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經濟學主要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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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以下方面的研究中，實證研究方法被大多數研究者有意或無意地使用著，成為他們研究的主要方法：①現狀分析。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有相當部分是屬于這種“客觀事實是什么狀態”的研究，如農民收入現狀分析、農業經濟增長現狀分析等。這種研究本身就決定了其研究的實證性質，其所運用的具體方法如靜態研究方法、動態研究方法等也大都屬于實證研究方法的范疇；②特征分析。在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原有事物的變化，新事物的出現，都需要理論工作者對這些變化后的事物及其本質特征進行分析和歸納，以使我們對“客觀事物”的特有存在狀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而特征分析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視野，如對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特征分析、農業產業化特征分析等。特征分析主要運用比較分析、歸納分析等實證方法探詢事物的特有存在狀態，這無疑屬于實證研究的范疇；③模式分析。由于我國地區差別較大，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許多地區在改革與發展中的許多做法，經過不斷完善，形成特有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研究對于“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如對諸城模式、蘇南模式的研究等。這類研究主要運用歸納分析、比較分析等實證方法，側重于對模式的特點、構成要素、形成原因、適用條件等進行客觀分析，因而屬于實證研究的范疇；④關系或原因分析。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許多事物之間有著內在的因果關系，分析研究這種因果關系有利于尋求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這自然也成為農村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如對農業產業化與農民增收的關系分析、土地撂荒與土地制度的關系分析、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分析等。這類研究實際上屬于關系或原因“是什么”的實證研究范疇，其所運用的具體方法如因果分析方法、因素分析方法等也大都屬于實證研究方法的范疇；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是牢牢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實證研究方法的特點。
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之外，也大量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階段，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實證研究的色彩。研究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出實證研究特點，主要取決于其理論假設與客觀現實的距離。
我國農村經濟主體尤其農民的有限理性、農村信息不充分、農村市場體制不健全等已是公認的不爭事實，并成為農村經濟研究的基本假設前提，這就使經濟學分析方法暗含的理論假設，即“經濟人”、“充分信息”、“市場完全競爭”等假設，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應用中被大大放寬。理論假設的“現實化”為規范研究的實證色彩埋下了“伏筆”。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很多，如對農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研究等等，從總體上看，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關于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和相應政策建議，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2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篇2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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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賈根良.中國經濟學革命論[J].社會科學戰線，2006，（01）.
篇3
一、引言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學者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以“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稱命名的譯著和著作很多。國內的一些學者,如陳共、平新喬、張馨、高培勇、郭慶旺、楊志勇、華民等都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從國際上看,關于兩者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的論述比較詳細的主要有《公共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由《國際稅收和財政》雜志在 1994年發起的一次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的特刊及由《公共經濟學雜志》在2002年的一次紀念其創刊而由一些頂尖級的經濟學家關于公共經濟學發展的總結分析。此外,由于引進的西方文獻越來越多,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的認識也逐漸深入。
二、問卷的評介與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學的從事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經濟學家就“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主題進行了全球性網絡調查。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本次調查受到來自這些經濟學家的數十份電子郵件。這些郵件反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調查課題的認識。本文就是選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回信(見附錄①)和一些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和發展趨勢進行了簡要的評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認為,財政學主要是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稅收方面,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大量的與支出政策相關的問題。他認為,醫療保健和醫療援助以及殘疾人保險和失業保險都是屬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屬于財政學的領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經濟學30年(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的發展演變、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角色的一門學問。因為這一角色在不斷地變化著,所以公共經濟學也成為一個持續演變的領域。一些核心問題被持續關注,例如對不同商品的稅率結構應該如何設置;而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對發達國家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進行改革才是最優等等,最近才成為研究的中心。經濟學其他一些分支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進展為公共經濟學提供了新的視野,推動了對其中一些長期存在問題的研究。反之,這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又推動了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經濟學迅速發展的一個時期。理論和經驗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們對諸如各個稅種的效率和歸宿這樣的核心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保障項目的經濟效應以及最優的制度安排的認識。在公共經濟學相關經濟理論以及支持復雜政策評價的實證分析等兩個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在過去的30年間,公共經濟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進展有快有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進展是經濟理論在次優稅制設計問題上的應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業數據庫的出現促成了人們對稅收激勵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經濟人行為問題的探索。繼而公共經濟學的經驗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很多應用計量經濟學家也把他們的研究興趣轉向公共財政問題。90年代,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相關領域的迅速擴張尤為顯著。
公共經濟學中的很多應用研究越來越深入,這促使了這一領域里幾個二級專門學科的興起,諸如老年經濟學以及教育經濟學。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僅關注那些廣布于公共經濟學范圍內的問題,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領域發展起來的真知灼見和方法技巧,例如醫療經濟學、人口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
波特巴認為,過去30年發展變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所得課稅對家庭行為的影響;社會保險項目的激勵效應;資本所得稅的效率和歸宿;赤字和跨期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的實證政治經濟學;最優所得稅和稅種的設計以及轉移支付等。未來有前途的發展領域則包括了:環境經濟學和最適次優政策;老齡經濟學;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圍;開放經濟中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適社會保險項目的設計;征稅與家庭和企業的行為;在生命周期視角中的稅收和支出項目以及國防經濟學等。
羅賓?鮑德威認為,“公共經濟學”這個詞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采納來取代財政學的,這是因為財政學這個詞語似乎是太狹窄了。特別是,許多學者認為財政學太多地集中在籌集收入(稅收),而公共經濟學則是一個范圍更加廣泛的詞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包括了政府在稅收、支出、社會保險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問題。人們認為財政學這個詞語太狹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領域的更廣范圍的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詞語現在都被使用著。他猜測這大概是英語的一般常見問題,有很多詞語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但是,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是太狹窄了。財政學幾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預算的操作(尤其是稅收和支出),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它包括了諸如管制和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財政學權威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全球各個大學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財政學的經典著作。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財政學原理》提出的財政“穩定宏觀經濟、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三職能說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干預經濟的代表觀點,是現代財政學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盡管已經94歲高齡,仍然關注財政學的發展變化。他稱,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財政體制所發生的顯著轉變。他那一代人還認為財政的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是對市場的必要補充,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市場。但是,馬斯格雷夫一直堅持不懈地認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稅制以及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中的經濟作用是在財政學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明顯差異的。財政學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許多問題可能是需要許多工具才能解決的,所以,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可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同時,還有通過共同的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的情況。 馬丁?費爾德斯坦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出現了轉型。他認為自己當初入門學習的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原理》(1959)開啟了財政學的新紀元,但是,計量經濟學研究方面論述的不足反映了當時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同樣,馬斯格雷夫只是討論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則,其經典著作沒有論及政府支出的具體方面,而這也就成為以往30年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課題。在論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交替使用的。
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財政學理論方面的這些發展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們在許多重要的財政學問題上,對龐大的專業思想體系進行了分類。盡管它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觀點的各種錯誤,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見解。第二,他們吸引了一代優秀的大學生轉向公共經濟學領域;其中大部分學生并沒有繼續理論研究,而是完善了財政學理論基礎,這種新理論的嚴謹性對他們的實證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經濟學方面實證研究的發展將過去30年的研究與以往所有研究區別開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了高速計算機、可以依賴的經濟計量軟件和可讀大量數據的機器。這些發展,復雜的經濟計量技術和標準裝備的大學生對公共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革命都是關鍵性的。對稅收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實證研究深化了我們關于稅收對個人風險影響、稅收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分析稅收問題的意義的理解。
財政學研究這種演變的第二個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擴大研究主題的范圍,它涵蓋了政府支出和稅收。研究焦點的轉移無疑是因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財政學領域因此從研究為基本的政府服務融資的稅收轉變到公共經濟學領域,看到了更寬范圍內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為了社會保險項目,公共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正好與之呼應。社會保障養老金、事業保險、工人的補償金、老年保健醫療和窮人醫療補助計劃的增加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20世紀70年代,對穩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轉向宏觀領域,更加強調金融政策,而不僅僅研究通過改變預算赤字和盈余的財政刺激的各種變量。然而,財政學研究如何利用稅收規定(如投資稅收抵免和折舊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來刺激企業投資。財政聯邦主義也成為了公共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即分析這些政府如何選擇它們的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級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區財政補貼和匹配財政補貼)如何影響這些選擇,以及稅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區間差異如何影響私人部門的為政府計劃的效果。
篇4
關鍵詞：實證法 實證會計研究 模型 資本市場
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分析會計現象和外部聯系，探索會計規律和模式的基礎工具和重要手段。會計理論研究水平的高低與會計理論研究方法密切相關。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實證會計研究在我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實踐應用，為我國會計理論和實務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一、實證法和實證會計研究溯源
(一)實證法與實證經濟學概述 所謂“實證法”，是指通過搜集被觀察事物或現象的經驗性或歷史性數據來驗證一些理論假說或命題，借以建立相應的理論體系。實證法早期受哲學中的“實證主義”(也稱“實證論”)的影響。實證主義產生于19世紀30年代，其創始人是法國的孔德(1798-1875)。韋氏新國際詞典中將實證主義定義為“各種概念的涵義要從其結果中去尋找，思想的職能在于作為行動的指南，而真理要明顯地根據信念的實際后果去驗證”。或者說實證主義只承認存在的事實，一切關于事實的概念都要以經驗的實證材料為依據。實證主義者認為：哲學不應是抽象推理，而應以“確實”、“肯定”、“事實”為依據。所以，實證法作為構建會計理論的一種方法，要根據實際效用或實在的因果關系來選擇會計概念、原則、準則和各種程序。實證經濟學是將實證主義運用到經濟領域，用以研究建立各種經濟事物的內在聯系，分析和預測經濟行為效果的一種學說。實證經濟學產生于19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30年代后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其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主要受實證主義哲學思潮影響，50年代后則主要受證偽主義哲學思潮影響。其創始人是美國經濟學家M.弗里德曼(M.Friedman)，主張對經濟問題的研究采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求證中檢驗假設”的方法，只回答“是”和“不是”的問題，不回答“好”與“不好”的問題。
(二)實證會計研究的起源 將實證法和實證經濟學應用于會計實踐中，就形成了與傳統規范性會計相區別的實證會計研究。實證會計研究起源于美國，以美國經濟學家和會計學家R.鮑爾(R.J.Ball)和P.布朗(P.Brown)于1968年在《會計研究雜志》發表的《會計收益數據的經驗評價》作為起始標志。隨后簡森(M.C.Jensen)于1967年在斯坦福大學主持會計講座期間，提出以實證方法進行會計研究。1978年，瓦茨和齊默爾曼發表了《論建立會計準則的實證研究》，將實證經濟理論概念引人會計學，并且在1986年編著出版了《實證會計理論》(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自此，實證會計研究終于匯聚成一股不可阻扼的潮流，迅即風靡于西方會計學界。
二、實證會計研究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及現狀
(一)發展歷程 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發展經歷了引進介紹――模仿應用――實踐推廣的過程。從80年代中期開始，實證會計研究引起了我國會計學者的注意，出現了一些有關實證會計研究的介紹性文章，同時對于實證會計研究的理論探討也逐步開展起來。1995～2000年間，陸續出現會計盈余數字的有用性、市場有效性、盈余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財務領域中的資本結構、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等方面的實證研究也在逐年增加，關于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孰優孰劣的探討和爭論尤為激烈。此時的實證研究本身大體還處于模仿階段，模型理論和數據取樣的適用性不高，對會計理論和實踐的貢獻較小。2000年以來實證會計研究蓬勃開展，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從研究對象看，更貼近我國經濟領域和會計實踐，如針對新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實證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視我國的制度背景，并以此為基礎來尋找替代變量和創建模型。
(二)發展現狀 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經過了初期的嘗試、爭論和探索后，逐漸進入了理性發展階段，越來越多的會計學者認識到實證研究對于會計的重要性，更多地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用于檢驗和解釋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建設中面臨的問題。為促進實證研究范式在我國學術界的應用和推廣，提高我國會計學術研究的質量，2005年召開了中國第四屆實證會計國際研討會，這是代表我國實證會計研究最高水平的一次學術年會。以此次年會為例，我國目前實證研究的熱點問題和主要領域。一是對公司治理與企業價值的研究：自Bede和Means(1932)以來，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所產生的委托問題就成為理論界一直在探討的課題，而作為解決委托問題的公司治理自然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大體的研究領域包括：不同公司治理機制對于解決委托問題的有效性、公司治理與企業價值等。二是對信息透明度及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披露信息數量的多少、披露信息質量的高低，與資本市場的關系、信息成本與收益等方面的實證研究。三是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等政策選擇的研究：主要是對新會計準則頒布對上市公司債務重組等行為的影響、對盈余管理動機和盈余管理程度及資源配置的影響、對我國資本市場首次公開發行新股超額收益等方面的實證研究。四是對資本市場和資本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對我國上市公司股權再融資的偏好、公司盈利能力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上市公司系統風險與會計變量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實證研究。五是對審計問題的研究：審計是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當中一項重要的機制，也是解決委托困境的一項有效治理機制(Jensen and Meckling，1976)。對審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審計市場、審計質量、審計后果和審計收費等方面。
三、實證會計研究在我國發展的評價
(一)買證會計研究的優勢 如何正確看待和評價實證會計研究是做好會計研究的基本前提。正如我國著名會計學家葛家澍指出，“一方面，我們不同意實證會計理論的某些倡導者過分側重于規范研究和解說(界定)研究為理由，輕率地把“不科學，，(Un-scientific)三個字強加于傳統的會計理論(即規范會計理論)；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實證會計研究工作者的某些新方法、新觀點和新思維”。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實證會計研究。實證會計研究具有以下優勢：一是理論上的科學性。實證會計研究的邏輯是：確立項目(提出假設)項目研究(樣本模型)數據解釋與評價檢驗運用。實證研究的邏輯表明，人們不僅應提出理論，還要檢驗理論，使其得到使用者的承認。這一過程是符合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規律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理論是原則的系統陳述，是特定現象之間明顯的關系的公式化或基本原則。實證會計研究建立在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到的大量事實和數據的基礎上，構建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模式，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確化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二是實踐上的可行性。實證會計研究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對某一特定會計理論的驗證；對有分歧的觀點、方法和理論的檢驗；理論創新，提出新的理論以推動會計實踐的發展。實證會計研究開辟了研究的新思路，調整了會計研究的方向，拓寬了會計研究的領域，在資本市場、理論和契約安排研究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實證會計研究在精確的模型和可驗證的數據基礎上，所提出的假設或結論，是十分有用的，能夠作為決策的參考。三是目標上的有效性。實證會計研究者恪守價值中立，力求區分目標與手段，在研究過程中不會要求研究結果應當如何才符合目標，而是通過描述特定行為與各種變量間的關系，體現研究結果或其發展趨勢。即實證會計理論通過揭示會計現象層面的規律，解釋現行會計實務和預測未來會計實務，增強了對現實的指導性。
(二)買證會計研究的局限 實證會計研究存在的局限在于：一是實證會計研究的方法不夠完善。過分側重盈利對證券價格及收益的影響，而忽略其他相關變量的影響；對被觀察企業的樣本選擇帶有偏向；實證會計研究所依賴的“有效市場假說”(EMH)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帶有較多的前提條件，未必與經濟現實相吻合。這兩個基礎概念的缺陷將影響實證會計研究的效力。二是研究主體認識水平的有限性。實證研究方法會受到研究者思維方式、知識水平與認識能力等主觀因素的制約，從而影響到實證研究的效果。一方面，實證會計研究對數理統計分析和計量經濟學等專業知識要求很高，而會計人員在知識結構上的缺陷導致定量分析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我國有些會計學者在進行實證分析時，缺乏應有的理論指導和理論分析，有的甚至忽略了經濟學、金融學的理論基礎和嚴謹的分析推導，其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實踐性受到影響。三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狀態。我國資本市場較之西方發達國家而言，發展時間較短，還存在一些不夠成熟、不太規范的因素，如政策市導向、會計信息失真、會計準則和制度的頻繁變更等。由于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對象和數據都是取自資本市場，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會對研究結論的有效性產生影響。
四、實證會計研究在我國發展前景展望
(一)實證會計研究要結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背景，突出我國資本市場的特點 在數據收集上，要認真調查研究，深入探討經濟和財務現象，注意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避免政策市和失真信息影響實證分析的可靠性。在模型構建上，要注意模型變量的選取，剔除不合理因素，增強實證研究的實用性和有效性。由于我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我國經濟背景的寬泛性和資本市場的復雜性也為會計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和眾多的研究領域，因此研究者不應一味套用西方經濟學中的實證研究模型，而要鼓勵開展符合我國國情的創造性實證研究，推動我國會計研究取得實質性進展。
(二)實證會計研究要為會計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服務 實證研究的目的從根本上講除了能解釋和預測會計現象外，是為了在會計理論研究方面取得對社會有價值的成果，借此推動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其研究結論要能解決會計實踐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因此，要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以指導會計準則的制訂為己任，側重于樹立合宜的價值判斷標準，通過理性思維構建規范會計理論。同時，將形成的規范會計理論置于實際應用中不斷接受經驗檢驗，以獲得新的突破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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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生平簡介
1966年，瓦茨大學本科畢業于澳大利亞的紐卡斯爾大學并獲得學士學位，后分別于1968年和1971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1960年～1966年間，瓦茨曾在澳大利亞紐卡斯爾的福賽思公司任助理查賬員，后任執業會計師。但瓦茨在1966年被聘為紐卡斯爾大學的會計兼職教師后，即將主要精力用于從事會計教育工作：1969年～1970年，任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講師；1971年開始到羅切斯特大學威廉·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任教，1971～1978年任助理教授，1978年～1984任副教授，1984后任教授。在此期間，瓦茨還曾先后出任羅切斯特大學教學委員會主任、西蒙商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主席、金融研究與政策項目主任和院長顧問等職。
此外，瓦茨還到多個學校訪問講學或出任客座教授：1981年與1984年，兩次前往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財務會計系任特派講師與客座教授；1984年，曾任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澳大利亞管理學研究所客座教授；1995年曾到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西北大學J.L.凱洛格管理研究生院任訪問學者；1995年受聘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教授；1998年受聘擔任廈門大學兼職教授。
瓦茨也曾多次出席美國會計學會的年會和世界各地召開的會計學術會議。 此外，還受聘擔任許多著名會計學專業期刊的編委及審稿人：1978年至今，一直擔任《會計與經濟學雜志》的創刊聯合編輯之一； 1972年～1978年， 任《會計研究雜志》副主編；1983年～1985年， 任《當代會計研究》編委會成員； 1995年～1997年， 任其發起建立的社會科學研究網（簡稱SSRN）和《會計研究網絡》的主編等。
瓦茨因其學術成就而多次獲獎：他與杰羅爾德·L·齊默爾曼教授合作發表在《會計評論》1978年第1期和1979年第2期上的《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與《會計理論的供給與需求：理論解釋》兩篇論文，連續獲得1999年、2000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頒發的會計文獻杰出貢獻獎；1985年，他與齊默爾曼教授因《實證會計理論》一書對會計理論發展的重要貢獻獲得當年的Alpha Kappa Psi會計獎；1996年5月，獲羅切斯特大學威廉·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授予其杰出教授稱號；2000年，美國會計學會授予其美國杰出會計教育獎；2004年，他與齊默爾曼教授合作的著名論文——《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獲得美國會計學會（AAA）自1986年開始設立的一個特殊獎項——會計學術文獻重大貢獻獎。
二、理論與實務主要貢獻
幾十年來，瓦茨的著述頗豐，曾在《會計評論》、《會計與經濟學雜志》、《財務經濟學》、《會計研究雜志》、《亞太會計雜志》和《英國會計評論》等著名專業學術期刊上獨撰或與人合撰了近60篇論文。當然，最著名的則是他與齊默爾曼合作的《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和《會計理論的需求與供給：市場解釋》兩文，以及兩人于1986年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
三、主要論著簡析
（一）《實證會計理論》（1986） 20世紀60年代，由于受到經濟學和理財學對有效市場假說（簡稱EMH）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簡稱CAPM）進行大量經驗性檢驗的影響和啟發，以及當時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所開創的實證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影響，美國一些年輕會計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徑，開始嘗試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早期從事實證會計研究的年輕學者，多數來自實證經濟學和財務學研究較強的芝加哥大學，這其中就包括雷蒙德·約翰·鮑爾、邁克爾·C·詹森、威廉·亨利·比弗、羅斯·L·瓦茨和杰羅爾德·L·齊默爾曼等人，都是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1986年，瓦茨和齊默爾曼合著并公開出版了《實證會計理論》一書，該書不僅全面、系統、深入地回顧、總結和評價了實證會計研究的經典文獻，而且提出了實證會計理論的初步研究框架，為實證會計理論的發展和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書中詳盡介紹了有代表性的實證研究領域所取得的進展和成果。此外，還就信息披露的管制理論、契約理論在審計中的應用、會計研究的作用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述。《實證會計理論》一書共分為四大部分，設15章，各章大致內容如下：
第1章為“會計理論的作用”。作者明確指出，會計理論概念具有一套與之相聯系的研究方法，這套方法是注重實際經驗的研究人員在多年理論研究探索中經驗累積的結果。會計理論概念不僅范圍較廣，而且與財務會計教科書中的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構成了日益增多的以經驗為依據的會計文獻的基礎。該書是為了增進人們對以經濟學為基礎的經驗性會計文獻中重要理論與方法的認識，而增進這種認識的關鍵是掌握方法論對會計理論演變的影響。
第2章為“有效市場假說與資本資產計價模型”。該章主要解釋有效市場假說和資本資產計價模型，以及如何影響會計研究者提出的問題；介紹了有效市場假說和由它引發的對會計盈利與股票價格有相關性，以及會計程序的變化對股票價格產生影響的研究；解釋了資本資產計價模型以及它如何促使會計研究者，提出會計數據能夠提供與計價模型的變量有關的信息；在沒有稅收效應的條件下，會計程序的變化不會影響股票價格；以及我們能夠限定會計盈利和股票價格的特殊關系等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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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開發經濟環境；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
一、前言
現實環境對于科學研究往往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開放經濟環境下的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也與封閉或者是半封閉經濟環境下有所不同。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通過相關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基礎和科學指導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我國開放經濟發展環境分析
20世紀70年代后期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開放經濟環境逐步形成并不斷深化。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使得國際市場的商品以及資本的轉換速率明顯提高，在這種環境下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在開放經濟環境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以及產業結構等也發生了一些深刻的變革。
十以來我國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大力發展服務業、文化產業等第三產業。傳統工業、建筑業等第二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初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這些產業的發展往往需要以耗費資源或者是污染環境作為代價，不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通過政府和社會近些年來的努力，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成為拉動經濟發展和提供就業崗位的主力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的首創，因而發展的經驗較為缺乏，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在進行經濟發展方式變革和產業結構調整時可結合自身的實際經濟發展狀況并借鑒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提高改革開放的成效和效率，達到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開放既指對外開放也可以指內部市場環境的開放，因而我國的開放經濟環境也具有雙重的含義。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制度不斷完善，政府的作用弱化市場的限制逐漸減少，開放的內部環境逐漸形成且日益深化。此外我國對外貿易的種類和規模也在不斷擴大，由最初的產品貿易向產品服務貿易并重發展，對外的相關法律法規也日益完善。我國的經濟發展體系已經日益優化，市場規范程度不斷提高，金融業也加快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腳步，在開放經濟環境下我國已經融入國際經濟的發展體系。
三、開放經濟環境下應用經濟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落后
經濟在不斷發展，社會也日益進步，但是目前應用經濟學大部分還是采用以往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內容也無法與當前實際的經濟環境相適應。理論應當是先于實踐的，也就是說研究方法應當是較之現狀更為進步的，只有這樣才可以為實踐提供指導，但是這種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落后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阻礙經濟的發展。有關的學者專家等應當提高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政府也應當采取相應的鼓勵措施促進研究方法的進步，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進步。
（二）研究體系的不完善
體系是研究應當遵循的基本框架，體系的不完善進而導致了研究內容的片面性以及研究結果準確性出現偏差。目前很多學者在進行應用經濟學的研究是往往只停留在理論層面以及表面，沒有結合現實去挖掘其內涵，導致研究結果缺乏深度，難以讓人信服，直接影響了應用經濟學的發展和進步。開放經濟環境下各種思想、理論等不斷涌現，市場的復雜程度也不斷提高，給應用經濟學研究也造成了巨大的挑戰，因而針對目前研究方法和研究體系與社會現狀不相適應的情況相關學者必須要加快調整。
四、開放經濟環境下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調整的措施
（一）轉變研究方法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遭受了嚴重的挫折，計劃經濟體制嚴重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此后在不斷地探索中我國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在20世紀90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此過程中以及后續經濟的發展和體制的完善過程中應用經濟學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理論基礎，因而開放環境下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也應當是與中國國情相適應，同時符合馬克思理論的要求的。應用經濟學研究作為我國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研究方法落后的現狀必須要加快調整，轉變研究方法。
應用經濟學中需要應用到應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知識。轉變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首先要提高各個學科知識理論融合的成效，以經濟學的理論為基礎并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恰當應用定量分析、實證研究等方法。要善于從各個領域各個方面提出當前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利用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對其進行分析后要將研究結構反饋給有關的經濟管理部門作出相應的經濟政策的調整。同時可以將應用模型法應用到應用經濟學研究中，用非線性方程代替傳統的方程分析方式，從而提高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實現研究方法的轉變和提升。
（二）構建新型研究體系
構建新型的應用經濟學研究體系可以提高研究內容的合理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從而促進應用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完善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學者較多采用定量實證分析法進行應用經濟學的研究，但是開放環境下的市場構成更為多樣，因而對于研究人員在進行實證調查時的操作規范性的要求日益提高。不規范的操作除了導致數據、樣品的可信度難以保證，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也會下降嚴重的甚至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而必須要構建完善的應用經濟學研究體系，規范研究人員行為的同時提高調查內容的全面性和合理性。
我國實行全面開放的經濟政策要明顯晚于發達國家，因而開放環境下的相關經濟理論也不夠成熟和完善，也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每個國家的國情都存在明顯的差別，因而相關學者必須要對應用經濟學的模型進行完善和更新，包括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分析方法等多個方面，切實提高應用經濟學研究模型的適用性和客觀性。研究模型是研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模型的組成和內容必須與研究體系相適應。
（三）多樣性選擇和實證研究方法的建立
建立多樣性選擇同時采取實證研究方法是促進我國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措施。選擇是在非單一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實現的，因而必須要提高研究方式的多樣性，轉變現有的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世界范圍內沒有先例，蘇聯及東歐國家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經濟理論體系與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不相適應，因而我國應當深入學習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和發展經驗，并結合自身的現狀進行研究方法的選擇和經濟理論的借鑒。
多樣性選擇就是要擴充原有的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數量和范圍，同時擴大研究內容的范圍，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充分利用實證研究并促進其在我國應用經濟學研究中的普及是目前研究方法轉變的重點。傳統應用經濟學研究更為重視理論研究和規范研究，真正利用實證研究進行的試驗、調查等并不常見，實證研究最大的優勢在于其對于經濟現象本身以及其過程的真實性的追求，因而實證研究的結果往往更具有真實性和參考性。規范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價值標準的判定，但是由于個人對于經濟活動參與程度、實際看法的不同極有可能導致研究理論的主觀性。將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通過實證研究為規范研究提供現實依據可以大大提高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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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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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其他都屬方法論,經濟學理論是從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就象不能從“義利論”中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對此有精辟論述,他說“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的經濟現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經濟史與經濟學的辯證關系
“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經濟史與經濟學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為一體,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論。所以說,經濟史又是與經濟學相互獨立并平行的分支學科。經濟史與經濟學說史不同,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本身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它是經濟學的流,而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在科學哲學意義上,經濟學的方法主要是實證方法。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認為,任何科學或理論都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任何理論的假設或命題,都必須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只有經驗事實才能證明知識的正確性。這種方法的本質,簡單說就是用經驗和事實說話。而直接用經驗和事實說話,正是經濟史的根本特點和根本優勢。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實證工具,具有多方面的優勢:第一,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或事實是大量的;第二,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事實比經濟學家所感知的現實經濟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經濟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史提供的經驗世界,對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進行“試錯”式研究;第四,經濟史世界最適于經濟學“溯因法”研究。科學研究離不開假說。一種假說是所謂“解釋性假設”:即建立一個假說或理論,用來解釋經驗和歷史,即闡釋歷史。但經濟學假說是從大量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公理性”假說,經濟學從這個假說出發,對經驗和現實進行推理性研究。從根本上講,經濟學的任何假設和命題,都必然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但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完全從經驗和事實的歸納開始,已有的理論成就,具體說就是符合經驗事實的假設,同樣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起點。這就是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然而,本來作為經驗科學或實證科學的經濟學,一旦以假設作為研究起點,就有可能走進形而上學誤區,即經濟理論的驗證,不是依賴于理論對經驗事實的相符性,而是依賴于自身邏輯的嚴密性。所以,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就取決于假設的正確與否。
三、經濟史學的范式及其創新
經濟史學家作為獨立的學科,也應有自己的獨立范式。但是,經濟史學作為經濟學和歷史學的邊緣學科,其范式必然介于兩者之間,既有經濟學范式的特點,又帶有史學范式的特點。但經濟史屬于經濟學而不屬于史學,它與史學的共同點僅僅在于考察對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疊,敘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時序性,以及用史料說話,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觀點和方法,特別是采用的理論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經濟學的。就西方經濟史學來講,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熊比特的創新理論等等,都成為經濟史學有別于歷史學的信念、觀點和方法。
但就中國的經濟史學來講,基本還是以史學范式為主導,目前的經濟史家大多還沒有習慣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一方面是由于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大多出身于史學界,所接受的經濟學訓練比較少,在他們的頭腦中還較少經濟思維;另一方面,也由于經濟學家大多不屑于經濟史研究,忽視了經濟史對于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作用,所以,還沒有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理解經濟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沒有實現與歷史學的良好結合,因而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史學范式。
對于經濟史,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對于歷史學家來說,經濟史是“經濟的歷史”,僅僅是歷史中的經濟部分,是用歷史學方法研究歷史中的經濟問題,經濟史不過是歷史學科“類”中的一個“種”;而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只是要“按時序解釋經濟結構及其實績”,即從時間上解釋經濟結構和實績的演變,是用經濟學方法來理解和闡釋的歷史。所以,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部分,其范式應該與經濟學范式更接近。換言之,經濟史學研究,一方面要依靠史實說話,但另一方面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用史實說話,卻要依靠經濟學提供的觀點和方法。現代史學方法論認為,史料總是有限的,僅僅依靠史料作不出真正的歷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對歷史的過程進行分析和闡釋。這種史學方法論,與經濟史學方法論是一致的。所以,經濟史學范式革命的任務,就是采用經濟學的信念、觀點和方法,以及經濟理論模式,實現經濟史與經濟學的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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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研究對經濟學研究的意義
對于現實經濟關系的復雜性從來就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否認過，之所以羅賓遜夫人、弗里德曼以及科斯本人關于經濟學的前提假設的論述聞名于世的最直接動因就是現實經濟世界的復雜性。現實經濟關系中錯綜復雜的各種因素都是難以完全用數量關系來精確計量和完整描述的，至少是在人類現階段所掌握的知識所無法完成的，現實經濟世界復雜到了經濟學研究即使放棄假設前提條件的真實性也要使假設前提條件易于處理的地步。而案例研究是對經濟問題和經濟決策的再現和描述，或者叫做講故事，這種方法能夠對經濟過程及其復雜的情景進行深入刻畫和分析，而不會產生因假設前提條件問題所產生的因素遺漏。換言之，案例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真實性，是真實經濟世界具體再現，雖然個案不是全部的經濟世界而只是真實經濟世界中的一點，但僅就這一點而言，案例包含了它所代表真實經濟世界中這一點的全部的信息，它向人們展示了這一點所包含的真實問題、矛盾和困境，人們可以從這種豐富的信息中得到和發現新的知識。對于實證經濟學研究來說，案例研究為何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從《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找到答案。一是發現意義。科斯通過對一系列案例的連續性展示，發現了如果產權能夠界定：能夠自由轉讓且產權的轉讓交易成本為零，那么，資源的使用配置并不依賴這種權利的初始界定（除了影響雙方之間財富分配可能發生的差別之外），即資源的優化配置與產權的初始界定無關。也就是說，如果產權的初始界定可能導致不利于資源配置的結果時，可以通過一個自愿合約自動地轉讓使資源配置最優。因為，合約的實施是沒有成本的，而且雙方都可以從合約的轉讓中獲得利益。二是檢驗意義。就是對已有的假設和命題進行檢驗，提供一個證明或否證。科斯從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出發，通過精致的案例分析得出了與現實經濟世界不相同的矛盾，從而否證了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由于現實世界交易成本不為零，因而經濟制度結構，包括不同形式的合約及其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才有必要。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于節約交易成本，并努力使其成本最小。
三、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及其辯護
案例研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較少，在國內經濟學研究中應用得就更少，其主要原因來自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關于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問題，必須從著名的“歸納問題”說起。自從休謨以來，哲學家們一直為“歸納問題”感到憂慮，因為從特定的事例歸納到普遍的規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種非邏輯的跳躍，這是極有可能從真的前提導出假的結論的額外因素。如人們從太陽在早晨升起這個過去的經驗中推斷出太陽總是在早上升起這個一般規律；然而，從真的前提一定包含著真的結論這個意義上看，這在邏輯上并不是一個結論性的推斷，因為根本不可能保證我們迄今所經歷過的必然會和將來的保持一致。休謨并不否認我們不斷地把個別的事例一般化從而得出習慣，不否認思想上的自發聯系，但他否認這種推斷在邏輯上可證明是正確的。“歸納問題”至今是邏輯無解問題，以至有人說：“歸納法是自然科學的勝利，卻是哲學的恥辱。”!可以說，休謨的困境就是人類的困境。實證經濟學常用的兩種研究方法計量分析和案例研究都無法回避休謨的詰難，但我認為，一方面人類作為茫茫宇宙的一個嬰孩，要認知這個世界無論從本體論還是認識論的角度來說，歸納是人類必須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認知策略。換句話說，我們也許無法證明歸納的正確性，但通過歸納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認知這個世界，向真理無限逼近。特別是對經濟學來說，認知這個世界，增進全人類的福利比獲得經濟學的真理更為重要。另一方面，案例研究雖然有歸納的成分，但并不完全是歸納，如《社會成本問題》中的案例研究運用更多的是精致的演繹。案例研究在發現新問題、認知世界方面完全不受“歸納問題”的限制，在這方面案例研究與計量分析相比有著明顯優勢。計量分析是一種均衡分析，其前提是必須構造一個普適性的假設，通過對樣本的數學處理，得到一種事物發展的統計規律。因此，無論計量分析的模型多么復雜，相對于更為復雜的現實經濟世界來說都過于簡單，從而計量分析也就難逃“歸納問題”的詰難。但案例研究就完全不同，應用案例研究當然可以進行歸納研究，但我認為案例研究最主要的作用還在于通過案例包含的真實而豐富的信息認知世界、發現問題，案例研究還可以檢驗一個命題及其假設，雖然案例研究并不能完全證偽什么，但通過案例研究我們至少能從中發現現實經濟世界與我們現有經濟理論中不一致的地方，從而對我們有
所啟示。因此，從認知世界、發現問題和證偽的意義上來說，案例研究并不受“歸納問題”問題的限制。我認為上述原因就是科斯沒有采用計量經濟學模型，而是選擇了個案，通過個案的連續性展示發現后來的所謂科斯定理的原因。
四、趨向律、現實主義與案例研究
無論是在自然科學研究還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假定其他情況不變”應用非常廣泛，也就是說我們在研究中通常只是對一個因果關系進行檢驗，而且假定在檢驗之外的其他有關起始條件和有關這些條件的因果關系不變的情況進行的。舉例說我們在實驗中研究勻速直線運動的情況時，通常假設摩擦力為零，而實際上摩擦力并不為零。經濟學研究中的這種情況更為普遍，如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中假定制度是外生給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響績效；如企業金融理論中的##定理，假設資本市場是完全的，沒有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影響及破產風險等等。經濟學研究中的“假定其他條件”和自然科學研究中一樣，把所研究的因果關系之外的因素作為干擾因素，在研究中都要排除理論中專門解決問題之外的所有可變因素，從而抽象掉大量的現實干擾得出結果。所以，我們通常說一個結果，實際上只不過是“向著這種結果的趨勢———這是向著這種結果的方向以一定強度運動的力量。”“因此，可以說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幾乎所有理論命題都是趨向律。”!趨向律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中的應用無疑是正確的，通過趨向律的應用我們排除了大量干擾因素，得以認知復雜的世界。但是，趨向律的廣泛應用特別是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使得我們經常會得出與現實經濟世界相矛盾的結果。這是因為我們排除了干擾因素的干擾，而這些干擾因素也像古典力學中的摩擦力一樣有其自身的規律。如關于制度，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制度并不是無成本地運行的，并不是不影響績效的。正是由于“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應用所引起的經濟理論與現實世界的差異，導致了經濟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運動。以科斯在#$%"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為標志，制度主義作為現實主義運動的一面旗幟，正引導著現代經濟學去探索更加紛繁復雜的“真實的經濟世界”。要研究“真實的經濟世界”就要正視那些過去被我們視為干擾因素而舍棄的因素，探尋這些因素的自身規律，使經濟理論更加接近現實的經濟世界。可以肯定地說，在以往的經濟學研究中被我們舍棄掉的而對經濟世界影響較大的因素決不止制度一項。而近年來國內外經濟研究中放寬以往研究中假設條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對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為零等假設的放寬等等，這些成果更加說明現實主義經濟學研究將是未來經濟學研究中成果最多的領域。而現實主義運動所倡導的和最成功的研究方法就是案例研究。它為經濟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場景和真實的過程，只有在沒有失真的信息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提煉和邏輯演繹才能使我們的結論更加接近“真實的經濟世界”。舉個例子說，如果我們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為出發點進行研究，恐怕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勞，因為我們從開始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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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經濟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為適應我國突飛猛進的發展要求,各行各業開始實行信息化發展方針,在信息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農業的改革也離不開信息化發展方向的指導。作為當代農業創新的前進動力,農業信息化為現代的農業提供了發展的必然趨勢,指導了其前進的方向。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國已經從傳統的農業向現代化的農業過渡,雖然,整體狀態都有所提供和改善,但是,我國卻開始面臨新的挑戰,無論是在提高農業科技含量上還是發展知識型農業上都將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難題。另外,如何發展市場農業經濟和如何根據市場機制合理配置資源也都是我國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針對以上問題,可以采取同步發展策略,有機結合各種相關知識,與其他各產業互相幫助,互利共贏,提供一些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動力。
二、農業創新管理的必要性
農業管理的創新研究已成為近幾年世界各國的熱門研究課題。我國對農業管理的創新意識提出的時間相對先進國家來說比較晚,雖然我國對此項目研究的起步晚,但是我國已經擺脫過去傳統的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越來越向多樣化研究趨勢發展。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對農業的經濟管理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學科內容不斷豐富,研究方法也突破了傳統的定性研究,開始引入數學模式這一先進的手段,進行對農業經濟管理的分析研究,方法的使用逐漸靈活多變,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另外還常采用理論實證結合分析法。這些各具優勢的研究方法都有著其相應的研究效果。理論分析有理論歸納又有邏輯演繹,建立命題又對理論分析。世界上大批的專家學者通過理論模型來分析研究農業經濟管理學科,農業系統中的生物多樣性就是理論研究的其中重要的代表。實證研究則是對實證進行歸納總結或者進行演繹分析,綠色生態食品的研究以及轉基因食品的研究大部分屬于實證研究。
經過觀察可以發現,近十年來,世界先進國家對農業的管理方法處于一種動態的發展階段,保持現有的高水平,又向另一種未知的研究方法擴展。研究手段一直在優化,不斷改進研究方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計量經濟模型應用范圍的擴展和發展的日益成熟穩定性。此外,他們在發展的同時不斷嘗試新的研究方法,創造新的研究模型。通過新理論的應用和多角度思維方式的引入來發展農業經濟管理學科,豐富其知識內容,結合多學科的有關知識文獻,把一個個新的研究課題盡可能地發揮其研究價值。以下提出幾點相關建議:
1、開發新的研究方法,以圍繞模型創新為主要入手點。國外許多專家學者敢于在研究農業經濟問題時采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勇于對知識探索創新,其中以著名的選擇實驗和乙醇擴張實驗為代表。通過新方法的研究開發,不僅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礎,還有助于科研人員挖掘內在的探索發現的欲望和潛力。
2、優化已經存在的研究方法,并盡可能地擴展這些方法的應用范圍。有一批鉆研創新的同時,也存在大批的優化完善已有研究方法的科研人員。對所存在的研究方法的改進工作已經有了顯著的成果。不僅得到廣泛的應用還促進了其他研究領域的發展,為其他研究課題提供研究方法和經驗,這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3、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方法在農經研究領域的應用開始逐漸盛行。進入新世紀以來,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方法也逐漸出現在農經問題研究中。行為經濟學以現實為基礎構造理論,擺脫了傳統理論以抽象的假設為基礎的分析方法的束縛,給經濟學的研究注入了生機和活力;而實驗經濟學的實驗方法為經濟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復制性和可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