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歷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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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歷史

篇1

中國是茶葉的故鄉(xiāng),江南(尤其是江蘇)是中國茶文化發(fā)源地之一。據古籍《廣陵耆老傳》記載,晉元帝(公元317―323年)時,廣陵(今江蘇揚州)有位老婦人,每天提一壺茶去市上叫賣。茶香味濃,飲者甚多,但怪的是從早賣到晚,壺中茶始終不竭。她把茶錢全分給窮人,大家很感激,不料官府竟認為“有傷風化”,將她逮捕入獄。夜深人靜時,老婦人攜茶具飛出獄窗,杳無蹤影。揭去這個故事的神話外衣,即知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賣大碗茶”的文字記載。

唐代是飲茶、制茶大發(fā)展時期,商業(yè)空前繁榮。陸羽的《茶經》進一步推進了茶業(yè)和茶文化的發(fā)展,使茶的栽培和商品化水平逐步加快。陸羽曾走遍江、浙、贛各地產茶區(qū),江南的南京棲霞區(qū)、句容茅山、丹陽、無錫、蘇州等地留下了他的足跡。《茶經》―――這部中國第一部茶學經典著作,就是他在浙江湖州的苕溪寫成的。至今,仍有蘇州虎丘“陸羽井”、南京棲霞山“試茶亭”等紀念“茶神”陸羽的遺跡。舊時江南開茶館的多供奉陸羽的瓷神像,當生意不旺時便向瓷像口里灌茶,祈求茶神保佑生意興隆。

江南歷代名茶輩出,至今蔚為煙酒茶糖大觀。產茶既盛,茶的買賣自然興旺。如浙江紹興、寧波、臺州一帶出產的珠茶,早在宋代就稱“江南第一名茶”,銷路頗廣。茶最初于清代外銷時叫做“貢熙”,意為專門進貢皇上康熙的。19世紀時,“貢熙”在倫敦市場上的售價不亞于珍寶。

明清徽幫茶商在江南占有相當市場,不少茶行棧、茶樓應為徽商所開(至今南京街頭上大部分茶行仍為安徽人經營)。民國后,揚州、福建商人也在江南爭市場,稱鎮(zhèn)揚幫、福建幫。江南茶商也遠至外地行商,至遲在清代雍正年間,蘇州花茶就大量運銷東北、華北、西北市場。遼寧錦州市“天后宮”,在1727年重建碑文中,就有蘇州“關東莊”茶商捐款的記載。抗戰(zhàn)時南北交通阻隔,華北茶商無法深入福建等南方茶葉產地,便云集南京,從皖南等地購入毛茶,在南京窨制成北方人愛喝的花茶運回北方,可見“北方幫”茶商在江南也很活躍。

另外,江南及長江流域一帶還盛行“茶會”,這是包括許多種商品買賣在內的交易活動。舊中國各行業(yè)、各商幫一般都有其約定的茶樓(館)作為這種活動場所。商人在“茶會”上飲茶時商談行市,其中上海的“茶會”最盛。(責編 張圣榮)

篇2

泉州茶產業(yè)和茶文化是在種植技術、制作工藝持續(xù)、交替創(chuàng)新中互為推動的。種植技術創(chuàng)新擴大茶葉供給,為茶產業(yè)形成發(fā)展和茶文化廣為傳播提供可能。制作工藝創(chuàng)新提升茶葉品質,擴大茶葉市場需求。

(一)種植技術創(chuàng)新在茶葉種植方面,明代崇禎年間(1628—1644)安溪茶農發(fā)現(xiàn)了“茶樹整株壓條繁殖法”,這是茶葉種植技藝上一次重大創(chuàng)新,簡化了茶樹繁殖技術,大大提高了茶葉產量,為茶產業(yè)形成和茶文化由貴族士族推向平民提供了可能。其具體做法是:在小滿前后,選擇新梢長勢旺盛、芽葉性狀較好的茶樹,先在茶樹周圍挖一圈環(huán)狀溝,翻松其表土,去除雜草根,將母樹枝條向四周逐枝扭傷彎壓固定于溝底,再把枝條上的小分枝扭傷朝上豎直緊埋土中,讓新梢露出1~3葉。每株母樹可以壓條5~20枝,經過0.5~1年的施肥管理,每個小分枝長成茶苗后,即可移植至茶園。這種茶樹無性繁殖法的發(fā)明,雖然繁殖系數較低,但克服了先前因采用種子繁殖致使種性退化、茶葉品質易變的狀況,開創(chuàng)了中國茶樹科學繁殖的先河,在中國茶發(fā)展史上是一次科學創(chuàng)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在此基礎上,民國年間安溪茶農進一步試驗出“長穗扦插繁殖法”。

(二)制作工藝創(chuàng)新泉州民間數百年來流傳著“蘇良與烏龍茶”的傳說。據說,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蘇良的采茶、打獵能手,因長得健壯黝黑,鄉(xiāng)親們親切喚他“烏龍”(閩南方言“烏”即“黑”,“良”與“龍”諧音)。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蘇良背著茶簍一路追趕并擊傷山獐,抓獲回家又忙于宰殺品嘗,竟把茶葉擱置一旁。翌日清早炒制茶葉時,發(fā)現(xiàn)茶葉已經枯萎,葉緣出現(xiàn)如血絲般的紅邊,聞之卻有一股奇特的香味,炒制后香氣撲鼻。沖泡品飲,全無平常的苦澀,且香氣更足,味更甘醇,眾人品后嘖嘖稱奇。蘇良細細琢磨,終于悟出了其中緣由:茶青在茶簍中經過抖動,葉緣互相碰擦,從而形成紅邊,這樣制出來的茶葉最終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經過反復實踐,蘇良將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藝傳給了父老鄉(xiāng)親,大大提高了茶葉品質。蘇良死后,人們?yōu)榧o念他,將依照此法制作的茶葉稱為“烏龍茶”。雖然民間傳說不能等同史料,但傳說往往來源于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勞動實踐。在勞作中逐漸產生一種特定性新技術并世代相傳,是符合人類發(fā)展規(guī)律的。“安溪在歷史上選育和繁殖了不少適制烏龍茶的優(yōu)良品種,并在制造技術上精益求精,雖然缺乏較早的有關歷史文獻,但也不能就此認為安溪與烏龍茶的創(chuàng)制無緣。”這是茶研究泰斗張?zhí)旄O壬凇陡=觚埐琛分械脑u說。烏龍茶采制技藝是中國傳統(tǒng)制茶工藝的一大創(chuàng)新,對于提高茶葉品質,促進茶產業(yè)成長,傳播茶文化具有重大意義。

(三)新種植技術及制作工藝的傳播泉州茶農還善于吸收武夷茗茶等其他茶類的種植制作經驗,融入提升鐵觀音種、采、制水平,推動泉州茶產業(yè)與茶文化發(fā)展繁榮。清初入武夷山天心寺出家為茶僧的同安人釋超全(俗名阮旻錫),寫了《安溪茶歌》,為后人講述了17—18世紀安溪人種茶、采茶、茶價、茶名、茶質以及外銷的情況,還反映了安溪茶農仿效武夷茶采制方法制作鐵觀音的景象。其詩云: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陰長濕生叢茶。居人清明采嫩葉,為價甚賤供萬家。邇來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歲來買,王錢不論憑官牙。溪茶遂仿巖茶樣,先炒后焙不爭差。真?zhèn)位祀s人瞆瞆,世道如此良可嗟。安溪茶農向武夷“漳人”茶農學習制作技藝,反過來也為武夷山茶產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據郭柏蒼《閩產錄異》載:“武夷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生,每寺訂泉州人為茶師,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萬余人。”在這,“泉州人”主要來自安溪。

泉州特別是安溪的茶農在長期實踐中,先后發(fā)明的“茶樹整株壓條繁殖法”、“茶樹長穗扦插繁殖法”,以及烏龍茶制作工藝得到大面積普及和推廣。至明中葉,安溪茶葉生產迅速發(fā)展,已遍布西部山區(qū)的大部分區(qū)域以及東部的不少地方,茶葉步入商品化時代。明嘉靖《安溪縣志》載:“茶,龍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產常樂、崇善等里,貨賣甚多。”時人陳懋仁《泉南雜志》亦云:“茶,晉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清雍乾年間,安溪西坪人發(fā)現(xiàn)并命名了鐵觀音茶樹,以鐵觀音作為品牌,開啟了泉州茶產業(yè)的嶄新時代。乾隆《安溪縣志》載:“耕于山者,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用者,不憚陟巖,辟草莽,陂者平之,罅者塞之,歲計所居入,以助衣食之不足。”安溪烏龍茶(“鐵觀音”)傳統(tǒng)制作技藝,清初主要分布在西坪、虎邱、大坪、蘆田、龍涓、長坑、藍田、祥華、感德、劍斗等鄉(xiāng)鎮(zhèn);清末已傳遍全縣各鄉(xiāng)鎮(zhèn)和閩南永春、南安、長泰、漳平、漳州等縣市,并且輻射到閩北各產茶縣及廣東茶區(qū)。清末著名茶商兼詩人林鶴年目睹了安溪山村“生意動林濟,衫茶遍戶栽”,“千里賤栽花,千村學種茶”的繁忙景象。

二、政府扶持、僧侶倡導、士人熱衷:茶產業(yè)成長和茶文化傳播的制度基礎

唐末以來,泉州種茶、制茶與飲茶發(fā)展,與朝廷官府重視扶持以及文人隱士、佛道僧侶的提倡推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政府扶持宋時,茶樹種植已經普及泉州各縣,從沿海丘陵到內陸山地,都有不少茶園,所產茶葉既多且佳。安溪是主要的產茶區(qū),無論是寺廟或農家都已普遍產茶。宋初,黃夷簡(935—1011)在《山居》詩中盛贊安溪茶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說明宋代泉州安溪茶葉品質良好,制茶飲茶已有了一定水平。宋代泉州茶葉種植規(guī)模不斷擴大,政府扶持鼓勵十分重要。這體現(xiàn)于:一是朝廷稅收需要。當時,茶葉是重要的經濟作物,茶利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政府從種植、加工到流通各個環(huán)節(jié)干預茶產業(yè)發(fā)展。宋代,泉州植茶面積比陸羽記載的唐代植茶面積擴大了2~3倍,政府對茶區(qū)實行民營官榷,即官府設有買茶場,負責向茶戶買茶,然后將茶運到指定的榷貨務交貨。茶戶生產的茶葉除一部分當作茶園的租稅(折稅茶)繳納朝廷外,其余部分也悉數賣給榷貨務,不得私自出售或藏匿不賣。這一度影響了茶戶生產積極性,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行通商法,朝廷退出對茶葉經營的一切干預,規(guī)定茶戶交了“租錢”就可以自由買賣。宋徽宗年間(1101—1125),為了擴大朝廷財政收入,又陸續(xù)變更茶法,政和二年(1112年)確定新的茶法:“茶法自政和以來,官不置場,收賣亦不定價,止許茶商赴官買引,就園戶從便交易,依引內合販之數,赴合同場秤發(fā)。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其核心是在加強對茶戶產茶監(jiān)督的基礎上,允許茶商與茶農直接交易,但茶商事先需到官方指定的機構出錢購買批發(fā)和零售茶葉的準許證。

這一購買費用稱作“茶引”,它是國家以壟斷者的身份對于茶葉批發(fā)經營征收的、介于壟斷利潤和手續(xù)費之間的一種費用。政府對茶利的高度重視,客觀上促進了泉州地區(qū)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fā)展,同時也是促使海上茶瓷之路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清以后,茶葉生產和茶法均承襲南宋格局并有所發(fā)展,泉州對外貿易步入巔峰時期,茶葉生產和出口增加。二是嗜茶成為統(tǒng)治階層的一種時尚。從宋代開始風行的斗茶將一種近乎游戲的飲茶方式推升至全民性的飲茶習慣,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徽宗皇帝為此還撰寫了一本極具專業(yè)水準的茶書《大觀茶論》,可見宋代茶文化的興盛。趙宋南外宗子的遷入泉州,大批皇親國戚定居于此,帶來了包括斗茶消遣在內的奢侈娛樂方式。為適應當時人們的飲茶風氣,安溪桂瑤鄉(xiāng)的桂窯以及鄰近各縣的窯場生產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供斗茶或日常品飲使用的青釉瓷、青白瓷茶盞和茶壺,它們與閩北建陽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盞形成鮮明對比,一起成為宋代福建南北兩地斗茶的典型代表。據歷次考古調查,從安溪縣境內50多處宋元時期的古遺址、古窯址和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與茶有關的器物造型,其中有泡茶、飲茶用的茶壺、茶盞等,反映出當時當地飲茶的流行。宋代蔚然成風的飲茶,極大地促進了安溪茶產業(yè)的初步形成。

(二)僧侶倡導寺僧學禪打坐,晚間不食不睡,茶既能解渴又能破睡,因此特別受到僧人的歡迎。中國自古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駐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說,古時寺廟都有一定數量的地產,僧人種植、生產、研制、品飲茶葉,其行為對民間影響深遠。例如安溪清水巖和圣泉巖所產的茶葉品質優(yōu)良,成為不可多得的名茶。據《清水巖志》載,該巖“鬼崆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飲之,不覺兩腋風生。倘遇陸羽,將以補《茶經》焉”。《清水巖志》載:“清水峰高,出云吐霧,寺僧植茶,飽山嵐之氣,沐日月之精,得煙霧之靄,食之能療百病。老寮等屬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又載:“杏仁茶產巖前及林中,嫩葉赤碧色,形比黃梔較大,若似山茶葉,其質脆。采而揉之,汁沾手掌,絕似杏仁氣味,蟻喜食之。巖僧嘗采制為茶,泡時一杯止用一葉,或一葉雜他茶泡之亦可。多則味太濃。”除了巖茶、杏仁茶外,清水巖還產有一種“甜茶”,是由灌木似荊得嫩芽制成的茶,其味甘甜,有止渴消暑之功效,相傳為清水祖師親手培植。而位于安溪駟馬山的圣泉巖,當時有一俗姓裴的高僧廣為植茶,并向鄉(xiāng)人傳授植茶技藝,因此史志有“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之記載。

(三)士人熱衷同樣,由于茶有提神助思的功效,唐代科舉制度的施行也對飲茶風尚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一些隱士也熱衷以茶會友、吟詩作對,安溪開先縣令詹敦仁在一次接受龍安巖長老惠茶時留下一首詩:“潑乳浮華滿盞傾,余香繞齒襲人清。宿醒未解驚窗午,戰(zhàn)退降魔不用兵。”他還與名僧釋宏道(號介庵)共同賞月品茶。相傳宋末元初,江西弋陽謝枋得為避出仕,隱姓埋名,潛居安溪感德佐槐教書,竭力倡導墾荒植茶。種茶使村民改善了生活,民眾感恩戴德,尊其為“茶神”、“茶王公”,作為本地境主崇祀,這一民間信仰延續(xù)至今。煎茶是古代烏龍團茶的泡飲做法,在泉州官宦詩人的筆下已描述了烏龍茶的身影。特別是宋代貢茶制度和種茶技術、制茶工藝的不斷發(fā)展以及帝王和上流階層的投入,漸漸取代了唐代由文士茶人與僧人主導茶文化的局面,民間茶風更加普及,茶坊、茶肆的大量出現(xiàn)使茶開始走向世俗,形成了有關茶的禮儀。宋末元初,阿拉伯后裔蒲壽宬《心泉學詩稿》中有多首詠茶贊泉詩,如有《登北山真武觀試泉》、《西巖》、《約趙委順北山試泉》以及《贈老溪孚上人》,其中不乏佳句,如“蹇驢破帽出近郭,裹茶汲井手自煎。泉鮮水活別無法,甌中沸出酥雪妍”,“野茗春深苦,山泉雨后甘”,“煮茶與客早歸去,落日前山路更多”等等,可見元代泉州地區(qū)種茶、煎茶、飲茶之流行。這種具有精神上象征意義的禮儀,隨后在上層人家的婚嫁中也引入茶儀,且流入民間婚俗,也說明了泉州茶文化已經相當普及。

三、專業(yè)化、集貿市場、行商坐商:茶產業(yè)成長和茶文化傳播的組織基礎

唐宋以來特別是兩宋時期,泉州社會經濟發(fā)展迅速,各種手工業(yè)蓬勃發(fā)展,造船技術日益進步,泉州港是國內外進出口商品最大的集散中心和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泉州對外貿易步入繁榮發(fā)展時期。最遲在北宋,泉州茶葉便開始外銷,如皇祐時(1049—1054)晉江縣南部的大宅諸村廣植茶圃,產品曾運銷兩粵及交趾(即廣東、越南一帶)。《宋會要輯稿》記載:“國家置市舶司于泉、廣,招徠島夷,阜通貨賄,彼之所闕者,絲、瓷、茗、醴之屬,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茶葉與瓷器、絲綢、酒等,同為海外各國渴望獲得的重要出口商品,其中以茶瓷最為大宗。元代茶葉生產和茶法均承襲南宋格局并有所發(fā)展。清代,由于茶葉外銷市場的大量需求,泉州制茶業(yè)的發(fā)展進入繁盛期,康熙初年,中國茶葉外銷迅速增加,“以此(茶)與番夷互市,由是商賈云集,窮崖僻徑,人跡絡繹,哄然成市矣”,并一直延續(xù)到同治、光緒年間。此外,泉州茶文化還隨著泉州人入墾臺灣而傳入寶島,隨泉州人移民海外而傳播到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

(一)專業(yè)化專業(yè)化種植、制作,專注于茶葉生產和制作,有助于提高茶品質量和市場化水平。17世紀始,中國茶葉大量外銷,直到19世紀末,中國的茶葉一直獨占國際市場,各個階層的人紛紛加入茶葉的營銷隊伍,其中有商人、權貴、文人、茶農、寺僧等。在諸如安溪這樣的茶葉主產區(qū),一些富裕的茶農擁有較大的茶園,每年管理茶園、制作茶葉占用較多時間和人力,遂采取季節(jié)性雇工經營,這一部分人已經漸漸擺脫副業(yè)性質,主要轉向以制茶業(yè)為生。據記載,清時安溪烏龍茶價廉質優(yōu),“茶亦曰茗,及荈也。龍涓、崇信出者多,惟鳳山、清水巖得名,然少鬻于市。”也就是說鳳山、清水巖所產的茶葉品質好,是不可多得的,而龍涓、崇信的茶葉產量大,占有市場優(yōu)勢。同時,清代的寺院、地主、商人參與制茶業(yè)頗深,比如寺院,自古以來寺僧除參禪念經外,從事植茶、制茶的很多,前述《閩產錄異》“武夷寺僧多晉江人,以茶坪為生”即為一例,而安溪清水巖的寺僧也不例外。

(二)集貿市場集鎮(zhèn)集市是茶產業(yè)形成和茶文化傳播的樞扭和集散地。為適應茶葉生產與外銷的發(fā)展,許多茶農和茶商自發(fā)在一些水陸交通便利的地方匯集交易,逐漸形成了一些以茶葉加工和茶葉轉運貿易為中心的城鎮(zhèn)。這些城鎮(zhèn)中商賈云集,茶行、茶棧眾多,大量人口從事茶葉種植、加工或與之相關的行業(yè),如包裝箱制作、竹編生產,以及挑夫、搬運工、船工等等,茶葉的產業(yè)鏈已初具規(guī)模,它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機會,使成千上萬人得以維生。

(三)行商坐商商人是茶產業(yè)形成和茶文化傳播的主要推動者。明末清初,泉州茶產業(yè)界開始出現(xiàn)一些行商,類似現(xiàn)代的風險投資者,他們不僅從事商業(yè)活動,還直接投資茶園、加工,進入生產領域,或者放貸給茶農,采取預買制,坐收茶利,商業(yè)資本在茶葉經營中已經相當活躍,并且通過這種途徑控制了一部分小生產者。更多的坐商開始出現(xiàn),泉州一些茶農特別是安溪的茶農開始從生產領域進入銷售領域,創(chuàng)辦茶號(亦稱茶行、茶莊),專門從事茶葉營銷,并逐步積累資本,擴大經營規(guī)模,在閩南的廈門、泉州、漳州,以及廣東的潮州、汕頭、廣州等城市,都有安溪人在銷售安溪茶。據估計,清末民初,安溪人在本地和外地設立的茶號已達120多家,部分以外銷為主。據廈門口岸海關資料記載:咸豐八年至同治三年間(1858—1864),英國每年從廈門口岸輸入的烏龍茶達1800~3000噸,由于當時閩北、閩東的茶葉大多從福州出口,故一般認為,廈門輸出的茶葉主要產自安溪。僅光緒三年(1877年)一年,英國從廈門口岸輸入的烏龍茶就高達4500噸,其中安溪烏龍茶約占40%~60%。英商胡夏米在前曾對福建貿易貨物進行調查,并采購了兩種安溪茶,在他的記錄中寫道:“安溪茶,廣州售價是十八兩或二十兩”,“合豐牌,一大箱安溪茶,廣州市價約十六兩。”據英商記錄:1838—1939年,在廣州采購安溪茶為10.6萬磅,約合9萬多斤。從1865—1881年廈門海關逐年編制的《海關十年報告》及1882—1941年編制的《海關十年報告》(共60年)的資料分析可以得出,廈門口岸以出口烏龍茶為主,其中安溪茶占據主要部分,常駐廈門的茶商根據市場行情頻繁往來于口岸和茶產區(qū)之間。

隨著泉州人移民海外特別是東南亞的人數不斷增加,除了在國內設立茶號營銷外,泉州茶商也遠涉重洋開辟茶葉市場。如乾隆年間(1736—1795),安溪西坪堯陽茶商王冬在越南創(chuàng)設“冬記茶行”,咸豐年間(1851—1862)新康里羅巖鄉(xiāng)(今虎邱鎮(zhèn)羅巖村)林宏德制作“金泰茶”交新加坡“榮泰號”經銷,光緒年間(1875—1908)西坪堯陽茶農王量、王稱兄弟等6人將茶葉運往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泗水、井里汶等地開設“珍春茶行”。此外,茶商王定安、張占魁在臺灣合辦“建成號”茶廠,經營烏龍茶,盛極一時。五口通商后,葡萄牙商人開始插手歐洲茶葉貿易,推動澳門茶葉市場發(fā)展,安溪茶商直接從安溪販運茶葉到澳門出售。據安溪縣崇信里峣陽鄉(xiāng)(今西坪鎮(zhèn)南巖村)王氏族譜記載:王三言,字永信,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早年植茶制茶,至不惑之年棄農習商,最初在漳州、潮州兩地販運茶葉行銷,風霜雨雪,益增淬勵。后來創(chuàng)辦“梅記茶行”,梅記茶行之斗茶,競訂若鶩。并由此拓展海外業(yè)務,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遣季子金玉在臺北創(chuàng)辦“泰山茶行”;遣孫炳炎增設“梅記茶行”于吧城(印尼)。行商坐商在海外拓展,推動泉州茶文化在海外廣泛流行。

四、結論

篇3

[關鍵詞]影視翻譯 文化差異

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一個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語言和文化。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語言像一面鏡子反映著一個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又是語言賴以生存的基礎,是語言新陳代謝的生命源泉。人們在交際時,語言中的文化因素與頭腦中的文化意識相互作用,由此完成交流的任務。一旦改變或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環(huán)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語言系統(tǒng)發(fā)生變化,這種聯(lián)系就要中斷。單靠語言本身的概念意義,交流的任務可能難以完成,甚至完全失敗。

英語影視片中有許多含有特定文化意義的語言,它們?yōu)闈h語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難于接受和理解,這就出現(xiàn)了文化因素的處理問題。影視翻譯是翻譯領域中獨具特色的一部分。影視翻譯有其獨特的語言特點。如錢紹昌教授提出的聆聽性、綜合性、瞬時性、通俗性和無注性。一般說來,與其他文學翻譯形式一樣,影視翻譯中的文化因素也是較難把握的。譯者對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確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相關文化因素的理解。譯者若缺乏兩種文化的對比知識,就無從談起對語言文字的正確理解與表達。

如何處理文化差異問題?翻譯界一直有“歸化”和“異化”之爭。持前一種觀點者主張在翻譯時將源語文化有的文化形象換成目的語文化中含有同樣或相似聯(lián)想意義的不同文化形象。比如古希臘的海倫與吉中國的西施,盡管兩者在文化形象上相差甚遠。但兩者所代表的都是絕代佳人。其聯(lián)想意義相同,所以在翻譯中完全可以將“美若海倫”換成“貌比西子”。而持“異化”觀點者則堅持保留源語文化中的形象,認為海倫是海倫,西施是西施,高鼻子,藍眼睛的古希臘美人與淡掃蛾眉,朱唇半啟的古代中國美人決不能混為一談。其實,歸化與異化,各有利弊。歸化的長處在于,經歸化處理過的譯文,其文化形象都是譯文讀者所耳熟能詳的,讀來地道,生動,不會給讀者帶來任何理解上的困難:然而歸化也有其弊病。“它是以把文化中的異質成分轉化為另一種文化中人們所熟知的內容,并犧牲了大量附載信息為代價的。人們閱讀完全采用歸化法翻譯的作品,嚴格說來只是對本國本民族文化的一種溫習。而已失去了了解和欣賞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意義。異化的缺點在于異質文化的介入使譯文晦澀難懂,加重了讀者的負擔:但也有好處,那就是將新鮮的文化因素引入了目的語文化。”擴大了目的語文化的含量。給讀者以原汁原味的感受,增長了讀者的知識。比如英語中有一句俗語“throw straws against the wind”,如果采用歸化的譯法,則可以譯為“螳臂擋車”,讀者一下子就明白這是比喻不量力的舉動,很容易理解:如果采用異化的譯法。就是“扔草抵風”,乍一看,讀者肯定茫然不知所云,但多讀幾遍。想象一幅在狂風中拾起一捆稻草以抵擋風勢的畫面。再結合上下文,讀者就會恍然大悟,原來是指“自不量力”啊!讀者在閱讀中所費的時間和精力多了,但從此學到了“自不量力”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因此。在處理文化差異上,歸化和異化。并無孰優(yōu)孰劣之分,采用哪一種方法,應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但主要應取決于兩個因素:1、譯文的讀者。譯文的讀者如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學者,則可以考慮采用異化;如讀者是一般大眾,則最好采用歸化。2、譯文的目的和用途,譯文主要是用來娛樂,宣傳,鼓勵呢,還是學習新的表達方式,了解和欣賞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意義。前者宜采用歸化。后者不妨用異化。所謂“翻譯無定論”也就是這個意思。

在小說等文學翻譯中,譯者還可能利用注解來說明譯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視翻譯中是不可能的。必須讓觀眾一聽就懂。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影視譯者必須充分發(fā)揮其二度創(chuàng)造功能,創(chuàng)造性地將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譯語觀眾與源語觀眾在接受性上和諧統(tǒng)一,又要考慮本國觀眾的接受力。下面我們就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一、片名的翻譯

一部影視作品能否吸引觀眾,好的譯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包惠南指出,影視片名的翻譯“既要符合語言規(guī)范,又要富有藝術魅力,既要忠實于原片名的內容,又要體現(xiàn)原片名的語言特色,力求達到藝術的再創(chuàng)造”。要講求“大眾化、通俗化、口語化和藝術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導視和促銷作用。比如,外國的影視片喜歡用人名和地名或事件發(fā)生的地點作片名,借以突出主人公的形象。而中國觀眾對外國人名和地名感到陌生、拗口。如果直譯,勢必會降低觀眾的興趣。使導視及促銷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經驗豐富的譯者往往從觀眾接受性角度出發(fā),緊扣原片的主題和內容,譯出了既有藝術性又有實用性的片名。如好萊塢影片Julia Roberts 2000年主演的影片Edn Brockvich譯作《永不妥協(xié)》就是耐人尋味的佳譯。影片主人公Erin的執(zhí)著性格和永不妥協(xié)的精神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譯者按字面把片名直譯成《艾琳?布洛克維奇》就不符合我國觀眾的欣賞習慣,不但難以記憶也缺乏藝術感染力。再比如電影Thelma&Louise《末路狂花》、Dolores Claiborne《熱淚傷痕》、Driving Miss Daisy《溫馨接送情》、Few Good Men《義海雄風》等都是中文片名取的不錯的例子,真要照原名翻的話,你會想看一部《賽爾瑪與路易斯》,《桃樂絲?克萊彭》,《接送黛絲小姐》或者《難得的好人》的電影嗎?的確,成功的片名是招牌。往往對整個電影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由于文化背景差異以及審美觀念的不同,有些英美觀眾可以心領神會的片名直譯過來會令中國觀眾十分費解。如影片They,原片名對中國觀眾來說毫無吸引力可言,甚至莫名其妙。而譯名《惡夢纏身》無論從藝術性還是市場效應顯然比譯成《他們》更勝一籌。美國電影Marvin's room如果按字面翻譯成《馬文的房間》則顯得很平常。譯者獨具匠心把片名譯成《一切從心開始》,與影片內容十分貼切,令人回味無窮。

二、對白的翻譯

在《阿甘正傳》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車上認識。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邊,從此兩人成為好朋友。阿甘獨白了這樣一句話: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如果采用直譯的譯法。則譯文為:

從那天起,我們總是在一起。珍妮和我 就像豌豆和胡蘿卜一樣。她教我爬樹。

在歐美國家中,豌豆和胡蘿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湯中總會有這兩樣東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兩個人關系親密。對于西方觀眾來說,這個比喻很恰當也很形象。觀眾由此得到了語言上的審美享受。然后翻譯后的語言不僅不能使中國觀眾得到一定的審美享受,而且還造成了觀眾理解上的困難,這種困難正式兩國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在此,我們不妨采用歸化法,將“象豌豆和胡蘿卜一樣”改譯成“形影不離”這樣譯,既使觀眾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語言的生動性。

我們再來看影片《聞香識女人》中的一段對白:

Sli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施雷德中校:那麼,你到這個狗屁小鎮(zhèn)來干什麼?

查理:我。我來博德學院讀書。

Sparrow-fart如果直譯,就是“雀屁”。漢語中沒有這樣的表達方式。事實上,表示對某事物的不屑,漢語中常用的粗話是“狗屁”,因此在翻譯時我們進行了形象的更換。雖然語言不雅,但卻保留了原文的風格,對表現(xiàn)片中上校故作粗魯無理的態(tài)度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英國電影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風流》里的一段臺詞:

Peter:Oh?This?Well,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Yes,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Prying eyes annoy me.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Err.maybe not as thick 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耶利戈城墻,比不上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

“耶利亞城墻”“約書亞”這兩個詞語均與《圣經》故事有關,而大多數中國觀眾對西方宗教文化是比較陌生的。為使中國觀眾理解這些詞語在語境中的具體含義。使原文涉及的文化因素盡可能清晰的傳達給觀眾。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對這段文字采取詮釋法翻譯。做如下調整: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像《圣經》中的耶利戈城墻,雖比不上以色列的軍長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

經過這樣的潤色,觀眾不禁了解了這些“典故”的出處。增強了文化內涵在觀眾認識理解中的清晰度。

《傲慢與偏見》中有這樣一句對白:

Mr.Darcy:lf the dragon returns,then,George will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達西先生:那惡龍要再來,降龍將軍自有辦法。

這里的“dragon”指的是剛剛追著莉齊跑的在片中被班奈特先生譏諷地稱為“一個非常罕見的寶貝”的令人討厭的柯林斯先生,而“George”是達西先生風趣地用來指代自己的,來表達自己愿意而且有能力幫助莉齊擺脫和對付難纏的柯林斯先生。這兩個詞分別譯為“惡龍”和“降龍將軍”是歸化翻譯。“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傳說中邪惡的怪物,而不是幾千年中國龍文化中的龍。但兩者也有相通之處,如形象怪異,本領很大等。“George”在這里并不是一普通男子名“喬治”,而是西方文化傳說中的那個圣人。曾英勇地殺死“dragon”從而救出利比亞國王的女兒。

因此,把“dragon”就譯成“龍”會使中國觀眾錯誤地有各種聯(lián)想,不明其意:而“惡龍”則點明了該名詞貶義的指稱。同時。“George”譯成“降龍將軍”也明確了“dragon”和“George”之間的對立關系,讓中國觀眾能即刻領悟達西先生英雄救美的殷勤意思。當然,英語文化中關于“dragon”和“George”的經典傳說則無法傳遞給中國觀眾了,因為影視翻譯沒有注解。

又如我們經常會在翻譯中碰到如“他犯了第七誡”這樣涉及西方文化背景的句子,中國的普通觀眾對此往往不明白。如果這句話出現(xiàn)在小說中,譯者可以在句子旁邊加上注釋,輔助說明“第七誡”是指基督教“十誡”中的一條“不可殺人”。電影配音中,受到對白口型的制約,根本無法加注說明。翻譯時如照劇本直接翻譯觀眾很難理解其真正含義。鑒于此。譯者應取掉“第七誡”的源語詞匯,保留其內涵意義。把這句話直接翻譯成“他犯了殺人罪”。

篇4

[關鍵詞] 影視翻譯;文化差異;原則

一、引 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影片陸續(xù)進入中國,譯制片的觀眾不斷增加。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好萊塢大片的涌入,譯制片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陽春白雪”,而成了雅俗共賞的大眾娛樂品,觀眾如雨后春筍般陡然劇增。涵蓋了不同的年齡層次和文化層次。從七八歲的小朋友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從文化程度極低的文盲、半文盲到學富五車的大學教授,都能在觀眾中找到。觀眾的大眾化分布首先必然要求影視語言的大眾化,也就是淺顯通俗。其次,影視節(jié)目的目的是什么呢?電影電視節(jié)目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提供資訊、傳授知識,開拓眼界,促進了解,是多功能的現(xiàn)代化媒體。那么如果問及影視節(jié)目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答案應是“娛樂”。當人們經過一天的辛苦勞作之后,回到家打開電視機,或坐進電影院舒適的坐椅中,目的就是“娛樂”。通過娛樂放松身心,消除疲勞。

二、影視翻譯的原則

1 譯文語言通俗易懂

譯文語言若是晦澀難懂、矯揉造作,肯定會導致觀眾失去興趣。所以翻譯時要通俗一些,讓觀眾看起來明白易懂。當然,易懂并不等于粗糙,并不等于平淡無力。要采取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即適合觀眾的欣賞習慣。如電影片名Hamlet譯為《王子復仇記》就比《哈姆雷特》好,因為前者更適應廣大的觀眾,照顧到了沒有接觸過英國文學的觀眾;Gone with the Wind譯為《亂世佳人》也頗為傳神。“亂世”交代故事發(fā)生的背景,“佳人”又點明了影片的女主角,形象地展示出女主人公的坎坷的經歷。1995年榮獲奧斯卡6項大獎的經典影片F(xiàn)orrest Gump被傳神地譯為《阿甘正傳》,而不是音譯為《福雷斯特?甘普》,就是一個很好的中西文化合璧的范例。譯名借用魯迅的《阿Q正傳》點出這部電影是人物傳記題材,“甘”出主人公的姓氏。更為巧妙的是,“阿甘”這個中國式的親切稱呼極易上口,深人人心,以至于影片獲獎已過去10余載了,無數觀眾仍記憶猶新,為之津津樂道。再如2002年上映的Spider―Man,在臺灣翻譯為《蜘蛛人》,筆者認為就沒有大陸的《蜘蛛俠》來得傳神。這個“俠”字為西洋漫畫增添了一分中國的俠士義氣。而2003年全球火爆一時的美國好萊塢大片Catch me if you Can在中國卻遭遇了令人大跌眼鏡的票房慘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片名的翻譯卻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這部影片在國內的譯名是《我知道你是誰》,不但讀起來拗口,而且作為一部主要講述FBI捉拿通緝犯的懸念迭出的偵探片的片名,卻顯得語氣平淡,氣勢薄弱,根本無法先聲奪人,引人入勝。大部分觀眾一看片名并不知道“你是誰”,故而理所當然地影響了票房收人。有人評價說,其片名的直譯《有本事來抓我》或許都要略勝一籌。而比較一下這部電影在港臺地區(qū)和海外的其他譯名,如《逍遙法外》《智抓雙雄》《神鬼交鋒》《貓捉老鼠》等等,就不難體會到電影片名的翻譯在技巧和原則上都是個耐人尋味的話題了。

因此影視劇的語言要盡可能地通俗一些,當然,“現(xiàn)代漢語里通俗化的語言有著極其豐富的表現(xiàn)力,它能反映簡樸的思想,也能表達復雜的情感,關鍵在于能否使之生動活潑、準確自然。”

2 情節(jié)銜接順利通暢

電影是一種視、聽綜合藝術,畫面對語言可以起一種補充作用,因此譯者在翻譯時并不需要十分忠實于源語語言,缺失的信息部分可以由畫面所負載的內容進行補充。有時候由于畫面的制約,譯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變通的手法,使得對話與畫面吻合。

比如在《角斗士》一片中,一開始,Maximus正率領他的部下準備與蠻族一戰(zhàn)。他的部將Quintus正在部署戰(zhàn)斗前的準備工作。

Quintus: Load the catapults, infantry form up for advance,archers ready.

Chief archer: Archers?

Centurion : Nook !

Archer: Nook.

昆塔斯:投石器上好彈藥!步兵排好前進隊形,弓箭手準備。

總弓箭長:弓箭手?

百夫長:搭箭!

弓箭手:就緒!

對話中的兩個nock有不同的隱含意義:前者是百夫長在傳達上級的命令,指揮士兵把箭搭上弦,后者是弓箭手的回答,意思是已經按照命令把箭搭上弦了。如果直譯為“箭已上弦”,則從聽覺效果上來說,不如nook一詞來得干脆。其時畫面上閃過一排排弓箭手箭已上弦、蓄勢待發(fā)的畫面,因此譯者把“箭已上弦”這個具體的回答改成“就緒”,只有一個詞,和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緊張氣氛相吻合,同時也體現(xiàn)了軍人的一種干脆利落的作風。至于“就緒”的具體內容,觀眾一看畫面便知道了。

3 文化差異的處理

但是,我們使用歸化的方法翻譯時要掌握好尺度,因文化差異所造成理解問題的部分,我們應采取歸化的方法。在《阿甘正傳》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車上相識,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邊,從此兩人成為好朋友。阿甘獨白了這樣一句話: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tught me how to climb,如果采用直譯的譯法,則譯文為:從那天起,我們總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蘿卜一樣。她教我爬樹。

在歐美國家中,豌豆和胡蘿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湯中總會有這兩樣東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形容兩個人關系親密。對于西方觀眾來說,這個比喻很恰當也很形象,觀眾由此得到了語言上的審美享受。然而翻譯后的語言不僅沒能使中國觀眾得到一定的審美享受,而且還造成了觀眾理解上的困難,這種困難正是兩國物質文化上的差異所帶來的。這種情況下直譯顯然是不可取的,如果改譯為“形影不離”。中國觀眾對“形”和“影”的關系非常熟悉,因為在漢語中有很多相關的成語,如形影相吊、形單影只、形影相隨。這樣譯,既使中國觀眾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語言的生動性。再如英國電影《魂斷藍橋》一開始,有這樣一段畫外音:

Announcer’sVoiee:Atll:15 this morning,the PrimeMinister,speaking t0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Street 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廣播員的聲音: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fā)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

此例忠實地譯出了原文的字面層意義。但對“唐寧街10號”這一隱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補充說明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觀眾會茫然不知所云。大多數中國人知道白宮是美國總統(tǒng)的辦公地方,但知道唐寧街是英國首相辦公的地方的人并不多,因此如果加上幾個字變成“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lO號――英國首相府邸向全國發(fā)表了講話……”中國觀眾就比較容易接受了。

Kitty:Oh,take no notice,The old dragson make her writethat,

凱蒂:你別在意,是母大蟲讓她這么寫的。

以上例子中,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造成了翻譯中的困難。因為。在中國文化中,“龍”是皇帝的代表,是尊貴的象征,整個中華民族都是龍的傳人。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一種會噴火的兇猛的野獸,是“邪惡”的象征,它在原句中指代“夫人”,把它翻譯成“母大蟲”顯示說話人對她的厭惡。所以這時我們只能選擇中國觀眾所能接受的文化意象來進行影片翻譯。

而對于觀眾比較熟悉的文化知識,翻譯時應盡量保留原文的語言及文化特色,適當納入西方文化。因為影視片是文化交流的渠道,通過影視片的欣賞,觀眾可以感受到異國風情和他們所特有的習俗,從而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如:在美國電影JFK《刺殺肯尼迪》中檢察官Jim Carrisan有旬臺詞“We’ve au become Hamlets in onr country…”其中的Hamlets是中國觀眾都熟知的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其文化內涵觀眾也不陌生,所以翻譯時不必進行變動,可將其直譯,不會影響到觀眾的理解。

又如在《聞香識女人》一片中,史雷德中校和查理在談話,弗蘭斯在外偷聽,被上校發(fā)現(xiàn),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Who’s there?That little piece 0f tail!Get out 0f here[Yeah…can’t believe they’re my blood,IQ of slogs,and themanner of bansees,

誰在那兒?那個小尾巴!滾出去!不能相信這是我的骨肉。又蠢又囂張。

Bansee是愛爾蘭民間傳說中的報喪女妖,女妖的出現(xiàn)或是夜間聽見其哀號慟哭者表明親屬中有人要死去。Thenlanner 0f bansees意指舉止囂張、粗魯。像這樣一種民間傳說中所特有的形象是不太可能找到相似的替代形象的,如果勉強用中國民間傳說中的牛頭馬面、閻王之類的形象來歸化,不僅令觀眾產生滑稽可笑的感覺,而且也沒能傳達出原有的聯(lián)想意義。這時我們將源語的聯(lián)想含義直接譯出。

三、結論

篇5

(長沙師范學院,長沙 410100)

[摘 要] 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上,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有兩條路徑,一種是直接的影響,一種是通過對兒童的文化化形成兒童文化,間接影響兒童教育的生態(tài);微觀上,都市文化涵括了都市物質文化、都市制度文化和都市精神文化,這三者在微觀層面上對兒童教育的發(fā)展趨向、存在形態(tài)有著重要影響。對不同歷史階段都市文化中的兒童教育進行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古典都市文化表現(xiàn)出權威化的文化形態(tài),其兒童教育方式表現(xiàn)出顯在的壓迫性控制,其教育目的是培養(yǎng)鑲嵌在這種文化秩序中的“小大人”;現(xiàn)代都市文化表現(xiàn)為民主型的文化形態(tài),其兒童教育方式表現(xiàn)出隱匿的規(guī)訓性,兒童被發(fā)現(xiàn)并確立了主體地位,其教育目的是培養(yǎng)現(xiàn)代社會的“公民”。

[

關鍵詞 ] 都市;兒童;文化;教育

一、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

都市是人類的一種生活空間,相對鄉(xiāng)村而言,通常等同于“城市”的概念,指以非農產業(yè)和非農業(yè)人口為主,具有經濟、政治、文化功能,兼有資源、交通等便利條件,代表了較為先進的生產力、文化、科技發(fā)展水平的居民聚集空間。從文化是人類區(qū)別于動物的特有活動來看,所謂“都市文化”即是在都市環(huán)境中生產和消費的、由都市物質與精神符號形態(tài)承載的、具有強大輻射力和影響力的現(xiàn)代性文化。在當代社會,都市文化正日益成為一種強勢的社會主流文化,正日益深入到兒童的具體生活之中。

(一)宏觀影響

首先表現(xiàn)為都市文化——兒童——兒童教育的作用路徑,即都市文化以兒童為中介對兒童教育產生影響。在都市文化中生長的兒童會逐步形成一些基于都市文化的思維方式、認知模式、行動方式。這些行為是兒童接受教育的基礎,也為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凝聚于兒童身上的對象性文化因素。與此同時,都市文化還對兒童教育直接起作用。這主要是由扎根于都市文化的制度文化通過顯在的方式規(guī)限的。如康德所說,“能夠對人提出的最大、最難的問題就是教育。由于見識取決于教育,而教育復又取決于見識,故教育只能循序漸進,只有通過一代人將其經驗與知識傳給下一代人、由這一代加以改進后再傳給下一代的方式,才能產生出正確的關于教育方式的概念。這一概念以偉大的文化和經驗為前提,因此很晚才得以出現(xiàn),我們自己對它的認識也并不純粹。”文化和教育具有天然的聯(lián)系,二者互相依存,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與此相同。

(二)微觀影響

在廣泛的意義上,兒童所處的環(huán)境、所面對的人、以及在人與環(huán)境的互動中生成的事件共同構成了兒童的教育生態(tài)。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生態(tài)中,兒童得以在天性的基礎上,經由文化熏陶而逐漸成長。都市文化以其物質文化的顯在和可觸摸性為兒童的教育提供物質條件,如公園、游樂場、文化宮、博物館等物質形態(tài)文化;以其制度文化的規(guī)范性為兒童教育提供方向、組織基礎以及政策支持,主要表現(xiàn)為國家的教育方針、兒童教育制度(學制)和各種教育政策對兒童教育的規(guī)范作用;以其精神文化的緘默性和:價值性內在地規(guī)限著教育的內容,引導著兒童教育的價值追求和審美趨向。具體而言,都市精神文化以其特有的知識形態(tài)影響著兒童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以其特有的價值規(guī)范影響著兒童教育的價值追求;以其特有的藝術影響著兒童教育的審美情趣。

二、都市文化的變遷對兒童教育的影響

(一)古典都市文化與兒童教育

以農業(yè)文明為基礎的古典都市文化在歷史上經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國古代的城市文化是其典型的代表。伴隨著制度的變遷,中國古代都市化經歷了邑制都市時期和縣制都市時期,具有濃重的政治文化特征。都市的建造都經過縝密的設計,遵循嚴格的規(guī)制,在各方面都表現(xiàn)出恢弘的氣派和皇權至上的思想。“國王占據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體的磁極,把一切新興力量統(tǒng)統(tǒng)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區(qū)來,并置諸宮廷和廟宇的控制之下”。這一時期,中國的都市大多呈現(xiàn)四邊形的城郭和棋盤狀的城區(qū),并“始終以一種世俗政治權力中心的威嚴面目出現(xiàn),體現(xiàn)了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統(tǒng)治的至高無上”。這種都市文化對都市兒童教育有著深刻的影響。

中國古代都市的文化機構和設施比較發(fā)達,太學、書院等大學機構發(fā)展相當充分,相關的文獻和資料也留世較多,但卻很難找到直接表述古代都市兒童生活的文獻,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敦煌出土文獻,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教育兒童的道德規(guī)范,是當時社會普遍認同的‘好孩子’的標準。在這一知識背景下,我們看到的是被模式化了的‘高大全’式的兒童,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歡樂與幸福,卻被忽略了,以至于我們今天再來追尋這一童年的足跡時,既缺少這方面的文字記載,更缺乏圖像方面的資料。”這種狀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兒童在古代都市那些值得書寫的社會生活中的缺位和成人對兒童地位的輕視。不過,古代的兒童詩、嬰戲圖以及零星的關于兒童的文獻敘述,還是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據這些材料來看,古代都市兒童沒有專門的游樂場所,那時的兒童通常在門前屋后的空曠處玩耍,也沒有專門的游戲設施,但取材于生活的玩具形式多樣;正規(guī)的兒童教育場所則常常規(guī)規(guī)矩矩,配備了桌凳、教鞭等教學設施,但無配套的活動和游戲場所。

在教育制度上,古代都市的教育學制中很長時間沒有初等教育的實施機構,直到清代才有所發(fā)展,初等教育多由私塾、蒙館、社學等民間機構承擔,其中社學多是鄉(xiāng)村的基礎教育機構,私塾、蒙館承擔了都市的兒童教育。在教育內容上,也多被當時的忠孝倫理所滲透,兒童的精神發(fā)展從一開始就被嵌入封建倫理的位序之中,如吃飯時“婦女兒童必須等在后面吃”;“在私塾中規(guī)章極為嚴酷。塾師為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除對學童授課外,與學童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猶如一尊菩薩,把學生成天禁錮在私塾里苦讀經書。”這種權威型的文化形態(tài)和壓迫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了諸多“少年老成”的孩子,其實質是把孩子當作小大人,使之很早就能被嵌入現(xiàn)有的社會秩序之中。

(二)現(xiàn)代都市文化與兒童教育

篇6

開況的調查報告

歷史文化名城是歷史的記錄與再現(xiàn),是民族最寶貴的資源之一。保護并開發(fā)好歷史文化名城,是一個永恒關注的話題。**作為我市唯一一座擁有近千年歷史的省級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委、縣政府立足全縣經濟發(fā)展的新階段、新特點,做出了“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加快歷史文化名城建設”的重要決策,這也是__作為欠發(fā)達地區(qū)促進社會經濟跨越式發(fā)展,推進城市化進程的一項重大舉措。為此,針對惠民古城遺址及歷史文化的現(xiàn)狀進行了專題調研,并就如何做好古城保護開發(fā)提出了幾點建設。

一、燦爛的文化有待于進一步挖掘

**歷史悠久,秦朝置縣,北宋筑城,____年來,歷為郡、州、府治所,專署駐地。歷史文化資源是**的巨大財富和榮耀,是加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不竭動力和源泉,也是應對區(qū)域綜合實力激烈競爭的王牌和優(yōu)勢,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還沒有得到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

一是歷史文化源遠流長,但保護粗放,破壞嚴重。在惠民這塊豐饒的土地上,產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和彪炳史冊的歷史人物,遺留下了難以計數的歷史遺存。縣境內發(fā)現(xiàn)的古文化遺址近處,有__莊園、__遺址等文物保護單位余處。**館藏文物豐富,現(xiàn)存文物余件,其中國家珍貴文物余件。__博物館以文物的藏量之豐、品位之高位于全省的前列。但由于歷史欠帳等多種原因,**歷史文化遺存的現(xiàn)狀及保護所面臨的形勢不容樂觀,縣內文物古跡或自然毀壞或人為破壞,多數已不完整,有的已蕩然無存,一些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甚直被占作他用,使最直觀、最有說服力的歷史見證失去了價值,確認歷史文化名城資格的重要證據正在逐步消殆。

二是名人先賢輩出,但研究有限,囿于民間流傳。**被稱為__故里,__兵學文化是__一條清晰的文脈,在近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還孕育了戰(zhàn)國名將__,西漢著名文學家__,隋朝大畫家__x,元初雜劇家__x,明御史李俊,著名女詞人邢慈靜,清朝名臣李之芳,近現(xiàn)代鐵路工程師陳西林,著名生物學家__x等。在時期,__是__區(qū)黨政軍機關駐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__、__、__、__等都曾在這里生活戰(zhàn)斗過。諸多先賢,業(yè)績輝煌,留下了眾多膾炙人口的佳話美談。近年來,**充分挖掘__兵學內涵,建設了__故園和__兵法城等一批紀念性建筑,并成立了__文化研究院,舉辦了三屆__文化旅游節(jié),初步打響了“____故里,歷史文化名城”品牌,但__對其他歷史文化名人研究涉及很少,諸如關于清朝__功臣、文華殿大學士__x的軼聞軼事很多,他的府第也只是在期間才被毀。其他像__x爬堂、大明英烈等也在民間廣為流傳,卻也僅限于在民間流傳。

三是民間藝術豐富多彩,但后繼乏人,處境尷尬。__是__民俗文化典型地區(qū),民風淳樸、民俗文化底蘊深厚,被稱為中國三大書會之一的__燈節(jié)書會,具有傳統(tǒng)地方特色的__鎮(zhèn)木版年畫,樸實傳神的__泥塑,相聚不衰的__x廟會,無不散發(fā)著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此外,舞龍耍獅、高蹺旱船、花鼓秧歌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歌舞常年活躍鄉(xiāng)村。但由于外來文化、現(xiàn)代文化和商品文化的沖擊,民間藝術作為一種手耳相傳的藝術,藝人隊伍整體老化,部分藝術面臨失傳。“__張朝南門,家家戶戶擺泥人”曾紅火一時,但如今__張村余戶人家中,能夠堅持靠這門手藝吃飯的越來越少,去年制作泥塑的人家還有近戶,而今年只有戶了;__鎮(zhèn)的木版年畫也只有__x一人苦撐門面,其他的民間藝術處境也十分尷尬。

二、千年古城現(xiàn)狀堪憂

根據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惠民就有先民活動,自秦始皇東巡設縣以來,歷為州府治所,因其“南控__、北扼__、東瞰__,西俯__”的戰(zhàn)略地位,使得__歷為兵家必爭之地。于是北宋徽宗崇寧元年(____年)由工部尚書牛保親自督修__古城。宋以后,歷代統(tǒng)治者先后次投資對城墻加固維修。古城總體建筑嚴格按照里坊制度建置,衢衡有序、經緯分明。城內建筑排列有序,樓臺、殿閣、廟宇遍布城內各個角落。曾有過的古跡,明代以前的已不可考,明代以后的尚有案或有跡可查,著名的有:兩府邸(明漢王朱高煦府邸、清李之芳閣老府邸)、兩衙(府衙、縣衙)、三臺(文臺、武臺、鳳凰臺)、八閣(白衣閣、大士閣、玉皇閣、金星閣、九圣閣、魁星閣、北極閣、鎮(zhèn)武閣)、縣八景(圣殿松濤、鳳臺柳色、臺星朗耀、魁閣晴輝、蹕嶺朝云、鏡湖秋月、北泊秧歌、秦堤樵唱)、十二沖樓(東城門樓沖西城門樓、南城門樓沖鼓樓、北門城樓沖紅樓、城隍廟內的鐘樓沖鼓樓、城隍廟內的戲樓沖寢樓、關帝廟內的鐘樓沖鼓樓)、“十四名剎”(文廟、許公祠、閣老祠、雙忠祠、三學大寺、關帝廟、宴公廟、三皇廟、藥王廟、孫武廟、泰山行宮)等。

這些早期的建筑經過戰(zhàn)火、浩劫和新時期城市建設等原因,絕大多數已不復存在,古城內殘存的僅有宋城墻的斷壁殘垣、較為完整的繞外城護城河和漸被蠶食的海子,古城遺址現(xiàn)狀堪憂。

(一)千年古城墻僅剩殘垣斷壁。據**志記載:__城始建于宋崇寧元年,由工部尚書牛保親自督修,工程規(guī)模巨大,歷時年建成。當時的城墻南北米,東西米,墻高米,城墻周長米。墻體用石灰、粘土、糯米混合層層夯打筑成,只是到了明末清初時才用當地燒制青磚包砌而成。建成后的城墻高大結實,巍峨險要。城墻四周建有南、北、東、西四門,各設甕城和城門樓。甕城的內外城臺上分別建有城樓和箭樓,城墻頂部兵器設備有刀、槍、劍、戟十八般兵器,還有雷石和火炮,儼然是一座完整的軍事城堡。

城垣建筑是軍事城防文化的載體,進入民國以后,隨著科技發(fā)展,冷兵器逐漸被熱兵器所代替,城垣作用日漸削弱,城墻年久失修、風化倒塌、人為破壞,原城墻南面、東面南段已修為柏油路。現(xiàn)只剩下東北和西北兩處殘垣斷壁(東北角一段,南北長米,東西長米;西北角一段,東西段長 米,南北段長米,殘存墻體高米左右),滿目瘡痍,一派荒涼景象。

城墻四周的建筑已不存在,縣政府于____年重新修建了魁星閣。雖然其規(guī)模和形制無法與原來比擬,但也成為宋城標志性建筑,使來往的游人能多少看到惠民古城的遺韻。

(二)護城河遭受嚴重污染。宋建城時,城外護城河繞城一周,河道總長米,河寬米,水深米。河外不遠處是護城大堤,綿延余里。現(xiàn)在護城河環(huán)繞古城之外,依然全部存在,水系保存基本完好,東西長約米,南北長約____米。**于____年、____年分兩次對東、北護城河進行了疏浚、治理。通過疏浚清挖,兩岸植樹綠化的護城河,與殘存的城墻相得益彰、相互印證,這種景致在國內已非常罕見。

現(xiàn)在的南護城河和西護城河南段還沒有治理,寬窄不等,平均米左右,河水污染,雜草蘆葦叢生,河邊堆滿了垃圾,一到夏天河內污水熏的人們透不過氣來。仍然是垃圾場、污水河、蚊子的滋生地。

(三)曾遍布全城的海子正在逐步被蠶食。據__史料記載,__古城內共有街小巷和海子。眾多的海子,具有儲存水源、防洪排澇、調節(jié)氣候的功用。海子系筑城取土而成,當時取土不是隨意的,而是根據古城建筑里坊建置和營造法式的建筑規(guī)則,確定取土規(guī)劃,然后形成水面,同時也考慮到環(huán)境、城市排水等方面的因素。現(xiàn)在,城內海子部分已被填平,僅存的余處海子也多被污染。在城內現(xiàn)存較大的海子中,只有__故園內的海子,進行了清挖、襯砌治理,成為故園一景,其它海子四周大多堆滿了建筑或生活垃圾,水發(fā)黑惡臭,面積逐步縮小。

三、加快古城保護開發(fā)的幾點建議

歷史是人類靈魂的凝結,豐厚的歷史文化,是祖輩留給我們的一筆豐厚財富。今年以來,**委、縣政府對文化名城保護與開發(fā)給予了高度重視,把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與促進欠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社會跨越式發(fā)展有機結合,以“大文化”思路,市場化運作,積極探索**歷史文化名城建設的新路子。縣政府成立了古城遺址保護開發(fā)辦公室,并通告,把古城墻、護城河、海子周圍劃出了保護性建設控制地帶,設立了保護標志,清理積淤,植被綠化。同時加強對護城河、海子等縣城水系保護管理,采取措施,保護水源,加固和保養(yǎng)河堤,疏通河道,清理淤積,保持水系衛(wèi)生,拉開了古城保護的序幕。但目前還存在古城保護意識不強、依法保護歷史文化資源觀念淡薄、管理保護力度不夠、非物質文化遺產整理挖掘不夠深入、文物保護管理體制不清等問題。

“歷史文化名城”的“特色”保護與開發(fā)不僅是城市建設中一個不可忽略的要素,更是__擴大知名度,發(fā)展文化旅游業(yè)的一張王牌。在今后的發(fā)展中,要堅持正確處理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fā)展的關系,堅持在保護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保護的基本思路,探索一條把昔日文明和當代成就以及大自然之美納入一個整體的城市現(xiàn)代化建設之路。

(一)堅持規(guī)劃先行,科學編制高標準古城保護規(guī)劃。制定科學的規(guī)劃是實施名城保護的前提。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牽扯到各方面的利益,沒有相應的管理制度和強制力進行約束,是很難得以落實的。為此,應遵照國家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有關規(guī)定,在廣泛征求社會各方面意見和專家建議的基礎上,編制詳實的古城保護規(guī)劃。規(guī)劃突出__文化和兵城、水城的特點,將古城保護開發(fā)規(guī)劃納入城市建設總體規(guī)劃,并與旅游發(fā)展規(guī)劃銜接,同時明確《規(guī)劃》實施主體、管理單位、責權范圍,使保護規(guī)劃能真正落到實處。

(二)堅持保護第一,搶救性保護現(xiàn)有文化遺存。**已列入國家級、省級、市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處,每年需要大量的修繕和管理資金。作為省市重點幫扶的欠發(fā)達縣,__很難一下子協(xié)調大量資金,但歷史文化遺存是先輩們用血汗智慧創(chuàng)造的寶貴財富,保護并傳承好它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目前,當務之急是按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原則,對現(xiàn)有文化遺存進行保護。根據古城保護規(guī)劃劃定保護區(qū),并設立醒目保護標志,落實保護措施,盡可能避免新的破壞產生。

(三)堅持多元化融資,市場化運營豐富的古城文化遺產。保護歷史文化名城是一項高投入的公益性系統(tǒng)工程,必須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原則,多渠道籌資。歷史文化名城建設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要充分發(fā)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把名城建設作為城市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規(guī)劃編制、項目立項、資金安排、政策調節(jié)上給予充分考慮,通過社會捐資、股份籌資等多種形式,廣泛動員社會資金參與古城建設。應采取招商引資等多種形式籌措資金,按規(guī)劃要求對古城墻遺址、周邊遺跡和城內標志性遺跡進行修復,建設古城墻景點,與孫子兵法城連為一體,形成旅游景區(qū)。同時,將部分古跡景區(qū)委托企業(yè)運營,以實現(xiàn)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篇7

好的營銷管理方式同樣重要。營銷管理方式是從實踐中來的,它背后是文化。

歐洲文化創(chuàng)造了歐洲的制度。比如立頓紅茶的文化提倡“從茶園直接進入茶壺”。立頓茶在世界五大洲市場占有率達40%~60%,雖然進入中國市場時間不長,但是立頓茶年銷售額依然達數十億美元,一個品牌全年利潤額就超過我國茶葉的出口總值。立頓的成功營銷在于突破“慢銷”,全面打開了茶品的現(xiàn)代化通道,“橫”著做茶,把各個品種當成品味,讓消費者方便、快捷、經濟、衛(wèi)生喝茶。管理方面,歐洲人信基督教,講究人有原罪,認為人的一生要不斷洗刷罪惡,要靠制度約束;標準化、規(guī)模化、模式化、講求效率和層次化為特點,也是他們最早提出來并實施的。

中華文化創(chuàng)造了中華制度。中華茶文化是中國制茶、飲茶的文化,中華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質文化層面,還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層次;深入中國的詩詞、繪畫、書法、宗教、醫(yī)學。從營銷的角度通俗理解,是“豎”著做茶,如:安溪就做鐵觀音,在杭州就做西湖龍井,在云南就做普洱茶,每個品種、每個品牌,從百十元到上萬元一斤的茶都有得賣,消費者不能區(qū)分這些品牌代表的到底是高端還是低端,不用說品牌內涵了。多數中國茶企選擇了在大力渲染中國的飲茶文化,講茶道、比茶藝,慢節(jié)奏的“茶道”與現(xiàn)代生活聯(lián)系較少,有的甚至嚴重遠離了百姓的生活,這個是需要改進的。中國傳統(tǒng)思想遵從儒釋道,講人性本善,認為人的動機要靠情義來激發(fā),要施行仁政,做事情要講究人情世故;或許,缺乏統(tǒng)一的標準,中國7萬家茶企不敵一家英國立頓!

篇8

【關鍵詞】詩歌;女性;文化差異

艾米莉?迪金森和李清照分別是中西方杰出的女詩人,一位是美國浪漫主義時期與惠特曼齊名的偉大詩人,被推崇為20世紀意象派詩歌的先驅;另一位是我國南宋著名的婉約派詞人,詩詞清麗明快,委婉含蓄,以“易安體”在我國文壇上獨樹一幟。作為中西文壇上兩顆耀眼的明星,由于她們生活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深受各自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因此她們在情感表達、愛情和婚姻觀方面都有所不同,這實質也是中西方在傳統(tǒng)文化上的差異。

一、情感表達方式的不同

艾米莉?迪金森的詩歌在愛情的表達上真摯、熱烈而又坦誠。迪金森所處的時代正值美國的鍍金時代,受歐洲文化思潮的影響依舊很嚴重。西方受中世紀騎士風的影響,強調在愛情中實現(xiàn)人生,再加上女性所受的教育普遍較高,所以,西方女性在對待愛情方面尤為直率和坦誠。盡管迪金森終身未嫁,但是從她的書信和詩歌中可以看出,她對愛情的渴望和追求始終存在,并敢于毫無保留的表達出來。不同于中國文化的含蓄,迪金森在詩歌中大量使用第一人稱直抒胸臆。她的詩有超過150首是以“我”開頭的,反映了她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對愛情表達的熱烈、真摯。詩歌《如果你在秋天到來》中,詩人以第一人稱的手法,大膽的述說少女的相思、無奈和期盼心上人到來的熱烈情懷。“如果你在秋天到來,我將輕拂夏日而過,半帶微笑,半帶棄絕,如家庭主婦把蒼蠅撲捉。…… 如果只是延至數個世紀,我愿扳弄手指度日數數,逐日遞減,直到它們全部掉入,塔斯馬尼亞島嶼的土地。如果確定無疑,當今生度完,它應屬于你和我,我愿把它,像果殼,扔向遙遠,去到來生把你贏得,而目前,日期遙遙,等待無期,天各一方,像妖蜂,使我傷痛不已,無法忍受,就如刺蟄之疼。”最后,詩人把自己所忍受的痛苦比作妖蜂在折磨著自己,使得詩歌所表現(xiàn)的情感熱烈、真摯, 讓讀者感同身受。

與迪金森不同,李清照作為一位傳統(tǒng)的中國女性,在愛情的表達上是含蓄、羞怯和婉轉的。在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束縛下,中國古代女性深鎖閨中,與世隔絕,從小接受婦德和三綱五常的教育,往往將對愛情的渴望深藏心底,在婚姻上只能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便如李清照這類知書識字的女性可以借助詩詞來表達愛情,但也多是寫閨情幽怨的,風格含蓄而羞怯。李清照的一首《一剪梅》就婉轉地描寫了女子等待戀人時的暗自神傷:“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再如李清照在《蝶戀花》中表達的對夫婿的思念之情“暖日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這首詞描寫的是冰雪消融的初春,風和日麗,柳枝漸漸露出翠綠的嫩芽,就像沉睡的人睜開的眼睛,淺紅的梅花如同少女嬌羞的臉頰。在這萬物復蘇的春天,自己也春心萌動,但又能與誰分享詩情濃意呢?孤苦中,忍不住淚流雙頰,弄殘了粉妝,沉重了花鈿。新穿的春衫雖是金縷縫制,卻無人欣賞,自憐中,顧不得枕頭會損失美麗的頭飾,斜倚著枕頭,懷中濃濃的愁緒進入了夢鄉(xiāng),卻好夢何在?深夜起來,剪弄著燈花,希望燈花爆結,喜事來臨,然而喜又從何來?此時正值其夫婿仕宦在外,李清照獨居青州,思念之際寫成此詞,詞人由景入意,借景抒情,把其春閨之怨,思夫情表達得淋漓盡致,然而卻非直白地抒發(fā)思念,而是含蓄內斂,委婉道來。

二、 婚姻家庭觀的不同

西方社會中,主張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盡管依然存在男尊女卑的現(xiàn)象,但女性在婚姻和家庭觀念上,注重個人獨立和自主選擇婚姻的權利。迪金森在詩歌中就盡情地表白自己的愛情,及對異性和家庭的渴望,情真意切,真摯感人。從中少女找到愛情婚姻的喜悅,到中為人妻時還要求擁有平等的權利:“我是妻子,我已不再是...那另一種境界,我是沙皇,我現(xiàn)在是'女人',這樣安全多了”。迪金森將西方女子在婚姻中追求獨立和平等的思想明確地表現(xiàn)出來,絲毫沒有女性在婚姻中依附于丈夫的思想。

中國女性在封建社會中接受的是“三從四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思想,女人沒有自主選擇婚姻的權利,更沒有離婚的自由。對于出嫁的女人來說,丈夫是天,對丈夫的順從是女子的美德,相夫教子是女人的職責,這是傳統(tǒng)文化給女性套上的無形枷鎖。李清照也沒有逃離這一枷鎖的束縛,所幸她的婚姻幸福,婚后與丈夫一起研究文學和金石,把自己全部的愛傾注于丈夫和家庭上。但好景不長,在經歷了國家的離亂后,丈夫趙名誠病逝,頓覺自己孤寂凄苦,哀怨絕望之情油然而生。這在她的《聲聲慢》中最能體現(xiàn),詞中“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七個疊詞如泣如訴,襯托出詞人的凄涼心境;“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表達了詞人失去丈夫的孤苦、悲涼和哀怨;“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更烘托了詞人心境的凄慘。丈夫的離去猶如大廈已傾,家庭的破碎讓詞人難抵秋涼。這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女性對家庭的倚重。這種女性對婚姻家庭的倚重,正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產物。

三、總結

通過對比分析中西兩位女作家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文化背景的差異促使兩位女性在愛情的表達方式和婚姻家庭觀念上皆然不同:迪金森熱烈、直率地呼喚愛情,李清照含蓄、羞怯地品味相思之苦;迪金森堅持女性在婚姻中的自由獨立,李清照反復哀嘆失去丈夫關愛的落寞。這種比較對于我們更加深刻的理解兩位作家的寫作,理解中西文化差異,乃至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合作都是有益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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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成燾. 唐宋詞欣賞[M]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5]鄧喬彬.宋詞與人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篇9

關鍵詞:茶文化;普通高校;教育管理;創(chuàng)新實踐;應用機制

作者:郭文康(西安財經學院,陜西西安,710000)

在當前普通高校大學生培養(yǎng)過程中,完善的文化理念,乃至合理的實踐機制,實際上都是現(xiàn)階段我們做好高等教育人才培養(yǎng)活動的關鍵所在。如果我們對傳統(tǒng)高等教育管理活動的實施狀況進行細致化分析,不難看出,其中存在諸多問題,特別是缺乏人文管理理念,乃至內涵化元素的集中融入,這實際上都制約了現(xiàn)階段高校學生培養(yǎng)活動的有效實施。

1當前普通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活動的不足認知

如果我們對普通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活動的時代特征進行成熟分析,不難看出,由于我們所實施的教學思維缺乏持續(xù)創(chuàng)新和必要完善,從而影響了高校大學生的教育引導和合理培養(yǎng)。當然,創(chuàng)新具體的教育管理活動,也是整個時代人才需要背景下提出的重要訴求。在傳統(tǒng)的普通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活動實施過程中,其中存在諸多欠缺:

首先,整個管理實踐活動中,缺乏必要的文化內涵,尤其是對于教育管理活動本身來說,其核心就是學生,而在學生具體培養(yǎng)時,我們所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心態(tài)的合理引導,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文化心態(tài)。但是,在傳統(tǒng)的高等教育管理機制中,由于缺乏合理的文化融入思維,從而限制和影響了大學生的學習與成長。不僅如此,對于具體的管理活動而言,文化元素的融入,也使得整個教育管理過程,更具有引導價值和人本特色。因此,在當前整個時展背景下,如果想要培養(yǎng)出滿足時展過程中所需要的人才,就必須充分注重文化理念的合理融入與詮釋。

其次,在整個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過程中,缺乏必要的實踐機制,只有讓學生切實參與其中,尤其是融入學生自身的關注點,乃至激發(fā)學生自身的參與積極性,從而實現(xiàn),大學生培養(yǎng)與管理的最佳效果。在傳統(tǒng)的大學生管理時,其首要關注的則是,學生自身的成績,未能構建學生積極參與的管理模式,所以,并沒有形成學生自身積極參與的教學機制。事實上,衡量任何一種教學方案效果的主要標準,在于學生自身的參與狀況,只有學生積極參與其中,才能實現(xiàn)大學生教育管理活動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理想效果。

最后,整個教育管理活動實施過程中,缺乏必要創(chuàng)新與系統(tǒng)化完善,實際上,教育管理實踐活動,在整體推進時,其本身就是一項基于學生特點的活動,所以,無論是具體的教育內容,還是其中所應用的方案,都應該在教學實踐不斷豐富的基礎前提下,予以豐富和完善,所以,只有具體完善,才有可能實現(xiàn)學生培養(yǎng)的理想效果。但是一直以來,我們所實施的教育管理實踐方案中,缺乏必要的文化內涵和價值思維,所以,只有創(chuàng)新教學思維,才能真正有效做好高校大學生的培養(yǎng)。

2茶文化機制的具體內涵分析

茶文化是什么?是一種基于日常生活應用習慣的重要機制。茶文化絕對不是一種普通的文化元素,乃至具體的文化理念,其中所具體融入、包含的精神理念,更多體現(xiàn)為一種大眾普遍認知,所以,更好應用茶文化就極具價值。通過對茶文化與我國文化機制中的本質關聯(lián)進行細致化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茶文化所向我們具體傳達的是一種精神,乃至思維機制。因此,應用茶文化,恰恰是當前我們傳承整個文化體系的關鍵所在。

文化是一種引導,更是一種穩(wěn)定且成熟的狀態(tài),而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中,茶文化元素,不僅是其文化的內涵所在,同時也是一種心態(tài)和價值理念,因此,在當前大學生教育管理與創(chuàng)新推進時,必須從文化元素切入視角出發(fā),尤其是茶文化元素的合理融入,從而在豐富學生管理與培養(yǎng)基礎的同時,融入完善的理念思維,進而實現(xiàn)高校大學生管理與培養(yǎng)的最佳效果。

客觀地看,如果想要做好普通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創(chuàng)新與實踐活動的理想實施,就必須立足學生視角,選擇學生感興趣的內容元素,進而構建整個教育管理,創(chuàng)新實踐的理想效果。在具體制定普通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創(chuàng)新實踐的方案內容時,要充分注重文化內涵的合理詮釋,并且通過融入學生的實踐性理念,從而滿足當前學生培養(yǎng)活動的最佳效果。

當然,對于現(xiàn)在社會大眾的具體訴求來說,文化認知與交流,文化應用與傳遞,正是整個文化體系應用價值的本質呈現(xiàn)。如果我們想要真正做到對傳統(tǒng)茶文化的成熟認知,就必須在立足該文化內涵的重要前提下,優(yōu)化文化思維,深化文化應用。事實上,傳統(tǒng)茶文化在當前背景下,也應該不斷深化,尤其是要具體結合文化應用的時代環(huán)境,創(chuàng)新實踐形式,豐富具體的實踐內容,結合學生主導這一基礎訴求,從而更好滿足高校學生培養(yǎng)的全面要求。

如果我們對茶文化的特性進行成熟界定,不難看到,茶文化在當前仍然極具應用價值。根據茶文化的層次性價值看,文化的多樣性和機制化,甚至是茶文化的時代特點,都是當前我們更好應用該文化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我們在對傳統(tǒng)文化認識與應用時,應該從提升該文化時代應用價值角度出發(fā),特別是嘗試去分析傳統(tǒng)茶文化發(fā)揮時代價值的切入點。當然,結合當前學生培養(yǎng)的整體要求,以及具體內涵看,學生所關注的,更多在于學習興趣的合理引導,以及學習內容的具體豐富。在傳統(tǒng)的高校學生管理過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內涵,從而影響了學生訴求的合理釋放。

3融入茶文化構建普通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創(chuàng)新實踐方案的具體思路

客觀地看,如今時代背景下,對學生培養(yǎng)的要求,也有著明顯性變化,特別是,其更需要學生具備足夠創(chuàng)新意識和人文思維,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實現(xiàn)大學生教育管理活動的最佳效果,就必須注重通過選擇合適的元素內容,結合學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科學化和內涵化構造,從而實現(xiàn)高校大學生教育管理活動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當然,以具體的實踐視角切入,更是能夠為我們豐富優(yōu)化教學機制提供重要支撐和本質化傳遞。

在高校學生管理與培養(yǎng)時,需要注重融入人文理念和科學的思路方式,當然茶文化所融入的內容,不僅是一種文化機制,同時更是價值傳遞的重要詮釋,如果我們想要滿足最佳教學效果,就必須將學生培養(yǎng)納入規(guī)范化的機制之中。事實上,我們不能用普通的“管理思維”來具體看待學生的培養(yǎng)活動,尤其是對于學生來說,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新意識恰恰是當前我們進行學生教育的關鍵與本質。

如今,我們在認知學生培養(yǎng)時,高校所能承擔的責任更多是一種服務、承擔,尤其是服務意識的詮釋與表達,更需要我們從服務視角出發(fā),通過合理融入茶文化的具體內涵,進而實現(xiàn)整個高校學生的最佳培養(yǎng)。凸顯服務意識,詮釋服務理念,才是現(xiàn)階段我們更好實現(xiàn)高校學生教育實踐活動的本質切入點。

實際上,對于當前我們所具有開展的高等教育活動來說,其中所需要融入的內容中,不僅是相關文化理念的融入,更是具體管理思維的合理表達,尤其是對于目前高校學生培養(yǎng)來說,其需要結合當前用人環(huán)境的具體變化,通過創(chuàng)新管理思維,進而讓大學生管理活動,能夠更好匹配用人機制的整體訴求。客觀地看,融入茶文化元素,對普通高校大學生的教育管理機制,乃至實踐方案進行必要創(chuàng)新,其恰恰是現(xiàn)階段我們調整高校管理活動的關鍵,如果我們能夠從文化的理念融入出發(fā),并探究高校學生自身的學習興趣,才能實現(xiàn)學生培養(yǎng)的最佳效果。

篇10

關鍵詞:茶文化;漢語言文學;影響

中華民族有著悠悠五千年的歷史,歷經了多個民族十八個朝代的統(tǒng)治,悠久的歷史賦予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而又源遠流長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元素。茶文化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包含了茶葉種植、采摘、烘焙等過程中延伸出來的藝術,內涵豐富,歷史悠久[1]。在茶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與之相關的漢語言文學也發(fā)生了一定的變化,茶文化的興起,帶動了茶藝、茶詩等語言文化的發(fā)展,而茶文化現(xiàn)象的沒落,則導致某些與之相關的漢語詞匯沒落。

1茶文化和漢語言文學

茶文化起源于中國,已有4700多年的歷史,是在飲茶活動中產生的具有一定精神意義的文化特征,包含著茶道、茶精神、茶書、茶具、茶畫、茶藝等元素。中國是禮儀之邦,講究待客之道,而茶正是我國款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一種物質,從魏晉南北朝起,已有飲茶之風,到隋朝飲茶已成為極為普遍的事,凡客來,必敬茶。漸漸地,茶文化興起,人們對于茶葉、茶具、煮茶等方面的研究不斷深入,演變?yōu)橄冗M的茶文化,飲茶成為一件可俗可雅的平常事。茶文化作為我國文化長河中極具民族特色一個文化元素,其發(fā)展歷程對于漢語言文學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可以說,茶文化本來就是漢語言文學的研究范疇,都是在中華民族發(fā)展歷程中人民的智慧結晶,反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

2茶文化對漢語言文學的影響

2.1茶文化發(fā)展推動了漢語詞匯的發(fā)展

在茶文化演變歷程中,其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在不斷發(fā)展,同時也促進了漢語詞匯的發(fā)展。從物質層面上講,茶葉的品種、種植、制作及相關的器具,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在不斷發(fā)生變化,與之相關聯(lián)的漢語詞匯因此也變得更加豐富,比如說茶葉品種,有西湖龍井、大紅袍、碧螺春、鐵觀音、六安瓜片等。從精神層面上講,茶文化涉及到茶藝、茶禮、茶詩等,這些都大大豐富漢語言文學的內容,為了準確描述茶文化的內容,并且傳達其意蘊,人們創(chuàng)造出來沏茶、品茗、茶話、茶德等詞匯[2]。

2.2茶文化現(xiàn)象的沒落導致漢語詞匯的沒落

在茶文化發(fā)展過程中,舊的文化元素不斷沒落,新的文化元素不斷添加進來,唯一不變的,就是中華民族對于茶的熱愛。在漢語言文學中,文言文和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文字有著較大的區(qū)別,這其實就是時展的特征,文字在不斷演變,在茶文化發(fā)展歷史中,有一些古老的詞匯,比如說、,這兩個詞語分別是茶樹、采摘時間較晚的茶的意識,現(xiàn)在都已經被現(xiàn)代化的詞匯所取代。包括一些動詞含義的詞,都隨著茶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演變,逐漸消逝在歷史長河中,比如說斗茶、奉茶、選茗,現(xiàn)在關于茶,人們只會說泡茶、倒茶、喝茶。

2.3茶文化的發(fā)展使得漢語詞義發(fā)生變化

在以往,茶就是指茶葉、茶樹或者茶水,而在現(xiàn)在,茶有了更為廣泛的含義,指用茶制成的飲品,比如說西湖龍井是茶,冰紅茶也是茶,甚至于由檸檬、、玫瑰等泡制的茶水也屬于茶的范疇。時代在發(fā)展,不同的詞語隨著人們生活習慣和思想的變化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以龍井為例,在古代這只是一個地名,但到了現(xiàn)在就是指龍井茶。同時,隨著茶文化的發(fā)展,一些詞義早已被忘記,詞語也逐漸消逝在人們的詞典中,比如說茶會,兼具茶話會和物品交易的意識,現(xiàn)在一般是指以茶會友的聚會方式。

3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華傳統(tǒng)文化受到外界文化元素的沖擊,要想將優(yōu)秀的中華文化傳承下去,就必須加強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加強現(xiàn)代化的中華文化建設,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漢語言文學是指對中國文學史、中國國學、中華民族精神等內容進行研究的學科,覆蓋政治、軍事、哲學、藝術、歷史、文學等多個領域,其中,茶文化屬于漢語言文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在歷史長河中,隨著茶文化的興衰跌宕,漢語言文學中與茶相關的內容在不斷變化,包括詞匯、詞義等[3]。

參考文獻:

[1]彭慶敏.韓國茶文化對韓國語言文學的影響[J].福建茶葉,2016,(1):255-256.

[2]穆文超,李權芳.從中西茶文化的差異看高校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J].福建茶葉,2016,(10):268-269.