改移民政策，吸收外國勞動力

2005年6月，法務省設立了“促進多文化共生社會研究會”，2006年3月總務省也召開了“多文化共生研究會”，提出不同國籍和民族的人在互相尊重對方文化的基礎上，平等生活。過去，日本移民政策強調“同化”，而現在強調“共生”，并采取提供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措施保證外國人在日本就業及生活。“外國人才交流推進議員聯盟”提議，今后50年內，日本應該向“多民族共存的國家”過渡，使移民人數達到日本總人口的10％，即1000萬人左右。該機構還建議制定專門的移民法，以明確移民國家的理念，并設置移民廳負責相關事務。

3、實施《老年人就業穩定法》，促進老年人就業

2004年6月，日本政府重新修改《老年人就業穩定法》，實施繼續雇用制度。《老年人就業穩定法》是日本應對老齡社會所制定的法律。《老年人就業穩定法》規定，所有企業都有義務雇用老年人。從2006年開始，企業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到2013年，提高到65歲。企業可以從以下三種形式中任意選擇一種：(1)廢除退休制度，不以年齡為理由終止勞動合同；(2)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到2013年采用65歲退休制度；(3)采取“延長工作年限制度”以及“再就業制度”，確保65歲為止的雇用。實施《老年人就業穩定法》之后，到退休年齡后仍被繼續雇用的人數，從2005年的12萬人(48.4％)增加到2008年的31.6萬人(73.3％)。《老年人就業穩定法》不僅有效保護了老年人的權益，也促進了老年人就業。

“適應人口減少社會政策”的關鍵在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女性及外國勞動力。日本政府為促進老年人及女性就業，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措施。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社會及企業雇傭意識尚未發生變化，老年人及女性只能從事短期勞動及臨時勞動，無法獲得長期穩定收入。特別是老年勞動力創新精神減弱，勞動生產效率不高，也影響再就業。而女性由于習慣在結婚后辭掉工作，很難對其實施有效的職業培訓，無法挖掘女性勞動力的潛力。因此，日本單依靠自身的人力資源難以滿足國內對勞動力的各種需求。

篇6

【關鍵詞】廣州市；老齡產業；老齡市場

二十一世紀，世界人口的基本發展趨勢是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問題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也是當代中國的三大人口問題之一。廣州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程度高、長壽化顯著的城市之一，據預測，2015年末，廣州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140萬人，比 2010年增加24萬人，增長21%；老年人口占全市戶籍人口的比重將超過 16%，比2010年提高約2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廣州市已進入老年型社會，盡管廣州市發展很快，但其人口老齡化特征依然沒有避免全國的共性，即“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老齡化形勢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老齡產業的發展將不僅有利于老齡問題的妥善解決，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整個第三產業的發展， 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研究廣州市老齡產業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廣州市老齡產業發展的現狀

迄今為止，老齡產業在我國還沒有一個權威、統一的的定義 。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老齡產業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它不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而是橫跨第一、二、三產業的綜合性產業，“是專門為老年人生產和提品和服務，滿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業的集成或集合” 。老齡產業又被稱為“銀色產業”，“銀發產業”和“銀齡產業”。

目前，由于我國廠商多注重青少年和兒童人口的市場需求，而巨大的老年人口的市場需求則受到壓抑，市場上琳瑯滿目的多是老年人營養品、保健用品，其他類型的適宜老年人群的服務產品比較缺乏。廣州市的老齡產業發展同全國的的整體情況差不多，老齡產業發展潛力巨大，但仍然沒有形成全面發展的局面，產業發展相對集中在營養品和保健用品的開發上，但廣州從90年代以來老齡產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總體上已經領先于全國的發展水平。廣州大多數的老年服務企業都是市一級的老年人服務企業，面向的是全市的老年人群體，這些企業同全國其他城市相比服務規模更大，服務水平更高。但是，廣州市老齡產業發展的整體狀況仍然滯后于廣州整體經濟的發展。同時，廣州市老齡產業的發展相對于國內發展比較好的南京、大連、上海等城市缺乏自己的特色，存在一定的差距，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大，特別是在滿足多樣性的老年人服務方面。

二、廣州市老齡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產業規劃指引，老齡產業處于無序發展狀態。

隨著老齡人口的快速增長，不管是政府、企業，還是學術界，都一致認為老齡產業是二十一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但直到目前為止，全國性的老齡產業發展規劃尚未出臺，各省、市更是沒有形成自己的老齡產業發展規劃，廣州市也不例外。由于缺乏行業指引，相關部門在老齡產業的市場準入，產品生產標準以及監管等方面缺位，廣州市老齡產業處于無序發展狀態，一些老年日用品同質化現象嚴重，而真正適銷對路的老齡產品供給不足，老齡服務市場、老齡旅游市場以及老年人住宅市場亟待開發。

（二）民間資金進入不足，老齡產業發展滯后。

盡管老齡產業是二十一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老齡市場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市場上為老年人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卻嚴重供給不足，老齡產業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滯后于龐大老齡人口的發展。由于政策不明朗，政府對老齡產業的支持力度不夠，又加上已有的優惠政策沒有落到實處，很多企業家對是否進入老齡產業還處于觀望狀態，民間資金進入不足。以養老機構為例，目前廣州市10區2縣級市有養老機構166家，其中，民辦養老機構僅有61家，占了不到四成。近幾年來，隨著原材料以及人工成本的不斷上升，民辦養老機構遭遇發展瓶頸，想提價卻困難重重，如果廣州市政府不加大補貼力度，這些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將難以為繼。

（三）產業發展專業化人才不足，缺乏高素質人才。

在老年用品上，真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適銷對路的產品少，很多老年用品都是模仿國外，老齡用品市場沒有吸引到高科技人才。而在老年服務業上，高素質的專業人才更是缺乏。目前，廣州市專為老年人服務的護工一般都是“50、60”成員，而80后、90后年輕人很少有人愿意涉足這一行業。在文化層次上，護工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是小學畢業。由于社會上對護工存在偏見、工資水平低，護理專業的學生很少進入老年服務市場為老年人提供服務。老齡產業的發展缺乏專業人才的支撐。

三、廣州市老齡產業發展的對策

（一）出臺產業發展規劃，指引老齡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目前，廣州市有專門針對老齡事業發展的五年規劃，但缺少對老齡產業發展的指引。老齡產業和老齡事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為了促進老齡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廣州市政府應在全國出臺老齡產業發展規劃后，盡快出臺針對廣州市老齡產業發展的五年規劃，以使廣州市老齡產業又好又快發展。

（二）提供并落實政策優惠，鼓勵社會資金進入老齡產業。

要使社會資金真正進入老齡產業，政府應從以下方面著手：第一，完善老年人養老保障體系，解決老年人消費的后顧之憂。第二，加大宣傳力度，改變老年人的消費觀念。第三，落實老齡產業發展的政策優惠，使優惠政策既能看得見，更能用得著，而不僅僅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第四，加大對老齡產業的扶植力度，從融資、稅收、用地等多方面著手，鼓勵社會資金進入。

篇7

一、天長市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特點

（一）老年規模擴大，老齡化呈加速態勢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天長市老年人口增長迅速，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1990年天長市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為50194人，占總人口比重為8.98%；2000年增加到69954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1.84%；到2010年達到92705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5.37%。從增長趨勢看，前10年增長46.6%，增加了1.98萬人；后10年增長53.4%，增加了2.27萬人。

國際上，通常把人口年齡結構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為三種類型：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從上表可以看出，上世紀90年代初天長市人口的年齡結構類型處于由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的階段，2000年已邁入老齡化社會，2010年人口老年型結構更加凸現。有關資料顯示，發達國家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從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的時間，而天長市老齡人口比重從1990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10.6%，只用了20年時間。

（二）老年人口仍以低齡為主，但高齡化趨勢明顯

2010年，天長市9.27萬老年人口中，60-79歲有8萬人，占86.3%；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1.27萬人，占全部老年人口比重的13.7%，低齡老人占主體。但高齡化呈加快趨勢，與2000年相比，高齡人口增加6460人，占老齡人口比重提高了4.78個百分點；比1990年增加了10061人，比重提高了8.44個百分點。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

天長市城鎮人口老齡化水平明顯低于農村人口，這與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歷程常見的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的特點不同。2010年天長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市城鎮常住人口為32.46萬人，農村住人口為27.83萬人。城鎮60歲及以上人口39481人，老齡人口比重為12.18%；農村60歲及以上人口51750人，老齡人口比重為18.60%，高于城鎮6.42個百分點，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留守的多為老人、婦女、兒童，這也是農村人口中老齡人口比重高的原因，顯示出農村養老問題更加突出。

（四）老年人口女性多于男性，高齡老人女多男少

全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4.43萬人，女性4.84萬人，60歲及以上人口性別比為91.7；其中80歲及以上高齡女性8074人，占63.6%，性別比為57.3；百歲老人性別比僅為25.0，百歲男性老人明顯少于女性。

（五）少兒撫養比大幅下降，老年撫養比大幅上升

本世紀以來，天長市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加速推進，城市的輻射力、吸引力和人口聚集力不斷提升，勞動人口大量涌入，同時上世紀8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也使出生率持續降低，引起天長市勞動力人口總撫養比有所上升。

“六普”資料顯示，2010年天長市總人口總撫養比，由1990年的38.92%上升至2000年的45.60%、2010年的45.07%；少年人口撫養比由1990年的31.46%、2000年的33.17%降至2010年的22.76%；老年人口扶養比由1990年的7.46%，上升至2000年的12.43%、2010年的22.31%。

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天長市人口老齡化正呈現加速發展，并日益呈現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長快，高齡化、空巢化趨勢，農村需要照料的老人比例呈高發態勢。

（一）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影響到經濟發展。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必然造成勞動力減少，從而影響到勞動力的有效供給。普查資料顯示，天長市16歲以下人口呈逐年下降趨勢，如15歲10764人、14歲9450人、13歲7640人等等，加上勞動力人口外流，勢必導致該市新增勞動力人口逐漸短缺。

（二）人口老齡化對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提出嚴峻挑戰，社會養老壓力增大。

一是養老保險壓力劇增。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將導致撫養結構的根本性轉變，養老金繳費者逐步減少，領取者逐漸增多，養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銳，直接沖擊著養老保障制度。二是醫療資金需求膨脹。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逐漸下降，在醫療方面的支出也遠遠高于年輕人和中年人。除了醫藥費用外，還有相當一部分高齡老人會逐漸喪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長期照護服務和相應的資金支持，對公共醫療和公共財政造成巨大壓力。普查資料顯示，全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退離休養老金生活的只占9.80%，但依賴家庭其他成員供養的占67.71%，還有3.47%依賴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

（三）人口老齡化引起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的養老功能不斷弱化。

實行計劃生育后，家庭結構發生了變化，形成了大量“四二一”家庭，一對夫婦要供養4個老人，不論是家庭的經濟收入，還是夫婦能夠用于贍養的精力和時間，都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傳統的養老模式已不能解決未來的養老問題。普查資料顯示，天長市60歲及以上的單身老人戶有4118戶，一對老年夫婦戶有26895戶，約占全市家庭戶總戶數的17.2%，這是一個龐大的獨居或空巢老人群體。

三、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對策建議

目前天長市正處于經濟社會結構調整和跨越式發展的關鍵

時期，同時，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的程度還將加劇，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并將成為影響天長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制度和養老服務體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加快經濟建設，提高社會贍養能力

人口老齡化，必將給社會經濟帶來壓力。發達國家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屬于先富后老或邊富邊老。而天長市老齡化則提前來臨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繼續加快發展經濟，要把經濟這塊“蛋糕”做大做強，只有“蛋糕”做大了，很多事情才有能力妥善的解決。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和社會財富,以獲得足夠的財政儲備，提高社會贍養能力。

（二）強化全社會養老服務功能，提倡全社會養老

“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注重發揮家庭和社區功能，優先發展社會養老服務、培育壯大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在現階段亟須建設“梯度”養老模式，即家庭養老、社區養老、混合養老等方式并存，提倡全社會都來關愛老年人，贍養老年人，因地制宜解決養老問題。應充分挖掘社區資源，發揮社區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優勢，建立多家庭互助聯合體，組建養老照顧網絡，互幫互助，也可以法律咨詢、婚介以及康樂中心等方面的服務，不斷完善服務項目設施、擴大服務覆蓋范圍、提高服務水平、健全服務網絡。發展專業的老年人服務機構，由專門人員為老年人提供各種服務，如老年人托護中心、心理咨詢與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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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特征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市2010年底總人口862.7萬，65歲以上人口61.76萬，占×市總人口的7.16%，已處于老齡化社會的加速發展階段。根據2010年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數據顯示，×市的老齡化程度僅比上海市低三個百分點，而不同于上海這個有“東方明珠”之稱的沿海發達都市， ×市“未富先老”將面臨前嚴峻的老齡化局勢。

（一）老年人口規模大

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加上20多年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以及20世紀中后期，計劃生育工作的普遍推行，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2010年底，×市65歲以上老年人61.76萬，占 ×省老年人口總數的7.9%。

（二）人口老齡化程度高

×市雖作為中部二線城市，隨著 ×市政府近幾十年來大量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及逐漸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我市老年人口的平均壽命增長為74.83歲，比十年前增長了3.43歲，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又使得出生率大幅下降。×市2010年65歲及以上老人占全市總人口7.16%，人口老齡化高于 ×省0.8個百分點，高于全國1.0個百分點，老齡化形勢嚴峻。

（三） ×市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高速增長期

×市老齡人口增長速度呈不斷加快趨勢，65歲及以上老人在1980年-2000年每年遞增2.4%，2000-2010年為3.8%，增速達1.4個百分點。數字表明，×市老年人口不但在絕對量上呈上升趨勢，更主要的是增長速度的逐漸加快。

（四） 老齡人口高齡化趨勢十分明顯

人口學中認定，60――69歲為低齡老年人口，70――79歲為中齡老年人口，80歲以上為高齡老年人口。×市2000年80歲以上的老人占本市老齡人口的10.05%，而到了2010年該比重則上升為12.38%，這表明×市高齡老年人所占比重在不斷增大。

二、人口老齡化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市在社會生產水平、經濟尚不發達情況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必將給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帶來較大影響。

（一）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造成影響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勞動適齡人口變化將直接影響著社會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其后果是勞動力短缺、經濟增長緩慢。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勞動人口的穩定供應，人口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比重加大，勞動適齡入口數量減少與比重下降。預計到21世紀中期， ×市勞動力數量將有近1/4的人口年齡超過65歲。

（二） 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對老人贍養比上升被贍養人口的增加必將加重現有勞動人口的負擔。當我市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際撫養比就會出現大幅度提高。未來我市家庭現階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個成年孩子將負擔6個長輩。雖然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行有助于緩解家庭負擔，但這一模式的家庭撫養比重仍將影響我市年輕勞動力的收入支出。

（三） 人口老齡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負擔加重

人均壽命延長，幾十年的低生育率和我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的情況下，“未富先老”提前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其結果必然會提高社會負擔系數，使社會負擔加重。而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補助等社會保險項目的社會保障資金征收困難更加劇了政府在養老等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壓力。

（四）養老院數目少致使養老矛盾升級

×市現有老年人100萬，而養老院有僅有54家，其中公立養老院31家，床位8000多張。和十二五規劃要求相比，×市養老床位還有一半缺口。 更為嚴峻的是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私立養老院雖然能提供較好的環境但高昂的費用使很多老年人望而卻步。

三、解決×市人口老齡化問題的主要對策

人口老齡化問題勢必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等重大戰略性問題，我們必須從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出發，積極應對，做出正確的戰略性選擇，并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和應對之策。

（一）積極發展經濟，為解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養老難題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應對人口老齡化局勢，發展經濟是關鍵。只有盡快提高我市勞動生產率，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才能更好地滿足撫養老人的各種需求，被用來進行交換、分配與消費的物質財富才會充足。應建立和完善多層次、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養老保險制度，使更多人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社會保障的實惠，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二）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度，積極開發老年產業 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可以積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畢竟老年人口并不是純消費者，他們中間仍有一部分人從事經濟活動，勞動經驗和知識積累相對豐富，可以彌補體力的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經濟發展。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為了滿足物質與精神上的需求，對商品、服務和勞務等消費越來越多樣化。隨著老年人口的逐年增加，其需求也會日益增長。這時，市場機制將引導社會資源不斷向開發滿足老年人的生活用品、醫療產品、保健用品，以及老年大學、老年旅游等產業轉移，尤其是在高齡老齡化階段，社會對滿足老年成員的消費需求將明顯增大。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大力興建公共養老設施、擴大老年活動場所、增加老年服務項目、提升老年服務水平、發展老年服務產業。

（三）盡快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全方面服務的新型養老體系

1、新型養老體系應該以家庭養老為基礎

從總體上講，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不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高，還有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因此我們要從我國國情出發，按照國家、社會、家庭、個人共同負擔的原則，構建中國特色的養老模式和養老制度。同時，我們也應看到，90%以上的老人最終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同時，中華民族始終是一個重禮節、講孝道的民族，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天倫之樂是對老人最大的安慰。因此，家庭養老的功能雖然不斷弱化，但目前仍是我國養老的基礎。

2、 新型養老體系應該以社區養老為依托

社區養老是以社區為平臺，以社區基層組織為主導，強調政府、社區、家庭、個人等多方參與，整合社區內各種服務資源，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醫療保健、文化娛樂等全方位服務的養老模式。這一模式符合人們居家養老的思想訴求，同時又能解決家庭無人照料的難題。目前全國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如提供老人餐桌、上門義診以及大慶市打造的十分鐘養老功能服務圈等等。

3、 新型養老體系應以機構養老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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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可持續發展

老齡化現象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帶來了諸多影響。首先，大量的老年勞動力退出勞動市場，使得勞動力資源減少，極大限制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其次，龐大的老年人有著多方位的需求，國家用于供養老年人的公共支出不斷增加;再次，快速的老齡化考驗著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并且養老金支出常顯赤字，仍然需要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養老，使得家庭養老負擔非常沉重。可以說，過早步入老齡化社會，對我國來講是一次嚴峻的挑戰。

我國現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人才資源匱乏，社保體系不健全，這要求我們充分挖掘現有人力資源的潛能。老年人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相當一部分人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高超的技術水平，卓越的管理能力，廣闊的人脈關系，極具開發價值。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探尋我國老年人力開發的途徑，不僅可以緩解社會壓力，彌補人力資源的缺口，減輕家庭負擔。促進老齡化積極和健康的發展，是一件一本萬利的事情，是促進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

一、“人口老齡化”的界定

“人口老齡化”從廣義上而言是指一個社會，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迅速增加，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日益提高，也就是群體的老化問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時，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于人口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21世紀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國老齡化速度超快，老年人口數量巨大，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地區老齡化與城鄉老齡化差異較大是我國老年人力資源的主要特點，現階段的人口年齡比例正是是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黃金”時期，70歲以下的老年人比重大，具有很大開發潛力。

二、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必要性

據預測，2050 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男性將達到 73.65 歲，女性為 79.01 歲。受退休制度的影響，我國的老年人口不斷膨脹，其中有大量可供開發的老年人力資源。截止到 2010 年 11 月 1 日，僅60-64 歲低齡老年人就有 58816996 萬，這部分人處于低齡老年階段，剛從工作崗位上走下來，思想觀念較新，也具有繼續就業的熱情和能力，如果將其充分利用，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

1.有助于彌補人力資本缺口。

當前，我國的人才資源結構十分不合理，低層次人力資源有富裕，而高層次人才資源十分匱乏。據統計，我國離退休人員中的科技人才占全部科技人才中五分之一，兩院院士大多數也超過 60 歲。讓老年人重返工作崗位有助于他們找到一個新的定位，得到家庭和社會的肯定與尊重。同時老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減輕晚輩的壓力，老有所用，這是老年人實現自我價值最大化的一種方式。

2.有助于促進積極老齡化。

離退休使得老年人停止了職場生活，但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并沒有在生理和心理上達到老年階段。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改善其晚年生活。幫助老年人在社會生產中占有一席之地，能夠有效避免不良情緒的產生，還可以幫助老年人開發新的人脈圈，贏得尊重感和滿足感，有效避免了“退休綜合征”的產生。

三、河北省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現狀

1.老年人的文化素質不斷提高。

我省老年大學有2000多所，在校學員超過15萬。開設聲樂、電子琴、鋼琴、二胡、葫蘆絲、薩克斯、民族舞、模特、楷書、行草書等專業。另外還成立戲劇團、藝術團、書畫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等社團組織，極大的充實了老年人的生活，滿足了他們的精神需求，對河北省逐步推進“終身學習”大有幫助。

2.退休干部繼續發揮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全省66萬離退休干部中，在農村發揮作用的有5萬多人，其中擔任顧問、黨支部書記或委員職務的老同志共有1800余人。省委書記周本順專門批示，要求大力宣傳到臨西縣東留善固村擔任顧問13年的離休干部張士英的先進事跡，號召全省離退休干部向張士英同志學習。在全省離退休干部中迅速掀起關注農村、支援農村、深入農村、建設農村的熱潮。

3.老年人積極參加活動。

為豐富老年人的社會文化活動，政府加大了對老年人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對老年人的教育投入，例如總投資6000萬元人民幣，占地120畝的老年活動中心在石家莊市龍鳳湖畔建成。這里的老年人擁有了一座專屬于他們的江南風光游樂園。這個老年活動中心由南派園林設計大師李政設計，依龍鳳湖湖光山色的自然優勢建成。游樂園給老年人提供一處集休閑、修養、修身為一體的活動場所。

四、河北省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存在的問題

1.開發程度低。

河北省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程度從深度上和廣度上看都是很低的。老年人離退休之后繼續從事社會工作的很少，在業率較低，河北省老年人在業率尚未超過 50%，老年人力資源的閑置情況十分嚴重，開發程度低。

2.就業行業不平衡。

根據 河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業老年人的就業領域集中在農、林、牧、漁和水利業，這幾個行業的在業老年人占全部在業老年人的 91.13%。也就是說第一產業的在業老年人占全部在業老年人的 91.18%，第二產業為 2.91%，第三產業為 5.91%。

五、河北省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對策

1.政府積極引導，創造良好環境。

政府在老年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應該發揮導向作用，積極引導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努力創造合適的社會環境，不是將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工作全部包攬。把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納入到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制定有利于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法律和法規制度;適時實行彈性退休年齡制和彈性工作時間制，破除老年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實行彈性制，讓老年人繼續發揮余熱;構建全方位的養老保障體系。只有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才能談得上“老有所學”與“老有所為”。

2.個人積極相應，踐行老有所為。

調動老年人社會參與熱情，樹立積極的心態與老有所為的觀念。大家也應該正確認識老齡化與老年人力資源的社會價值;積極發展和推進老年教育，發揮老年教育在人力資源開發中的主渠道作用。積極鼓勵和幫助老年人參與教育與培訓活動，組織老年人接受再教育，開展終身學習，對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大力發展老年事業，以老年人服務老年人，廣開門路促進低齡老年人的就業。讓年輕的老年人加入到護理業中，增強老年人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保障的能力;鼓勵老年人員積極參與社會（區）活動，老年人可以通過組建老年人協會等老年團體組織，以自我管理、自我組織為主，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大力發展老年志愿者隊伍，規范志愿者的組織機構，維護老年志愿者的合法權益，使老年志愿者成為新時代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3.市場積極配合，拓寬就業渠道。

設立老年人力資源庫，構建老年人力資源信息網絡平臺。要適時組建老年人才市場，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老年人才交流活動，組織老年人才為發展知識經濟作貢獻;開拓老年勞動力市場，優化老年人力資源配置。組建老年人才中心和老年人職業介紹所，組織老年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或舉辦老年人才市場，為供求雙方牽線搭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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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超.人口老齡化對我國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分析[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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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養老； 養老服務； 產業

當前我國養老服務產業的現狀不容樂觀，存在諸如體制法律不完善、地區不平衡、資源利用不充分、行業服務水平低、服務理念不合理以及養老思想落后固化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嚴重制約了老年人口群體養老需求的滿足，而且嚴重影響了社會和諧的構建，因此，如何切實可行的解決這些問題，是當前養老產業研究關注的重點。

一、當前我國養老服務產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我國培育并發展養老服務市場已經20多年，但是養老服務產業總體水平比較落后，存在諸多問題，具體表現為：

1.政府投入不夠，管理體制僵化，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一是投資體制還不健全。目前看，國家投資多于民間投資，雖然民間資本投入在增加，但都是在利潤的驅使下，臨時的多，長期的少，還缺少長效機制調控資金投入。

二是政策體系還不太完善。這種不完善主要表現在相關的組織、關系、布局和措施不與國家出臺的政策相配套。另外，政策落實不到位不透明。國家出臺的政策都是很具指導性和前瞻性的，但落實的過程中常有不到位不透明的現象。

三是管理體制還沒理順。一直以來的養老服務的國家行政管理的慣性，造成目前管理的僵硬狀態。政府的管理角色沒完全轉變，導致民間投資人的創新管理空間不大。另外，政府部門運行機制不靈活。老齡事業機構出現了組織臃腫，人員過多的現象，這樣使運行的效率低下，也浪費了很多資源。管理機構和人員的計劃色彩過重，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導致養老服務機構運行僵化，沒活力，缺乏競爭力。

四是法律法規相對政策滯后。比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目前還是1996年頒布的，顯然與養老服務產業發展不同步。四是政策的監管還很欠缺，甚至有空白；目前機構注冊弄虛作假、霸王條款、服務質量差等顯現還是很多的，但都沒有有效的監管機構和制度。

2.市場運作不佳，供需失衡

一是缺乏市場規范和行業標準、服務設施不足、服務水平較低。我國的養老服務產業總體來說還處于初級起步階段，服務設施還很不足，缺乏統一的市場規范、行業標準以及行業監管機構，一些商家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隨意提高服務檔次，抬高服務價格，降低服務質量等現象還很多，使養老服務產業可持續的健康發展受到影響。

二是供需不對稱，矛盾無法及時解決。養老服務產業投入成本大、回收周期長，行業風險高，而隨著物價水平、工人工資的不斷上漲，企業短時間內收益不顯著，導致很多企業望而卻步，這直接影響養老服務產業的總體投資規模和投入力度，但是社會養老需求卻在日益增長，造成供需矛盾嚴重失衡。

3.產業模式單一，未形成規模化產業鏈

目前我國養老產業產品主要是兩部分，一是與居家養老配套的家政服務，但這類公司充其量就是一個服務中介的性質，他們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水平低、內容范圍窄、服務價格不合理，更不能為老年人提供個性化、特殊性、專業性的服務。二是傳統的養老院機構養老。但政府和企業只是單純的依靠創辦養老機構，并簡單的套用養老院、敬老院等運營管理模式來加速養老服務產業發展，大多數養老服務機構對老年人也只停留在以醫、食為主的同一模式統一標準的服務照顧上，不能為機構養老的老年人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特殊性的服務項目。多數為小規模投資經營，并未真正形成產業模式，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產業化整體發展程度較低，致使產業市場占有率低且市場競爭力弱。

4.行業服務水平低，態度較差，服務理念不高

一是養老服務人員流動性大、專業水平低、隊伍老化嚴重。因為養老服務人員的待遇普遍比較低，年輕人不愿意從事這個行業，所以人員流動大，從業的人員也沒經過專業培訓，少數人還有歧視老年人歧視養老服務工作的態度，給養老服務產業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二是服務態度差。一方面，產業服務人員多是下崗人員和外來人員，他們只能憑經驗做一些簡單的日常護理和家政服務，對老年人身體護理、心理疏導、精神關愛不到位。另一方面，作為服務人員的提供者，有的企業不僅沒有對服務人員進行高質高效的專業培訓，而且缺乏對員工的嚴格管理和監控，甚至還放任員工的不符合服務規定的行為，這都嚴重影響了養老服務產業的服務質量。

三是服務理念不合理。大多數人從事這一行業都是為了掙錢，無論是企業老板還是員工，這無可厚非，但也絕不能唯利是圖。如很多公司為了掙錢，打出很誘人的宣傳，做出各種承諾，各種設備和服務一流等等，而一旦將老人招進來，完全改頭換面，設備差，環境亂，服務態度差，致使老人們不再相信這種機構，信譽也越傳越差。

5.區域發展不平衡

我國老齡產業市場需求規模存在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現象，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領先于全國各地，而一些欠發達地區的老齡產業發展滯后，市場消費需求釋放不足，導致難以支撐產業發展基礎。

一是省際之間存在不平衡。湖南作為人口大省和老齡問題較突出的省份，養老服務業建設任務繁重。由于經濟欠發達，建設任務重，投入相對不足，使全省養老服務業發展跟不上形勢。全省集中養老床位占有率僅為1.28%，五保集中供養率僅為20%，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59%和31%），即使是省會長沙，發展仍屬滯后。陳卓頤曾比較了長沙、南京和石家莊三個省會城市養老服務業發展情況，發現長沙市與南京市人口總量與經濟發展水平相當，進入老齡化時間相同，老年人人口所占比例相近，但是養老服務業發展卻存在較大差距，集中養老床位僅為南京的45.26%，床位比低于南京117.31%。即使與石家莊市比較，長沙市的發展也明顯滯后。

二是省內也存在不平衡。湖南省的養老服務總體而言，東部地區較西部地區發展要好，西部區域發展相對滯后。養老服務機構的數量來看，長沙市位居全省第一，登記在冊的各類養老服務機構共計144個，張家界市登記在冊的養老服務機構數最少。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地區養老服務業發展程度與當地老齡化程度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顯。

6.傳統的家庭觀念和思想根深蒂固，不利于產業發展

在中國文化固有的思想里，四世同堂，享天倫之樂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一向重視孝悌，贍養父母是子女的責任，即使現代生活節奏快，工作忙，但在傳統和家庭道德方面，子女一般不會把父母送到養老院，老人自己也不太愿意去。傳統觀念的影響，長期形成的“福利化養老”認識誤區影響了養老服務社會化、產業化的進程。

二、促進我國養老服務產業發展的基本對策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必須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借鑒國外養老產業發展經驗，采取政府、企業以及個人三方聯動的發展策略。

1.政府――聰明的投資者

一是應制定養老服務產業的產業政策和相關法律。

首先健全與養老服務產業相關的政策，養老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基金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影響最深的特點。因此，當前我國社會保險制度建設的一個關鍵在于改革養老保障制度，進一步繼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增加對生活困難老人的養老補助，使老年人口切實擁有均等機會來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二是完善養老服務體制。

首先，鼓勵并規范多元化的投資主體進入養老服務產業。養老服務產業化需要引進各種社會資金共同投入市場，除了利用好政府投資，還要支持非公有資本投資養老服務機構，采用多樣的經營形式。

其次，要進一步明確養老服務產業的管理主體，簡化管理機構。我國養老服務產業現在還存在多個部門共同管理的現象，由民政部門、勞動部門、衛生部門等單位共同管理，并且城鄉和農村的管理差異很大。

最后，要轉變政府職能，由直接政府接投資管理轉變為間接宏觀調控，建立完整的審核、評估和監督機制。

2.企業――忠實的執行者

企業應該以身作則切實提高行業服務水平。

首先，養老服務產業廣泛應用科學技術，可以為老人提供非常便利的生活環境。

其次，完善各類專門護理機構，滿足實施特色服務的要求。隨著醫學科技的發展，老年人的因病死亡率降低，但因為機能的下降和消失，很多老人有不同程度的不能自理生活，在一般的養老機構也很難滿足特殊老人的需求。專業護理院的出現能彌補這一塊市場的空白。同時，對于不同情況的老人要量身制定護理計劃和服務計劃，有的放矢，提高效率，保證質量。

最后，不斷提高專業培訓服務的技能，提高服務人員的文化水平和專業素質。養老機構中的服務質量是非常重要的，服務作為軟件是贏得市場的重要因素，要提高服務水平，每個機構要注重服務人員的培訓，培訓包括提高為老年人的服務意識和具體服務行為的專業性。機構的管理人員要不斷學習行業內的先進管理經驗。

3.個人――堅定的支持者

老人及兒女應改變過去社會對養老產業的舊觀念。長久以來，老年人的養老觀念始終停留在“養兒防老”的層面上，導致一部分老年人對社會化的養老方式十分抵觸，因此政府應積極的正面宣傳和引導老年人改變“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使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意識到社會化養老是現代社會普遍推行的養老方式。在肯定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合理、強調個人和家庭責任的同時，更要建立適合老年生活和活動的配套設施，開展適合老年人的群眾性文化、體育、娛樂活動，引導人們理解市場概念、社會概念和產業概念。

隨著老齡化現象日趨嚴重，加上家庭養老功能逐漸弱化，養老服務業的需求在未來一段時間增長空間巨大。養老產業的推進需要社會發展的支持，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應關注老年人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使老年人度過一個健康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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