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研究法概念范文
時間：2023-06-20 17:19:36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個案研究法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體框架; 基本要點。
一、概念、優點與可能的缺點。
案例研究的要義 ( 1) 案例研究是一種實證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個案現實情況有意義的特征; ( 2) 盡管個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對個案的分析和探討,但個案研究必須服務于對母體研究對象的理解,個案可以是母體的典型實例,也可以是母體的非典型實例; ( 3) 個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實例材料的詳盡描述,必須要能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并從一定的視角出發,建構個案分析框架; ( 4)作為研究,在個案分析過程中,應當與其他同類現象、相關的理論對話,不能自說自話、把個案研究變成孤島式研究;( 5) 個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獲取和分析案情資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個案”是關于包含有問題或疑難的真實典型事件的實際情境,可以是時間性的( 某一具體時段) 、空間性的( 社區、地區、國家) 、行動者類的( 個人、群體、組織) 、行為類的( 互動、決策、事件) ,或是綜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單個案例,也可以包括一個以上甚至一組案例。
個案研究方法因以下優點而受人青睞: ( 1) 使研究對象或方向更為明確具體; ( 2) 豐富和深化作者和讀者對問題的了解; ( 3) 資料獲取范圍相對具體,較之面上的歸納式研究和統計分析,其廣度和成本比較小; ( 4) 兼具實證分析和理論演繹的雙重優點,有利于研究者將實證研究與理論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
案例研究出現以來,就伴隨著各種各樣的質疑和批評。批評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問題,也即是否可以歸納成為理論,并推廣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評者常常稱,單案例研究論據不充分、不足以進行科學的歸納。對于這種批評,羅伯特·殷辯解道: “這些批評者實際上是在以統計調查的標準看待案例研究……統計調查依據的是‘統計性歸納’,而案例研究( 以及實驗) 依據的是‘分析性歸納’。在分析性歸納中,研究者也會盡力從一系列研究結果中總結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論。”[1]不過,話說回來,有些案例研究確實存在這一問題,主要是由于無視個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將個案研究的結論強行拉升成普適性的觀點。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資料獲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學性和規范性,使用模棱兩可的論據或帶著偏見進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質疑。對案例研究的第三種批評是,它可能會造成過于冗長的分析報告。案例研究確實需要對案例相關情況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價值的問題又缺乏研究意識,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較分析相關案例或不與相關理論對話,則難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實。事實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評和不足的只是一種可能性的存在,“問題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則、技巧、步驟并沒有在實際案例研究實踐中得到很好的貫徹和執行。”[2]。
二、選題、立意與研究價值。
根據研究動機,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為: 問題驅動式的、理論驅動式的以及混合式的。問題驅動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個案實際情況、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并探究問題解決方案。這類研究多以調查問題、探求對策作為研究目的,基本上屬于應用性的研究。此類案例研究的實質性價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試圖解決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提出的對策建議具有針對性、可行性和實用價值; 其方法論意義在于它能夠而且必須滿足規范化研究的四個標準: 測量工具效度、信度、內部有效性與外部有效性。測量工具效度是指針對所研究問題構造的測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復制同樣的研究,并預期得到同樣的結果; 內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證據能夠支持研究結論中所闡述的現象或因果關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結論具有相當高的普適性。[3]前三個標準是任何規范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必須滿足的。但對于第四點,筆者以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個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類現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個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對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應該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決于研究者的選題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過對個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問題分析和對策探討,那么,案例的選取、問題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對策建議都必須具備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個案的特殊性,則不必強求外部有效性,相反,應該突出個案情狀、問題、成因與對策的個性。當然,大多數案例既具有類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類案例研究只需滿足前三個標準,并兼具相應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與典型的問題驅動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論驅動式個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歸納出理論: 或是理論驗證,或是理論批判,或是理論創新,抑或是兼具其中兩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國奧斯特羅姆夫婦為代表的諸多研究者有關“公共池塘資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驗證和支持“制度分析與發展”理論框架為目的,最終形成一個學派。以驗證理論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價值在于二點: 一是為有待檢驗的理論提供了活生生具體的實例,此所謂材料創新。這一點要求運用具有較高效度的資料獲取工具以及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檢驗的理論具有前沿性和新穎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驗證的是一個已經得到公認和反復驗證的理論,則沒有多大意義了。
公共管理學的理論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過個案研究對既有的理論進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論觀點或新的理論框架。此類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創造的扎根理論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們姑且稱之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歸納出的理論得自研究者對觀測資料所蘊含的主旨、特征和結構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帶預設地進入研究場景,因為擔心知道其他人的結論之后可能會固化研究者的現象觀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論觀點。該理論方法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 1) “將適用的事件和每個范疇進行比較”———在某個個案中出現某( 些) 有意義的范疇或術語時,就開始在其他個案中搜尋相同的現象,并將其概念化;( 2) “合并分類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開始注意概念之間的聯系,研究該概念的關聯現象或影響因素; ( 3) “劃定理論的界限”———隨著概念之間關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視最初關注的但又和研究顯然不相關的概念,便于減少范疇類型,并使理論本身變得簡練; ( 4) “組織理論”———最后,研究者必須將他的發現變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實上,許多新理論或觀點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對既有理論的批判為基礎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論創新就是通過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歸納出來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劇理論,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劇理論,都是基于大量實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來的,盡管二人發表在《科學》雜志的論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與扎根理論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種旨在理論批判和創新的個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個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這種案例研究定位于發現現有理論的缺陷并修改現有理論。這種方法既不同于純粹問題導向型個案研究———只尋求對個案本身的理解和問題的解決,無意于將個案研究中的發現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論觀點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論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帶預設地進入研究場景。相反,Burawoy主張研究者在進入個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關的研究文獻。拓展式個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創造出什么新的理論框架,也不是證明或駁斥既有理論,而是要重建、發展理論。它旨在尋找和觀察與既有理論相沖突的方式和他所謂的“理論缺口和緘默”。[5]以理論批判和創新為目的的個案研究的核心價值就在于,它能通過現實存在的個案證明既有理論解釋的不足甚至錯誤之處,并重新提出分析視角、理論解釋甚至新的理論框架。這一價值的確立,需要較為嚴格地滿足規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個標準,第四個標準可以適當放寬為某特定類型問題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個標準的缺失或不足,都會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實踐中,還有一類特殊的問題驅動式案例研究———理論應用式問題驅動研究。此類研究旨在應用某一個或多個理論,描述和解釋案例現象,甚至提出解決對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馬特蘭德的政策執行理論,尤其是模糊- 沖突模型中的政治性執行模式,對我國地方政府2011 年“拉閘限電”的行為邏輯進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類案例研究的主要價值體現在,研究者首次選擇了對個案問題具有針對性和充分解釋力的,或者是與以往解釋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視角———此所謂理論視角的創新。如果已有研究者運用類似的理論對同類現象進行過分析,則此類研究將無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類案例研究動機以外,還有一類準理論驅動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稱之為理論對話式案例研究。這類案例研究的特點是: 它既不是問題驅動式的,也不是為了驗證理論、應用理論或是創新理論,而僅僅是展示對特定個案現象各種理論之間的爭議。研究者通過對個案現象多維度的展示,并搭建一個對話平臺,把各種相關理論觀點組織起來,形成爭議焦點,以展現各種觀點對同一個案現象的不同解釋,或對同一問題的不同態度和觀點。這類案例研究的價值在于,它展示了價值多元化社會中理論觀念的多樣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理論觀點的非充分性及其與相關理論觀點的分歧,幫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論學習者了解問題的多面性和理論的多樣性。譬如,《美國政治中的道德爭論: 社會調節政策八個側面》一書的撰稿者們通過對墮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戀者的權利、槍械管制等個案問題的討論,展示了美國社會調節政策中的道德沖突; 《行政倫理兩難深度案例分析》一書則通過12 個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國社會對一些公共管理問題的理論對話。
篇2
論文摘要:分析了個案研究在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中應用的相關理論問題。體育社會問題總體邊界的模糊性導致個案研究的運用具有理論上的必要性;個案研究具有深入剖析與積極應對體育社會問題的效果，有助于體育社會問題理論的建構與重構;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的選取應該遵循典型性、分層抽取以及重點突出的原則;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可以綜合運用文獻法、觀察法和訪問法;研究者在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需要具有理論勇氣，并保持價值中立。
在中國，先生的《江村經濟》對社會學學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為學者們從事個案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在過去近一百年的時間里，經由人類學、社會學的共同推動，個案研究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在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域，個案研究的成果比較少見，尤其是對于體育社會問題研究而言，個案研究幾乎被學者們所忽視了。為此，筆者嘗試將社會學的這一重要研究方法—個案研究引人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研究領域，從而探索體育社會問題研究的新方法，進一步拓寬體育社會問題研究的新思路。
1個案研究概述
1.1定義及目的
一般認為，個案研究是由英文case study翻譯過來的。筆者在此列舉比較有權威性的定義加以簡介。先生說:“國外所稱的‘個案研究’大體相似于典型調查。”“我們現在更習慣于把個案研究亦稱為典型調查，因為典型調查已經變成了中國化的個案研究的代名詞”。國外最新出版的《現代社會學詞典》對個案研究的定義是:“一種通過對一個單獨個案進行詳細分析來研究社會現象的方法。個案可以是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事件、一個過程、一個社會或社會生活的任一其他單位。這種方法依賴于所研究的個案得出的假設具有同事物的代表性，所以通過詳盡的分析能夠得出普遍性的東西使用于同類的其他個案。個案研究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對個案的剖析，其實“個案研究有雙重目的，一為對個案做一廣泛且深人的考察，一為發展一般性理論，以概括說明社會結構與過程。”基于對“個案研究”概念及目的的理解，筆者認為體育社會問題的個案研究主要是指通過對一些典型的體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體育社會現象進行深人剖析，以達到對某一類體育社會問題本質及規律的深刻認識，旨在為解決與預防體育社會問題提供對策與建議，從而促進體育自身乃至體育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1.2兩個基本理論問題
1.2.1代表性問題
個案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以及如何實現代表性一直都是學者們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也是個案研究經常遭受質疑的關鍵所在，同時也可能是我國體育社會學者慎用個案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山大學王寧教授曾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人研究，他認為，“關于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問題是‘虛假問題’，因為個案研究并不一定要求個案具有代表性”，“個案不是統計樣本，所以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表性”，“個案研究實質上是通過對某個(或幾個)案例的研究來達到對某一類現象的認識，而不是達到對一個總體的認識”閉。王寧教授的這一觀點應該對于消除一直以來蒙在個案研究上的陰影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也為我們進行體育社會問題的個案研究掃除了認識上的樊籬。
1.2.2典型性問題
既然個案研究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學者們為什么還對個案研究樂此不疲，個案研究的意義到底何在呢?這也是在進行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之前所必須厘清的關鍵問題。王寧教授同時指出，“在個案的代表性不清楚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提高個案研究的可外推性呢?一個重要的解決辦法就是選擇具有典型性的個案”，“典型性則是個案所必須具有的屬性，是個案是否體現了某一類別的現象(個人、群體、事件、過程、社區等)或共性的性質”。通過對一些典型個案的研究能夠達到對同類現象的深刻認識，這也許就是個案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所在。例如，“調查的‘江村’是人多地少、工農相輔的典型;‘綠村’是沒有手工業，農民的生產和收人主要靠耕地的典型;的學生張之毅調查的‘玉村’則是受商業影響較深的典型”。為此，個案的典型性特征應該成為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的基本要求。
至此，我們對備受爭議的有關個案研究的代表性與典型性問題已經有了基本的認識。筆者將通過對幾個社會問題個案研究的案例進行分析，試圖為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提供一些借鑒。
1.3社會問題個案研究案例分析
1.3.1幾個典型案例
在社會問題研究中，許多學者都曾采用了個案研究的方法，取得了一些富有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的創新性研究成果，筆者在此擷取幾例進行簡要介紹與分析。如韓曉燕等對離婚家庭青少年進行了個案研究，通過參與觀察和深人訪談的質性研究方法挖掘孩子的內心世界，將未成年的青少年視為有能動和互動能力的主體，試圖做到“和孩子共同研究”( research with children )，而不只是“研究孩子”( research on/about children) ;唐鈞等通過對上海市47戶貧困家庭的深人訪談，并且在個案記錄的基礎上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深人討論了“收人極其有限的貧困家庭是怎樣維持他們的生活的”這一重要而又常常被忽視的問題；劉繼同通過對城市流浪兒童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兒童福利狀況及其與社會控制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圈。
1.3.2幾點重要啟示
通過對上述3個社會問題個案研究的案例進行分析，至少能夠得到如下5點較為重要的啟示:(1)個案研究有利于實現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雙向互動，使被研究者能夠參與到整個研究過程中來，從而達到“共同研究”的效果;(2)個案研究能夠深人被研究者的內心世界，從而可以對一些表象的問題達到本質上的認識;(3)個案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社會問題的產生背景、原因、產生路徑及變化過程;(4)在個案研究中可以綜合使用訪問法(特別是深度訪問法)、觀察法、文獻法(尤其是檔案)等具體方法和手段，從而達到對研究對象的全面、詳細和深人的認識;(5)通過社會問題的個案研究，可以為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提出一些針對性較強的對策與建議。個案研究在社會問題研究中的應用將為進行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提供現實的參考依據。
2個案研究在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中的應用分析
2.1必要性分析
2.1.1體育社會問題總體邊界的模糊性
由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多樣性、變異性等特點，當前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總體邊界是比較模糊的，總量亦是難以確定的。如典型的興奮劑、黑哨、假球等問題，總量到底有多少，具體又是如何分布的，至少在當前還不能予以明確地界定，其他體育社會問題也都比較類似。在總體邊界不清楚的情況下，抽樣調查難以發揮用武之地，因為“任何樣本的出現都有一個前提，即總體的范圍和邊界是清楚的。也就是說，樣本是以某種規則(如隨機抽樣原則)從研究總體(或調查總體)中抽取出來的”。而“在個案研究中，研究總體的邊界是模糊的”，這種總體邊界的模糊性恰恰使得個案研究在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中的應用具備了理論上的必要性。
2.1.2個案研究具有深入剖析與積極應對體育社會問題的效果
“個案研究屬于學術研究中質的研究方法的范疇，說到底，它最為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為科學—實證化研究積累量的和類型學的樣本(這也正是在此路徑上個案研究始終無法解脫方法論困惑的根本原因)，而是要為理解社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提供案例”。有助于深人理解社會現象是個案研究的其中一大魅力，這一方法學上的優勢應該同樣適用于體育社會問題研究。由于社會問題與體育社會問題具有共性特征，結合上述對社會問題個案研究的案例分析，我們對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個案研究應該可以形成如下認識:通過對典型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的研究，有利于深人、全面、詳細地認識體育社會問題的細節、特征、多樣性與復雜性，有利于把握體育社會問題產生的背景、原因及形成路徑，從而可以提出一些有針對性且具可操作性的應對策略，達到積極預防與解決體育社會問題的效果。
2.1.3個案研究有助于體育社會問題理論的建構與重構
“分析性概括旨在說明，個案研究法的魅力不在于要像大規模抽樣調查那樣，用樣本的結論推斷總體的特征，不在于樣本選擇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而在于其輔助理論建構的力量”，擴展個案方法又有助于實現理論的重構。當前，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研究還比較薄弱，體育社會問題理論還比較缺乏，這與社會轉型期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多樣化與復雜化形成了較大的反差，由此也凸現了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理論建構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在理論建構過程中，個案研究可以通過對一些典型體育社會問題案例的深人剖析發揮其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個案研究還可以通過對一些獨特個案的挖掘與分析不斷修正既有的體育社會問題理論，從而達到理論重構的目的。
2.2個案選取的原則與方法
2.2.1選取原則
個案的選取是個案研究的前提和關鍵，直接關系到個案研究理論意義的大小以及應用價值的范圍。筆者認為，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的選取至少應該遵循三條原則:其一，典型性原則。前面已述及，個案研究中的個案不需要具有代表性，但應該具有典型性，既能夠較好地反映某一類現象的共性特征。在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所選取的個案只有具備典型性才能夠達到理論建構以及預防解決的目的。因此，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的選取應該遵循典型性原則，即能夠較好地反映某一類體育社會問題的屬性。其二，分層抽取的原則。分層抽取即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逐層分類，在不同類別中選取一些典型的個案，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確保個案選取的典型性(即能夠反映某一類問題的屬性)。其三，重點突出的原則。重點突出即所選取的個案應該為當代中國影響面較廣、破壞性較強以及體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體育社會現象，而不必主次不分，面面俱到，其實這也是體育社會問題研究的現實需要。
2.2.2選取方法
基于上述3條個案的選取原則，在具體操作時可以首先將體育社會問題劃分為社會體育領域、學校體育領域、競技體育領域以及體育產業領域四大類，然后選擇每個領域的一些重點體育社會問題，最后再在每一個小類中選取典型的具體個案。如在研究社會體育領域的體育社會問題時，可以選擇弱勢群體參與體育問題、群眾體育社團影響社會穩定問題、社會體育指導員培養與管理問題等。當研究弱勢群體參與體育問題時又可以在“空巢”老人參與體育問題、城鄉貧困居民參與體育問題、殘疾人參與體育問題、流動人口參與體育問題等中選取典型個案;當研究群眾體育社團影響社會穩定問題時可以按組織化程度或按人群、項目、地區等進行分類選取典型的重點案例;當研究社會體育指導員培養與管理問題時可以按級別或地區進行分類選取典型個案，等等。在研究學校體育領域的體育社會問題時可以選取體育考試舞弊問題、體育競賽舞弊問題、青少年體質下降問題等，然后再在每一小類中選取典型的案例。競技體育領域的體育社會問題比較嚴重，是當前研究的難點和重點，可以在興奮劑、假球、黑哨、體育賭博問題、賽場暴力問題、退役運動員就業問題及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問題等方面選取影響較大的典型個案進行詳細分析。體育產業領域的體育社會問題主要體現在體育產業資源政府壟斷以及體育產業不正當競爭等方面，在研究體育產業資源政府壟斷問題時可以選取一些典型的賽事、職業體育俱樂部、優秀運動員(商業開發)，在研究體育產業不正當競爭問題時可以選擇一些典型的健身娛樂企業、體育經紀企業以及職業體育俱樂部等。
2.2.3值得注意的觀點
“羅伯特·斯特克認為，研究者在個案選取時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個人的興趣、是否有從事研究的途徑等，特別是要選擇那些令研究者認為會使自己獲得最大收獲的個案。即該個案的研究潛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有時候甚至有必要選擇一個不典型的個案。”川該觀點雖然不一定具有普適性，但仍有其合理性，因此在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在體育社會問題理論重構時非常具有借鑒價值，因為有時候一個特殊的個案足以顛覆一個經典的理論。
2.3研究方法的運用
在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可以綜合運用文獻法、觀察法和訪問法，從多個角度對個案進行廣泛、深人地研究。“文獻是由人們專門建立的，用來傳遞和儲存情報的對象，它包括各種報刊、書籍、檔案、圖像等等”。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文獻法的使用主要是通過搜集體育新聞(網絡、報刊、電視、廣播等)和一些體育事件的檔案資料來獲取研究所需要的信息。“社會研究中的觀察法就是根據研究課題，觀察者利用眼睛、耳朵等感覺器官和其他科學手段及儀器，有目的地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以取得研究所需資料的一種方法”。根據觀察者的角色，觀察法可分為參與觀察與非參與觀察。體育社會問題的個性特征決定了在個案研究中主要是采用非參與觀察的方式，即“觀察者以旁觀者的身份，置身于調查群體之外進行的觀察”。當然某些體育社會問題亦可以采用參與觀察的形式，如針對體育賭博問題，研究者就可以考慮以“賭博者”的身份進行實地調查;如針對群眾體育社團影響社會穩定問題，研究者也可以考慮以加人特定體育社團的方式進行研究，等等。訪問法通常與觀察法相結合使用，訪問法包括面訪、電話訪問、E - mail訪問等具體方法，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應該重點采用面訪的方式，特別是深度訪問法，唯有此才能達到對一些問題的深人認識。需要強調的是，研究方法的運用要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別是要做到各種方法的綜合與靈活運用。
2.4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2.4.1具有理論勇氣
社會學家的責任在于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以及提供建議。作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的責任也在于發現體育社會問題、揭示體育社會問題、研究體育社會問題并提供對策建議，為體育社會問題的預防與解決服務。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具有足夠的理論勇氣，有一種促進中國體育和諧、健康發展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敢于揭示危害當代中國體育及社會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的體育社會問題，敢于選擇一些典型的、影響較大的個案，并在研究過程中不畏權威、不畏權力、不畏艱難，始終堅持真理。這也是研究者從事體育社會問題研究(尤其是個案研究)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品質。
2.4.2保持價值中立
在西方學術界，由馬克斯·韋伯詳盡闡釋的“價值中立”( Value一free/ Value Neutrality)原則歷來備受關注，甚至在一些學術共同體中成了某種不言自明的公理，而且事實上因其引發的爭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其實“它只是要求在研究過程中保持客觀的態度，避免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判斷，或者說盡可能遵循科學研究本身的內在規律”。在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中，“對待體育社會問題的態度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既不要縮小掩蓋，也不要夸張擴大”。尤其是在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中，由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經常進行互動甚至是情感的交流，研究者在分析問題時極可能帶有感彩，滲透著自己的價值觀，從而不利于實事求是地反映體育社會問題的本質。因此，研究者在體育社會問題個案研究時更需要保持價值中立的態度，始終不要忘記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客觀公正地揭示與分析問題。
篇3
一、有關家族研究的歷史回顧
古代學者對于家族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張載的《經學理窟·宗法》篇，首次對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釋。清代學者毛奇齡的《大宗小宗通釋》、萬斯大的《宗法論》、程瑤田的《宗法小記》、侯度的《宗法考》等，對宗法制度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考據。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社會史論戰的展開，近代學者開始對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呂思勉的《中國宗族制度小史》（中山書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與家庭》（商務印書館，1934年）、高達觀的《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正中書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門第》（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商務印書館，1947年）等專著。
傳入中國后，中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以為指導研究中國的家族問題。郭沫若的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在全面探討先秦社會制度外，還特別重點研究了當時的家庭和家族問題。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系統闡釋了中國原始婚姻和家庭的發展過程，也詳盡介紹了父家長制家族制度的產生過程。
與此同時，日本學者也開始重視對中國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從40年代開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論著，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賢的《中國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構造》（巖波書店1942年）、《中國族產制考》（巖波書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國宗族研究》（日光書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的家族和國家》和《中國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國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國內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階段。除個別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結合對封建制度的批判發表了部分對族權的研究論文，關于家族史的學術論文較少。其間代表性的論文有左云鵬的《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試說》（《歷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隨著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會史研究在大陸史學界得以復興。作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家族與宗族問題開始受到史學界的普遍關注。
二、近年來家族研究的新進展
近年來，學術界出版了多部從社會角度研究古代家族問題的論著。
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將古代家族區分為“原始社會末期的父家長制家族”、“殷周時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晉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組織”四種家族形態。該書屬通論性的學術著作，時間跨度較大，材料豐富，論證充分，內容編排井然有序，毫無空泛之感。
馮爾康、常建華等編著的《中國宗族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社會史叢書”，1994年）是一部比較完整和系統的中國宗族史。作者按照時間順序，把中國傳統宗族形態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時代；（2）漢唐間世族（士族）宗族制時代；（3）宋元間大官僚宗族制時代；（4）明清紳縉富人宗族制時代；（5）近現代宗族異變時代。作者從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譜、族田等具體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態特征、等級結構、社會功能等問題。
朱鳳瀚的專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馬盟書等古代文資料，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田野發掘成果，將商周家族劃分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個階段，對中國歷史早期的各種類型的家族組織作出了具體的分析比較，深入探討了家族對中國早期社會形態和國家結構形式的影響。
徐揚杰的另一部專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立足于橫向的開掘，涉及家族結構、家族規模、家族生產、家族財產、家族倫理、家族觀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譜牒、家族械斗、家族防衛、家訓族規等。作者認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盡管在形態結構上繼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點，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家族制度，這種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譜和族田為基本特征，與古代家族制度有顯著的區別。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譜是維系家族的主要紐帶，族田是家族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該書結構嚴謹，內容翔實，征引書目達500多種，包括大量家譜、方志、家訓、族規和鄉約。
鄭振滿的博士論文《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論叢”，1992年）從家庭與宗族組織的互動關系的角度出發，把中國傳統家庭和宗族納入同一分析框架，認為：宗族組織作為一種直接構建于家庭者上的社會組織，家庭形成的各種關系，如婚姻、血緣、收養、過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繼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宗族組織的構成及演變趨勢。作者肯定了傳統研究中對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區分，并由此將宗族組織分為三類：即以血緣為聯結紐帶的“繼承式”宗族、以地緣關系為連接紐帶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關系為連結紐帶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認為，“在正常情況下，每個家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始祖，這個始祖（不完整家庭）經過結婚生育，開始形成繼承式宗族，又經過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間的血緣關系逐漸淡化，為地緣和利益關系所取代，繼承式宗族也就相應地演變成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這一理論模式對于中國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朱勇的博士論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論叢”，1987年）對清代宗族法的內容、制定與執行、與國家法律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由美國學者李中清、中國學者郭松義主編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論文，針對清代皇族這一特定的家族形態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該書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檔案文書，運用計算機手段和現代統計學方法，對各種數據和文字資料進行量化分析，體現了大陸、臺灣和美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據不完全統計，近十余年間，學術界發表有關家族問題的研究論文近百篇，從社會史的角度，對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家族組織、家族形態以及社會功能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討。
一、關于西周宗法制問題：李衡眉連續發表了《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與宗法制關系論略》（《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繼為君的昭穆異同問題》（《史學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廟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針對學術界關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項內容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內容有別，昭穆制度體現在墓葬、宗廟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卻體現的繼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過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階級社會的過渡。
楊希枚的《再論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1期）認為：先秦文獻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單系親屬集團；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統治的同姓、異姓和與統治者無親系的庶民所組成的王朝。
二、關于春秋戰國的家族狀況：韓國學者尹在碩發表《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與戰國末期的家族類型》（《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認為：通過《日書》所反映的民間信仰內容，能夠推導出可以旁證當時民間生活形態的社會史資料。《日書》把“室”作為每個人活動的最小空間，并敘述了“室”內可能發生的一切活動，對研究中國古代家庭史很有價值，《日書》中所記載的“室”的建筑結構或“室”內成員的規模及血緣結構，則反映了當時人們生活的普遍形態，因此，對《日書》所載“室”進行分析，不僅可以闡明戰國秦漢末民間一般家族之形態，還可作為小型家庭論之依據。
三、關于兩漢家族組織：張泉鶴《東漢宗族組織形式試探》（《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圍繞東漢宗族的構成特點、族內的賑恤活動、族人的法律連帶責任等進行了研究，認為，東漢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組織瓦解后，適應東漢社會條件而形成的一種家族共同體。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權，階級關系壓倒了血緣關系，在宗族內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獨立的，族人的相互聯系僅表現在救濟和賑恤上。
四、關于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個案研究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個案研究本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已經成為海外學者的一個通例。80年代初，美國學者伊佩霞的專著《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被在大陸學術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魏晉南北朝這一獨特的歷史環境，有關這一時期某些著族大姓的個案研究，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所在。到目前為止，已發表的有關論文達數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劉馳的《從崔盧二氏的婚姻締結看南北士族的地位變化》（《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2期）、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士族之婚媾—陳郡謝氏個案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連儒《東晉陳郡謝氏婚姻考略》（《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馬志冰《論十六國時代塢堡組織的構成》（《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對魏晉南北朝塢堡累壁以宗族鄉黨為基礎、塢堡主要是由東漢至魏晉地方大族中孕育出來的傳統看法提出質疑，認為十六國時期的塢堡組織可分為少數民族與漢族兩種，兩者的居民構成和組織方式具有很大差別，漢族塢堡大多為流民所建。塢堡主身分復雜，有流民帥、乞活帥等，只有少數塢堡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川勝義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時代“家族共同體”的理論，近年來也被全面介紹到大陸，產生了很大影響，但近年來直接涉及“家族共同體” 問題的論文在大陸尚不多見。
五、關于唐代的家族問題：與魏晉南北朝家族個案研究的熱潮相比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無論是通論還是個案研究都比較少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學者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收錄了《中古家族之變動》、《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從士族籍貫的遷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權的蘭陵蕭氏》、《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分析》等多篇論文，通過大量正史與碑志材料的匯總與分析，重點探討了山東大族在唐代的發展演變及其與社會環境的關系。
六、關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劍《論宋代大家庭的社會職能》（《社會科學》，1993年第7期）為通論性文章。這一階段的個案研究有漆俠的《宋元時期浦陽鄭氏家族之研究》（《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義門”與陳氏家法》（《宋史研究論文集》1987年年會編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許懷林《陳氏家族的瓦解與“義門”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七、關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論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體現形式及其基層政權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許華安的《清代宗族勢力的膨脹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馮爾康《清代宗族制的特點》等。
隨著徽州文書的發現和整理，以徽州文書為線索探討明清宗族結構，成為史學界研究的熱點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結構》（《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過對徽州族譜的統計、分析和比較，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興起，在這一變化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明清徽州的家庭結構與西歐、中歐的家庭結構有相同之處，核心家庭占主導地位。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西歐與中歐的小家庭是完全獨立的，而徽州的小宗族之上還有個大宗族。這一差異使得同為小家庭的社會結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社會功能。后者家庭結構的集約化是與歐洲近代化趨勢相一致，而徽州的家庭宗族結構卻以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強化了封建的統治秩序。陳柯云的《明清徽州族產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針對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宗族關系日趨松弛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族產在明清時期從未中斷，不過從明中葉以后，部分眾存族產逐漸轉化為祠產形式的族產，從而形成眾存族產和祠產交叉并行、一消一長的局面。由于族產在在明清徽州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強化了宗族勢力和宗族關系。樸元浩（韓國）《從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認為：明清時期宗族制度最明顯的特征是同族結合范圍的擴大，同時與區域社會關系的進一步深化。這種擴大和強化了的宗族組織成為風靡清朝鄉村社會的前提。高壽仙《明初徽州族長的經濟地位—以休寧縣朱勝右為例》（《江淮論壇》，1994年第4期）通過對徽州文書中族長朱勝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長不一定由富戶擔任，一般自耕農亦可，朱勝右甚至只是佃戶。這種情況在明初徽州地區具有代表性。
關于清代家族問題，常建華連續發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論》（《社會科學輯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問題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訊》1990年第1期）、《試論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與實踐》（《學術界》1990年第2期），認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實行的族正制度雖然起到了地方基層政權的作用，但它是獨立與宗族房長之外的，清政府實行宗正制還有遏制宗族勢力發展的一面，不能簡單地視為族權與政權的結合。
需要說明的是，在社會史的理論視野中，家族問題的研究與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關聯，相輔相成。近年來，史學界在上述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舉。
三、關于家族研究中若干問題反思
近年來學術界從社會史的角度對家族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僅拓展了對于古代歷史的認識視野，也在史學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個案研究、區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結構功能論證代表了當前家族史研究的幾個主要趨向。
在肯定近年來史學界有關家族問題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研究中缺陷和不足。
一、重視社會史的理論求索，確立嚴格的學術規范
由于社會史研究的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史學界缺乏對現代社會學的深入了解，缺乏對這兩個母體學科均駕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為止，我們對社會史這一學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社會史與文化史、社會史與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社會史與人類學的關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會史研究興起之初，社會史學界對于理論問題的討論一度十分活躍，在社會史的內涵、學科體系等出現過許多爭論的熱點。近年來，這些討論逐漸趨于沉寂，卻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
宏觀理論研究的薄弱導致微觀研究的困境，具體到家族問題的研究，便是缺乏嚴格的學術規范。以個案研究為例，許多論文多側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對家族的經濟狀況、宗族結構、家族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則較少涉及，從嚴格意義上講，許多文章并不屬于社會史的范疇。個別低水平的研究論文僅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匯編。
理論研究薄弱所導致的另一種傾向是概念不明或濫用概念，現代社會學關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單一家庭”、“復合家庭”、“擴大家庭”等概念的嚴格界定。個別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們簡單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導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疇的使用方面，西方學者曾有過深刻的教訓，西方社會史學在發展過程中，曾經引入了許多其它學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這些方法和概念間缺乏學科的內在聯系，不僅難以駕構社會史學的理論框架，反而使社會史研究日趨瑣碎化，背離了總體社會史的展示社會歷史全貌的初衷，這一點應充分引起我們的警惕。
二、重視“新史料”的開掘，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史的興起不僅是史學研究在觀念的上的變革，同時也是一種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煙海的墓志、族譜、方志和其它檔案材料，極大地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視野，也對史學工作者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以個人之力，用傳統的研究手段，很難吸收和消化如此眾多的信息。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借鑒海外學界的研究經驗，以團隊方式，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對史料進行集約化整理，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現階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個缺憾是對民族學和考古學的材料重視不夠。中國民族眾多，社會形態復雜多樣，素來被稱為歷史發展形態的“活化石”。從50年代以來，我國的民族學工作者和地方史學工作者進行了艱苦社會調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豐富的家族史內容，涉及到家族結構、遺產繼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問題，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家族的演進過程，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現代考古學的眾多田野發掘報告中，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進行了精確的研究，是我們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專業的隔膜，這兩方面的材料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注意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
篇4
關鍵詞：翻譯理論，實踐，研究，評析。
一．概述
翻譯理論與實踐之關系，更新變化不斷。但問題也有出現，因此有必要對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進行論述及研究。
2007年10月河北大學出版社發行了曹明倫《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該書作者主張中國翻譯學者自己去閱讀文本，自己去研究譯作，自己去調查數據，自己去積累資料，自己去采錄數據，從而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建構并完善我們自己的翻譯學，建構并完善我們自己的翻譯理論（江楓，2007）。
在此書出版之前，2001年4月譯林出版社發行了許鈞等著的《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內容廣闊而深刻，最主要是體現在各篇均由作者主導的對話中。作者提供了他與譯界同仁活生生的對話，同時還因為該書的出版無疑充分反映出“譯學研究大有可為”的事實（譚載喜，2001）。
2005年1月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了楊曉榮編著的《翻譯批評導論》，本書理論色彩濃厚，體現了作者構建翻譯批評理論體系的努力，二是對國內外的批評研究作了系統的回顧與總結，肯定了現有翻譯批評研究的成就等。不足之處在于對非文學翻譯批評的關注不夠，二是編排體例上仍然有待改進（韓子滿，2007）。
《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一書結合國內外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活動，對翻譯理論和實踐之關系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做出客觀評價。通過個案研究分析總結翻譯學存在的各種問題，思維縝密，有根有據。而且強調翻譯理論與實踐不可脫節，要建立我們自己的翻譯學，并建
構和完善我們自己的翻譯理論。本書能匯通海內諸賢之說，集其大成，獨標高論，抉破藩籬，
指迷釋惑者，唯《翻譯之道》當之（辜正坤，2007）。
二．本書的內容與結構
本書共八章，前言，緒論介紹的是本文的主要內容。
第一章首先分析翻譯活動和翻譯理論之起源，強調要考據有史實為證及考據視角之科學性。接著回顧了中國翻譯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歷史，得出至上世紀80年以前，我國翻譯理論與實踐之間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接著回顧西方翻譯歷史，得出西方翻譯理論與實踐是緊密聯系的。
第二章首先分析文化轉向后翻譯理論與實踐失衡和脫節的現狀。然后通過引入“文化轉向”的由來，分析現狀及翻譯文化轉向的來龍去脈。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翻譯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問題，其次是探究了翻譯理論定性定位問題。得出結論：翻譯的本質屬性是“語言符號轉換”，翻譯活動是一種藝術活動（曹明倫，2007）。
第四章首先提出“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確定文本目是譯者翻譯的目的。接著是引用并分析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等，得出譯者任務是實現上下文及翻譯目的。最后對中西方學者圍繞“忠實”的原則及嚴復“信、達、雅”進行全方位的辨析，得出：信、達、雅名正言順，無可厚非。
第五章首先在為翻譯理論定性時指出了四個要點，且在為翻譯理論定性的基礎上繪制了一幅“翻譯理論定位圖”，明確翻譯理論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且對翻譯理論進行分類，強調國內從事外向型綜合翻譯理論研究的學者應注意四點。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別對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進行了反思。第六章指出并通過個案研究分析中國翻譯界理論建構中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第七章用典型實例說明當今中國翻譯質量嚴重滑坡的現狀，走出翻譯危機。
第八章討論了純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及結合方式，辨析了純理論與純翻譯理論的關系，并區分二者不同，明確了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網絡系統，從而證明了本書學術立場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三．本書特點評析
本書以邏輯思辨和實證考據相結合的方法，按歷時描述和共時批評相交叉的理路，在跨文化、多角度的綜合學術視野內，對中西翻譯理論與實踐之關系進行了歷史回顧，并在回顧的基礎上考察了“翻譯學文化轉向”的來龍去脈，明確了翻譯活動的性質，梳理了翻譯、翻譯學和翻譯理論之間的關系。
首先，本書思維嚴密，脈絡清晰，考據有科學性。如本書第一章13頁最后一段“如說‘我國的翻譯事業有約兩千年的光輝燦爛歷史’，或曰‘西方的翻譯活動自古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譚載喜，1991:4；2004:2)。說這樣的語言表述不甚嚴謹，原因是表述者把‘能從文字記載中考據到的最早的翻譯活動’說成了‘事實上最早的翻譯活動’…”。
其次，不輕信也不盲從國外的理論，推理研究有根有據。如本書106頁提出的“思考二：新橋舊橋并用，避免學科危機”，書中提到“可一些響應口號走出胡同踏上新橋去跨文化的中國學者，也像霍姆斯批評得那些語言學家一樣犯了out of context的毛病，以為把翻譯研究引進死胡同的是整個語言學家…”。
再次，舉出實例和個案研究進行分析客觀評價，容易讓讀者接受。如在本書第六章對翻譯理論的反思中，關于考證不嚴、引征不確的問題，通過個案研究引出當代翻譯理論存在翻譯理論問題。自始至終圍繞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進行闡述，且全書各章銜接自然。引用出處詳細，有時也用英語標示出來，便于理解和接受。
最后，作者有獨到見解，且有創新性。如“首次提出了比較文學的譯介理論不等于翻譯理論；首次提出了‘文本目的’這個概念…首次揭示了中國翻譯界的‘理論迷宮’云有多厚，霧有多濃，當今翻譯理論之‘玄空怪澀’（陳福康語）是何等匪夷所思，觸目驚心；首次在中國翻譯界開始了圣-皮埃爾教授等西方學者于2004年開始的‘修墻筑籬笆’的工作；用確鑿的證據證明了翻譯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關系，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曹明倫，2007）
四．結語
《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是一本值得去讀的一，內容豐富，脈絡清晰。作者學貫中西，結合國內外翻譯理論與實踐進行全面分析，通過個案研究和典型事例歸納總結中國當代翻譯理論與實踐中應注意的問題及現狀。強調不要輕信盲從國外的翻譯理論，要分析明確進行辨析，且主張采集分析資料建構完善我們自己的翻譯學。
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之間“互構、互補、互彰”的互動關系是天生的、必然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翻譯理論指導和規范實踐是與實踐相結合，描寫和解釋實踐是與實踐相結合，啟發和預測實踐也是與實踐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永遠都是翻譯活動的理想之路。此理想之路可謂翻譯之道。（曹明倫，2007）
（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四川；成都；611130）
參考文獻：
［1］ 曹明倫，《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2］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外語研究與教學出版社，2000.
［3］ 辜正坤，譯苑新葩又一春――序曹明倫著《翻譯之道》，2007.
［4］ 韓子滿，《翻譯批評得理性化》，山東外語教學［J］，2007.
［5］ 江楓，一覽眾山小―序曹明倫著《翻譯之道》，2007.
篇5
關鍵詞 信仰；儀式；音聲
中國儀式音樂的研究已然成為一個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課題。21世紀初期，由香港中文大學曹本冶教授主持，中國藝術研究所與多個民族音樂家參與的《中國民間儀式音樂研究》西北、西南兩卷公開出版，2007年，華東華南二卷又相繼出版。同年上海音樂學院又正式成立了“儀式音樂研究中心”。2009年同為曹本冶教授主編的《大音――音樂學 宗教學 人類學之間的對話》第一卷由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公開出版，在之后的三年中又陸續出版了第二、三、四卷。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的研究漸漸成為了一個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術熱點。
《大音》、《中國民間儀式音樂研究》這兩本著作都由香港中文大學曹本冶教授主編，其中匯聚了數十位大陸民族音樂家于自己相關研究領域所出的精彩文章。
《大音》的內容分為“學術文萃”、“講座紀要”、“名家訪談”、“研究綜述”、“書評”、“譯叢”6個欄目。筆者閱讀了“學術文萃”和“講座紀要”兩個部分后對其做一大致的梳理。“學術文萃”作為本書的第一部分，主要為將儀式音樂作為研究重點的論文。在這些論文中，有對方法論的探討，例如文獻梳理法、實地田野的考查法，也有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儀式音樂以及個案分析。近年來，儀式音樂個案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在逐步的清晰化，在深入個案以及拓展共時和歷時比較研究的同時，本土實踐和經驗是解決學科本土化的直接途徑。在書中的個案研究中，有楊玉成歸納了蒙古族薩滿不同儀式模式中的音樂，還有臧藝兵敘述了喪葬儀式中的漢族民間歌師等十個內容。第二本分“講座紀要”中又分為兩個部分，一為黎志添于2008年11月14日召開的名為宗教學與儀式研究的講座。二為王銘銘于2008年11月13日召開的名為人類學中儀式研究的講座。
《中國民間儀式音樂研究》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曹本冶教授所寫的《思想～行為：儀式中音聲的研究》一文，第二部分為西南、西北、華南、華北四個地區的優秀個案研究。《思想～行為：儀式中音聲的研究》這篇文章是曹本冶教授對儀式音樂深度體認基礎上的理論表述，也是一個不斷深化、逐步完善的思考過程。在筆者讀這篇文章時出現了許多難讀懂的地方，經常在一個論題出現之后，文章中所給的相應的解釋的輪廓不太清晰，反復閱讀后仍然對文中所給出的理論的印象甚為模糊，就這樣在似懂非懂的讀完這篇文章和部分優秀個案之后，筆者想從兩個方面談一下自己對于儀式音樂研究的初步理解。
1、音聲淵源
在談及音聲之前我想先提及音樂這一名詞的概念，音樂是聲響的組織、構造藝術，聲響感知依賴于聽覺功能，它產生自器物的震動。概念中著重強調了音樂是應該被人的聽覺所感知的事物。
在音聲概念尚未提出時，研究者們一直以儀式音樂來概括儀式進行時的所有聲音，直到80年代曹本冶教授認為用儀式音樂來定義儀式中的所有聲音這一現象并不精準，甚至可以說為牽強，于是之便提出了音聲的概念。音樂，是帶有旋律、節奏節拍、調式調性等音樂特點的，而音聲則可以包括一般意義中的所謂“音樂”。在大部分儀式中，音聲是覆蓋整個儀式然而貫穿其中的，因為它對儀式的執儀者和觀儀者來說能夠起到增強和延續儀式行為及氣氛的作用。在儀式中，音聲會以聲樂或者器樂兩大形式出現，其聲樂又可分為語言性和音樂性，例如誦念和誦唱。器樂可分為物件聲、樂器聲以及法器聲，比如湘中冷水江拋牌儀式中唱太公部分和各種響器，大鼓、小鼓、小镲的演奏就屬于器樂中樂器聲的范疇，廣西博白觀音儀式中牛角、鈴刀則屬于法器的范疇，其中還出現鎮檀木、子等物件的聲音，這些沒有明顯旋律和節拍的聲音都可以以音聲概念做以概括。以上都是屬于能夠聽得見，感受的到的儀式中的音聲，但是尚有部分儀式或者儀式中的部分結構是無法聽見其旋律，無法感受其節奏的，這又屬于音聲另一個范疇――聽不見的聲音。比如說在陜西師范大學孫航副教授所著的《原始祭祀中的天籟之音》一書中所描述的在壯族（布偏）“天樂”研究中的執儀者“天婆”在做法時所念叨的一些咒語，這些咒語有些是有聲的，有些則是無聲的。處在無聲的情況下，我們只是可以看見她們的嘴巴在動，肢體在動，實際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若是用儀式音樂來概括以上現象實屬牽強，但若用儀式中的音聲來概括一切就變得合理了。
音聲是指儀式中一切聽得到與一切聽不到的聲音，聽不到的聲音也就是無聲的狀態。上海音樂學院肖梅教授于《唱在巫山上――廣西靖西壯族“魔杖”音聲的考察與研究》一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無聲狀態可分為可觀的‘默聲’和虛擬的聽覺空間。前者可通過“可觀的空間關系和可感知的時間度量被描述”，后者“暫時只能在田野考察者和執儀者局內觀的互動基礎上被“說出”。對于無聲狀態的理解，筆者認為就是執儀者在默念咒語時，他人可以用肉眼直接看見的現象，即使是無聲，但也會被他人所感知。至于虛擬的聽覺空間，則是在限定的時空里結合視覺來感知的一種執儀者內心搭建的有聲空間，即便它是虛擬的。這些都以觀儀者和執儀者所共有的“局內觀”三個字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執儀者在執行和研究某種儀式的時候，儀式中任何流程、任何細節都是他們以局內人的身份為指導所執行的。田野調查者雖不為執行人員，但在調查時，局內觀也作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便執儀者與田野調查者關于局內人的概念細分來說也是不同的，但大范圍的劃分將田野考察者和執儀者歸在一個局內人的區域，這樣才有了所謂的局內觀的互動。
2、信仰、儀式、儀式中的音聲三者互動關系
信仰是自然、社會與個體存在的信念假設；儀式是實踐這些信念的具體行動；而儀式中的音聲則是表達儀式最直接的形式。中國的傳統儀式可分為周期性儀式和指向性儀式，周期性儀式是指儀式舉辦頻率經過一個相當規律的時間間隔，呈現規律性變動的狀況，例如客家正月十五的跳年宵、高山族的豐收祭等等。指向性儀式是指不按照一定時間的循環規律所舉辦的儀式，例如婚慶儀式，喪葬儀式，喬遷儀式等等。但不論是儀式為何種形式，儀式中的音聲必然為覆蓋某一信仰儀式行為全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篇6
1 國內關于PCK的研究
1.1 新手教師與專家教師的比較
李瓊、倪玉菁和蕭寧波(2005)經采用問卷測查法,考察了32名小學數學專家與非專家教師的學科知識,得出兩類教師在數學知識與數學學科本質的理解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與非專家型教師相比,專家型教師對數學知識具有深刻的理解,包括深層的概念理解與結構化的知識組織；專家型教師傾向于用“問題解決”的觀點看待數學學科與學生的數學學習,即將數學問題的解決看作為猜想、論證與解釋的活動；而非專家型教師則更傾向于“掌握知識”的觀點,即認為做數學題目就是按照既定的步驟,一步步得出答案的過程［1］更進一步在2006年,研究了小學數學專家型與非專家型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結果表明：除了教學設計思想這一維度外,兩類教師在理解學生思維、診斷學生錯誤想法與所采用教學策略方面表現出明顯差異專家教師能夠結合學生已有的知識水平,了解學生錯誤概念的本質,所采用的策略傾向于從學生錯誤概念的本質入手,通過圖形、實物等有意義的表征方法,以及啟發性問題,關注學生對概念深層理解的過程；非專家教師僅從學生錯誤的結果出發,未聯系到學生新的知識與已有知識的聯系,因而會直接引導學生掌握運算規則［2］
上海市青浦實驗研究所(2007)通過個案研究的方法比較了小學數學新手教師和專家教師的PCK研究選取了青浦區兩名小學三年級的教師,運用文本分析、錄像帶分析、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測試與問卷調查相結合法,通過新手與專家教師在①教學設計中目標、內容(任務)、對象、策略四要素；②課堂教學過程、教學方法、教學效果三要素；③課后反思內容、特征；④對PCK的認知比較；⑤對PCK生成和發展的體認這五個方面的比較,得出結論：(l)小學數學教師PCK的特征：綜合性、情境性、個體性、實踐性、默會性、開放性；(2)新手與專家教師PCK存在明顯差別：主要表現在學科內容向學生有效獲得的二次轉化中,第一次“轉化”主要體現在教師的教學設計中,表現為對課程目標、內容,學生認知基礎、風格、個性的把握,教學方法、策略的選擇；第二次“轉化”主要體現于課堂教學中,表現為知識的呈現,課堂的決策、監控、補救,媒體的使用,教學的指導、評價,生成問題的應對,師生關系；(3)教師PCK生成與發展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需要教師不斷的經歷歷練,進行反思,教師對教學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3］
錢旭升,童莉(2009)以Shulman數學知識向數學教學知識轉化理論為基礎,選取某市農村中學一名新手教師和一名專家教師通過概念圖和課堂教學錄像編碼的方法,研究其數學知識向數學教學知識轉化水平Shulman將學科知識向PCK轉化的過程分為理解、表征、適應三個環節,論文中將知識轉化的過程作進一步的細化：將表征又進一步細分為教學任務的運用、表征的方式、表征的目的以及對教科書中規定的任務水平的調整等四個方面；將適應分為對學生和對數學知識兩方面的適應性,即對學生狀況的關注主要體現在教師對學生學習某數學知識困難的預見,對數學知識的本質的關注主要體現在表征的形式與該數學知識關系的緊密程度上,得出結論：(l)專家教師在數學知識理解上更加深刻；(2) ①表征的目的：新手教師傾向于驗證,專家教師傾向于防誤；②教學任務運用,專家教師注重探究和解釋,新手教師平均著力于探究、解釋和記憶；③表征方式：專家教師有更多的情景表征、具體操作表征和語言表征(有圖形、語言、符號、具體操作表征)；④對教科書任務調整分保持、提高、降低三個維度,新手教師趨向于使用教科書上的任務,表現為對教科書中任務的易化,使得許多高認知水平的任務降低為記憶型等低認知水平的任務；專家教師不一定用教科書的任務教,但更有效［4］
楊秀鋼(2009)通過個案研究的方法比較了高中數學新教師與經驗教師的PCK研究選取了所在學校的兩名高一數學教師,通過理論文獻研究、數學教學目的觀數學觀的調查、教案分析、課堂觀察和課堂敘事、教師訪談等研究方法相結合,得出結論：(1)新教師和經驗教師的教學設計存在顯著差異,這和上海市青浦實驗研究所2007年對小學數學新手和專家教師PCK比較的個案研究的發現一致主要體現在教學目標、教學重點與難點,還有教學例題與習題的選擇上,新教師在教學目標的描述中突出新課程理念,但對教學內容理解不夠深刻,認為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是一樣的,學生理解的知識缺乏,教學的例題與習題基本上都來自教材,不敢稍加變動；(2)教學反思方面,新教師多是對教學內容知識作出反思,對整堂課缺乏總體的反思,而經驗教師善于對教學的過程的整體進行反思,比較深刻；(3)新教師認為對自己來說提高PCK的最主要方式是多聽老教師的課,多和同事交流,因為這樣做對他的日常教學幫助是最大的而經驗教師認為主要途徑是靠自己去鉆研,去經歷,去主動反思,態度是最重要的,最喜歡聽優質課,可以開闊視野,收獲多一些［5］
1.2 PCK的發展
范良火(2003)通過問卷調查、課堂聽課和教師面談,在對美國芝加哥大都市區三所優秀高中的所有77名數學教師的研究的基礎上得出：教師 “自身的教學經驗和反思”以及“和同事的日常交流”是他們發展自身教學知識的最重要的來源,“在職培訓”和“有組織的專業活動”也是比較重要的來源,但是相比之下,“作為學生時的經驗”、“職前培訓”和“閱讀專業書刊”則是最不重要的來源［6］這對教師PCK的發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劉清華(2004)在其博士論文《教師知識的模型建構研究》中認為,教師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來發展他們的PCK,并根據其重要性,分為：最重要的來源(教學經驗和反思、同事的日常交流)、重要的來源(作為學生時的經驗、有組織的專業活動、教科書與教學參考書、在職培訓、閱讀專業書刊)和一般的來源(職前知識)［7］
PCK的獲得途徑為：第一，作為學生時的經驗、職前培訓、在職繼續教育、有組織的專業活動（如專題講座等）、參加優質課或觀摩課的聽課或比賽、教科書及其參考書、與同事的日常交流、閱讀專業書刊、自身的教學經驗與反思、參加教育科研課題研究和其他方面（如老教師和骨干教師的指導等）. 這11個方面都是教師PCK的來源，只是貢獻程度不同；第二，對教師PCK的獲得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有自身的教學反思和經驗積累、與同事的日常交流、有組織的專業活動、參加優質課觀摩課的聽課和比賽、教科書及其他參考書、自己閱讀專業書刊這六個方面；第三，教師獲得PCK的主要方式包括經驗總結、反思提升、教師間的日常交流、參加優質課或觀摩課的聽課或比賽等［8］
在已有的文獻中,還沒有比較系統地直接針對教師PCK形成的影響因素研究,只是散見于極個別的小論文中,如劉清華提出影響教師知識建構的成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社會和個體發展狀況、教師實踐、學習或教學過程各階段學習者的特征［9］
孫芳明(2004)在其碩士論文《我國教師專業發展影響因素及其相關對策研究》中提到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因素包括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和內在因素三個方面,其中內在因素包括教師的內在需要(認知需要、道德需要和情感需要)、性格特征和職業倦怠等幾個方面［10］
衷克定、張溉(2000)在《教師策略性知識的發展規律及影響因素研究》一文中指出,教師的教齡、學歷、所在學校類別對教師的策略性知識有著顯著的影響［11］
熊宜勤、莫文(2006)在《教師教學策略知識發展的特點及影響因素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結論,教師的教齡、學歷、學校類型對其教學策略知識有著顯著的影響［12］
吳捷(2004)在《教師專業成長過程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中認為教師的專業成長的影響因素分為外部因素和內在因素兩個部分,外部因素有：社會環境因素、工作環境因素、教育教學實踐中的特定事件、職后培訓；內在因素有：職業精神和職業理想、自主意識和自主能力、對案例的研究［13］
王儉等在《基于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策略研究》一文從學校的層面提出了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四大策略：更新觀念策略、外部刺激策略、內部激勵策略與“載體”策略其中內部激勵策略包括：堅信教師專業發展的本質力量來源于教師內在的自我更新激勵、讓教師學會角色反思、讓教師學會自我評價；“載體”策略包括：說“故事”與說課、行動研究、開發個案(案例寫作)等方式［14］
余文森教授指出“教師個人、教師集體、專業研究人員構成了校本研究的三位一體關系,教師個人的自我反思、教師集體的同伴互助、專業研究人員的專業引領是開展校本研究和促進教師專業化成長的三種基本力量,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15］
景敏通過對遼寧某中學數學教師采取“行動研究方法”研究在職教師PCK的發展行動研究的重點在數學教學任務設計上,歷時一年半,發現有關教學任務設計的研究實踐對中學數學教師PCK的發展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其中包括：(l)對數學學科知識的理解；(2)數學任務的設計； (3)對學生前有知識和認知水平的認識；(4)對現代技術信息與數學教學整合的認識［16］
黃毅英、許世紅從教學法角度較明確給出了數學教學PCK的結構特征,并提出一般的數學教學知識內容MPCK結構圖和優秀教師的MPCK結構圖：
圖中CK(content knowledge)表示有關數學學習知識,包括學習的對象、學生學習背景、學習環境、教育宗旨圖1表明,MPCK是3個基本集合MK、PK、CK的公共部分一般而言,職前教師、職初教師、在職優秀教師的MPCK基本結構框架是一樣的,但是,3個基本集合與集合的交集的大小有區別通常情況下,隨著教學經驗的積累,MK、PK、CK往往會增大,而且它們的交集部分會越來越大,形成的MPCK就會越來越豐富圖2顯示出在職優秀教師的MPCK集合往往比職前教師的MPCK集合大得多這兩個結構圖較好的解釋了數學教師PCK的變化發展及優秀教師和一般教師的區別在職優秀教師的MPCK結構顯示,即使他們的MK、PK、CK不一定很完備,但是形成的交集往往比較大,通常體現出以下的特征：(1)數學教學法知識(簡稱MPK)靈活；(2)數學內容知識(簡稱MCK)豐富；(3)教學內容知識(簡稱PCK)多樣研究者還指出了教學知識結構解讀、引入數學史、學與教過程中的常見疑點是3個常見的PCK培訓切入點,并研發了三個案例,分別從MK、PK、CK三個角度給出不同的解決方案這樣的案例對職前、職初教師非常具有啟發性可以極大地豐富他們的MPCK,為教師培訓提供切實可行的范例［17］
童莉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初中數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的發展研究》中,選取重慶市2所省重點中學、2所市重點中學、2所市區普通中學和2所農村普通中學作為學校樣本,對樣本學校的初中數學教師進行整群抽樣調查,得到了影響初中數學教師數學知識向數學PCK轉化的主要因素表現為三個方面：基礎系統、動力系統和效率系統在基礎系統中,教師對數學知識理解的廣度、深度和貫通度是教師數學知識向數學教學知識中的三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其中教師對數學知識理解的貫通度影響的程度尤其明顯；在動力系統中,教師所持的數學觀、數學教學觀、自我教學效能感是教師數學知識向數學教學知識轉化的影響因素其中,問題解決取向的數學觀更能有效地促進教師數學知識向數學PCK的轉化；在效率系統中,教師的數學教學經驗對教師數學知識向數學PCK的轉化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里的教學經驗包括數學知識學習的經驗、學生學習數學知識的經驗、教學案例的經驗等根據研究的結果,對職前數學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的發展提出建議：(1)在課程設置方面,應注重數學課程與教育學、心理學課程的匹配和融合；(2)在課程結構方面,應增加實踐性課程所占的比例；(3)在教學組織形式方面,應提倡專業學習共同體的建立；(4)在教學內容方面,既要注重對理論知識的學習,也要注重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解決教學的實際問題對在職數學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的發展提出如下建議：(1)以行動學習為主要的教研方式；(2)用概念圖的方式進行教學經驗的總結；(3)注重數學教學觀念的轉變；(4)促進教學效能感的發展［18］
董濤在其博士學位論文《課堂教學中的PCK》中揭示了教師在課堂上使用的PCK的六種成分：作為學科教學的統領性觀念的學科內容的知識、教學目的的知識、對于特定課題的學生理解的知識、內容組織的知識、效果反饋的知識和教學策略的知識這六種成分對教學的影響的機制是不同的學科內容的知識與教學目的的知識統稱為學科教學的統領性觀念,這種統領性觀念決定了特定課題的教學價值,回答了為什么教的問題學生理解的知識關注的是教給誰,他們將怎么學的問題內容組織的知識劃分了學科內容的層次,確定了特定課題的教學定位,回答了教什么的問題教學策略是解決怎么教的問題,是按照學生怎么學的及相關課題是如何關聯的來確定的效果反饋的知識回答了教得怎樣的問題,及時讓學生知道學習的結果,消除學生的誤解［19］
2PCK研究對師資培訓的啟示
教師可以通過經驗總結、反思提升自己的PCK,教師間的日常交流對教師的教學幫助是最大的,參加優質課或觀摩課的聽課或比賽可以開闊視野,收獲多一些職前培訓應重視加強教師體認其學科領域內的實質知識與章法知識,學科內的重要概念與對學科所擁有的信念,使教師們能對學科概念有深入的理解與體會,構建有意義的與完整的學科領域知識對于職前教師而言,發展其PCK的主要方式是師資培訓職前與初任教師本身的教學庫貧乏,再加上由于許多職前教師只經驗過教導式的教學方法,因此他們的教學方法基本上亦屬于教導式(Stofflett,1994)如果教師能在培訓中體驗利用概念改變(或建構式)之教學法教學,相信教師日后會運用相似的方式于其課室教學中因此協助職前或初任教師統整與發展其PCK之方式,應以建構主義為基礎配合反省的演練,由各學科與教學領域中任課之教授提供機會(例如：發問、討論、作業、實際演練等),并由任課教授自身示范,教學實例之討論,課室教學之觀察,有經驗教師的參予與分享等,使職前教師能不斷思考學科與教學領域之統整并直接的建構PCK于其教學庫中另外,教師學習教學之方式宜以實例的方式呈現,以便于教師能全方位的建構與儲存PCK于其教學庫中,過去僅利用講述的方式傳達命題知識(Shulman,1986)如原理、定則,較不易被教師作有意義的儲存并熟練的運用在教學情境中造成師范生常認為與教育相關的科目的理論非常多但與實務不能相連誠如前面所述,如授課教授能以具體實例來講述相關學理,并讓教師能由實務的演示與討論中自行建構與體會一般之教學知識,相信對于教師轉移教學知識到特定的學科教學領域中有非常大的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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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文化身份；外語學習；語言
一、關于文化身份的基本概念
身份或認同問題廣泛地涉及到哲學，數學，心理學，語言學和社會學的一些領域。語言作為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文化的世界觀，這就涉及語言學習者的身份或認同，近些年來業已成為研究外語學習的前沿問題，而學習者的身份問題成為社會心理學派和社會文化學派都關注的問題。在社會心理學派，例如Gardner 的經典研究中，身份或認同，作為語言學習的非語言結果，偏重于對文化身份的研究。而社會文化學派中，例如加拿大學者Norton從建構主義視角認為，身份問題是關于人們如何認識他們與社會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如何構建起來的，以及人們如何認識他們將來的可能性的問題。所以身份或認同問題是一個既龐大又復雜的問題。
身份涵蓋的范圍很廣，如性別身份，種族身份，政治身份，宗教身份，職業身份等。文化身份只是其中的一個分類。文化身份也叫文化認同，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時也是某一具體的民族與生俱來的一系列特征。簡單說，文化身份是個人受所屬群體或文化的影響，對該群體或文化產生的認同感。
西方學者Stuart Hall和Paul Du Gay所著Cultural Identity一書中，文化身份被理解為潛藏在許多其它表面的或虛假的自我中的綜合的真正的自我。這是有共同的歷史和祖先的人們共同具有的，或是能確保穩固的存在的一種不變的同一性或是文化歸屬。在中國，北京大學高一虹教授研究的英語學習者的身份或認同問題具體是指學習者主體對英語學習相聯系的‘我是誰’的認知，評價以及相關的情感和行為傾向，其實際參與或內心想象共同體的歸屬定位（高一虹，2012）。她的身份研究主要側重于文化身份，涉及語言的使用和語言的態度，交際方式和價值觀層面的選擇。這既是個人身份定位過程，也是個人身份建構的過程，是結構觀到建構觀的融合。
二、國外有關文化身份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Lambert的社會心理模式有著開創性的意義。他提出的附加性雙語現象和削減性雙語現象被后來的研究者廣泛應用。之后還出現了不少以Schumann的濡化模式為代表的涉及語言學習和文化身份的理論和研究。這些研究的著眼點都是語言學習者的文化認同（邊永衛，2004）。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Bonny Norton為代表的許多社會文化學派研究者以社會建構主義為理論取向研究二語學者，主要是移民的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其中Bonny Norton 運用主觀能動性的理論解釋女性移民的身份的重構。在一個案研究中，她描述了5位女性移民的故事，旨在表明當人們使用一種語言，它們就‘投資’了和那個語言相關的身份。Toohey站在女性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者的觀點看待身份問題，通過考察幼兒園中不能熟練運用英語的學習者，研究他們是如何被邊緣化而且沒有機會參與到課堂互動中的。Schecter 和 Bayley使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美國墨西哥裔家庭的文化身份，集中于語言的社會化和文化身份的研究，并表明在理解語言和身份問題上具有等級性的社會關系發揮重要的作用。從社會建構角度為理論框架來指導的實證研究層出不窮。
三、文化身份研究在中國
1992年，高一虹在附加性和削減性雙語現象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生產性雙語現象，即本族文化身份和目的語文化身份不僅和平共處而且相互促進。其實證研究的基礎是通過對中國52位專家學者的開放式訪談，他們學習英語的經歷揭示出對中西語言和文化的一些共性，如開放性和批判性。雖然此研究中文化身份還不是一個明顯的主要概念，但是這個議題已經被觸及到了。然而此研究只限于少數高知語言學習者。2000年以后，高一虹及其團隊對語言學習和身份變化的研究對象的領域已擴展到大學生。她們從整體“人”的角度，用量的研究方法探索在EFL的中國，5所高校1300多名大學生進行歷時四年的英語學習與自我認同的發展，結果表明，自信是學習英語之后最突出的變化，生產性變化和附加性變化均高于臨界水平，自此揭示出文化身份的變化。此研究中，生產性，附加性和削減性雙語現象都歸屬于文化身份范疇。
如果說量的研究展現出了大學生英語學習的文化身份變化的整體輪廓，那么質的研究提供了更為細致的描繪。在對英語專業學生邊娜的個案中，她感覺自己雖與英語‘戀愛’‘結婚’，但并沒有與漢語‘離婚’，她在低年級時表現出的對兩種語言及文化的興趣在高年級時從認知，情感和行為上都做到了對異域文化差異的包容和理解，并且已經開始朝著批判接納，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方向努力，體現鮮明的生產性變化。這同樣凸顯了與外語學習相關的外語學習者文化身份的變化。總之，高一虹關于英語學習者身份的研究都是歷時的，大規模的定量研究也有部分質的的研究，而且，她的實證研究中主要關注文化身份。
高教授的文化身份研究無疑是國內身份認同研究的標桿和先鋒，同時也激發了許多研究者的興趣。由此出現了一批關于在EFL情境下英語學習者身份認同問題的實證研究。其中包括關于大學生自傳性文本中身份建構的研究，英語專業轉系生身份發展的個案研究等。正因為身份問題是如此寬泛而又復雜，而研究EFL情境下的中國英語學習者文化身份問題就顯得比較具體。相信與文化身份問題相關的各方面必定會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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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文摘要】 近年來，國內男性時尚雜志市場不斷升溫。本文所探討的男性時尚雜志是指以男性為訴求對象的時尚生活雜志，是一種時尚生活理念的泛文化表達，涉及面龐雜寬泛。男性時尚雜志既是一種文化文本，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它重新定義了男性之美，影響人們對男性氣質的傳統看法，也影響了男性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本文以男性形象為切入點，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的視角，深入研究國內男性時尚雜志的文本、受眾，探尋男性時尚雜志的編碼、解碼方式以及兩者的相關性，試圖為男性時尚雜志的編碼方式提出相應的建議，從而使之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首先，本文選擇了六期《時尚先生》作為研究樣本，通過內容分析、文本分析、符號學等方法對文本進行解構，挖掘其中的文化意義、意識形態，從而探尋了當今國內男性時尚雜志對男性形象的編碼方式;其次，通過個案研究，結合霍爾的三種解讀方式，對成都地區男性受眾對國內男性時尚雜志中男性形象的解讀方式進行了分析，探究了雜志中男性形象對受眾身體意象的影響，對受眾消費行為的影響，并進行了原因分析;最后，試圖為男性時尚雜志的編碼方式提出相應的建議，從而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通過全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大部分男性受眾對男性時尚雜志中塑造的男性形象持協商式立場的解讀方式，表現為:受眾較認同雜志所倡導的服飾搭配、美容保養等生活方式，理解雜志塑造的時尚男性形象，但更多的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強調自身的社會立場，使訊息中內涵的意義適合于他本身所屬團體的地位，不會盲從，對自身身體意象和消費觀影響也不大。對男性時尚雜志文本的分析能挖掘媒體文本的意義及其影響。對受眾的解讀研究不僅能歸納出受眾的閱讀習慣，還能更好地指導媒體的傳播效果，使受眾真正從這些雜志中受益，以更積極健康的形象和心態踏上路程。
【英文摘要】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le vogue magazine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over these years. The male vogue magazine we discuss in this article is referred the vogue magazine which is aimed at men， it is an expression of vogue life idea，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contents. In fact， the male vogue magazine is not only a cultural text but also a social practice. It redefined the male ideal body image， influenced people's traditional concept about male temperament， and also had impact on male's life concept and style.Viewing from the angle of male body image， this article deeply research the texts and audiences of domestic male vogue magazine according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ultural research concept， look for the encoding and decoding ways of male vogue magazin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nd try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encoding ways， in order to obtain better communication effect.Firstly， the author designates six issues of as a swatch and decomposes this set of material by analyzing its content， studying its text materials and semeiology related issues. The author also manages to excavate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y related significance hidden within and identify modern male vogue magazines’coding style of male visual impression.Secondly， the author scrutinizes the manner that the male in Chengdu area appreciate the visual impressions formatted by the domestic male vogue magazine. Meanwhi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ding and decoding process of the domestic male vogue magazine and the reason that accounts for this relationship.At la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proposing beneficial suggestions on the coding manner for male vogue magazines and consequently promoting their acceptance.From analysis of the whole article， it is found that a majority of male audiences hold the way of negotiated reading on these male body images in male vogue magazine. Which reveals in some ways: To a certain extent， audiences identify with the life styles which magazine called for， and know the vogue male image in magazine， but they are inclined to emphasize their own social stands， never follow anyone like sheep. Moreove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ose ideal male images in magazine do not have obvious impact on their body images and consumption concept. On one side， Texts analysis can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effect of media. On the other side， Audiences analysis not only help to learn the audiences reading habit， but also i
mprove the media’s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make audiences benefit from it
【中文關鍵詞】 身體意象; 編碼解碼; 男性時尚雜志; 男性形象
【英文關鍵詞】 body image; encode-decode; male vogue magazine; male image
【畢業論文目錄】
國內男性時尚雜志中男性形象的塑造與解讀研究
摘要 4-5
ABSTRACT 5-6
第一章 緒論 9-17
1.1 問題的提出 9-13
1.1.1 研究背景 9-10
1.1.2 國內外研究現狀 10-13
1.2 相關概念的界定 13-14
1.3 選題意義和研究方法 14-17
1.3.1 選題意義 14-15
1.3.2 研究方法 15-17
第二章 國內男性時尚雜志對男性形象的塑造 17-31
2.1 對“塑造”的理解 17-19
2.1.1 編碼與表征 17-18
2.1.2 語言和言語 18
2.1.3 從語言到符號 18-19
2.2 國內男性時尚雜志對男性形象塑造的三層涵義 19-20
2.2.1 雜志中圖片對男性形象的直觀表現 19
2.2.2 其他內容對男性形象的間接塑造 19-20
2.2.3 對男性讀者自身形象塑造的影響 20
2.3 個案分析：《時尚先生》對男性形象的塑造 20-29
2.3.1 男性形象的內容分析 21-25
2.3.2 男性形象的符號學分析 25-27
2.3.3 男性形象的視覺編碼分析 27-29
2.4 研究結果 29-31
第三章 受眾對國內男性時尚雜志中男性形象的解讀 31-44
3.1 國內男性時尚雜志的受眾分析 31-34
3.1.1 國內男性時尚雜志受眾的形成 31-33
3.1.2 國內男性時尚雜志的目標受眾群分析 33-34
3.2 受眾理論的拓展：三種解讀方式 34-35
3.3 個案研究：成都地區男性讀者對國內男性時尚雜志中男性形象的解讀分析 35-41
3.3.1 問卷設計 36-37
3.3.2 調查方法和工具 37-38
3.3.3 統計結果 38-41
3.4 解讀方式分析 41-44
3.4.1 解讀方式結果 41-42
3.4.2 編碼與解碼之間差距的原因分析 42-44
第四章 國內男性時尚雜志編碼的對策 44-50
4.1 受眾閱讀的構建 44-45
4.1.1 區分受眾閱讀在性別上的差異 44-45
4.1.2 受眾閱讀的多元化 45
4.2 樹立受眾本位的傳播思想 45-47
4.2.1 正確對待受眾的商品化 45-46
4.2.2 作為意義生產者的閱聽人的受眾 46-47
4.3 形成受眾素養和媒介素養的良性互動 47-48
4.3.1 充分把握目標受眾群的媒介素養 47-48
4.3.2 提升雜志編輯的素質 48
4.4 把握新媒體的機遇 48-50
4.4.1 注重不同媒介的不同編碼方式 48
4.4.2 充分利用電子雜志豐富的編碼形式 48-50
第五章 結論 50-52
致謝 52-53
參考文獻 53-55
附錄一 55-56
篇9
關鍵詞：小學數學 習慣 培養
1、優化課前預習活動，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數學學習習慣。
預習是指學生運用所具備的知識能力，在科學的思維方法指導下，去開展觀察、記憶、聯想、辨析、比較等思維方式，有計劃、有目的地主動學習新知識的過程。為了優化課前預習活動，教師需加強預習指導，首先要改變那種讓學生記下學習目標，把新知識標題變成問句的簡單做法，而應將思維焦點定位在學生的"疑惑"上，設計切合學生實際水平及承受能力的問題，設計有啟發性的、讓學生"跳一跳"就"夠得著"的問題。因而教師需要優化課前預習活動的設計。
課前預習活動的設計大致內容有：學習要求、舊知回顧、新知預學、思考與練習、存在問題等，學生可據此鞏固舊知識，認識新內容。在"學習要求"中學生可預先了解要掌握哪些內容，用哪些數學思想和數學方法，應達到的目標；"舊知回顧"明確新知識即將涉及到已學過的內容，這些內容恰為新知識的生長點，學生可根據預習活動的提示進行回憶及查閱有關材料；"新知預學"要學生預先去思考、體會一些學習內容并思考一些疑惑；"思考與練習"通過問題、練習的形式引導學生初步嘗試對新知識的運用；"存在問題"主要要求學生通過預習后提出存在的問題及疑惑，教師可事先收集這些"疑問"，然后針對問題展開學習、討論。
2、深化課堂教學改革，促成良好的數學學習習慣的養成。
（1）轉變觀念，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
數學家哈爾斯認為："最好的學習方法不光是講清事實，而更應該是激勵學生去思考，自己去動手。"因而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必需立足于課堂教學，改革課堂教學模式，牢固確立"學生第一、以學為本"的課堂教學理念，擺正教師"服務主體、為學而教"的課堂教學地位，以突出主體，發展主體。為此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讓學生最大限度地進行課堂學習和訓練活動，上課盡量少講精講，騰出時間讓各層次學生動手、動腦、動口，讓他們多練、多思、多講，如概念讓學生得出，思路讓學生講，疑難讓學生議，規律讓學生找，結論讓學生得，錯誤讓學生析，小結讓學生做，讓學生勇于發表不同的見解，敢于提問質疑。人教版六年級數學（下冊）實驗教材最后一個單元“綜合應用”安排了3個社會實踐活動，其中“有趣的平衡”和“設計運動場”的教學，就必須讓學生積極參與到實踐和體驗中來，學生就愛上，興趣濃厚，這樣的課經常開展，久而久之，學生必將養成良好的課堂發言習慣、思考習慣、總結習慣、提問和質疑習慣等等。
（2）營造良好氛圍，為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學習習慣提供環境保障。
美國心理學家羅杰斯指出："成功的教學依賴于一種真誠的理解和信任的師生關系，依賴于一種和諧安全的課堂氛圍。"在這種民主、和諧、開放的氛圍中，學生的求知熱情和創造靈感才得以發揮，提問得到鼓勵，不同的見解得到尊重；學生自然會勇于質疑，長此以往，學生必將養成多思、善問、質疑、求真的習慣。為此我們允許學生犯錯誤，對學生中不成熟的見解不直接否定，而是引導他們自己去發現矛盾；對新穎獨特的想法及時鼓勵并加以完善；激勵學生展開想象的翅膀，使學生永遠保持好奇、質疑、探索的意識和習慣。民主、和諧、開放的氛圍，為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學習習慣提供了環境保障。
（3）創設情境，為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學習習慣提供契機。
課堂教學中，教師根據教學情況，創設課堂教學最佳學習情境，能夠為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提供契機。創設問題情境能觸動學生主動地思考、探索和討論，教學中，抓住新知識的生長點或與學生原有認知結構不一致的問題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懸念、疑慮；恰當的問題，能使學生展開聯想；合適的問題情境，能觸動學生反思，觸發學生開展討論；另外可以通過一題多解來創設思維情境，讓學生的一些"別出心裁"的想法得以展現；通過一題多變，使學生能對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去探索和思考，并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之目的。創設良好的學習情境，為培養學生的良好的思維習慣（如反思、聯想、質疑等）提供了時機，也只有真正給予學生機會、時間和空間，學生的思維和行動才能落到實處。
3、開展專題性學習，給予學生自主探究的時空。
學習習慣的養成，關鍵要讓學生多實踐，教師要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機會和時間保證。在這一方面，開展專題性學習為學生自主探索和實踐提供了機會。在專題性學習中，教師要堅持把提出問題的權力讓給學生，把自主實踐的時間和空間交給學生，讓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在互相探討過程中質疑問難。讓學生通過搜集材料，觀察特征，并具體地進行思考，分析和探究，并發揚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合作關系，以解決問題。研究性課程的開設，使我們培養學生的學習慣從課堂延伸到了專題性學習、綜合實踐活動之中，為培養學生創造性學習習慣提供了時空。
4、個案研究，加強分類指導。
學生是一個個生動活潑的個體，學生的學習方式、思維特征、個性品質因人而異，學習習慣也各不相同，這些不同的個體才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因而對學生學習習慣的培養必須以學生的個性特征為基礎，以個案為線索，尋找培養學生學習習慣的途徑和方法，并幫助學生校正學習中的問題行為和缺陷，通過對個案的分類指導來形成方法。為此應進行兩類個案研究：一是有"特征"的個案：主要指學習成績，學習能力突出，或處于落后地位的個案；二是"突變"的個案：指學習成績、學習能力有明顯改變的個案。通過對學生學習習慣的研究，積累個體資料，為培養學生良好數學學習提供素材，以個體發展帶動群體發展。
篇10
關鍵詞：教師實踐性知識；教育教學；教師專業發展
一、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定義
教師實踐性知識是基于教師知識得出的一個新的知識分類，但對其內涵的理解卻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教育界首次使用“教師實踐知識”這一專業術語的是加拿大教育專家康內利和柯蘭迪寧，他們認為教師實踐知識存在于教師以往經驗、現時身心和未來計劃及行動中。個人實踐知識貫穿于教師實踐的全過程，即對任何一個教師來說，個人實踐知識有助于教師重構過去與未來。艾爾貝茲是最早嘗試對教師實踐性知識下定義的人，他從個案實驗入手，認為教師實踐知識是教師以其獨特的方式擁有一種特別的知識，即以實際情景為導向的知識。
國內研究者對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定義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林崇德等人從內容和來源角度認為教師實踐性知識是教師在面臨實現有目的的行為中所具有的課堂情景知識以及與之相關的知識，即教師教學經驗的積累；陳向明從其作用角度認為是教師實踐性知識是教師真正信奉的，并在教學實踐中使用和表現出來的對教育教學的認識；萬文濤從其結構化性質的角度出發，認為是是教師所擁有的、與課堂情境緊密相連的、高度系統化的、加工到自動化程度的、在教學實踐活動中隨時能夠迅速調用的知識。
可見，國內外研究者形成了一些共識，如認為教師實踐性知識是為教師所擁有的，屬于知識范疇的，直接影響實踐的，較準確地把握了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基本內涵；但定義的側重點不同，對許多重要屬性的認識還存在分歧，因此，對其內涵和外延等的研究還需深入。
二、教師實踐性知識的構成
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受其構成要素影響的一個過程。國外研究者艾爾貝茲認為教師實踐性知識分為五類：（1）關于自我的知識，即作為資源的自我、與他人相關的自我和作為個體的自我；（2）關于環境的知識，即課堂、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營造；（3）關于學科的知識；（4）關于課程的知識，即課程的開發、組織、評價等；（5）關于授課的知識，即學習理論、學生和教學、師生關系等；國內研究者陳向明則認為教師知識包括理論性知識和實踐性知識。其中，實踐性知識包括教師的教育信念、自我知識、人際知識、情境知識、策略性知識和批判反思知識六方面，教師實踐性知識則包括教師主體、問題情境、信念、行動中反思等構成要素。
可見，教師實踐性知識是一個復雜、多變的范疇。部分研究靜態、橫向地分析了教師實踐性知識的構成，直觀明了，但忽視了其情境性、實踐性和個體性，缺乏動態性的分析。因為教育教學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其對象是一群有思想的人，這就要求教師的知識構成也必須是一種動態的、實踐的過程，全面、發展地看待教師實踐性知識，防止以偏概全。
三、教師實踐性知識的獲取路徑
教師實踐性知識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那么，如果有效地獲取實踐性知識呢？劉東敏、田小杭認為個體教育實踐是主要路徑，實踐性知識共享是必要路徑，現代信息網絡是重要路徑；王宇從教師自我角度認為應加強以下四方面：開展教師教育敘事研究，提高教師反思教學實踐能力，構建教師學習型組織，注重教師培訓的實踐策略。可見，教師實踐性知識的獲取途徑多樣，但教師個人的經驗與實踐則不容忽視。但是，只有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才能促進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快速全面發展，這與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形成與獲取理論遙相呼應。
四、研究反思
（一）概念界定不清晰
多年來，學術界仍未能給教師實踐性知識下一個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定義，對其的研究也往往只站在各自的哲學立場、心理學基礎、社會學等積淀之上，難以形成一致的見解。本研究認為一個問題的研究沒有一個普遍認可的概念界定是難以深入的，研究者對其的研究也只能停留在表面，所以對教師實踐性知識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界定十分重要。
（二）本土化、實證性研究缺乏
國內研究者對教師實踐性知識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較少，以對國外研究成果的證實為主，實證研究、個案研究缺乏。本研究認為借鑒外來優秀成果是必要的，但必須立足于本土特色才能更好地為我所用，避免脫軌。此外，開展高針對性的實證和個案研究也十分必須，只有多種研究的結合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快速、全面發展。
（三）與具體學科相脫離
教育研究必須經過教學實踐的檢驗，而國內研究者大多從宏觀領域研究其特征及獲取途徑等，對具體學科中教師實踐性知識的研究較為缺乏，與教師教育的實踐性特點相脫離。我國學科教學論已有所發展，因此，促進教師實踐性知識與具體學科教學相結合，對教師專業化發展意義重大。
（四）過分強調教師實踐性知識，輕視理論性知識
過分強調理論性知識容易導致“科技理性主義”或教條主義，而過分強調實踐性知識則容易導致經驗主義，導致教育工作者固步自封，排斥理論新知識，影響教育教學。因此，必須高度重視研究的客觀性和辯證性，實事求是地研究教師實踐性知識的性質和作用，辨證地看待實踐性知識與理論性知識之間的關系，以促進教師實踐性知識和教師專業的協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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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劉旭東.教師實踐性知識的反思與重建[J].教育科學研究，2008，（10）：19.
[6] 鮑嶸.論教師實踐性知識及其養成――兼談教師專業發展的基礎[J].高等師范教育研究，2002，（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