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投融資案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產業投融資案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產業園區；投融資規劃；參數估計

一、引言

自2011年貴州提出“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戰略以來，產業園區一直是貴州省經濟發展的戰略關鍵，近幾年，貴州省產業園區一直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態勢，并作為社會經濟的推動引擎，也越來越體現出其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隨著國際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經濟結構的調整，國內產業園區的開發投融資以土地開發、土地經營和土地融資為重點的傳統模式受到諸多限制，如何有效推進產業投融資成為產業園區發展的新的亮點。然而，國內產業投融資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化描述和相關評價為主，定量化體系不完整。嚴金海（2012）探討了高新技術開發區投融資體系的建設，其中重點從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著手，研究提出，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投融資體系應做好金融支持體系、投融資環境等方面的工作。郭興平、王一鳴（2011）借鑒基礎設施投融資的國際經驗，美國市政債券持續為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支持，加拿大長期有效的政府管理降低了基礎設施的融資成本，由此作者提出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需要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健全風險管理措施和透明政府債務管理。本文將依從融資結構理論，結合參數估計的方法，搭建園區產業的融資結構測算體系框架，并以貴陽高新區為實例分析，從而增強園區產業投融資的量化程度，為園區產業投融資規劃提供參考。

從產業園區產業發展階段的融資方式看，可以劃分為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股權融資和債權進一步細分為融資渠道，首先從股權融資的風險投資持股比例，風險投資階段分布可以劃分為股票融資，種子基金，創業投資，私募股權和企業自籌。其次從債券融資的貸款債券比可以劃分為銀行與債券融資。梳理渠道關系、構建產業投融資結構，可得到如下投融資結構圖（見圖1所示）。

二、產業園區產業發展投融資基本參數估計

通過投融資測算體系結構對產業發展投融資進行測算的前提是對相關進行測算，因此本節重點依據各種數據來源對其中的參數進行相應的測算。

（一）資產產值率的測算

產業園區通過產業投資形成固定資產，由此形成產值，資產是產業園區的基礎。產業園區的資產和產值之間存在相對穩定的關系，因此本文用園區內工業總產值比上園區企業總資產來衡量產業園區的生產效率。同時，由于產業園區做相應的規劃，一般都會預定其產值目標，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測算的資產產值率來測定產業園區資產的總需求。

根據2007～2011年度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數據測算（見表1所示），全國高新區的每年資產產值率基本穩定、波動幅度較小，資產產值率在0.71～0.78之間，五年平均值為0.75?？v觀資產產值率，2009年高新技術開發區的資產產值率較2008年下降了7%，比平均值也低4個百分點，這明顯是受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美國次貸危機對國內高新區的資產產值率的沖擊在2010、2011年逐漸有所恢復。

（二）資產負債率的核算

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因行業、企業性質等因素而發生變化，但是從產業園區整體來看，總體的資產負債率相對穩定，根據企業融資結構均衡理論顯示，企業負債的節稅效應和負債的風險之間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均衡點。產業園區的資產負債率測算基礎數據用的是全國高新區2007～2011年企業負債和企業資產總額作為基礎進行核算，在本文投融資測算體系用于估測產業園區融資需求中債券和股權的比例。根據測算結果（見表1所示），2007～2011年全國高新區企業資產負債率基本穩定，在0.52～0.55之間，波動范圍有限，這是銀行信貸審核資產負債率的結果，也是金融監管一致性的體現，這樣比例符合行業發展的需求。

（三）風險投資占凈資產比的估算

風險投資是高新技術企業資本的重要來源，本文用以估算風險機構在產業園區企業股權融資中的投資占比。估算風險投資的基礎數據主要來自于歷年高新區企業的統計資料和國內風險投資規模數據。

根據全國高新區風險投資比例測算表（表2所示）發現，國內產業園區凈資產中風險投資的比例不高，在1～3%之間。假如是用全部募集的風險投資資金進行估測，即假設募集的風險資本全部用于產業園區的投資，這樣現有風險投資規模與產業園區企業凈資產的比例較小，約在2%上下浮動，即便是以全部的風險投資募集額進行測算，這樣形成的風險投資募集比也不超過4%。鑒于“萬眾創業、大眾創新”的政策影響，創新創業對經濟的貢獻、風險投資的作用將會更加明顯，風險投資的比重會增加。據此，取實際風險投資占比和風險投資募集占比之間的中間值2.5%作為測算產業園區的風險投資的指標。

（四）股票融資、風險投資之間關系核算

根據風險投資的一般規律，目標企業上市是風險投資的主要退出渠道，風險投資與股票融資之間存在一定的聯動關系，因此我們比較風險投資和企業上市融資，用兩者之比來估算風險投資和股票融資合適比例。核算這一比例的基礎數據來自清科數據研究中心。

從表3所示的風險投資與股票融資比例關系看出，2008～2012年我國風險投資與股票融資之間關系極其不穩定，這可能是由于上市融資經常隨著股市行情變化而變化，其中2008年與2011年的比值基本一致，2009、2010兩年值超過4，是平均值的兩倍左右，最差的是2012年僅為0.97，不足平均值的一半。綜上，我們選用這五年的平均值作為估計值。

（五）債權融資結構估算

債權融資有效途徑有銀行貸款和企業債券兩種形式，我國還是以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的金融體系，與美英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體系呈現出過于偏重間接融資、直接融資發育不全。因此，我們把銀行貸款與企業債權之比當作債權融資結構的指標，并引用2008～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

從表4所示對照分析貸款余額和企業債權發行額之間關系看出，我國確實存在偏重間接融資，債券融資的比重基本微不足道，企業債券僅為銀行貸款的3.3%，這種情況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比重關系。

三、產業園區投融資規劃案例分析

通過本文第二節的參數估算，為了進一步驗證所設計的產業園區投融資測算體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本文選用貴陽高新技術開發區作為研究對象，結合貴陽高新區的產業園區的具體情況和基本數據，進行實例分析，為其他類似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提供參考，有助于相應的產業園區進行規劃和設計其投融資方案。

（一）案例背景

貴陽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位于貴州省貴陽市，是全國52個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之一，也是貴州省唯一的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近年來，高新區始終堅持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區域市場的主力、產業提升的基本動力和區域競爭力增強的基礎力量，不斷強化措施，加強引導服務，優化發展環境，使民營經濟走上“快車道”。先后獲批“國家大數據引領產業集群創新發展示范工程”、“國家科技服務業區域試點”等十五個國家級試點示范。在全國國家級高新區增比進位中由62位躍升到43位。立足于金陽科技園，貴陽高新區近年來全力建設和打造沙文生態科技園，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如何有效的引導產業的發展，成為貴陽高新區投融資規劃的關鍵之一。

（二）案例估算

結合第二節的參數估計結果，依據貴陽國家高新區十二五規劃的工業總產值的目標對投融資測算體系進行估算。十二五期以600億為工業產值的發展目標，在2010年66.5億元的基數上，按照固定增長率進行等比測算，產值年均需要增長55.3%，由此可以估測規劃期各年的產值目標，運用投融資測算體系的參數估計結果，計算出各年度的產業融資需求，結果見表5所示。

（三）案例結果分析

從產業園區投融資體系估算應用案例結果來看，我們將討論其中融資規模和融資結構。

一是，融資規模分析。從演算過程來看，貴陽高新區的融資規模主要取決于其產值目標，所測算的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以及風險投資、股票、企業自籌、銀行貸款、債券等多種融資渠道資金，這些結果能夠幫助產業園區管委會更加便捷地開展財政預算，同時在掌握地區融資渠道的金融機構服務規模情況下，還能進一步估計金融服務機構的數量，這利于產業園區規劃金融服務體系。例如，在2007～2012年之間，我國債權發行的平均規模為17.3億元左右，結合貴陽高新區2015年72.4億元的債權融資需求，我們可以估算所需企業債權發行次數，大約為72.4/17.3≈4次。

二是，融資結構分析。從不同融資渠道對照來看，企業自籌和銀行貸款比重較大，股票、債券、風險投資等其他融資渠道相對較小，但是這些融資渠道仍然需要關注，它們是融資結構的主要構成之一。根據融資體系測算方法，我們大致估計出貴陽高新區的產業投融資需求極其結構，雖然僅僅考慮其作為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特征，未考慮其地域特征和發展階段特征，但是這種方法測算的融資結構體系至少能夠吻合國內經濟的基本趨勢，至于地域特征和發展階段特征可以在進一步研究中對相應的參數和結果進行修正。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經過搭建投融資估算體系、參數估計和案例分析，本文形成如下結論。

第一，產業園區的投融資規劃核心是資金統籌。本文以產業園區的產業發展資金形成資產作為切入點，重點對融資結構和融資渠道進行探析，主要目的是為政府的宏觀規劃服務，利于確定合理的區域金融發展規劃。

第二，產業投融資測算有利于與基礎設施投融資有機結合，產業園區開展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的投融資規劃，兩者互為依托，基礎設施投融資是基礎，產業投融資是目的。對此，本文基于國內相關數據，通過構建參數估計的測算體系對產業發展中資金需求渠道結構進行定量化研究，為地方政府產業發展和夯實金融服務體系提供區域宏觀性指導。

第三，產業投融資測算體系具有一定的適應性。通過貴陽高新區的案例演示，本文清晰直觀地估算出各融資渠道的資金規模，并對相應的因素進行因子分析，這種方法具有直觀性，充分吻合國內各融資渠道的金融服務體系的潛力，具有一定的普適性。

第四，產業投融資測算可以根據應用適當調整相應的參數和事項。在具體應用本文所演示的產業投融資測算體系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修正，比如結合地域金融發展特征，修正各種融資渠道的結構和比例，結合測算對象的發展階段特征因素結構變化因子，為了應用本文所用的測算體系還可以進一步考慮結構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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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哲社科規劃課題“溫州水環境治理投融資機制研究：基于民間資本視角”（項目編號：14wsk183）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812（2015）21-0024-02

摘要：我國在水環境治理方面的投入非常有限，存在著巨大的資金缺口，僅靠政府投資難以滿足水環境治理投資需求，亟須建立多元化的水環境治理投融資渠道。民間資本雄厚，投資意愿強，地方政府應幫助民間資本投資者樹立價值投資理念，建設民間投資信息網絡平臺；創新污染治理市場機制，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水環境治理領域；用好金融、稅收扶持政策，做好水環境治理產業融資與民間資本投資的對接工作。

關鍵詞：水環境治理 投融資機制 民間資本

一、我國水環境治理投融資現狀

目前，我國面臨水資源短缺及水污染嚴重的雙重問題。水環境治理成效能否達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水污染治理資金投入是否足額、及時。我國水資源融資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資金需求量大，投入不足。根據國際經驗，環境投資占GDP的比重為1.0%至1.5%時，能基本控制污染，達到 2%至3%時，環境能得到較大的改善。我國在水環境治理方面的資金投入，遠未達到國際公認的標準。二是水環境治理投融資渠道單一，民間資本投入意愿不強。近年來，我國水環境治理問題凸顯的同時，水環境治理投融資問題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一方面加大了環保投資力度，另一方面也拓寬了投融資渠道。盡管如此，與水環境治理的力度和達標要求所需要的資金相比，投資渠道方面來看仍顯狹窄。三是缺乏市場競爭機制，資金利用率低。四是金融機構提供的水環境治理產品創新不足，綠色信貸不完善。由于水環境治理的投資周期長、回報率低，經濟效益不明顯，銀行等信貸機構缺乏對水環境治理項目支持的積極性。同時，我國缺乏鼓勵環境金融創新的系統配套政策和體制機制氛圍。

二、民間資本參與水環境治理的模式選擇

（一）市場主導型融資模式與政府主導型投資模式

民間資本投資具有強烈的趨利性，在市場主導型融資模式下，由于水環境治理產業的公益性質，不會是民間資本投資的最佳選擇。應該利用政府主導投融資模式，充分利用政府職能，將民間資本合理地加以引導，協調資金分布的行業與地域的矛盾，使得水環境治理產業可持續發展。

（二）債權融資模式與股權融資模式

水環境治理資金需求量大，時間緊，債權融資模式能快速地籌集到所需資金，但籌資額有限。而股權融資模式，籌資時間長，籌資量大，資金需求者自主性強，有利于集中民間資金進入水環境治理領域?，F在，比較可行的債權、股權融資模式主要有三種。

1.創立水環境治理產業基金。根據相關政策，政府可以出臺設立水環境治理產業引導基金。通過水環境治理產業基金平臺，采用股權或債權募集所需資金，將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進行有機融合，解決水環境治理產業的融資難題。

2.VC/PE投資傾向水環境治理產業。據有關數據顯示，2008―2011年中國污水處理行業共披露47起VC/PE融資案例，融資總額達到8.52億美元，平均單筆融資金額為1 813萬美元。近幾年，VC/PE 對水環境治理產業的投資案例數量越來越多。

3.發行股票，上市融資。2000年以來，環保企業上市公開募股共85例，融資總額近700億元。隨著新三板、創業板等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水環境治理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的道路必將更加順暢。

（三）項目融資模式

項目融資是以項目的名義籌措一年期以上的資金，以項目營運收入承擔債務償還責任的融資形式，主要包括六種融資形式：產品支付、融資租賃、BOT融資、TOT融資和 PFI融資。水環境治理產業可以根據項目的大小，所需資金的長短、融資的特點等選擇不同的融資形式。

（四）信托融資

信托融資是一種綜合性融資模式，也是一種間接融資模式，在國家宏觀政策影響下，根據經濟運行的特點，設置組合型的融資方式，以滿足融資市場變化的需求。信托融資多樣，包括：信托貸款、股權投資附加回購條款、股權收益權、財產收益權、綠色信托等。信托融資是在信托法律關系中進行融資，降低了融資成本，并且融資期限長。信托融資具有一定的制度優勢，包括財產管理與風險隔離、財產獨立性和管理連續性、跨行業金融資源配置的靈活性等，實現了不提高資產負債率的情況下就能獲得融資。信托融資克服了債權融資和權益融資的缺點；同時，吸取了兩者在風險管理的優點，可以克服經濟發展帶來的波動性，以及伴隨而來的系統性風險和跨期性風險，使金融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水環境治理產業完全可以利用信托融資的優勢和特點，將信托投資與水環境治理產業融資結合，開闊水環境治理產業融資視野，提升水環境治理產業融資水平。

三、民間資本投資水環境治理產業的政策建議

（一）政府轉變職能，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水環境治理領域

地方政府要立足于長遠發展，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水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提供市場化投融資相關制度產品。通過創建市場、規范市場和扶持市場來促進水環境治理的市場化運營機制。健全水環境治理設施的投融資機制，其建設和運行都應按企業方式來運作，明確投資者之間的責、權、利，增加水環境治理投資能力，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為財政投入與民間資本投資提供公平、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把市場能夠做、愿意做的事情交由市場主體來完成，確保財政資金不與民間資本在水環境治理的盈利性領域進行競爭。進一步明確政府財政資金在水環境治理領域的使用方向和支持重點，發揮政府投資的“杠桿”作用。撬動、引導大量民營企業和個人資金投入到水環境治理領域，加快水環境治理市場化進程。

（二）幫助民間資本投資者樹立價值投資理念

目前，相當一部分民間資金所有者希望通過短期借貸、較高利率的方式獲取回報。而水環境治理產業的項目投資周期一般都比較長，回報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資金供給和資金需求之間需要磨合。民間資金持有者必須拋棄“短平快”投融資路徑依賴，重視項目投資模式是否符合金融業態發展方向，是否符合國家對投融資的引導方向，樹立價值投資理念。投資者可以利用民間資本創辦或參股科技創業投資企業，也可以自建或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共建技術研發中心和示范基地，支持水環境治理產業的發展。

（三）用好水環境治理產業基金，支持水環境治理企業上市

為了扶持水環境治理產業發展，引導民間資金流向水環境治理產業（企業），地方政府可以牽頭設立水環境治理產業投資基金。該基金主要面向處于種子期、起步期的水環境治理產業（企業），為他們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突破發展瓶頸。

1.出臺投資基金的管理辦法。在設立水環境治理產業投資基金后，政府要及時出臺投資基金的管理辦法。管理辦法要正確處理政府監管和市場運作的關系，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科學決策、防范風險”的原則，進行投資運作。既要保證基金的投資方向是水環境治理產業（企業），又不能干預基金的正常運營決策。管理辦法要建立有效的風險約束機制，降低投資風險，防范運作風險，特別是委托風險。管理辦法還要建立激勵機制，從收益補償和風險補償兩個角度來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此來調動并提高社會資金參與投資的積極性。管理辦法要完善投資基金的退出機制，選擇合理的退出時機。當產業投資基金扶持水環境治理產業、企業發展穩定之后，就可以通過出售、轉讓等方式實現基金的退出。

2.培育水環境治理企業上市。除了設立水環境治理產業投資基金外，還應該在水環境治理產業中培育和組建一批股份有限公司，加以重點扶持，做大做強，爭取上市，以盡快進入資本市場，為下一步引進風險投資和風險投資的退出提供有效的資本市場支撐。對入圍擬上市的水環境治理產業企業進行分類管理，根據盈利能力、成長速度等不同，分別安排在地方股權交易所、中小板、主板等市場上市。

（四）出臺水環境治理產業的稅收扶持政策

水環境治理產業是典型的政策驅動型產業，稅收優惠是助推其發展的最為有效且易于操作的扶持措施。通過稅收優惠，可以有效緩解長期以來因收費不到位、運行經費不足等影響企業正常運營和發展的問題，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水環境治理領域。同時也可以極大地減輕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和公眾支付壓力。在地方政府財力允許范圍內建立和完善稅收優惠政策，扶持中小型環保企業的運營和發展。

（五）政府投資建設水環境治理產業投資信息網絡平臺

在互聯網時代，企業的市場環境和運作模式都發生了變化，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經濟信息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要完成水環境治理產業與民間資本的對接，需要一個信息網絡平臺，這個平臺由政府出資建設，無疑是最合適的。在這個投資信息網絡平臺上可以水環境治理產業政策、發展建設規劃、市場準入標準、國內外行業動態等信息。信息平臺的建立，能為水環境治理產業的銷提供多方面和準確的信息服務，最大限度地避免民間投資的隨意性和盲目性，提高投資效益。

（六）完善水環境治理產業融資與民間資本的退出機制

水環境治理產業投資回收期長，未來收益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民間資本一旦涉足其中，可能會出現信用風險問題。當民間資本投資者不再足以承擔高風險，轉而意欲將資本轉向信用風險更低的項目時，順暢的退出機制是民間資本自由進出水環境治理產業的保證。如果只能進不能出，資本就會失去投資水環境治理產業的動力，投資者就會失去信心。在保證民間資本能自由進出水環境治理產業的同時，先前被撤資的企業如何提高其信用等級，使其仍有足夠的發展資金，也是一個完善的退出機制需要面對的考驗。

篇3

關鍵詞：融資方式；華誼集團；中影集團；金融貸款

一、電影融資渠道介紹

我國電影業主要使用的電影融資方式有八種：金融貸款、版權預售、政府出資、電影基金、間接贊助、個人融資、廣告投入、風險投資、以及海內外企業投資等。隨著電影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香港、美國、日本、韓國、英國、荷蘭、加拿大地區的資金也逐步進入中國制片領域。而隨著這些資金的逐步進入，單一的資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經越來越小，混合資金運作已經成為目前我國電影融資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廣告投入的代表——華誼集團。

華誼公司與馮小剛合作的多部電影，如《手機》、《大腕》、《天下無賊》等將廣告投入這一融資渠道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以新片《非誠勿擾》為例，影片5000萬投資里有一大半是來源于廣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獨家貸款。）在過去的幾年中，華誼兄弟保持100%增長率，占據了國內制片市場40%的份額、電影發行市場30%的份額。從2000年至今，華誼兄弟先后獲得來自太合集團、TOM集團、雅虎中國、分眾傳媒等機構的資金總計4億多元，這些資金保證了華誼兄弟能夠持續不斷地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中。2009年，華誼兄弟正式上市成為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認為，“華誼”兄弟的上市將為國有公司的新一輪發展帶來契機?！?/p>

（二）海內外企業投資代表——中影集團。

由韓三平領導的中影集團把我國的國營制片廠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僅08年一年，中影集團發行的影片票房總收入高達27億元，占全國票房總產值67%。中影集團以獨家、聯合、、協助等不同形式發行了國產影片150部，共產出票房19.5億元，比07年狂增10億元，全年8部過億影片中影集團參與。從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國大業》，有了中影集團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許多國內外的影視公司融資。拿《赤壁》為例，總投資額8000萬美元的影片投資方包括中國電影集團、美國獅門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業有限責任公司、橙天智鴻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鴻文化投資有限公司、日本AVEX、韓國Show-box等11家單位。該片采取“主打中國文化、集合亞洲資源、全球營銷”的制作模式，涵蓋了國有、民營、社會、境外等多種渠道的資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內地票房即突破1.5億元，創造了新的記錄，同時在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國大業》、《長江七號》、《寶葫蘆的秘密》、《投名狀》、《面紗》、《玉戰士》、《風云2》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國、芬蘭、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一批具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國電影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打好全球營銷的王牌，中影集團自然穩坐我國電影業的龍頭寶座。

（三）銀行金融貸款。

在金融貸款這一融資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銀行等多家銀

行介入文化產業融資市場。北京地區文化產業融資氣氛活躍主要與大環境有關，目前北京市對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獲得商業銀行文化創意產業項目貸款的企業，按照項目貸款利息總額的50%---100%給予貸款貼息支持，這減輕了企業的負擔。

北京銀行以版權質押方式為華誼兄弟提供一億元的電視劇打包貸款，共14部456集電視劇，包括張紀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團長我的團》等。為控制風險，北京銀行與華誼兄弟約定，銀行貸款不能超過其投資總額50%。08年，北京銀行還為《畫皮》提供了1000萬元版權質押貸款。在這個項目上，北京銀行不僅在貸前對借款人提出嚴格的用款計劃、還款措施，采取了個人無限連帶責任等有效的擔保措施，貸中、貸后還采取了十分嚴格的監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銀行累計審批通過文化創意企業貸款46筆，8.53億元?！堕L江七號》、《赤壁》、《深海尋人》、《白銀帝國》、《愛情呼叫轉移》等影片都獲得了北京銀行的融資支持。

據第一財經日報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資模式也正在進入我們的視野。香港國際影視展及HAF（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已經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影視展以及電影投資會，以外，亞洲電影節及韓國釜山PPP計劃、東京影展及東京國際映畫節、中國臺北金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資功能。

三、發展中國電影投融資體系的建議

客觀上說，我國電影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國家已經明文提出一定要發展好中國電影。這也給中國電影的良性發展帶來了很好的政治氣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電影業應繼續在投融資的體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進一步完善政策，推動我國的電影投融資模式的建立。在借鑒國內外的成功經驗的同時，要對它們的經典案例進行分析，以此來完善我國投融資體系。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成本昂貴的膠片電影已經滿足不了觀眾日益增長的對電影的需求量，發展好數字化電影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也是我國電影業要繼續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開發好農村電影市場，吸引7億的農村觀影群，這將大大加速中國電影業的發展。

篇4

【關鍵詞】文化產業投融資方式；文化產業基金

一、我國文化產業投融資現狀

據《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藍皮書》測算，目前我國的人均文化消費水平只達到了發達國家的1/4，文化消費潛力遠遠沒有釋放出來?；邶嫶蟮奈幕a業發展需求，我國文化產業投融資繼續解決，事實上，2011年文化產業領域共發生投融資事件220起，達歷年來文化產業投融資事件數的最高點，占2006-2011年500起文化產業投融資事件的44%；2011年公布金額的投融資事件為149起，占2006-2011年351起公布金額規模的文化產業投融資事件的42.45%。（數據來源：《2012中國文化產業資本研究報告》）。

如此一來，我國文化產業投融資難的原因主要有：文化產業投融資渠道不暢，從現有我國的文化產業投融資結構分析，其中政府的財政投資占62%，民營投資占27%，外商投資占11%。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不合理。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通常由財政、國有資本、非公資本三種方式來進行。財政的行政屬性難以支撐；國有資本的事業屬性與市場屬性，定位模糊，行為混亂，最后非公資本主要是民營與外資多持觀望態度。另由于文化企業的資源整合力度不夠，經營規模小，運作不規范，不能直接融資。文化產業融資的制度約束。文化產業因為意識形態的因素與文化安全的影響，在準入機制上制約了投資路徑，雖然政策鼓勵市場發展，但行政束縛仍然存在。十七屆六中全會將文化體系改革，文化產業發展需同時兼顧了市場效益和政治因素的考慮。

二、傳統的文化產業投融資方式

（一）從投資主體看，公共財政對文化領域扶持力度明顯增強。政府財政撥款，集中大眾資金客用于專項發展，促進文化產業的良性循環。

（二）銀行信貸資本對文化產業投資價值認識有所深入。金融機構也開始介入文化企業的整個產業鏈條中。自從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后，實行“撥改貸”政策，今后我國文化產業經濟支持主要來自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也是我國目前的主流融資渠道，伴隨著政府和銀行的合作，兩方的發展潛力巨大。

（三）創業板市場上股票的發行給目前的中小文化企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因為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注重高新技術的初期企業，文化企業注重信息化建設、注重創意概念，投資者可以參與此類企業的價值挖掘，其高回報高投入的特點更適應了這種模式。

2011年，我國文化產業共有14家企業在3個證券交易所上市，其中有3家企業為借殼上市，11家為IPO上市。在11家IPO上市的企業中，上市融資規模折合人民幣149.5億元人民幣，包括融資規模構成包括3.46億港元（折合2.90億元人民幣），12.94億美元（折合80.21億元人民幣），及66.39億元人民幣。（數據來源：《2012中國文化產業資本研究報告》）

（四）風險投資在中國的發展有近30年的歷史，目前，中國的風險投資業已形成年投資額100億人民幣左右的規模。

（五）私募股權投資是一種無擔保，高風險，高利率的非公開化的融資方式。投入周期較長，一般用于起步階段的高科技公司融資，是適合我國文化產業中小企業的一種融資模式。它結合了合伙制的公司治理，投資者一般會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降低了經營過程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風險。但是，基于私募基金存在不合法性，目前的大部分的私募基金都以工作室、委托理財、咨詢顧問等形式存在。目前對于我國的中小文化企業是一條新的出路，但是基于它的規范化和投資資格準入標準，國家支持力度還不明確，私募股權的發展還不完整。

（六）債券融資是債券利息在企業繳納所得稅前扣除，減輕企業稅負。發行債券融資可以避免稀釋股權。但是發行債券過多，會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降低企業的信譽，增加再融資的成本。

（七）其他融資：產業引導資金、信托融資、產權融資、行業并購

我國文化產業的投融資可以根據不同行業性質、不同的項目選擇不同的方式。如可以通過項目和專題方式發行信托融資和項目融資。項目融資有三種模式：BOT（建設—經營—轉讓）模式、TOT（移交—經營—移交）模式、ABS（資產支持證券化）模式、PPP（公私合作）模式。

2011年，文化產業共發生并購事件54起，其中公布規模的并購事件為36起，并購涉及金額規模折合為737079萬元人民幣。2011年文化產業并購事件主要分布在傳統媒體、網絡新媒體、網絡游戲、出版印刷、動漫及影視等幾大領域，其中以網絡新媒體領域的并購事件數最多，為21起，占事件總數的38.89%；以出版印刷領域的事件數最少，為1起，占事件總數的1.85%。（數據來源：《2012中國文化產業資本研究報告》）

三、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發展的獨特創新

（一）文化產業投資資金的建立，有利于利用多方投資者資金，實現多對一投資、一對多的發展，多對多收益。同時，意識形態有效區別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和其他產業投資基金。

（二）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的建立，不僅實現了文化產業投資的運作專業化，即通過專家管理，以部分投資活動外包的方式實現低風險經營，在合適的時機提供推出機制的建議，為資本增值服務，提高了文化產業高附加值的收益。

（三）通過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投資公益性文化事業所獲得的回報往往是大眾審美意識、思想道德水平層面的提升，不可能完全以公司的投資收益來衡量。

四、文化產業基金的經營原則及成功案例

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要求符合產業投資基金的經營原則，投資人、托管人和管理者三方利益平衡應該明確和完整。為科學決策投資，使用文化展業投資基金需要在經濟、技術等方面進行全面深入的可行性論證。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初期應該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認真借鑒發達國家產業投資基金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經驗，在政府引導下通過市場化運作吸引社會資金的參與，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實現資金來源的多元化，減少投資基金的發展障礙。文化產業類企業若能獲得文化產業基金的投資，既可以降低對銀行貸款資金的依賴性，改善銀行貸款結構，避免長時間高風險的資金占用，化解金融風險；同時減輕了政府財政的事業性支出壓力。

目2011年文化產業34支公布募資規模的文化產業基金共募資528.1億元人民幣，其中以綜合性文化產業基金募資規模最高，為363億元人民幣，占募資總規模的68.74%；其次為動漫影視基金，為80億元人民幣，占募資總規模的11.36%。

五、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的主要影響力及不足

篇5

自從國際電聯確定了第三代移 動通信的國際標準以來，3g所描繪的先進通信技術和提供的豐富的增值業務足以讓處于arpu值持續走低的移 動運營商們為之憧憬。購買第三代移動通信牌照，構建3g網絡就成為移 動運營商獲取新的競爭優勢的焦點。但是，從歐洲移 動運營商的3g之路的"辛酸"歷程來看，3g不但沒有給運營商們帶來夢幻的"錢景"，反而給一批優秀的運營商戴上了沉重的枷鎖。我國在發展3g的問題上趨于慎重。3g牌照的發放依然是尤抱琵琶。在我國，3g問題更顯復雜，一方面是技術層面的網絡演進問題，另一方面是市場層面的通信市場的競爭結構的變化問題。所以，運營商都在自己的公司戰略中"合理"地做著假設，描繪著3g之后的競爭趨勢。同時，設備制造商由于先期投資已經成為沉沒成本，所以，不遺余力地營銷著自己的3g理念。由于篇幅所限，我們這里僅從資本運作戰略角度，通過兩個案例的剖析，試圖為運營商在3g上的投融資提供有益的借鑒。

案例一：和記黃浦穩健的3g資本運作戰略

在和記黃埔的旗下，李嘉誠向世人展現了一個以歐洲為重心的"3g電信帝國"的版圖。"3g帝國"是李嘉誠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賭注，遠不像他以前的投資那樣總是穩操勝券，因而成敗之數最受世人關注。

2000年4月，英國電信當局拍賣5張3g牌照，和黃集團以44億英鎊(69億美元)的競投價格獲得了這張a牌照。2000年7月，和黃與日本ntt docomo公司及荷蘭電信公司達成戰略性合作協議，和黃獲得英國3g牌照的子公司分別向二者出讓20%與15%的權益，共同經營英國的3g移 動電信網絡。和黃集團與ntt docomo還和荷蘭電信另組三方聯盟參加德國的3g牌照競標，但和黃在眼看德國3g牌照就要到手的最后時刻退出。

隨后，和黃繞過德國，繼續擴張它在歐洲的3g版圖。2000年10月，和黃以20億美元投得意大利的3g牌照，11月與12月又分別獲得奧地利與瑞典的3g牌照；2001年與2002年，再添加丹麥和愛爾蘭。除歐洲外，和黃還獲得了香港、澳大利亞與以色列的3g移 動牌照。和黃集團及其合作伙伴為在全球9個移 動市場中投得的9張3g牌照總共支付了107億美元，其中和黃付出78億美元。

和黃英國的3g網絡啟動資金主要來源于2001年4月達成的包括32億英鎊(約49億美元)銀團貸款與7.77億英鎊(約11億美元)賣方信貸在內的融資安排，其中賣方信貸由諾基亞、nec以及西門子提供，和黃自己再提供2.75億英鎊(約4億美元)的股東貸款。這次融資安排約夠和黃在英國的3g業務為期3年的發展。意大利的3g網絡啟動資金主要來源于2002年1月與一個由十一家銀行組成之包銷集團達成的32億歐元融資安排。由于和黃在歐洲其他國家的3g項目離牌照規定的最后啟動期限也為期不遠，2002年9月，和黃再次謀劃發行15億美元企業債券，但是由于當時股市與債券市場中電信板塊的市場狀況不斷惡化，就在

案例的對比分析：

德國移 動通信因為競投高額的3g經營許可證，最終導致背負巨額的債務負擔而瀕臨破產，3g網絡建設更無從談起。這其中的原因，表面看是法國電信停止向德國移 動通信提供資金的結果。但實際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國移 動通信的3g投融資策略失誤，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投資與融資規模，在公司現金流量出現不足的情況下，最終導致公司不能償還到期債務危機的爆發而瀕臨破產。

具體而言，公司在進行3g競投決策時，沒有理智地確定合適的3g投融資規模和方式，盲目進行3g牌照競投，投資規模過大，在公司自由資金不能彌補過高的投資資金缺口情況下，公司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單一形式外部融資，主要是47億歐元的銀行貸款。在較長的3g投資回收期內，公司經營活動的現金凈流量不足以償還全部的到期債務和利息，這導致公司過分依賴合作者法國電信的資金支持，實質上這反映出德國移 動通信投融資決策的根本失誤在于：過高的投融資規模實際已經超出公司所能承受的債務規模，不適當的投融資行為增大了公司的償債風險。在公司失去外部資金援助時，最終引發債務危機而瀕臨破產。

而和黃在歐洲的3g擴張之路，不論從投融資規模、投融資方式以及投融資區域上，都要遠遠超出德國移 動通信的水平。雖說和黃已經啟動的3g業務并不象當初預期的那樣帶來迅速而豐厚的收益。但是我們認為，就目前和黃在歐洲3g上的投融資規模而言仍是合適的，和黃的投融資策略整體上仍是較為穩健和審慎的。從總量規模上而言，和黃自身充足的自有資金以及多元化經營的豐厚回報是公司保持高償債能力的根本保證，公司在3g上的投融資規模始終被控制在公司可承受的負債規模之內。另外，和黃的投融資策略還表現出以下三個特征，值得借鑒：

首先，雖說和黃象德國移 動通信一樣，也支付了巨額的牌照費，但和黃根據自身實力，通過多種資本運作方式，如轉讓股權，在解決巨額牌照費支出問題的同時分攤了項目投資風險，降低了在3g上的投資風險。

其次，和黃通過多種融資方式，如：銀團貸款、賣方信貸、股東貸款以及企業債券等，成功解決了和黃在部分歐洲國家的3g網絡建設問題，對于較大規模的融資行為，多種融資方式的綜合使用能夠在有效降低融資成本的同時，降低企業的整體財務風險。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和黃的融資行為體現了企業利用資本運作的多種方式實現內外部資金最有效利用和分配的效果。和黃把外部融資作為投資資金來源的主體，但與德國移 動通信有很大不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第一，和黃的經營性現金流量充足，賬面流動資金高達160億美元，同時，來自3g以外的公司其他產業部門每年有30億美元的現金盈利測算，公司的投資規模并未超出經營活動的現金凈流量，所以，公司采取外部融資方式并非單純出于彌補投資所需資金的缺口；第二，和黃的巨額外部融資和多種融資方式，主要是為了滿足公司資本運作的需要，在保證公司償債能力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充足的自有資金以及適度規模的外部融資，一方面可以確保公司巨額3g牌照費支出以及網絡建設投資的資金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擴大公司可支配資金的規模，提高資金的管理和運作效率以及優化資金分配結構。

在這些方面，德國移 動通信的投融資策略顯得捉襟見肘，與和黃存在較大的差距。

結論與經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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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產業新城；新型城鎮化；投融資模式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4-0087-04

縣域生態產業新城是指以工業生態學及循環經濟理論為指導，使生產發展、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形成良性循環的產業新城建設模式，它不僅注重發展經濟，而且注重生態的保護和資源的利用，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新城建設模式。近年來，我國積極在新型城鎮化道路上探索，縣域生態產業新城是“四化同步”發展道路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我國的生態產業新城是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模式的指引下，以產業發展為基石、以“產城融合”為標志，以“建設智慧生態、宜居宜業的幸福城市”為理念，積極創新升級“政府主導、企業運作、合作共贏”的市場化運作模式，研究產業新城的經濟發展、城市發展和民生障礙，是中國現代城鎮化建設的全新探索。如今產業生態新城建設正在前進的道路上，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很多答卷，但是也有很多生態新城由于資金問題啟動前擱置停留在想象空間、或中途擱置成為半拉子工程、甚至在建成后困難無法持續。因此，產業生態新城的投融資問題成為非常重要的問題，根據相關經濟學理論、近期國家的政策導向以及對近兩年產業新城發展實踐的關注。筆者認為，主要有堅持內聚外引、推進市場運作；加強區域間投融資合作、提升融資能力；加大建設力度、爭取上級資金支出；抓好財源建設、發揮政府財力的杠桿作用、做好資金統籌工作，加強資金管理幾個方面。

一、堅持內聚外引，推進市場運作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通過改革讓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用，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投融資模式指明了方向，2015年4月14日財政部的關于引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論證指引》（財金[2015]）為社會資本進入縣域經濟建設提供了確切的政策指引。縣域生態產業園建設中如何利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成為新常態下生態產業新城建設的關鍵。結合當前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研究熱潮，縣域生態產業新城建設主要有以下兩種模式。

一是借鑒“市場主體辦園區，社會資本建城鎮”的發展模式。實行新城建設與產業園區捆綁開發，統一規劃建設，以馬家新城開發的收益彌補產業園區開發建設回報低的問題，增強投資吸引力。這有利于解決開發建設馬家新城和工業園區的巨大資金需求問題，有利于政府職能從管理轉型為服務，有利于提高行政服務的效率和水平，更有利于“兩化互動，產城一體”的實質推進（見下頁表1）。

二是通過提供土地開發權和專營權等方式吸引社會資金、企業資金、民間資金參與新城建設。充分利用互聯網絡、電視、報紙、廣播、宣傳冊等宣傳工具，多角度、多形式、多層次地宣傳馬家新城的發展優勢、潛力、前景及投資環境、優惠政策、招商引資項目，不斷增大招商引資力度和強度，創新招商引資方式，采取會展招商、專題招商、委托招商、以商招商、聯合招商等招商方式多渠道、全方位地引進資金（見表2）。

二、加強區域間投融資合作，提升融資能力

（一）創造良好的區域社會信用環境，完善投融資中介服務體系

一方面，縣域政府應著力解決好當前區域間投融資面臨的最大問題――信用缺失和信用評價問題，加強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建立完善的區域間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打造一體化的社會信用信息平臺。同時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執法監督和打擊逃廢債務力度，健全失信處罰和守信獎勵制度。另一方面，縣域政府應進一步完善區域間的企業投融資擔保體系，努力解決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投融資信用擔保問題?？捎烧疇款^成立投資風險基金，專門承擔地區重大項目、高技術項目等方面的企業提供貸款等擔保；同時鼓勵發展各類民間信用擔保公司，面向市場擴大擔保業務，控制信貸風險，完善區域投融資社會化服務功能。此外，建立與市場化投融資體制相適應的新型投融資社會化服務體系，建立健全咨詢、評估、設計、擔保、審計、工程監理與法律服務等與投融資有關的各類中介組織，并不斷拓展中介服務的業務發展空間。

（二）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

縣域政府應積極加強融資政策引導，全面拓寬融資渠道和大幅降低融資成本，既要充分發揮金融部門的主渠道作用，又要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逐步形成銀行貸款、財政投人、利用外資、市場融資、企業自籌等多種渠道并存的融資格局（見下頁圖1）。

一方面，設立專門服務于區域間投融資的金融機構，提高間接融資比例。加快設立“小額貸款公司”“城鎮銀行”等小型城鎮金融機構，大力支持農村信用社的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城鎮和農村金融體系，為間接融資創造良好的條件。另一方面，拓寬民間資本的進入領域，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在投資機會和條件、要素供給等方面消除人為壁壘，給予區域間的各民間資本平等的地位。同時，縣域政府應盡快出臺各種鼓勵政策，不失時機地支持潛在的進入馬家新城的企業積極申請和籌建在創業板上市融資。鼓勵部分經濟效益和市場前景較好的企業以及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在西部地區，甚至國內外發行債券、可轉換債券等多種形式進行債券融資。

三、加大上爭力度，爭取上級資金支持

加強上下對接，緊緊圍繞“以規劃定項目，以項目要資金，以資金求發展”的思路，努力爭取上級對重點建設項目的資金支持和國家金融機構貸款、國債資金和政策性銀行貸款。

第一，加強學習研究。認真學習上級政策文件，抓住西部經濟發展高地建設、成渝經濟區建設的良好契機，努力向上爭取重大項目和建設資金。

第二，突出工作重點。密切與上級財政部門溝通聯系，把握上級政策動向，及時爭取上級政策性資金支持。

第三，加快預算執行。加快上級資金下達的速度和利用效率，督促主管單位及時將資金落實到具體項目上，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率，充分發揮上級資金財政資金的促進作用。

四、抓好財源建設，發揮政府財力的杠桿作用

（一）強化政府投入導向作用

一是增加投入總量。通過量的增加，體現出縣域政府對投融資的支持態度和支持力度，釋放出促進投融資的強烈政策信號。二是優化投向。在增量的同時，必須轉變資金的投向和使用辦法，應“抓大放小”“有所為有所不為”，盡量直接減少對具體項目、單個企業的扶持，著眼于投融資環境的優化、體制機制的健全、服務體系的完善、風險損失的補償等方面，為投融資提供寬松的環境。

（二）強化政府投入擴張作用

政府投入不僅僅是整體投入的一部分，更應該成為整體投入中的“啟動器”“動力源”和“發酵點”。縣域政府在對馬家新城投入資金時應選準切入點和結合點，整合并集中現有資金，充分運用并創新使用補助、參股、貼息等手段和形式，切實發揮出政府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促進乘數效應的釋放，促使投融資規模擴量增效。

（三）強化政府投入激勵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所有者投入行為以追求自身利益為動因。投融資動力機制的形成，還有賴于利益誘導機制的強化和激勵機制的形成。應突出重點，充分運用發放獎勵金、“以獎代補”、稅收優惠等形式，健全完善激勵機制。一是將投融資情況納入政績考核體系，充實現行的“四位一體”考核內容，完善政府層級間的激勵機制。二是認真落實好增值稅轉型改革、鼓勵再投資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形成有利于增強企業自主投資能力和居民自主創業能力的激勵機制。三是對貸款投放量好、處理不良貸款積極、支持地方經濟發展貢獻大的金融機構給予獎勵，并在安排政府性資金存款、財政業務和項目專項資金開戶時重點傾斜，形成有利于增加金融服務有效供給的激勵機制。

（四）強化財政投入補償作用

對那些私人投資所不愿涉及出現“缺位”，但又對馬家新城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領域，政府投入要積極“補位”，發揮公共投資、公眾受益的作用，對那些私人投資后風險頗大，但又適當帶有基礎性、公益性的領域，如“三農”金融服務、小額貸款擔?；鸬龋度胍e極引導和鼓勵，給予適當的風險補償。

五、做好資金統籌工作，加強資金管理

（一）強化政府財政預算管理

一方面，按照“精細化”的預算理念，細化預算的編制內容，提高預算編制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將體制內的所有財政收入與支出全部納入政府財政的預算管理中；另一方面，嚴格按照《預算法》和《預算法實施條例》的要求，財政預算一經確定就不得隨意調整，并且嚴格執行財政預算。同時增加預算編制、審批、執行和管理的透明度，實行政府財政資金陽光化操作。

（二）加強拆遷補助資金管理

一方面，積極規范拆遷補助資金的財務管理和核算，實行專戶管理，專賬核算制度，確保?？顚Ｓ?，不得截留、擠占、挪用，同時加強財務管理；實行統一會計核算制度，設立專帳賬簿，按宗地、分項目、分資金性質分別進行核算；同時加強征地拆遷會計基礎管理工作，及時將有關征地補償安置資金、資金撥付等原始資料進行整理，裝訂成冊，妥善保管，凡有遺失，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另一方面，抽調政府工作人員組建征地拆遷工作領導小組，并參與到拆遷調查、丈量房屋、清點青苗附著物等工作中，嚴格執行拆遷制度和程序，公平公正地評估拆遷補助費用。同時完善資金支付制度，實行“銀行打卡，直接支付”方式，并且嚴格資金支付審核，所有資料必須由相關責任人把關簽字。財政所按照拆遷辦提供的簽字齊全的發放表為依據，制作實際銀行表，經相關財務人員核實審批后交銀行直發。

（三）嚴格項目資金管理

首先，要加強各項目的財務管理制度，嚴格按專賬核算的要求對各項目資金設置專門賬戶進行單獨的核算，同時設置子項目和明細科目，進行明細核算；其次，健全項目費用支出審批制度和報賬制度，嚴格按照報賬條件和程序進行報賬；最后是在資金撥付方面，通過信息溝通和建立協調機制，嚴格按照各項目預算和進度進行撥付管理。嚴格做好項目資金管理工作，從制度上和行動上禁止鋪張浪費，從而盡可能地發揮資金的最大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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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國文化創意產業融資情況

在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正處于起步階段，企業普遍規模小。抽樣顯示，上海文化創意企業中，96．5%的私營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屬于中小型企業，95%以上的外商(含港澳臺)投資企業屬于小型企業［3］，同時企業自有積累資金不足，融資需求強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如果只有技術平臺支撐，無法快速起飛。目前金融支持文化的力度還是比較小的，金融業對文化領域還不太熟悉，文化企業貸款比例仍不高，文化創意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融資難問題突出。

1.2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主要融資途徑分析

文化創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得到了政府、業界和學者的高度關注。2010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等九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4］;各地結合各自實際，出臺了一系列加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金融政策;文化創意企業和金融機構也針對企業的實際情況，創新金融產品，拓寬融資渠道。綜合有關研究，文化創意企業的融資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股東自有資金、民間借貸、傳統商業信貸、風險投資、上市融資、債權融資、政府專項基金。各種融資方式的優缺點及代表性案例見表1。

2制約文化創意產業融資的因素分析

2．1文化創意產業的高風險性成為融資難的先天因素

文化產品作為文化消費品，政策性風險和市場風險巨大，有些高投入未必能夠獲得高回報。據透露，30%～40%的電影作品因為沒有通過政治審查而難以收回成本［5］。在我國每年約有100－120部電影能上院線，其中能賺錢的不到三分之一［6］。文化創意普遍存在企業規模小、資金投入大、投資回報周期長、承擔風險能力弱、價值評估難等先天缺點，導致融資渠道狹窄。同時我國知識產權侵權現象的大量存在，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加劇了投資風險，影響了投資人的投資意愿。

2．2文化創意企業自身不足成為融資難的內部因素大多數文化創意企業是小微企業，缺少有效的抵押物、質押物;產權結構復雜，資本金較少，影響了企業的經營和償債能力;而且大多數文化創意企業自身處于初創階段，沒有信用記錄反映其信用意愿和信用能力，且企業在創立過程中信用違約現象很多，社會無法認可其信用水平;同時企業內部管理不規范，規章制度不健全，甚至刻意編制多套財務報表，使得財務、會計信息嚴重失真。因此，投資方很難獲得真實的財務會計信息和掌握準確的經營狀況，導致投資方不敢輕易做出投資決策。

2．3現有的政策成為文化創意企業融資難的外部因素

從資本市場本身來說，銀行的貸款利率存在上限;對于銀行來講，對中小企業貸款，其投入的人力成本、管理維護成本與大企業一樣，甚至小額貸款的管理成本更高，阻礙了銀行資金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的積極性。在貸款定價機制、擔保機制、風險評估等方面都沒有考慮到文化創意產業的特點。在產業政策上，對文化創意的企業分類不夠細化，重點扶持的企業不太明顯，產業政策線條太粗，缺少連貫和協調。這都導致金融機構的經營理念、服務方式、服務種類、經營模式以及金融產品結構上都無法適應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要求。

3創新文化創意產業融資策略的途徑

3．1大力推進以版權融資為核心的知識產權融資及金融創新機制

知識產權質押打破了傳統上以實物抵押貸款的模式，對于擁有具有經濟效益前景的技術，但又缺乏實物擔保的企業，能很好的解決其融資窘境，非常適合文化創意企業。全國已經有30多個城市出臺了有關知識產權抵押融資的政策。但目前的知識產權質押主要集中在發明專利和商標權上，而版權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靈魂［10］，文化創意產業的獨創性、高附加值性、持續盈利性和多種技術的高融合性等產業特征都是由版權帶來的。版權融資是商標、專利權質押貸款的延續和深化，也是知識產權融資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要更好地發揮引導、推動作用，鼓勵國有資本成立的風投基金進入文化創意產業，鼓勵商業銀行構建以項目評估為主體的貸款風險評估機制，著手開發并適用于文化創意中小企業的信用風險評估體系，扶持企業度過創意初期的難關，然后再適時退出。

3．2構建文化創意產業多元化融資體系

要進一步拓寬多元化融資渠道，引導社會資金進入文化創意產業，形成多渠道、多形式的產業融資體系。鼓勵文化創意企業利用企業債券、公司債券、短期融資、中長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資產債券、外匯信用憑證等多種金融工具，拓展融資渠道;要放寬政策，允許社會資本、養老基金、保險基金等設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基金，鼓勵其建立文化類信托投資公司，發起文化創意產業專項信托計劃，重點扶植中小文化創意企業;同時要發揮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加強適合創業板市場的中小文化創意企業項目的篩選、培訓、輔導和推介工作，鼓勵成長性文化創意企業通過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融資;鼓勵已經上市的企業通過公開增發、定向增發、企業債券等再融資形式進行融資、并購和重組;支持、引導社會資本以股份制、聯營、獨資等形式，參與興辦國家政策許可的影視制作、放映、演藝、娛樂、書報刊印刷、發行、會展、中介服務等文化創意企業［11］。

4．3完善文化創意產業投融資中介服務體系

加快完善和制定專利權、著作權、版權等文化創意產業無形資產評估、登記、質押、托管、流轉和處置變現的管理方法。簡化質押程序、降低質押成本、縮短質押時間、提高質押效率。積極培育和完善知識產權登記、評估、轉讓、交易流轉市場，設立文化產權交易所等文化創意產業投融資平臺，建立文化創意產業征信咨詢平臺，搭建各類資本的投融資項目橋梁，收集、、各類文化產權信息，舉辦各類供求雙方對接洽談活動，定期向金融機構推薦文化創意企業貸款項目;提供文化創意產業的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版權)的交易、租賃、采購、登記、托管、認證、、經紀及合同備案等綜合服務;為各類金融機構和獨立投資咨詢機構在投資文化創意產業項目時提供策劃、咨詢、評估、法律、審計、會計等方面服務，幫組那些正尋求股權融資的文化創意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出謀劃策并提高其經營管理能力。

4結語

篇8

【關鍵詞】民間融資 中介 風險 建議

近幾年來，我國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發展較快，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作為從事民間抵押貸款、民間投融資的中介機構，為探索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提供了新的渠道。2010年，國家出臺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相關國家部委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配套的辦法和措施，有效引導和規范了民間投融資行為，但由于政策的制定實施與整個社會的資金游動規律存在一定偏差，特別是在股市低迷、房市限購和通貨膨脹壓力較大的背景下，民間融資的趨利行表現的較為突出，特別是部分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經營欠規范，缺乏風險防范意識，存在非法集資隱患、違規經營金融業務、資金來源及去向不明等問題，潛藏較大的資金安全風險，影響了民間融資中介機構這與金融行業密切相關特殊群體的規范發展，亟待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因此，本文以保山市陶然和豐投資公司集資詐騙案為例，對民間融資中介機構的運行風險及現實影響進行了分析，并結合地方實際，提出規范發展民間融資中介市場及機構的相關建議。

一、引言

近幾年來，受全球經濟金融環境復雜以及國內經濟增速放緩影響，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面臨著融資難度大、資金緊張的局面。為拓寬融資渠道，滿足社會融資需求，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措施，引導和鼓勵民間資本市場發展。特別是2012年3月，國務院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穩步推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試點。此后全國許多地方以溫州模式為樣本，出臺地方性指導意見，旨在推動民間金融發展，這在客觀上也促進了民間融資中介機構的快速增加，而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作為從事民間抵押貸款、民間投融資的中介機構，為探索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提供了新的渠道。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民間融資中介機構雖然具有補充正規金融體系服務能力不足的積極意義，但客觀上也潛在著較大的風險隱患。只有通過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完善登記服務平臺、拓展民間資本投資渠道、規范民間融資行為、優化民間融資的條件與環境等一系列相互匹配的措施，才能促進民間融資中介服務機構健康有序發展。

二、保山市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基本情況

（一）機構數量少，總體規模較小

截止2016年5月末，保山市現有經省金融辦批準開業經營的融資登記服務公司3家，分別為云南聚源民間融資登記服務公司、保山信保民間融資登記服務公司、騰沖金鼎民間融資登記服務公司，總注冊資本金2000萬元。其中：聚源公司1000萬元、信保公司500萬元、金鼎公司500萬元。3家公司中，保山信保民間融資登記服務公司、騰沖金鼎民間融資登記服務公司正常開展業務經營，而云南聚源民間融資公司因開業后一個季度未開展業務，金融辦已要求市工商局，提請吊銷營業執照，目前，該公司營業執照、公章已收繳，公司門牌已拆除。

（二）業務經營正常，融資方式較為靈活

目前，保山轄區2家正常營業的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秉著“收益合理、風險可控”的服務理念，為投資人提供相應的金融理財服務。在開展融資業務的過程中，所有融資項目均采用按月付息、到期還本、按月償還本息的方式，所有項目未出現逾期付息或逾期還本現象，到期項目能夠按時、足額收回本金，保證了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和本金的安全。截止2016年5月末，保山市2家正常營業的公司共上線36個項目，完成投融資對接2.53億元，累計投資人次達2281人，項目的融資企業均為行業內經營情況良好、資金實力較強和發展前景好的企業，項目的投資人收益率為10%～15%。融資登記公司在為大額投資人提供多種投資理財選擇的同時為中小型投資人提供了一種比較理想的投資理財渠道，相較于傳統商業銀行，融資登記公司因投資門檻低、投資方便靈活、投資收益較高和風險較低吸引了更多中小投資人的參與。

（三）民間資本管理機構穩步發展

截止2016年5月末，保山市轄區內經省金融辦批復同意開業經營的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共有2家。分別為龍陵縣匯金資本管理公司和保山市錦融資本管理公司。其中：龍陵縣匯金資本管理公司注冊資本金達3000萬元，但開業后還未發生過任何業務；保山市錦融資本管理公司注冊資本金達10000萬元，該公司已累計完成融資項目24個（包括個人項目），融資額達14144萬元，已結清項目11個，收回金額1314萬元。目前，該公司運營的融資項目13個，融資余額12830萬元。

三、案例分析

（一）基本情況

保山市陶然和豐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注冊成立于2015年4月，注冊資本1000萬元，公司組織形式為企業法人，按公司所屬行業的看，該公司為服務業，主要對融資提拱中介服務。按照相應的法律制度規定，公司在其經營過程中，主要是為投資人提供投資信息，并且不能吸納資金。但是，該公司在具體經營過程中，并未按照相應的制度規定經營業務，而是以公司的名義，采取簽訂借款合同的方式，承諾付給資金出借人高利息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業務。在此業務發展模式下，該公司雖然是以實體經濟做支撐，但卻以正規注冊的公司為掩護，通過對親朋好友的的誤導宣傳，公司法人張某在短期間內就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但從這些資金的用途看，該公司一方面支付借款利息，一方面則是是用來再次放貸，從公司運作的過程看，該公司的實質其實是一個“龐氏騙局”。公司僅僅運作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出現了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貸款和支付借款人利息，不得不宣告破產。由于公司破產，資金鏈斷裂，大量的資金無法收回，使資金出借者的利益受到了損失。最終，張某等相關人員因涉嫌集資詐騙罪已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公司涉案的金額十分巨大，其中大部分資金是高利息滾出來的泡沫，其資金被用于投資、放貸或是償還高利貸等，而受害人的錢往往是難以追回的。

（二）案例啟示

近年來，民間融資活躍，但由于缺乏有效監管，一些投資者受高利誘惑，忽視了風險防范，導致案件糾紛頻發。從保山陶然和豐投資咨詢有限公司集資詐騙案中，對如何警惕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的“融資陷井”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不要被高利息誘惑。近幾年來，隨著各類互聯網融資平臺、投融資中介機構等融資方式的興起，投資者通過此類中介機構進行投資時，在投資前要對投資方面的情況進行多方了解，不能盲目投資。第一，要認真了解相應投融資機構的合法性，主要了解該機構的業務經營范圍和業務類型。第二，要向相應的政府及行業監管理部門了解該公司是否有主管部門和行業管理部站。第三，要詳細了解該公司的行業信譽度和風險應對能力。特別是要詳細了解具體投資項目的真實性和可行性。

二是相關部門應加強宣傳教育。民間借貸手續便捷且有高額利息誘惑，公眾往往忽視風險，首選民間借貸作為投資升值的途徑，這是民間借貸得以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從調查的情況看，有不少參與融資的居民大部分是因為手里有閑散資金，為了吃高息盲目地放在各類投資擔保公司等融資中介機構，這部分居民因缺乏相關金融知識，沒有認識到其風險的嚴重性。因此，相關部門應當通過多種途徑，加強對公民誠實信用觀念、投資風險意識等方面的教育，引導民間資金合理流向，強化投資者風險防范意識。

三是投資者應樹立風險防范意識。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應通過網絡、電視、廣播等新聞媒體，宣傳民間融資、民間借貸相關政策規定，同時，通過各種渠道，采取相應措施，加強對投資者的理財知識的培訓。對違規民間借貸案例要加大曝光力度，引導社會公眾充分認識到民間融資和借貸具有一定風險性，讓投資者樹立自我保護和風險防范意識，投資須謹慎。另一方面，通過主流媒體，刊登合格的民間融資中介服務機構名單，提高投資者對民間借貸中介機構的識別能力，在投資前能夠做好充足的準備。

四、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運營面臨的風險

目前，各類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對拓寬企業和個人的投融資渠道，促進市場多元化融資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信用，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金融產品和服務上的缺失，促使金融機構改善服務方式，創新信貸產品，加大信貸營銷，拓展信貸市場，增強競爭實力。但隨著民間融資中介服務機構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其機構運營和業務發展面臨著一定的風險隱患，需進一步加以規范。

（一）政策風險

目前，由于缺乏與國家產業調控政策相呼應的當地產業政策指引，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因其業務發展的自發性和信息滯后性，加之受一些行業高利潤的誘惑，極易導致民間資金流入受限制行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如：保山市錦融資本管理公司在其融資過程中，資金投向過于集中，房地產、建筑行業等國家限制行業投資的比重達到了50%以上。同時，部分民間投融資服務中介機構在其經營過程中，不按照相關政策規定經營業務，影響了政策的制訂和執行。如：部分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機構違反相關政策規定，在融資過程中，資金供給方超過30人項目達到了16個，有的機構在經營過程中，委托多家銀行機構辦理當事人資金清算業務，分別在多家金融機構開設基本帳戶和資金監管專用賬戶；有的機構在鄉鎮設立分支機構或服務中心，開展相關業務宣傳但不辦理相關業務。

（二）信息不對稱風險

目前，在民間借貸市場上，各類民間融資中介服務機構數量眾多，良莠不齊，居民對民間融資中介服務公司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公司宣傳、網絡、廣告、朋友介紹等方式，而對公司背景、業務流程、財務狀況等方面的詳細信息則無法獲取，部分居民因法律、投資理財等方面的知識欠缺，不能對中介服務公司的合法性、真實性做出準確的判斷。一些中介機構利用人們的盈利心理，通過向出借人許諾支付高額的利息等方式，以吸引客戶參與借貸。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往往選擇回報承諾高，但運作不規范、風險控制力較差的融資服務中介機構，這此機構在資金運營、風險控制、經營管理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缺陷，一旦流動性出現困難，容易造成資金鏈斷裂。而有些融資中介機構本事就從事一些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資及集資詐騙等活動，從而造成投資者的資金損失。因此，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往往會使資金投資人在通過融資服務中介機構進行融資的過程中處于較大的風險之中，資金的安全缺乏基本保障。

（三）道德風險

在民間借貸過程中，各類民間投融資服務中介機構在借貸交易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橋梁紐帶作用。投資者通常與中介機構簽訂融資服務協議，即投資者委托融資服務中介機構收集、審查借款人的基本信息、信用評價、資產抵押、收入、還款來源等方面的情況，并受資金投資者的委托，辦理抵押、擔保、公證、還本付息等相關借貸手續，并監督借款人的資金使用情況、經營狀況。在投融資過程中，雖然投資者與中介機構形成了委托關系，但由于信息不對稱，資金投資者對中介機構資金運作機制、資金管理等方面的情況不能做出真實的判斷，從而面臨著中介機構在借款人信息收集、風險識別等方面的道德風險。主要表現在：中介機構對借款人的基本信息、資信狀況、信用評價、借款用途等方面的情況不作認真調查，無法為投資者提供借款人的真實信息，在貸款發放后，中介機構不認真監督借款人的資金使用情況、經營狀況、還款能力變化等方面情況，甚至借款出現違約風險后，不及時采取措施追討資金，從而使投資者收回本息的難度加大。

（四）監管風險

目前，各級地方政府在對民間融資中介服務機構管理方面，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各類中介服務機構在工商部門注冊登記成立時，僅按照服務業登記，從而忽視它的融資活動性質。在現階段，各地方政府雖然設立了相應的部門其業務進行監督和管理，但主要是通過已發生的違法融資活動進行處罰，屬于事后監管。這種事后監管只是針對違法融資活動已經發生、社會影響較大而采取的措施，沒有對違法融資起到預防的作用。因此，對各類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監管不能僅僅限于局部監管，應該采取全程監管的方式，只有這樣，監管才能起到跟蹤、提示、控制、規避、防范民間融資風險的作用，才能實現監管的目標。

五、政策建議

（一）加強政府監管的力度和措施

一是盡快建立和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管理辦法。在國家政策允許的情況下，應建立健全適應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業務發展的法規體系，明確民間投融資活動的法律地位，對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與非法的集資行為要作出明確的法律解釋，對借貸雙方的權利義務、違約責任、合同簽訂等方面要加以規定，規范、保護合法的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的投融資活動，引導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健康有序發展。二是探索建立多部門聯合的監管協調機制。進一步明確牽頭部門，通過建立由人民銀行、銀監、工商、財政等多個部門聯合的監管機制，形成對民間融資服務中介的合力監管。同時，加快建立相關部門監督管理信息資源的共享機制，充分發揮多個部門的監督約束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通報機制，定期適時對中介機構的相關信息進行披露、并進行風險提示，從而達到提高監管效率的目的。

（二）提高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的風險管理水平

一是完善內部管理體系。各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應加強自身管理，建立健全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管理體系，明確自身的職能和業務范圍，不斷完善業務操作規程，加強對資金使用的監測、跟蹤和管理，不斷提高投融資活動的風險管理水平。二是建立風險管理體系。各類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在投融資活動過程中，應借鑒商業銀行，針對不同類型的客戶建立相應的信用風險評估系，對其投資的項目應認真調查，評估其風險大小，充分為投資者提供真實、詳細的信息，避免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資金損失風險。

（三）建立和發揮行業自律組織和機制的作用

一是充分發揮自律組織作用。通過建立民間融資中介服務行業協會，在協會的統一組織下，不斷完善民間投融資中介服務行業的自律準則，對其準入門檻設置相應的標準和規定。并通過培訓等方式，對其從業人員的道德素質和業務知識進行培訓。在其業務經營過程中，以行業自律形式，規定融資利率和服務中介費，從面達到規范民間融資行為，促進民間投融資中介機構合理有序發展。二是充分發揮行業引導作用。嘗試在行業協會中建立地方融資信息服務登記平臺，通過平臺，及時各類融資信息、投資項目進行逐筆登記，并對登記的信息進行分類匯總，形成詳細的數據報告，及時掌握和分析相應資金的流向、利率水平等信息，對防范和化解民間金融風險起到一定的數據信息支持。

（四）探索建立民間投融資風險補償機制

一是地方政府應根據民間投融資的風險類型，按照風險等級建立風險基金，并將此納入地方財政預算，對投融資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按照風險等級給予一定補償。地方政府也可要求各類民間融資中介機構按一定比例提取風險準備金，一旦產生融資風險和融資糾分，可用于風險補償。二是成立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地方政府可嘗試建立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對民間融資服務中介機構的信用行為進行管理和評級，對因信用行為而產生風險可能性的行為，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可按照法律允許的范圍，對其風險進行提示，為風險補償提供支持。同時，應不斷完善地方融資擔保體系，積極支持并引導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信用擔保公司，對信用擔保公司的風險補償及分擔機制要不斷完善，要求各擔保公司每年提取的損失準備金可按風險分擔比例用于民間投融資活動所產生的風險補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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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常民等.融資中介監管與規范民間融資.北京：中國金融，2012.11.

篇9

深圳已經具備了成為一個產業金融中心的基本條件。深圳要發展成為一個有持續競爭力的產業金融中心，必須發展全面、配套的企業融資服務和4個資本市場子系統。目前要在創業投資業的基礎上發展私募股權市場，延伸這一產業鏈；要發展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相結合的企業融資模式；要發展多層次的股權融資市場，包括公募和私募市場；要發展民營企業的債券市場，推動中小企業投資公司和天使投資的發展。而要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對金融機構的發展方向和業務定位進行創新。

深圳作為產業金融中心的基本條件

深圳具有很強的資金聚集功能和造血功能，其聚集的資金量已遠超過本地的資金需求量。深圳民營經濟等非國有經濟發達，民間資本充裕。

在一定程度上，深圳已經具有企業信貸融資中心的雛形。深圳的銀行業管理相對規范、交易成本較低，資金配置運營能力較強。2002年8月，深圳人民銀行發文，允許本地區商業銀行接受異地企業開戶、辦理結算和授信業務，深圳銀行信貸服務已走向全國，如交通銀行、光大銀行、發展銀行等，早已以全國金融市場為市場、以全國的企業為客戶；此外，諸如融資擔保業、融資租賃業、信托業一直都在與全國各地廣泛開展融資服務合作。

事實上，深圳已開始成為企業股權投融資的中心。不包括海外投資公司，本地擁有近150家創業投資機構，注冊資本超過100億元人民幣，所管理的資金總量達到120億元～150億元。在國內，深圳的創投機構數量最多、資本規模最大。由于深圳金融市場的資金存量大，深圳的創業投資機構也一開始就放眼全國，以全國的企業為投資對象。

深圳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數量也最多，管理的資金總量最大，約占全國總數的46%。

如果深圳交易所恢復主板上市，深圳的融資功能將進一步提升。

私募股權投融資產業鏈

私募股權投融資(Private equity)通常包括一般投資于種子期和成長期項目的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擴展期的直接投資（direct investment）、包括管理層收購（MBO/MBI）在內的并購融資、過渡期企業的過橋融資（mezzanine/bridge financing）或上市前（Pro-IPO）融資,即凡是企業上市以前的股權融資都是屬于這一投資產業。

深圳在創業投資基金方面已經有一定的基礎和規模，但在投資的其它階段和其它類型的企業的專業性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還不夠成熟，需要通過與國外這一行業的合作大力發展，讓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參與這一行業，擴大這一行業的規模，提升競爭力。

私募股權投資業的產業鏈包括：需要資金的企業、私募融資顧問、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募集顧問和出資者(機構投資者)這五個環節和市場參與者。

在深圳，企業和(創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這兩個私募股權投資業的市場參與者已有一定規模，但融資顧問、基金募集顧問和出資者(機構投資者)這三個方面的市場參與者還不成系統。

深圳的機構投資者如銀行、保險公司、養老金、企業多余資金、信托公司、富裕家庭或私人的資金，都可以通過有效的渠道流到優秀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在全國具有最好的基礎條件來制定這方面的法律和法規，推動完善私募股權投資業的產業鏈。深圳在私募股權投融資市場能夠領先一步發展，充分發揮深圳民營企業在產權結構、公司治理、經營業績的優勢和利用商業、法律環境等方面比較完善的條件，來發展私募股權投融資市場。

民營化的市場基礎是深圳成為產業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深圳發展私募投融資產業的客觀必然性表現在：私募投融資產業是全球金融產業發展的大趨勢，是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內在要求和深圳實現“國退民進”產權多元化的有效手段，更是重新打造深圳金融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戰略途經和選擇。而深圳發展私募投融資產業的可行性表現在：在產業基礎、人才、金融基礎、商業信用比較優勢、相對地緣優勢等諸方面，深圳有發展私募投融資業的有利條件。同時，深圳還有不同類型的資金供應者，如民間資本、外國資本、創業資本、銀行、保險機構和不同類型的資金管理者，如證券基金管理公司、創投機構和較成熟的基金管理人群體。深圳的投資機會還體現在深圳具有產權清晰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

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相結合

雖然深圳在銀行方面的規模不如其它大城市，但我們把銀行信貸業務看成是私募投融資業務的一部分，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相結合，就凸現出深圳作為一個產業金融中心的優勢了。

深圳的優勢應該是各種企業融資手段的協調配套發展，而不是單一的發展。深圳要借鑒國外金融業成功的經驗，重視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相結合，從而確保企業融資的高效率，這是深圳成為產業金融中心的重要條件。

美國的硅谷銀行成立于1983年，目前的市場價值是430億美元，在美國有27個分部，是美國2000年度業績最好的銀行、2001年美國成長最快的100家企業之一，也是在Nasdaq上市的唯一一家銀行。它在美國有9500個客戶，其中2000個客戶已經上市。而在美國上市最好的2000家技術企業中，1/3是硅谷銀行的客戶。硅谷銀行在過去20年內，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了30000家新企業。

此外，硅谷銀行麾下的“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具有1.35億美元的規模，它從1995年開始，在全球范圍共投資了271個創業投資基金。從1998年開始，它自己管理的創業投資基金投資了48家美國企業，同時它還擁有1359家美國公司的期股。

硅谷銀行在短短20年間迅速發展的原因，是它采用了債務和股權融資相結合的銀行模式。一方面它給企業貸款，另一方面它通過自己發起管理的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到它的客戶企業中，也通過它的基金的基金，間接地投資到全球的企業中，而它的其它貸款客戶也得到了其它創業投資基金的投資。

這種模式值得我們的商業銀行借鑒，尤其是在混業經營成為金融業大趨勢的條件下，深圳的銀行應該有創新精神，學習硅谷銀行的經營模式，以創業投資為新的利潤點。目前在中國，深圳是在創業投資條件和科技企業環境最接近硅谷的城市。

擔保和擔保機構“做媒”

深圳的商業銀行與創業投資的合作，還可以通過擔保和擔保機構獲得更深層次的發展。

深圳的高新司與深圳商業銀行合作，推出了“高新技術創業企業專項資金擔保”項目。具體做法為：每年為創業型高新企業提供5000萬元的融資擔保額。目前，“高新技術創業企業專項資金”擔保項目已為18家企業實行了擔保換期權、提供信用擔保等融資服務。而接受了這些擔保項目的企業不僅可以在銀行貸款，也受到創業投資公司的青睞，創業投資公司有興趣跟蹤調查這些企業，安排股權投資。而得到創業投資公司投資的企業，更能夠得到銀行更多的后期信貸支持，形成了三方對企業進行風險控制和增值服務的良性循環。這顯示了，深圳作為企業融資中心的專業化程度和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不錯，在向硅谷銀行的經營模式靠近。

與深圳的民營企業家創立民營銀行的迫切程度相比，發展中小企業的擔保機構更有針對性。深圳不缺少銀行，銀行也不缺少資金，缺少的是對中小企業的支持體系。值得強調的是，發展擔保機構和地方性專業性的擔保機構，比發展民營銀行更重要。擔保機構使銀行的資金在目前利率還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可以比較安全和有效地提供給最需要資金、也最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與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股權投資相配合，來滿足中小企業各種組合的融資要求，完善中小企業的資本結構。

證券公司轉化為真正的投資銀行

深圳的優勢應該是各種企業融資手段的協調配套發展，這就要求深圳證券公司轉化為真正的投資銀行，借鑒國外投資銀行的運作模式和業務功能，全面、高效率地滿足企業的融資要求。國外投資銀行主要有4方面的業務：

企業融資:一級市場的股權融資、二級市場的證券經紀、收購兼并的融資和相關的行業/市場研究。

債務市場融資:銀團貸款、項目融資、結構融資、債務市場發行承銷。國外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緊密合作，參與了大量的銀團貸款和項目融資發行，參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債券發行。

資產管理:公積資金管理、委托資金管理、私人銀行服務。國外投資銀行可以為機構客戶提供全面的養老金管理、委托資金管理和私人銀行服務，配合企業融資業務和證券公司的銷售和市場交易業務，共同為上市企業做市場承銷和交易支撐。

直接投資:國際性投資、戰略性股權投資、直接投資基金管理、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這其中的直接投資、債務市場融資、收購兼并的融資、私人銀行服務，都是深圳的民營企業和科技企業最迫切的金融服務。而目前深圳的證券公司缺少提供這些業務的經驗。深圳市政府應該推動深圳的證券公司與國外機構(尤其是在香港的投資銀行)合作，建立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培養投資銀行人才。證券公司不應該只停留在成立中外合資的證券或基金管理公司，只產生更多的證券交易人才。深圳更需要企業融資人才，這種人才真正決定了，深圳是否可以成為一個產業融資中心。深圳的證券公司應該選擇自己的核心業務，發展自己的特色業務，建立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

有的證券公司可以在企業債券的發行上爭取國家的支持，在深圳進行試點。目前，深圳企業在產權結構、經營業績和公司治理方面在中國最適合發行企業債券。尤其是民營企業企業債券的發行與發展民營企業的目標十分吻合，深圳應該在這方面做嘗試。沒有債券業務的證券公司都不能夠叫做證券公司，只能夠叫股票公司，更不能夠成為投資銀行。

深圳的證券公司可以與商業銀行一起發展私人銀行業務，開發不同的投資品種和金融產品，滿足不同機構和個人的投資需要。銀證合作不能夠停留在簡單的網點利用和基金銷售方面，香港的金融機構在私人銀行業務上有相當的經營人才，加強深港金融合作可以在這方面先行一步。

深圳的證券公司還可以在收購兼并的融資和咨詢上發展核心競爭力，尤其在中小企業的收購兼并中發現業務機會，而在跨國中小企業的收購兼并中應扮演更獨特的角色。在目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紛紛有興趣去國外上市，甚至在國外借殼上市，這樣的趨勢下深圳的證券公司應該作為財務顧問，幫助企業在海外上市，分享這一行業的巨大收益。

深圳的證券公司可以在私募融資業務中尋找利潤來源，在積累足夠經驗后可以向國外的投資銀行發展過程一樣，開始直接投資業務或策略投資，改變完全靠股票市場行情而決定證券公司業績的被動局面。

發展多層次的股權融資體系

作為一個產業金融中心，深圳應該發展多層次的股權融資體系，包括私募方式（間接融資）和公募方式（直接融資）。在這個體系中，私募投資的主體是國外產業創業(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或基金、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或基金、個人股權投資者。公募市場可包括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國外主板、國外二板、國內二板、柜臺交易(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這個多層次的股權融資體系共分4層。與國外產業（創業）投資公司或基金投資成長性企業、創新型企業和科技企業不同，第三層次的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或基金投資的民營企業，既可以是高科技企業，也可以是低科技企業;可以是成長型創新型企業，也可以是傳統的生產型服務型企業。它們大多數是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的高銷售量和低利潤的企業。正是這些靠規模效應、靠服務質量的中小企業滿足了市場的需求，推動了深圳經濟的發展，所以它們應該成為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或基金的投資對象。第三層次的投資退出渠道是國內二板市場和柜臺交易市場。

從國外發展中小企業的經驗看，中小企業最重要的融資渠道并非從銀行貸款，而是股權融資。目前深圳的中小企業股權融資，主要形式還是以企業家自己投資為主，而系統地、大規模地對中小企業股權進行投資的機構還很少見到，還未建立起一個較好的機制把一部分老百姓手中的余錢聚集起來，再對中小企業進行股權投資。

深圳市政府在深圳中小企業股權融資的開始階段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政府新設立的中小企業局可以一方面通過制定政策，引導和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設立中小企業投資公司，另一方面還要動用一部分資金來支持中小企業投資公司的建立與發展。在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政府拿一部分資金，民間拿一部分資金，來共同成立由民間來管理的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政府的資金起到了減少民間投資風險的作用。但經過一段時間運作后，政府資金必須逐漸退出。1958年,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SBA）推出了中小企業投資公司(SBIC)，頒布了中小企業投資法令(SBIA)，來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刺激經濟的增長。SBIA允許中小企業投資公司以1美元的自有資金獲得2美元的財政債券利息的政府貸款，中小企業局主管這些貸款，但不參與具體投資項目的決策。深圳中小企業局可以對成立中小企業投資公司作研究和規劃。

篇10

正如姜國華、饒品貴（2011）所指出的，宏觀經濟環境通過影響企業行為及其產出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產出，形成“宏觀經濟環境—微觀企業行為—宏觀經濟產出”的作用機制框架?，F有相關研究多從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融資行為決策的視角展開，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Korajczyk，Levy，2003）。其中，宏觀經濟政策對融資行為的影響方面，根據經濟學理論，企業所處宏觀經濟環境的優劣會影響企業信貸違約的概率，從而影響企業的融資行為。如Wanzenried（2006）考察了制度環境、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研究發現，金融體制、法制環境、通貨膨脹水平以及宏觀經濟周期顯著影響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Cook，Tang（2010）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當宏觀經濟下行時，企業會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黃輝（2009）基于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考察了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各地區的法制水平、股市發展水平均能顯著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尚待完善，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直接融資較為困難，通過銀行信貸間接地獲得融資成為眾多企業融資的重要方式，而宏觀經濟環境對此會產生重要的調節作用。江龍等（2013）發現融資約束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呈順周期性變化，非融資約束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呈逆周期性變化，說明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的融資決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另外，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形式，對企業融資行為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葉康濤、祝繼高（2009）發現銀根緊縮期間，企業通過信貸融資方式獲得貸款的數額大幅下降，并且國家在分配信貸資源時往往傾向于滿足國有企業的融資需求，特別是在貨幣政策緊縮時，這種政策性信貸歧視行為更為明顯。類似地，陸正飛等（2009）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民營企業遭受了較為嚴重的“信貸歧視”，當民營企業遭受“錢荒”之時，企業的價值亦會受到較大損害。上述研究均驗證了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及其變動會對企業融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而國家經濟政策對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差別化對待”使得民營企業在面臨不利的外部宏觀經濟環境時的融資約束更為嚴重，使其跛足前行。

外部宏觀環境在影響企業融資行為的同時，亦會對其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如Chiou，etal.（2006）發現在經濟繁榮時企業營運資本需求高，企業會將更多資金投入營運。與此同時，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市場利率的變化改變了企業資本成本，從而在影響融資決策的同時，亦會對投資行為產生影響（Mojon，2002）。如當預期貸款利率下降時，企業的投資成本將會降低，從而投資效率提高；當預期貸款利率提高時，企業會相應地降低投資水平。相異于利率傳導機制，信貸傳導機制主要通過影響企業的信貸供給從而間接影響其投資水平（Bernanke，Gertler，1989），特別是在我國現階段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下，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減少）會顯著提高（降低）企業獲得信貸融資的概率和數量，從而影響企業投資行為。如靳慶魯等（2012）發現寬松的貨幣政策緩解了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但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則表現為非線性。由以上理論分析可以看出，融資約束是擺在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道路上無法逾越的障礙。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以及緩解融資約束所帶來的不利沖擊，企業采取各種方式，拓寬融資渠道，最大可能獲取發展所需資金。其中，通過持股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股權或者委任具有金融機構從業背景的高管作為公司高管等方式便成為眾多企業緩解資金饑渴的重要手段（鄧建平、曾勇，2011；杜穎潔、杜興強，2013）。如鄧建平、曾勇（2011）發現金融關聯能夠有效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并且在區分金融市場化程度之后，研究發現金融關聯對于民營融資約束緩解作用在金融市場化較低的地區體現得更為明顯。杜穎潔、杜興強（2013）從銀企關聯與貸款融資視角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然而，現有相關銀企關聯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以“關系”為契機點探討企業通過聘任具有金融從業背景的高管擔任其高管（如董事等）的經濟后果，卻鮮有從更為直接的方式，即持有金融機構股權的視角去探討產融結合的動機與經濟后果。為了更好地抓住機遇和應對挑戰，我國政府借鑒西方跨國公司的經驗，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引導和規范企業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實施產融結合，以期借助產融結合平臺整合企業資源，提升企業動態競爭能力，實現規模化、集團化、科學化的產業升級發展，而通過更為直接的方式，如通過參股金融機構或者設立財務公司等搭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互融合的平臺，成為企業拓寬融資渠道、滿足投資需求的重要手段。現有研究也表明，持由銀行股份可以提升企業現金持有價值（陳棟、陳運森，2012），并且這種效果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更為明顯。特別是我國政府對企業持有銀行等金融股份的監管逐漸放寬，甚至出臺鼓勵大型中央企業或國有企業率先建立財務公司等政策性指引，促使企業為追求利潤和滿足資本的擴張需求，積極嘗試以持股或參股的方式投資金融業，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及企業價值最大化。此外，除卻大型中央及國有企業響應政府產融結合戰略，一些優秀的民營企業也紛紛參與到產融結合的實踐中，諸多企業通過持有金融機構股份的形式應對當前或者未來經營過程中潛在的錢荒，為其多元化擴張奠定堅實基礎。那么，在宏觀經濟環境變化莫測、融資約束問題普遍存在的情況之下，產融結合平臺必然會對民營企業財務行為產生重要影響。本文以A民營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案例設計與分析

本文選取A民營企業作為案例研究對象，并根據研究需要將樣本期間界定為2007-2012年，同時借鑒石曉軍等（2010）、陳武朝（2013a）有關我國經濟周期的劃分方法及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現狀，將2007年、2010-2011年定義為經濟擴張期，而將2008-2009年、2012年定義為經濟緊縮期。由于本文所選的案例企業在早些年前就開始了產融結合的實踐，因此，選擇產融結合實施幾年后的樣本對于研究產融結合實施效果提供了可能。

（一）案例概況1.A民營企業簡介A民營企業是一家以品牌服裝為主業，并涉足地產開發、金融投資領域的集團公司。在品牌發展過程中通過實施多元化發展戰略，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品牌運作策略，使品牌形象不斷深入人心。2.A民營企業多元化之路：地產投資&股權投資2007年，宏觀經濟環境良好，A企業加速發展，進行了大量的投資；2008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外部融資成本升高。面對金融危機，A企業大量削減投資，但仍購置了少量的土地使用權；2009年，企業的投資行為呈現出逆周期性的特點；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發展態勢良好，這也促進了A企業的投資，如在金融股權投資方面和地產投資方面，均有較快的增長；2011年，A企業繼續加大投資力度，其投資呈現出順周期的特征；2012年，企業投資項目放緩，原因是宏觀經濟處于下行通道，A企業全面收縮了各方面的投資。具體投資過程和事件描述如表1所示。3.A民營企業產融結合之路作為民營企業中踐行產融結合的先行者，A企業主要通過參股證券、銀行等金融機構為其多元化發展拓寬融資渠道，獲取金融機構的巨額壟斷利潤。投資AC證券公司：1999年，A企業出資3.2億元，成為AC證券公司的主發起人之一。但2006年開始，A企業開始減持AC證券公司股票。以股市行情大好的2007年為例，A企業通過減持AC證券公司股票，獲得投資收益27.54億元。參股ABD銀行：2006年，作為ABD銀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A企業持有ABD銀行17,900萬股股份，持股比例為7.16%。截至2010年，企業合計持有ABD銀行24,950萬股股份，持股比例為8.65%。AC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出資1.8億元人民幣，共同發起成立AC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占18%。該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立志于通過不斷努力，實現資產管理、銀行、證券等業務的綜合經營，最終成為全國性的金融保險集團。BD投資公司：2008年12月，A企業聘請BD投資公司作為其投資顧問。雙方的投資協議內容顯示，BD投資對A企業的股權投資項目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及交易性金融資產提供專業化投資分析，A企業支付相關咨詢費用。

（二）案例分析1.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的影響從以上案例來看，我們發現A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受到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影響。如2007年、2010年，A企業的投資支出受到有利的外部宏觀環境影響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而在2008-2009年以及2012年，受國內外經濟持續下滑的影響，國內消費需求不振，投資支出出現了大幅度的縮減，特別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企業的投融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表現為A企業投資額度的大幅減少（如圖1所示）。而本應在經濟擴張期的2011年卻由于國家房地產政策的趨緊，其投資支出大幅度減少。由此可見，微觀企業的投資行為確實受到宏觀經濟政策及環境的影響。與此同時，我們發現A企業投資行為受利率波動的影響較小，如在2007年以及2010-2011年，國家不斷提高貸款基準利率以抑制潛在的通貨膨脹，但是由于這段時間屬于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上行期，A企業并未因政府緊縮的貨幣政策而減少其投資，這說明面對潛在的融資約束，A企業能夠通過多種方式籌得資金以滿足其發展，這其中主要通過參股企業證券、銀行等獲取融資。2.進一步分析A民營企業產融結合的效果A企業多元化發展戰略使其對資金產生了極大的需求。為了滿足投資及償還債務的需求，企業除了通過發行融資融券、在集團內部母子公司及關聯企業之間提供擔保以及子公司及母公司相互占用資金等方式解決公司融資約束問題外，一個重要的融資渠道便是實施產融結合發展戰略以滿足多元化發展的資金需求。我們發現，A企業分別持有AC證券公司、ABD銀行、ABC銀行以及AC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股份。特別是公司董事長也是ABD銀行的董事，這為通過直接持股甚至與銀行建立銀企關系的方式以解決融資約束問題提供了可能。通過閱讀A企業年報，我們發現企業主要通過參股金融機構獲取銀行授信、通過質押所持銀行股份以獲取融資以及在需要資金之時通過減持所持金融機構股份等方式來獲取發展所需資金。例如，在《2005年A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評級》報告中，有記載表明“截至2005年8月，企業獲得54億元銀行授信額度，未使用授信額度近20億元，能滿足企業未來發展的資金所需”。2010年，ABD銀行公開授信10億元與A企業共建合作平臺，支持A企業紡織服裝板塊產業升級和擴大經營。2010年，A企業以持有的ABC銀行股票137,836,045股作為質押，向ABE銀行借款7億元；2011年，公司以持有的ABC銀行股票179,140,000股及收益權作為質押，向ABE銀行借款7億元；2012年，公司以持有的ABD銀行股票19050萬股及收益權作為質押，向ABE銀行取得借款8億元。通過對比年報，我們發現，雖然在短期借款的信息披露中，A企業通過母公司或子公司或者關聯企業提供擔保或者質押、抵押土地使用權等來獲取銀行貸款，然而通過質押所持銀行股份所獲融資金額數量仍比其他方式獲得融資額數量要多許多，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與銀行建立關系能夠為企業融資起到較好的隱性擔保作用，對企業建立良好的聲譽從而更為便利地融資起到了積極作用。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通過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金融關聯，能夠緩解A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潛在融資約束，特別是在外部經濟環境較為不利的情況下，持有金融機構股權能夠起到減輕外部經濟環境沖擊的作用。既然產融結合能夠起到緩解融資約束的目的，那么其勢必會對公司的負債結構產生重要影響，進而會影響到公司債務期限結構的調整。從圖2中可以看出，雖然長期負債是眾多企業融資的最佳選擇，但只有國債和超級績優的公司才能獲得市場青睞，而以A企業經營狀況來看，若想獲得充足且持續不斷的長期債則是阻礙重重，因此，選擇高利率的流動負債成為公司的首選。進一步，如圖3所示，到為了滿足多元化發展需求，A企業的短期債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趨勢，但是陡然劇增的短期債務加劇了A企業的債務償還壓力，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這暴露出民營企業產融結合大光環背后的潛在弊端，即通過產融結合雖然能夠緩解融資約束，滿足公司多元化發展需求，但是如果僅僅將產融結合的平臺當作公司多元化發展“取款機”的話，并沒有使產融結合發揮其實質性的金融平臺作用，那么必然會為今后A企業資金鏈條斷裂及債務危機埋下伏筆。受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倘若銀行收緊信貸，那么企業的信貸融資能力便會下降，外部融資成本升高，財務費用增加，為將來的發展埋下隱患。民營企業建立產融結合平臺除了能夠緩解融資約束、滿足多元化發展需求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動機便是分享金融機構巨額的壟斷利潤。雖然A企業通過投資，諸如ABD銀行等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如在2009-2010年，A企業金融投資業務分別實現凈利潤約16.25億元和12.45億元，但2011年以來，國內資本市場出現較大波動，A企業金融投資業遭遇阻礙，A企業參與了13家上市公司的增發，金融投資業務的凈利潤降至4.87億元，揭示出民營企業參股金融機構的重要動機便是分享被投資公司的利潤。然而由于缺乏相應的風險應對機制，在企業受到較大的外部不利沖擊時，往往會遭受巨額的投資損失，特別是像A企業一樣，由于先期品嘗到投資金融股所帶來的巨額收益，其逐漸偏離主業發展而盲目進軍金融業，雖然投資金融股一度使企業獲得巨額收益，但是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波動，特別是資本市場的持續低迷，使A企業近年來不得不逐步減緩金融股權投資的步伐，重新回歸主業。

（三）進一步的分析面對宏觀經濟環境的波動以及企業自身發展戰略需求，許多企業不滿足于在一個領域發展，多元化經營戰略受到眾多企業的青睞。反觀A企業，在主業服裝業迅速發展的同時，開始向地產業和投資業擴軍。誠然，在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好的情況下，公司確可從房地產和金融股權投資中獲取巨額的收益，然而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A企業的房地產投資業受到嚴格的宏觀調控之際，其金融投資也經營慘淡，使得本來業績良好的服裝業也備受拖累，企業面臨著盈利能力、償債能力不斷下降的窘境，最終企業高管不得不放緩副業的擴張步伐，重新回歸主營業務。上述的案例凸顯出我國眾多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潛在矛盾性問題：是堅持單一主業發展還是多元化發展？顯然，A企業選擇的是后者。企業在通過多元化發展追逐高額回報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這也對企業通過多元化發展實現績效提高的目標形成了阻礙。特別是受外部監管環境和政府經濟政策的約束，我國企業目前的融資方式仍以銀行貸款為主，企業若要實現多元化發展，那么源源不斷的資金供應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主要通過負債方式來滿足多元化發展的模式可能存在著諸多的風險，比如當國家貨幣政策趨緊時，企業的貸款成本便會提高，那么也就加大了企業還款難度。同時，如果企業存在著諸多以“短融長投”的方式來滿足投資需求的情況，勢必會增加風險，進而損害企業的價值。A企業在多元化發展的道路上，特別是在內部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方面，亦面臨著上述的問題。具體而言，公司眾多“地王”稱號的由來依靠的是巨額的貸款融資，其中包括通過與金融機構建立金融聯系所獲的諸如銀行授信等信貸資源以及通過質押母子公司、關聯企業以及土地使用權等獲得的信貸資源。通過上述方法獲得融資雖然能夠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不利經濟環境所造成的融資約束，但是卻提高了企業的各類風險，比如財務風險。A企業不斷增加貸款一方面要滿足高速發展所需，另一方面就是償還之前所借款項的高額利息費用，這種“借新血補舊血”的惡性循環極易引發潛在的債務危機，從而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特別地，通過產融結合方式來緩解融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企業發展的資金所需，它卻成為了企業財務風險的催化劑。

偏離主業而企圖依靠投資來獲取巨額收益雖然最初令A企業收益頗豐，然而忽視主業的發展卻使得A企業在外部經濟環境不景氣的情況下遭遇了巨大的投資損失。如近年來企業的投資收益呈現出逐漸遞減的趨勢，這一方面體現出多元化投資受國家宏觀經濟環境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盲目地追求短期投資收益雖然能夠在特定時期為企業帶來巨額收益，但是其投資行為本身蘊含著潛在的風險，使得企業在外部宏觀經濟環境惡化的情況下手足無措，甚至瀕臨破產。進一步，本文對A企業業績進行了分析（如圖4所示），通過考察A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及總資產凈利率，我們發現自2009年后，企業的業績一度出現下滑。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有如下幾方面：第一，宏觀經濟環境的不利影響。如在2010年，房地產業創造了68.5億元營業收入的歷史新高，但在短暫的繁榮之后，A企業很快就迎來了“史上最嚴調控”。2011年，A企業房地產投資僅實現凈利潤5.72億元，而最為糟糕的是在2012年，受國內外經濟持續下滑的影響，國內消費需求不振、服裝類零售增長降速，加之房地產和金融投資的持續低迷，加劇了A企業業績的下滑。第二，企業戰略的偏誤。A企業試圖通過多元化發展的模式來拓寬利潤范圍并提升業績，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波動打碎了公司的多元化發展夢，戰略決策的失誤使得公司偏離原本發展迅猛的主業而投身到陌生的房地產及金融股權投資業，由此損害了企業價值。第三，巨額的債務所產生的財務費用（如圖5所示）。為了滿足A企業多元化發展需求，企業在投融資政策上采取了“短融長投”的策略，雖然通過短期融資能夠緩解企業長期投資的資金饑渴，甚至在國家銀根緊縮時期仍然能夠通過產融結合等方式獲取發展所需資金，但是這種飲鴆止渴式的發展模式必然造成A企業潛在的巨額利息費用，進而大大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三、案例啟示

根據A企業的財務報告，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受外部經濟環境的顯著影響，這主要體現為在經濟擴張期，公司的投融資行為較為普遍，反之亦然，暗示出企業若想在行業中長久可持續發展，除了提升自身競爭力外，對于外部經濟環境的波動要時刻保持警惕，合理、適度地把握宏觀經濟環境的大氣候，做出適應經濟環境的正確決策，以提升企業價值。既然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能夠顯著影響企業的投融資行為，那么對于我國企業來說，特別是受外部經濟環境波動影響更大的民營企業來講，適應外部宏觀經濟環境以實現自身發展是企業的生存之本。尤其是當外部融資環境較差時，積極地拓寬融資渠道以實現持續發展成為企業發展的重中之重，而通過參股金融機構，即搭建產融結合的平臺來解決融資約束問題，為企業投資提供資金保障。通過A企業產融結合實踐，我們發現了民營企業產融結合實踐的利與弊。具體而言，從案例中我們發現A企業參股AC證券公司、ABD銀行等金融機構主要是出于兩個目的：首先，分享銀行等上市金融機構產生的巨額壟斷利潤，其次就是滿足企業投資所需資金。通過對A企業2006-2012年投融資情況的分析，我們發現企業會通過銀行授信、質押銀行股權等形式來滿足項目投資的資金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部宏觀經濟波動對企業造成的潛在融資約束，使企業能夠持續發展。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選擇產融結合之路亦不例外，它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企業融資之需，但卻增加了企業的各種風險，如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這也就暴露出民營企業產融結合之路的弊端。從A企業產融結合實踐來看，企業試圖通過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股權獲得巨額的投資收益，簡單地進軍偏離主業的其他經營領域卻忽視外部資本市場波動所引致的市場經營風險，使得企業在資本市場遭遇寒冬之際遭受巨額投資損失，從而阻礙了企業的長遠發展。雖然通過參股銀行能夠為投資及償還債務提供一定的資金，然而通過借入新的貸款來償還舊的債務以及盲目進軍自身不是十分熟悉的地產等領域，存在低效投資的可能，同時也使企業陷入“短融長投”困境，降低了企業的償債能力。

與此同時，通過A企業實踐，我們發現造成現如今發展滯后，甚至戰略上要重新回到主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貪圖多元化發展所帶來的短期利益，而忽視了企業的長遠可持續發展。誠然，多元化發展能夠在一定時期為企業帶來巨額收益，但是偏離主業而試圖通過企業自身不熟悉的副業來提升企業業績，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如A企業房地產業在外部經濟環境大好的情況下獲得了巨額的收益，但是隨著國家房地產政策的不斷緊縮，退房潮、退地潮不斷出現使得A企業發展遭遇寒冬，最終使企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同行業其他企業。由此可見，試圖通過多元化發展獲得短期收益的戰略并不可行，雖然理論上多元化發展有利于突破公司現有資源的局限，獲得資源共享等協同效應，但是如果企業僅僅通過參與陌生行業來獲得短期收益而忽視了潛在的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等問題時，那么這種多元化模式很有可能不會成功，甚至會像A企業一樣，被副業的糟糕業績拖累本來發展良好的主營業務。

四、研究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